每当我教导福音派大学生关于圣餐的实务时,常会从最后的晚餐谈起,也就是耶稣与门徒同席的那一刻,因为这会引出一些相当直接的问题。我问他们:我们是否该顺服耶稣?是否该遵行祂设立筵席的方式?是否该按照祂所说的去做?是否该使用祂所使用的,吃祂所吃的、喝祂所喝的?
当然该这样做呀!学生们反射性地回答——但随即顿住,仔细想了想,发现自己的教会其实并没有这样做。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无法为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中一些人的教会教导他们,圣餐使用什么“元素”一点也不重要:薯片或 葡萄汁也可以。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何必这么律法主义?上帝不会在意这些细节;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动机。
COVID-19封城期间更加剧了这种态度。当多数教会因无法聚会而暂停领受主的晚餐时,也有一些教会鼓励家庭、甚至个人自己在家中“自领圣餐”。撇开灵性上的庄重性、圣徒共通的礼仪,或牧者权柄等议题不谈,在实际操作上,“圣餐元素” 往往就以冰箱或储藏室里现成的东西来代替。我怀疑,不少年轻人对圣餐的理解,正是在那段时间被深刻塑造的——而且恐怕不是往好的方向。
在疫情结束多年、那些特殊时期已成往事后,在许多基督徒群体中,关于 “圣餐” 的讨论在许多基督教圈子里再度变得乏人问津。这或许是因为,在某种层面上,圣餐是基督徒之间少见能达成共识的议题之一。我们已经在太多事情上意见分歧,以至于每当能说出 “所有基督徒都同意 (某件事)” 时,总是一件喜事。值得庆幸的是,关于圣礼 (Sacraments),所有基督徒在三个要点上是有共识的:
第一,尽管我们对圣礼是否“只有两种”有所争议,但所有基督徒都同意:圣礼绝对不少于这两项:洗礼与圣餐。如果进一步追问,即使是天主教徒、正教徒以及其他属于 “高教会派” 传统的基督徒,通常也会承认这两项是最重要的。
第二,所有基督徒都同意,耶稣亲自设立了圣餐与洗礼,并命令祂的跟随者持续施行,直到祂从天再来。
第三,所有基督徒都同意,教会应当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施行洗礼与圣餐,而这应当从福音书中耶稣自己的话开始理解,进而才是参考新约圣经其余部分使徒们的教导与实践。
当然,我那句“所有基督徒都同意”确实稍微夸大了一点。毕竟有些贵格会基督徒不会举行圣餐;浸信会基督徒则倾向避免使用“圣礼”(sacrament) 这个词;而许多教会传统依然拒绝承认其他基督教群体所施行的圣餐、洗礼的有效性。所以即便在这两点上,我们依然存在分歧。我并非故意粗劣的粉饰太平。
尽管如此,基督徒的合一仍值得追求。去年我在Christianity Today上撰写一篇文,呼吁福音派及其他新教基督徒对洗礼采取更高的看法 (作为一种圣礼)——看重洗礼的必要性、功效与力量。我之所以提出这样强烈的论述,首要原因是我相信这正是圣经本身的教导,其次则是盼望这能使分裂的基督徒彼此靠近。不过,当时我并未探讨洗礼的实际操作,完全避开洗礼应是“洒水”或“浸水”、婴儿或成人受洗等争议。
但在本文里,我想对圣餐做一件类似、却方向相反的事。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讨论主的晚餐的教义,而是想探讨它的 “实践”。我希望帮助人们明白,无论我们如何理解领圣餐的过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 “实践方式” 上是可以合ㄧ的。
当然,这之中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议题,例如圣餐举行的频率、它在敬拜中的位置与重要性等。不过,我将聚焦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虽然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我希望能说服各位,这绝非无足轻重。
让我们从楼上那间房间开始,回到耶稣被犹大出卖前仅仅数小时的最后晚餐 (路22:12;林前11:23)。毫无疑问,当耶稣设立我们今日所称的主的晚餐 ( the Lord’s Supper) 时,祂与门徒分享的是无酵饼和葡萄酒 (可14:12-25)。
毕竟,那不仅是一顿逾越节的筵席,也是除酵节的开始 (可14:1;路22:1)。根据摩西律法,“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出12:15)。
此外,耶稣提到祂从那共用的杯中所喝的是 “葡萄树的果子”(可14:25),而这是圣经中对葡萄酒的惯用简称 (民18:12;申18:4、28:30;书24:13;亚8:12)。
诚然,多数教会对圣餐元素的态度,并不像2020年那些允许在家用多力多滋领圣餐的做法那样随便。教会确实会使用无酵饼 (通常是某种薄饼),但这只是这顿饭的其中一半。另一半才是问题所在:教会不使用葡萄酒。而这可说是福音派在圣礼实践上的一颗 “鞋中小石”。
