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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林治平教授,台湾的“傻瓜一世”透过兼收并蓄的事工分享“宇宙之光”

这位企业家及社会服事领袖以独特的愿景全面性地与人分享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3,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Chin-Hsiu

林治平教授因胰脏癌於4月27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6岁。他创办了一本面向教会外人士的基督教杂志,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兼收并蓄的基督教机构。

1973年,在几乎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林治平创办了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旨在透过艺术、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向非基督徒传福音。作为基督教社会服务的领袖,他对边缘化群体的关注促使他在台湾带领基督教戒毒组织“晨曦会”,并帮助重新确立“伯大尼儿少家园”的愿景。

林治平经常在预算微薄的情况下运作事工,这迫使他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并倚靠自己的信仰。

2023年,在纪念《宇宙光》创刊50周年的一期刊物上,林治平写道:“当我们带着信心,在上帝的呼召和托付中前行时,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一切艰难困苦,完成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1938年5月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林治平出生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长沙市。由于父亲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经常面对日军的空袭和重炮,林治平的童年生活并不安稳。在他出生后的头十年里,他的家人在中国23个省份中近一半的地区生活过,父母为他取名“治平”,表达他们对儿子有天能理解安定的生活的盼望。

这个梦想直到1948年林治平失去妹妹后才得以实现。他的母亲带着剩下的孩子逃到台湾。 10岁那年,林治平已住在台南的农庄里,接待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打败后逃亡至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军队。

这样突然的转变为林治平的人生带来不少挑战。中学时期,学校针对一起入学考试作弊丑闻做出回应,取消林治平的入学资格,尽管他并没有参与作弊。虽然学校后来恢复了他的入学资格,但这次经历让林治平对权力和教育系统充满蔑视。他经常迟到、旷课,也常和同学打架。

自1952年开始,一个向海外派遣基督徒运动员的美国事工组织Venture for Victory 开始每年向台湾派遣一支篮球队。受到球队的运动技能和他们分享的见证的启发,林治平报名参加他们的远距圣经学习班,并开始背诵经文。当他读到罗马书7:24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的话与他写在日记里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这激起了他对基督教的兴趣。

在妹妹的邀请下,他开始参加府前路浸信会的主日学。课程由一位来自大陆的年长女士主持,她为学生们的得救祷告,并恳求他们认真学习上帝的话语。林治平开始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并在高一时受洗。

毕业后,林治平在东吴大学攻读政治,并在政治大学攻读外交硕士学位,希望从事外交工作。然而,透过祷告,神让他确信要与年轻人分享福音。正如他的儿子林质修后来回忆的那样:“我的父亲没有成为地球上一个国家的大使,而是成为基督的大使。”

随后,林治平成为中原大学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和宗教研究所所长。

35岁时,林治平认识了一位希望透过创办杂志来分享福音的73岁的美籍华裔基督徒出版商,刘翼凌老先生。他们在台湾的基督教作家聚会上认识,起初,林治平并没有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回应说他们缺乏资源和人力。但有一天,林治平晨祷时读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 “我很激动,立即联系刘翼凌,与他分享我的感受,”林治平说。刘老先生回应道:“别说了,快来帮忙。”

1973年,《宇宙光》杂志创刊,刊登基督徒的见证及一般性的思考。虽然林治平最初的工作仅限于为这本新刊物撰写前言,但他很快就接手领导职务,必须努力在人手不足、预算微薄的情况下应付各种状况。有时,由于没钱付邮资,刊物只好堆在一位志工家的客厅里。

1974年,林治平受邀参加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福音传播国际大会的中文报导编辑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当他得知一位被他认为是嬉皮士的人实际上是会议讲员时,他非常震惊。

林治平后来写道:“他(讲员)说,你们要向嬉皮传福音,首先要自己是嬉皮,然后要接纳他们的身分,站在他们的立场,讲他们听得懂的基督教的话语。”

这些见解帮助他确立了《宇宙光》的愿景,也就是“福音预工”。为了吸引非基督徒的注意,该刊物收录非基督徒作家的文章,与当代思想接轨。虽然林治平说这种作法有时会遭人反对,但他解释道,他想有意识地寻找好的土壤,然后播种,“而不是随意播种,让种子枯萎。”

随着时间推移,《宇宙光》开始收到来自地方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在接下来的25年不断扩大,转变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林治平和他的团队在继续出版杂志和另一份月刊的同时,也开设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一个咨商中心和一个研究基督教及中国历史和文化交汇点的研究中心。此外,还成立了诗班和管弦乐队,透过艺术分享福音。

由于机构事工本质兼收并蓄,而且一度缺乏盈利能力,这让朋友马国光形容林治平是“傻瓜一世”,他的事工则是“傻瓜事业”。

“在宇宙光服事是一条孤独的路。如果没有百分之八十的傻劲,为事工奉献的员工是坚持不下来的,”林治平也这样认为。 “宇宙光是一群对信仰执着的基督徒,他们甘愿在祭坛上燃烧自己的生命作为燔祭,只为完成能荣耀上帝、帮助人的工作。”

服事他人的渴望促使林治平多次与晨曦会一起到香港、台湾和“金三角”地区做志工,服事那些与药物滥用和毒瘾奋斗的人。林治平邀请晨曦会戒毒事工来台湾创立机构,并亲自成为晨曦会的新主席。

2003年,他成为伯大尼儿少家园的主席,该机构由英国宣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建立。由于注意到被忽视的台湾儿童人数不断增加,林治平招募基督徒作为寄养父母入住,希望创造一个具有恢复性的环境。 2021年,伯大尼儿少家园启用一栋12层楼的大楼,透过为合作的伙伴机构,如世界展望会和天使心提供空间,提高服事贫困儿童或有特殊需求儿童的能力。

虽然林治平一生中与宇宙光的关系不断变化,但他直到去世前仍服事着宇宙光,从未领取过薪水。在他的传记《傻瓜一世》中,他指出,在宇宙光的工作并非没有牺牲,然而,“五十年来所获得的生命回馈,亲眼看到许多人,因着宇宙光的工作潜移默化,而产生生命终极意义的改变,我心中就充满感激、深觉不配。”

“你说我们傻吗?其实一点也不傻,”他写道。 “若想活出‘傻瓜一世’的人生理念,跨越艰难、欢然前行,我们必须有一个比事业成就、权势钱财利益更大的人生价值观,引领在前,才能在忙碌、甚至缺乏苦难中,欢唱一出又一出生命的乐歌。”

林治平教授的妻子张晓风、儿子林质修和女儿林质心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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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中的拯救

也许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这样的痛苦。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Unsplash

在俄勒冈海岸教会营地的篝火旁,我们唱起诗歌“生命之河”来热身,接着唱“首先寻求祢”来预备听讲道的心。旋律让歌词深刻地萦绕在我心上,使我12岁的心灵充满感恩的渴望。我走上前去,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一位辅导员为我祷告,火焰的影子在我们脸上闪烁。

当我回到家中,我需要学习如何祷告。我觉得上帝期望我这个稚气未脱、仍与肉体本性奋战的人与祂这位看不见、摸不着、不可言喻的神建立一种非互惠的关系很奇怪,但我愿意试一试。

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青少契牧师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自动贩卖机。你必须按照祂的心意祷告。”于是,我开始在各种提升自己生命的领域寻求帮助:我应该对我的哥哥好一点;当我必须用笨重的吸尘器打扫家里时,我应该保持愉快的态度;当我生气时,不要摔卧室的门;我需要少看一些鼓励人们自慰的书,也不能再偷吃妈妈藏在冰箱里的M&Ms了。上帝啊,求祢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

自我检讨结束后,我又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希望自己能进入顶级足球队,或希望我暗恋的男生也能喜欢我。当这些事没有发生时,我默默地忍住自己的怀疑。也许雅各书4:3在这些时刻起了作用:“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是啊,也许我的动机不单纯。

但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向上帝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充斥在我家人之间的愤怒。我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各种亲戚的灵魂得救——我完全不知道上帝能如何做到。每当拜访其他亲戚时,我会躺在客房床上,默默地为亲戚们在永恒里的命运流泪,因为每晚大人们看电视时,声音能传进房间。泪水滑进我的耳朵,我的枕头变得湿漉漉的,我不得不翻个身。

我后来上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在那里,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很可能不是他说的)被奉为圣旨:“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我必须用每天前三个小时来祷告。”因此,我尝试过在早晨灵修。我起床后,昏昏沉沉,无精打采,阅读字体很小的福音书,或读着关于耶路撒冷娼妓等令人不安的段落。我想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些经文,即使我相信它们是上帝所启示的,于教导人学义有益(提摩太后书3:16)。

我发现自己太焦躁不安了,无法在清晨阅读并向上帝喃喃自语,我需要透过使用双手来让我的思绪集中。傅士德(Richard Foster)曾说,祷告不过是“把我们平凡的担忧带到慈爱怜悯的天父面前”,于是我把上帝当作我神圣的笔友,在一本又一本笔记本上写满我的祷告。

大学毕业后,我在墨西哥工作,在水泥礼拜堂与大约15人一起做礼拜。因为没有诗歌本,牧师把诗篇配上音乐。我们唱诗篇121篇的时候,他弹着吉他清唱着: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Alzaré mis ojos a los montes;¿ De dónde vendrá mi socorro?Mi socorro viene de Jehová, Que hizo los cielos y la tierra.

西班牙文Socorro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词,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词。它的意思是拯救,念起来有种咕噜咕噜的舒缓声音,就像拯救本身一样让人安心。我想,太可惜了,英文的同义词“succor”听起来既生硬又没有吸引力。

那一年,飓风米契袭击了中美洲。在墨西哥,我和同事们看着洪水和山崩的影像画面,想起我的邻居们住在只有薄薄的金属屋顶和泥土地面的房子里。有个三岁的孩子叫阿丹(Adán),他的生活似乎特别无聊。他在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四处游荡,经常在吃饭时不请自来,赤裸裸地走进我们家。他会爬起来站在桌边的椅子上,问:“Y mi plato?(我的盘子呢)”

我相信,上帝是个拯救者,祂珍惜这些小孩子。我连续两天大声祷告,也写了祷文:主啊,让飓风停止吧。让它消失吧。

飓风真的消失了。飓风没有向我们袭来。米契在向内陆移动时失去了动力,转向墨西哥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安全祷告,而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们得救了,但这结果让我感到不安。超过11000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丧生。为什么上帝会放过我们,却没有放过他们?

