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宗教信息管控升级,中国基督徒还会继续开展网络宣教吗?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今日正式生效。CT亚洲编辑采访了七位牧师和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 Hitesh Choudhary / Pexels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去年年底公布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今日(2022年3月1日)正式生效。新条例明确规定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只能由中国政府批准、并获得特别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在政府批准的网站上提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2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就《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答记者问”,表示相关部门将“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办法》落实到位”。

这一新条例的实施会对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后基督徒是否在网上什么也不能做了?进入后疫情和“后新条例”时期,中国和海外华人教会的网络宣教将何去何从?

《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几位中国和海外华人牧师和基督徒,包括:安平:新媒体宣教牧师,“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Eva Xu,洛杉矶某福音派教会成员,富勒神学院神学硕士;玲子:日本东京某华人教会成员,基督徒微信群群主;始明: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牧师,美国某神学院道学硕士; Sean Lu: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青年牧师,现在美国攻读神学博士;亚伦: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牧师,韩国某神学院道学硕士;张强:大数据专家,资深媒体人。(出于安全原因,中国国内基督徒的名字均为化名)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将于3月1日生效。你认为这个条例开始实施会对中国(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怎样的影响?

始明:第一,这是一个“管理办法”,本质上来说,它的作用是授权管理机构去进行某些操作,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的管理制度。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并不具有法律那种程度的全民约束性。其次,这个管理办法并没有比过去已经存在的做法(比如:删贴、封号、被公安机关叫去训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等)多出些什么。换句话说,它只不过以文本的方式固定了已经存在的一些示范性做法,授权了一些机关这样做的合理性。这并不是一夜之间“严控”升级。第三,我并不认为这会对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太大影响。当然,Zoom聚会可能会被干扰,微信可能被封,但这些都是一直存在的情况。唯一可以肯定的影响,是一些基督徒会因为恐惧而自行停止事工。基督徒如何服事,不应该顺着法规的指挥棒起舞,我们应当竭尽一切资源做神的忠心管家,直到神收回这些资源。

亚伦:影响有待观察,因为它取决于实际的执行力度。中国的政策向来都有模糊的空间,当局也会视情况而调整执行力度和范围。今天太多的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太依赖微信,微信成了许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这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玲子:虽然要3月1日才生效,最近在微信上已经能看到新条例的影响。圣经相关的音频,图片和文字基督徒不敢转发了,很多福音公众号被删除了。“耶稣”、“耶和华”,“阿们”这些词都不能写出来,要用拼音代替。日本的弟兄姐妹们渐渐转移到国外的联络软件(如Line)上。

安平:条例的威吓作用已经显现,很多基督徒在网路上的沟通都变得更加谨慎,或者“改头换面”来规避。但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大背景,就是其实政府目前对社会各界的言论控管都是空前的,而在这样高度控管的情况下,徐州铁链母亲事件掀起的舆情海啸却也是空前的,很多被删的帖子反而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广泛的传播。这再次证明了新媒体对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性”本质特征。乐观地讲,经过短暂的萧杀之后,相信未来会看到新条例反而激发基督徒更加珍惜、看重网络宣教,更有创意和使命感地善用网络传福音。

Sean Lu:教会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以求最好的应对。如果真像当局在答记者问中所言,政府将“确保《办法》落实到位”,那么这很可能会产生“互联网去宗教化”的巨大负面影响。当然,这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去宗教化”:绝对意义上的“去宗教化”是不可能的。如果如当局所望,将来网络空间将不再是“宗教活动特区”,也不是“宗教舆论飞地”,那么网络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宣教的工场”,网络宣教不再能像从前那样轻松便捷地发布或传播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是像面向任何一片敌视福音的线下真实宣教地一样,是充满挑战的差传事工和属灵争战,必需依靠圣灵的大能,方能应对挑战,在“冻土”上“动土”。

3月1日以后,是否还有一些网络宣教的事情是继续可以做的?你认为今后网络宣教的策略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Eva Xu:查经聚会、神学讲座甚至线上敬拜等等,还是可以用Zoom继续进行的,国内的弟兄姐妹也能参加。只不过以前Zoom登录信息会发在微信群里,现在担心不安全会用其他方式通知。但是少许调整还是需要的,比如避免使用容易被查封的敏感字眼。基督徒既要驯良像鸽子,又要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微信不行了,可以多打电话,疫情缓解后可以到家拜访。

始明:我并不认为需要调整,因为我们并不是突然进入“寒冬”。我们应该继续做以前做的事情,直到被封号、被删除或者不能再使用。我特别想跟海外的华人基督徒们说,你们处在一个特别的位分上。你们不得不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软件、平台或者资源,但你们并不受中国大陆法律的约束或管辖,这些软件、平台和资源也有走向全球市场的愿望。我认为神给你们一个特别的地位和“现今的机会”(以斯帖记4:14),让你们可以在本国以合法的方式起诉或抗议这些软件、平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侵犯,阻止它们在全球中文世界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虽然这并不足以改变什么,但或许神可以使用你们现在的位份、透过这样的举动带来影响。

亚伦:我认为现在中国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学会“科学上网”(使用VPN等),减少对微信的依赖,以致逐渐可以适应没有它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活得更好。翻出火墙得自由,以后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有能力的教会或机构可选择将网站设立在墙外的服务器上;主内公共号可以把平台转移到不受审查的墙外社交媒体(如Telegram);个人也可以使用墙外的社交媒体。十分推荐Telegram:经过过去几年的摸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站式平台,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微信。

Sean Lu:网络“恶法” 生效,当然不意味着教会要从网络空间全面撤退或自我消音。无论信徒个体,还是教会群体,都需要更多从神而来的勇气、智慧与创意,来发现并抓住新的潜在机遇。教会及差会需要更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装备并差派训练有素的“网络宣教士”,进入这片新的宣教禾场暨战场。与此同时,面对日渐狭窄的公共空间和日新月异的网络文化,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符号、语言、隐喻、故事,和象征等“新皮袋”,来承装那万古流芳的福音陈酿(马可福音2:22)。华人教会需要涌现我们自己的鲁益师与托尔金,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纳尼亚》与《指环王》。(例如,华人基督徒作家能否基于中国神话谱系,创造出没有基督教“敏感词”,但却充满创意和属灵深意地承载福音信息的文学作品?)

安平:从个人的角度,更严的管控可能促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光靠嘴巴说,而是靠活出生命来。我们个人在新媒体上分享福音应该更加重视关系的建立,更加重视自己在朋友圈的分享是否有圣灵的果子,可以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于机构和教会而言,则需要调整策略因应(例如转移平台及更有创意)。“寒冬”时节,万物仍然生长,也是我们网络宣教士深耕细作,耐心等候的季节。

张强:网络宣教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互动在21世纪头20年里,随着全球化运动打开的一扇窗。20年后,世界没有因为互联网而更加宽容而是更加偏执,没有因为连接更加团结而是更加分裂。福音能借着经济、人口、技术、政治、法律、教育的改变而发挥作用,只是作用可能不是立即显示出来。网络宣教前20年所播撒的种子,需要在后20年才能看出。我们需要跟着人群、文化、心灵的季候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新的季节属于真实的、社区的、本地的,人与人更深的交往。这个季节需要生命的真实,与真理的真正明白、活出,而不只是用键盘和屏幕言说。

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新冠疫情对于网络宣教有怎样的挑战及带来怎样的机遇?对中文网络宣教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启发?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

Eva Xu:疫情对传福音最大的挑战是减少了面对面的机会。原本一些外展事工,比如打篮球、打乒乓、学手工等等,机会减少了。单单用网络转发视频、音频、文章等等,慕道友不一定看,打电话他们也不一定接。但疫情让人呆在家里久了,也有时间愿意看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愿意思考有关生死和永恒的问题。而且一直关在家里没事做,人际关系最容易出问题,此时人最需要福音,那些探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督教讲座、书籍,此时更适合推荐给朋友家人同事 。

玲子:疫情限制了基督徒外出,但是增加了大家在网络上交流的时间。我们有两三百位住在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微信群里每天读三章圣经,有一半的人每天坚持打卡,已经坚持了两年,每周还有固定的一次Zoom上的圣经学习。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神的话语,大家都分享说非常开心,对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安很有帮助。

张强:疫情给心态健康的人都会带来巨大的焦虑与抑郁,更不用说原本就抑郁的人。它也带来了人们对于小圈子、同温层的反弹。这也提醒网络宣教要“道成肉身”,从符号化的传播转向体验化、场景化的生活与生命。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职场上借着专业服务服侍这个世代,创造与人建立关系、传讲基督福音的新的机会。

安平:新冠疫情将所有的教会逼到了线上,网络宣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很多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积极探索新疫情常态或曰后疫情时代的教会发展和网络宣教,但也普遍存在观念陈旧、浅尝则止和好大喜功的现象。过去这五年“普世佳音”对活跃的基督教微信公众号进行过广泛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基督教公众号中营销号、假消息泛滥,整体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普遍缺乏公共关怀和与公共对话的能力。在美国大选期间,很多基督徒的社交媒体助长了假消息、阴谋论的传播,失去了见证。这说明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对媒体和新媒体缺乏深入的认识,同时对教会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神学也缺乏深入而成熟的学习,我们还需要”补课”。

始明:网络宣教要引导对象去到地方教会、去建立真实和个人的连接。网络事工也可能会带来幻想、欺骗和自我满足。一个从事网络事工的网红、写手、主持人,很可能因为与粉丝或听众之间的互动而过分高看自己,他从粉丝或参与者那里听到的东西会强化他的自我认知,最后虽然仍然去教会,但其实他真正的身份在网络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他的参与者都很有害。我特别希望网络事工的参与者、服事者正确看待自己的事工,把网络事工看作是神在这个时代赐下的一个资源,但不能代替读经、祷告、参与教会服事。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亚洲编辑

乌克兰人需要祷告,俄罗斯人自愿回应

两个基督徒朋友的故事:他们被国境线分开,但因着对福音的热情而合一,在战争肆虐时流泪祷告。

安吉拉·特卡琴科(Angela Tkachenko)和阿列克谢(Alexey S.)