相比之下,世界上多数基督徒 (包括许多新教徒) 在圣餐中用的确实是葡萄酒。这包括部分卫理公会、多数长老会,以及所有的路德宗、圣公会、东正教和天主教。而不使用葡萄酒的通常是“低教派”的福音派 (low church):浸信会、五旬节派、基督教会 (我所属的传统),以及各式各样无宗派背景的独立教会——这些教会通常以葡萄汁代替葡萄酒。
而我的学生们大多来自这些教会,他们从未对葡萄汁产生过疑问。因此,当他们意识到以下两点时,往往会感到相当震惊:第一,他们并没有按照耶稣明确的指示而行;第二,喝葡萄汁的做法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是相当晚近的发展,与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分歧毫无关联。
事实上,在圣餐中使用葡萄汁绝非出于圣经或教义的考量,而是源自美国的禁酒运动。这一切还要归功于韦尔奇牧师 (Thomas Welch) ——这位19世纪末滴酒不沾的卫理公会牧师率先研发出一种防止葡萄甜汁发酵的方法。这让那些希望完全避开酒精的基督徒无论在平日或主日早晨,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
自那之后,葡萄汁无论作为日常饮品,或作为圣餐葡萄酒的替代品,受欢迎程度都爆炸式增长——不仅在美国,也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如今,全球有数百万基督徒在主的晚餐中使用葡萄汁,因为美国宣教士在传福音的同时,也把这个新奇的文化惯例带过来。但这个文化产物并非源自长达数世纪的基督教传统,而是出于美国本土一段短暂的社会争议:喝酒与“跟随耶稣”是否能并存。
这一切引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耶稣在“设立圣餐”时使用的是葡萄酒,那么改用葡萄汁是很严重的事吗?耶稣——或者说上帝——真的在意我们在圣餐杯中喝下的液体是否经过发酵?如果祂在意,那是为什么?
探讨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思考圣餐元素作为“象征”的本质。这同样是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同意的观点:无论圣餐还具有其他什么意义,饼与杯都是个象征 (symbols),而象征的功能就是“代表、指向”;它们是记号 (Signs),而记号会指涉意义 (signify),它们意义深远,无需言语便能传达深刻的信息。就其本身而言,记号指向超越自身的存在,仿佛无声的箭,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向背后的真理。
象征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是什么”,也因为它同时“不是什么”。停车标志的形状和颜色并非随意而定,其含义与外观紧密相连;美国国旗上的星星数量也非随意而定。同样地,我从未听说有人用油、焦油或尿液来为人施洗。水之所以成为洗礼的元素,是因为它本身就富含象征意义:清澈、干净且纯净;正如它能用来洗涤事物,它同样可以使人溺毙。
这些关于“象征”原则,同样适用于圣餐。饼之所以是无酵的,是因为这是为上帝新约子民所设立的“新逾越节”筵席 (路22:20)。耶稣已将我们从罪恶、死亡与魔鬼这些“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这饼正是我们天路旅程中的粮食——既是匆忙烤制的无酵饼 (出12:8、33-34),也是旷野中从天而降的吗哪 (约6:25-59);圣餐中的无酵饼是那场全新且终极的“出埃及”之粮——主的身体为我们而擘开 (路9:31;林前11:24)。因此保罗劝勉我们:“让我们守这节!”(林前5:8)
既然饼的种类所蕴含的意义如此重大,若杯中的内容物被视为无关紧要,就很奇怪了。事实上,圣经中关于葡萄酒的论述极其丰富。可以说,葡萄酒在圣经中无所不在。虽然它并不常像《提摩太前书》5:23那样被当作医嘱,但它遍布于叙事、预言和神学之中。将葡萄酒从圣餐中剔除,简直就像把这些经文剪掉一样——成了一本“禁酒版本”的杰佛逊圣经。
例如,麦基洗德 (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 带着饼与酒出来迎接亚伯兰 (创 14:18);而麦基洗德在这些层面上皆是基督的预表 (来5-7章)。再如律法规定葡萄酒为奠祭中的饮祭 (利23:13;民15:1-10)。又如上帝也曾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得地为业时,祂必厚厚地赏赐他们:“祂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申7:13)。