几年后,回到美国后,我和先生在领养孩子的整个过程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寻求智慧和指引。一切感觉就像在神的安排下非常顺利的进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的十天内,三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来到我们家。

由于养育这些孩子占据了我所有时间,我难以找到祷告的时间。我没有理由起早贪黑地祷告,育儿过程中繁琐的家事不断吞噬我的时间。我开始练习动觉祷告:在跑步机上跑步时祷告,在每天的运动中祷告、背诵经文,祈求神在我的家庭里动工;我在一英里长的游泳中祷告,在一趟又一趟的水花声中感恩及为人代祷。结束后,我从泳池爬上岸,走过粗糙的泳池甲板,水顺着我的手臂和腿流下来,感觉灵魂清澈见底,好似刚刚受过洗礼。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十分不完整,总有着破碎的伤口,即使在我们家生活了两年、五年或十年。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时,我们加强了对他们的养育治疗,寻求教育支持、制定可预见的作息时间、每周接受心理咨询、请祖父母来帮忙、咨询医生,安排社交课外活动。我和先生都做兼职工作,这样我们总有一人能在家陪孩子。

我加倍努力地祷告。我在圣诞节收到一本《一年圣经》,并连续三年读一整遍。我被从前没有注意过的预言所吸引,这些预言描述着一位怜悯和公义的上帝,祂为陌生人、寡妇和孤儿代求。这些经文成了我的祷告。

根据《那鸿书》1:7,我祈求上帝在我遇到困难时成为我的避难所。根据《诗篇》第10篇,我恳求祂见到我们的悲痛,并亲手动工。《路加福音》第8章成了绝望的呼求,希望耶稣能像医治坟墓中的人一样医治我的孩子,让孩子能“穿戴整齐,精神正常(第35节)”。我渴求上帝的良善,不断祈求祂为我们做大事,让我们充满喜乐。

但一切只变得越来越糟。

我接到许多坏消息的电话。我的一个孩子因为偷偷甩掉队友而被踢出运动队。一个孩子在开学第一天就说要自杀。一个孩子差点被学校开除。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孩子早该放学了,但还没回家。后来,警察来了。心理学家打来电话,说评估结果有问题。一位校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发现我的孩子身上有玻璃碎片和自残的伤口。一位学校辅导员把我从工作会议上叫出来,她担心当我的孩子说“治疗师(therapist)”一词时,其实想说的是“强奸犯(the rapist)”。

我开始操练一种新的动觉祷告,我称之为“醉哈拿”的祷告,灵感来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深沉痛苦的祷告被误认为是醉酒的呓语(撒母耳记上1:12- 14)。每天早晨,我都要在安静的街道上走一个小时,一边祷告一边哭泣。盐水流到我的脸颊和嘴唇上,回到家,我发现自己的脖子被积聚的泪水染成了白垩色。

我知道,孩子们人生早期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现在的样貌。幼年的创伤会影响孩子的思考模式,甚至会从生理上改变他们的大脑,从而降低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加他们的焦虑和攻击性,更令人痛心的是,还会使他们“在父母的关爱下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能力发生短路,接收不到。

我们试图帮助孩子改变的努力似乎一次又一次落空,我的祷告似乎毫无结果。我告诉自己,祷告不是功利性的。祂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不是祂的道路(以赛亚书55:8-9)。但我研究过统计数字,圣经的记录强烈地暗示,祷告与有利的结果相关。但对我来说,祷告似乎会让坏事发生。

我想,也许问题出在我们攻打天堂之门的人数不够。我招募一群朋友成为祷告勇士。一开始,我请他们为几张未付的医疗帐单的保险金能发下来祷告。一周后,帐单仍未支付,我们的一个孩子住进了医院。我再次请求保险,并为另一个孩子能顺利过渡到短期住院治疗祷告。一周后,保险费还是没有给付,又有两个孩子住院了。几个月来,每次我写信给我的祷告团队,我们都会遇到新一轮的状况。代祷事项的更新曾是勇敢的号召,现在却成了等待另一场风暴的练习。

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因担忧和悲伤而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低声问上帝。 “这真的是祢要让我们面对的吗?”我感觉与其说我得到了拯救,不如说我被骗了

经过几年定期的“醉哈拿”式的祷告后,我们带着儿子和几个家庭朋友一起去露营。我们希望在经历了几次危机后,一起旅行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和丈夫也想保护我们的同伴,不让他们受到儿子难以预料的暴躁情绪的影响。当第一晚夕阳西下时,我们在露天晚餐旁轻松地交谈,然后平静地回到帐篷里。 “谢谢祢,耶稣,”我渐渐入睡时这样说。

然后我被尖叫声惊醒。在一片漆黑中,我听到我们的朋友安迪哭喊:“哦,我的上帝!祢在哪里?”我爬到空地上,感觉有什么东西拂过我的身体:一棵大树倒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都是熟睡的孩子。

安迪小心翼翼地在帐篷布上开了口,在我们听到他儿子哭声的地方。孩子的腿伸了出来,我们把他拉了出来。我把他抱给他的母亲茱莉亚,她让儿子坐在腿上,全身颤抖,但很安静。我抱着他们几秒钟,摸着茱莉亚的头。

大树卡住了他们女儿的小腿,她动弹不得。安迪双手捧着她的脸,一遍又一遍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会救你出来。”她抬起头对他点点头,把抽泣声咽了回去。

但这棵树实在太大了。当时是凌晨五点。我们在后山七英里的地方。我们一行人讨论著该怎么办。

“我可以找人帮忙”,我说。 “我可以跑回去。”我穿上靴子,开始拿钥匙、手机、水和食物。

“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安迪说。 “还有谁能跑?”

男人们需要留下来处理这棵树,我扫视了一下队伍,看到我的儿子。 “我儿子可以做我的伙伴,”我说。 “他很能跑。”

我们两人在黑暗的树林中奔跑。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我们放慢脚步,以免扭伤脚踝,然后继续奔跑,随着光线逐渐变亮,我们一路狂奔了七英里,终于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我们冲到停车场附近的护林站门廊上,敲了敲门。无人应答。

我们驶上土路,由于转弯太快,在湖边打滑。儿子紧抓车门把手,看着我。 “我得减速,”我说,“如果我们撞车,她可能会死。”在一家小杂货店附近,我们有足够的信号拨打911,并给我的牧师发了短信:“为我们能把女孩救出来祷告,请告诉大家为我们祷告。”

“我会的,”牧师马上回覆道。 “我们正在祷告。”

设定通讯中继站和组建救援队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我们陪同救援队伍沿着山路返回时,国家公园管理局透过无线电通知我们,他们将派出一架直升机。

儿子问我他能不能提前跑在前面,我说可以。他很快地一路跑回扎营处,大声喊道:“他们来了!我们得找个地方让直升机降落!”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同伴用木棍在树下挖了个洞,解救了女孩的双腿,把她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就像那些为他们瘫痪的朋友寻找耶稣的人(马可福音2:3-11)。

直升机无处降落。飞行员在上空盘旋,两名护林员将女孩以类似棺材的担架挂在缆索并上钩。缆绳收上去,将他们从树梢上拉起,然后直升机升空飞走了,载着人的货物悬在半空中,就像细绳上的一个小包袱。

后来我们得知,数百人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我匆忙发给牧师的短信引发连锁反应,并成倍地增加。女孩的获救似乎证明了上帝的力量和决心。这是一个奇迹——大树可以轻易地夺走她的生命。后来,女孩有三块骨头被固定住,不需要开刀,打着两个石膏就回家了。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52:7)。我和儿子受到热烈的掌声。茱莉亚和安迪告诉我,我儿子的归来是他们那天希望的曙光。我仔细地观察儿子拆开收到的感谢礼物,很希望他能得到一些治愈。但他们真诚的谢意似乎被弹开了,儿子显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事故发生后,一位朋友对我说:“没有比成为别人祷告的回应还更光荣的事了。”我没有反驳。我很高兴能帮上忙,但我也想挥舞几下旗帜,让上帝知道,这里还有人需要认真的救助。

如果上帝愿意,祂可以拯救很多人,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然而,我觉得自己又被骗了。我们很快就要为儿子寻求住院治疗,因为我们无法在家中安全地照顾他。我们没有直升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治愈我的小宝贝”这个愿望如此遥远。为什么我的努力毫无果效?我试着想出各种解释。也许这是培养我的情感意识或增长我的同理心的一种方式;也许这是一种“严厉的怜悯”,是要显出我某些隐藏着的偶像崇拜(如自给自足或靠行为得救)的一种痛苦但有益的解药?也许我们被羞耻感绊倒的处境有一天能成为其他人战胜羞耻感的榜样;也许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我的孩子们幼年的所有痛苦都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这样的痛苦。

最终,我疲惫不堪,不再试图寻找洞口垂下的救生绳。事实很明显,上帝的身上有种雷打不动的冷酷感。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像电影《使徒行传》里的桑尼那样对祂大喊:“我爱祢,主啊,但我很生祢的气!我生祢的气!”