安吉拉·特卡琴科(Angela Tkachenko)和阿列克谢(Alexey S.)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7, 2022
《今日基督教》编辑/资料图片由 Angela Tkachenko 提供

以下对话采自对全球紧急祈祷会,于周四由欧洲洛桑(Lausanne Europe)主办。

安吉拉·特卡申科(Angela Tkachenko):

我的母亲在半夜里进入我的房间。 “战争已经开始。”

我住在苏梅(Sumy),这是一个约有25万人的乌克兰城市,位于乌俄边境附近。 一周前,我的丈夫坚持要我带着孩子们和我母亲撤离。 我们到了美国,但他留了下来。

星期四,我立即开始恐慌。 苏梅发生了什么? 我的丈夫在哪里? 他安全吗?当我最终联系到他时,他告诉我他被炸弹的声音惊醒了。 他试图开车出城,现在被堵在了路上。 我刷着手机上的照片,加油站排着长队,人们在地铁站睡觉,也看到了政府禁止18至60岁男性出国的公告。 我还能再见到我的丈夫吗? 什么时候? 我93岁的奶奶独自一人 … 我的团队 … 我的朋友 … 我们的房子 …。

我挣扎着度过这一天。 下午,我参加了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针对入侵事件组织的国际祷告会。 当主持人问我怎么样时,我哭了。 我很生气。 我感到被背叛、被破碎、被俄罗斯践踏。 我告诉大家,我为丈夫和在基辅的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正在祷告是否应该撤离。

然后主持人问,是否有人可以为我祷告。 我的朋友阿列克谢(Alexey)自愿回应。 我的俄罗斯朋友,阿列克谢。

阿列克谢(Alexey S.):

周四早上,我醒来时惊讶地发现,我的国家已入侵乌克兰。 我当时在莫斯科出差,参加一个事工,离我在新西伯利亚的家人有2000多英里远。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一边挣扎着吃早餐,一边默默地看着新闻。 看到我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一个我访问过不下四五次的国家——发动战争,一股耻辱感袭来。 我为世界的未来感到恐惧,我为我的乌克兰弟兄姐妹感到悲痛,他们将在这一决定的冲击下生存或死亡。

我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出生、长大。 苏联解体后,我在23岁时听到母亲的康复中心传讲的福音,成为一名基督徒。 对我来说,在基督里找到信仰不仅仅是接受我是上帝的孩子——而是意识到我在全世界都有兄弟姐妹。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乌克兰朋友安吉拉。

七年前,我在雅加达的洛桑会议上认识了安吉拉。 我被她分享福音的勇气所震撼。 她的举措之一是动员团队进入乌克兰各城市的夜总会,与那些永远不会进入教会的人展开对话! 从那时起,我们成了好朋友,并在我们的事工中相互支持。 2018年,安吉拉在世界杯期间带着一个团队来到莫斯科,在街头分享福音。 在我看新闻的时候,这些记忆不断浮现。

那天晚些时候,我参加了洛桑的祷告会,看到安吉拉也在那里,我很感恩。 电话中她和其他乌克兰人所经历的一切令人心碎。 我非常难过,自己的国家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困扰。 当主持人问谁愿意为她祷告时,我回应了,并开始边哭边向上帝述求。

安吉拉:

我一直很喜欢我的俄罗斯朋友,尽管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 我们都在一个叫做苏联的国家。 小时候,我无数次在下午5点跳上苏梅的火车,第二天早上11点到达莫斯科。我的姨妈和表妹仍然住在那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变化。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我很快意识到俄罗斯人对局势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 很少有人理解我的背景。 有时,我被人嘲笑。

2018年,我在世界杯期间访问了莫斯科,进行了一次街头布道之旅。 三个星期内,我们站在红场上,与俄罗斯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福音,与他们一起祷告。 十个月后,来自俄罗斯的150个团队报名参加我所在事工的全球布道日。 许多人后来告诉我们,他们以前不敢公开讲道,但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备受鼓舞。 我被俄罗斯兄弟姐妹们的勇气所感动。

去年秋天,阿列克谢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问到我的梦想,为主接触下一代。 我告诉他,我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帮我们领导在俄罗斯的五个宣教强化班。 阿列克谢愿意支持我的努力,然后与我分享他的心声。 他想把我们各国的宣教领袖联合起来,围着一杯茶,一起祷告、团契。 我记得我在想:“这就是我愿意追随的领袖类型,我知道年轻人也会这样。”

听到阿列克谢为我、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乌克兰发自内心的祷告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他的话提醒我,我是一个不基于国籍、肤色或地位的家庭的一部分。 只有耶稣。

在所有上帝可以用来安慰我的人中,他使用了一位俄罗斯弟兄,让我看到了他的心。

阿列克谢:

祷告结束后,主持人让我分享我的感受。 我告诉他们我感觉糟透了。 我对我国家的行为感到完全的羞愧。

我永远不会忘记乌克兰朋友的眼神。 我看到的不是谴责,而是怜悯。 安吉拉想为我祷告。 她请求上帝向俄罗斯那些感到无力和恐惧的基督徒彰显自己。 她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复兴祷告,这是我们多年来心中共同的渴望。

在俄罗斯入侵我们邻国的那一天,神使用一位乌克兰姐妹,让我进一步看到了祂的恩典。

安吉拉:

敌人这些天想要分裂我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教会之间播下仇恨和分离。 的确,当我看到俄罗斯的一些基督教领袖不为乌克兰公开表态时,我很伤心。 也许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说出来,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有危险? 我知道恐惧和危险是真实的,我试着不去论断,因为我不是上帝。 但它仍然是让我痛苦。

但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住,我们是同一个新妇,是基督的同一个身体。 祂的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都被祂的灵结合在一起。

俄罗斯目前正在轰炸我的国家,杀害我的人民。 但是,在这种痛苦中,基督的身体需要站在一起,一起哭泣,一起祷告。 我的好朋友阿列克谢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阿列克谢:

俄罗斯、乌克兰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同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这不是我们内部的战争。 我不关心你的政治观点或你的权力神学。 当我所爱的人处于痛苦之中时,我希望能在你身边。

特别是对我的乌克兰朋友:感谢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哭泣和祷告,并接纳我的恐惧和遗憾,尽管我是俄罗斯人。 这给了我信心,撒旦将再次被打败,而上帝的教会将继续彰显耶稣的爱。

安吉拉·特卡琴科(Angela Tkachenko)是施泰格国际乌克兰分部(Steiger Ukraine)的主管。

阿列克谢 (Alexey S.)是福音派学生国际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IFES)俄罗斯分部的秘书长。

采访者萨拉·布雷尔(Sarah Breuel)是“复兴欧洲”(Revive Europe)的主任、IFES欧洲分部的福音培训协调员。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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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周日身陷围城,乌克兰教会坚忍不息

大卫的故事在第聂伯河上被讲述,俄罗斯牧师在莫斯科推动和平。

2月27日,在乌克兰基辅,周末宵禁期间,圣沃洛迪米尔大教堂(St. Volodymyr's Cathedral)与首都天际线交相辉映。

2月27日,在乌克兰基辅,周末宵禁期间,圣沃洛迪米尔大教堂(St. Volodymyr's Cathedral)与首都天际线交相辉映。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7, 2022
Chris McGrath / Getty Images

由于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和其他城市遇到的乌克兰士兵和公民的抵抗比预期的更激烈,两个国家的牧师都适当地调整了周日(2月27日——译注)的聚会。

“整个教会都为我们的总统和国家,为和平而跪地祷告。”瓦迪姆·库利琴科(Vadym Kulynchenko)说,他的教会位于首都以南145英里外的卡米扬卡(Kamyanka)。 “聚会结束后,我们做了一次急救培训。”

与其说是布道,不如说是给了大家时间来分享在空袭的痛苦日子里的见证。 大家分享了许多诗篇,库利琴科的信息则以箴言29:25为中心。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在斯维特洛沃茨克(Svitlovodsk)的加略山礼拜堂(Calvary Chapel),破坏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展示。

周四,因俄罗斯导弹袭击而离开基辅的安德烈(Andrey)和娜迪娅(Nadya)在盛大的庆典中交换了结婚誓言。

这对夫妇原定于本周末在首都举行婚礼,却前往了东南方向185英里处第聂伯河畔纳迪亚家乡的教堂,并要求举行临时婚礼。

“在战争期间? 这没有道理!”本杰明·莫里森(Benjamin Morrison)故意说反话。 “但在战争期间正是它最有意义的时候。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提醒我们,即使是战争也不能把爱消灭? 在混乱中欢欣鼓舞,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我们效忠于一位更高的君王呢?”

他们按计划在星期六举行了婚礼。

星期天,约有80人的会众——混杂着刚刚开始涌入的新难民——聚集在一起,听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证道。

“是的,大卫仍然要战斗。” 莫里森总结说,“是的,这仍然是困难而可怕的,但是上帝是他的信心。”莫里森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美国传教士,他娶了位乌克兰人。

“愿祂也是我们的(信心),愿祂砍下敌人的头。”

乌克兰今天声称,到目前为止已有3500名俄罗斯士兵阵亡。 俄罗斯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数字。

关于自身的损失,乌克兰卫生部统计,截至周日晚上,有超过350名平民死亡,近1700人受伤。 报告的统计数字结合了平民和军人的伤亡,但也出现了14名儿童死亡和116名受伤的情况。

海外理事会东欧和中亚地区(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t Overseas Council)主任塔拉斯·迪亚特利克(Taras Dyatlik)算了一笔账。 如果正确的话,在三天的战斗中,每小时有4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每一分半钟有一名士兵死亡。

“这些人大多是19至25岁的孩子,”他感叹道, “我们人类破碎的深度只能由圣灵来医治。”

乌克兰东正教会(OCU)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Metropolitan Epiphanius)为死者向俄罗斯东正教会(ROC)驻莫斯科的牧首基里尔(Kirill)主教呼吁。

“如果你不能大声反对侵略,”他,“至少带走俄罗斯士兵的尸体,他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你和你的总统]对‘俄罗斯世界’想法的代价。”

在战争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断言,乌克兰只是俄罗斯的延伸,不是历史上独立的存在。 埃皮法尼乌斯说,乌克兰政府正在寻求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以遣返死者的尸体,然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因他在国界两边的信众,基里尔小心翼翼地行事。 2019年,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普世牧首承认了OCU的独立性,而乌克兰的许多教区拒绝了这一点,选择继续留在乌克兰东正教会(UOC)之下,该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部分,这是历史的延续。 (乌克兰的OCU和UOC附属教会的确切数字难以确定)。

基里尔表示,他相信交战双方将克服他们的分裂和分歧。他呼吁“整个俄罗斯东正教会为迅速恢复和平进行特别的、热切的祷告。”

作为基础,他引用了两国人民几百年来的共同历史。

然而,埃皮法尼乌斯在结束他给牧首的信息时指出,东正教的日历将本周日作为纪念最后审判的日子。

普京命令他的核部队保持更高的警惕性。

乌克兰作为非北约成员国,其西方盟友加重了对俄罗斯主要银行和政治家的制裁——包括普京。 虽然他们没有采取完全切断俄罗斯在国际SWIFT系统中的银行转账这一“金融核选择”(现已施行——译注),但许多国家批准向基辅发送额外的防御性援助。

