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养关怀: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

保罗教导我们如何重建受伤的人和疲惫的人。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9,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avid Suarez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线上学习腓立比书二章时,小组成员发出感想:“我希望我能更像以巴弗提。”

尽管经文只有简略地提到他,但以巴弗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5-30 和 4:18)。保罗称赞他为“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2:25)。读著保罗的话,把自己跟以巴弗提比较,让我的朋友感到很自卑。

但是,如果我们慢慢品读以巴弗提的故事,就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却又更人性化的画面。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去提供保罗经济上的支持,并在保罗入狱期间给予帮助。然而,以巴弗提见到保罗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我们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他差点因此去世。以巴弗提身体逐渐康复时,他变得非常想家。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人都在担心他的病情,而这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以巴弗提感受到的压力,反过来又给保罗带来过度的压力。受差遣的帮手如今需要帮助。保罗告诉腓立比人,如果他让以巴弗提回去,他会“少些忧愁”(第 28 节)。

因此,以巴弗提的宣教之旅就提前结束了。虽然以巴弗提可能会因为可以回家而松一口气,但同时他也会恐惧,而这会大大削弱他放松的心情。人们是否会认为他很软弱?他们是不是很失望?

如果我是以巴弗提,我脑海中一定充满指责的声音。我会将自己与保罗比较,我缺乏毅力,而保罗却似乎能恒久忍耐。即使其他人没有看轻我,我也要与失败感和羞耻感搏斗,因为我在还没有完成工作之前就筋疲力尽了。所以当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时,他有充分理由感到不安全、沮丧和自我怀疑。

保罗的教牧关怀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给了以巴弗提一个多么大的礼物!以巴弗提现在拥有保罗具体的肯定,可以用来驳斥在自己脑海中不断编纂的谎言。在以巴弗提与差遣他的社区重新接触前,保罗就为他铺平了道路,让他获得荣誉和尊严,而不是责备和论断。

这封信可能改变了以巴弗提的未来。今天线上查经的普通读者也如此高度地重视他,因为经文更多是保罗对他的关心,而非以巴弗提本人的事。他可能会因为没有发挥作用而显得没有价值,但保罗恢复了他的价值。保罗的做法为教牧关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保罗让以巴弗提活在他的局限中

在腓立比书二章前面的经文中,保罗赞扬了耶稣的谦卑,描述了基督本可以坚持他神圣的权利,但他自愿放弃一切,选择活在人类的局限中(2:6-8)。

相反地,我们经常会挑战这些局限。我们想要知道更多,多过我们能理解的;我们想要更多控制权,多过我们能掌握的;我们相信自己有更多能力和力量,却往往脱离了现实情况。事实是,我们都有局限。有时候,局限是精神上的或情感上的;有时候,局限是财务上的;还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以巴弗提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再承受下去。他的压力太大了,思想和情感也同时出现了问题。他没有办法再胜任工作。

那时,身为牧者的保罗可能也会遇见试探,开始用一种劝勉的口吻说话。以巴弗提是一个成熟的门徒,可以接受教训,因此保罗可以教导他在困难中如何坚持和忍耐。但保罗不想将问题属灵化,也不想刺激以巴弗提的罪疚感。因此,保罗没有挑他的毛病,而是看着他的实际情况,说:“我认为你做得够好了。”

当我们假设其他人的局限应该与我们的相同时,我们就错了。宣教先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曾写下广受称赞的名言:“我能竭尽全力、坚持不懈,我能完成的一切都是因为这样的努力。” 克理确实能够做到,他很有能力,他坚持了多年,成就了许多惊人的事情。但克理却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家人无法像他一样坚忍的现实。不幸的是,他的几个孩子在几年间去世,妻子的精神也面临崩溃。

保罗知道别人的处境与他的不同。他不期待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不结婚;他也没有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巡回布道的传道人,和他一样承受残酷的待遇。保罗按著以巴弗提本来的样子接纳他,允许他能自由地在上帝所赐的局限内生活。

保罗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局限是恩赐,而不是罪。然而,我们经常将局限视为障碍,挡在我们和梦想、目标之间。而保罗因为肉体上带着一根刺,所以他知道软弱和局限正是上帝最能显明大能的地方(哥林多后书 12:7-10)。身为牧者,当我们给予其他人自由,使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局限而不是坚持要他们克服局限时,他们就有更多时间,关注上帝在哪里工作。

保罗视他人为同等地位,恢复了他人的价值

所有圣经的人物中,真的没有人像保罗,因为他出生于悠久的宗教世家(腓立比书 3:4-6)。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多年来他屡受苦难,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包括监禁、迫害、殴打、饥饿和海难(哥林多后书 11)。

另一方面,以巴弗提是外邦人,而且他信主的时间不长,所以圣经知识有限。他能“忍受艰难”的程度,只限于患病(尽管很严重)和想家。据我们所知,以巴弗提的信仰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属灵攻击。他只是经历了一般人都会遇到的挑战。

然而,保罗却视以巴弗提的病与基督的受苦同等(腓立比书 2:30)。他并没有因为以巴弗提受的仅仅是肉体的苦,就认为所受的苦没有价值。因保罗称以巴弗提为“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第 25 节),把以巴弗提升到他的同工的地位。

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曾经说过,只有平等的人才可以成为朋友,而腓立比书中的保罗成为了这句话的完美范例。除了从一场折磨人的疾病中幸存下来,以巴弗提并没有真正做过任何事情,使他在我们心目中接近保罗的地位。保罗却选择将他视为平等,因为他最需要这种不配得的恩典。

根据人们的成就、教育程度、财富或影响力,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就会赋予他们更高或更低的地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比较喜欢有贡献(无论是经济上的贡献,还是才能上的贡献)的会众。我们很容易被扫罗吸引,因为他的高大身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没有注意到大卫。但保罗的例子提醒我们,身为人类,我们都是上帝形象(imago Dei)的承载者,同时我们都需要十字架。扎根于我们与会众拥有同一种身份这一核心的现实,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真正的关系,更好地牧养他人。

保罗尊荣人,超越人的失败

以巴弗提带着信回家,信中保罗将焦点放在以巴弗提事工的光荣的一面,而不是重述这次缩短的宣教旅程,把这个明显的缺点再讲一次。

我发现,我很擅长记住失败,我会紧紧抓住犯错的痛苦回忆。我可能会说自己原谅了某人,但看待他的时候,仍然是想着他如何让我失望。

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她在组织成立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批评。有次,一位同事提到,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人攻击她,但克拉拉不记得那件事了,这使她的朋友感到困惑。朋友继续追问她时,她回答:“我清楚地记得我忘记了。”

在腓立比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并没有抓住以巴弗提身体上和情感上的软弱不放,尽管其他人可能会这么指责以巴弗提。因为保罗将以巴弗提视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因此影响了腓立比教会接待以巴弗提的态度。

保罗为以巴弗提所做的事,体现了基督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耶稣,我们的救主,正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 42:3)”的主。正是因为耶稣选择了赋予我们价值,天父才会以荣耀欢迎我们。

耶稣允许我们活在自己的局限内,“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 103:14)。他也与我们享同样的地位,不仅取了卑微的状态,还抬升了我们,甚至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约翰福音 15:15)。虽然耶稣有充分的理由提醒我们所有做错的事,但他选择尊荣我们,而不是紧盯我们的失败,从不按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诗篇 103:10)。

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种牧师的责任感,它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常常不得不纠正、训诫人,为了捍卫真理而指出错误。虽然这跟我的工作有关,但这不是我唯一优先要考虑的事,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代表好牧人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在别人最软弱的时候以恩典待人。

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巴弗提,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软弱、失败和羞耻,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像保罗一样的机会,谨慎地对待彼此。

身为牧者,我们能依靠一种爱,遮掩许多罪吗?我们能不能少一点担忧,不是去迫使人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多花点时间提醒他们,他们在上帝眼中有极大的价值。这无异于是活出福音,还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命,帮助他们不质疑自己在上帝的国度里的价值。

杰夫‧皮博迪(Jeff Peabody)是一名作家,也是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新日(New Day)教会的主任牧师。

翻译:思慕;校对: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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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让成为宣教士变得更加困难

无论是体育节目、影集、或亲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 — 如果你和过去的生活依然紧紧相连,专心在事工上会很困难。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8, 2022
Image: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Getty/Envato

从我有记忆以来,宣教士这个词在我脑海裡总有种让人感到焦虑的形象。一个年轻人因为感受到了对某个“危险”或“贫困”国家的强烈呼召,放下了舒适的家及家人,融入到一个新的文化裡。他们无限循环着“忍受苦难、信靠上帝、结出果子、筹款”的人生状态。

当一个正在休假的宣教士询问是否能和我约会时,这个形象马上就在我脑海裡出现,让我不得不面对我对宣教士会有的生活所感到的这种不安。这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即将在青年使命团的台湾分部(YWAM-Taiwan)委身整整五年的服事。随然我对他很有兴趣,我还是觉得自己不是能这样牺牲舍己的料。但在夏天去台湾拜访了他几个星期后,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跟我童年时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白天在咖啡店上中文课,每週有几个晚上在机构做咖啡事工,教台湾人英文和圣经。他住在一间有着空调、无线网络及卫星电视的现代化公寓裡,他大部分的家具都来自台北地铁几站以外的宜家家具店。即使他家在数千英里外的北卡罗莱纳州,他仍然可以在线上看维京人(Vikings)队的足球比赛,而且随时可以跟家人讲电话。

这些便利的现代化设施能让我(及其他人)更容易对台湾说“好(我愿意去宣教)”。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后来在其他微小但对于过渡时期以及道成肉身的宣教来说非常关键的时刻上,说“好”会变得多困难。

高速的互联网、飞机及手机使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及亲人的人,能以过去时代的人难以想像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但这些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宣教士在上帝呼召他们委身的事工禾场上“活在当下”的能力。

延长了文化冲击

在我初次拜访台湾的夏天过后,我和这个宣教士结婚了。三周后,我们一起搬到台湾。等待着我的是满满的文化冲击阶段,因为我心里怀抱着的异国情调的台湾形象,让我忘了我正生活在一个我毫不熟悉的文化里的事实。和我在明尼苏达州农村林地老家不同的是,我现在住在一个由混凝土高楼建成的城市,几乎不可能看得到一片草地。语言障碍意味着连去买菜跟去邮局这样的简单的事情都需要花几个小时,让我才半天的时间就已筋疲力尽,无法再做任何事。而炎热潮湿的夏季持续了数个月,即使少数几个凉爽的日子也经常伴随着倾盆大雨。

