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平安夜，媒体技术研究者苏伦走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郁闷地发现自己仿佛走进了百年寒冬的纳尼亚，“周边人迹罕至，一片寂寥，感觉不到半点圣诞节的气氛”。同一天，他在一个大学生微信群里收到一条通知：“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内禁止在群内发关于平安夜、圣诞节、狂欢夜的图片或文字，我们只过中国节，不需要洋人节！”
那一年，多所中国高校和中、小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庆祝甚至谈论圣诞节，河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多个城市的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商家摆放任何圣诞装饰。也是在那一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新的宗教管理法规，中国家庭教会开始遭受新一轮更严酷的逼迫。
2022年圣诞即将来到，而中国政府最近刚刚放松了抗疫封控政策，很多中国基督徒在逼迫和疫情当中开始思考未来如何过圣诞节的问题及其对传福音的影响。
在廿一世纪初的中国，不但有政府禁止学生和商家庆祝圣诞节，而且有知识分子呼吁“抵制圣诞洋节”。2006年，北大、清华、南大、武大等高校的十位博士联名撰写公开信，倡议中国民众抵制圣诞节和“准耶教化”，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
认同十博士观点的人认为，一个“一不读圣经，二不做礼拜的中国人，去庆贺（耶稣）这样一个自己不崇拜的人的诞辰”，是自卑“崇洋”、“缺乏信仰”和“背离中国传统”的表现。但也有很多人对十博士的倡导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过圣诞节，只是“追求时尚”，借机玩乐，根本无关宗教信仰，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横加阻止。在他们看来，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拯救国人信仰”的名义抵制圣诞节，是十分“可笑”的。
有一个在大多数相关网络热评中被忽略或者故意避开的事实，就是在中国，庆祝圣诞节的人并不都是“一不读圣经，二不做礼拜”、仅仅为了赶时髦、借机寻欢作乐的人。今天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他们庆祝圣诞，是为了记念耶稣基督在两千年“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他们中的一些也曾在网上回应抵制圣诞的呼吁，解释基督徒庆祝圣诞节的真义，但他们的回应甚至在中国墙内网络封禁基督教内容的新规定出台之前就基本上都被删除。
抵制的心态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热心于对圣诞节的抵制，与过去二十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再次兴起相关。中国在过去遭受西方列强欺负的耻辱和今天中国的强大（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让很多中国人产生一种混合了隐性自卑与盲目自大的“爱国主义”情结。而近年的圣诞节之争，更加凸显在民族主义思潮之下，受到中共控制、引导的社会舆论对于西方思想——特别是基督信仰的排斥与对抗心理。
海归基督徒、多媒体创作人陆思（因为安全原因使用化名）认为，抵制圣诞的理由，“其实就是借着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给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来自北京、现在美国进修神学的郭颜认为，抵制圣诞的想法背后，是“原子化”、一元化的思维。跟美国教育崇尚的开放包容和尊重多元性相反，“中国是灌输式教育，是做臣服的顺民，同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教育。所以批判‘崇洋媚外’，提倡文化自信，其背后原因是排斥多元文化。”
文化的恩怨
许多中国基督徒跟许多非基督徒学者一样意识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喜欢过圣诞节，其实跟他们是否认同基督教信仰关系不大，而更多是商品经济下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行为。因此以拒斥“西方文化入侵”为名抵制圣诞节，有人为制造恐惧、煽动“文化战争”之嫌。
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学院邵志择老师指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遭遇抵制，因此耶稣圣诞在近代中国能成为一个节日，基于民众消费的物质享受可能是主要原因……中国人对待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在抵制其政治、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又欣然接受其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从民族主义出发抵制圣诞节，也带出来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很多中国基督徒都指出把基督教视为“洋教”和“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的谬误。