与此同时,10所地区新教神学院——包括基辅神学院乌克兰福音改革神学院–在脸书上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被分享了650多次。

“我们必须说出真相,揭露谎言,”他们说。 “我们 … 强烈谴责旨在破坏乌克兰国家地位和独立的公开而无理的侵略,其依据”是普京“明显违背上帝的启示”的公然谎言。 他们指出:

我们承认神有真实无限的能力,可以控制所有国家和大洲(诗24:1),也可以控制所有君王和统治者(箴21:1);因此,所有受造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神完美旨意的实现。 我们与最早的基督徒一起,承认“耶稣是主”,而不是凯撒。

我们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声援。 我们与那些已经失去亲人的人分担痛苦。 我们祷告,侵略者的所有计划都将失败、蒙羞。 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抵制侵略者的谎言和仇恨。 我们呼吁,大家为停止敌对行动请愿,并对俄罗斯联邦施加一切可能的影响,以停止对乌克兰无动机的侵略。

有五所神学院设在乌克兰。 两所在俄罗斯,保持匿名。

更为大胆的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牧师。

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的新生命教会(New Life Church)的主任牧师维克多·苏达科夫(Victor Sudakov)周四改变了他的Facebook个人照片,加入了一面小型乌克兰国旗。 上周六,他改变了自己的封面照片,展示了乌克兰国旗和tryzub,即乌克兰官方纹章中的金色三叉戟。

这位五旬节教派的牧师是俄罗斯福音派-五旬节教派基督徒联合会(ROSKhVE)的成员,他的行动获得了数百人的评论。 “兄弟,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人说, “你现在所做的事是无价之宝!”

周日,苏达科夫发送了一个Change.org的请愿链接,提供给反对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人。 截至周日晚间,已有超过96万人签名。

周五,ROSKhVE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引用了《使徒行传》中关于上帝为人们指定居住地的内容。

“无论原因如何,战争都是一种可怕的邪恶,”该组织指出, “上帝呼唤我们去爱,[而且]不应该局限于特定的国界线,而是人类的灵魂。”

祷告和平得以“尽快恢复”,这个福音派联盟呼吁禁食, “直到自相残杀的冲突得到神圣的解决”。

与基里尔一样,ROSKhVE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福音派之间几个世纪以来的团结历史作为基础。 报告指出,后者的许多宣教士现在担任教会的牧师和主教。 他们希望这能促进早日实现和解。

莫斯科圣经教会(Moscow Bible Church)的牧师康斯坦丁·利萨科夫(Constantin Lysakov)表示:“我非常抱歉,我的国家攻击了它的邻国。 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一事件,无论我们如何辩解,… 当你在悔改时,没有人可以推卸责任。 我们都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忏悔。”

他在Facebook上写道:“对我来说,这一切只有一个安慰的来源。 基督在宝座上,父神将一切都掌握在祂的手中,圣灵充满了那些相信祂的人的心,没有什么能战胜祂的力量。 当一切看起来无所指望的时候,神做了最伟大的救赎工作。 … 我为和平祷告。”

战争爆发伊始,叶夫根尼·巴赫穆茨基(Yevgeny Bakhmutsky)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的灵魂感到悲痛,我的心被恐怖和羞耻所撕裂,我的思想被人类的疯狂所震惊,”这位莫斯科俄罗斯圣经教会(Russian Bible Church)的牧师, “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没有被召唤去重塑世界的地缘政治地图以取悦这个或那个统治者。 … 让世人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不是因为语言[或]国籍 … 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基督所接纳。”

在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周日,俄罗斯各个福音派教会经常引用的经文是诗篇2:1。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其他教会则专注于团结和祷告。

前全俄福音派基督徒联合会(All-Russia Commonwealth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简称ARCEC)主席、洛桑运动欧亚地区主任帕维尔·科列斯尼科夫(Pavel Kolesnikov)说,周日在俄罗斯各地,ARCEC旗下26个新教联盟中的约700个教会共同宣布了为和平祷告和禁食的时间。 “这是我们的行动,”他告诉《今日基督教》。

他们的祷告议程包括五个重点。

1. 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人民之间的和平
2. 为了让当局和“统治者”有对上帝的敬畏,有力量,有建立和平的意愿
3. 为了乌克兰人民的安全,以及生活在乌克兰武装冲突地区的基督徒的安全
4. 为了教会,愿上帝保护它在恶化的局势中不发生分裂和冲突
5. 了解每个教会协会如何回应受战争影响的人的需要

在他自己的教堂,莫斯科泽勒诺格勒浸信会(Zelenograd Baptist Church),科列斯尼科夫要求参加晨祷的人手拉手。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为两国政府的和平和智慧祷告。 他的教会也一直在收集物资,就像许多俄罗斯教会一样,以援助邻国的乌克兰难民。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说, “我们爱我们的乌克兰兄弟姐妹。”

俄罗斯福音派基督徒浸信会联盟(Russian 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Baptists,简称RUECB)在周日参加了禁食活动,呼吁信徒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莫斯科中央浸信会(Central Baptist Church)的牧师谢尔盖·佐洛塔列夫斯基(Sergey Zolotarevskiy)说:“保佑不安的国家,送去和平、悔改。 我们请求你怜悯所有人,”他没有直接提到冲突。

俄罗斯中部沃罗涅日最古老的浸信会教堂活水之源(Source of Living Water) 的牧师奥列格·阿列克谢耶夫(Oleg Alekseev)以诗篇第2篇作为其信息的主要文本。

“真正的胜利并不发生在那里,福祉也不源于那里。”他在提到战场时说: “它起源于[教会],当我们忠实地[为]国王、统治者和所有人民祷告时。”

莫斯科灵魂之语浸信会(Word for the Soul Baptist Church)的牧师鲁斯兰·纳迪克(Ruslan Nadyuk)说,基督徒的适当反应是不断地默祷,希望冲突能够和平解决,并符合上帝的旨意。 他引用了雅各书5:16的见证。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在沙皇和共产党几十年的迫害中,许多俄罗斯信徒认定,抗议充其量是无用的,而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危险的。 安德烈·希林(Andrey Shirin)说,其中的一个影响是他们的祷告生活得到了深化。希林出生于俄罗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位神学院教授,他代表《今日基督教》调查了俄罗斯牧师的布道和Facebook评论。

“当动荡开始时,俄罗斯的福音派并没有太多发言——特别是当事件带有政治性的时候,”希林说, “然而,俄罗斯的福音派教徒经常祷告。 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有力的反应。”

正如莫斯科牧师巴赫穆茨基(Bakhmutsky)在Facebook上所说:“不要急于通过你的文化、处境和良知的视角来判断他人。 不要认为祷告是无足轻重乃至无用的东西。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已是我们剩下的一切。”

但一些牧师的评论更为直接。

俄罗斯最大的浸信会教派前负责人尤里·西普科(Yuri Sipko)说,首先,基督徒应该以祷告来回应。 然而,耶稣将以约翰福音15:13的话来回应乌克兰事件。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他说,对乌克兰人来说,这应该是他们战争期间的指导原则。

安德烈·迪连科(Andrey Direenko)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 “痛苦、眼泪、流血的恐怖撕裂了我们的心,”这位来自俄罗斯中部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的五旬节派主教说, “这似乎是一场噩梦,但却是可怕的现实。”

而在这中间,各个事工做出了回应。

“我请所有有孤儿的家庭,抚养残疾儿童以及想搬到更安全地区的家庭,在这个帖子下写留言。”乌克兰福音派儿童监察员尼古拉·库莱巴(Nicolai Kuleba)表示, “留下评论,提供号码,我们会与你联系。”

乌克兰境内的许多教会正在提供庇护。 而国外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只是一个小教会,因此我们的帮助能力是有限的,也许最多能支持几十个家庭。”佩特·萨博(Péter Szabó), “但我们最大的希望不是我们能够或将要做什么,而是我们的王,主耶稣基督能够和将要做什么。”

他从使徒行传13章讲起,提醒说基督徒的生活绝不是一连串的失败,而是“上帝恩典的黄金连线”,给了信徒对未来的可靠希望。

他说,由于迫切需要这样的盼望,约有78000名难民逃到了匈牙利。 联合国报告称,向西迁徙的人数共计386000人,前往波兰、斯洛伐克和其他接国家。

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已经进入摩尔多瓦。 基希讷夫圣经教会(Kishinev Bible Church)是该国首都的一个讲俄语的跨宗派教会,几个难民家庭在周日上午第一次来参加礼拜。

自战争爆发以来,该教会及其合作伙伴一直在运送难民和物资。这些事工的办公室现在已经变成了变成了旅舍。 埃夫格尼·”尤金”·索卢古本科(Evghenii “Eugene” Solugubenco)在讲道时哽咽了,他几个月前就定下了一个主题:上帝的信实。

“当我们下午在礼拜后去吃午饭时,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 但当你是一个难民时,它们意味着更多。 … 我祈求上帝拥抱这些人,让他们知道祂爱他们,因为祂是信实的。”索卢古本科说,他以耶利米哀歌3:23-24开场。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在这个地方,人们通常都很矜持,”他说, “他们不在礼拜后上前找牧师。 但今天他们这样做了。”

而一些乌克兰人正在见证神迹。

基辅西北部27英里处的布卡(Bucha)见证了周日最激烈的战斗。当地五旬节牧师奥勒克西·克日尼亚克(Oleksiy Khyzhnyak)说:“士兵和军官告诉我,他们正在见证来自天上的奇迹。 ‘这不是我们的成就’,他们说。”

克日尼亚克告诉基辅乌克兰五旬节教会的外事部主任尤里·库拉凯维奇(Yuri Kulakevych),据报道,火箭弹落下时没有爆炸,俄罗斯的坦克也耗尽了燃料。 俄国士兵们在不熟悉的地方迷失了方向,正在向村民们问路,甚至讨要面包。

在基辅以东15英里的布罗瓦里(Brovary),一个由荷兰赞助的面包事工正在努力提供足够的面包。 他们已经在为邻居和来自东部的流离失所者提供物资,并希望扩大规模,将医院和乌克兰军队包括在内。

但在冲突的压力下,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向西流失。

“我们想从周一开始全天候烘烤,”它,“但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面包师。”

莫里森(Morrison)深有体会。 他的教会,加略山礼拜堂(Calvary Chapel),刚刚购买了1.5吨面粉。 但是正如许多牧师向《今日基督教》表示的那样,这种情况让人感到疲惫。 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让人不得安宁。 巨大的需求让人难以休息。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就像一辆卡车从我身上碾过,”他说。 “但是,尽管我们都感到疲惫不堪,我们还是向前迈进——相信基督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一刻。”