但我没有力气。一声愤怒的尖叫,我的喉咙就痛了。

而且其实我并没有生气。上帝是如此美善,我很爱祂。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祂看起来如此苛刻,为什么祂显然给了我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又把地毯从我脚下拉走。我想我知道摩西在服事上帝多年后,上帝禁止他进入应许之地时的感受(申命记3:21-28)。

“我再也无法祷告了,”我最后告诉我的朋友安妮。 “我祷告的事总是收获完全相反的结果。我无法调动我的想像力了,我再也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祷告。”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你无法祷告,意味着你远离了上帝,”安妮回答道。 “但我认为,当你无法祷告时,你正在上帝的心上。”

上帝离我非常近。我知道这一点。我从灵魂深处莫名的挚爱中感受到了这一点——除了上帝,我不可能靠着自己感到自己如此深刻地活着,如此被珍爱。但祂的离我很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即诗人克里斯蒂安·维曼所说的,“上帝进入并理解人类的痛苦。”

傅士德(Richard Foster)写道,当我们忍受苦难时,苦难预备我们能以一种带来治愈的方式“进入他人的痛苦之中”。它成为一种事工。同样的,卢云神父(Henri Nouwen)在《负伤的治疗者》一书中说,我们的苦难是上帝展开新创造的地方。透过如此再生、救赎的方式,我们瞥见祂国度的真实。

露营事故发生后,茱莉亚曾对我说:“如果没有你一起同行,我再也不会去任何露营。”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曾看着我们家那惨澹的、一无所有的财产,觉得我们的生命黯淡无光,面目全非,一无是处。但茱莉亚却视我为传道者,一个有治愈能力的人。奥斯卡·罗梅洛主教曾说:“有很多东西 只有透过哭过的眼睛才能看到。”

我开始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负伤的治疗者时刻”不断干扰着我;它们像射入我生命的爱的飞镖和箭。像上帝袖子里藏着大把大把的花招,不惜炫耀自己。

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的人生如此破碎,经常会因为紧急情况和看诊而缺勤,但他们仍一直打电话来倾诉他们的悲伤和不安全感。 “你可能没时间听我说,”一位事工伙伴朋友说,“但我真的很需要一些妳的智慧。”母亲们向我倾诉她们的问题,在我倾听的时候一边擦着眼泪。年轻的女孩会在深夜发讯息给我,或在教会结束后俏皮地侧身与我交谈。我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生命故事交织在一起。

那年夏末,我取消去探望我最好的朋友的计划,因为我找不到可以安全地照顾我孩子的人。我感觉自己被困在家里,既失望又担忧。我偶然间打电话给一位邻居,想知道她找房子的状况。她告诉我,她一家七口隔天就要搬家了,卡车明天早上就会到。

“有谁帮你搬家呢?”我问。

“没人,”她说,“我太忙了,没时间问别人。”

“我和我的三个孩子能过来帮忙吗?”我提议道。我们帮他们把物品装箱,搬到卡车上,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指挥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一起帮忙。我曾祷告得到某种拯救,但在没有拯救的情况下,我却瞥见了耶稣受苦的心,以及服事他人的神圣机会。也许我可以像鲁益师(C. S. Lewis)在《裸颜》里描写的奥鲁尔女王一样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祢不回答了。祢就是答案。”

几周后,我拿出圣经,用手指抚摸着皱巴巴的书页。我还能去找谁呢?在主那里有永生的话语,我完全被祂迷住了。

温蒂·清见(Wendy Kiyomi)是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一名养父母、科学家和作家,她关于信仰、领养和友情的作品曾发表在《犁季刊》、《图像杂志》和《恩格尔伍德书评》上。她于2023年曾获颁格尔奖(Zenger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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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环境既是圣经教导,也是种见证

基督教可以在这个为环境焦虑的时代为人们带来冷静而清醒的盼望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0,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我喜欢看大自然纪录片,尤其是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解说的自然纪录片。无论是和孩子们一起观看,还是自己一人欣赏,我享受着阿尔卑斯山的雪景或海藻丛林的壮丽风光。

但是我注意到,近年来,几乎每一个关于物种灭绝及生存边缘挣扎的警世影片到了末尾,都会呼吁人们要有所行动。这些纪录片呼吁观众承担造成可怜生物的困境的责任,并仔细思考如何在该物种永远消失前挽救它们。

我可以理解因见到动物挣扎于生存,认为人类应采取行动的心理冲动。然而,这种叙事诉求背后的道德原则似乎有点模糊,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许多纪录片工作者也承认,我们在银幕上为之惊叹的物种,都经历过漫长的生存竞争并适应环境才能活到今天。有的时候,纪录片叙事者甚至会提醒我们,同样的生存竞争过程也曾导致无数个曾经存在的物种消失灭绝。

无论你相信地球年轻论还是年老论,无论你相信上帝看顾着世界,或单纯只有无特殊意义的物理规律在引导历史,我们都同意不断地变化、死亡,以及“有利于适应性的物种自然选择”是地球上的生物的一大特征。我们看着这一切变化被记录在引人入胜的纪录片中,但是,当其中某个物种灭绝时,这种“你我都助纣为虐”的道德控诉似乎并不完全符合纪录片制作者的世界观。

是什么驱使我们从道德是非的角度来看待北极熊可能灭绝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人类行为排除在外,自然历史难道没有充斥着无数灭绝物种的尸骨吗?难道人类及其行为不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吗?

一个健全的创造关怀神学

如果我们仔细地倾听,会发现许多环保主义者似乎在区分好坏上(在功利性还是美学意义上)以及客观判断是非对错方面,有着模棱两可的观点。如果世上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只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上帝告诉你“关于祂的创造物,有哪些事可做,哪些不可以做(thou shalt not”——那么,除了物种的消失对目前生态系统的功能有害外,还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如何能判断,看到这些物种永远消失不仅令人悲伤,而且实际上是种道德错误

如果变化、冲突挣扎和灭绝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神告诉我们应当(should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上面所说的关于物种保护的道德控诉背后的依据似乎就并不充分。因此,我常常认为,自然纪录片中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内容不过是诉诸情绪而已,除非我们以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我们正生活在祂的创造物之中,因此我们要对造物主负责、交帐——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基督徒在照顾、治理上帝的创造物方面,要比许多其他基督徒及其怀疑者所意识到的更有发言权。

这正是安德鲁·J·斯宾塞(Andrew J. Spencer)在《上帝所造的盼望: 虚无时代的管家精神(Hope for God’s Creation: Stewardship in an Age of Futility)》一书所采取的角度。透过思索上帝如何关爱祂的创造物并赋予其价值,以及人类应效法上帝以“管理上帝的创造物为任务”的角度,斯宾塞提供一个扎实的创造关怀神学(theology of creation care)。这本书内容浅显易懂,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但书中的研究和论证均相当充实,也能满足专业人士的需求。

斯宾塞的背景正是投入这类工作的极好人选。他是位福音派基督教伦理学家,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核能电力相关产业内,他熟悉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科学及公共政策讨论议题,并将这些议题与正统基督教神学的志业相结合。

读者会欣赏他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有害于环保事业”这类指控从过去至今日所作的总结。此外,读者能从他如何处理永续能源(sustainable energy)和气候变迁等特别棘手的问题中学到很多东西──他的主要论点是,基督徒应该接受一种“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的态度,视“节约使用能源”和“实现可永续发展的能源”为一种合算的良善,即使气候变迁的理论并不像其所预测的那样准确。

除此之外,斯宾塞还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环保主义。这种环保主义将复杂的问题扁平化,并为使用紧急权力来重塑现代社会秩序提供正当化的理由──他称这类环保主义为只凭“很大的概念”来解决环境的问题— —这种区分有助于基督徒辨别许多被偷偷夹带至讨论内的别有用心的动机。

但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基督徒提供充分的理由,让基督徒为着信仰的使命以全面且审慎的方式来关爱受造物。不过,关于斯宾塞如何做到这一点,容我再多做解释。斯宾塞并不认为“关爱受造物”本身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相反的,他认为关爱受造物是将信仰与我们时代的文化和道德情感处境化的重要方式之ㄧ。

一种新的道德货币

虽然斯宾塞没有直接地阐述这一观点,他的论点与近来西方在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在意灵性/灵命这一现象相契合——而认知到这一现象十分重要。

作家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指出,在当前基督宗教主流地位的迟暮之年,我们正在目睹另类的灵性爆发。在不信仰上帝的情况下,这些灵性上的信仰有助于给人们一种归属感和目标感。在这个拒绝“超越性的真理”的时代,人们仍渴望被某种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吸引。更有什者,他们渴望能够掌握善恶道德的标准,并确保自己站在历史上正确的一边。

这并不是说“环境保护”仅仅是一种缺乏正当道德基础的潮流。斯宾塞提出基督徒需要将保护环境视为“管家职责”的充分理由。正如他所指出的,圣经确实宣称 “万物借着基督被造,又是为祂而造”,并且万物靠着祂得以维系(歌罗西书 1:16-17)。

但值得强调的是,对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来说,关心环境这件事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扮演着以往公共宗教所扮演的功能。对环境的关注给予参与者“意义和目的”(人类不得在自然过程中伤害自然),明确地界定英雄和罪犯的界限(倡议分子和开明的科学家在一边,石油巨头和消费文化则在对立面),也提供明确的赎罪方式(宣扬碳信用额度制度、植树造林和提倡循环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对环境的关爱可以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并为社会秩序提供ㄧ种共同的基础。

我们可以视这种“将保护环境置于人类需求之上”的做法为一种新的“高举大自然为神”的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正如斯宾塞所指出的,这的确是环保主义的一种趋势。但是,对于环保行动主义如今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主要道德货币,这一趋势意味着,出于宣教的动机和在公共场域做见证的需求,基督徒需要更加小心明辨,同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

正因如此,斯宾塞的著作是我们今天正需要的资源。无论你喜不喜欢,对怀疑论者或那些正在“解构”他们信仰的人,他们很可能并不是因为觉得基督教主张的真理不可信而排斥基督教。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发现基督徒的信仰及基督徒对于“我们应如何在这世上生活”的看法令人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许多这类信仰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不良善,也不可取。”

当然,上帝真实良善的作为及关于祂自身的启示并没有任何错误。但基督徒需要对“后基督教时代”里不断变化的社会想象有一定的敏感度──我们从我们的社会(而非基督信仰)中继承而来的信念如何深刻地塑造我们认为可信或可取的事(使我们认为某些行为、价值观是基督教的教导,但实际上并不是)。

冷静而清醒的盼望

我有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牧会,他经常和人分享气候变迁议题对他所处环境中的多数人而言是多么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如果基督徒在这个议题上保持沉默,或一昧指责环保运动的意识形态是种过度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就会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和福音孤立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外。斯宾塞的书为基督徒提供一种谨慎地参与环保议题的方式,让基督徒认识到我们既能深切关注环境问题,且能为相关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

以斯宾塞在书中提到的几项贡献为例:基督信仰对人类基本尊严的信念和对穷人的关怀可以帮助抵抗“替代能源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试图限制发展中国家透过使用便宜的化石燃料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基督教对自由意志的坚持有助于引导人们努力在自由市场寻找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而不落入“透过极权控制来彻底改造社会”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可以在这个为环境焦虑的时代为人们带来冷静而清醒的盼望,甚至可以培养人们有明智的消费方式及不浪费资源的习惯,以我们的行为指向我们所信靠的上帝确实是“生命的赐予者和维护者”。