住在成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冉云飞老师说，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真理或“独一真神”的概念，所以中国人会区分“本国神”和“外国神”：“中国人只把神当成区域神。因此神不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不是福建（玛祖庙）的，就是浙江（土地庙）的——就像一个街道办主任。”
在湖北某家庭教会牧会的赵亚伦牧师（因为安全原因使用化名）说：“基督教对整个世界的文明的推动、促进和更新都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信仰也应当是普世的，而不是某种民间宗教。”
现在美国攻读神学博士学位的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龙降恩说：“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一不读圣经，二不做礼拜的中国人’，然而圣诞节所庆贺的那一位却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事实上，一个‘一不读圣经，二不做礼拜的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诞生是真正的划时代的事件；一个‘一不读圣经，二不做礼拜的中国人’仍然享受着中文圣经和合本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重要贡献、来华宣教士对中国社会的积极贡献、以及基督信仰对人类文明的普遍贡献。”
圣诞与宣教
如果庆祝圣诞被抵制、禁止，对中国教会传福音会有怎样的影响？在过去这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庆祝圣诞节都是中国家庭教会每年用来外展、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在一些大城市里，每年的平安夜，官方“三自”教会里都会人潮拥挤、人满为患，而且很多是年轻人。家庭教会也纷纷租用酒店等场地举办圣诞晚会等福音性的活动。
郭颜告诉CT，她怀念昔日跟北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圣诞节传福音的光景：“在受逼迫和封闭环境下，中国家庭教会大胆地把圣诞节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传福音聚会。我清晰记得我们会在圣诞节借着小组聚餐，一起观赏圣诞相关的音乐、戏剧、电影等，邀请陌生人和非信者来教会听福音。我们也会走到各个地方向人发福音单张，邀请人来教会聚会。”
如今，中国家庭教会不但正遭受更加严酷的逼迫，而且面临新冠疫情的“新常态”。郭颜说她感觉如今的中国家庭教会恐怕很难再想过去那样藉着庆祝圣诞大张旗鼓地公开聚会和传福音了。
“但上帝的道不被捆绑，”她说。中国基督徒仍然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向同胞传福音。郭颜举了一个例子：后疫情时期，网络云端聚会已经成为教会传福音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基督徒在圣诞节期间即使没有面对面的聚会，也会利用网络通讯工具一起在网上唱诗、短讲、庆祝圣诞、讲述福音。
陆思认为对圣诞节的抵制和对教会的逼迫也可能为中国基督徒带来传福音的机遇：“以前在面对逼迫相对少的时期，很多基督徒其实都会偷懒，只在圣诞节才开始传福音。而且传福音也只是把人带到教会中，自己的任务就结束了。但面对新一轮的限制，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福音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做、都应该做的事，而且也不仅仅是把人带到教会来这么简单。如果教会不再被允许聚会，那么我们就去到人群中，或把人邀请到家中，向他们传福音。”
中国基督徒面临的新的挑战也涉及基督教“本土化”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现在美国加略特（Garrett）福音神学院进修的胡吉勋老师对于基督徒用庆祝圣诞节来传福音抱持一种淡定的态度：“由于圣诞节的日期选择并非出于圣经，也不是基督徒的核心信仰内容，因此，对教会来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圣诞节的抵制，都并不会让教会对基督信仰产生动摇。”
鉴于民国以前上海人曾经把圣诞节称为“外国冬至”，胡老师说，也许在未来中国基督徒可以推广一种记念耶稣道成肉身的“福音化冬至”，把圣诞节改造成一个本土化的基督教节日。
龙降恩牧师提醒中国基督徒，面对民族主义的拒斥，我们需要超越文化的争执，坚持用爱心传播“普世欢腾”的好消息：
“圣诞节并不是西方人的‘洋节’，而是无问西东、普天同庆的全球节日。从历史起源及发展的视角而言，基督信仰发端于亚洲，而非欧美，并且如今已经遍布全球……福音挑战任何文化中的假恶丑，成全任何文化中的真善美。那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反基督教的口号，‘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的中国人，就多一个依靠基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人。”
Sean Cheng是CT亚洲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