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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乱的时间里,错过燃烧的荆棘

我们需要教会逆着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为我们学习操练居住在神圣、神秘和永恒里的地方。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 2024
solidcolours / Getty

如果摩西拿出他的手机拍摄荆棘燃烧的影片,而不是全神贯注看着它,他会错过上帝对他说的话吗?如果马利亚在日常工作的休息时间滑手机,她会不会因为分心而没有注意到天使的到来?

摩西和马利亚见证了永恒打破世俗的那刻,见证奇迹打断平凡日子的时刻。他们完全活在那一刻时间里。

我们能说自己也是这样吗?我们担忧时间的稀少,渴望逃避会“浪费”时间的事物:电视和新闻、手机讯息和电子邮件。讽刺的是,当我们感到无聊或想要分心时,我们却会使用这些科技来加速时间。手机内的影片和照片将我们从全然活在当下时刻的经历里拉出来

试图囤积时间或浪费时间只会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就像底部有洞的沙漏一样,时间不断地流失,当我们注意到沙漏几乎流光时,又十分地惊讶。但我们该如何修补沙漏,一粒一粒地恢复时间?

我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六年间,与时间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状态。我既希望它快一点,也希望它慢一点。当我步行、骑脚踏车或搭地铁时,我会疯狂地计算时间。如果我发现自己卡在某处——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或在公车上缓慢移动——我会马上掏出手机,不断地滑动画面、一页又一页,试图逃避时间,希望时间过快一点。我会直接没看到燃烧的荆棘丛,从旁走过,或在被天使打断后低头回去看我的手机。

我与时间的冲突感让我决定做些实验。我热切地尝试操练安息日、静默独处、没有手机的长途散步、以《公祷书》祷告,或禁用社交媒体。但这些尝试永远都不够。这些练习常常让我感觉只是要从塞得太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更多时间的另一种要求。而且这些操练多数时候都是单独进行的。无论是工作压力、看Netflix、浏览社群媒体或阅读新闻,生活就像我一个小女子在与整个文化搏斗,一个要求我投注更多时间、更多自我的文化。我拼了命不想落后,跟上步伐,同时还要留出时间给朋友、家人、教会和休息——所有这些也开始让我觉得是种义务。

我读过足够多的书,知道紊乱的时间关系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更是焦虑。但我没有想过信仰群体可以如何在这件事上帮助我。原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与时间的关系是不持久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教会的帮助。

我在华盛顿特区时参与的圣公会教会开始了一项新的计画,叫做基督徒灵命培育小组。我第一次读小组的承诺书时,立刻觉得“不可能办到的吧!”。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城市来说,这些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无法压制内心催促自己参加这个小组的急迫感。

这个为期六周的小组计画包括一长串灵修操练,分别为“脱离”和“依附”而设计,两者相互作用。 “脱离”的练习包括不使用社交媒体、不独自使用影视串流平台(每周允许与其他人一起观看三小时)、不聆听圣经以外和以基督为中心的音乐以外的音讯,以及不阅读圣经之外或符合腓立比书4:8教导之外的书籍。

“依附”的操练则包括每周参加一次灵命小组、每天以降服的姿势祷告30分钟、每天读圣经,每周一次志工服事、每周禁食一次、每周招待“属灵的朋友”一次、每周操练安息日一次、以及一次10小时的退修,并在完成六周计划后的四个月内,每月参加一次灵命小组聚餐。

我立刻被这些操练与“时间”有极大的关联性所打动。 “脱离”的操练鼓励我们减少花在心不在焉的时间上(或什至不花任何时间在这上面)。 “依附”的操练则鼓励我们花更多时间与其他人、与上帝的话语、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交通。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第一周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的问题很简单:当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时,我要做什么事?盯着墙看吗?这个计画要求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列出可替代的活动清单,以及在我们重新分配的时间内要为哪些人或事物祷告。

Andrew Root在《世俗时代的会众》(The Congregation in a Secular Age)一书中指出,我们现代人对时间的感受有如一种饥荒——不只渴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而是渴求在每个流逝的时刻都有更丰满、更有意义的体验。矽谷要求我们创新、加速、最大化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无止尽地处理多项任务,做得更多、更快。讽刺的是,声称可以节省时间的装置却让我们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我们无法放慢脚步,聆听自己的思绪,更遑论聆听圣灵的低语。

这种狂乱使教会特别难引导会众进入神圣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为了速度,时间被清空了”;教会存在的目的变成“改变人、强迫性的成长”,而不是“在圣灵里的生命转变”。我们需要教会逆着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为我们学习操练居住在神圣、神秘和永恒里的地方。

加入这个计画后,时间和我的关系似乎变了。搭地铁的时间变长了,晚上在家的时间变宽裕了,每天早上30分钟的祷告变成一种安慰,而不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一些“脱离”的操练还算容易。但像是背诵经文、志工服务和禁食等依附的操练,却特别难塞入我满满的日程表中。有几个星期,我完全无法容纳这些操练,而禁食不吃饭的饥饿感让我更紧绷。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聆听有声圣经的操练。我做晚饭时听,洗碗时听。渐渐地,我心中的声音改变了。我经历到生命的宁静与和平,而不是混乱与噪音。

“减少消费、接收的来源(娱乐选项)”——只接收“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内容——长期下来累积的效果,是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在搭乘地铁或晚上在家的时光中,我不再向脑海挤进更多内容,而是有片刻的时间静下来与我的思绪共处,并在突然有感时祷告,而如果我在玩手机或看Netflix,我可能会错过这个“突然有感”的时刻。

但真正让这种操练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我的属灵群体。在群体聚会的日子里,当我们沉浸在彼此分享的故事里时,时间完全失去了它的结构。我们彼此同理将这些操练付诸实践的困难处,并相互鼓励、并肩努力以新的方式驻足于时间之中。

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经验——自在地掉泪、欢笑和分享智慧的言语——创造了Root所说的“共鸣”的时刻,正是能解决我们对时间的饥荒感的方法。根据Root的说法,共鸣是种时间的“集结”,充满意义和目的。为了创造共鸣,我们必须跳脱自我,放下手机。在与上帝或与他人相遇的时刻,在这种延伸的时刻里,我们让自己处于敞开的状态、脆弱地接受上帝所命定的恩典时刻。共鸣能将时间沙漏填满,补足我们的灵魂,而不是耗尽我们。

当我与其中一位共同带领灵命小组的牧师谈话时,他说这个小组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简单性——回归到基督教信仰最基础的事物。脱离及依附的节奏,在这个我们被告知要“善用时间”的时代,感觉特别地突兀——因为这种节奏着重于委身而非结果。禁食和祷告并非我们可以立即看到“生产力”的操练。

但事实上,一起聚会、读经、静坐这些基督教历史悠久的简单操练,在每个时代都感觉如此新鲜。在被评为美国最孤独城市的华盛顿特区,我的牧师说,我们也应该视我们的群体/共同体(community)为一种灵修。我们无法以独居个体的方式来重拾神圣的时间,尤其在科技如此强大且让人上瘾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实在太困难了。

这个逆着文化而行的灵修小组改变了我与时间的关系:时间成为丰富的,而不是稀少的;时间成为ㄧ种机会,而不是负担;时间是与他人共处的,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正如诗篇90篇提醒我们的,我们必须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花费时间,因为“一千年在(上帝)眼中看来,如同一日”(诗篇90: 4)。

在灵修小组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独自努力逆着我们的文化而行,而是和别人一起主持周末的静默退修会,并参与每周的聚餐。我委身于每天早晨的祷告和读经,但这次是和朋友一起。在赞美和祷告中一起度过的时间似乎倍增了,也似乎慢了下来。时间变得好多、好充裕,但没有多到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并且我的时间与他人的时间共鸣。燃烧的荆棘闪烁着,我的主在说话。

一个以能将人们带入超然、神圣的时间而闻名的教会,是贪得无厌的消费文化和加速文化真正的喘息之处,是个能吸引人驻足的地方——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Aryana Petrosky是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研究生,研究大公修道、灵修和公共场合中的信仰。她协助创办The After Party:Toward Better Christian Politics(迈向更好的基督教政治),并曾在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Initiative on Faith & Public Life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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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为何有些基督徒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

为什么教会常(错误地)预言世界的灭亡?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 2024
Douglas Kirkland / Contributor / Getty / Edits by CT

“征兆每天都在加剧,这个世界陷入混乱,我们正处于时代终结的边缘——就是现在。”这段话出自于一场即将举行的末世论会议,与会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美国福音派领袖。

作为一名在大西洋彼岸的比利时牧师,我经常听到福音派圈子里的人对以上这类想法深信不疑或特别忧虑,认为这些事件显示基督不仅即将来临,而且是非常快就要再次到来。我其实能同理这些人的感受:毕竟除了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外,我所处的欧洲大陆还面临许多其他挑战,些挑战让我特别渴望上帝的国度尽快到来。

不过,我同时也对这类想法感到惊讶:尽管耶稣已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知道世界终结的时间(太24:36;徒1:7),那为什么这种对末世即将到来的高度确信仍持续存在?难道我们基督徒沦为悲观主义者了吗?