一些读者可能不会同意斯宾塞对某些特定科学问题的看法,或怀疑气候变迁政策中是否真的有某种阴谋计画在作用。或者,读者可能会指责他的建议不够深入。但无论如何,所有读者都能从他的坚持中收获一些东西:为了信仰和使命,基督教不需要成为我们环境问题的一部分。相反的,在这些问题上,基督教能够提供的东西比我们的社会所认知的还要更多。

丹尼斯·格里森(Dennis Greeson)是贝尔法斯特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Belfast)的圣经交织中心(BibleMesh Institute)所长、计画协调员和研究助理。他也是即将出版的《基督在文化中之道:一个对于整体生命的异象 (The Way of Christ in Culture: A Vision for All of Life)》一书的合著者之一。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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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基督教领袖的道德危机是严重问题

福音派组织在其问责标准中加入领袖的“诚信度”。新的标准能有所帮助吗?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9, 2024
hxdbzxy / Getty

ECFA是一个为2700多间福音派非营利机构提供认证的组织,近期,ECFA希望提高其检视标准,以应对当今教会和事工面临的“最大财务风险之一”:基督教领袖层的道德危机。

几十年来,福音派财务责任委员会(以下简称ECFA)围绕着财务透明度、管理和治理为福音派机构制定指导方针。今年,ECFA宣布将计划增加一项新的检查标准,以解决事工领袖的诚信和品格问题。

这将是45年来ECFA标准做出的最大变化。

该拟议标准于2024年3月首次提出,其中规定:“每间机构都应积极关注其领袖,并按照ECFA的《支持领袖诚信度政策》来检视其领袖的诚信度。”

ECFA成员和基督教非营利组织的专家都同意此项新标准的理念,但不确定如何具体实施。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ECFA总裁兼执行长麦可·马丁(Michael Martin)将这项标准比喻为“护栏”。虽然任何书面政策或问责措施都无法杜绝基督教领导层的罪恶行为——每位领袖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诚信负责——但各机构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领袖们约束自己。

马丁表示:“人们已在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每间机构的董事会有机会也有责任与其领袖并肩作战,帮助领袖们的生命处在他们能最佳地成长茁壮的状态。”

2021年,ECFA对组织内800多间事工机构领袖和董事会主席进行调查,94%的人表示领袖的失职确实影响捐赠者的信任。受访者也表示,他们需要更多资源来帮助支持/维持事工领袖的诚信度,并请求ECFA协助。

ECFA关于新标准的评注包括以下对其成员教会/机构/基督教事工的指导:

  • 董事会或董事会委员会应至少每年与事工领袖会面一次,讨论董事会如何为领袖“提供适当的支持,积极主动地关心事工领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诚信和健全性”。
  • 基督教领袖有责任“投入与耶稣的关系以保守自己的心(箴4:23),按照圣经对领袖的期望(提摩太前书3:1-7;提多书1:6- 9)努力过无可指责的生活,并以爱和谦卑的精神(彼前5:1-6)顺服董事会对其的关怀和支持。”
  • 董事会也应询问其领袖是否承诺坚持圣经中的诚信原则,如书面行为准则所概述的那样。根据ECFA对新标准的描述,领袖应实际地展现谦卑、灵命成长以及圣灵果子等特质。然后,董事会负责将这些谈话记录在会议记录中。

ECFA颁布的认证可为基督教事工的捐赠者和参与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但并不可能完全使事工免于严重的道德危机。 2021年,ECFA终止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会员资格,原因是该事工的资源“被不当使用,与事工已故创始人拉维·撒迦利亚斯的性侵和不当行为有关。”

2019年,丰收圣经教会(Harvest Bible Chapel)因创堂牧师麦唐诺(James MacDonald)的争议而失去ECFA的会员资格,最终导致麦唐诺被解雇

上个月,ECFA成员——北卡罗来纳州丹佛市的追求教会(Pursuit Church)因一名牧师性行为不端而将其解雇。Pursuit教会仍可继续保留其ECFA会员资格。

罗丁(Scott Rodin)认为,ECFA新设立用以检视领袖诚信度的标准呈现“整体性的思维”,能使事工领袖和董事会维持健康的关系。

罗丁是FOCUS集团的高级顾问兼首席策略官,该集团帮助基督教相关组织与捐赠者建立联系网络。罗丁表示,领导阶层的失信(道德失败)会对事工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员工、捐赠者以及事工所服事的更大范围的社群。

虽然事工领袖的情感、灵命和身体健康似乎与捐赠者的信任没有直接关联,但罗丁认为,领袖全人整体性的健康会反映在其带领的机构的健康上。他说,ECFA正拟议的新标准使各机构董事会首先对其领袖有更全面性的检视。

“领袖与上帝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邻舍的关系——都会对他们如何开展事工产生巨大的影响,”罗丹说。基督教领袖每天面对着能诱使他们妥协原则的事。 “模糊的道德边界很快就会变成悬崖边界。”

自3月初公布拟议标准以来,ECFA已透过ECFA网站上的表格向会员征求意见。马丁说,多数回应ECFA的事工机构对于制定这类标准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请求ECFA指导各机构应如何实施该标准。

诚信度标准将是ECFA《负责任的管家度量标准》清单中的第八项。现有的七项标准包括教义诚信、治理能力、财务监督、法律合规、财务透明、薪酬和第三方交易,以及管理财务性礼物。 ECFA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向事工领袖提出哪些涉及诚信度的问题。

弗兰克·萨默维尔(Frank Sommerville)对该标准背后的理念表示赞赏,但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符合标准的机构应是什么样子。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及注册会计师,萨默维尔的客户(其中约70%为基督教机构和事工)正在与他联系,寻求与施行该标准相关的建议。

“我很欣赏ECFA为解决领袖诚信问题所做的努力。我在过去3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看到,高阶领袖缺乏诚信会如何损害或什至摧毁一个机构,”萨默维尔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知道各事工机构将会如何施行ECFA故意留下的含糊不清、能作多种解释的标准。

在对该标准的评注中,ECFA称其会员机构“有很大的自由来关心及支持其高层领袖的诚信度⋯⋯以最适合其处境的方式。”评注也明确指出,董事会并不一定要成为对领袖问责的小组。因此,各事工机构可能会纠结于如何划分这些界线。

萨默维尔认为,各个事工可能很难确定他们需要监督哪种类型的诚信度。领袖的财务诚信?性方面的诚信?每日读经灵修的诚信?

“董事会是否应在与领袖工作内容、工作表现无关的领域上向领袖问责?这是董事会的最佳用途吗?”萨默维尔问到。

正如追求教会(Pursuit Church)所展现的决心(开除牧师),该事工领袖的道德失败并不会致使整个事工失去通过ECFA认证的资格。

虽然基督教机构腐败和财务管理不善的案例会占据头条新闻,但萨默维尔认为这些事件只占整体事工的一小部分。他说,在几乎每一个失败的案例中,董事会成员都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全力支持其领袖。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服事领袖的愿景’的董事会,你需要的是一个能确保‘领袖实践机构的事工愿景’的董事会。”

萨默维尔希望各机构能认真对待ECFA的新标准,不要仅仅视这为一个需要打勾的框框,而不去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ECFA多数会员机构为类教会事工(parachurch ministry),不过ECFA表示,教会是其成长最快的会员部分,刚好超过10%。 ECFA会员可在5月底前就此次拟议的新标准发表意见。 ECFA预计于今年秋季正式推出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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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永远能战胜审判

面对与性道德相关的罪,我们应如何兼顾恩典和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5, 2024
MmeEmil / Getty Images

在现今的文化氛围里,与人类的“性取向”有关的对话,常常还没开始就已注定会陷入僵局。我们这些试图持守传统圣经观点的人经常被批评是爱论断人、爱审判人的人。然而由于这类指控如此频繁的发生,我们已经很难分辨这些指控究竟是真实合理的结论,还是出于偏见的一概而论。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渴望活出并实践正统信仰里美好的部份。虽然“兼顾恩典及真理”之类的口号大家都会说,但我们常痛苦的体验到,要在真诚的关系和真实的对话里实践这句话有多困难。

这样的张力的确让我们紧绷:当有人第一次向你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时,你感觉胸口似乎紧缩成一团。泪水在你的眼眶打转,你不知道如何表达你对这位被同性吸引的朋友的爱,同时又持守上帝对性行为的设计(属于异性婚姻内)。

身为一个曾与同性恋爱多年、有性关系,之后归向基督的人,我曾站在这种困难对话的两边过:我曾是接受严肃话语的那一边,如今我是向人发出严肃话语的那一边。我们之中有些人(我承认我也是其中之ㄧ)更容易倾向讲真理,更难给予人恩典。另外有一些人则偏向缩手不管,他们爱自己的朋友,愿意给他们充沛的恩典,但忽视圣经里关于性行为的明确教导。

近期,我与一位父亲长谈,他痛苦的向我倾诉,几年前他女儿向他出柜时,他最初的反应是筑起一道神学高墙。他迫切地想知道,如何能在不与自己的信念妥协或破坏与女儿关系的前提下弥补他之前的错误。另一位女士找到我,详细地讲述了过去几十年来她是如何维持与她同性恋妹妹之间充满爱的亲情,因为她深信这样友好的关系是她对这位家人见证耶稣的方式。如今她害怕自己没有说出真理,最终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在这么多年不曾和家人聊及此事后,她非常不确定该如何开口。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到哪里寻找可效法的榜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真实活出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的那位。是的,我们何等需要祂的指引。

尽管约翰福音第8章受到学者、女性主义者和许多人的激烈讨论,但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一个真实有效的例子。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教导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走进来,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经文里说他们试图用这个问题抓耶稣的把柄──该如何对待这个有罪的妇人?他们应该按照上帝律法的要求对待她吗?