在初期的日子里,我常不断地看着Facebook动态或打电话给我妈妈来暂时缓解过渡时期的压力,有时还会幻想着回家。中文课下课后,我会花好几小时看Netflix,吃从便利商店买来的垃圾食物,迫切希望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感觉像个正常人。

我的领导斯科特·康蒂瓦尔(Scott Contival),青年使命团台北分会的负责人,对我的挣扎毫不意外。斯科特在台湾生活了17年,亲眼见到他许多员工在最初几个月努力适应新文化的挣扎,他跟我说我的经历很正常。“一个人通常需要6到18个月的时间来经历文化冲击的循环,才能达到能够感受到正常的地步。”

或至少以前的人是这样。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新来的宣教士有一种趋势,就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出文化冲击的阶段,”他说。 “他们的笔记型电脑跟智能手机让他们能无限制地接触自己的家庭及文化,这让道成肉身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我慢慢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识到,道成肉身,也许是宣教士能“成功地”在国外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新的世代

虽然道成肉身仍然是多数现代宣教士的愿望,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对于过去的宣教士来说,和家人道别,前往宣教禾场的那一天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受的一天。但船一开,伤口就开始癒合,”斯科特说。

彭蒙惠 (Doris Brougham)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48年,她22 岁那年,她第一次坐着一艘为期六周的货轮从波特兰(Portland)来到中国。她的前三年在中国的政权更替时期度过,最终落脚在一个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岛屿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在最初动荡的岁月里,她几乎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唯一的联系途径就是一些能碰巧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地点的信。当她来到台湾时,她唯一的财产是一本中文圣经及一只小号。

彭蒙惠的生活并没有马上变得轻松。在她刚出国的前三年,她意外的失去了双亲,但回家的路又长又贵,她无法参加他们的葬礼。她必须找到一种能处理她巨大悲伤的方式。而这个方法最终加深了她对新的家乡的爱及对上帝的依赖。当她吹奏小号时,村里的孩子们经常聚集在她身边,组成即兴合唱团,为处在困难时期的她带来欢乐和意义。渐渐地,她在台湾人当中有了新的生活。如今,她所建立的结实累累的“天韵”福音事工已有70年的历史 (依然进行着)。

在现代,宣教目的地跟我们家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且交通越来越便宜。航班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送我们回家,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智能手机让我们能即时和家人联系。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很快的更新朋友的近况,更不用说政治、名人和体育新闻了。这种联系在许多方面上都是种祝褔——我们的家人和教会能更容易传递鼓励的话给我们,也能更容易知道到我们可能面临的紧急情况。休假回家也变得更容易且负担得起。朋友也随时能来宣教地拜访我们。

但这些新的发明也可能会让人分心。要如何与这些便利的科技划出健康的界线是个挑战。“我对今天的宣教士最大的担忧是,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家乡,却完全有可能透过社交媒体和视频继续在那里生活着,”斯科特说。“而离乡背井的伤口会因此不断重复地被撕开。”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努力在与自己充满爱的原生家庭之间划出健康的界线——尤其因为他们不想让我有被遗忘的感觉。某次圣诞节,因为他们拿着手机让我能亲眼看着他们拆开我送他们的礼物,让我泪流满面。今年他们资助我回家过30岁的生日,虽然是看似简单的事,却导致我回台湾后思乡数周。

其他问题如“我应该多久打电话回家一次?”或“可以看Netflix吗?每周能看几个小时?”困扰着我及其他能接触到高速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处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大量的选择性,可能会消耗掉宣教士情感上的能量,使我们的重心离上帝呼召我们所去的禾场越来越远。

在全球化的时代支持宣教士

和所有基督徒一样,宣教士会感到软弱、想家及气馁。在这些低谷的时刻,毫无节制的追剧及狂热疯迷某个球队等等行为并不罕见。在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现代教会可以透过拜访我们的宣教地或利用科技来陪伴并鼓励我们。对宣教士的支持一直以来都是全人关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但在这个数位时代,支持者们需要战略性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宣教士忠于上帝对他们人生的呼召。我的家人曾提出分享他们的Netflix密码给我,或帮我买季票看明尼苏达双城(Twin Cities)队的比赛。但我意识到这些事对我来说太诱人了,我不能把我有限的注意力再分散出去了。现今不少宣教机构在学习如何制定标准来在这些领域上帮助宣教士,支持者们也可以既挑战又鼓励他们所关心的宣教士。

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了将基督的国带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他们的身后也需要一个同样愿意牺牲舍己的支持团队——不仅在财务层面,在祷告、体贴、及真诚沟通的层面上也是。支持团队的工作不一定是去减轻宣教士的痛苦,而是与他们一起承担。

宣教士的支持者及教会肢体应该首先关心宣教士的文化适应状况。他们在哪些领域上挣扎?科技是否在某些层面上危害到他们的事工?能回家参与某些家庭活动是否会更好,还是就算错过了也没这么严重?他们经历哪方面的文化冲击?状况是否越来越好?有没有在哪个领域上更容易软弱犯罪?我们如何能在祷告及监督方面成为他们的帮助?

保罗在结束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两封信前,提出了个简单但热切的请求——请他们为他的事工祷告(帖前5:25,帖后3:1)。而今天的宣教士们也有同样的需求。如果你正在为某个宣教士祷告,请让他们知道!这虽然是件简单的事,对他们却是很有力的鼓励。

与台湾接轨

今年稍早的时候,我有机会与现年90多岁的彭蒙惠聊天,听听她在1950年代过渡到宣教士人生的经历。她既聪慧又风趣,很快地说起她在亚洲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正如她所分享的,很明显的,她初来乍到时的台湾与我现在所生活的台湾截然不同。她刚来台湾时,非常少人会说英文,学中文与其说是种选择,不如说是个必要条件。她去的很多地方的卫生设施远非现代化,她遇到许多患有肺结核或有其他传染病的病人,担忧自己被感染。听着她分享,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动了动,觉得我的挣扎与她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她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而我在烦恼我该在手机上下载哪个应用程式。

但我发现,当我开始认真对待我个人的挣扎时,它能成为我生命成长及事工蓬勃发展的催化剂。我跟丈夫把电视锁在壁橱里一整个赛季,这样我们就有时间能与彼此及来我家的客人建立更有意义的连结。我不再带手机到公共场所了,这样我就能在公园游乐区跟其他妈妈聊天,而不是刷着Twitter。由于我限制自己与家乡联系的时长,我发现我和台湾连结的时间开始增加。文化冲击的痛苦最终缓解了。我发现和家人减少联系反而让我更有生命力,和他们的联系并不是让我能好好生活的必需品。

搬到台湾一年多后,我跟丈夫搭着出租车到医院生下我们第一个孩子。虽然家人远在千里之外时迎接新成员是件苦乐参半的事,但我们发现我们的儿子还有另一个大家庭——将他视为己出的台湾阿姨和叔叔们。我们的儿子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中文,他对台湾菜有着无穷无尽的胃口,这让我们所有朋友都很高兴。我们仍然会传照片跟视频给家人 (并欢迎他们来台湾)。但台湾已成为了我们的家。

Rachel Kleppen 与她的丈夫Travis和儿子Benaiah住在台湾台北,他们服事于青年使命团台湾分部。她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伯特利大学(Bethel University) 获得青年事工及圣经研究学士学位。

翻译: Yi-Ting Tsai

Ideas

为何要向具体的人传道

Columnist

小型地方教会存在的理由。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7,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Getty

第一次有牧师让我沮丧到想哭是我18岁在一个大型教会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提议在暑假期间关注大约10个初中女生,有意识地与她们建立关系。

牧师的反应是:“只有10个?” 他责备我拿一个小规模的异象浪费了他的时间。他希望有数字和指标让他惊艳。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一小群女生更深地认识耶稣,而是一场让数百人受洗的复兴。

虽然我不同意这位牧师的观点,但他并不是太恶劣,他只是被福音派中一种肤浅的冲动所影响,追求宏大和效率。但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小规模和独特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可能面临一种危险,即用浅薄替代深度,用场面替代门徒训练。

可以说,今天美国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地方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最重要、最具先知性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持其特有的地方性——也就是说,致力于特定地点的特定人群。

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说,我们所“爱的事物往往都有个具体的名字”。我们不能抽象地爱教会或世人。相反,我们若要传道或服事他人,就必须学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服事具体的人。

耶稣的事工是拥抱渺小和独特性的典范。前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 Ramsey)写道:“基督教的荣耀在于它主张微小的事物真的很重要,一小群、寥寥几位、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对上帝来说都有宝贵的价值。” “我们的主把自己献给了一个小国家,献给了琐碎小事,献给了个别男女,常常为寥寥几位或一个人付出数小时的时间。”

他继续说:“我们的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尼哥底母、马大、马利亚、拉撒路、西门彼得付出了很多时间,明白‘一’的无限价值是基督徒理解‘多’的关键。”

在福音书里,如果耶稣想迅速将祂的信息传递给大众,祂似乎浪费了很多时间。拉姆齐指出,耶稣像我们一样生活在 “一个广大的世界里:有着大国、大事件和诸多灾难。” 然而,祂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在祂开始公开传道后,祂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一小群人在一起或独自祷告。

虽然祂的确也向一大群人讲过道,但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位主的事工似乎非常低效——耶稣花了大量时间与很少的人待在一起,而不是出去医病、赶鬼、讲道、教导或用神迹在群众中造成轰动。

数字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试探就是将我们的事工瞄准教会之外的人,向圣所之外的人传道。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他们的教会在疫情期间开始了线上直播崇拜,但最近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十年里为所有人广泛提供这种崇拜。据他们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发现他们的礼拜吸引了“全国性的观众”。

但门徒通常不会在大规模的 “观众”里产生。他们必须是具体的人。

讲道是一种爱的行为,而不是权威论述。在某种程度上,讲道的灵感来自于与教会成员坐在一起喝咖啡,来自于教牧关怀和咨询,来自于医院探访,来自于行走在特定城市和社区的街道上。

总的来说,只有当我们了解真实的人和他们的挣扎、需要以及成长的道路时,他们才有可能被塑造为门徒。寻求一个全国性的平台是将教会重心巧妙地集中在敬拜体验上——这成为类似于摇滚音乐会或TED演讲式的表演——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社区,大家以圣言和圣礼为中心,共同生活。