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位20世纪世界知名的科幻小说家兼怀疑论者的著作——他曾预见人类生命将延续数万年——然后再回来读一读我们的圣经。每当谈及人类的未来时,圣经总呼吁我们以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

20多年前,当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开始阅读《末日迷踪》(Left Behind)这类型的前千禧年派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则沉浸在另一个系列的作品之中──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s)。

艾西莫夫出生于俄罗斯,幼年时期移民到美国,生平共撰写或编辑了500多本书。在1942至1950年间,他出版许多短篇故事集和长篇小说集,描写在遥远的未来(约公元24000年),整个银河帝国的衰落和重建。 《基地三部曲》的影响深远,经常被认为是《沙丘》和《星际大战》等其他经典科幻作品的灵感来源。 (《基地三部曲》也被改编成苹果Apple TV的电视剧集)。

《基地三部曲》述说ㄧ位杰出的科学家哈里·谢顿(Hari Seldon)发现了帝国必然崩塌的可怕消息。谢顿透过所谓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不仅计算出帝国将在未来的300年内灭亡,也计算出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灭亡之后将有3万年的黑暗混乱。于是谢顿制定了一项计划,可以将混乱时期缩短到仅仅一千年,并透过“基地”加速新帝国的重生。

经过了多年的写作,艾西莫夫不断扩充基地三部曲,并将其与另外两个系列(《机器人》和《银河帝国》)相连结。这三个系列共同构建了一个被人称为假设性的“未来史(history of the future)”的框架,探讨谢顿所处的时间与我们之间两万多年内发生的各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谢顿预见了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慧的发展,以及我们将如何与它们共存。

由于不相信上帝会在某个时刻终结人类历史,并且基于对人类抱有某种程度的乐观,身为非基督徒的艾西莫夫可以自由地探索他对人类未来的假设──包括潜在的危机。但是,他的作品仍可以是那些思考我们当前挑战的人的灵感来源。

艾西莫夫的历史发展预测相反,基督教末世论往往对我们的世界能否延续下去抱持相当悲观的态度。 《末世随身手册》(Pocket Guide to the Apocalypse)一书用幽默的口吻阐述历史上许多“末日到来”的预言,列举了许多或多或少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传教士在自己的时代预测世界末日的事迹——最早甚至可追溯至第二世纪的异端孟他努主义(Montanus)。

马丁路德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谈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危急情况和土耳其入侵的威胁时,他写道:“世界正走向终结。我常会这样想,审判日很可能会在我们完成圣经翻译工作前就已到来。所有圣经中预言的有时序的事物都已应验。”

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路德的想法算是比较温和的。其他人,如神学家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他的末世信仰导致德国农民的起义,并因此遭到处决。当然,所有这些人的预测,以及其他近几年出现的预测,皆已经证实是错误的。尽管世界不断有新的危机,地球仍持续转动;尽管多年来的预言不断发生错误,各类预言家仍不断宣称世界即将结束。

就算暂时撇开圣经的诠释,究竟是为什么——这类末世预言和心态仍能持续引起人们的共鸣(以芝加哥大学的末日之钟为例)?

比利时哲学家和宗教怀疑论者马腾·布德里(Maarten Boudry)近期发表一篇文章,探讨他所谓的《衰落论七律》(the seven laws of declinism),总结他对“人类对世界感到焦虑”的现象的理解。

在使我们感到世界基本上正在崩溃的众多已知机制中——例如对好消息作出的安静回应、人类对坏消息的本能且出于自我保护的渴望,以及当今社交媒体故意满足我们对坏消息的渴望的行为——布德里还强调了他所称呼的《愤怒守恒定律》(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Outrage)。也就是说,即使真实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我们的愤怒程度也会保持不变。我们提高了对较小的邪恶的敏感度,因此焦虑的人总能找到让自己焦虑的理由。

除此之外,布德里认为,我们为某个问题找到的解决方法会让我们忘记原本的问题,然后我们开始关注解决方法所带来的新问题,即使这些新问题没有之前的问题那么严重(他称之为《解决方案自贬定律》(The Law of Self-Effacing Solutions))。并且在一个社会中,我们享有的自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多地报导在其他环境中无法听到的新的罪恶(《阳光消毒定律》(The Law of Disinfecting Sunlight))。因此,光是事情“有所改善”本身也会导致更多悲观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是面对战争的直接影响,还是过度夸大现代社会的种种不便,人类总能找到让自己感到世界正在衰败的素材。我亲耳听到的大多数关于世界末日的担忧都来自相对富裕和安全的国家。事实上,更富裕或更有权势的人本来就比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更可能失去得更多。

对一些基督徒而言,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基督即将再来的观念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基督即将再来”这句话可能只是“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害怕”或“我不喜欢事情发展的方式”的基督教版本。在ㄧ个由布德里观察出的七大定律所运作的世界里,那些声称为世界末日提供圣经“认可”的人,自然会得到大家的关注。

无论宗教领袖以什么的圣经诠释品质来声称“因为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让他们确信基督即将再来,他们这些具体的解释都容纳了人们的焦虑,并透过提供即时的确定性,让焦虑者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感。但是,尽管这些控制感/确信感很吸引人,在像这样的时刻,上帝却呼召我们将注意力和行动转向他人。

定未来两万年的计划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但如果我们无法想像人类未来(或仅仅想像我们孩子的未来)在我们目前所知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我们就缺乏像艾西莫夫那样的想像力。当然,世上许多绝望的情况让我们深切渴望上帝应许的复兴。但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看到,身处于令人不安的环境并不意味着上帝已准备要结束这一切,或已放弃在我们的世界做工。

在艾西莫夫的小说世界中,他们迫在眉睫的威胁远比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所担心的一切都要大──整个星际帝国的衰落、战争和野蛮,伴随着数十亿人的死亡。不过,艾西莫夫并没有因此把一切描绘成“世界末日”。还是有些人会幸存下来,并将重建文明。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缩短帝国灭亡后的混乱时期。

而圣经既不鼓励我们沉浸于焦虑不安的悲观主义,使我们对万事万物产生怀疑,也不鼓励天真的乐观主义,期待人类自己能发展到和平和谐的状态。如同最近改编的电视剧所展示的那样,无论人类未来会出现什么奇异的星际环境、宇宙飞船、新技术的发明或科技套装,人类都将在美好及堕落交织的状态下持续下去。在这个世界上,麦子和稗子总是同时存在(太13:24-30;启22:11)。

当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太24:42)时,祂并不是要我们仔细观察世界末日的征兆──无论是天空中发生的事或中东的地缘政治。祂指的是我们要自我儆醒,如同祂在关于忠仆和恶仆的寓言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忠仆并没有在门口徘徊,等待主人的归来,相反的,忠仆尽心尽力的管理主人托付给他的一切(太24:45-46)。

无论人类的历史还有多久,我们都不该不断花费精力探究主人是否现在就要来的征兆,我们该做的是,让我们同时代的人在我们效法基督的所言所行上看到基督

在《基地三部曲》原著的众多人物中,最有能力面对充满挑战的环境的人,是在动荡、战争、暴乱或糟糕的领袖面前仍然相信谢顿为基地制定的未知计划的可行性的那些人。我不会在这里剧透谢顿计划的结局,毕竟,艾西莫夫在基地系列中的末世论并非基督教的末世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制定我们计划的那位作者比所有任何事都值得我们的信任。

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确信让我们能向同时代的人见证:基督徒是一群将灵魂根基于永恒,以那位即将到来的主的恩典做好准备面对我们时代所有严酷及沈重的实际问题,直到祂真正再来的那日。

Léo Lehmann是本刊的法语专员,也是欧洲法语区福音宣教网络(REMEEF)出版总监。他住在比利时那慕尔区域。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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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洛桑神学家解释关于《首尔声明》的争议

洛桑精神是: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共识,好能在世界宣教的任务中结为伙伴?

Ivor Poobalan, principal of Colombo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Victor Nakah, international director for sub-Saharan Africa with Mission to the World, served as co-chairs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f the Seoul Statement.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 2024
Photography by Morgan Lee

洛桑运动在第四届世界大会开幕日当天发表一份包含97个要点、1万3000字的神学声明,引发了为期一周的辩论与讨论。

这份分为七个部分的论述阐明了关于福音、圣经、教会、“人类个体(human person)”、门徒训练、“万民之家(family of nations)”以及科技的神学立场,并在大会开幕前不久于网路上发布。

“《首尔声明》旨在填补一些空白,补充我们在洛桑运动中尚未充分思考、反思或撰写的七个关键主题。”洛桑运动全球副总监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于周日下午对媒体表示,解释该声明的愿景与目的。

“我们并非试图创造一个用以取代或使先前三份文件过时的第四份文件,”他补充道。

洛桑大会于上周一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该文本是最终版本。

然而,两天后,《基督邮报》在一篇报导中指出,《首尔声明》中关于同性恋主题的部分在声明发布后已再经修订。一位洛桑发言人于上周二表示,这些修改原本应在《首尔声明》发布前完成。

上周四,洛桑北美区域主任艾德·史蒂泽(Ed Stetzer)在声明发布后公开敦促洛桑应“强调传福音是我们使命的‘核心’、‘优先事项’,且‘不可或缺’。”同时,周五上午前,共有235位大会代表联合签署一封公开信,由韩国福音派《拥抱整全使命》(Korean Evangelicals Embracing Integral Mission)组织发起,要求洛桑神学工作小组(LTWG)重新审视并修订该声明,尤其特别关注其中10个要点。

