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耶稣曾是个难民

上周，美国国务院下令《世界救援会》(World Relief) 等接受联邦补助计划帮助难民在抵达美国的最初几个月安顿的机构“停止所有工作”。而就在不久前，美国政府临时发布命令，让逃离阿富汗塔利班迫害的人——包括曾在美军与盖达组织的战争中协助美国的人——陷入极为不稳定的困境。

眼下的问题不仅是全球对难民的反对声浪，还有某些反难民人士在难民被拒绝时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甚至对那些提醒他们“拿撒勒人耶稣也曾是个难民”的人加以辱骂。

但耶稣真的曾是个难民吗？如果是，这个事实有何重要性？

关于耶稣是否曾是难民的问题，其实非常清楚，毫无争议。联合国目前对“难民”的定义是：“因迫害、战争或暴力而被迫逃离本国的人。”这与英语中该词的日常用法一致。例如，《韦氏词典》对“难民”的定义是“逃亡者”，尤其是“因逃避危险或迫害而前往他国或安全处的人”。

马太福音记载，当东方的星象家来到犹太地，传递弥赛亚已在伯利恒诞生的消息时，希律王勃然大怒，下令屠杀伯利恒及其周边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 (太2:16)。但约瑟此前已因梦中天使的警告，受指示带着家人逃往埃及 (太2:13)。

圣经告诉我们，约瑟、马利亚和耶稣在埃及避难，直到希律王去世。即便如此，当约瑟得知希律的儿子亚基老接管了犹太地时，再次在梦中受到警告，知道局势依旧危险，于是退到加利利的拿撒勒 (太2:19-23)。

此外，马太福音记载，耶稣逃往埃及的事件不仅仅是一场家庭避难，更与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经历产生深层的先知性连结。如马太所言，这次的逃亡、成为难民及耶稣后来的归回，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2:15)。

那位先知就是何西阿，上帝曾对他说这句话，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的事件 (何11:1)。当时，上帝透过摩西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出4:22-23)。

耶稣，作为以色列历史的终极实现者，重演并救赎了这个故事。正如上帝曾让以色列人寄居埃及以躲避饥荒，同样的，上帝也在埃及保全了以色列人耶稣的性命；如同上帝指引希伯来人逃离迫害他们的王，上帝也指引弥赛亚的家庭逃亡；如同上帝在旷野保护以色列人，并引导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也在圣灵的带领下进入旷野 (太3:13-4:11)。

从出埃及那一代人到耶稣诞生之间，圣经记载了许多难民的故事。例如，耶稣的祖先喇合——耶利哥城的一位妓女——因帮助约书亚的军队攻取应许之地，离开自己的民族，投奔以色列人 (约书亚记2章)。另一位祖先，寡妇路得，则离开摩押与婆婆拿俄米一同前往伯利恒，靠拾取田间遗落的麦穗为生 (路得记1-2章)。

路得原以为，作为外邦人，她会受到以色列人波阿斯的轻视，但波阿斯却称赞她，因她离开父母与故土，为了照顾亡夫的母亲而住在陌生的百姓中间 (得2:11)。波阿斯更奉“耶和华以色列神”为她祝福，因她“投靠在祂翅膀下”(得2:12)。

耶稣的祖先大卫，也曾因扫罗王的追杀而四处逃亡 (撒上19:18)，甚至一度避难于敌人的领土迦特 (撒上21章)、藏匿于山林洞穴 (撒上26:1-3)，又逃往非利士地 (撒上27-29章)。

圣经中类似的例子多不胜数，正如圣经所言：“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希伯来书11:32, 37-38)。

耶稣来到世上，正是进入这样的故事之中，祂也呼召我们跟随祂加入这个故事。

那么，这对我们国家的难民政策有何启示呢？从某种层面来说，没有太多的启示。毕竟，没有任何国家能接纳所有难民，正如没有一个人或一间教会能照顾所有寡妇与孤儿。一个国家为了维护公义与秩序，谨慎筛选并排查难民，是合理且必要的 (罗13:1-5)。基督徒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持不同意见。

然而，即使基督徒可以对一个国家能接纳多少难民持不同看法，我们却无权违背圣经对难民的看法，以及我们应当以何种动机来回应这个议题。而这最终确实会影响我们支持的政策方向。

圣经虽没有建议我们一套具体的税收政策，但圣经教导确实塑造了税吏的良心，使他们不滥用权力、不勒索百姓 (路3:13-14)。试想，若一个社会普遍容忍贪污，并且制定税法只是为了“奖励朋友”、“惩罚敌人”，我们不需要详细的政策蓝图，也能预见这种动机必然导致不公义的政策。

一位在税务机关工作的基督徒，不应该强行推动某种“圣经式的税收政策”，但他应该让自己的思想及良心受圣经的塑造，知道圣经对那些“不为孤儿伸冤、不听寡妇委屈”的人所发出的警告 (赛1:23)。

在全球充斥着反难民言论的时刻，许多人的用字遣词既丑恶且充满仇恨，基督徒此时面临的关键考验依然是：对我们而言，谁是我们“看不见”的人？

那些自身不是难民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议题与自己无关。然而，试想我们在面对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议题时，会有多么不同的做法？

例如，我认识一些人在反对阿片类药物 (opioid) 滥用的问题上，付出极大努力。他们之所以积极发声，不是因为他们过去曾支持滥用药物，而是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这种成瘾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若不是亲身经历，他们或许从未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认识许多致力反对在世上任何地方进行种族灭绝的人，因为他们的家族历史中曾有人在犹太大屠杀 (Holocaust) 中丧生，或曾逃离纳粹政权。他们当然不可能成为支持种族灭绝的人，但他们特别敏锐地意识到，当人们的良知对此类暴行麻木时，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当中国为维吾尔人设立集中营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其中的危机。

大多数美国基督徒并非难民。许多人甚至不认识任何一个难民家庭。因此，他们或许会选择对难民的困境视而不见。然而，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可以容忍难民遭受不公的对待。而我们确实都至少认识一个难民家庭。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若我们在基督里，祂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 (林前10:1-2)。

难民往往不受本地人欢迎，甚至常成为替罪羊，被人诋毁。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这样说。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来13:12-14)。

那位在城外受辱、被咒诅、几乎孤立无援的耶稣，今天呼召我们跟随祂——无论祂走向何方，跟随祂到那里。祂呼召我们关心那些祂关心的人，因为即便没有任何人听见，祂仍能听见那些在危难中的人的哀哭声 (雅各书5:4)。

我们或许不总能在难民政策的制定上达成共识，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被警告过，若我们对受苦者的心变得刚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心应当如此被基督的故事所塑造，以至于当我们听见自己鄙视地脱口而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时，能够立即警醒 (约1:46)。

是的，耶稣曾是个难民。今天，祂仍在难民营之中。我们的心也应该在那里。

罗素·摩尔 (Russell Moore) 是本刊的总编辑，领导公共神学计划 (Public Theology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