地方教会和牧师们安静、微小、缓慢的工作,在这个经常追求喧闹、宏大和高效的世界中,见证了另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忍耐做工乃是效法耶稣,看见并肯定每一个人的珍贵,祂原是按着名字认识和呼召每一个人。

翻译:裴占从;校对: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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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会应该知道的10位中国基督徒

认识这些使福音的种子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扎根生长的弟兄姊妹。

一群中国基督徒庆祝圣诞节聚会留念,约在1905年

一群中国基督徒庆祝圣诞节聚会留念,约在1905年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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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督教界正为立志在世界各地宣教禾场服事的中国基督徒的涌现而感到振奋不已。虽然中国教会作为差派教会的能力仍然在成长中,但是这个世界宣教的新局势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希望——为中国教会的成熟提供了感人的示范。几个世纪以来,众多全球宣教机构和宣教士都为中国大陆教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利玛窦艾伟德古約翰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的奋勇进取的事迹藉着传记和讲道示例很好地记录保存下来。即使在今天, 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CIM)的故事仍然激励着中国基督徒离开国土到海外传福音。

虽然目前中国内地的福音版图有许多外籍人士做出的贡献,但中国教会的宣教愿景也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归功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使福音的种子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扎根生长的众多中国弟兄姊妹。这些圣徒为建立明确的中国化教会有着必不可少的影响,理应得到认可。但愿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新一代基督徒,无论在中国还是中国以外,去向任何神所呼召的地方服事。

1. 丁立美(Ding Limei,1871-1936) 坚定的传道人

传道人丁立美出生在山东省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13岁时,丁立美离家前往登州(今蓬莱),进入由美北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创办的登州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到同一所学校学习了两年的神学。

丁立美于1898年被按立为牧师。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40天,在那里他遭受了近200次棍棒的打击,身上留下了严重的损害。出狱后,他接受了长老会牧师的职位,决心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传扬福音,建立中国本土教会,拯救数百万同胞的灵魂。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是一位活跃的巡回布道家,在全国各地的复兴会中演讲,并带领许多中国人认信基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丁立美专注于神学教育,在华北神学院任教,并牧养了几个教会。晚年的疾病使他无法参与前沿的宣教工作,但他坚持为数以千计的同胞得救点名祈祷,他要看到中国人民被基督得着的愿望从未动摇过。

2. 李贞德(Jeanette Li,1899-1968)跨文化传道人

李贞德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童年的一场疾病迫使她的家人把她带到一家宣教士医院,之后的康复促使她进入教会学校学习。10岁时,李贞德接受洗礼,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16岁时,李贞德与一位非信徒开始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几年后,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再婚,留下她作为单身母亲抚养儿子。

在照顾儿子和生病的母亲的同时,李贞德坚持学习,并最终在一所公办学校找到了工作,这是她有意做出的决定,以寻求在教会学校以外传福音的机会。她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呼召是传福音后,在1930年辞去了学校的工作,进入南京的金陵圣经学院接受宣教培训。1934年,她第一次前往满洲里,在该地区的街道、家庭、医院和孤儿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教。在这些年里,她的事工几乎一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和骚扰。1952年,她因基督教信仰被共产党官员监禁了17个月。获释后,她搬到了广州,在那里她再次自愿担任宣教士,直到她被允许前往香港,最终前往美国。在经历生命中的重重苦难时,她仍继续分享她的信仰,见证神在困难中的信实供应。

3. 梁发 (Liang Fa,1789-1855) 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徒

梁发的一生展示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一波三折的过程:经历了外国赞助、国内迫害以及中国信徒在中国身份和基督徒身份之间的挣扎。早年,梁发在一个村庄长大,参与了当地的民间宗教生活。在年轻的时候,梁发成了一名印刷工,协助刚到任的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工作。他后来信主并促成了许多家庭成员的受洗,并成为第一个被按立的中国宣教士。中年以前,梁发参与了大部分早期新教传教活动(传教士出版社、地方团契、学校、医院等),并撰写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福音单张。

梁发表现出一种“破坏偶像”(iconoclasm)的倾向:即强烈反对偶像崇拜的一种基督教主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庭生活也由于他的信仰和事工变得更加复杂,显示出成为基督徒而带来的好几层冲突:承认基督信仰的真正风险,参与宗教或敬拜生活的挑战,以及与下一代关系的紧张。梁发常被描述为中国本土教会的第一个果子或种子。

4. 石美玉(Mary Stone,1873-1954) 卓有成就的医疗宣教士

石美玉是大陆最早的第二代基督徒之一,出生于一个由卫理公会的牧师和宣教士学校的校长组成的家庭。石美玉从小就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基督教典籍,并随后前往密歇根大学学习医学。

石美玉是最早从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两名中国妇女之一。她1896年回到中国,担任卫理公会妇女海外宣教协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宣教医生。在余下的几十年里,她建立并经营了多家医院,并参与了广泛的宣教工作。

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士差传大会(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之后,石美玉作为中国延续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成员参与服事 。随后石美玉成为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in China)的第一任主席,也成为伯特利全球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她联合创办了中华宣教会(Chinese Missionary Society),中国第一个福音宣教会,以支持和差派中国基督徒向其他国人传福音。

5. 舒珊(音译)(Shu Shan ,?-1900) 勇敢的义和团殉道者

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舒珊和她的家人是住在北京郊区的基督徒。这是一场原因复杂的草根起义,义和团参与者通过召唤中国神话英雄的灵力来摧毁所有外国势力,让华北老百姓重新获得繁荣和安定。舒珊的丈夫是当地的一名宣教士,负责自己在北京郊外的宣教基站。当义和团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开后,他逃到山上避难,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送到附近的亲戚家。

当义和团逼近他们的村庄时,舒珊和她的孩子们被可能提供避难所的朋友和家人一一拒之门外,最终回到他们的家中等待死亡。舒珊和她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被义和团抓走,然后被折磨、杀害,并被扔进他们家废墟附近的一个浅坟里。舒珊和1900年其他许多基督教殉道者的鲜血激励了一代海外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到他所带领的地方——他们的顺服构成了今天中国教会的基础。

6. 宋尚节(John Sung,1901-1944)中国的施洗约翰

宋尚节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第四个儿子。宋尚杰渴望追随父亲的脚步,从当地的宣教士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学习神学。然而,一到那里,他就改学化学,最终在1926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忏悔了自己的自私,并努力履行他最初的呼召,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1927年,宋尚节报告说,他有一个戏剧性的“归信经历”,迫使他批评教授们的自由主义神学。这是宋尚节的一个艰难时期,导致他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一位美国牧师的干预下,宋尚节被允许回到中国,在那里他既要教授化学和圣经,又要在周末开展宣教活动。

1931年,宋尚节接受了石美玉(见上文)的邀请,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加入了伯特利全球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宋尚节很快就作为一个热情似火的传道人而闻名于整个亚洲,他在讲台上的戏剧性行为和动人的歌曲直指人们的心灵。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讲道中的信息,包括审判、悔改和医治等,使中国内地和华侨界的许多人相信了耶稣。他声称持续的健康问题使他保持谦卑,最终疾病在1944年夺去了他的生命。

7. 王来俊(Wang Lai Quan,1835-1901) 戴德生事奉中的弟兄

王来俊是一名画家和室内装修师,1859年受洗加入宣教士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王来俊同意帮助戴德生管理他那所处境艰难的医院,不领工资而只是“从主无论多少的供应中取一份”。1860年,当戴德生因身体原因返回英国时,王来俊与他同行,帮助照顾戴德生的孩子,并协助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宁波方言。

回国后,王来俊开始自行牧养独立的地方教会。他没有领中国内地会(CIM)的薪水,而是用自己的钱开办了了一间乡村小教堂,管理着越来越多当地的巡回传道人,最终成为杭州地区一个自筹经费、自己管理的教会网络的监管牧师。王来俊与中国内地会的的外籍宣教士合作良好,至少有一次从他的教会寄钱支持中国内地会外籍宣教士们的工作。

8. 吴宝瑛(Wu Baoying, 1897-1930)中国西部的医疗宣教士

吴宝瑛于1897年出生于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中国最早的医疗宣教士之一,由第二代中国内地会 (CIM)宣教士金品三(George King)在兰州的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亲自培训。在1927年反基督教和仇外的南京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西部的所有外籍宣教士都被召回。随后在医院的运营中,吴宝瑛和他的妻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吴宝瑛和他的兄弟还在他们的家乡建立了一所宣教医院。在1928年的一次民族暴动中,吴宝瑛被回族叛军杀害。他在33岁去世时的最后一句话是:“主与我们同在”。

9. 席胜魔(Pastor Hsi, 1835-1896)战胜恶魔的人

秀才席子直在山西太原参加乡试失败后,成为一名基督徒。当他走出考场时,他收到了几份福音单张和一份关于道德和宗教话题的征文题目单。这些资料由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李修善 (David Hill)设计,是与当时的中国精英人士展开福音讨论的一种方法。席胜魔在征文比赛中提交了几篇获奖作品。当他拜访宣教士领取奖金时,李修善邀请他担任秘书和中文导师。席胜魔接受了邀请,而且李修善——他的这个外国朋友——很快帮助他克服了抽鸦片的毒瘾。

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改名为席胜魔(战胜魔鬼的人),并回到家乡,将他的传统中医诊所改为一间教会和戒烟馆,帮助想要克服毒瘾的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位本土牧师,因着金乐婷(Geraldine Taylor)的传记《席牧师:秀才和基督徒》而不朽。席胜魔性格火爆,虽然他有时会与外国宣教士发生冲突,但众多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中的几位)都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有效地服事。他的教会和戒烟馆在山西本土新教教会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余慈度(Dora Yu,1873-1931) 一位独立的复兴布道家

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洲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宿舍,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接受过医疗宣教士的培训。1897年,她参加了一个为时不长的早期跨文化宣教活动,前往韩国。1904年,余慈度弃医从文,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复兴会讲道。余慈度是最早切断西方财政支持的宣教士之一,寻求建立中国本土教会,完全 “凭信心生活”。之后,她在上海创办了查经祷告所(Bible Study and Prayer House),后来成为江湾圣经学校,并开创了一系列冬季和夏季查经班,为中国教会培训了许多合格的宣教士。许多通过余慈度的传道工作成为基督徒的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倪柝声在福州的一次复兴会上听完她的讲道后,归信了基督教,并献身事奉上帝。1927年,余慈度被邀请在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担任主要发言人。开西大会是著名的福音派信徒年度聚会,致力于属灵圣洁、合一、和全球宣教,她在会上恳请西方停止向中国差派自由派神学的宣教士。

Andrew T. Kaiser博士,自1997年以来一直与家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除了在网上发表的作品,他还著有两本书《来自过去的声音: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反思》(Voices from the Past: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和《神的旨意汹涌奔腾:自1876年以来在山西的基督宣教》(The Rushing on of the Purposes of God: Christian Missions in Shanxi since 1876)。

G. Wright Doyle是全球中国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的主管,《中国基督教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的编辑,《中国教会的建设者:新教宣教士先锋和中国教会领袖》(Buil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Pione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urch Leaders)的编辑,也是《来自东方的智者:章力生》(Wise Man from the East: Lit-sen Chang)的编辑和译者,以及《中国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Christianity)系列的联合编辑。

翻译:伊莎贝尔;校对: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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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我们该继续用 “山丘之歌” (Hillsong) 的诗歌敬拜吗?