截至上周四晚上,尚无任何洛桑领导人在主会场对《首尔声明》或为何在大会开始前就为声明定稿提供深入解释,这一举动令那些基于以往大会经验,预期文件仍可根据各国代表的反馈进行修订的人感到惊讶。

上周五早上,洛桑运动的传播及内容总监Mike du Toit向各国代表发送电子邮件,解释《首尔声明》“聚焦于某些洛桑神学工作小组认为全球教会需要更多关注的神学主题,并根据福音及我们所生活和传讲的圣经叙事来反思这些主题。”

“我们承认在介绍《首尔声明》时,应更清楚地说明其目的,以及与会者能以哪些方式参与其中,”他写道。邮件中包含反馈表格的连结。

Du Toit在邮件中还指出,各国代表们将被邀请在周六闭幕会议上签署一份名为《协作行动承诺》(Collaborative Action Commitment)的文件,并且这份文件与《首尔声明》无关。

当天早些时候,惠顿学院校长菲利普·赖肯(Philip Ryken)在演讲中提及《首尔声明》,并鼓励各国代表们提供反馈。

与此同时,本刊从数十名代表那里听到他们对于缺乏正式反馈渠道感到困惑和沮丧,他们对《首尔声明》的目的的理解与全球副总监贝内特在周日和周一新闻发布会上的陈述有所不同。

《首尔声明》的起草过程始于2022年底,当时洛桑董事会指定斯里兰卡哥伦坡神学院院长伊沃·普巴兰(Ivor Poobalan)和辛巴威《Mission to the World》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总监维克多·纳卡(Victor Nakah)为起草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普巴兰和纳卡和来自南非、印度、衣索比亚、挪威、越南、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巴西、澳洲、纽西兰、伊朗、巴勒斯坦、瑞典、新加坡和尚比亚共33位神学家一起工作。

“这份声明引发的讨论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纳卡表示,“毕竟这是一份神学文件,声明中涉及的主题是实际存在的问题。”

普巴兰和纳卡于上周四下午与本刊全球部门总编辑Morgan Lee会面讨论关于《首尔声明》的一些想法。

以下为经编辑缩短篇幅并增加清晰度的采访内容。

你们认为《首尔声明》这份文件是如何阐述其要旨的?

普巴兰:我们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再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不该仅为了发表某种文件而去撰写它(只为了依循传统)。我们已有的洛桑文件本身已非常出色了。

然而,洛桑的领导层认为,随着全球基督教在新地区的发展,新一代基督徒对《洛桑信约》、《开普敦承诺》或《马尼拉宣言》并不太了解,或许也没有太多兴趣回顾这些文件。相反的,他们更加关心当前的议题。

例如,人类学直到21世纪才成为烫手的大议题,而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我们并非在取代先前的文件,而是尝试找到能添加洛桑价值的方式,在这些新议题上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方针,帮助全球教会面对艰难的问题。

能请你们描述《首尔声明》的撰写过程吗?

普巴兰:过去50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圣经的权威性、无谬性(infallibility)及其效用,但我们尚未真正处理如何解释圣经的问题。撰写《首尔声明》的目的是处理那些一直以来被忽视或面临压力的议题,例如门徒训练面临的重大挑战,或如何定义人类/人性(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等问题。这正是我们选定《首尔声明》里七个主题的原因,尽管还有很多其他主题可以讨论。

纳卡:对于那些疑惑为什么我们再次从“福音”开始这份文件的人,这是因为如今有许多“不同的福音”在传播。如果福音派没有在某种共识下的圣经阅读、研究和解释方式,我们如何找到解决教会今日面临的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不重视释经学,那福音就会变成“王小美的福音”、“陈小明的福音”,而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

为什么《首尔声明》在大会开始前就已定稿?

普巴兰:我们其实有几种方式可以发表这份宣言。 《洛桑信约》是在当年大会期间定稿的。而在2010开普敦大会结束时,并没有产出最终文件,《开普敦承诺》是在大会结束后才完成的,但撰写者在开普敦大会上聆听各方意见,稍后再用这些信息完成文件。

我们采取的立场是,可以先完成这份文件,在大会上提出,然后看看各方的回应。至于接下来会如何处理,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洛桑领导层将一起讨论来自大家的回应,然后决定下一步。

纳卡:大家对这份文件的回应更准确地反映了全球福音派神学的多样性。而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很好的回馈。

无论对错,这份文件本来就没有打算在发表并收集反馈后再进行修订。如果我们的初衷是这样,我们早就会这样做了。因此,这些反馈是有道理的。你不会期待发表一份神学文件后,每个人都喜欢它。

我听到有人批评缺乏正式的反馈渠道,而这并没有阻止其他一些代表持续提出反馈。但如果这些反馈影响了任何变更,我可以想像其他代表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没有更正式的途径来表达意见。

普巴兰:我认为明天(9月27日)大会就会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有各种反馈,一旦将提公反馈的渠道正式化,大家就会期待你如何处理这些回馈,这也是洛桑董事会需要面对的挑战。

纳卡:我们非常感谢董事会接受这份文件并进一步推进它。但最终,这是洛桑运动的文件。这份声明需要洛桑领导层来向教会解释如何进一步推进它内涵的指导方针。

这世上可能还没有其他神学声明的制定过程是由来自辛巴威和斯里兰卡的神学家领导的。你们的背景和处境可能如何影响了这份声明?

普巴兰:当纳卡和我被邀请共同主持神学工作小组时,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小组在洛桑扮演关键的角色,过去一直是由西方世界的领袖担任主席。董事会的勇敢决策,愿意以不同方式思考并邀请来自全球南方的两位共同主席,让人很惊讶,同时也很激励人心。不过,我们也希望确保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份只关注全球南方议题的文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组建我们的团队时,我们寻找能够代表教会不同地区的人。神学小组这33位神学家中有许多人非常知名,但他们是一群合作无间、令人惊叹的团队。

每次与他们开会时,我都有两种感受:敬佩于会议室中丰富专业的知识,以及纯粹的谦卑。

纳卡: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不止一次,我们意识到缺少某个领域的专家,于是我们不得不联系那些在该领域颇具研究成果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专家。我们最终与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一起合作,这是很令人喜乐的经历。

你能举出《首尔声明》中真正体现全球南方在这份文件中的存在的一两个部分吗?

纳卡:如我们所知,非洲已成为助长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的温床。有鉴于此,在声明里阐述福音的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已出现许多版本的福音。我们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这份文件,使任何阅读它的人都能对“福音”有种耳目一新且挑战他们生命的理解。

今日全球南方教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门徒训练。一些非洲神学家仍然不接受人们形容非洲教会的信仰状况为“传播得一英里远,却只有一英寸的深度”。但这确实是我们的现实状况。

因此对非洲教会来说,若要选一个最关键的部分,那就是门徒训练。我们希望这份声明能挑战教会和类教会组织(parachurch)的领袖们,让他们认真看待门徒训练。

普巴兰:这份文件涉及了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问题。在教会内,人们对“作为一个被救赎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存在某种程度的困惑。有时候,ㄧ些人宣称自己拥有类似神的地位或有超越圣经所赋予被赎之人的能力。 。

此外,关于性别(gender)及性取向(sexuality),全球南方教会有时会疑惑:“为什么基督教只从全球北方的视角发声?”从这个角度来看,讨论性别与性取向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要阐明我们的信念并非对西方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圣经立场的表达。

因此,《首尔声明》中有一整个段落专门讨论圣经对性取向和性别的教导。由于全球教会需要关于此议题的明确的圣经教导,这部分比其他部分包含了更多的圣经阐释。

此外,声明里在“万民之家(family of nations)”的部分谈论了和平的重要性,以及从圣经和现代的角度来看,成为一个国家的意义。比如,我们能不能不考虑背景就简单地将历史上的民族名称与现代的国家相等同? [编者注:参见《首尔声明》第84条。] 我们试图谈及当前的局势,也就是当基督徒面对战争或冲突时,常会想找到神学基础来支持特定立场。

然而,有时我们的处理方式存在矛盾/双标。基督徒有时候可能会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神学上的理由来为这样的暴力辩护。

我注意到有些来到洛桑的代表,基于他们的国家背景以及他们所服事的人,认为洛桑对LGBT议题的处理要么过于温和,要么过于严厉。

纳卡:对于负责这部分的团队来说,我们认为从释经学开始是个不错的起点。所以我们首先问:“圣经是怎么说的?”在我们的小组中,我们对圣经在这议题上的教导大致上有共识,我们的分歧主要在如何将其应用在现实生活情境里。

对于那些认为我们的处理方式有点过于温和的领袖们,我会问:羞辱同性恋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吗?如果回到圣经教导,我们会发现圣经帮助我们理解神真的爱罪人。这种爱与那种贬低他们尊严的立场完全不同。

你们在“万民之家(The Family of Nations)”这一部分里如何选择要提及哪些国家间的冲突?