凯特·谢尔纳特(Kate Shellnutt)有补充报道。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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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笼罩全球的黑暗

《圣经》中描述的“万国的天使”提醒我们,宇宙中的邪恶势力会影响地上战争的运作。 因此我们更需要迫切地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6, 2022
Oleksandr Ratushniak / AP Images

战争是可怕的。 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回到她的祖国刚果共和国(Congo-Brazzaville,Republic of the Congo)呆了18个月,在那里夺走数万人生命的社会政治势力只能被描述为邪恶。 在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Congo-Kinshasa,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另一场夺走数百万人生命的大湖战争(the Great Lakes War)将邪恶放大到另一个程度。 相较于阿道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邪恶,这更让人无法理解。

如今是2022年,乌克兰战争再次将邪恶暴力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并且胁迫世界的未来走向一个还未目睹过的情况。

人类诸罪中的自私和贪婪是引发战争的根源:“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那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雅4:1)。 然而,总体来说,从人类加诸于他人身上痛苦的程度似乎也暗示一股存在宇宙层面的邪恶势力,其邪恶甚至超越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的败坏。

这是有原因的。 《但以理书》不仅谈到了此伏彼起的世界帝国,还谈到了它们背后的属灵力量。 波斯的魔君阻挡了对但以理祈祷的回应,直到以色列的大君米迦勒介入;接着亚历山大帝国的魔君将跟随而至(但10:13,20-21;12:1)。 神掌管所有的天使和他们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中的时间,这些分属于灵界和世间的神仆人继续为神的计划作工,直到神使他们得胜。

《申命记》的希腊文译本提到,神在各个国家任命天使,犹太人的观念里逐渐地认识到这样的属灵的统治者和权威,后来的拉比称之为掌管列国的天使。 这些天使通常对神的子民充满敌意,但最终,神还是会把国度赐给那些坚持不懈的子民。

因为我们的王耶稣已经来了,撒旦也被打败了。 耶稣的升天就象征著大天使米迦勒在天上战胜了龙。(启12:7-8)

在解释这个故事时,学者们经常用第二次世界大战D日和V日之间的战斗作类比。 在诺曼第登陆日,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决定了战争的结果,纳粹政权及其盟友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直到V日——轴心国最终的投降——战斗仍在继续,伤亡人数仍持续增加。

同样地,当耶稣再来时,所有的敌人——包括最后的仇敌,死亡本身——都会被制服(诗110:1;林前15:25-26),但在那之前,祂的仆人会面临持续的争战。

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强调耶稣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弗1:20-22)。我们也在灵里与祂一同坐在天上(1:22-23;2:6)。 在这封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的信中,这种超越万国的天使和帝国,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比这些天使煽动的所有种族和民族分裂更有能力。 信徒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君王所辖制(弗2:1-3)。

乌克兰基辅市独立广场的大天使米迦勒雕像。Kipp74 / Getty
乌克兰基辅市独立广场的大天使米迦勒雕像。

对保罗来说,战胜分裂具有属灵争战的意义,甚至对我们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例如,在《以弗所书》第4章中,不让魔鬼有机会,意味着要有品德并控制我们的怒气(25-27节)。 在《以弗所书》6章10-20节中,这意味着穿戴真理、信徳和公义的防御盔甲,拿着攻入仇敌控制领域的武器:福音的使命。

我有时看到弟兄姊妹试图用责备和命令天上的统治者来打这场属灵的争战。 然而,这是误解了我们的角色。 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是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审判天使,但我们不能把D日和V日混为一谈。 《圣经》明确警告不要毁谤在尊位的(彼后2:10),并指出即使是与他们同等的天使也要有神的授权才能对付他们(彼后2:11;犹9)。

试图打倒天空中的邪恶力量,与将邪灵从被附的人身上驱逐出去是不同的。 我们是地面部队,不是空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宇宙层面的属灵争战中居于不重要的地位。 这只是意味着我们现代人立竿见影的习惯将无法得到满足。

在《但以理书》中,神的应允是立即的(但10:12), 虽然但以理坚持祷告了三个星期才 得到 神给他的话(但10:2-3)。 神向他表明,所有的帝国都有兴衰,但未来并不属于它们的。

《启示录》也描述同样的景况:撒旦站在象征巴比伦大帝世界帝国的野兽身后。 但未来并不属于巴比伦,而是属于新娘新耶路撒冷。

《圣经》提醒我们,并非所有属灵的力量都是坏人。 即使在现今的世界,神仍在作工,《圣经》教导我们要相信祷告可以在战争和冲突期间带来改变。

雅各在必须面对哥哥以扫的武装家丁之前,他与一个天使角力了一整夜。 虽然后来的拉比认为这位是以东的守护天使,其实祂是主自己(何12:3-5)。 但拉比们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先赢得属灵争战会对即将到来的属世冲突产生影响。 当摩西举起的双手决定了与亚玛力人争战的胜利,也是同样的教导(出17:11-1)。

事实上,在属灵层面上,神的力量很容易超过仇敌的力量。 以利沙的学徒在神开了他的眼目看到满山是火车火马时,他就学到了这个功课(王下6:16-17)。 在那一次,耶和华奇蹟般地让所有敌人军队的眼目昏迷,使这场战斗能和平解决,而不是付出高䀚的代价(6:18-23)。

在另一个战争故事中,神赐给大卫在战斗中的胜利,因为神的军队行在大卫之前(撒下5:24;代上14:15)。 约书亚在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后也获得了胜利(书5:13-15)。

换句话说,当我们祷告时,神会垂听。 在《但以理书》中,傲慢的国家只不过是神对历史的更大计划中的棋子。 相比之下,天使宣布但以理,一位祷告的人,才是神看为宝贵的(但10:11)。

这个相同主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最终的结果已经决定了,但同时,属世的争战仍在进行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岌岌可危。 一个义人的祷告比在天上或地上傲慢强权的计俩更为神所看重。

我承认,若不是因为我对《圣经》的信仰,这些说法听起来可能会很空洞,尤其是当我目睹大规模的苦难时。 但因为我相信《圣经》,所以我能勇敢地面对未来。 同样的,正是我妻子对基督和神话语的信仰滋养了她的盼望,使她在经历刚果的内战中得以生存。

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冲突中,我们还没有看到所有耶稣的敌人都明显地被踩在祂的脚下,而且伤亡仍然惨重。 但耶稣相对于众天使、有权柄并有能力的崇高(彼前3:22)已经决定了宇宙中所有世代争战的最终结局。 我们可以安息在这个真理中。

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是阿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圣经研究教授。 他是《 基督传记:福音书的回忆、历史和可靠性》(Christobiography: Memories, Histor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Gospels)一书的作者。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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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审查之下,中国基督徒为徐州铁链女事件发声

基督徒怎么看待铁链女事件折射的中国社会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针对社会问题发声?《今日基督教》(CT)亚州编辑采访了五位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

Xuzhou woman found in chains prompts Chinese debate on WeChat.

Xuzhou woman found in chains prompts Chinese debate on WeChat.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5,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Screengrab from TikTok / JJ Ying / Unsplash

2022年1月底,一个徐州“八孩母亲”的短视频在中国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视频中一名口齿不清的女子被铁链套住脖子,在寒气逼人、地上有陈旧冰冷食物的窄小屋子里面,衣着单薄、头发凌乱、牙齿零落,带给人视觉与良知的剧烈震撼。网友们纷纷留言,担忧此女遭到拐卖和虐待,并批评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事发以后,截至2月23日,丰县、徐州市和江苏省政府先后五次发布官方通告公布调查结果,但因在受害人出身与身份,精神与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拐卖和性侵等方面前后矛盾且有很多疑点,未能平息网上的舆情。

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微信和其它社交媒体上造成“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些人“沉默不语死水无澜”,另一些人却“义愤发声沸反盈天”。在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上,事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不同背景的华人纷纷为徐州铁链女发声,表达愤怒和悲哀,并借此呼吁中国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问题

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也纷纷在微信、Facebook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为徐州铁链女发声。2月19日,基督徒微信公共号作家小万工发表文章,质问针对新冠疫情可以监控所有人的所有轨迹的政府,为何不能发现人贩子、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她的文章很快就被微信删除(这里是存档)。2月20日,法国国际广播公司中文网报道,一些“美国华人基督徒发起全球基督徒联署,声援中国徐州八孩铁链母亲。”

《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就徐州铁链女事件及其引发的议论采访了几位基督徒,包括:张儒民,美国新泽西若歌教会长老,药物研究科学家;谈妮:基督徒媒体人、心理辅导师,《举目》杂志主编;安平,新媒体宣教牧师,“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钧义,北京某福音派教会牧师;琦婉,上海某福音派教会成员(出于安全原因,中国国内基督徒的名字均为化名)。

作为基督徒,你怎么看待铁链女事件折射的中国社会的问题?

张儒民:我认为最突出和严重的是女性遭受歧视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中国过去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包括女大学生)被拐卖而失踪,其中一些命运与铁链女类似,就是被人贩子贩卖到乡下,成为难找媳妇的某些单身汉的泄欲性奴与生育的机器。这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实在是令人侧目、难以想象的巨暗黑幕。尤其在远自毛泽东时代“妇女撑起半边天”的政治宣传口号下,很多人误以为在中国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铁链女事件以超乎寻常振聋发聩的高频分贝,对一个个阴暗的心灵角落,发出定罪的公义呐喊。铁链女对当地村民的一句控诉是:“这里的人都是强奸犯!”无论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裹足传统(当年西方来华宣教士曾倡导革除),溺毙女婴的谋杀罪行,还是今天世界各地人贩子拐骗妇女逼良为娼,或是徐州铁链女那样惨不忍睹的苦难遭遇,都指证人类犯罪得罪上帝的事实。

琦婉:表面上是人口拐卖的问题。实际上是底层人口生存现状和基层稳定的问题。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以文明遮身蔽体,掀开一看,里面还是一成不变的“传宗接代、男尊女卑”,女人不仅被物化,而且因为会反抗、逃亡而被视为充满危险,她们受到的对待连猪狗都不如。而且此类事件在黄泛区并不少见,每一地彪悍、罪恶的民风,背后都撑着官官相护的保护伞。人们震惊于司法行政的不作为,更因为官员在被揭露的事实前考虑的始终是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心生恐惧。这些是中国的陈疴旧疾,只是从未治愈。