当这间万人教会的前牧师因被指控各种丑闻和弊端而登上新闻时,它的名声开始充满争议。

Hillsong United performs in concert in March 2022, weeks after Brian Houston’s resignation.

Hillsong United performs in concert in March 2022, weeks after Brian Houston’s resign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 2022
Daniel Knighton / Getty Images

当一间万人教会的丑闻登上头条新闻时,通常不会影响你周日早上的敬拜歌单。但 “山丘之歌” (Hillsong) 不仅仅是一间万人教会,它还是全球敬拜歌曲的领头团队。

自1994年他们的歌曲《向主赞颂》(Shout to the Lord) 大放异彩以来,总部位于雪梨的山丘之歌改变了美国的近代敬拜,尤其是五旬节派和福音派的敬拜。山丘之歌联队(Hillsong United )和 山丘之歌青年自由乐团(Hillsong Young and Free )的流行摇滚乐透过主日敬拜、广播、音乐串流、以及大型巡回演唱会触及了许多美国人。

在最近的排行榜里,教会最流行的十首敬拜歌曲里就有四首出自于山丘之歌——《上帝的良善》 (The Goodness of God)、《多美丽的名字》 (What a Beautiful Name)、《祢眼里的我》 (Who You Say I Am) 和 《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但随着头条新闻连续不断披露山丘之歌领导阶层的道德瑕疵、指控他们性侵、内部结构有毒,牧师下台、及会众离开山丘之歌教会,一些教会的敬拜团领袖开始怀疑这种事工所结出的音乐果实是否该在自己的教会出现。

最近,山丘之歌的事蹟被呈现在《山丘之歌: 揭露万人教会》 (Hillsong: A Megachurch Exposed )这部 Discovery+ 的纪录片中。此片讲述山丘之歌在纽约教会的牧师卡尔·蓝兹 (Carl Lentz) 在2020年被解雇的事。蓝兹承认在他的婚姻里不忠。

“一开始时你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但你渐渐开始觉得愤怒,”山丘之歌长期的歌迷、敬拜领袖、暴力幸存者凯蒂·图拉斯 (Katie Thrush)说。她说关注山丘之歌的事让她感觉亲身经历了悲伤的几个阶段。

现在她对于是否要继续唱 《多美丽的名字》 这样的热门诗歌感到矛盾。 “我真的很喜欢那首歌。它对我和很多其他人来说意义重大,” 凯蒂说。

她担心继续使用这种音乐可能会让人将她或她的教会与山丘之歌联系起来,或是不断提醒人们山丘之歌的领导人所造成过的伤害。山丘之歌的创始人布莱恩·休斯顿(Brian Houston)在两次对其不当行为的调查后于3月离开了教会,并因被指控掩盖他父亲性侵儿童的事在等待审判。

是否继续在敬拜中使用山丘之歌的音乐,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音乐学家和评论家一直在思考我们该如何使用有问题的作曲家所创作的歌曲,而对麦克·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和R·凯利 (R. Kelly)等世俗音乐人丑闻的揭露,也挑战基督徒听众与这些排行榜冠军歌曲的互动关系。

我们评估畅红歌曲的标准当然不会跟评估敬拜歌曲一样。但是否可以把艺术作品与其创作家分开来看,甚至于是否可以把艺术作品与生产出它的整个系统之间做区隔,对于两者是相似的问题。

和山丘之歌有关的讨论也与近年出现的关于是否继续推广曾犯下大错的牧师的作品 (书籍或讲道) 有相同的考量。当然有些人很快就会问:“那大卫写的诗篇呢?” 或者,“如果我们不能唱罪人写的诗歌,还有什么歌能唱吗?” 其他人则强调我们需要对敬拜歌曲 ——因其所能产生的影响力—— 持有更高的标准。

其实早在山丘之歌开始上头条新闻的这两年之前,美国教会的敬拜团领袖就已开始在神学基础方面细察热门的敬拜歌曲。因着信仰上或事工方式的不同,一些教会已经选择不再使用山丘之歌或伯特利音乐(Bethel music) 、高地敬拜 (Elevation Worship) 的歌曲。

任何想要就山丘之歌在教会的未来有更细致深入的对话的人,都可以考虑从音乐学家和评论家如何谈论那些有着令人难受的背景故事的音乐大作中受益。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彼得·默瑟-泰勒 (Peter Mercer-Taylor) 说:“ 音乐学家非常擅长在 ‘一个音乐作品被创造出来时的环境条件’及 ‘这作品后来产生的影响力’之间划界线。”

有时候这些界线很好划。 海顿(Franz Joseph Haydn)这位18世纪很有影响力的奥地利作曲家 “为一位极其富有的王子工作了30年。他创作了一大堆交响乐,为这一流派的未来奠定了蓝图,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默瑟-泰勒说。 “我不喜欢王室宫廷或财富集中在一些人身上这种事……但对这些王室的道德挑战并没有跟随到作品上。”

海顿虽然听起来是遥远无关的例子,但他的音乐超越了它身为不公平制度或腐败组织的产物的这个背景,却是很实在的例子。它与山丘之歌在权力分配、财富、组织上产生的争议是相近的。

山丘之歌的领袖也批评 Discovery+的纪录片,称其偏颇的描述是蓄意伤害教会,而不是真心要真实公正的去呈现他们的事工。一些歌迷则把山丘之歌教会和山丘之歌音乐做了区分。但即使是山丘之歌的音乐家也无法说自己的创作独立于教会之外。

在4月6日的一条Instagram发文里,山丘之歌宣布退出即将与“铸造皇冠”(Casting Crowns)和“我们国度”(We The Kingdom)乐团一起的巡演,并表示:“山丘之歌乐团最特别的是 ——它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乐团。我们一直都是山丘之歌教会的一部分及延伸。”

虽然像布鲁克·利格伍德(Brooke Ligertwood))和乔尔·休斯顿(Joel Houston))这样大有名气的音乐家有自己的品牌和形象,但他们仍然是教会的雇员,并承认山丘之歌正面临的一些困难(虽然用了较隐晦跟广义的词来陈述)。

“问题在于: ‘如果你旗下的年轻人非常认真工作且做得很好时,你该怎么做?’” 默瑟-泰勒 说。 “他们创作的音乐让人朗朗上口,在灵性上喂养了他们,而且已经传到世界各处、服事到了很多人……但事后却发现,他们工作的机构是一个糟糕的机构。”

山丘之歌的音乐版税和一般版税的分配方式不太一样,除了支付给词曲作者的费用外,也会付给教会表演版税。对于担心山丘之歌教会跟其音乐脱不开干系的敬拜团领袖来说,要把山丘之歌教会跟山丘之歌音乐做切割,至少在经济层面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更在意的可能是不想要认同一个失去道德权威的机构。

西方经典中的另一位巨人,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的作品,因着他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以及希特勒将他的音乐视为德国伟大的象征,经常被人重新提起且控诉。但在教导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大学课程里,你很难找到一门不会谈到他作品的课,即使这些作品后面会被标注星星记号。

和敬拜团领袖在主日崇拜不同的是,音乐史学家可以在教学及使用这些音乐作品的同时,提供学生乐曲创作的背景,且促成对特定作曲家生平的讨论。

2019年关于迈克尔·杰克逊涉嫌性虐待未成年人的纪录片《离开梦幻岛》促使歌迷们重新思考这位艺术家及他的音乐遗产。《卫报》首席流行乐评论家亚历克西斯·佩特里迪斯 (Alexis Petridis)写道

“你无法轻易地将杰克逊从历史中抹去: 太多人的生活与他的音乐息息相关。而且也许你也不该这样做。也许他的音乐继续被人们聆听也没问题,只要它时时带着警告: 不断提醒我们即使不好的人也能创造伟大的艺术,以及天赋也可能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武器化。如果只因为喜欢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就自动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是个可怕的错误,更可能会产生糟糕的后果。”

默瑟-泰勒是美国敬拜歌学学和流行音乐方面的专家,他的课程中仍然包含迈克尔·杰克逊的 《比利·靖》(Billie Jean)影片。 “这是非白人艺术家在MTV网络上播放的第一个影片。这在历史上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有些人不认为排除山丘之歌的音乐是 “取消文化” 的一个例子 ——我们并非急于摆脱这些歌多年来在敬拜文化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力及它对许多人来说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人呼吁至少在与山丘之歌团队交流时谨慎行事,他们认为灵恩派教会在基督教中提倡了某种类型的成功神学或明星文化。

“如果我不会引用他们牧师说的话,或是让他在我们的主日讲台上讲道,那么我就不会用他们乐团写的歌,”音乐家丹·科根 (Dan Cogan) 在2016年一篇部落格文里写道。山丘之歌的写的诗歌不像古典诗歌那样有深厚的神学底蕴且合乎教义,并且还可能是个神学有问题的人所写的。丹认为,在主日唱山丘之歌或伯特利音乐(Bethel music)写的诗歌等于在赋予这两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更多公信力。

美国的敬拜诗歌产业一直在市场和教会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生存著。音乐家在发表敬拜诗歌时,明白人们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抵制可能会在未来波及到他们的音乐,而有所妥协。