普巴兰:我们认识到,我们无法一次提及所有国际间的冲突,因为这不是洛桑的重点。有些冲突已经得到了处理,国家之间已向前迈进一步,例如南非、斯里兰卡或北爱尔兰。目前国际间的冲突可作为一种参考点,我们应讨论圣经对冲突的立场以及基督徒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们理解一些人阅读此声明时,会因为他们经历的某个特定冲突没有被提及而感到敏感和悲伤。

关于加萨和以色列,这个情况非常特殊,因为教会在如何看待以色列的神学立场上存在强烈分歧。

某种程度上,我们希望看到全球教会将这个问题放在中心位置,说:“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圣经关于以色列的实际神学是什么?这与我们对教会的理解(我们在声明的第三章中讨论过)如何相协调?。讨论《首尔声明》的细节很重要,但我们更希望教会首先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些神学论述的根基来自圣经何处? ”

我们非常希望这项工作能激发教会间的讨论。这种讨论并不容易,因为目前讨论这些事所牵动的情感非常大,但我们希望教会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因为基于神学立场,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分裂是令人痛苦的事。

如果我是一名大会代表,正在阅读《首尔声明》,并且同意大部分的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我是否仍能觉得自己可以参与洛桑运动?

纳卡:我会回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使福音派团结在一起的?”基督教信仰中有哪些是不可妥协的基本原则?

在处理这些专题议题时,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不了解全球福音派群体间的巨大多样性。如果有人仅仅根据《首尔声明》来决定自己是否要参与洛桑运动,就太令人遗憾了。

普巴兰:认为所有福音派基督徒,甚至在同个国家内的福音派基督徒,会在所有议题上有同样的立场,是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我们努力实践的是“友情的操练(discipline of friendship)”,我们认识到基督信仰的核心要素不能被妥协。

即使是洛桑运动的创始人斯托得和葛理翰牧师,在某些方面也有分歧,但他们仍然可以是朋友。他们向彼此伸出友情的手。同样地,在这次大会中,我们关于协作的理念并非基于大家的思想完全一致,协作(collaboration)包含我们愿意向持有相同核心信念的人伸出友情的手。

你们盼望人们如何理解《首尔声明》里关于传福音(evangelism)的部分?

普巴兰:《首尔声明》非常清楚地表明,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正在摆脱那种将我们“所宣告的讯息”与“我们所生活的方式”分开来谈的旧式二分法。整份《首尔声明》中多次提到口头传扬福音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所传扬的内容没有在“传扬这个讯息的人”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最终将会削弱我们所传扬的真理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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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报告:多数宣教士正在传福音给已被触及的群体

The Stat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Report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id a changing missions landscape.

Hands raised in worship in front of a pink screen with Lausanne written on it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6, 2024
Courtesy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 Photography by Grace Snavely

今天,全球有超过40%的人口尚未听闻福音。然而,在全球45万名宣教士中,约有97%被派往已接触到福音的人群。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1900年,全球超过80%的基督徒生活在欧洲或北美,而如今只有约25%的基督徒住在这些地区。其余基督徒分布在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基督教在地理分布上的转变也意味着宣教士来源国的改变。尽管美国仍然差派最多的宣教士,但接下来的四个国家分别是巴西、韩国、菲律宾和尼日利亚。

以上是洛桑运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大使命现状报告》中的一些数据,该报告在第四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于韩国仁川举行)之前发布。报告依据为国际非营利组织和基督教机构的研究,并展示来自150名全球宣教专家的见解。

维克多·纳卡(Victor Nakah)和伊弗·普巴兰(Ivor Poobalan)在《大使命现状报告》一篇文章中写道:“大使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通往目的的手段。未来各族、各语言、各民、各国的人将一同在终末之时敬拜君王。”

全球宣教的成功及未竟之业

根据约书亚计划的数据(Joshua Project),透过宣教士及各地本土基督教运动的努力,福音已触及约45.7亿人,但仍有33.4亿人尚未听闻福音。

然而,今天大多数宣教士并没有前往尚未被福音触及的族群所在国家。 《大使命现状报告》指出:“大部分宣教士前往的都是以基督徒为主或后基督教文化(post-Christian)的环境,导致他们与身处其他宗教处境的基督徒之间缺乏联系和理解。”尽管全球有60%人口住在亚洲,前往欧洲的宣教士仍多于前往亚洲的宣教士,而派遣一名宣教士到欧洲的成本是去往亚洲的10倍。

根据《世界基督教数据库》2020年的数据,美国是最大的宣教士派遣国和接收国,派遣共13.5万名宣教士,同时接收3.8万名来自海外的宣教士。美国的基督徒人口仍然是全球最多的,约占全球基督徒的十分之一。巴西位居第二,拥有全球近8%的基督徒,这主要归功于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的快速扩展。巴西也派遣了4万名宣教士,位居世界第二。

来自韩国的宣教士数量从2015年的第二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三名,派遣共3.5万名宣教士,这一停滞与宣教士年龄老化以及年轻基督徒参与度下降有关。菲律宾派遣的2.5万名宣教士多数是天主教徒,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双职宣教士(bivocational missionaries)。

在尼日利亚,一些教会选择绕过宣教机构,直接派遣宣教士前往福音尚未触及的地区。洛桑报告引用Yaw Perbi和Sam Ngugi合着的书中一段话:“世界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是地方教会与宣教机构合作的故事,上帝使用这些机构⋯⋯从第一世纪至今推动福音的传播。”

基督教在非洲的成长

在过去的百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全球基督教成长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及拉丁美洲是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成长最强劲的区域之一。根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数据,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五旬节派基督徒约有2000万,而今天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3亿。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60年,全球超过四成的基督徒将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因为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目前该地区基督徒的年龄中位数为19岁,相比之下,北美为39岁,欧洲为42岁。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宗教活动也更加频繁。例如在尼日利亚,约90%的成年人每周会参与宗教活动,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低于40%。根据皮尤研究,尽管全球年龄在18至39岁之间的人群每周参与宗教活动的比例普遍低于40岁以上的群体,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差距最小。

在洛桑报告中的一篇文章中,Ana Lucia Bedicks、Menchit Wong和Maggie Gathuku写道:“每个考虑参与宣教的人不仅要思考非洲如何参与宣教,非洲人自己也必须准备好成为宣教队伍的前线。”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未得之民

同时,全球大多数的“未得之民群体”(简称UPGs)住在南亚,特别是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未得之民群体指的是“没有本土教会能向自己族群传福音”的群体。全球有将近3000个未得之民群体(约占总数五分之三)位于这两个国家。

根据《Operation World》的数据,目前3万名印度宣教士中有超过60%正在印度服事。在印度,基督徒面临越来越大的迫害,这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掌权及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思想在社会扎根有关。

根据Carl Ebenezer、Ted Esler和James Patole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印度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对福音的传播既带来障碍,也提供了机会。他们写道:“印度的宗教传统和深受种姓制度影响的社会结构,与其世俗多元的环境相结合,为‘呈现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作者同时指出,印度中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并不完全信服或委身于他们的宗教教义。如果有人以与他们的经历及需求契合的方式邀请他们,他们会愿意倾听并改变观点。”

巴基斯坦有穆斯林主导的国家中最严苛的亵渎法条,这些法条可能导致人们被监禁或什至死亡。住在城市的基督徒还被迫从事低薪的清洁工作。

洛桑报告指出,南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会是全球福音触及最少的地区。”

多中心宣教

根据海外基督使团(OMF)大使冯浩鎏医生(Patrick Fung) 的说法,随着基督教中心从西方转移至全球南方,宣教活动现已呈现“多中心化”,意即“从所有国家到所有国家” 。

一篇题为《多中心全球宣教》的文章指出,“宣教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尽管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但迫害迫使他们分散至罗马世界各处,向犹太散居群体传道。随后,基督徒前往安提阿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从那里开始他的宣教旅程,并建立教会,而这些教会继续将福音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大使命现状报告》指出,除了欧洲,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比50年前派出并接收了更多的宣教士”。越来越多来自基督徒为少数族群的国家派出宣教士,这些宣教士通常更容易与他们试图接触的群体建立连结。

然而,其中一个挑战是基督教的财富集中在北美,因此需要讨论多中心教会如何鼓励基督徒的慷慨之心,并创造“健康的渠道”来连接拥有更多财富的基督徒与较贫困的基督徒,以及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如果每个文化都领受了大使命的呼召,那么每个文化都有支持大使命的荣幸责任。”《领航者》机构的Scott Morton在另一篇文章中如此表示。

散居宣教

福音传播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透过那些因饥饿、战争、迫害、更好的工作机会或家庭因素而离乡背井的人群移动来实现。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全球有2.81亿国际移民,比十年前增加了6千万。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基督徒。

这种模式符合多中心宣教的概念,因为基督徒移民迁往新的地点,在各处作见证并播下福音的种子。同时,移居地本国的基督徒也可以向新的居民/移民传福音,而这些移民常因远离家乡的传统和宗教而更容易接受新信仰。

Sam George在《迁徙中的人》一文中写道:“上帝掌管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散布。”他指出,其中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基督教并未衰退,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正以新的宣教动力使其复兴并转变。”

例如,香港自由的收紧导致许多前英国殖民地的公民涌入英国,促使当地华人教会蓬勃发展。在比利时,非洲基督徒越来越多地参与宗教教育课程的教学。在美国,在逐渐衰亡的地方教会里,借用他们场地聚会的不丹裔尼泊尔人的教会正在成长

