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战争”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被邀请参与一场驱魔仪式时，我已在教会服事超过十年。

即使到现在，我仍不确定 “驱魔/赶鬼” 是否是最合适的词来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那跟电影里演的完全不同。没有人头旋转360度，没有低沉怪异的声音，或任何不寻常的身体现象。

在现场的，只是一位曾当过宣教士的男子。他发现自己在情绪与人际关系上，正走向他从未想像过的歧路，内心没有任何可站立的稳固之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挣扎不只是心理层面的。透过共同的朋友，我被邀请成为其中一位为他的 “释放” 祷告的小组成员。

我当时其实不确定自己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我的信仰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保守教会，我们确实相信魔鬼的存在 (我记得我曾收到一叠印着圣经经文的卡片，用来抵挡特定的试探，称作 “对抗撒但工具包” )。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曾是宣教士或来自像旧金山这样大城市的来宾讲员，分享一些关于邪术活动的惊人故事。但在我们的传统中，“驱魔/赶鬼” 从来不是教会生活的常态。我原本以为会看到某种戏剧性的对抗场面，或极具力量的大声祷告，但那一天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当我们几个人围着这名男子时，我们问他：哪些事让他感到困扰？他已经尝试过哪些寻求帮助的步骤？他渴望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然后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求上帝将他从任何形式的属灵压制或攻击中拯救出来。我对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或是否真有某种邪灵在工作，心里并没有很清楚的答案。

但有一件事我非常肯定：这是一位正被他无法掌控的力量所困扰的人，而世上每一个人生命的真相——唯有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在那ㄧ刻变得无比清晰。

我们 “驱魔” 祷告时间的结束，和一开始一样毫不戏剧化。我们抱了抱他，讨论接下来的步骤及再次聚会的时间，便各自回家了。

最近，我在一场事工研讨会遇到这名男子。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得着医治；有些地方仍带着也许会永远存在的伤痕。但他感觉自己已经摆脱20年前困扰他的那种压制。但对我而言，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依然是个谜团。

探索灵性的现实

中古世纪的神学家曾说，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描述上帝：其一是 “否定之道”(via negative)，也就是透过描述上帝 “不是什么” 来描述祂：祂是不受空间限制、不受知识限制、不受能力限制的；第二种是 “类比之道”(via analogia)，也就是描述上帝 “像什么” ：像堡垒、像父亲、像磐石、像恋人。

而类比的方式，或许是我们描述人类的 “属灵生命” 最重要的方式。这些类比常与成长有关 (如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圣灵的果子是⋯⋯” ) 。其他的则集中在描绘教会就像 “ㄧ个身体” 或大家庭。

不过，也许最耐人寻味、也最具争议的图像，是将人类的属灵生命描绘为一场 “属灵战争”。为什么圣经作者会用这种图像来描绘灵性的现实？这对我们的事工又意味着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圣经作者们活在一个视 “属灵/灵界现象” 为日常的世界；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 (尤其是西方)，则以科学/逻辑削弱这种感受。

20世纪最伟大的属灵争战著作，出自一位圣公会的知识分子之手，即便他本人可能从未使用 “属灵战争” 这个词汇：路易斯 (C.S.Lewis) 所著的小书《小心魔鬼很聪明》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揭示了 “一个灵魂的得与失，其实牵动着天与地之间的角力”。

路易斯指出，对现代人而言，要认真看待 “灵性世界” 作为宇宙根本维度的一部分，已变得非常困难。书中的资深魔鬼写道：“多亏了我们在数百年前在他们 (人类) 身上启动的进程，他们如今几乎不可能在 ‘熟悉的事物摆在眼前时，去相信不熟悉的事物’。”

有时，人们 “不真的相信撒但存在” 的现象，反映了更大的问题：他们不再相信 “灵性领域/层面” 的存在。我们的文化如今已极端物质化，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这也正是为什么现代人觉得祷告是如此困难。

人们常说，他们觉得自己的祷告好像永远穿不过天花板。然而，如果上帝的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那么祷告根本不需要穿过天花板，因为上帝早已在天花板的这一边。

在以 “战争” 作为比喻的经文中，也许最关键的一段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将穿上 “属灵军装” 的必要性，与和品格成长有关的特质做连结：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盾牌。新约圣经对于如何 “辨识正确的品格” 的教导远多于描述 “哪些地方有xx种魔鬼”。

保罗的焦点 (我们若忽略了，必会付上代价) 是：要严肃看待 “藉由上帝的能力，塑造我们的生命品格”，因为人类的“灵性生命” 将在 “灵性现实” 中持续存在。

邪恶存在何处？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喜欢高度谈论 “心理治疗” 的文化里，“邪恶” 这个概念正逐渐消失。但偶尔，我们会被像犹太大屠杀、种族清洗、或恐怖攻击等可怕的事件震撼。然后我们才会想起为何我们仍需要 “邪恶” 这个词汇。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所对抗的是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精神科医生M·派克 (M. Scott Peck) 提到，他曾与一位患有忧郁症的15岁少年鲍比会面。自从他 16 岁的哥哥用一把 .22 口径步枪自杀后，鲍比的状况持续恶化。