若你属于更注重上帝的恩典的人,请注意,文士和法利赛人指出这个女人的罪行并诉诸律法的处置并没有错。与性关系相关的罪是神所重视的,也是道德上的错误。若你属于更注重上帝真理的人,请注意,使用另一个人的生命来支持自己的道德观点、利用一个神以祂形象所造的人来实现自己的宗教目的,是多么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文士和法利赛人未曾与这个妇人对话,他们只是谈论著她,好似她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耶稣没有立即回应他们。祂弯下腰在地上画着,让他们等着。当祂终于回答时,祂站起来,给了他们一个重量级的答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向她扔石头。”

这是一个冒着风险的举动,因为耶稣面对的是那些“确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方”的人(事实上,根据律法和当时的情况,他们是有道理的)。在耶稣的回答里,耶稣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神学观点,耶稣没有争辩说那个行淫的妇人没有犯罪,也没有争辩说律法并没有真的规定要判她死刑。然而,耶稣在方法论上不同意他们处置的方式。耶稣清楚地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他们的动机和他们自己的罪。耶稣要求我们这些对真理充满热情的人,时时刻刻注意用同样批判他人的眼光来批判自己。

当所有人都离开后,耶稣站起来问,“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是妇人在此事上第一次和人对话。耶稣问她关于控告她的人的事,让她可以为自己说话。在她的回答中,她仅仅阐述没有人定她的罪,“主啊,没有。”

耶稣的回应举世闻名,但也出乎人的常理。 “我也不定妳的罪,”耶稣说。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虽然乍看之下,耶稣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人圣洁与否的问题,但事实上,祂比任何人都关心圣洁的问题。祂宽恕了她的罪,并从这种深深的宽恕中产生了爱和圣洁的可能性。这名妇人的一举一动、生活与呼吸都是耶稣将她从死亡和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见证。如果她受到应得的惩罚(死刑),也许公义得以实现,但罪也获得代价昂贵的胜利──毁灭亚伯拉罕的女儿。但是,耶稣不仅仅是最终战胜罪的神,祂还能从罪恶的深渊生出圣洁的果实。在沙地前,祂呼召圣洁;在十字架上,祂为这名妇女承受应被石头打死的罪责。我们只能想像这名妇人离开时心中的震惊:她从羞辱性的死亡边缘存活下来。

当然,我们不是基督。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大胆的宣告吗?是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我们受呼召成为使人与神和解的使者(林后5:18)。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自由地传递真理,传讲在性上的罪对我们的灵魂造成的危害。但我们也被呼召在“基督救赎的恩典、宽恕、爱”的框架内传讲这一真理。

对那些经历着同性之间的吸引力和性别认同焦虑的人而言,他们更迫切需要的往往是恩典。他们之中多数人早已预期自己会受到无情的论断及审判——我很确定这一点,因为我是他们的一份子。他们之中许多人曾是被家人嫌恶的女儿,或被青少契赶出去的孩子。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曾和无数个经历过这些的人对话,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

而我所说的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当我在我基督徒生涯的早期,我也曾深陷罪的网子里。当时,我正在耶稣的爱里不断成长,感觉自己深刻地被耶稣吸引,但我的心也被我所爱的女孩深深地吸引。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在我与女孩的关系中,我不仅心里深深地被她吸引,我的身体也深深地被她吸引。

对耶稣和对那位女孩这两股强烈的爱从相反的方向拉扯着我,开始将我撕碎。我知道我必须结束与那个女孩的关系,但我发现自己的决心软弱无力。最终,我把这件事告诉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基督徒。她坐在我对面,眼里噙着泪水,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我必须结束这段关系。那是个恳求,不是个命令,但那正是我内心所需要的。我的朋友给了我力量,让我能勇敢去做我需要做的事。

在那个当下,如果她选择模棱两可,如果她对圣洁的本质持不确定的态度,她会让我继续跌倒,无法站立。或者,如果她冷酷无情、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指责我的行为,我也会因受羞辱而退离。但基督透过我的朋友,以祂的方式传递祂的真理:充满恩典的方式。

你所服事的人可能还没有像我一样,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中已准备好接受真理的教导。对于如何服事我们所爱的人,并没有一套既定的公式可依循,然而,行淫的妇人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一些简单、可参考之处:我们必须进入到每个当事人在那一刻的处境里。我们必须仔细分辨我们什么时候应说话(以及要说什么)、什么时候则应好好的聆听。如果我们不得不说真话,则要在谦卑的爱里诉说。总是将倾听放在首要位置,也总是将祷告放在首要位置。我们需要尽可能在这方面学习并成长,最重要的是,倚靠上帝全然的掌权,相信祂会亲自带领我们。

就像约翰福音第 8 章那名妇人一样,那些在性道德的罪中挣扎的人,往往预期其他人会拿石头砸向他们的脸。但若我们在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我们真心在乎他们的生命,我们也许有机会向他们传递对世人而言最重要的信息:基督的福音──那永远能战胜审判的真理之路。

瑞秋·吉尔森(Rachel Gilson)是克鲁东北大学(Cru Northeast)的神学发展部主任。她的个人部落格为:rachelgilson.com ,也可以在X上 @RachelGilson 追踪她。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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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的“教会神学”必须重生

“大离教运动”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意义的机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近年来,多数不再去福音派教会的人并非成为“不再有宗教信仰的人(nones)”,也不一定是“离弃福音派”的基督徒。

事实上,根据吉姆·戴维斯(Jim Davis)和迈克尔·格雷厄姆(Michael Graham)近期出版的《大离教运动》(The Great Dechurching)一书中所述,许多这些人仍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拥有完全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这些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基督代世人赎罪,更相信耶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个事实。

他们只是不再去教会了。

我们可能会容易这样认为:这数百万离开教会的人偏离了轨道,他们的“福音派身分”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怀疑。我们可能会想,他们肯定没有真正理解过基督信仰的真谛。

但如果福音派本身也有部分责任呢?如果不再去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信仰的错误理解,而是福音派的神学本身缺乏对教会的重视呢?

与其他派别传统的基督教相比,福音派基督徒在传统上较少重视教会生活,更关注基督徒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一直坚持“教会之外无救恩”,而福音派历来坚持一个人的得救与教会归属或教会圣礼无关。尽管有来自路德会和圣公会背景的新教徒保留了洗礼圣事在救恩中的功用,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如今已摒弃这种圣礼神学。

美国福音派诞生于十八世纪的户外复兴运动。这波复兴运动谴责没经历真实重生的传道人,并呼吁人们在教会围墙外经历圣灵和救恩的礼物。英国圣公会福音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户外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道,而他与任何既定教派都没有什么联系。

怀特菲尔德并非孤身一人。尽管第一次灵命大觉醒运动的布道家通常是曾被按立的牧师(包括怀特菲尔德),但他们关于个人救恩及专注于个人灵命的信息跨越并挑战教派之间的界限——他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受教会或信条的影响。

到了十九世纪,类似的巡回布道家继续进行复兴主义布道。他们有的公开蔑视其教派的指令,有的则与遵循教派传统的教会关系紧张。

巴顿·W·斯通(Barton W. Stone)是肯恩岭长老教会(Cane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美国第二次灵命大觉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复兴开始之后离开了长老会。他自立门户、决心恢复曾经“不受教派监督”或“公认信经的约束”的初代新约基督教。

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著名的复兴布道家,为了找到能适应他“新措施(new measures)”及亚米念神学(Arminianism)的教会,他跨越教派界限,在教会之间寻寻觅觅。

但至少,尽管19世纪的复兴主义者对教派限制感到不适,仍定期参与地方教会。 20世纪许多美国福音派领袖则并非如此。

一些20世纪的传道人意识到,透过类教会事工(parachurch)传教,往往比透过地方教会更能有效地向失丧的人传福音。

这些牧师当中最有名的是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他的国际布道事工跨越宗派界线。葛理翰牧师鼓励他的听众加入地方教会,但他自己注册为教会成员的教会却远在达拉斯——距离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家近千里之外。

他经常去其他教会,尤其是他的妻子露丝·贝尔(Ruth Bell)所属的长老会教会,但他很少去达拉斯的教会,他是那间教会长达54年的成员。

“如果我属于(北卡罗来纳州)家附近的浸信会教会,他们会不断要求我参与教会事务,”葛理翰牧师解释道。“当我回到家时,我会去我妻子所属的长老教会,身为访客,他们自然不会要求我做任何事。”

那个时代的其他类教会事工领袖对参与并积极服事地方教会的兴趣较小。

罗伯森(Pat Robertson)是创办了瑞金大学(又译维真大学,位于美国弗吉亚州的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和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电视福音布道家,曾被按立为美南浸信会牧师。然而,在1980至1990年代初,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时,他几乎从不去教会。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参加他所在的浸信会时,他曾对记者说:“太无聊了,我不喜欢去那里。”

罗伯森坚信基督徒灵修生活的重要性,他每天都读一个小时的圣经,并花很多时间祷告。但在他看来,教会生活可有可无。

如今,一些福音派人士重新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像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和马克·迪弗(Mark Dever)等牧师坚持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成为地方教会的活跃成员。

福音派再次阅读有关基督徒群体价值的经典著作,如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并撰写与教会、团契相关的书,如科林·汉森( Collin Hansen)和乔纳森·利曼(Jonathan Leeman)的《重新发现教会: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必不可少》(Rediscover Church: Why the Body of Christ Is Essential)。

在这个快速运转的世界里,当参与教会变得越来越“逆文化而行”、越来越“不方便”,这些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性。正如邦妮·克里斯蒂(Bonnie Kristian)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基督徒缺乏对教会的基本委身——坚信“例行参与基督徒的集体生活是我们敬拜和门徒训练的主要场所。”

但是,为了让人们重返教会,福音派需要重新建构一个令人信服的教会神学──为 ”为什么要去教会?” 这个问题确立一个独特的福音派答案。

教会存在的理由不能只是传福音,因为类教会事工和宣教士团队在这方面往往效果更好。教会的存在也不能只是为了传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些最好的福音派布道往往出现在跨宗派的复兴聚会和福音事工特会上。

如果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是耶稣用祂的宝血所赎回的——我们必须知道她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但,教会究竟为什么重要呢?