谈妮:事件也好、问题也好,往往是反射行为、表面现象下的观念,如:重男轻女。重男轻女观念延伸的极致,是将女性工具化、物化;就算不是如此,也是视女性天赋价值为次等或视女性为较低等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华人基督徒也可能受到这样的文化的影响,甚至有基督徒用《创世记》2:18;3:13-20来支持这类的观念,却忽略圣经中不论是提到人获得生命救赎的恩典,或是得救后领受建造教会的圣灵恩赐,都是不分男女的。

不但如此,在罪进入世界之前,上帝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1:27),男女关系的对立、相互辖制,不合乎上帝最初的心意。圣经虽然没有主张性别革命,但也相当诚实地、就事论事地,且不以性别为优先考虑地记录了英雄和恶霸,智慧人和愚昧人。男权主义其实不符合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不应该用圣经为男尊女卑的文化背书。

钧义: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角度来看,徐州八孩母亲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上帝珍爱、怜悯和寻找的,因此她拥有宝贵的尊严,应当被尊重和维护。任何人对他人尊严的伤害,就是对上帝荣耀的冒犯。徐州八孩母亲被殴打、捆锁及性侵,是对人类尊严的赤裸裸的践踏。上帝关心人类灵魂的光景,也照样关心他们此世的福祉。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天赋权利的伤害即是对上帝的亵渎和对律法的违背。

另一方面,社会和解需要指责他人的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并不是义人,乃是罪人。我们在内心中可能也有淫乱的愿望、歧视人的骄傲,威胁人、控制人的意念,男人甚至都想辖制自己的妻子。董志民是我们之中可怜的一员,和我们一样需要悔改和上帝的恩典。

从关爱受害者的角度,你觉得基督徒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谈妮:另一个基督徒应该关注和为之祷告的事情,是这八个孩子遭受的伤害。此事件的受害人显然首先是八孩妈,但媒体和大众似乎忽略了在这个家庭中成长的八个孩子,其实他们也是直接受害人。我忧心那个没有露面,十四、五岁即出门在外打工的成年儿子。他在进入社会后,如何看待女性、与异性建立关系?他是否终将一生沉浮于自己无法理解的挫折、矛盾、迷茫与痛苦中?那个今年大约12岁的二儿子,在进入青春期的成长关键,经历了媒体的追捧与霸凌,外人频繁的参观捐赠与公安执法的不断上门……我担心他将会发展出什么样的自我形象、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视频中,其他六个孩子,没有一个曾主动地去靠近母亲,他们从小对“母亲”的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将来他们是否会带着一生的缺失感进入人群,或自卑,或愤怒,或惶惑?我也担心,一旦父亲被捕,母亲送入医院,这些孩子谁来管?吃饱穿暖之外,谁来医治他们受伤的心灵,矫正扭曲的视野?

目前在中国有很严格的言论审查,为敏感事件发声是有风险的。在言论管控日趋严酷的大环境下,要求人们站出来为公义发声,甚至把沉默等同于共犯,是否有失宽容?

琦婉:在此次舆情中,我看到一些女性在竭力为女性发声。且不说朋友圈、微信群中讨论转发最激烈的多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女性的作为堪称勇敢。有两位女网友亲赴丰县带着写有“姐姐,世界没有抛弃你”卡片的花束,探访铁链女。她们没有见到铁链女,却被罩上黑布袋,抓进警察局审问。在几天高强度的审问后,她们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为我们还原了另一种不带锁链的奴役。她们闯在了许多媒体的前头,不只为了看到真相,更为了给这位同为女性的姐妹带去一点安慰。

无论是带着温情勇闯丰县的女子,还是在一波波事件披露后密切关注的女性,她们都在追问“铁链女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后,转向了另一个追问 :“我到底是谁”。身为女性,我能真正逃脱被拐卖、奴役的命运吗?我能保证自己的女儿不受到同样的摧残吗?我也是生在这样的罪恶之中,并且心中也存着同样的恶吗?

安平:这段时间,冬奥会本来应该是新闻热点。如今冬奥落幕,中国社会各界对徐州铁链母亲的关注仍然持续加温。此情此景,很像两年前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情形。这在言论受到更加严格管控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人们所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对这种高度言论控管的反弹。

去年底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禁止未经批准的讲道、布道、讲座、培训,甚至链接分享也属违规。这份3月1日就要实施的规定,如同给基督徒的脖子上拴上了一条铁链。但是坦白讲,正如铁链女事件中引人注目的网络言论管控提醒我们的,基督教绝不是网络管控唯一的针对对象,基督徒也不是唯一被打压的群体。中国基督徒和中国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都一起承受和经历着各种风浪。

张儒民:基督徒诚然应该为公义发声,但面对言论审查,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和爱心,对于选择沉默或者跟我们有不同看法的弟兄姐妹应该宽容而不是论断,在指责罪恶的时候不应该掉在自以为义里面。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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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牧师们还是留下来服事、祷告、抵抗

来自顿涅茨克的祷告请求:“首先,要阻止侵略者。 但是,为了心灵的安宁,要用基督徒的品格来回应,而不是从人的仇恨出发。”

2022年2月22日,在乌克兰基辅,最近在顿涅茨克阵亡的安东·奥列戈维奇·西多罗夫(Anton Olegovich Sidorov)上尉的遗体在其葬礼上。

2022年2月22日,在乌克兰基辅,最近在顿涅茨克阵亡的安东·奥列戈维奇·西多罗夫(Anton Olegovich Sidorov)上尉的遗体在其葬礼上。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4, 2022
Chris McGrath / Getty Images

今天,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甚至逼近首都基辅(Kyiv),一个浸信会信徒的住家被摧毁,一个神学院被附近的爆炸震垮。 然而,当地消息人士告诉CT,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教堂或基督教建筑遭到攻击。

普京总统宣布他的部队只针对军事设施。 他还声称,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并不真正存在。

乌克兰最大的新教机构“浸信会联盟”(the Baptist Union)的副主席伊戈尔·班杜拉(Igor Bandura)在与他的25名地区主管进行的电话会议上,听说了顿涅茨克的(Donetsk)一名浸信会成员的住家受到了附带破坏。

但是有一位不能出席。 在顿巴斯(Donbas)地区东部的前线,来自被占领土卢甘斯克(Luhansk)的浸信会领袖未能加入。

但从邻近顿涅茨克前线的查索夫约尔镇(Chasov Yor)——一个当时仍由乌克兰政府控制的地区——班杜拉了解到当地的评估。

“人们不希望被俄罗斯控制,”他被告知。 “但他们感到无助。 普通人能做什么?”

祷告,并保持冷静。

这是乌克兰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UCCRO,Ukrainian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在其向普京发出的呼吁没有得到回应的第二天发出的信息。

乌克兰的首席拉比邀请基督教领袖一起诵读《诗篇》31篇。

“我们敦促你们保持冷静,不要屈服于恐慌,并遵守乌克兰国家和军事当局的命令,”UCCRO表示。 “真相和国际社会都在乌克兰这边。 我们相信,在神的帮助下,美善终将获得胜利。”

当俄罗斯导弹击中全国各地的目标时,数千名乌克兰人向西逃亡。 乌克兰内务部报告了数百起炮击事件。

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午夜后不久通过视频宣布,137名乌克兰人在入侵的第一天死亡。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说:“他们正在杀人,将和平的城市变成军事目标。 那是恶棍之举,永远不会被原谅。”

在距离克里米亚约50英里的赫尔松市(Kherson),当俄罗斯直升机攻击当地目标时,特拉维斯基基督教学院(Traviski Christian Institute,TCI)院长瓦伦丁·西尼(Valentin Siniy)不得不和一个《圣经》翻译团队一起撤离他的神学院。

“教会的大多数老牧师都留在了城市里。 青年领袖开始疏散年轻人。”他告诉CT记者。 “我们设法购买了一辆有20个座位的面包车,以便疏散人员。 现在约有30人在安全的地方,在乌克兰西部。 还有大约40人乘坐车况不佳的车辆向西行驶。”

同时,他的教堂开放了地下室,为居住在多层建筑中的邻居们提供庇护,使其免遭轰炸。

“我和所有牧师都留在基辅,”乌克兰五旬节教会的外国事务主管尤里·库拉凯维奇(Yuriy Kulakevych)说, “我们继续代祷,与人们交谈以减少恐慌,并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基辅以南145英里的卡米扬卡(Kamyanka),“我们的遗产”乌克兰分部(Our Legacy Ukraine)的瓦迪姆·库伦琴科(Vadym Kulynchenko)报告说,他的教会已经开始接收来自东部的难民。 他们将提供临时住所,主要需求是食品、药品、燃料、卫生用品和气垫。

炸弹袭击了他所在城市的三个基础设施中心。

“请为该国的门徒培训、我们人民的安全以及在战争中的慷慨解囊祷告,”库伦琴科呼吁说, “也为明辨真假祷告,因为有很多假新闻。”

基辅神学院(KTS)早些时候曾发出过一个一般性警告。

“通过传播操纵性的虚假信息产生恐慌,正是敌人所追求的,”一位传播学教授周二写道。 “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我们的领土,不如说是为了我们的灵魂和思想。”

周四,KTS引用以赛亚书41章10节,敦促其Facebook受众,“不要惊慌,要记住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多少次说‘不要害怕’。”神学院指出,恐惧等于瘫痪,而祷告、对上帝的信任和对邻居的爱都能带来力量。

塔拉斯·迪亚特利克(Taras Dyatlik)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写信给神学教育的支持者,讲述了他的教会同僚和乌克兰的神学院领导人目前面临的许多祷告需求——包括接收难民进入他们的宿舍。

“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考虑在乌克兰境内疏散其工人和师生,有些人没有任何疏散的可能性,”海外理事会东欧和中亚地区主任写道。

他请求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各家庭祈祷,因为乌克兰宣布全面动员,“意味着许多学生、毕业生、教员将被征召入伍,在军队中服役并参加战斗。” 他还要求为男性领导人的配偶祈祷。 由于所有18至60岁的男性都不再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他说许多妻子也留下来了。

“今天我和我的妻子谈起撤离乌克兰,”迪亚特利克写道。 “她立即拒绝了,并说:‘我将与你同在,直到最后。’”

在基辅郊外的乌克兰福音神学院(UETS),英语服事主任乔什·托卡(Josh Tokar)说,该院的学生被指示就地躲避,因为军队在附近的机场激战。 他说,校园里的人很害怕,但并不惊慌。 神学院院长发出了《诗篇》27篇的信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

对镇静的呼吁,班杜拉并没有产生共鸣。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国家不存在?”他谈到普京的言论时说。 “真理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希望生活在和平中,但如果俄罗斯想从我们这里夺走这些,那就打吧。”

他说,虽然一些乌克兰人倾向于俄罗斯,但有一半的人准备亲自保卫自己的国家。

流传的有老奶奶持枪的照片。 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13%的乌克兰人赞成俄罗斯使用武力来统一两个国家。 只有36%的俄罗斯人表示赞成。 (分别有73%和43%的人不同意)。

