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去教会？” 是个错误的问题

通常，问错误问题的人会得到错误的答案。在我的学术领域——神学里，也许更常见到的错误是，在错误的问题上得到正确的答案。

也许称呼如宇宙论 (Cosmology)、神义论 (Theodicy) 以及与神迹相关的辩论为 “错误的问题” 是不公平的。只要是出于善意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能产生深刻的见解。但这类问题往往会使人们继续提出并继续回答 “与上帝有关” 的人类视角下的问题。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所说的那样，神学本身 (Theology Proper) 应该激发人类追随 “以上帝的方式去思考” ——寻求像上帝那样谈论上帝，及探索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以弗所书3:8)。

也就是说，神学的意义无非是透过圣经和教会的敬拜，来认识这位我们如今只能透过模糊不清的玻璃来认识的上帝 (歌林多前书13:12)。

透过上帝的 “测不透性” 这个视角来寻求关于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并不是最舒服或最常见的起点。有些人觉得这种想法是种逃避，有些人则觉得我在暗示他们的信仰是 “充满不确定性” 的。还有人觉得这种想法太松散，甚至是懒惰，毕竟，现有的成千上万个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叙述，似乎都暗示着：解决基督教信仰里“所有” 潜在的问题，不是更好吗？

我的回答是，基督教神学的目标，至少对我来说，是认识 “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对任何问题或任何研究得到铁板钉钉的结论。 “全然理解” 和 “信仰” 是不一样的事。

在《约翰福音》的结尾，复活的耶稣向祂的门徒显现。这群人如今已回到提比哩亚海捕鱼，这个事实本身令人感慨。这些人曾经是渔夫，被呼召离开自己的职业、跟随拯救以色列的君王。他们跟随了主耶稣，放下赖以为生的方式，然而，这种忠诚似乎在他们所爱的主死后就结束了。

在基督教传统中，基督之死至基督升天的这段时间，是个充满意义的停顿。基督死了，基督复活了——然而这对门徒意味着什么，尚未完全揭晓。此时，门徒们对基督复活的意义充满疑问：他们将以何种力量或什么样的“代理人” 的角色，继续传递基督的信息？

于是，他们重操旧业——捕鱼——在海上度过一整夜。他们一无所获。

你可以想像这样的夜晚是何等的悲伤，甚至绝望。他们目睹了救主的死亡，他们对以色列复兴的盼望也随着祂死去。他们之中一些人看到基督复活了，但即便如此，复活的基督也只是短暂地与他们同在，并且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如今，他们回到曾经谋生的方式的努力也遭遇挫败。

他们能宣扬什么样的信息？他们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他们要如何养活自己？所有这些问题暂时都没有答案。

他们的困惑可想而知。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门徒时代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会再来，并带来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王国。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对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生活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但当耶稣被当作国家的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们看待世界的框架被打碎了。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的话语流露着心碎的声音：“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 (路加福音 24:21)。

我们素来所盼望的。

这句话里的失望溢于言表，好似即将迸发迷失甚至悲痛的情绪。当然，基督之死让许多人的期望落空。他们曾期待祂会带来新的神权统治，也就是上帝在地上直接开始的新统治。但他们当下的问题——这个已死之人，能如何拯救以色列？ ——在那个时候，是个错误的问题。

最近，我常遇到人们问我：“为什么地方教会很重要？” 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

忿忿不平的基督徒想知道，既然教会内有这么多伤人的事，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教会？牧师和教会领袖也想知道如何向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传递去教会的好处。

今日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熔炉里，这个熔炉应能烧掉所有关于 “教会存在的意义” 的错误答案。过去几年一些因疫情而关闭的教会将敬拜转移到网路上。人们在客厅就能观看教会的现场直播。圣餐有时在家里厨房的餐桌上举行，或是完全被省略。敬拜音乐用的是串流平台上的歌。基督徒和家人一起聚会做礼拜，或什至就不参加礼拜了。

如果认为这种安排不算是敬拜，就大错特错了。确实，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耶稣也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诗篇19:1；马太福音18:20)。人们本能地认为，上帝能在卧室、在大自然，甚至电视萤幕上与我们相遇，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整个基督教传统都坚定地认为，上帝不受任何事物阻碍，祂能透过物质接近人——包括透过电子数据传递到萤幕上。上帝的确与祂聚集在世界各处家中的子民同在。

然而，把像这样的聚集称为 “教会” 也是不正确的。教会不仅仅只是上帝在一个人心里的指引和安慰，也不只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时所带来的真实的安慰和相互纠正。教会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当基督徒偶尔聚集在家里桌边唱歌、学习圣经。