一个来自福音派的答案是:教会是上帝的家庭在此地的体现,是耶稣计划训练门徒彼此相爱,使门徒能变得更像祂的地方。

一个基督徒在个人的独处中无法有效地实践爱。我们可以独自祷告、读经,但如果不与他人建立关系,我们就无法实践爱。

保罗的哥林多前书13章是写给“一整间教会的基督徒”看的——而不是写给一位独居的基督徒。在保罗的一生中,有好几次他与基督徒群体隔绝,无法与他人一起敬拜,例如在监狱里的时候。但即使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仍热切地为其他门徒祷告,渴望与他们团聚。

当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几章,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保罗是个非常渴望与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人——与他们一起祷告,分享他们与主同行的喜怒哀乐。

正如福音派基督徒正确地指出的,上帝的灵和救赎的礼物并非由教会的围墙所定义。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信仰群体,我们学习“如何爱其他耶稣的跟随者”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经历到与其他基督徒合一的能力也会受到阻碍,而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曾为祂门徒的合一祷告。若非在基督徒群体里,我们不可能经历到在此生此地“作为耶稣的新妇”的身份所带来的祝福的一部分。

早期的美国福音派也许是在抵制没有重生的牧师和灵命死灰的教会中而生,但它绝不该成为一场反对教会本身的运动。也许现在,在“大离教运动”的浪潮中,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一个强而有力的、属于福音派的教会神学。

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是阿什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着有《十字架的政治:党派政治的基督教替代方案》(The Politics of the Cross:A Christian Alternative to Partisanship)一书。

翻译:Jane Hao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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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既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

向着上帝及他人的悔改是所谓的天国文化、基督国的伦理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4
Illustration by John Hendrix

路加福音比其他任何福音书都更全面地展示耶稣关于伦理的教导。耶稣说的比喻有一半以上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它们涵盖了“如何做金钱的好管家”以及耶稣是如何看待穷人、残疾人和女性等被世人忽略的人⋯⋯等主题。

这一切的基础是耶稣和祂所传讲的神的国的样貌。

在我事奉于学术领域的40多年中,我从事关于路加福音的研究。路加福音里的关键经文让我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使我了解耶稣的使命范围之广,是我年少时期显少被教导的。

第一段关键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加百列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预言他的诞生和呼召,说约翰将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路1:16-17)

我学到的关于读经的方法之一是透过提问来理解经文的意义。在这一段,我的问题是:“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是什么意思?”而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两种答案。

首先是关于预备:约翰将使人们回到上帝身边。这正反映了先知该做的事。

再来是——同时既是约翰呼召的一部分,也是上帝想在那些“预备好被拯救”的人身上想看到的(更是我过去一直不明白的)——加百列宣布,约翰将在两个关键领域使人们回到彼此身边:家庭关系(“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和公共生活的伦理智慧(“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这意味着悔改同时也是横向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纵向的(人与神)。悔改并非单一向度,而是多面向的。

当约翰接受呼召,为拯救的到来预备百姓的心时,我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与他人的关系都在神的意念之中。 “和解”和“关系”是上帝准备透过耶稣做的事的核心。

圣经中用于表达悔改的词汇直译为“转向”——在这里的转向有个统一的目标:将人带回上帝身边,同时也将他们带回彼此身边。

这段经文阐述的是人们应以“连结心灵、追求爱和寻求他人的益处”的方式来行事及生活。

以,我们该怎么做到这一点,谁应该主动采取行动?施洗约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如果我们对这种全面的悔改方式还有任何疑问,那么下一段关于施洗约翰的教导和洗礼的经文则再次强调了这个目标。

人们透过参加约翰的洗礼来回应悔改的呼召,展示“我已预备好迎接主的到来”的心意。

请看路加福音3:8-14(我将某些术语译成希腊文,以显示语意的连结):

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证明你们的悔改,不要自称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作我们的父”。 ……众人就问他说:“那我们该怎么办?”约翰回答他们:“有两件外衣的人必须与没有外衣的人分享,有食物的人也必须这样做。”税吏也来受洗,他们对他说:“老师,我们该怎么办?”他对他们说:“你们收集的东西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量。”一些士兵也问他:“至于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他告诉他们:“不要用暴力或诬告从任何人那里拿钱,只要有你们的军饷就满足了。”

这段经文的主题正是施洗约翰布道的主题:悔改。路加福音3:10, 12和14里的不同群体都在回应约翰的呼召,活出他们的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实)。这是约翰回应预言,对他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这ㄧ天职的实践。

在路加福音1:16-17和3:10-14发生的事只有被路加福音所记载。这是唯一一部提及这件事并将其与弥赛亚信息联系起来的福音书。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摊开来做对照,假设这四本书对于施洗约翰的描述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可能错过路加福音在这此强调的关键主题。

路加福音第3章这一节的英文翻译模糊了第8节新受洗者的问题和约翰的劝勉之间的相呼应。在这段经文里,受洗者和约翰皆用了希腊单字poieō的不同型态(意思是“产出”及“做”)。这些受洗者问约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约翰所呼召的悔改,约翰则用同样的词做出更精确的解释。请记住,约翰在这里做的事,正是在为耶稣的信息的基础铺平道路。

而约翰的回答出乎众人意料。在每个案例中,悔改的实践所涉及的并非“我如何回应上帝”,而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回应他人

悔改的信息是这样的:我应该慷慨地对待上帝给我的东西(对约翰的听众而言,这意味着衣服和食物)、以宽宏的态度扮演我的角色(就税吏而言,不在经济上占人便宜;就士兵而言,不滥用权力)。

让人们惊讶的是,约翰的回答都没有直接涉及上帝。约翰的重点在于,悔改不仅关乎我与上帝的关系,也关乎我与他人的互动。

在我们回转向上帝的同时,我们也在预备自己回转向它人,也就是,我们开始有一颗主动走向他人的心。这是在为耶稣即将带来的国度做属灵的准备。那些为耶稣王做好准备的人,会把悔改“做/产出”到极致。

这让我想到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5:32。耶稣在这里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当我们读圣经时,同时阅读经文的上下文很重要(5:29-32)。就在前一个场景,耶稣才与税吏共进晚餐,而一些宗教领袖抱怨祂这样做。为什么要与被许多人拒绝的人共进晚餐呢?

耶稣的回答是,祂像医生一样,是来医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其中隐含的思考是:这世上有谁不需要上帝呢?

耶稣对悔改的呼召出现在路加福音许多经文中(4:16-19;14:7-24)。耶稣以自己为榜样,教导祂的跟随者“他们应该首先关注哪些人”。耶稣透过服事和特别照顾那些经常被忽视的人来表明祂的优先顺序。

当我们关心着耶稣所关心的人时,我们向世界见证这位神不会忽略世上任何一个人。耶稣以约翰关于悔改应该结出果实的观点为基础,呼召我们主动修复与他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该如何实际做到呢?撒该的故事(路19:1-10)或许是悔改是什么样貌最清楚的例子之一。故事的开头是耶稣与这位令人憎恨的税吏的相遇。这段互动导致撒该内心的转变:撒该宣布他要改过自新并与他的群体和解。

这种全人全心悔改的核心是与耶稣的相遇。耶稣欢迎那些“需要上帝的人”的方式深深吸引了他们。然后,祂主动走向他们,表达上帝对他们的关注,同时也向他们提出挑战。耶稣邀请我们以祂为榜样,随时预备好伸出和解及关怀之手。这就是那即将到来的国度呼召背后的核心。

加福音里的这些故事渐渐的改变了我。它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我的心,但渐渐地,往悔改的路上走去的一系列实践变得越来越清晰。

耶稣带来的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慢慢消除了我对悔改的盲点,让我看到上帝的救恩和个人生命转变的计划有多么全面性。

路加福音揭示了“悔改”一词在关系上和伦理上的维度——我曾经视这个词为我跟上帝之间的私事,以为悔改只与我和上帝的关系有关。

认识到悔改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深刻的关联性,让我很震惊。

当我反思人们共处的社会及社交关系时,“悔改的视角”让我看见一系列我曾错失的实践。

这些经文让我更加深信,上帝想在我和所有追求祂国度的人身上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心。一个为弥赛亚的到来预备自己的人的心是向着其他人的——甚至是那些他们本性不会想要向着的人。

我的悔改是否让我的心准备好与上帝在所有方面要求的心意一致?我是否忽略了上帝指出的我应做出的某些回应?

我必须反思自己的回应有多么肤浅,以及“寻求上帝的宽恕”究竟意味着什么。祂的宽恕不仅是为了把我带到祂身边,也是为了使我见到祂对其他人的心。

在研读路加福音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主题:我们应如何像上帝饶恕我们那样去饶恕人,以及我们应如何理解基督最大的诫命(The Great Commandment)。

主祷文里面请求天父“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路11:4)。我要学习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一种能反映出上帝在我不配时为我所做的一切的处理方式。上帝总是准备好要饶恕我们。

在我们这个经常算计他人过错的世界里,这是个革命性的想法。当我们饶恕别人时,我们见证着上帝如何待我们的榜样。上帝的饶恕是完全的、多面向的,当我们真的了解这一点,我们会更加感激祂的饶恕,以至于改变了我们回应他人的方式。

基督最大的诫命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邻舍如同自己(路 10:27)。路加福音1:16-17和3:8-14皆在在强调着这一点。

这不仅仅是新约圣经的观点,十诫也涵盖这样的内容。十诫里面第一组诫命是关于我如何与上帝相处,第二组诫命则是关于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这些经文共同阐明了基督“关系性的伦理”的核心,即当我们跟随上帝并以祂为镜子时,祂希望我们的心是如何转向祂以及其他人。

耶稣所教导的“爱”明确地包含我们的敌人(路加福音6:27-36),祂认为这样的爱应能使基督徒与众不同。这样的爱反映着上帝的品格,也反映出我们是祂那已悔改的儿女。当我们反映着上帝的心意时,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悔改的范围如此之大。

我认为,这种真正悔改的想法是圣经里最全面、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之一。这就是上帝想带领祂的门徒走上的路:当祂改变了我们的心,祂使我们转向祂、转向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邻舍。

一个为弥赛亚的降临做准备并参与在祂的国度的民族,应该随时准备好,满心愿意并且能走在这条路上。

如果教会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个目标,我相信这样的心志能改变我们的世界,因为这样的生命能吸引他人归向上帝。当上帝呼召我们“做好准备”时,祂呼召我们主动做一个有智慧、宽容、对他人充满爱和关怀的人——即使是对一些我们原本不想如此对待的人。

在我们的心转向他人的同时,我们也转向了上帝,并且我们甚至可能正以这种方式邀请他们以自己未曾想像过的方式回到上帝和他人身边。

达雷尔·博克(Darrell L. Bock)是达拉斯神学院文化参与执行长兼新约研究资深研究教授。他著书无数,最近的作品是《文化智慧:在多元化的多元世界中为上帝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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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耳能听见”的奇迹

开口说方言并不是上帝唯一的神迹。圣灵也赐下“能听见”的理解力,战胜人们之间的分裂和蔑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如火一般的舌头,无所不在。在这个喧闹和愤怒的时代,在这个抗议及反抗议的时代,言语燃烧、灼烧、烫伤、刺痛着人们。