俄罗斯福音派联盟(Russian Evangelical Alliance,REA)表示支持UCCRO关于和平倡议的呼吁。

“所有福音派基督徒每天都在祈祷,祈求全能的主赐予所有人智慧,”REA秘书长弗拉迪米尔·弗拉森科(Vladimir Vlasenko)表示,“维护脆弱的和平,不要让我们的国家陷入自相残杀的冲突。”

据“福音派焦点”(Evangelical Focus)报道 ,欧洲福音派联盟(European Evangelical Alliance)秘书长托马斯·布赫(Thomas Bucher)说:“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没有任何理由,并对将导致的死亡、破坏、混乱和苦难深感痛心。”

“对乌克兰的入侵是毫无道理和无端的,”他说, “有人声称,为了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人,阻止乌克兰威胁俄罗斯,有必要进行攻击。 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 这场灾难是普京总统为了更广的地缘政治目的而挑起的。”

在乌克兰西部的罗夫诺(Rivne),当地官员指示所有教堂继续开放,教会领导人与居民保持联系,以帮助协调援助,并根据需要提供军事装备。

乌克兰的许多人都表现出韧性。

“我们今天的祷告是,神的旨意在地上传播,就像在天上一样,”西尼说, “我鼓励我的员工和其他基督教领袖,即使不得不改变地理位置,我们的使命也不会改变。”

在黑海海滨的敖德萨,新生活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看着导弹从他们家门口飞过。 他们告诉 《福音派焦点》,他们正在采取行动,隐藏设备和保护广播,以防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被突袭。

基辅西北18英里处的伊尔平圣经教会(Irpin Bible Church)的牧师、KTS青年事工的教授瓦西尔·奥斯特里伊(Vasyl Ostryi)也决定留下来。

他为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写道:“当这一切结束时,基辅的公民会记得在他们有需求的时候,基督徒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将为弱者提供庇护,为受苦的人服务,并修补那破碎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提供是基督和他的福音所带来的不可动摇的希望。”

流传的照片显示乌克兰人在城市街道上跪地祈祷。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中心广场上,乌克兰人在祈祷。乌克兰圣经协会提供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中心广场上,乌克兰人在祈祷。

YouVersion 注意到,在过去三周里,在其流行的《圣经》应用程序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用户中出现了一个高峰:对 恐惧 的搜索增加了11%;对 和平 的搜索增加了44%。

“我们为2022年印刷的《圣经》,现在才是今年的第二个月,现在我们的库存几乎已经用完了,”乌克兰圣经协会副秘书长阿纳托利·雷奇涅茨(Anatoliy Raychynets)在俄国入侵前不久告诉 “永恒新闻”(Eternity News):

“在我们的教会中——无论是东正教、天主教、新教,还是福音派教会——现在都有更多的新人。 不仅在周日或周六,而且在一周内也是如此,”他告诉澳大利亚圣经协会新闻处, “在我们有查经班的晚上,新人们都会来。 他们想祷告,想听到带来希望或安慰的东西。”

KTS高级学位主任里克·佩尔海(Rick Perhai)说,他在基辅牧养的国际教会有几位领导人建议会众在这个周日继续做礼拜。 他们的一些外籍成员已经逃离;另一些人想留下来,加入战斗。

他哀叹说,当乌克兰的基督徒越来越准备好向周边国家传播福音时,敌人正试图摧毁乌克兰。 尽管如此,他仍在为俄罗斯人祈祷,请求上帝赐予他们悔改。

但他的请愿也是诅咒性的。

“祷告俄罗斯民族会厌倦他们的暴君在国内和国外的咆哮,”佩尔海说,“并祷告他们会把他赶走。”

迪亚特利克还要求为“真相”祈祷,提到了媒体中的不同“视角”。

“我们并没有邀请战争。 克里姆林宫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把它带到了乌克兰。 ……对这样的侵略行为,是有道德论断的,”这位神学教育家写道。 “对这些行为,《圣经》上有定义、评价。 请为对这些事情的属灵辨别力祈祷”。

迪亚特利克在祷告信的最后为冲突双方的信徒提出了请求。

请为俄罗斯的基督徒祷告,希望他们能向俄罗斯政府传达他们的祷告,阻止侵略;祷告[他们]不要保持沉默;请为美国和欧盟的西方政府祷告。

最后,请为乌克兰的基督徒祷告,希望我们能在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作为希望的社区来服事和生活;在这个可怕的时代,我们会邀请越来越多的人与神和祂的孩子建立关系,建立爱、盼望、鼓励、支持的关系;希望我们的思想和品格能继续转变为像耶稣基督的品格。

西方国家对普京进行了严厉谴责,并准备了制裁措施。 有报道称,俄罗斯人在自动提款机前排队提取现金,担心国家会被切断与国际银行系统的联系。

与此同时,在有25个传教士团队一直在努力建立教会的顿涅茨克,在加油站需要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获得5加仑的配给供应。 由于乌克兰人囤积紧急食品和水,食品店货架都空了。

班杜拉传达了他的上司的两个主要代祷请求。

“首先,要阻止侵略者,”他说。 “但是,为了心灵的安宁,要用基督徒的品格来回应,而不是从人的仇恨出发。”

雷切尔·费弗(Rachel Pfeiffer)进行了补充报道。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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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经”

随着东欧走向战争,《圣经》的需求量很大。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中心广场上,乌克兰人在祷告。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中心广场上,乌克兰人在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4, 2022
乌克兰圣经公会提供

最近在乌克兰的周日早晨,教堂里传来窃窃私语的消息:东部边境的士兵都有便携式火箭发射器。 小伙子邦达连科(Bondarenko)腿部中弹;他们说他不会再走路了。 你知道柯瓦尔斯(Kovals)一家离开了吗?有些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下周还会在这里吗?

昨天,当一系列导弹击中基辅附近时,这些窃窃私语变成了呐喊。

入侵使乌克兰教会处于这场冲突核心,而基督教领袖则忙于解决人们的绝望和紧张不安。 他们团结和坚强地站在一起,他们正在帮助乌克兰人民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找希望。

作为美国圣经公会的负责人,我一直与我的朋友和同行阿纳托利·雷切纳兹(Anatoliy Raychynets)保持密切联系,他是乌克兰圣经公会的副秘书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分享了难以阅读的报告:在医院外为儿子哭泣的母亲;不记得父亲面孔的孩子们;成千上万感到绝望和恐惧的人们。

但阿纳托利也注意到另一件事:为和平而共同努力的教会领袖们,在《圣经》里寻求盼望的人们。

在阿纳托利的教会里,人们担心他们会失去一切。 与任何寻求安慰的人,他一直以分享《诗篇》31篇作为回应。 他报导说,当他们听到这话时,常常惊讶地说,这听起来像是2022年在基辅写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21节)

在与未知搏斗时,许多人一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圣经》的信息。 根据阿纳托利的说法,过去几周,神父和牧师纷纷涌向基辅圣经公会的商店购买《圣经》。 需求 如此之高 ,以至《圣经》都被卖光了。

阿纳托利说这是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经》。”

乌克兰教会提供的另一个资源是基于《圣经》的创伤治疗。 虽然它只是在六年前推出,但该计划非常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有亲人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丧生的家属。 它容许社区领袖引导一些小组走过一个康复的过程。

现在,全国如此多的教会都在用这计划,乌克兰圣经公会无法跟得上对资源和培训的要求。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提供援助呢?

我们在乌克兰的弟兄姊妹需要《圣经》,给那些在动乱时期寻求安慰的人使用。 他们需要创伤治疗资源来传递从《圣经》而来的香膏。 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一位当地的牧师,维亚切斯拉夫·赫拉莫夫(Viacheslav Khramov),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凡能祷告的人,请把我们放在你的祷告中。 今天,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开始了。 我们请求每一个能够祷告的人,请为我们祷告。 为乌克兰祷告。 为我们的性命得幸免祷告,也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祷告。”

阿纳托利也呼应这一请求。

在他与我分享的一切事情中,最启发我的是乌克兰教会团结的表现——跨越信仰宣言,边界和党派界限。

他告诉我:“我们与俄罗斯的同事交谈, 我们教会领袖们彼此交谈,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主里合一。”

在一个受创伤的世界中,这正是我们应该放大的福音信息:上帝的话语可以使敌人和好,除去绝望,治愈受苦的心。

这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透过教会的团结,光芒照耀的异象。 在战争、政治和分裂中,耶稣基督的教会仍然传播著福音和建立神的国。

罗伯特·布里格斯(Robert L. Briggs)是美国圣经公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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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的以色列绝不会做错事,不过有时候它什么也做不好。

《诗篇》中看似自相矛盾的两篇,在讲述教会故事方面所给我们的启示。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1, 2022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每个讲故事的基督徒都有一个两难的选择。 当你想讲述关于你的教会、你的教派、或整个教会的历史时,你该如何构思内容? 一个关于集体信仰、勇气、顺从和成功的鼓舞人心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责备性的故事,说明尽管教会门徒犯罪、混乱和顽固,但神却显信实和怜悯?

如果你要表述异象或进行筹款,你会想要前者。 每个人都喜欢听到他们的胜利得到庆祝,他们的牺牲得到注意。 但是,如果你最近读过《旧约》,你会注意到第二种方法是如何经常占上风的。 很多时候,希伯来先知和诗人都不遗余力地用对人类顽固不化和神圣恩典的冷峻审视来取代欢快的鼓励谈话。

讲故事的人的困境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这两种叙述方式。 简单地循环重复鼓励性的版本(或每当你需要钱的时候),有可能吹牛,而且是伯拉纠式的吹牛;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善行已经获得了上帝的祝福。 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责罚性的版本,就有可能造成绝望和冷漠。 如果我们都是如此悲惨的失败者,充斥着无能和罪恶,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呢?