George指出:“基督教是种卓越的宣教性的信仰,因为它诞生之初就是为了传播。”

教会对抗不公义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已从1990年的20亿减少至2019年的10亿。洛桑报告将这一趋势与整全宣教( integral mission)的重要性相联系——这种宣教不仅关注人的灵性需求,也涵盖对身体/身理状况、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关注。

今日的人权比过去几个世纪受到更多保护。然而,全球范围内政府对宗教的限制却有所增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北非、中东和亚洲的政府对宗教团体使用武力的比例最高。

如今,估计约有4千万人是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这包括强迫劳动、性剥削和被迫婚姻。女性和女孩受影响尤其严重,她们占剥削受害者的70%,在性产业的受害者中更占达99%。

“尽管教会在某些场合表态支持被压迫者,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表态仅限于领导层的声明,并未转化为具体行动”,Christie Samuel、Jocabed Solano和Jenny Yang在洛桑报告的文章中写道。他们呼吁教会“承担其先知性的角色,迅速行动起来,谴责不公义,解救被压迫者,并反对压迫者不受限制的自由。”

人工智慧既带来风险,也带来机遇

《大使命现状报告》还指出,另一个宣教界需要考量的重大变化是互联网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报告中指出,“数位媒体的兴起对人们与圣经的关系产生的深远变革,可能不亚于印刷术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出现。”

今天,随着全球约有60%人口能使用互联网,圣经应用程式为人们提供新的机会,可以轻松地以自己的语言阅读和聆听圣经。圣经应用程式也为跟随基督具有风险的国家提供新的方式获取圣经。翻译软件、线上协作工具以及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也加快圣经翻译的进程。

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为教会带来挑战,尤其在人工智慧(AI)和“如何定义人类”的问题上。

“福音的宣讲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借着圣灵的力量,全人生命的改变,”《大使命现状报告》中关于人工智慧的文章作者写道。他们补充说:“许多人正在寻求利用人工智慧工具的巨大力量,向所有人、部落和国家传扬福音信息”

作者们承认上帝能使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教会,但也警告说,工具的使用必须“以人性的独特性为引导,并承认机器与人类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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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洛桑大会拥抱年轻领袖、职场基督徒及科技

超过5000名来自200多个国家的福音派基督徒本周聚集于韩国,庆祝并策划福音传播的策略。

2024年9月24日,专题讨论嘉宾分享了洛桑运动对他们事工的影响。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5, 2024
GOY

Steve Oh可以将他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传承追溯至19世纪来到韩国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

“我的家庭深受全球宣教运动的祝福,”韩裔澳洲牧师Steve Oh说道,他领导雪梨活泼的盼望教会(Living Hope Community Church)。

本周,Steve Oh是5200名来自200多个国家、聚集于韩国仁川参加第四届洛桑大会的基督徒之一。此次聚会被视为一个“使圆环完整的时刻”, 纪念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福音事工所结出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果实。

50年前,葛理翰(Billy Graham)和斯托得(John Stott)牧师召集来自150个国家共2700名福音派基督徒,创造了历史。洛桑运动领袖相信,这样的协作(collaboration)可以使这场运动走得更远。

“现今全球教会最危险的四个字是‘我不需要你’,”洛桑运动全球执行总监兼首席执行官欧麦可(Michael Oh)表示。作为韩裔移民的一员,欧麦可在周日的开幕致词中穿着韩服致词。

自15年前洛桑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上届大会以来,洛桑运动一直寻求扩大其在履行基督大使命中重要合作伙伴的范围。洛桑运动于2016年在雅加达为40岁以下的年轻领袖举办活动,并于2019年在马尼拉为职场基督徒(即参与在非专业事工领域的基督徒)举办活动。

自1974年首次活动以来,洛桑运动不断加深世界各地福音派基督徒之间的合作,在洛桑第四届大会现场接受本刊采访的领袖们如是说。由于洛桑运动重视培育年轻领袖并扩展其连结网络,洛桑此次发布了《大使命现状报告》和《首尔声明》两份重要文件,重申洛桑运动在传福音和神学方面作为思想领袖的承诺。

在此次活动的筹备过程中,洛桑运动也挑战韩国地方教会,促使它们采取合作的姿态。

许多韩国教会历来在协作方面存在困难;2014年,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取消了原定在韩国首都举行的大会,原因是该国福音派之间的分歧。

在第四届洛桑大会的早期筹备阶段,韩国最大的长老会教会之一,大地教会(Onnuri Church)带领超过430间教会一起祷告。约有200间教会一同开始《使徒行传》的讲道系列,并且许多教会一同为洛桑会议募集资金。目前,约有4千名当地基督徒正在为此次活动祷告。

韩国教会在会议中心租借、餐饮、交通和制作费方面做出重要的财务贡献。

根据首尔善牧教会(Good Shepherd Church)的负责人兼洛桑当地组织者柳基成(Yoo Kisung)表示,在韩国基督教领袖之间建立信任并非易事。但他将此次筹备工作视为一个反思和激励下一代的机会:“参与洛桑服事的年轻人将是韩国教会未来的领袖。”

从菲律宾前来参加活动的洛桑董事会成员Menchit Wong等领袖,也强调了世代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她表示:“现在我年纪大得多了,我的任务就是要看到越来越多年轻领袖承担责任,将孩子们带到耶稣面前。”

此次首尔大会女性代表比例达到此运动史上最高的29%,40岁以下的代表则有16%。超过1450名与会者从事非全职事工之外的事工。周二,洛桑为年轻领袖举行晚宴,将大宴会厅挤得水泄不通。本周晚些时候,洛桑将会为其“职场基督徒(28%与会者)”举行差派仪式。

尽管第四届洛桑大会的组织者最初计划让北美代表占总实体参与者约5%,但最终来自北美地区的代表占了总参与人数约25.5%。(洛桑的统计数据是基于代表的居住地)。加上来自欧洲的代表(13%),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占总代表人数的 38.5%。

大约有三分之一(36.9%)的代表住在亚洲国家,相较之下,非洲占12.8%,拉丁美洲占7.7%。来自大洋洲的代表占3%,加勒比地区的代表占1.1%。

来自美国的加纳裔基督徒、全球基督教论坛秘书长Casely B. Essamuah在这一周与这群多样化且来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相处后,深刻感受到“‘教会’比我们任何宗派或群体都更伟大及庞大。”

“当你来到这里,你简直无法不被上帝在世界各地的作为所激励,”Essamuah说。 “你的心会因其他人经历的迫害而破碎,而这会影响你的祷告生活。你亲眼见到这些人,并与他们建立连结,为全球教会更大的益处共同努力。”

智利马丁布瑟神学院的院长兼教授克里斯蒂安·毛雷拉(Christian Maureira)表示,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亲身讲述他们遭受逼迫和经历神恩典的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听到上帝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作为⋯⋯让人非常震撼。”

对来自海地角Emmaüs大学商学院院长Claudia Charlot而言,这次大会让她得以与来自《国际宣教协会》(One Mission Society)的亚洲宣教士们建立连结。当年正是《国际宣教协会》创建她的学校(旧名为《远东传教会》)。

“如果不是洛桑,我永远不会遇到这些人,”她说。

洛桑此前的每一届大会都会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音派文件:《洛桑信约》(1974年)、《马尼拉宣言》(1989年)和《开普敦承诺》(2010年)。遵循最近两份文件的首字母押韵趋势,洛桑于周日宣布发表《首尔声明》(Seoul Statement),这是一份由七个部分组成的论文,阐述关于福音、圣经、教会、“人类个体(human person)”、门徒训练、“不同国籍组成的大家庭”以及科技的神学立场。

洛桑运动全球副总监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表示,《首尔声明》“旨在填补一些空白,补充我们在洛桑运动中尚未充分思考、反思或撰写的七个关键主题。”

“我们并不是试图创造一份第四份文件,来取代或使之前的三份文件过时,”他补充道。

这份声明——有97个要点、长达1万3000字的文本——于周日发布。此份声明的发布令一些与会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原以为会有机会提供意见,毕竟前几届大会的声明都是在大会进行当周集体讨论形成的。

“根基于丰富且多样的历史背景,这份洛桑声明有很多好的内容,我很感谢它在此刻提供了清晰的神学立场,”洛桑运动北美区域主任Ed Stetzer在Instagram上写道。 “然而,我希望它能更多强调优先推动福音的传播。”

至少有一个团体,韩国福音派拥抱整全使命运动(KEEIM),于周二为洛桑代表组织一场会议,汇总他们的关切。

《基督邮报》在一篇报导中指出,《首尔声明》中关于同性恋主题的部分在发布后进行了修订。

韩国基督教领袖对原版本提出异议,特别是其中可能描绘“许多地方教会和基督教群体做错了”,尽管实际上“多数地方教会和基督教群体并没有做错”的部分。

在第69段落中,原版本描述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Same-Sex Attraction, 简称SSA基督徒)“在许多地方教会中因教会的无知和偏见面临挑战”的说法,已改为“即使在基督教群体中也会发生(因他人的无知和偏见而面临挑战)」。此外,原先“教会为其‘失败’而悔改”的表述也改为“我们为着‘缺乏爱’而悔改”。

用来形容SSA基督徒“信实(faithful)”于主一词也在随后的段落中被删除。洛桑发言人于周二表示,这些修改本应在《首尔声明》发布前进行。

来自斯里兰卡科伦坡神学院的院长Ivor Poobalan和世界宣教会(Mission to the World)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总监Victor Nakah,共同领导洛桑的神学工作小组,该小组在声明上花费大约18个月的时间。

根据David Bennett的说法,声明的起草者在自我反思时提出了以下问题:

  • 我们必须做的事有哪些?
  • 在上帝对万国的心意、对教会的渴望的完整性上,有哪些领域是我们还没有仔细聆听的,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前三份根基文件还没有充分回答的?