在诗篇与先知书中,关于葡萄酒的语言——葡萄树、葡萄园、榨酒池——甚至构成了一整套象征性的世界。上帝借着这些酒的意象来谈论祂所爱的以色列,用来发出愤怒与审判的警告——有时甚至双管齐下,如《以赛亚书》5:1-7所示。有位神学家甚至称呼圣经中丰富的“葡萄酒预表论”为一种“酒神学”(oino-theology)。
当耶稣——这位不仅是圣经最权威的诠释者,更是圣经作者本身——在最后的晚餐中举起杯时,祂承载了上述一整套丰富的意涵,甚至远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要看见这些象征对我们今日的文化而言并不陌生;这不仅仅是葡萄酒在 “圣经时代”代表了什么意义的问题而已。
试比较一下葡萄酒与葡萄汁在我们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葡萄酒象征成年、成熟、欢庆与喜乐;它何其有价值,并如同耶稣的传道生涯中所示,葡萄酒标记着一个场合的重要性、意义且令人难忘 (约2:1-11)。
相较之下,葡萄汁象征的是儿童、尚未成熟的年纪;是父母或老师当作奖励给小孩子喝的饮料;既廉价且大量生产。没有成年人会在餐厅里点一杯“上等葡萄汁”;也没有男人会用一瓶葡萄汁来取悦约会对象。即便是在无酒精的婚礼上,出现的也会是气泡葡萄汁——仍需要额外“加工”才能让葡萄汁特别一点。
从圣经角度看,葡萄汁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除了如《民数记》6:1-4拿细耳人誓言中提到的,视其为转化成酒之前的过渡状态。但从文化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真的想认真看待圣餐的意义),葡萄汁的象征意义甚至比“毫无意义”更糟。然而,对数百万个基督徒来说,果汁已成了不可被质疑的葡萄酒替代品,取代整本圣经中意义最丰富、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然而,耶稣是有意地——也就是带着“目的”的——设立无酵饼与葡萄酒。无论在圣经还是人类文化中,这两者皆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记号。如果耶稣当时有意而为之,那么这至今仍是祂的心意。我们不需要揣测上主如今的旨意为何,祂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施行圣餐时,使用祂当初设立时用的元素。
所以,我们为何不这样做呢?从“整体原则”来看,教会并没有正当的理由系统性地以葡萄汁取代圣餐中的葡萄酒。当然,或许在特定的地方、个人处境或宣教情境下,确实可能出现合理的例外。但若要谈例外,必然先有“常规”的存在。而这个常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葡萄酒。
在美国福音派圈子里,有个不容忽视的讽刺之处:那种视“严格的禁酒主义”及 “原则上避免喝酒”为基督徒敬虔表现的观念,根源来自美国福音派。但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所言,这种跨世代的严格限制近几十年来已有所松动。我认识的所有福音派基督徒如今都会喝酒——连他们曾经坚持禁酒的父母也开始如此。
无论这样的转变有何优点 (我并不想轻忽其中真实存在的负面影响),它确实在许多教会中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状:会众席上坐满了在家会喝酒的成年基督徒,但他们在主的晚餐中却不喝。我们几乎把20世纪禁酒令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变成只在主日才禁酒。
可以说,在实际层面上,这恐怕是所有可能情况中最糟的一种。对那些在家从不喝酒的人来说,在教会也避开葡萄酒至少还算逻辑自洽;但如今教会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话虽如此,将葡萄酒重新引入圣餐实践的理由,也不只是为了逻辑自洽,而是出于神学、圣经教导及教会论。
在圣餐中使用葡萄酒,将使我们的教会与全球其他教会、以及在 “韦氏葡萄汁” 出现之前的基督徒传统重新对齐;也使我们与圣经中关于 “葡萄树果子” 的丰富象征意义对齐;更重要的是,这将使教会与使徒及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和实践保持一致——甚至我想说,是顺服祂的教导。
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了。
Brad East是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着有四本书,包括《教会:上帝子民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与《写给未来圣徒的信》(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