默瑟-泰勒表示,在山丘之歌的案例中,音乐被视为一种商品,即使它具有艺术或属灵价值,也会面临在市场上被淘汰的处境。

“它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世界;它以一个品牌名称进入世界,” 他说。人们也许会觉得他们再也无法认可这个品牌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机构。

然而真实情况是,《多美丽的名字》跟其他山丘之歌的热门诗歌可能仍会出现在许多教会的日常诗歌名单中。山丘之歌创作了一系列好唱且富有感染力的诗歌,这些歌曲对许多信徒来说是有意义的、鼓舞人心的和充满安慰的。

俄克拉荷马州牧师山姆·斯托姆斯(Sam Storms)是福音派神学协会的前任主席,也是福音联盟 (The Gospel Coalition))的理事会成员。去年夏天他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为在教会演唱山丘之歌的诗歌辩护。他着重在山丘之歌教会的信仰宣言及其诗歌歌词的正统性。

他写道,“我绝不支持或对近期令人震撼的山丘之歌教会的丑闻视而不见”。他也承认在事工方法上和他们有一些分歧。但他总结说:“如果拒绝唱他们写的 (完全符合圣经教导) 的敬拜诗歌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免于受到污染,这既不切实际又荒谬。这只会让地方教会逐渐产生律法主义和法利赛文化。”

许多敬拜团领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视歌曲本身的内容为优先考量事项,更别说这些歌的熟悉度和好唱度。这些优点已远远大过在山丘之歌教会所发生的事。

凯蒂·图拉斯认为许多敬拜团领袖会继续使用山丘之歌的音乐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歌曲也是 “以圣经教导为基础,” 她说,“有些(敬拜团领袖)甚至从来不知道那部揭露丑闻的纪录片的存在。”

身为敬拜团领袖,凯蒂希望对于山丘之歌的关注能够激发教会领袖和在底下敬拜的人展开不容易但诚实的对话,承认山丘之歌教会与其音乐的关联性。也许其他领袖也会思考继续使用他们的歌是否会对会众传达了支持山丘之歌教会行为的信息。

《卫报》的舞蹈评论家林赛·温希普 (Lyndsey Winship)在谈到迈克尔·杰克逊时写道:“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谴责一个人,甚至下架他的唱片时,不会为他的音乐对我产生的影响力感到羞愧。”

这样的感受与我们在讲的山丘之歌的情况很奇妙地相关,虽然两者有很多不同。不论每个人或会众决定要如何看待山丘之歌,其音乐曾经为我们带来的深刻属灵经历这件事,都没必要让我们感到羞耻或尴尬,即使现在我们对当时的经历的感觉已经改变。

凯尔西·克莱默·麦金尼斯 (Kelsey Kramer McGinnis)是一位音乐学家、教育家和作家。她拥有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学位,致力于研究基督教社群的音乐。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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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既能传讲又能歌唱,为何不能敬拜上帝呢?

研究人工智能的神学学者解释为什么赞美敬拜至高的上帝需要人的肉身。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 2022
Image: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如果你有机会访问日本东京的高台寺,一个名叫Mindar、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132磅的机器人和尚可以为你提供25分钟的《心经》布道。Mindar的布道能力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AI)机器人可能会大面积取代人类宗教领袖。

基督教会可能很快就必须考虑,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会如何塑造教会的敬拜。一个实际的例子是马奎斯·布恩公司(Marquis Boone Enterprises)创建的人工智能基督教音乐创作器。基于软件算法,这款人工智能词曲创作器能识别歌曲的不同模式,并通过复制模式创作新的歌曲。

但是,人工智能复制宗教服务元素的能力,是否意味着它有能力敬拜或带领宗教聚会?还是我们的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赋予我们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来赞美那一位按着心身合一来创造我们的上帝?

身心永不分离

对与人类同水平人工智能的希望,以及对将来会出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传道人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以下信念:人类的意识可以通过复刻人脑来再现。在过去几十年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开发了人工神经网络(ANNs),也被称为模拟神经网络。这些神经网络是硅基系统(而人脑是碳基系统),由许多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这些节点模仿生物神经元,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共同运作,来执行人脑的功能。

那些支持有意识之人工智能的人,将人工神经网络和人脑视为电脑。他们往往模糊人类意识和人工意识之间的区别。例如,一些计算式大脑模型的倡导者甚至认为,意识主要是指人类内在的信息处理。因此,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处理信息,那么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就可以在硅基系统中得到实现。

人工神经网络的确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神经网络的简单模拟结构,而计算式模型的倡导者正确地指出了大脑和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模拟绝不等于再现——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对人类神经网络的模拟,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类神经网络,而且人脑的功能也没有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得到完全的复制。

人类神经元的许多方面仍有待探索,如神经元之间的多层次互动和大脑中神经网络的确切数量。当然,人们可以坚守这样的信念:科学技术的指数级进步,最终将帮助人类获得关于生物神经元的运作和系统的全面知识。尽管如此,计算式人脑模型的支持者们仍然需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硅基的人工神经节点是否与人类生物神经元相同?

许多开拓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学者,都建议区分人工神经节点和生物神经元。例如,认知科学研究员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A. Boden)在《人工智能:它的性质和未来》(AI: Its Nature and Future)中认为,人工智能在其硅基系统中可以模拟但不能例示新陈代谢,因为它缺乏维持生物体的“生化物质和能量交换”。她认为,尽管机器人有能量储存,但这种能量的使用,完全不同于新陈代谢的“连锁生化循环 ”;后者需要碳基生命的生物体才能实现。只要意识和思想需要生命——而生命反过来又使新陈代谢成为必需——与人类同水平的人工意识或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就不可能。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未来简史》对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区别提出了挑战。赫拉利将有机体——包括人类——认定为算法,并将算法定义为“一套有条不紊的步骤,可用于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和达成决定”。赫拉利关于人类的算法式描述表明,人类生物算法中发生的事情可以在硅基算法(例如人工智能系统)中再现。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赫拉利的观点是正确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一位神经科学领域的泰斗,在他的《事物的奇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中争辩说,把人性当作算法的理论是误导性的,甚至是错谬的。

他说:“算法是公式,是配方,是构建一个特定结果之步骤的枚举。”他又道:“包括人类有机体体在内的所有生物有机体,是根据算法构建的,并使用算法来操作其遗传机制。”但是,达马西奥认为,生物体“不是算法本身”。组织、器官、细胞和其他生物及物理元素,不能简化为纯粹的算法代码,但它们对有机体来说至关重要。

博登和达马西奥都强调人类的碳基物理性对人类意识的重要性。人类有意识的生活永远不会独立于人类的生物条件和物理身体——这就是人类意识和人工意识的区别。此外,他们对人类物理性的强调,也与许多神学著作中对人的身体在基督教崇拜中之作用的强调形成了共鸣。

身体与灵魂

请考虑一下人类如何与自身之外的世界互动吧!人的灵魂不能脱离人的身体,单独与物质世界直接互动。人的灵魂总是通过人的身体接触四周的实在。这样,人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属灵的和物理的维度——与世界互动。

因此,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神学家爱德华·吉尔马丁(Edward Kilmartin)在《基督教礼仪:神学与实践》(Christian Liturgy: Theology and Practice)第一卷中建议,人的身体应被视为“人类灵魂的真正象征”,并且人就是具身化的灵魂(embodied spirit)。正如吉尔马丁提醒我们的那样,人身体的这种象征意义对教会很重要,因为上帝临在于礼拜聚会中,而教会以肉身的方式对上帝作出群体性的回应。

吉尔马丁从天主教立场对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的身体象征的描述,与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在《我们的敬拜》(Onze Eeredienst)中,对人类在敬拜中的身体行动的强调彼此呼应:

跪拜本身只不过是让你的身体摆出一个姿势,象征着灵魂在上帝的威严面前鞠躬敬拜。这首先不是为了让身体传达灵魂内在的事物,而是为了通过身体和灵魂的和谐合作,加深和加强灵魂的行动。

显然,在谈论人在礼拜仪式中的行动时,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整全性人类的形像。人身体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人作为一个合一的整体,如何在敬拜中尊拜和荣耀上帝。也就是说,人对礼拜行动的意识,取决于非物理性的灵魂及其具身的合一。

这些有意识的礼拜行动标志着全人面朝上帝祂自己的重新定向。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有以下中肯的论述

在敬拜中我们与上帝面对面。当我们敬拜上帝时,我们对上帝不可超越之伟大的承认,在定位上是朝向上帝的。我们相应地摆放我们的身体:我们跪下、我们鞠躬、我们站着、仰脸举手。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成为我们屈膝跪拜的对象;我们只在上帝面前屈膝跪拜。

在敬拜中,我们有意识地在属灵层面和身体层面,面朝上帝的自我重新定向。每一个礼拜行动都代表着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每一个行动都在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中有其意义。

博登和达马西奥对人类碳基物理性的强调,对于理解敬拜中的全人有何意义?此意义就是:敬拜成了一个处境,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在其中凸显出来。

当然,像Mindar这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在礼拜的过程中讲出优美的道、唱出动人的歌。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要注意的,并非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反,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教会的公共敬拜本身。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礼拜的施动者都应该是一个敬拜者,就是借着唱赞美诗、祷告或聆听上帝圣言不断向上帝重新定向的人。若是如此,一个声称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应该能够在敬拜中,按着整全的人所能做的一样,让自己朝着上帝重新定向。

这就是碳基人类身体的重要之处。

在敬拜中,人类的神经元和肉身元素与人类的灵魂合作,从而我们全人有意识地赞美和尊崇上帝。正如博登和达马西奥所描述的,碳基人类和硅基人工智能之间的根本差异,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不能像人类那样有意识地回应上帝的恩典和荣耀,人工智能机器人也不能以人当行的方式,引导人类敬拜上帝。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避免把敬拜中人类意识中的非物理属性,简化为物理的特殊性和属性。人类敬拜者和人工智能敬拜者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类的碳基生物条件。确切而言,身体和灵魂在敬拜上帝时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我们对敬拜之意识的基础,不仅有身体的行动——包括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生物的处理过程,而且还有我们被圣灵之工感动的灵魂。例如,当歌唱《奇异恩典》之时,我们有意识地在唱,因为我们的嘴在唱这首歌,我们的大脑在产生和控制相关的神经活动,我们的灵魂也被圣灵点燃。这一切共同支撑着一个有意识的敬拜者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接近创造出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的。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机器人能够以模拟的方式执行人类意识的一些功能。在许多情况下,人工智能甚至可以执行比人类更强大的功能。