在圣经里，上帝创建教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塑造“个人的生命”，更是要塑造 “一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大卫的呼召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士师们判定以色列领袖的罪，是为了要带领这个民族成为圣洁的民族。

以上这些上帝与某个人交谈、指引和导正他来服事祂圣洁民族的模式，就是上帝在自己的子民中工作的故事。各种基督教聚会和基督徒之间的聚集，都可以成为上帝在祂的子民中施恩作工的途径，但并非所有这些聚会都是 “教会”。

在定义 “何谓教会” 时，最主要的诱惑是强调教会所能达成的目的。我们倾向提出错误的问题，即：教会的存在为何很重要？。但教会本身可能并不会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来 “重要”。

一旦我们问教会为何 “重要”，我们就会被诱导去思考教会的具体目标或对社会的贡献。宗教社会学家伯格 (Peter Berger) 在《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一书中指出，宗教如今是个人在 “经验市场” 里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如果伯格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宗教就是美国人 (和类似美国的世俗化社会) 为了减轻良心的不安、舒缓焦虑，或行出 “道德的结果” 而可能选择的众多选项之一。而这些都会被视为教会存在的目的。但灵魂是一种效率极低的现实存在，当对灵魂的关怀变成 “选项之ㄧ” 时，关怀灵魂的优先顺序也就降低了。

如果教会在 “某种市场” 中运作，那教会就必须把自己当作 “人们可能需要的东西” 来推销自己。一旦这样做了，我们便很难不认为教会 (或任何宗教) 仅仅只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透过它来产生 “好的结果” 的东西。

这同样也让宗教领袖很难不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在向他人推销这些 “结果” ：也许教会里的

这同样也让宗教领袖很难不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在向他人推销这些 “结果” ：也许教会里的人比其他宗教俱乐部的人更有道德。也许教会里有更好的音乐品味。也许教会里有非常年轻、时髦的领袖。

但是，当教会并没有表现得比其他宗教 “更道德、更有娱乐性或更有吸引力” 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教会在世人面前暴露自己深层的罪、过时的敬拜形式、相互厌倦/排斥的人们时，又会发生什么事？如果ㄧ个人需要的是良好的陪伴或娱乐，他们往往有其他比 “教会” 更好的选择。

有时，教会试图透过为其所处的社区添砖加瓦，或靠着解决人们的问题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问题在于教会的志工服务不好，这些行为当然可以是福音的真实果实。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视教会的 “目地” 为帮助建造社区，那么在一间区域性的非营利机构当志工，可能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

如果教会的 “产品” 被定位为慈善福利事业，那么一个基督徒决定周二晚上当志工，周日吃早午餐，而不是去教会也是明智的决定。毕竟，非营利机构的服务成效更明确，周日早上的咖啡可能也更香。

服事地方社区、解决社会上不公义的问题是伟大而重要的使命。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耶稣。

如果我们以教会的增长来衡量其成功与否，那教会的表现就相当糟糕。教会正在萎缩，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大幅减少。

这又能怪谁呢？如果成功的定义是维持一套良好的价值观，那么，已经有不少人认为教会领袖和其成员一再做出违反这些价值观的事。我们曾告诉这个社会，教会是这个世界里一股善良的力量，基督徒应该是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圣经说，基督徒的爱是外人能辨识的 (约翰福音13:35)。

但就连教会领袖似乎也对教会感到失望。有很大比例的牧师报告他们的职业倦怠感/过劳严重，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他们在承受过去几年疫情的压力后，提到自己感到巨大的压力、孤独、国家/会友间的分裂，并对教会的未来绝望。

如果教会或其领袖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上都不是这世上做得最好的，那教会似乎就不是什么人们 “需要” 的东西——教会是多余的。

当我们问教会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什么好处，或是我们如何向世界推销教会时，我们问了错误的问题。

大约30年前，神学家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和韦利蒙 (William H. Willimon) 合着《异类侨居者》(Resident Aliens)。他们在书中关注的点是，教会正在错过新的冒险的机会：教会身为 “活在流亡状态” 下在世上行走的独特冒险。

作者说，根据他们的理解，基督教已经成为 “美国经验/美国梦想” 的一部分，因此很难辨识出教会独有的基督教特征。教会告诫人们要做个 “好人”，不说谎，不偷税、逃税，在邻舍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而要做到这些教导内容，并不需要人们首先相信基督的复活。