《圣经》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途径。 《诗篇》卷四(第90至第106篇)末尾有两首相邻的诗歌,以相反的方式讲述以色列的故事。 诗篇105篇给人鼓励,描绘了一个从不犯错的以色列。 然后是诗篇106篇的责备,以色列几乎没有做对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不了解《旧约》的全部背景,就很难相信这两种描写都是真实的。

在诗篇105篇中,族长们的成功(7-25节),特别是以色列在出埃及和征服期间的情况(26-45节),提供了赞美上帝和记念祂奇妙作为的理由(1-6节). 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失败,没有提到在旷野的抱怨,没有提到不信或敬拜金牛犊的行为。 “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第40节)是对一个丰富多彩事件非常慷慨的描述。 诗篇的结论也是如此(44-45节):“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它几乎读起来像一个粉饰。

然后我们翻开这一页,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版本。 诗篇106篇是一连串的灾难。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作了孽,行了恶”(第6节)。 我们的祖宗在红海行了悖逆(第7节)。 你救了他们,但他们很快就忘了这件事(13-15节),渴望吃肉,试探神(对鹌鹑的故事进行了相当不同的演绎)。 我们的先祖是嫉妒的(16-18节)、拜偶像(19-20节)、忘记神(21-23节)、不信(24-27节)、不道德(28-31节)和不顺从(32-35节)——以至于用自己的儿女祭祀(36-39节)。 我们没有被毁灭的唯一原因是神“为他们记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45节)。

依次阅读这两首诗是令人不快的。 它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哪个版本是真的? 当然,答案是两者都有。 每个人都专注于一些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情,就像对于所有故事一样。 但两者都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描述,而且最终都有相同的目标,其开头和结尾都呼吁以色列人赞美主。 以色列是否相信上帝能从埃及解救出来并提供土地? 是的。 一路走来,以色列是否犯了各种恶行? 是的。

这里就是讲故事的人解决困境的办法。 有一个地方可以纪念信仰的英雄,庆祝使我们走到今天的勇气和慷慨。 也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正视自己的罪和偶像崇拜,承认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怜悯,祂早就把我们毁灭了。

我们同时需要这两个故事。 当其中一個故事被忽视时,我们就会陷入胜利主义的狂妄或自我厌恶的沉闷。 但是,当这两种情况同时得到讲述——对成功给予适当的庆祝、对失败也给予应有的承认,大致就像我们在诗篇107篇中看到的情况——记起神的恩典如何带我们穿越山巅和峡谷,我们会受到应得的责备和鼓励。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教导牧师,也是《万物之神》(God of All Things)的作者。 在Twitter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Pearlyn Koh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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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将要递解“五月花号”教会,而中国基督徒在辩论是否要躲避十字架

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同情会众的担忧,但从神学角度却对他们离开中国前往济州岛的决定有彼此不同的看法。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1,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Kevin Frayer / Stringer / Getty / Envato

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60名中国基督徒 离开了他们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的家 ,来到韩国著名的旅游区济州岛寻求宗教庇护。

这群包括28名成人和32名儿童,都来自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Shenzhen Holy Reformed Church, SHRC),他们跟随先行一步的教会牧师潘永光(Pan Yongguang)的脚步,随之也到了韩国。 一月底,光州高等法院驳回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庇护上诉。 现在他们面临着 即将被递解 回中国,除非有另一个国家愿意给予他们庇护。

在2018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in Chengdu)遭受迫害后,潘的教会就开始考虑移民,而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怡(Wang Yi)与潘认识。 同年12月,王牧师被捕。次年他 被判处 九年有期徒刑。 王、潘和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长老,和其他400多个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共同 签署了 一份声明,反对在2018年生效的日趋严格的宗教管理法规。

在王怡被捕后,潘认为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将无法再公开地存在。 “教会不得不离开,除非我们分散或放弃信仰,”他后来说。

2019年10月中旬,SHRC举行了一次会员大会,并投票决定迁往济州岛。 如果教会(当时 约有120人)留在深圳,他们认为只会有两个选择:就是分散或向官方的中国三自教会“屈膝”。

此外,许多会员的孩子一直在教会的学校上学,政府当局后来关闭了这所学校。 由于担心他们的孩子被迫要学习违背他们信仰的教材,SHRC的父母们认为他们必须搬家。

大约在同时间,潘离开了他的家,他以为只是去济州岛探视情况而已——随身仅带了两套衣服。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几个月后,他的家人和一大部分的会众加入了他。

潘说,在会众到达后开始申请庇护时,他们才发现韩国的庇护政策是很严格的。 (在这程序开始前,潘在写给他的会员的一封信中告诉他们,一名律师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潘以前是一位医生,他和他的教会成员自离开中国以来一直只有打零工,而且没有人会说韩语。

SHRC现在被一些人称为“五月花教会”。这个名称是潘的朋友取的,因为潘指出了SHRC会众和当年的 天路客(Pilgrims)相似,都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进行迁徙。

“就连孩子们也熟悉五月花号的历史,”潘说,并指出他的教会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年就研究了天路客领袖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对天路客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普利茅斯垦殖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 ”我们与五月花号有相同的信仰。我们的经验也与他们相似。”

一个存在分岐的决定

自2018年中国宗教管理条例生效以来,基督徒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像SHRC这样的教会发现他们很难像以前那样公开地聚会和运作,因为他们继续抗拒向当地管理当局登记并接受政府的监督。 对于城市的改革宗家庭教会的成员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公开声明。

然而,SHRC对迫害的回应却在中国其他的家庭教会中引起了质疑,那些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一直持续忍受在当今中国国内必须要面对新困难的现实。 虽然许多人同情SHRC会众对自由敬拜的渴望,但也有些人则批评他们逃避的集体决定。

潘所经历的迫害并不罕见,在很多方面,对于一个未注册教会的中国信徒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 许多其他中国家庭教会也有同样的经历,但其他家庭教会并没有采取集体逃离来回应。 这一事件引发了家庭教会领袖们的讨论,探讨神对祂的教会的呼召是什么,以及教牧领袖在政治敏感时机中的角色,这不仅是涉及一个家庭,而是涉及到整个羊群。

一位家庭教会牧师说:“我不愿意根据他们的反应来评判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和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冒然下定论。 例如当年的“五月花号”上的人, 他们离开了,我们也不对他们进行评判。” (有趣的是,这位牧师本能地举五月花号作比较,但并不知道现在已有些人将SHRC称为“五月花号教会”。)

另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则分享了为什么他在海外学习后放弃了国外安全的生活,回到中国牧养家庭教会:“我不能说目前的情况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倾向将它视为是神所预备的,并把我置于其中。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中长大,从我信主的第一天起,迫害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当这位牧师收拾行囊准备回中国时,他默想着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潘霍华决定回到纳粹德国,是要与他的同胞一同面对那时代的考验。 这位年轻的中国牧师还提到了其他传教士的牺牲,如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他为向中国人传福音而牺牲了。

虽然如潘霍华一样,他和他的家人本可以避免在中国牧会的危险不安,但他说:“身为一个被呼召作福音的仆人,我很难向我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传讲天国的盼望,而我却有一个找退路的计划。 …牧羊人应该和他的羊群一起在田野里…我会留下来,为主尽忠。”

留还是走?

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受到宗教迫害威胁的人中也有移民和寻求庇护的例子。 然而,这些案件只涉及个人和家庭。 据我们所知,整个教会在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对中国来说,即使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罕见的。

家庭教会倾向于认同那些留下来忍受迫害的先辈,如倪柝声和 王明道,他们都因拒绝加入受政府监督的教会而入狱。 倪本来有机会留在香港避免受到迫害,但他选择回到上海。 因此,这些教会历史性的立场是留下来并忍耐。

由于这一历史的传承,许多教会认为在逼迫下的忍耐是“十字架神学”的适当应用。 如果SHRC逃离的原因是依史效法乘坐“五月花号”逃亡的英国清教徒,那么其他中国教会可能会认为他们背弃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传统。

在更大的华人侨民社区中,也有许多人为了增加自己庇护案件的可信度 而谎称 受到“迫害”的例子。

潘预见他的行为会引起争议,但他相信,身为一位牧师的责任是让他的会众团结在一起。 对于留在中国的会员,他给他的教会的声明是:“我也知道,如果我离开,我肯定会受到其他教会的批评,并且将在我的余生中一直背负这种坏名声。”

意想不到的结果

世界各地的教会都纠结于在面对迫害时是留下还是逃离。 在中东,近几十年来,基督徒社区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信徒们面临是留下忍受折磨还是逃离到异乡 开始新的生活 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圣经》中提供了一些例子,阐明神的追随者中有留下来的也有逃避迫害的,神使用这两种决定来实现祂的旨意。 在《旧约》中,耶和华把俄巴底留在亚哈的宫廷里,同时差遣以利亚到外邦人的地方去逃避迫害(王上18:1-16)。 在《新约》中,司提反在耶路撒冷被用石头打死导致基督徒大规模逃离耶路撒冷,迁入其他地区(徒8:1)。 每个《圣经》的例子所共有的真理是,无论是留下来忍受还是逃离,都是在主的引导下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出于胆怯懦弱的心。

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现代,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中国后,中国基督徒的忠心为今天许多信徒们的坚定信仰撒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那些在毛泽东掌权后离开中国大陆的人开发了许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在近几十年来扶持增强了年轻家庭教会的发展。

虽然潘和SHRC的批评者可能也有道理,但最终局外人很难确定SHRC前往济州岛的真正动机。

克里斯托弗·绍尔(Christof Sauer)是一位宣教士,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迫害的文章,他为非洲宣教杂志 Missionalia 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在一篇标题为逃跑或不逃跑(To Flee or Not to Flee)的文章中所作的结论是,人们不应该在“对神的诫命、基督的差遣的顺服以及对他人的爱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逃离。 只有潘永光和那些在韩国寻求庇护的人知道他们的动机是否避开了这些陷阱,以及他们的立场是否有圣灵的引导。

但是,问题都是有正反两面的。 在倪柝声和王明道的事蹟中经常被遗忘的是,他们虽以大胆和跟随基督的十字架著称,他们最初也曾屈服在压力下并以某种方式与官方的教会合作,后来才公开宣布放弃与官方的协议,并面对随之而来的苦难。 想在历史中留名的愿望,若在面对迫害时所作的决定,脱离了有圣灵引导的《圣经》教导,那可能会是充满危险的。

迁徙的教会所面临的另一个危险,就是在新的地方形成一个封闭的社区。 绍尔警告说,存在着导致“贫民窟心态以及以强烈律法主义和与世隔绝为特征的生活方式”的危险。 对于像SHRC这样一起移民的群体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根据《圣经》,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分散开来,导致教会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建立起来(徒1:8)。 潘应该意识到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并带领他的会众“为那城求平安”(耶29:7)。

下一步怎么办?