然而,我们将永远处于 “接近”的状态,永远不能以人工意识完全取代人类意识。基督徒的敬拜是说明此点的一个极佳背景,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碳基的身体,连同我们人类的非物理特性,如何区分了人类敬拜者与硅基人工智能“敬拜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可以“指教”我们,应如何并为何在敬拜中注意我们的身体动作,在真理和灵中,将我们的碳基身体献给我们的上帝。

徐西面是爱丁堡大学神学系肯尼特和伊莎贝尔·莫里逊(Kenneth and Isabel Morrison)神学和人工智能伦理学博士后研究员。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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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突然死于旷野中

作为他的遗孀,我每天都活在悲痛之中,但我也在好牧人安稳的手中。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1, 2022
Chris Meaney / Unsplash

一天清早,在我们全家的假期中,我的丈夫罗伯(Rob)离开了露营地,在瑞尼尔山国家公园(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人烟稀少处,展开长距离徒步旅行。当他和健行伙伴出发时,两人对于前面的路程感到相当兴奋,全身充满著活力。他们都很喜欢徒步旅行,而且都是健行达人。

置身于户外是罗伯重新得力、与上帝交通最喜欢的方式。但是,就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的身体被一架直升机从旷野中运回登山口,冰冷、一点也没有生命迹象。那一天,在家庭的日历上,原本被标注为全家旅行的大日子,如今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就在一瞬间,我的世界永远改变了。死亡瞬间带来的破坏力,仍然让我惊慌失措,无力应变。罗伯的骤逝,让我遭受失去亲人的无情打击,并陷入可怕的孤寂感。他悲剧式的突然离开,啃噬着我对未来的计划,将我放在一条不想走的陌生道路上。

我的余生势必将与悲痛共存共生;我将沿着一条无人想走的小路走去。

在失去罗伯之前,我从不知深沈悲痛像什么。我曾遭受其他的丧失,但没有一次使我如此悲痛欲绝,也没有一次会重新调整整个生命步调。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走上这条陌生的伤心路。

丈夫留下四个孩子,由我独自抚养,我没有一刻不渴望回到以前的日子。罗伯与我一起度过 17 年不算完美但很美好的婚姻生活,我们一起过著非常满意的生活,有着相同的热爱和梦想。他全心爱着我,而我也爱慕他。

在这次悲伤之旅中,悲伤和痛苦召唤着我向前行,而我就像汉娜‧赫尔纳德(Hannah Hurnard)经典著作《稳行高处》(Hinds’Feet on High Places)的主角 “惊恐小姐”(Much-Afraid)一样,向着耶稣喊道:“我不能与悲伤和痛苦同行……我不能!我不能!哦,我的大牧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如何与它们一同旅行呢?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然而,我如今走到这里了,我度过了自以为已死的那一刻。我已经可以拥抱忧患,把她当成我的伙伴一样,虽然我每日都盼望她离我远去。我活在罗伯已走的死荫幽谷中,但我也决定将眼目跨过每天的黑暗,远眺未来,朝向那应许著丰盛的地平线前进。我与自己立下誓愿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诗篇一一八 17)。

每当我思想并盘点罗伯死后所留下的东西,这清单就会拉得很长。他留下了朋友、同事,以及他努力奋斗的工作;他留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一个非常爱他的大家庭;也留下我们的孩子和我自己,单独在一条没有他的道路上稳步踏行。

罗伯不幸死去,在壮年之际结束了生命,并在我们全家开花绽放的岁月中,带来了死亡。我们的儿子们再也享受不到爸爸作他们教练的快乐了,再也不会在四健会(4-H)竞赛或舞蹈演出会上,听到他在观众席中爆出的热烈欢呼声。我们的退休和空巢筑梦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了。

那年夏天,在他的追思礼拜结束后,我回到了家,心中满是忧伤。我在淋浴间的架子上发现了一小块爱尔兰之春( Irish Spring) 香皂。这块是我们度假打包上路时留在家中的香皂。它太小了,不值得带去,如今,罗伯再也不会回来用它了。就连他留下的香皂都提醒我他不在了。

然而,这些损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罗伯也留下了文字遗产。罗伯是一位记者和作家,以写作为生。他写了关于商业和信仰、人道援助和财务的文章,还写了有关死亡的文章,而这是他精致细腻的意外的恩赐的证明。

在我们结婚初期,罗伯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死亡的艺术》(The Art of Dying)。他对新闻工作的好奇心及个人深厚的信仰,使他进入一家葬礼社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安宁医护机构,并成为一名志工,在周末探望疾病末期的病患。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罗伯发现,在过去 200 年中,死亡已不是公众讨论的议题。近年来,多数人在安养院或医院内默默死去,而能够给死者有很好照顾的家庭、社区和教会相当少。多数人都未准备好面对死亡,无论是面对自己的或所爱之人的死亡。

对多数人而言,在经历到密友或家人死亡前,死亡只不过是电影和线上游戏看到的萤幕上的死亡(图像被分解成萤幕的像素,且在按下“关闭”按钮就不见了),这些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死亡。

当罗伯在葬仪社轮班工作时,他从诸多丧家中看到同样状况,他们全都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因为死亡被推到阴暗角落,被人遗忘,而忧伤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很少有人会做点什么。雇主要求失去亲人的员工迅速返回工作岗位,社区和教会则继续进行往常的计划和事工。

罗伯发现,人们经常鼓励悲痛者冷静下来,继续过以后的日子。他发现濒临死亡及忧伤之人,在一种根本不明白死亡的文化中挣扎着。

他有关死亡的文章深深地塑造了我们早期的婚姻。我编辑了《死亡的艺术》。在过去几年里,罗伯和我多次在夜间谈论死亡。尽管我们当时仍年轻,但我们讨论了生命结束时的选择;我们大略列出所渴望的东西,并了解对方的愿望。我们汇编了有关生命结束的文件,并买了人寿保险;我们努力成为一对了解死亡的夫妇。

很多认识我们夫妇的人,都在问我,自己是否已准备好面对罗伯的死去。我总是这么回答: “是的,但也不是”。尽管他的死亡来得如此突然,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因此,在他去世时,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实现他的愿望。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然而,你其实无法做任何事来预备好面对丧亲之痛。

你可以阅读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ff)的自传,并聆听他几个小时的交响乐录音,并通过类比方式来体会;您可以参加学术研讨会,参与有关他的作品的讨论;你可以知道有关他音乐的一切;但当你坐在钢琴前,你的手指轻轻放在琴键上,你会发现自己竟不能演奏他的第 2 号钢琴协奏曲,连一小节都不行。

即使用上你所有的知识,但你的大脑、心脏和每只手指,都无法识谱。若要弹奏,您就得懂音符。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操练。

我是这样找到自己的悲伤之旅:在杂草堆中挑选;在森林中走出一条路;寻找引我朝正确方向前进的指标;并尝试熟悉这陌生的忧患地形。忧伤一直都是一个痛苦难耐的教育,我必须在经历的过程中学习,全程在摸索、颤栗中学习。

从我所见得知,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学得健康度过忧伤的技能。虽然每一次的失丧之痛都是独特的,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在悲伤的道路上,因盲目摸索而失足。悲伤带来了深沉的黑暗,但我们可以学会前进的方式,使我们的痛苦更容易忍受。

作为信徒的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面对死亡和悲伤。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好牧者大能且温柔的手中。虽然悲伤可能在我们一生中都与我们同行,但我们的救主也会陪伴我们同行。

嘉丽莎‧莫尔(Clarissa Moll)是一位获奖作家、播客主持人,著有《冲破黑暗:给活在忧伤及走出丧亲之痛者的温柔指引》(Beyond the Darkness: A Gentle Guide for Living with Grief and Thriving after Loss)一书。

改编自嘉丽莎‧莫尔的著作《冲破黑暗》。版权 ©2022。经 Tyndale House Ministries 之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出版社同意刊登。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翻译:荣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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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深知上帝按中国人原本的样子来爱中国人

这位19世纪的威尔士宣教士所采用的跨文化传播方式使他能够以学者、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的三重身份传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9,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9年4月17日,长期在中国宣教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伦敦他的家中去世,全球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哀悼他的离世。中西方的政治领袖和一般的信徒都为失去了 “一位基督教任何派别(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还是新教)差派到中国的最伟大的宣教士之ㄧ” 而深感悲伤。

李提摩太于1845年出生于威尔士农村的一个浸信会家庭,并在那个世纪中叶的一次基督教复兴中受浸。李提摩太有一次听到一篇撒母耳记上15:22的讲道,他领受了神对他的宣教使命呼召 – “听命胜于献祭”。 不久后,他入学哈弗福韦斯的浸信会学院 (Baptist College in Haverfordwest.)。

李提摩太很快就确认中国为他的工场。他确认中国 “作为最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日后必能把福音传播到其他 “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他原本申请加入戴德生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但在戴德生的鼓励下,他选择留在自己的宗派,加入英国浸信宣道差会,并在1870年抵达中国。

在接下来的 45 年里,李提摩太的宣教事业持续扩展,涵盖了许多方面在人无法想象的工作。在毁灭性的华北饥荒(1876-1878) 期间,李提摩太被要求带领宣教士饥荒救济工作,在山东和山西省拯救了十五万多人的生命。灾后李提摩太留在山西,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孤儿院,提供职业培训以支持当地的复原工作。

李提摩太的饥荒救济工作在山西培养了第一批新教信徒,使该省开放宣教事工 — 李提摩太把不同的宣教团体组织起来在全省分发圣经的部分书信。他决心要避免任何未来的饥荒,透过科学讲座和书刊来打开当地精英的眼睛。在他向精英们分享福音的过程中,他带领了当时常年吸食鸦片的学者席胜魔接受福音。

1892年,李提摩太开始担任中国基督教文学会理事。他通过学会的众多刊物向中国青年士大夫介绍了基督教、科学和现代世界,直接影响了世纪交接之际的中国现代化及政治改革的进程。

1900年夏天,饱受贫困、压迫和迷信困扰且心怀不满的中国青年在义和团事件中蹂躏了中国北方。义和团又称为“拳匪”,这是因为他们在仪式中使用武术,号称刀枪不入。这些来自农村的愤怒的年轻人团队以外国人及他们的外国宗教 — 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为目标,在短短几个月内,杀害了近200名外国宣教士和数千名中国基督徒。