雅各曾写道:“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但是,我们很少人——即使是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愿意相信这句劝言。我们不相信“多听少说”于我们今日面对的现实有益。

正如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r)在《我们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Our Politic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屈服于相信“在这个时代需要用敌人的工具(来打败敌人)”的诱惑。我们为自己的火舌辩解,认为“这只是加入你玩游戏的方式”,却无视我们造成的破坏痕迹——我们嘴唇上的火花毁掉了大片森林(雅各书3:5-8)。

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愤怒以千兆赫的速度传播,比信使传播得更快,但我们的时代并非独一无二混乱或动荡的时代。教会经历过更糟糕的情况,尤其是基督复活升天后最动荡危险的初期。

“我被关进监狱⋯⋯挨打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我被犹太人用三十九根鞭子抽了五次,被罗马人的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砸了一次。⋯⋯我不得不越过河流,抵御强盗,与朋友搏斗,与敌人搏斗,”使徒保罗讲述着他在那个时代的传道经历(林后11:23-27,MSG信息版)。

这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圣灵临到门徒时的文化处境。圣灵向世界释放另一种火热的舌头——它带来连结、启迪灵魂和清晰的见解,而不是分裂、破坏和混乱。这就是我们在五旬节主日纪念并庆祝的属灵产业。我们需要重新抓紧这份产业,因为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这些火舌,以及伴随而来的相互理解的奇迹。

在我加入其青少契的那间教会里,任何关于“一阵大风”吹进门徒聚集的房间的讨论,都集中在这类或那类的方言上(徒2:2)。在灵恩派青少契里,教会长老们(—深信圣灵的第二次祝福或第二次洗礼)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会说其中一种祷告语言(或称方言),就不能在青少契领袖小组里服事。(所以我没有)

同时,我在主日早上参与的另一间明显不属于灵恩派的教会基本上不会提及圣灵。这间教会将“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变成古老的美好回忆,将圣灵的显现看作类似博物馆的展览——饶富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品在人们平静、圣洁的头顶上舞动着娇艳的火焰。也许在初代教会发生的事有点奇怪,但我们的教会井然有序,一切合乎常理,正常且可预见。(这间教会的解读确实抚慰了我的自尊心,让我确信自己的灵命并不比青少契的同侪差)。

尽管这两间教会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们试图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五旬节的“舌头神迹”?这个问题的焦点非常单一,以至于我直到成年后才知道五旬节还有第二个神迹:除了舌头的神迹,还有耳朵的神迹。

在这个被巴别塔的混乱所困扰的世界里,上帝派遣祂的圣灵来恢复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能力。五旬节主日既标志着说的神迹,也标志着聆听的神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却没有人在聆听,我们对雅各书所形容的那种火舌的了解远远多于使徒行传里医治的舌头——五旬节那日,人们彼此互惠的奇迹正是这个焦灼的世界需要“我们的教会”再次体现给世人看的。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领袖智慧小书《狼要与羔羊同居》(The Wolf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中,美籍华人圣公会牧师艾瑞克·罗(Eric H. F. Law)以当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动态作为呈现使徒行传第2章的框架,以此来解读所谓的“沟通的奇迹”。

艾瑞克牧师写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两群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是门徒,他们大多是来自加利利的渔夫和工人(我们今日可能会说他们是带着乡下口音的乡巴佬或大老粗)。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所了解到的,彼得和约翰等初代基督教领袖在犹太长老和文士眼中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在罗马殖民者眼中,他们“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教派,该教派领袖已被处死”。

第二群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徒2:5)。相较于门徒,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是犹太菁英。有些人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花费不斐。或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撒都该人,是宗教贵族,在犹太公会中占有席位,具有政治影响力,并与罗马政府的权贵有联系。就在几周前,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要求彼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动。

艾瑞克牧师认为,简而言之,第二类人可能会为耶稣的跟随者带来麻烦,或什至其中一些人已经带来了麻烦。然而,圣灵正是给了这群人“聆听并理解的恩赐,尽管门徒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人群中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恩赐——有些人还以为门徒喝醉了——但许多人确实听懂了,并对他们所听到的感到惊讶(徒2:5-13。

在圣灵降临节上,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并带来了“公义、圣洁和救赎”(林前1:27-30)。软弱、无知、无能的人被强大、受过教育、有权势的人所理解了。基督颠倒的国度颠覆了世界的常规。圣灵的火舌带来的是光照,而不是伤害。

今日的我们——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这样的故事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强而有力的那一方,还是无能无力的那一方?这个问题因个人种族、教育和阶级等因素而变得复杂,却是我们许多场文化战争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同样的行为和恐惧,如果是来自受困的少数群体,而不是偏执的多数群体,其表现形式就会截然不同。

我自己的背景是白人、农村和工人阶级。如今,我和丈夫都是稳固的中产阶级,但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而且我是勉强摸索着才考上大学,因为我不了解SAT考试对入学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报名参加。我的家乡不是加利利,但可以算是美国版本的加利利。

我认识并深爱着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日渐凋零的小镇上艰难度日,试图想像自己的孩子在空洞化的社区里会有怎样的未来。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拥有特权或有什么权力地位,都对被人认为是特权阶层而感到不满。根据不同的新闻立场,这群人——我的村民——要么是一群受害者、因被遗忘而合理地充满怨恨的族群,要么就是无知的傀儡法西斯分子,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

这两种对立的形容词某种程度上来自沟通不良的问题。我们喋喋不休,却不愿倾听,因此我们无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是如此。我们说出别人的罪,却对自己的罪保持沉默(马太福音7:3)。我们忽略其他人所处的群体与我们的群体之间复杂又细微的差异,我们以苦毒还苦毒,加入铿锵的敲锣打鼓演奏团(林前 13:1)。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教会需要来自圣灵的清新之风。我们必须悔改,悔改我们正在以所有方式成为一个“惧怕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力量”远胜过“惧怕上帝的力量”的教会。我们必须祈求上帝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寻求在五旬节那日发生的两种神迹。

这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无论我们更倾向视自己为加利利人还是所谓的“更有智慧”的听众,都是如此。我想,同时在这两类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不会只有我:在某些情况下,我的肤色或说话的内容给了我相当大的优势;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是一个乡巴佬,不知道如何在权力的殿堂自处。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的身分由祂来定义,我愿谦卑地顺服基督的呼召——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腓2:3)。在所有情况下,我都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一切所需。

我想,对耶稣所有的跟随者而言都是如此。有时,我们需要舌头/言语的恩赐:这种决心让我们有能力站在该站出来的地方,抵制必须抵制的事,说出该说的话。但有时我们需要有耳可听见的恩赐,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安静下来,倾听,并驯服我们的舌头。

有时我们有很多权力、力量。有时我们没有;有时我们有很多需求,有时我们则很富足;有时我们会享有特权,受人尊敬,有时我们被人谩骂和蔑视;有时我们需要捍卫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有时我们需要为人舍己。但在所有人生季节里,我们都有圣灵的陪伴,祂总是热切地在我们里面做工,并透过我们的生命产生上帝想见到的那种公义。

Carrie McKean是一位居住在西德州的作家,她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得克萨斯月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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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好好理解《历代志》?

圣经作者叙事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述说奥妙伟大的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Unsplash

对于忠实的圣经读者来说,《历代志》(直译的名称为“编年史”)的存在可能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在阅读时,我们可能会想,我以前是不是曾读过这一段?简短的回答是:是,也不是。

《历代志》上下册重述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关于以色列和犹大的一些故事。但作者还透过加入新的材料并搁置其他故事,以全新的视角讲述那些年发生的事。作者决定保留哪些内容、增加哪些内容并不是随意的决定,而是有意为之。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作者心中有个独特的讯息,值得今日的我们借镜。

首先,《历代志》上跟下中只有50%的内容重复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一方面而言,这是很大范围的重叠,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意味着《历代志》有一半的内容是全新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内容!

虽然《历代志》的内容与先前的资料重复,但它是在先前的书成书100多年后才编写的——这让作者有了后见之明,并有机会以此书回应作者身处的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当时,犹太人刚从流亡中回归,面对重建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艰巨任务(尼布甲尼撒王曾摧毁了这座圣殿)。这项任务深刻地塑造了《历代志》上下册的背景。

如果将《历代志》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并列阅读,你会发现新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大卫和圣殿。作者在大卫的家谱和大卫遗产的细节上花费了更多时间。虽然《列王记》专注于详述北方的以色列国,《历代志》则强调大卫后裔所统治的南方犹大国。

同样的,作者也增加了有关圣殿的内容。我们读到大卫准备建筑材料的过程,以及所罗门建造圣殿和献殿的更多细节。作者也向我们讲述了跨越数百年的五次不同的圣殿修缮工程。我们聆听了不同君王在圣殿中的祷告,了解利未人之中哪些人被指派执行哪些与圣殿有关的任务。

这两个重要的主题——“大卫”和“圣殿”——在历代志一开头列出的家谱里显而易见。是的,我可以理解人们想略过本书开头整整九章家谱的心情。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错过关于作者重视哪些细节,以及为什么重视这些细节的重要线索。

尽管家谱篇幅很长,但它们并没有对以色列所有12个支派进行公平而详尽的描述。相反的,它们特别关注大卫家族和利未支派,因为他们的后裔是主要被呼召至圣殿中侍奉的人。

如果将《历代志》与《撒母耳记》进行比较,你可能会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作者省略了大部分关于大卫的不光彩故事。

在历代志中,大卫没有占拔示巴的便宜,也没有失去对儿子们的控制。作者并非不知道大卫的失败;很明显的,他在写作时面前摆着撒母耳记,因为许多故事都是从撒母耳记中逐字摘录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讲述大卫挣扎于罪的故事无法达到作者的目的——除了其中一个事件。既然例外常常验证了潜规则,我们就必须仔细地看看它。

在《历代志》中,大卫的形象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但作者却把大卫不明智的举办人口普查的故事写了进去:当时大卫命令指挥官计算他们战士的数量。大卫没有相信上帝对他们的保护,结果为他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要理解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出现在《历代志上》第21章中,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大卫的行为的后果。大卫没有听取他的指挥官约押的建议,要求进行军事人口普查。这次行动既是对大卫对自己权力的炫耀,也是对上帝的保护失去信心的表现。但当普查结果出来后不久,大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罪,并祈求宽恕。