然而，上帝所呼召的并不是一个有道德或有能力的民族，而是一个与世界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民族。诚然，教会一部分的独特性，确实该展现在她一定程度的道德行为上。但道德本身并不具有独特性。道德的宗教比比皆是。教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认识到自己是被上帝呼召来作为 “祂在地上的代表” 的，是以宽容、好客、谦卑和悔改等“让人感到不方便、不划算、麻烦、甚至愚蠢” 的做事方法为标志的。教会的标志也在于透过洗礼和圣餐等共同聚会，一同纪念主的死，并宣告主的复活，直等到祂再次到来。

一个如此独特的教会应该认识到，她的存在，是为了向另一个世界作见证。在教会身处的世界里，耶稣升天并不是悲伤的事，而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活在一个更新了的时间线上。在这个时间线上，我们知道圣子真实坐在父的右边。教会存在的理由便是为这样一个国度——天国——作见证 (腓立比书3:20-21)。

这并不是说教会应该只顾自己，不忙于社区关怀。正如侯活士所论述的，教会有一种内隐的社会伦理 (基督的伦理)，以耶稣的呼召为指引，教会在爱邻舍和牺牲舍己等方面效法祂。

但教会身为被基督重塑的群体/一个新的民族，是在真实的敬拜中被形塑的，教会的敬拜就是向另一个世界见证 “基督真是他们唯一的王”。作者们总结道：“教会，作为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群体，体现了‘另一种运作社会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世界无法凭自己的方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莎拉 (Sarah Hinlicky Wilson) 聊天，她是一位在日本服事的美国路德会牧师。莎拉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牧师和美籍侨民。在日本的服事使她对世俗世界下的教会事工所面临的挑战，有着独特的视角。莎拉说，美国这个国家，在无知的情况下 “非常的基督教”。美国在文化上有一种共识，就是关怀穷人是件好事 (尽管在如何关爱穷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重视弱者和边缘化的群体，并广义的认为所有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认同这些基督教观念。

莎拉说：“日本并非是个处于 ‘后基督教时代’ 的国家。因为日本从来就不是个基督教国家。” 她说，穷人和匮乏者通常能完全依赖政府获得援助。 “从我在日本所处的位置来看，所有基本常见的教区需求，早已从政府得到满足。”

但她指出在日本消费主义社会里，灵魂贫乏的现象。 “在我看来，这里的人们都很孤独，很少有 ‘有意义的关系’，并且人们没有与任何 ‘更高的力量’ 有认真的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上帝。这是只有教会才能提供的，” 莎拉说。

在日本，传福音并非容易的事。事实上，日本的孤独危机早于美国发生。个人与世隔绝、缺乏家庭连结、一心放在工作上的现象普遍存在。

“但我们很难让他们考虑来教会，或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莎拉说。在日本，灵命关怀的概念被严重忽视。

如果美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向这个专注于社会需求和物质需求的文化证明自己的价值，那莎拉在日本面临的挑战，则是证明人类灵命的价值。莎拉回答的是个 “正确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灵命/灵魂上的需求是人们唯一的需求。而是只有教会才能满足人们的灵命需求。用她的话来说，“你如何说服人们，你能提供给他们的所有一切，就只有福音？”

莎拉的观点与侯活士和韦利蒙的担忧不谋而合。在美国和日本，人们的注意力都被从属灵的现实中转移开了。教会对于 “属灵的现实真实存在” 的主张，并不否认 “来自这个世界的挑战很紧迫”、邪恶是真实的，或邪恶正在扩张的事实；同样的，这种主张也不等同于认为教会要离群索居、对世事无知或不再关心世俗政治。关于灵命的主张所申明的是：当万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之事时，耶和华是王 (诗2:1)。

在《The Great Passion》一书中，布施 (Eberhard Busch) 记录了卡尔·巴特 (Karl Barth) 发生的一件事：在一次礼拜中，一发炮弹炸穿了教堂的屋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继续唱着〈尊主颂〉。巴特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教会分清了轻重缓急。

常常有人问我，我这样坚持要求教会的敬拜以如此严格的方式塑造人们的生命，是否 “要求太多” 了。但我认为，只有这种要求才能最终使基督教有可信度。如果基督教及其主张的真理是真实的，它就值得你用ㄧ生去赌；如果它不是真实的，你最好选择其他的东西。

当教会变得忙于对抗世界、向世界捍卫、证明自己时，她最终会开始语无伦次。成为教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诉说教会独有的语言：和平、宽恕、悔改和复活语言。

如果我们不做好应做的工作，教会就会变得 “容易被世人理解”，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使命。教会不再是独特的，即使它现在与基督教以外的文化是一致的。我们身为教会，需要那种 “因为我们与世界不同” 而产生的摩擦——当教会外面的人无法想像教会如何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境下持续运作，并对教会的所做所为感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