这份文件紧随几周前发布的《大使命现状报告》之后——这份500页的报告透过数据和研究探讨了全球福音传播的现状,并为各地区的领袖提供能有效地持续事工的想法和机会。

“这世上有数十万间教会,拥有数亿名跟随耶稣的基督徒,”Poobalan和Nakah在报告的引言中写道。 “但要成功地执行大使命,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大使命心肠和思维的合宜教会。”

这种对深层次的神学工作的承诺吸引了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总裁Tom Lin的关注。

他表示:“在整个洛桑大会里,也许所有产出的概念里只有一种会在接下来数年间慢慢影响至全球许多地方。”

来自韩国KEEIM的成员Kim Jongho则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接触到洛桑相关文件。他说,“洛桑对整全使命( integral mission)的委身激励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作为基督徒行在社会中。洛桑运动对我而言是盼望的迹象。”

乌克兰OneHope的网络策略师鲁斯兰·马柳塔(Ruslan Maliuta)表示,尽管洛桑运动在过去50年对福音派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像这样的运动必须小心不要只依赖其自身的历史。

“在1970年代,能够聚集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本身就是个惊人的、巨大的成就,”他说。 “尽管在现代这仍然是种成就,但一间巨型教会的关系网络也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洛桑仍然承担重大的任务,但已不再是那么与众不同了。”

相反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能够召集这种规模的组织都应深刻地反思他们组织的聚会形式。

“每一个重要的全球组织,包括洛桑,都需要非常有意识地重新想像自身在这个时代的定位,”Maliuta说。

为此,洛桑设立了数位探索中心(Digital Discovery Center),这是一系列互动展览,帮助与会者了解福音传播与科技的交汇点。下午的各项讨论会议也包含人工智慧和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等主题。

“在1970年代,能够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就,”他说。 “这仍然是一个成就,但现在一个大型教会网络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它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突出。”

欧麦可(Michael Oh)在周二晚上的演讲中纪念洛桑运动的50周年,并提醒与会代表,洛桑运动“热切致力于三个D:世界范围内的门徒训练(Disciple-making in the world) 、教会范围内的门徒生命成熟(Disciple-maturing of the church),以及数位化(Digital)。”

“我们正处于基督身体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肯亚圣经转化中心的Paul Okumu说道。 “一方面而言,我们对上帝正在做的事感到极大的兴奋及庆祝;但另一方面,宗教迫害和宗教不宽容政策使我们愈发忧心。”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与全球福音派教会团结在一起——拥抱她的美丽与韧性,同时也接受她的不完美与混乱,”在新加坡担任国际福音学生团契(IFES)东亚区域秘书的Lisman Komaladi说道。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向这世界成为基督更加信实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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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奉献的优先顺序圆圈

来自肯亚的宣教士和读者分享自己奉献的原则。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3, 2024

几年前,乌干达有位寡妇向教会求助。在讨论过她的处境后,教会理事会建议给予她食物。但教会牧师鼓励领袖们先了解她的家庭状况。

在与她的亲戚谈过之后,理事会发现她的子女都很富裕,是因为家庭争执而拒绝照顾这位寡妇。于是牧师组织了一个和解会议。孩子们原谅了母亲,并决定再次照顾她。

如果教会没有考量到她家人的责任就贸然伸出援手,这位寡妇可能会不断回到教会寻求支持,而这个家庭可能也永远不会彼此和好。

身为在乌干达的宣教士,像这样的故事深深影响我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的方式。我常常在这些问题上挣扎:“每天都有人向我要钱,我该把钱给谁呢?哪些时候可以拒绝?”

一个显而易见的首要指导原则是,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金钱。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其实只需按一下滑鼠,就几乎可以资助任何地方有需要的人。如果指引我们捐款的唯一原则是“需求”,那我会陷入更犹疑不决的瘫痪状态。

但圣经带领我不只是看最需要的人,也让我看到上帝给了我更大的责任去帮助特定的人。我建议可以透过我称为“优先顺序圆圈”的概念来看待财务上的奉献。换句话说,当我要慷慨解囊时,我应该优先处理与我最亲密的人和我的群体。

我相信新约揭示了我首先应该关心的是照顾我的家人或与我关系密切的人。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8所写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接着,在加拉太书6:10中,我学到我也要优先照顾那些在灵命上与我亲近的人。保罗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肯定了虽然我们需要爱所有人,但我们有特别的责任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最后,想想路加福音10:25-37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段经文中,有三个人看到路边被洗劫一空的伤者。令人惊讶的是,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停下来帮忙,但撒玛利亚人却停下来帮忙。爱邻舍并不等于只爱与我相似的人。撒马利亚人所做的正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的:帮助在他眼前遭受患难的人。因此,关怀在地理位置上与我接近的人、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也有其优先顺序。

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优先帮助那些在关系上、属灵上或地理位置上与自己接近的人,除此之外,还应该明确地优先帮助这之中需求最大的人。

离圆圈中心越远的,我们的责任就越小。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和资源,我们不但可以,而且也必须尝试帮助外圈的人。例如,在新约圣经中,保罗敦促教会自愿为远在耶路撒冷的贫困基督徒募款(林前16:1-4)。

优先顺序圆圈引导我们优先帮助我们的朋友、邻舍和地方教会,同时仍偶尔透过捐款给国际机构来帮助远在乌干达有迫切需求的人。这个策略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我不会因为没有帮助其他4700万名乌干达人而感到内疚。我不是上帝,我没有无限的资源或时间。相反地,我可以带着喜乐和慷慨来帮助别人,因为我知道上帝会使用我们每个人一起的微薄之力来创造巨大的影响。

例如,当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打电话来说:“牧师,拜托你帮我付孩子的学费”时,我通常会拒绝,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根据优先顺序的原则,我希望在亲密关系的背景下优先给予,因为在这种关系里我才能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也才能长期与他们同行,定期帮助他们,并在他们做出改变时鼓励他们。但这并不阻止我捐款给援助穷人的机构,因为许多机构也是以长期的关系为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圆圈也能指引教会的事工。以乌干达索罗提(Soroti)的圣约改革教会(Covenant Reformed Church)为例。这个教会每周收到约3美元的奉献,以及每周约1美元的慈善专款,他们用这些钱帮助教会里物质贫乏的人或残障人士。这间教会不该因为没有帮助其他国家的孤儿而感到内疚。上帝正在使用他们来关怀他们身边的人。

一间富裕的美国教会能在帮助自己会友的同时,也在财务上支持那些援助海外穷人的机构。与此同时,这个原则也可以纠正一些更专注于帮助其他国家人民的教会,但忽略与自己住在同个城市里物质匮乏的人,或自己教会内经济挣扎的人。

按照优先顺序圆圈来奉献并不会消除所有困难的抉择。有时候,为了帮助远方处于生死关头的人,我需要放弃处理自己家庭或社区中较次要的需求。这需要智慧来分辨——在哪些时候,巨大的需求会超越亲情、灵命或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

在遵循优先顺序圆圈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要滥用这个圆圈。较为富裕的基督徒很容易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做得够多了”,因为我们专注于照顾我们内部的圈子——我们的家庭、地方教会和群体的需要。但请记住,耶稣在路加福音12:48里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极度富裕国家的人而言,我们更有能力慷慨解囊,帮助全世界极度贫穷的人,同时也照顾我们内圈的人。

富裕的基督徒也可能以“控制哪些人可以进入圈子里”的方式滥用这个圈子。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搬到高档的社区,这样就不会撞见物质匮乏的邻居,或选择绕过乞讨人群的上班路线。我们可以选择参加一间充满富裕的基督徒的地方教会,他们让我们对自己的富裕感到自在。但我们这些较为富有的基督徒应该思考如何将物质上贫乏的人带进我们较亲密的圈子里,或如何更有意识地选择我们要住在哪个社区、属于哪间教会。

优先顺序圆圈不仅能引导我们分辨应优先帮助,也引导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我应该以“不会破坏他人对自己负责、担起好管家或慷慨的职责”的方式来协助人。当有需要的人无法从他或她最亲密的圈子中得到足够的帮助时,我才该介入并提供帮助。这正是乌干达牧师所做的,他先去了解寡妇的家人是否愿意照顾她。

同样地,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教会和投身于扶贫事工的机构。他们必须考量想要帮助的个体或群体自身的优先顺序圆圈。

在乌干达东部,卡拉莫贾地区(Karamoja region)的人曾用暴力袭击和偷窃伊特索部落(Iteso tribe)的牛。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政府和教会多年的努力,双方终于实现了和平。不久之后,卡拉莫贾发生饥荒。一些伊特索教会齐心合作,运了一卡车的食物到卡拉莫贾,以表达他们的饶恕和爱心。