作为回应,上帝允许大卫从三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后果:“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代上21:12)。大卫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决定将自己和王国交托给上帝。

这场瘟疫确实是毁灭性的,由于大卫的愚蠢,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但在这场审判中,耶和华对这个国家展现怜悯,阻止祂的天使毁灭更多的人——这一刻,就像在摩利亚山上一样,亚伯拉罕正要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时,耶和华呼唤他住手(创22:9-14)。作者也告诉我们,当瘟疫停止时,耶和华的天使究竟在哪里——“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那里”(代上21:15)。

这个地点对全书的情节至关重要。禾场(打谷场)是人们处理收获的谷物的地方,人们用重型设备拖着麦秆,将谷物和麦秸分开。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山顶上进行这项工作,这样风就可以吹走糠,只留下营养丰富的谷物。

于是,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买下这个山顶上最好的打谷场,在那里建造一座祭坛,用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以恢复与耶和华的团契,感谢祂的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代上21:26)——这戏剧性的回应与会幕建造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利9:24)。大卫合理地得出结论,这里将是建造圣殿的最佳地点,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代上21:31)。不过,大家可能还记得,最终执行这项任务的不是大卫,而是他的儿子。

作者最终在《历代志下》以戏剧性的手法将这些线索串联在一起:“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代下3:1)——在那里,上帝向大卫施恩,饶恕了以色列人;在那里,上帝也存留以撒的性命。作者不想让我们错过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作者要在描写大卫正面形象的书中讲述这个不光彩的故事呢?人口普查这个错误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它最终导致大卫确立所罗门建圣殿的位置——这正是本书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向以色列人施展恩慈,为祂的同在及祝福提供戏剧性的证据。

作者希望向他那一代人强调重建圣殿的重要性,并重新召集那些在圣殿中服事的人。这群人迫切地需要一种来自过去的延续感,以及“上帝的同在”会再次赐福他们的群体的保证。如果我们跳过历代志,认为它们只是在“说重复的故事”,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上帝对我们的世代的呼召,也就是我们应优先建造圣殿。

今日的我们正面临类似的任务:在全球疫情过去后,教会应如何重建?在教会经历如此多公众性的丑闻和分裂后,我们该如何恢复?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重建一座有形的圣殿,而是重建我们作为基督肢体的集体身分感。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历代志》阐述着一种现代教会急需的纠正。教会的重点不在于,而是关乎上帝的子民在世上做上帝的工作。透过理解我们共同的使命,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我们身为教会的目标。

使徒保罗如此写道: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重建圣殿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项目。正如保罗和索提尼在其他地方所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林前3:16)。保罗强调了复数的“你们”。没有人会为了欣赏一块砖头而去参观一栋建筑物,但是,人们会对一座由成千上万块精准摆放的砖头所组成的建筑物肃然起敬。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圣殿的建造包括定期聚会、一同寻求上帝、学习彼此相爱,以及探索如何在我们的时代一同用我们的生命荣耀上帝。任何ㄧ个人都无法单独向注视着我们的世界展示上帝的荣耀。重建上帝的家是个集体性的计画,我们需要彼此参与在这个计画里。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着有《承受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成为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 )。她目前正在撰写下一本书《成为上帝的家人:教会为何仍然重要》(Becoming God’s Family: Why the Church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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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并非一本道德之书

与其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不如说它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与上帝相处、建立关系。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人们常说,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根基。就像历史上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我们的时代是个人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士师记17:6)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正是上帝最喜欢的时代,祂能在此刻再次证明,祂在基督里呼召的不是义人,而是那些失去了锚的人。

但在像这样的时代,以这种角度看事情并不是我们的本能。当道德每况愈下,当人们行为不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律法来敲打他们:“停止这样做!你应该如⋯⋯这样这样做!”。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这确实是我的本能反应。我常常忍不住想把上帝当作盟友:“听着,圣经说⋯⋯所以你应该⋯⋯。”

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试图呼吁让这个“道德正在失丧的文化”回归“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背后的动力。但是,回归圣经价值观的呼声往往与试图操纵人们做出正确行为的企图连结在一起。例如,十多年前,佛罗里达家庭协会(目标是“捍卫、保护和推广传统的圣经价值”)曾引发的风波:他们向劳氏公司施压,要求撤下电视节目《全美穆斯林》的广告。

“圣经价值观”ㄧ词的使用主要符合政治保守派的政治议程。但圣经价值观并不属于保守派。因此,我们不时听到温和派和自由派同样呼吁根据“圣经价值观”做出政治决策,在这里,他们提及的“圣经价值观”指的是对穷人的关心、使人和睦⋯⋯等等。

时不时地,一些政治领袖也会加入使用“圣经价值观”的合唱行列,即使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英国前首相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当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圣经詹姆士王译本问世400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圣经帮助英国建立一套价值观和道德观,使英国成为今天的英国”,这番话引起ㄧ阵轩然大波。他认为,坚持圣经价值观可以对抗“缺乏任何真正的责任感或道德准则”的现象,这种现象最近让“一些银行家和政客漠视社会上其他人”。他还提到英国曾经历过的骚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威胁”。他说,“道德中立和被动性的宽容再也无法解决问题。”

见到英国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挫折感。同样的,当一些事件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时,我们本能地会想以道德律(或所谓的“圣经价值观”)纠正一切。

但这个策略似乎未曾奏效。首先,在宗教选择多元的文化或世俗国家(没有法定宗教)里,这种策略本身并不具有说服力。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会质疑一种强势的宗教传统价值观。其次则是关于人性。你越是要求别人服从圣经价值观,人性就越有可能反抗这些价值观。去掉了“耶稣愿为罪人而死(并复活)”的框架,圣经价值观在不信的人耳里听起来不过是压迫性的ㄧ系列律法。

在教会里,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首先,扎根于基督饶恕的框架下,谈论圣经价值观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圣经的伦理教导就会被视为“以爱为根基生活的指南”。这些价值观不再是一系列律法,而是作为被恩典救赎的人具体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们的本能仍倾向把这些有益的教导变成纯粹的律法,即使在教会内也是如此。我在自己的教会传统——圣公会中就看到了这种迹象。我们这些圣公会内的保守派一直坚持要求主教们在性道德问题上“服从圣经的权威”,当圣公会总会拒绝后,我们拿着圣经成立了自己的教会。

又或者应该说,成立了“教会们”。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又分裂成各种圣公会运动和分支教派。而分裂至今依然继续着,圣公会美洲传教会的八位主教辞去了在卢安达省的职务(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年之前,他们曾公开承诺会顺服卢安达省的教区)。这些分裂向我表明,我们的动机也许不像我们起初想像的那样充满恩典。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动机并非如此。因为我被激怒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人对圣经权威的不服从!

当圣经被人这样使用——作为单纯的律法——就会产生一种教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分裂及分裂中的再分裂持续发生着,即使圣经的权威不再受到威胁。

* * *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保守派为“圣经的权威”或“圣经的价值观”辩护时,我们常试图让其他基督徒服从某些教义(如童贞女降生或基督的代偿赎罪)或服从某些道德规范(如禁止婚外性行为或看限制级电影)——我们将圣经当作让他人服从的筹码。

容我为自己澄清一下。我确实相信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相信基督的代偿赎罪、相信性行为应发生在婚姻中的一男一女⋯⋯等等。我相信经典的正统教义和伦理,因为我相信它们是圣经所教导的,或是从圣经教导中推论而来的,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神圣的启示。

但我并不认为圣经从根本上是个道德工具。与其说圣经是一本律法书,不如说它是一本礼物书;与其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不如说它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与上帝相处、建立关系——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可以肯定的是,圣经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但圣经的目的并非让人们紧紧持守着规定,而是像保罗所说的,使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在我看来,如果圣经的教导能产生出“善事”,肯定是以上帝的宽恕为基础,以及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并复活的恩典。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下,我们的“善事”才是以爱为基础,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否则,所有教导仅仅只是一系列的律法。

我相信我们受到律法的诱惑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多很多。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谈到圣经中关于上帝的爱的信息时,我们之中很少人会推崇圣经的无误权威或赞美它的神圣启示性。我很少听到人们这样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林后5:19)——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真理,因为这是神无误的话语!”或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5:1)——是的,我们真的从律法中得了自由,因为上帝无懈可击的话语是这样说的!”相反的,我很常听到人们说:“你不能有同性恋关系,因为圣经这样禁止。”或者说,“你必须相信从童贞女而生这件事,因为圣经这样说。”圣经已不再是向我们启示好消息的书,而是一本道德之书。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无意间侵蚀了圣经的教导。整本圣经里至少有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律法不能使我们成为义人。拼命遵守每一条圣经教导,或试图让别人遵守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宣扬律法及其权威——甚至是圣经的权威——会产生与我们意图完全相反的效果。正如保罗所说,律法只会唤起我们的“恶欲”(罗7:5)。当有人告诉我必须做某件事,必须服从某种标准或律法,我只会想反抗。这就是圣经关于人性的教导。我们在遵守律法方面的经验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因此,我们越是把圣经当作律法的棍棒,人们就越会反抗它。

难怪每当我们把圣经当作律法书时,它都无法说服他人。也难怪它能如此迅速地在我们中间形成一种恐惧文化。我们这些以“圣经的权威”为基础建立新教会的人可能会开始想像:“我们现在必须格外警惕。我们必须互相监督,以免其中一人偏离圣经道德的轨道。”我们以圣经的权威作为我们分裂出去的理由,如果我们的人不再遵从圣经,我们的存在(分裂出去)就是个骗局。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教会中的人变得越来越互不信任、互相评判,以至于新的分裂几乎无可避免。从古至今的教会历史就是这种模式的见证。

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不是放弃圣经权威。我们新教徒不想放弃“唯独圣经”,也就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准则。但圣经信仰的第一要义不是律法,而是恩典;不是顺服,而是饶恕。圣经的权威不在于它的命令和教义,而在于它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你的信仰从教义和伦理的要求出发,你最终会得到一个令人恐惧、不饶恕人的教会,以及一个没人愿意与之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奇妙的信息出发——上帝为我们这些道德沦丧的人提供一位救世主! ——那么,各种教义和伦理道德就会自然涌现出来,这些教义和伦理道德能促进自由和新生命的成长(彼前1:13-15)。

马克·加利(Mark Galli)是《今日基督教》的资深执行主编。他是《混沌与恩典:发现圣灵解放的工作》(贝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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