在山西的状况尤为激烈。事后,地方官员请李提摩太出来帮忙与各个不同的宣教机构协商解决赔偿。他说服了那个夏天在山西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各个宣教团体,搁置赔偿要求,转而接受省政府的一笔钱。而李提摩太随后用这笔钱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后来的山西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李提摩太担任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他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消除那曾经促长如义和团那样的暴力的迷信,还可以防止该省未来发生饥荒、改善当地经济,并通过装备地方传道人来推动福音在山西的传播。

李提摩太因所有这些成就获得中国和西方所颁与的多项荣誉和奖项。当然,像所有宣教士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他的大胆和自信带有强烈的个性,导致他与浸信会宣教差会以及其他宣教机构的同工发生冲突。

因着李提摩太对中国精英传福音的关注、将福音本土化的努力、以及他缺乏在神学上使用精确语言的兴趣 (李提摩太在他的福音宣讲中总是热情大于精确) ,在他的事工后期遇到了麻烦。时至今日,许多学者将李提摩太对某些中国佛教和民间世俗信仰的独特解读理解为他晚年在中国转向宣扬普救论 (universalism) 的证据。

与众不同的宣教士

当读到李提摩太这位人道主义者、宗教学者、出版商、教育家和政治影响者时,很容易忘记他同时也是一位宣教士 — 而这才是他希望自己被认定的身份。虽然历史学家仍然对他在过去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角色感兴趣,但今天的教会需要聆听宣教士李提摩太的意见。在他从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方法中,有三个特点尤其值得铭记。

首先,李提摩太非常重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布道模式来适应中国文化。他深信上帝爱中国人是按中国人原本的样式来爱他们,要他们信耶稣,并不是要他们不再做中国人。 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中国新教宣教大会发表讲话,明确的阐述他的想法:在不牺牲基督教的真理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减少像个外国人的态度,而要有更多同理心。我们在家乡的弟兄们用适应西方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我们的任务则是用适应中国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

李提摩太非常努力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将他的宣教方法从他年轻时在威尔士所用的模式和具有的成见转变为围绕中国文化经验的宣教实践。他选择深入本土文化,全为了让福音在中国人心中扎根。这股本土化的热情,在它对宣教士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的谴责中圆满。这在今天对于福音传播成功与否,就如同李提摩太的时代一样重要。

其次,当华北饥荒开始夺走李提摩太在山东偏远内地的朋友和邻居的生命时,他没有去询问宣教事工内容里是否应该包含人道主义工作。由于因绝望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在他周围激增,有天,他的中国同工敦促他逃到沿海城市的安全地带。他整夜祷告:

“这是我面临的危机。我应该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离开,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继续做我能做的事情?难道这些穷人中有许多人比我犯更多的罪,以至于他们会灭亡而我却能活下去吗?”那天晚上我曾起誓,在我离开之前,我会把我最后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而我若离开,也必是为要去寻求外面的帮助。上帝似乎听到了这个誓言。”

他的这个看见很快就成了他的一种信念: 上帝的国对他的今生及来世都重要,且有掌管他生命的权柄 — 当李提摩太看到他在人道主义上的努力能帮助传播福音时,他的信念得到了证实。华北各地饥肠辘辘的男女老少在吃饱饭的同时,不仅听到了福音,还亲身体验了耶稣在行动中的爱。这种实际的见证成为了山西基督新教的基础。愿我们的教会都充满像李提摩太一样的基督徒,不仅传福音,而且用他们的行动证明福音的价值。

最终,所有这些经历都加强了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邻舍的认同感,使他产生了发展中国本土教会的强大决心。当李提摩太离开拥有大量外国宣教士的山东沿海,在内省独自生活和工作时,他从一开始就决定鼓励新皈依者在自己的家中聚集敬拜,而不是去他牧养的中央教会。每个月对周围村庄的基督徒进行的家访使李提摩太能够识别出那些具有天生领导能力的人,然后他对他们进行门徒培训。

李提摩太大大地调整了他对教会、敬拜、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过程的理解,为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样式腾出空间。他对这些新加入的中国信徒的忠心回应感到惊讶:

“这些基督徒中的许多人热心、委身和奉献,不仅耐心地忍受迫害,而且奉献他们的时间和财产、离开他们的农场和商店。有时为了传福音所需要的钱而去卖掉他们的土地,简直令人震惊。”

给予当地基督徒寻找自己的基督教样式的自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热情和委身感,从而结出了更多的福音果实。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时代,西方基督徒最好效法李提摩太的榜样,认识到并非每个教会都得看起来跟我们的教会一样。

宣教士李提摩太应该被仍然在致力于大使命的西方教会铭记,也被世界各地致力于福音事工的教会所铭记,最重要的是,被正在追随李提摩太足蹟的新一代中国基督徒铭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李提摩太透过信心的眼光预见到中国将经历一个 “百万人皈依” 的时代,这个想法被多数人视为一个浪漫的梦想,或是除非基督教的教义被简化或严重世俗化后才有可能发生。

一百年之后,李提摩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个世界仍然在为中国教会惊奇增长的速度惊叹。在李提摩太去世之时就已存在的一百万个中国基督徒在上个世纪又急剧增加。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 6000 万基督徒。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总人口超过一亿 — 许多人期待这些人将成为自李提摩太所处的那个西方的黄金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全球宣教力量。

愿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效法李提摩太100年前的榜样,认真对待文化差异,展示基督的同理心,并致力于在上帝呼召他们的地方建立忠心的地方教会。

安德鲁·凯撒 (Andrew T. Kaiser) 著有《遇见中国:李提摩太宣教思想的演变(1870-1891)》和《上帝旨意的奔腾:1878年以来在山西的基督教宣教》。他和他的家人自1997年起就住在中国,提供专业服务和公益项目。

翻译: Yi-Ting Tsai 校对: T. 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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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亚洲的“鬼月”被圣灵充满

随着农历鬼月的结束,神学家解释为什么圣灵论对亚洲基督徒更加重要。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6, 2022
Vincent Thian / AP Images

在亚洲,农历七月一日是地狱的门打开的日子,鬼魂从这天开始能在人间自由游荡去探望他们的亲人。

中元节的起源故事也是如此。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尤其重视这个节日。今年的鬼月从公历 7月26日开始,于8月26日结束。中元节则在今年的8月12日举行。

《濡我以灵风——普世圣灵论的华人献呈》的合编者陈廷忠 (Justin Tan)说,虽然人们常说中元节起源于佛教,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元节为源自道教的中国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相信,善跟恶时时刻刻围绕着人们,” 他解释道。 “这有点感觉像是,恶魔和天使无所不在。”

不少亚洲的基督教领袖都同意这种观点。但他们同时担心庆祝鬼月似乎把鬼提升到可以与上帝分庭抗礼的程度。教会不会跟从民间信仰的想法,反而会将这个月份视为教会深思自身对鬼及圣灵的理解的重要时刻。

陈说,这种反思应该起始于华人基督徒公开承认灵界的存在。

“灵界的运作在亚洲特别活跃,我们必须面对它,” 他说。 “在西方国家你可以说你没必要在乎这个议题。但在亚洲,你无法不面对它。拒绝讨论它只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防备鬼魂及孝敬祖先

因为意识到灵界的无所不在,人们常常特别怕鬼——尤其那些因遭遇不幸、暴力事件或做坏事而过世的 “饿鬼” —- 会在鬼月袭击他们。不少亚洲网站都发布了人们在鬼月不能做的事情的清单,例如不能踢用来祭祀这些鬼的食物、不能把衣服晾在外面、不能去游泳、最好不要举办婚礼。

“人们在这个月的言行举止都非常谨慎。他们努力想安抚那些邪灵,” 陈廷忠说。

安抚鬼魂的普遍方法就是向他们祈祷,或用食物祭祀、烧纸钱来 “喂” 他们。在新加坡常见到人们把食物供品放在人行道上,或在组屋 (即公共住房) 的空地或公共区域摆放金炉烧香纸。搭七月歌台及中国戏曲表演也是为了 “娱乐” 这些游荡的鬼魂。

在香港和台湾,个人、公司、学校和非营利组织会为过世的祖先准备米饭、汤、饼干或汽水。

这些地方的基督徒通常会避免参与这些和鬼魂有交集的仪式,尤其是祖先崇拜的仪式。人们透过祭祀食物及烧纸制品——通常是做成名车或名牌包等奢侈品的形状——来减轻祖先的痛苦及让他们 “享受” 来世的生活。

因为敬重长辈符合圣经的教导,实行孝道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环。华人基督徒可能会因为无法以这些传统方式向祖先表达敬意而感到害怕及内疚。

“祖先崇拜是个复杂且精细的系统,” 加勒特福音神学院(Garrett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约教授杨克勤 (Khiok-Khng Yeo)说。 “年轻一代在试图安抚和敬重祖先时也许会有的恐惧是可以靠着福音信息克服的。福音告诉我们,爱不是出于强迫、惧怕或惊骇。爱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造及深爱的。”

与邪灵的接触

很明显的是,在这些地区,灵——无论是圣灵或邪灵——都不只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实且日常存在的实体。

“奥古斯丁曾说,恶是善的缺失。然而在亚洲,恶不仅是个哲学概念,还是真实存在的,”陈廷忠说。 “在我们遇见圣灵以前,我们通常已有和邪灵接触的经验了。”

对陈廷忠而言,基督教信仰当然站是在民间信仰的对立面。因为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二元的世界。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也很难摆脱二元世界观。

“基督徒不会认为鬼魂真的会从地狱中被放出来,因为是上帝在统管整个世界。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对超自然现象感到害怕,” 陈廷忠说。

“基督教刚传入亚洲时,西方宣教士曾说这些想法只是迷信。但华人无法放下这些想法,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邪灵的展现。我自己也经历过。”

在马来西亚长大的陈廷忠曾亲眼见过被鬼附身的人,而天主教跟新教在马来西亚都有为人们赶鬼的服事。

在台湾,基督徒透过他们自身的神学理念来理解这些在外游荡的鬼魂的存在。

“神学上保守的基督徒认为这些只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没有真实性的神话人物。灵恩派的基督徒则更倾向于万物有灵论,认为这些游荡的鬼魂是圣经里说的会伤害人的 ‘魔鬼’,所以他们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例如用 ‘行走祷告’ 来驱逐鬼魂。” 宣教学家Paulus Pan 说。