然而,当他们抵达时,却惊讶地发现美国已经运来许多吨的救济食物。来自乌干达地方教会的付出变得多余且不必要,这让乌干达的基督徒感到难以置信的灰心。

虽然美国人也许是真心想帮忙,但他们没有考量到最接近该地区的人可能可以先有什么样的付出。他们无意间偷走了乌干达教会经历到“给予的祝福”的机会,也破坏了能促进两边部落更深地和解的机会。

所有援助机构应更加留心,让最接近需要帮助的个体或群体的圈子成为第一个提供帮助的人。多数的时候,最接近情况的人最了解哪些介入措施是适当的。同时,促进一个人对自己更亲近的圈子肩负责任感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提高这些圈子内的机构——家庭、教会、学校、地方组织和政府——的救援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些能真正对社区产生长久的影响力。

根据我在非洲身为宣教士的工作观察,忽略优先顺序圆圈是教会和国际机构最常犯的错误之一,这产生的结果就是过度地依赖

举例来说,有些援助机构可能会急着在某个社区建立孤儿院,却没有优先考量孤儿的亲属是否有能力领养这些儿童,并在额外的经济支援下照顾他们。或是在一些儿童赞助计画中,除了收到衣服或牙膏等礼物外,儿童的学费也完全由赞助人给付。结果便是,在乌干达,经常会听到父母来到赞助他们孩子的机构说:“你的孩子生病了,你需要治疗你的孩子。”

然而,帮助人们的方式应该是加强父母送子女上学的责任感。最好能帮助家长改善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让他们可以自己支付养育孩子的费用——或至少首先了解家长能养育孩子的程度,以及他们的地方教会愿意以何种方式提供帮助,然后再补充其他不足的部分。如果这类过程的结果是援助机构需要给予每个家庭的钱减少了,那么机构就可以用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更多社区里更多的家庭。这并不是要减少给予或帮忙,而是要在慷慨的付出中善用智慧。

在帮助个体或群体之前,应总是先从倾听开始。当地政府如何回应他人民的需求?他们的地方教会是否也希望帮助同样的人?我们可以与当地的机构合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上走更远的路,而不是取代他们扮演上帝赐与他们的角色。在奉献之中有喜乐和祝福,我们不该把所有的祝福都留在自己身上!

最后,让我们反思一下在尼日尔发生的故事。 2010年,这个西非国家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饱受粮食不安全之苦。一个国际基督教机构捐赠谷物,并与当地的基督教团体合作,以折扣价将谷物卖给几个社区团体。

过去,该国际组织曾提供谷物给残障人士或慢性病病患。但这次,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挑战当地团体,要求他们考虑从自己的教会募集资金来购买谷物,然后再免费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一开始,当地团体成员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们不认为贫穷的教会能靠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但他们的教会慷慨解囊,得以为这些社区里最需要的98人购买谷物。最后,当地团体十分感谢该机构鼓励他们的教会参与捐献的一环。

一位社区成员表示:“能够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只是派发别人给的礼物,而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和内心掏出来的。村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心意。”

作者Anthony Sytsma在乌干达的Resonate Global Mission工作,指导并训练地方教会的牧师,并协助推广《Helping Without Hurting in Africa》(帮助但不伤害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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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耶稣会对今日的“帝国”说些什么?

教会除了应向掌权者说真话,也应该让世界看见我们时,“真的”看见基督的生命样式。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Wikimedia Common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3, 2024

今年,全球有超过50个国家举行选举,其中有半数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地缘政治的动态,因此,赖特(N. T. Wright)的新书《耶稣与列强》的发行时机绝非偶然。

几年前,赖特(《天堂,有什么好期待?》的作者)和伯德(Michael F. Bird)合作撰写《上帝子民的新约导论》ㄧ书,他们意识到基督徒在如何参与政治方面缺乏圣经指引,因此决定为此做些事。

赖特说:“我们两人都觉得现今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真正接受过基督教政治观的教导。在18世纪之前,有许多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200-300年间,我们却忽略了这个层面,现在是重新回来思索这一领域的时候了。”

赖特认为,政治神学的“门径”是这样一个观念:在基督再临之前,“上帝要人类掌权。”他说,虽然根据圣经,所有政治权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上帝所命定的” ,但基督徒被呼召要“带头”向他们问责。

“上帝设计并呼召教会成为‘新天地’的模型,在世人面前活出这个标志:让世人看见上帝应许要为世界成就的工作。也就是借着教会,世上其他人惊叹:‘哦,原来这(教会身为一个群体共同生活的榜样)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样式。’”

当全球教会真正成为一个“敬拜唯一的神、在世界上行公义与怜悯的群体”时,教会“向世上的凯撒显明耶稣才是主,他们不是”,并且“向掌权者显明人类应有的生命样式。”

在接受本刊的访谈中,赖特谈到需要更多神学上的合作来处理政治议题,处理导致基督徒对政治领域漠不关心背后那扭曲解释的末世论,以及全球教会应如何面对当今世上各种形式的帝国恣意“放纵”的行为。

我在去年秋天的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简称ETS)会议中听到一些人说,现在没有太多学者在做政治神学的工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是的,让我举个例子。两年前乌克兰事件爆发时,我写信给美国两三位在这个领域主要的基督徒思想家,说:“各位,你们在政治神学方面的工作比我多。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件事呢?如果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总统或什至普京(Vladimir Putin)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从他们的回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非常谨慎处理这件事— —政治神学是个非常困难的领域,我们还不太确定该如何进入。

我认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那些写过政治神学相关书籍的人,当危机发生时,我不确定我们之中是否有人有张明确的路线图,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思考所有这些事,以及我们应如何明智地组织我们的政治。

很多基督徒都被告知,政治是肮脏的游戏。当我们教导人们如何祷告和上天堂时,我们把政治留给政治人物和社工去做——但这两方永远不会相遇。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多数基督徒意识到这种黑白分明的界线根本不能反映圣经教导或基督徒的见证。尤其当你开始思考耶稣说的上帝的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时。

在《马太福音》的结尾,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试问,耶稣在地上有什么样的权柄呢?在新约圣经里,这看起来是耶稣透过圣灵将任务委派给教会。但这并不是说教会应该管理世界,而是教会应该在向掌权者说真话、作他们的反思镜、以及自身群体活出“新天地”应有的样貌⋯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引言中,你提到你和伯德之前的作品某部分而言启发你们着手这本新书。是否能请你多加描述这本书背后的圣经或神学基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件事一直强烈地挑战我的想法,就是人类在上帝原先美好的创造中扮演的角色。在创世记第一章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意味着上帝计画透过人类在世上作工。

在西方神学中,我们常常把创世记1-2解读为上帝让人类接受道德考试,然后人类搞砸了。但这种解读使整个对话从错误的方向开始,而不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思考:如果人类搞砸了,如果人类崇拜偶像,上帝要如何透过那些顺服于祂、愿回应祂心意的人类来有智慧地管理祂的世界?答案是——上帝已经将这些人从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能够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作为上帝的副执行官来管理天父世界。

对我来说,当我第一次研究这个课题时,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来自约翰福音19 章,耶稣对本丢彼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换句话说,是的,统治者有上帝赐的权柄,但上帝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初代教会就像犹太人一样,认为批评君王是自己的责任,如同先知施洗约翰对希律王说:“你在xx的事上越界了”,或像耶稣那样,在统治者和权柄做错事时告诫他们。

因此,基督徒忠心地参与政治的方式,并不是对政治领袖说:“你们没有上帝所赐的权柄”,而是说:“我们会批评你们如何使用上帝所赐的权柄。”我怀疑西方世界多数的教会内多数的人——或其他地方的教会——甚至曾经有过类似的思考。但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不会了解教会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基督徒应该如何向政府问责,并确保公职人员负责任地运用他们的权力?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持有不同的宗教观点,对于公义也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你又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当我读诗篇72篇时(我时常回顾这篇伟大的弥赛亚诗篇)──虽然有些人反对这篇所谓的“皇室诗篇”,理由是诗篇作者是个“帝国君王”——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诗篇72篇所祷告的是:“耶和华,求祢将祢的公义赐给王,使他顾念寡妇、孤儿和陌生人”⋯等等。这个诗篇一再重复这些话。然后,在结尾,它说:“如此,全地都要充满祂的荣耀”。是的,这就是上帝得荣耀的方式。

你可以称这种思维为一种全球伦理的自然神学。多数文化传统都会同意,照顾弱小听起来是好事。不幸的是,当复杂的利益冲突卷入其中时——如果弱小者碰巧是进入你国家的移民,而你不想要更多人进入你的国家时——你就可能会说:“不,叫他们离开,去别的任何地方。”但同时我们需要智慧的、深思熟虑的移民政策,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支持成千上万想要移民来自己国家生活的人。

而教会需要训练人们有智慧地思考所有这些相关问题。我们不应该让专业的经济学家来处理——或至少,我们需要专业的基督徒经济学家。我们需要基督徒来看待国家发展或移民的问题,或我们正面临的全球性的巨大问题,让这些基督徒以智慧向教会提出建议,帮助教会在真理中说话。当然,不只是像我现在这样浅浅的谈这些议题,而是在严肃的问题上有真正的深度和权柄。

有些不想参与政府/治理这个世界事务的基督徒会说:“反正这个世界也快下地狱了”或“教会是独立的,是远离世界的堡垒”你会对这些基督徒说什么?