在SHRC最后的上诉被驳回后,该团体必须在几周内离开韩国。 在最终裁决之前,潘说他的教会“非常希望”会有韩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给予他们庇护,但他不确定这一过程的技术细节。 虽然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返回中国,但他们在2月中旬之后就是非法滞留在韩国。

如果SHRC被迫返回中国,他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迫害。 一些待在深圳,无法一起来韩国的SHRC成员 已经 受到审讯,甚至被监视或软禁。

如果被遣返回国,潘本人将面临 严重的控诉如: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和涉嫌贩卖人口。 潘的朋友王怡因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刑,这是经常被用来对付政治反对人士的一种笼统的指控。 贩卖人口的指控是因为潘的教会带领他们越过国界在海外寻求庇护。 对于他教会的其他成员来说,生活也可能将很困难,他们很可能会面对审讯、监视、骚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被监禁。

这些更广泛的警告和考量不仅限于SHRC或中国家庭教会。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基督教 仍然是 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宗教,而且这种迫害在过去十年中 日益严重 。 从中国到伊朗,自埃塞俄比亚到印度,教会将面临许多与潘和SHRC相似的争战,并且将在如何回应方面做出关键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会出现逃离的机会。 重要的是能关注像SHRC那样选择逃离的人,以及能学习和评估自己教会的反应。 同时,必须以有圣灵引导的动机来做出任何决定,这动机应该是更深受《圣经》的影响而不是历史,无论是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还是英国清教徒的历史。

五月花号教会后续报导:

2022/09/12

2023/04/11

Jarred Jung是居住在亚洲的一位神学教授,也是 家庭教会神学中心(Center for House Church Theology)的研究员。 他曾在中国服事多年,担任过各种事工职务。

E.F. Gregory是《中国合作伙伴》(China Partnership)的博客编辑,该网站致力于报导中国家庭教会的现况。

翻译:江山 / 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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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克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

巴文克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关切,可以帮助华人教会克服“唯独改革宗”的情结和狭隘,及正视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

Herman Bavinck and the Chinese Church

Herman Bavinck and the Chinese Church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8,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Wulingyun / Getty / Wikimedia Commons

过去二十载,英语学界中兴起了对已故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研究热潮。在此期间,巴文克所著的典册高文陆续被译为英文。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纷纷摛文掞藻,于是关于巴文克神学思想研究的二次文献骈兴错出,布列于世界各地。2009年,北美加尔文神学院成立了巴文克研究所(Bavinck Institute),进一步推动了此神学研究的热潮。该研究所组建的巴文克协会(Bavinck Society)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并推出了开源学术期刊《巴文克评述》(The Bavinck Review)。这一切学术动态和发展皆显明,巴文克思想研究的趋势较上个世纪而言,已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本质性的发展。

巴文克于1921年离世。在之后的八十年,神学界对巴文克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荷兰群体,包括荷兰境内和其他国家的荷兰裔群体。毋庸置疑,上个世纪的巴文克研究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局限,但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如加尔文神学院、费城西敏神学院等一些北美神学院,对巴文克的神学思想推崇备至。尽管如此,巴文克神学的影响在彼时仍十分有限。因着巴文克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宗教理学》四卷本的面世(2003–2008),巴文克已不再是只属于荷兰群体的神学家。他已走出荷兰,走进普世教会群体的视野。这种发展势头不禁令人发问:为何21世纪的基督徒要阅读巴文克的著作?若从华人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则变为:一个生于19世纪中叶的荷兰神学家及其思想,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本文从巴文克阐述的基督教大公性的视角,尝试回应这个问题。

华人教会对巴文克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的中译本就已面世。然而,华人教会对巴文克的了解只驻足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此种对巴文克思想的肤浅认识,归因于巴文克著作中译本的匮乏。直到2014年,第二本巴文克著作的中译本《启示的哲学》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过去这些年,北美福音派神学和改革宗院校主导了华人教会对巴文克思想的认识。范泰尔、伯克富等北美神学家笔下的巴文克,便成了华人基督徒脑海中的巴文克肖像。近期巴文克研究表明,这些对巴文克思想的既有解读并不全面,尤其缺乏对巴文克历史背景和神学处境的深度考量。

“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译本Source image: Envato Elements
“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译本

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在最新出版的《巴文克生平评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勾勒出一副生动活现的巴文克肖像。我们从中会遇这样一位巴文克:他在现代主义和改革宗传统的张力中,寻求以三一上帝的教义为根基,建构一套内嵌大公性的神学体系,并绘制一幅基督教世界观的图景。这幅巴文克肖像对于当今华人教会,以及北美福音派教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文克首先提醒今日的华人教会要怀有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关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蓬勃发展。在这过程中,改革宗神学无疑独占鳌头。唐崇荣牧师归正福音运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众多相继翻译出版的改革宗神学书籍,也为华人改革宗教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提姆·凯勒(Tim Keller)和约翰·派博(John Piper)等北美新加尔文主义者(New Calvinists)著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增强了改革宗神学在华人信徒群体中的发展势头。

然而,中国大陆教会中这种神学发展,逐渐滋生一种唯尊改革宗信仰的病态神学情结。怀有此类情结的信徒和教会,预设了唯有改革宗神学是真理,于是潜在地将改革宗神学置于其他神学的对立面。例如,许多中国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往往无法与其他本土教会和睦相处。中国的改革宗追随者通常拒斥本土教会的传统,而热衷于从西方引进改革宗认信和长老会治理制度。更有甚者,将某位改革宗神学家视为真理的标尺,以此衡量一切神学论述的真伪。这种狭隘的神学立场致使华人改革宗教会常常遭受众多非议,并催生他人对改革宗神学的误解。此种病态神学情结和狭隘的神学立场,也透过网络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会。

作为现代时期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所构建的改革宗神学体系极为关切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他的代表作《改革宗教理学》沉博绝丽,遍含得隽之句。在处理众多神学议题上,他总是登高博见,常存国度胸怀,且不懈地以基督教大公精神包容各类思潮,力求彰显上帝在各个领域的美善。此外,他强调教会的大公性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并拥有人需要获知的、与可见和不可见事物有关的一切教义。(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在巴文克看来,改革宗神学的优势在于提供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信徒活出这种大公性信仰。故此,巴文克虽出身于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归正教会(Christelijke Gereformeerde Kerk),但也与亚伯拉罕·凯波尔一同竭力推动教会合一运动,并在1892促成凯波尔领导的“哀恸者”(Doleantie)教会与自己的宗派联合成为“荷兰地区归正众教会”(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derland)。

华人教会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忽视亟待解决,以此矫正如中国大陆改革宗群体中此类病态情节和狭隘的教会立场。一百年前生活在荷兰的巴文克,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金玉良言:“基督徒认信的普世大公性的意义在于,她遍及全地,包括所有真信徒,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并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赫尔曼·巴文克,《以颂赞为祭献上:获准领受圣餐前后的静思默想》,牛泓译,《赫尔曼·巴文克的教牧神学》,徐西面编,贤理·璀雅,2021,156页。)任何基督教会绝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投身于与众教会的团契,共同在所在的地区实践基督教大公信仰。

巴文克对基督教大公性的这种强调,衍生出他的神学为华人教会带来的第二个裨益:教会理当正视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客观而言,基督教信仰的确是从西方国家传入华人群体。长久以来,基督教作为“洋教”的刻板印象在华人社会中已经普遍化。有趣的是,许多华人教会的做法似乎是为这种刻板印象背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华人基督徒群体往往只希望引入众多西方神学传统或神学家的思想,却忽略对自身实地处境的考量。尤其是中国大陆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宗热潮,见证了这种非处境化的神学思维模式。许多新兴的改革宗教会,一昧引入改革宗信条,不加甄别和思考地应用于教会。这种做法常常让教会变得更像“洋教”,缺少在中国处境中传达信仰的力量。

巴文克在谈论加尔文主义的未来时,有如下论述:“加尔文主义希望在前进中总不停步,并且促进多样性。它感受到更深入了解救赎奥秘的推动力,并且借此就可以尊荣众教会的每样恩赐和不同呼召。加尔文主义并不要求自己在美国和英国与在荷兰有同样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改革宗教会中,加尔文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本质去发展,不应该让自己被外来观念所取代或腐化。”(参见”The Future of Calvinism”

巴文克的论述不仅可用于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而且也适于每个地区基督教会对信仰的阐述和传达。换言之,华人教会虽然可借助于其他国家丰富的神学遗产来促进自身的信仰建构,但是总归要按着上帝给她的独特恩赐,在自身所在的文化处境中传讲福音。如此行便会让华人群体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也是属于并面向华人的信仰。

此外,巴文克对基督教信仰处境化的强调,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当代家庭教会不愿意将基督教信仰处境化,因为政府颁布了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许多家庭教会未能区分政治化的“基督教中国化”和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因此,他们往往默许一种没有处境化的基督教信仰。巴文克关于基督教处境化的观点提醒中国家庭教会,作为植根于救赎奥秘的教会,我们也蒙召将我们的信仰处境化。

这种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也就带出了其公共性。巴文克出身于分离主义的教会群体。虽然他的宗派中不乏有人提出要从信仰的立场出发来参与社会,但仍有诸多人士敌视当时的现代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张力存于历世历代的教会中。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思考信仰公共性的问题,避免不了“耶路撒冷与雅典何干?”的问题。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北美基要主义对文化的姿态。因其所持基督教文明到世俗文明之变迁的立场,20世纪上半叶在北美兴起的基要主义,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分离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趋向。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分离主义成了基要主义的检验标准。(参见 George Marsde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在这种基要主义的影响下,教会与公共社会和文化处于积不相容之态势。透过姚西伊教授的著作,我们清楚看见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北美基要主义透过西方教会在华宣教运动而影响了华人教会,促使后者逐渐形成以分离的姿态对待所在的文化处境。

巴文克极力反对分离主义的举措。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基督的福音不符。他论道:“福音是一个喜乐的消息。这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人类、家庭、社会、国家、 艺术和科学、整个宇宙和整个叹息中的被造物亦然。”(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在巴文克看来,真实的福音面向这个世界时不会缄默而显得柔弱,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传递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信息。尽管如此,巴文克在论述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时,也提醒教会避免凯旋主义的立场。他在生涯早期的文章《上帝的国度,至善》中就已指出,若有人试图借着福音宣教、慈善事业或政治等行动,逐渐赢得这个世界,并让其转变为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人就是怀揣着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巴文克向我们呈现的基督教信仰之公共性,表明我们的信仰既非出世,也非入世,而是“在世”。基督教会不属于世界,也不能离开世界,乃是在世界中向人类的各个生活领域传递基督的福音。

过去二十来年英语世界巴文克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巴文克走出了荷兰群体,大步进入了普世教会。日益发展的巴文克研究,也越发揭示他所建构的神学体系,在众多方面依然嘉惠当今教会。尤其是巴文克所强调的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处境性和公共性,不仅是对今日教会,也是对今后信仰群体的重要提醒。

徐西面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神学系肯尼斯和伊莎贝尔·莫里森神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博士后研究员。他于2020年从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系统神学)。他基于博士论文的学术专著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 Herman Bavinck’s Wetenschappelijke The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将会由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他也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中文)的主编和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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