而中国政府利用“走火入魔”(被邪灵附身)这个想法来打击宗教信仰。

“这让中国人很害怕”,因为政府将邪灵附身的想法与基督教联在一起。” 在富勒(Fuller)神学院研究末世论和中国宗教与科学的冯成伟说。(虽然鬼月起源于中国,但跟农历新年和中秋节相比,这个节日在中国并没有太多人参与。冯将此归因于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展现敌意的关系。)

对冯成伟而言,华人对灵界的敏锐感知不仅仅局限于中元节期间。而且这样的感知定义了华人的世界观。

“这种感知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教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是佛教徒或道教徒才能相信灵界的存在,” 他说。

然而有这样的世界观也并不意味着圣灵与其他种灵处于平等地位。

“圣灵的工作总是全人关怀的,”冯说。 “祂也许会轻轻推你一把引起你的注意、试着说服你,但从不会强迫任何人去信仰祂。

“而邪灵不会让你更完整。它的暴力有着自我瓦解性。”

对华人基督徒而言,被圣灵充满是上帝同在的证明,也是在鬼月及非鬼月期间免受邪灵攻击的保障。

“意识到这个世界有着表象及灵界的层次,才是更忠实看待这个世界真实样貌的方式,” 冯成伟说。新约用的也是这样的语言,而新约所展现的世界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想理解现今世界所发生的事,单单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可能不够。 基督教信仰对现今世界的理解超越科学所能给的知识。”

“被圣灵充满”

“亚洲,尤其是中国,是早期五旬节教派宣教士最喜欢的禾场,”艾伦·安德森 (Allan Anderson) 在《去到天涯海角: 五旬节教派和世界基督教的转变》中写道。

虽然近几年亚洲基督教五旬节派人数的数据很缺乏,但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五旬节派基督徒占了亚洲3.5%的人口。虽然菲律宾和韩国的五旬节派在其人口中的比例最高,但五旬节运动在华人之间也很受欢迎,尤其受到海外华侨欢迎。

“吉隆坡、新加坡、泗水、雅加达和马尼拉等城市中多数的五旬节派信徒都是中产阶级的华人,” 新加坡社会学家Terence Chong在 2015年一篇论文中写道

一般来说,亚洲的五旬节派及福音派在属灵经历上的差异反映出全球原有的分歧,但可能因着语义上的差异导致亚洲人在圣灵的教义上有多种不同的态度。

“香港福音派人士倾向于避谈圣灵,因为在粤语中‘灵’容易与‘鬼’混淆’,”爱丁堡大神学院讲师 Calida Chu说。 “福音派也因这种混淆而批评五旬节派把灵跟鬼混在一起,但这是一种误解。”

正因如此,“被圣灵充满” 这个词并没有常常被香港福音派使用,Chu解释说。

那神学上还有什么接近的说法吗?香港福音派用了 “上帝在引领我”。

Chu也描述了香港福音派在敬拜诗歌及讲道上的神学失衡。

“除了五旬节教派,很少有人提到圣灵。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非常谨慎,以至于没有人写过任何跟圣灵有关的诗歌。如果你发现一首诗歌里有一些跟圣灵有关的东西,那很可能是西方宣教士写的。”

冯成伟引用中文单字“气”或 “生命气息” 这个词来帮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理解基督教神学中圣灵的概念。他说,”被圣灵充满” 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很受欢迎——他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五旬节运动在1930至40年代间的传播,以及倪柝声等领袖的带领。

冯说,虽然西方国家似乎全神贯注地在讨论属灵恩赐的体现,例如受过圣灵的洗后就会说方言等,但华人基督徒 “较少陷入这场辩论,因为他们更在乎的是圣灵能释放人的这个能力”。

圣灵释放人的能力在中国的 “996” 工作文化中尤为明显。很多年轻的中国专业人士一周有六天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冯说:“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工作完全占据,他们的灵魂被 ‘挤压’ 去工作或照顾家人。有了圣灵,除了心理健康外,人们重新燃起照顾自己灵命健康的兴趣。”

为福音打开大门

陈廷忠说,亚洲的华人基督徒对于灵界经常有害怕及着迷两种混合情绪。但对他来说,这是传福音的起点。

“如果有圣灵,就一定有邪灵。中国人能马上理解到这点,” 陈廷忠说。 “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有邪灵这个事实,我们同时也能说我们的上帝掌管着这个世界。而祂是爱与真理的神。”

陈说,华人基督徒无法忽略圣经中提到信徒不是 “与属血气的争战” (以弗所书 6:12),以及 “魔鬼如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5:8)。

“西方国家总是有想要摆脱迷信以及耸人听闻的题材的趋势。但这不会在亚洲发生,因为这里的人日常生活就是得跟灵界面对面,” 他说。

这可能会让每年的这个时候成为接触教会以外的人的好时机,但也可能不会。

“一些牧师试图在鬼月期间传福音,将其重新定义为 ‘和平月’,但台湾人还没有接受这个想法,” Paulus Pan说。

Pan观察到,一般来说,华人基督徒常在探访人、与有需求的人相处时分享他们的信仰。更灵恩的教会则会施行奇蹟及预言性的医治,“透过展示圣灵的能力来吸引人们加入。”

“超过一千名年轻的专业人士刚在中国受洗,”冯成伟说。 “那里的福音运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圣灵的工作。”

当陈廷忠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交谈时,他谈论他们的心理状态,但也谈论灵界的因素及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从沙漠教父那里寻求与灵界打交道的智慧,并将希望照进亚洲人民的生活。

如陈所说:“荒漠教父知道被魔鬼攻击意味着什么。他们对灵界保持警惕,但并不害怕它。他们的挣扎既是属灵的,也是心理的。在亚洲,我们也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翻译: Yi-Ting Tsai,校对:Sean Cheng

Books

大多数福音派牧师表示妇女可以带领查经及其他事工

最近的调查显示,浸信会是最不可能支持妇女担任执事或主任牧师职位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6, 2022
Thomas Vitali / Unsplash

大多数的新教牧师认为妇女可以在他们的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但是,在不同宗派之间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生命之道研究所(Lifeway Research)向美国新教牧师提出问卷,调查在他们的教会里,妇女是否可以担任六种领导角色的位置。在这六种位置中,支持妇女担任主任牧师的仅仅超过半数,但是,支持她们在其他的位置上服事则得到广泛的认可。

有9成左右的牧师认为妇女可以在他们的教会担任儿童主日学牧师(94%),委员会主席(92%),青少年牧师(89%),以及成人查经教师(85%)。

支持女性担任执事(64%)及主任牧师(55%)的人数更少一些,但只有1%的牧师认为妇女不可以担任任何有领导地位的位置。还有不到1%的回答认为不确定。

“不知道背景的人可能会认为,对于女性在教会中可以在什么位置服事的各种不同意见只是出于一些不近情理或过时的观点。但这些不是意见的问题,而是解释圣经的角度问题,”生命之道研究所执行董事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说。“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不同教派的圣经学者对圣经的含义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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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之间的差异

由于对圣经解释在细节上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新教教派对担任某些领导职务的妇女有不同程度的开放程度。一般来说,主流教会的牧师说,与福音派教会相比,他们的教会对女性可以担任的角色的限制较少。

福音派和主流(mainline)教会的绝大多数牧师都表示,女性可以担任儿童牧师(94%和97%),委员会领导人(93%和95%),青少年牧师(89%和95%),以及男女混成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84%和95%)。

在执事和主任牧师的角色上出现了分歧。八成的主流教会牧师(79%)表示,执事的角色应该对女性开放,而56%的福音派牧师同意这一观点。在主流教会牧师中,76%的人说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只有不到一半的福音派牧师(44%)也这么说。

“与其他领导角色相比,一些牧师之所以把女性担任牧师与担任执事甚至教导男性区别开来,是在于他们如何解释圣经,”麦康奈尔说。“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他向教会发出关于这些具体角色的指示。但新教教会对他的意图有不同的看法。”

所有宗派团体的大多数牧师都说,妇女可以成为儿童的牧师,青少年的牧师,委员会领导人,或者在他们的教会中男女混同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

具体来说,卫理公会和五旬节派牧师比复原主义运动、信义会和浸信会牧师更有可能说妇女可以成为儿童或青少年的牧师。卫理公会教徒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委员会领导人(98%),最有可能允许女性在教会中成为男女混同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100%)。信义会(77%),浸信会(74%)和复原主义运动(62%)牧师最不可能说他们的教会对女性担任男女混同圣经学习教师持开放态度。

大多数卫理公会(88%)、五旬节派(83%)、长老会/改革宗(81%)、无宗派独立教会(79%)和信义会(60%)牧师表示他们的教会允许女性担任执事。大约一半的复原主义运动(49%)牧师同意。浸信会(29%)最不可支持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执事。

超过3/4的卫理公会(94%)、五旬节派(78%)和长老会/改革宗(77%)的牧师说,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义会(47%)和非宗派独立教会(43%)的教会更加分裂,而更少的复原主义运动(25%)和浸信会(14%)牧师表示,他们的会众对女性担任主任牧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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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教有一些历史分支中的个别教派太小,无法在这项研究中单独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类别中的教派在这个主题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就像在不同的信义会和长老会教派中经常看到的那样,”麦康奈尔说。

其他人口统计学的差异

宗派并不是揭示女性在教会中角色差异的唯一因素。

年长的牧师和小教会的牧师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担任主任牧师。年长的牧师——55至64岁(60%)和65岁及以上的牧师(59%)——比18至44岁的牧师(49%)更有可能说他们的教会允许女性担任主任牧师。出席人数少于50人的教会的牧师(66%)和50至99人的牧师(59%)比100至249人的教会的牧师(46%)和250人或以上的牧师(41%)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会众中的主任牧师。

非裔美国牧师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中担任青少年的牧师(97%),并且比白人牧师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男女同校的圣经学习老师(95%对84%)。

美国东北部教会的牧师对女性在某些方面担任领袖更加开放。他们是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作为执事(77%)或男女同校的圣经学习老师(89%)在他们的会众中做领袖的人。

“虽然使徒保罗提到了几个特定教会角色的差异,但男女在教会中地位的任何差异都到此为止,”麦康奈尔说。“当讨论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时,他教导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翻译:贺宗宁(T. 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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