派克试图深入了解鲍比的内心，却毫无进展。为了寻找建立连结的方式，他问鲍比父母在圣诞节送了什么礼物给他。“一把枪，” 鲍比说。派克愣住了。“什么样的枪？”

“一把.22的枪。”

派克更加震惊。“收到和你哥哥自杀用的相同型号的枪，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是相同型号的枪。”

派克听了稍感安心。

“是同一把枪。”

鲍比的父母把哥哥用来自杀的那把枪，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他。

当派克与这对父母会面时，最令他震惊的，是他们刻意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他们不愿容忍任何对儿子的关切，或任何试图审视他们道德问题的努力。

二十年后，派克成为基督徒，回忆起这件事时，他写道：

二十年来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现在知道鲍比的父母是邪恶的。但当时的我不知道。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邪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我的督导们也无法帮助我指认我所面对的东西。“邪恶” 这个词在我们的专业词汇中并不存在。作为科学家而非神职人员的我们，不应以这样的词汇思考问题。

有意思的是，尽管派克经常接触一些被法律定罪的囚犯，但他很少在他们身上发现 “邪恶”。他最终领悟到，邪恶的核心指标，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拒绝面对自己的罪恶”；邪恶的核心缺陷，不在于罪本身，而在于拒绝承认罪。这个定义使人联想到耶稣对宗教领袖远比对妓女、税吏严厉得多的原因。

身为一名宗教领袖，这段话令我深感战栗。

邪恶确实存在。邪恶是真实的。邪恶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试图让受害者相信，邪恶只存在于 “外面”。索忍尼辛 (Alexander Solzhenitsyn) 写道，他是在监狱里逐渐明白：

分隔善与恶的界线，不是穿过国家、阶级、或政党，而是穿过每一个人的心，穿过所有人的心。这条界线会移动，会随着岁月在我们里面摆荡。即便在最被邪恶吞没的心里，也仍保留着一小块善的桥头堡；而即便在最良善的心里，也仍藏着一小角的邪恶。

某些受欢迎的基督教小说在描述属灵争战时，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助长了我们把“我们” 想成好人、“他们” 想成坏人的倾向。这种粗暴的二分观点错置了索忍尼辛说的善恶界线，好像那条线是把 “我们” 与 “别人” 分开，而不是把我们与 “我们内心最好的自己” 分开。

如果对邪恶没有认知 (能看见外在的及内在的邪恶)，也许基督教事工就会少了必要的急迫性。今日教会对 “公义” 的关注快速增长，是非常美好的事。但追求公义不能仅靠人的方法。像温克 (Walter Wink) 等神学家指出，当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而是与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争战时，所谓的 “掌权的” 很可能包括那些顽固地抗拒公义与正义的经济及政治体系。

我第一次到衣索比亚时，看到有些孩子被自己的父母弄瞎或致残，因为他们唯一的生存盼望，是让孩子悲惨到足以引起像我这类有钱旅客的怜悯。任何 “行公义” 的努力，若忘记人类最终的敌人并不是贫穷、文盲或疾病，而是 “邪恶” 这个比这些更深、更坏的东西，并且邪恶同样会攻击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的人——那么，这些努力终将失败。

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更加关注邪恶的势力。我们不能给予邪恶者过多或过少的关注。在ㄧ些知名故事中，如《星际大战》和《悲惨世界》，正派与反派出场的时间几乎一样多。

但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圣经中提到上帝的经文，远远多于提到撒但的经文。这反映了一个经常被遗忘的神学事实：魔鬼绝不是能与上帝对等抗衡的一方。它是受造物，而非创造主。若非要找一个与魔鬼对等征战的一方，应该是大天使米迦勒。

灵性的、情绪性的，或只是身理反应？

灵性的、情绪性的，以及生理健康之间的界线，既重叠又模糊。

有时，上帝会在ㄧ个戏剧性的瞬间完全释放某个人 (全然改变他的生命)。95岁的路易 (Louie Zamperini) 近期来我的教会，分享上帝如何以他从未能预料的方式，把他一生的苦难转为益处。曾身为二战战俘的路易，在战争结束后，人生一度陷入愤怒、恐惧与酗酒的漩涡，无法自拔。但当他在葛理汉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上将生命交给基督时，他立刻得着释放。他不再有恶梦，不再受到酒精的诱惑，愤怒的感受也完全被饶恕取代。

但上帝并不是总是以这种方式拯救人。

有时，基督徒会倾向追求及接受一种 “即刻解答” 的模式，当自己的问题被迅速解决后，自己就不用再承担艰辛、困难的内省改变。若我们的问题全来自外在 (恶者) 势力，我们就可以沉迷于这种错觉：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帮助，不需要花费心力自律、培育新的属灵习惯。

若我的问题来自 “外在的灵界力量”，我便可以逃避面对自己该负的责任。而将人的责任推给超自然的邪恶之举，其实从伊甸园时代就开始了——当上帝问：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这个借口在当时行不通，此后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行不通。圣经中说的属灵争战，虽突显人类的脆弱，但从未削减人的责任。

属灵争战与情绪健康的关系，在教牧关怀领域中尤为重要。一名优秀的临床辅导者首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对病情的评估与诊断。而圣灵赐给教会的礼物之一，便是 “辨别诸灵”——能分辨上帝的灵与其他陌生的灵。在新约之外，属灵导师如罗耀拉神父 (Ignatius de Loyola) 也留下跨越世纪的智慧。他特别强调：辨别诸灵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看某种 “灵” 的动向是否使人更靠近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等)，或是背离它们。

由于我就读的临床心理学博士课程设在一所神学院内，关于 “诊断” 的议题因此特别突出。对于何时该判定某情况涉及邪灵，人们意见不一。若一位 “辨识者” 错误地直觉有邪灵存在，对当事人的伤害 (尤其是孩子) 会极其深刻。因此，一组神学家与临床咨商人员共同拟定了一些辨别诸灵的原则，或许对教会有帮助：

有鉴于 “辨别诸灵” 并不保证无误性，这些判断应当受基督徒群体中具智慧、有知识、有责任的成员的共同评估。

若未获得当事人的充分知情且同意，绝不可替任何人进行驱魔。

因为心理疾病常伴随对性或宗教的过度关注 (如狂热、弥赛亚情结等) ，因此在进行驱魔前，应由具专业能力的临床人员先进行评估与诊断。

由于精神疾病常伴随对 “性” 与 “宗教” 的迷恋 (例如躁症与救世主情结)，除非受过训练的临床专业人士已完成评估与诊断，否则不应进行驱魔。我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常年受躁郁症所苦，常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怪异行为，人们常对他说他需要从邪灵附身中得释放。但当锂盐 (Lithium carbonate) 被发现可有效治疗躁郁症后，他的心理健康得以恢复。然而，他的信仰却因多年的属灵误诊而深受打击。

若一位基督徒辅导者试图只以人的方式来协助病患，却不倚靠祷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失职。

当谈及人类行为时，“医治” 就像 “争战” 一样，是一种比喻。罪需要的是赦免，而非情绪宣泄。耶稣曾警告，一个人若从一个邪灵得释放，但他的心是空虚的，可能会有七个更恶的灵再回来占据他的心。最终，人心必然会被某个超越人心的力量所治理。

救我们脱离凶恶

虽然基督徒对所谓的 “主祷文” 耳熟能详，其中有些句子我们却鲜少深思。例如当耶稣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祂究竟是什么意思？

新约学者布鲁纳 (Dale Bruner) 指出，耶稣在此使用了一个几乎带有暴力色彩的动词来表达 “救” 的概念：它的意思是 “猛然抓住” ——就像一只手在巨大危险中迅速抓住某个物体一样。这里的意思是，魔鬼不断诱惑我们落入陷阱 (那些导致道德毁坏的网罗)，而要从中得救，需要倚靠超越人类意志力的力量。唯有上帝亲自看顾、抓取与拯救，我们才得以脱离凶径。这才是真正的 “拯救”。

偶尔会有人对我说，因为我是牧师，所以魔鬼会特别想攻击我。我并不太确定这一点。我不认为上帝衡量祂国度内的 “重要性” 的方式，是根据世俗的宗教制度或头衔。而且，我认为，人若把自己放在某个 “特别强大、值得撒但特别关注” 的属灵位置上，多少有点自我迷恋、自我中心。

话虽如此…

我确实经历过，在一些极深刻的属灵事奉之后，会立刻、莫名其妙地遭遇强烈试探的时刻。

我也曾见过，当似乎有极重要的属灵工作正在进行时，反对的声音却几乎同步加剧，相互纠缠。

我相信，上帝的美善工作确实会遭遇强大的阻碍，而那些阻碍既可能来自我们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

我也知道，每当有人对我说：“我每天都为你祷告，” 时，我内心感受到的，不只有感谢，还有种更深刻的力量。

这个真理是极为明确的：耶稣把 “救我们脱离凶恶” 与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连在一起。得着拯救的主要途径，在于爱上帝、认识上帝。

在过去，那个纸钞仍由树木制纸印刷的年代，辨识伪钞的专家并不会把时间花在研究假钞上，而是让自己熟悉真的钞票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能一眼识破伪钞。保罗之所以称恶者为 “光明的天使”(林后11:14)，正是因为我们太容易为自己对试探妥协找理由、找借口。我们真正的安全，不在于更认识仇敌，而在于更亲密地认识我们的天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