确实有这样的人。非常有趣的是,这类想法的出现约是在18世纪初。当时英国和美国原本有许多人抱着胜利者的姿态,感觉“我们现在要接管世界了,福音要统治世界了!”例如韩德尔的《弥赛亚》里所唱,“祂他要统治世界,直到永永远远。”事实是——这些歌在1740年代听起来很棒,但有意思的是,到了1790年代,有些事情发生了转变,伊壁鸠鲁派(享乐主义派)赢了——法国大革命发生了,人们开始害怕,不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这种避世心态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在那时宗教与政治被分割开来。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伊壁鸠鲁派基本上把天堂和地球分割开来。这让人们可以用他们想要的方式来管理地球——通常意味着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考虑任何宗教问题。而那是场灾难。

接着,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浪潮出现了,尤其是在美国,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都带有非常负面的末世论:相信唯一能发生任何事/改变的方式,就是上帝抛弃现在的计画,从头来过。于是,许多基督徒回到柏拉图的思想里,说:“好吧,反正我们的灵魂无论如何都会逃离这个地方,总有一天会去到别的地方。”但正如我不厌其烦地对学生们说的,在新约圣经中,天堂这个词从未被用来指向我们最终会去到的地方。灵魂(soul一词也从未意指我们在人生终极之处的存在方式。

人们假设圣经故事是关于人类的灵魂如何找到通往天堂美景的路。但整个圣经的叙事是反其道而行的——圣经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此地此刻与人类同在。启示录第21章的主轴不是人类与上帝同在,而是上帝与人类同在。

我年纪越大,越认识到使徒行传第2章——当圣灵降临,充满房子——是ㄧ幅描绘圣殿的场景,它直接带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8章或出埃及记第14章。使徒行传第2章向我们诉说:“这就是上帝一直想做的事。上帝,圣灵,一直愿与人同住,并透过人类生命来做工。”然后,哇,这真的发生了!圣经里的神学与人类ㄧ直以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

常见的旧有观念认为,“上帝抛弃了目前的世界,我们何苦烦恼去矫正它呢?”但这种想法里没有丝毫的公义。全球的教会群体此时急需我们以更基督教的方式、更符合圣经教导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处境。

赖特(N.T. Wright)是圣安德鲁大学圣玛丽学院的新约与初代基督教荣誉研究教授,也是牛津Wycliffe Hall的资深研究员。他最近的著作是与Michael F. Bird合着的《耶稣与列强:基督教在极权恐怖与功能失调的民主时代中的政治见证》(Christian Political Witness in an Age of Totalitarian Terror and Dysfunctional Demo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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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s

在过剩的文化中宣讲“日用的饮食”

耶稣的听众大多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如果我们多数的听众拥有的甚多呢?

CT Pastors September 23, 2024
Photo by carlosgaw | getty

我还是个和爸爸一起进行牧区访问的小女孩时,我在许多家庭中看到了类似的画面:一个白胡子的男人对着一条面包、一个碗和一本非常大的圣经祷告。通常还会配上经典的台词:“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来自主祷文的请求背后有着深厚的教牧关怀意义,但不是神学院里教导的那种意义,而是牧养(pastoral这个词更古老的意义:让人联想到羊群在麦田附近吃草的场景。这句话能让那些自己种植并生产食物的人产生共鸣,但不一定能让那些家附近有五间超市的美国郊区居民产生共鸣。

我在郊区的教会每周会ㄧ起用主祷文祷告。历史上,主祷文在礼拜仪式和教义问答中都有一席之地,常被用作教导的起点(例如马丁路德的教义小问答、海德堡问答、威斯敏斯特问答和新的北美圣公会教义问答)。使用主祷文成为讲道系列是种明智的作法,既能教导耶稣这段人人熟知的话,也将上帝的子民指向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个可以用于祷告、教导和讲道的祷文。

在关于主祷文(太6:9-13;路加福音11:2-4)的团队讲道系列中,我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特别的句子指派给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圣经中关于食物的主题。但当我开始为讲道作更深入的准备时,这句话的挑战变得非常明显。虽然主祷文其他部分很容易捕捉到会众实际的需求,但这句话并没有——或至少没那么容易马上引起我的会众的共鸣。

在一个加速世俗化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对“上帝的名被尊为圣”的渴求。我们希望上帝的国以祂全部丰盛的样貌降临,因为我们目睹现今世上的暴力和痛苦。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得以实现。我们渴望得到饶恕,以及饶恕他人的能力。我们也渴望从试探和邪恶中被拯救。这些祈求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能深深抓住听者的心思意念。

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看着我衣装整齐的美国郊区会众们,我很肯定这与耶稣首次教导这些话时所看到的门徒和人群截然不同。耶稣听众里大约90%的人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而我多数的会众拥有高级且丰满的食品储藏室,并且他们大多是Costco的会员。

今天,几乎90%的美国人口拥有食物充足的保障。是的,食物沙漠确实存在,许多美国人也确实经历着饥饿;对在这些教区环境中服事的牧师来说,他们与这句祷文的连结感显而易见。但面对这句祷文看似已经得到回应的会众,我们又该如何教导这段经文呢?

不仅仅是关于灵性

历史上,以这句经文来讲道的方法之ㄧ是强调食物的灵性层面。 “擘开生命的粮食”,我们可能会一边唱着一边翻阅圣经来喂养灵魂。我们也可以将这句经文与基督连结起来,祂说:“我(这里)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约4:32),以及耶稣作为生命之粮的身份(约6: 35)。

但在记录主祷文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文上下文中,耶稣以实际的物质的方式关心饥饿人群的身体需求。祂喂饱了五千人和四千人。所以,尽管这段祷告可以正确地被灵性化──强调基督作为我们每日灵性滋养的源头──但这句祷告也具备基本的现实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满足我的日常所需!基于我们身为人类的具体现实,这个关于物质供应的信息必须与对灵性需求的强调一同呈现。我们在天上的父既关心我们的灵魂,也关心我们的身体,这个祷告应指向两种类型的供应。

因为一篇讲道无法一次涵盖所有主题,当我准备以这句经文讲道时,我决定着重于讲述物质上的供应。我透过强调这句经文中不同的单字来做到这一点:“我们”指向参与在上帝的供应工作里;“今日”指向需求的日常性;而“饮食(面包)”在一个充满过剩物质的文化背景里,指向我们需求本身的简单性。所有这些强调的重点可以帮助我服事的身处过剩文化中的会众群体开始透过新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待上帝的供应。

我们:关乎“参与”的邀请

以主祷文讲道时,我们可以强调它的复数本质:我们我们的,而不是我和我的。当我们这样祷告时,我们是与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这不仅仅是为了我和我的家庭,这是关于上帝的家庭。因此,我们与我们在这世界上其他弟兄姐妹一同祷告——他们的生活多数离美国奢侈的郊区生活十分遥远。这个祷告应能引导我们自问我们如何作为耶稣的手和脚参与在上帝的工作中,透过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来满足教会内外肢体在物质上的需求。

我讲道的时候将这节经文与在印度乔普达(Chopda)和我教会合作的一间教会(简称HC教会)连结起来,邀请会众作为基督的身体参与供应食物和药品,照顾我们在世界另一端的弟兄姊妹的物质需求。在我们的会众慷慨地回应这个邀请后,我们收到了关于HC教会在食物和医疗用品上神奇倍增的影片报告。这成为了我教会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的强而有力的范例。

也许,当我们在讲道中解释这段经文时,圣灵能使我们的心紧紧地与那些在橱柜贫乏之际如此祷告的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上帝可能正呼召我们透过参与祂的工作来回应他人为日用的饮食做出的祷告。

日用的:关乎“关注真正的需要”的邀请

在讲道中,我们也可以强调“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差异。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会满足我们所有日用的需求,而不是我们所有的欲望。在一个为了行销目的使我们混淆“欲望”和“需求”的世界中,这句祷告可以引导我们智慧地辨识两者之间的差异。

马丁路德在他的《小教义问答》里如此总结这句祷告:

日用的饮食是所有属于支持身体需求的东西,如食物、饮水、衣服、鞋子、房屋、家、田地、牲畜、金钱、货物、一位敬虔的配偶、敬虔的子女、敬虔的仆人、敬虔并信实的统治者、好的政府、好的天气、和平、健康、纪律、荣誉、好朋友、信实的邻居⋯⋯等等。

这个清单上有很多我们确实需要但无法自己供应的东西。当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实际的日常需求代求:清洁的空气、水、食物、住所、睡眠、爱(的关系)和目标。我们将所有这些需求托付给我们良善的天父。

面包:关乎简单的邀请

在希腊文原文里,中文翻作“饮食”的词为ἄρτος(面包),面包是种简单的食物,是当时的人日常基础的食物。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将面包这个词替换成我们的群体依赖的任何健康主食,如大米、小米或玉米。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日常的营养。我们不需要花俏的食物,我们需要的只是食物。

在强调面包时,这句祷告指向基督信仰里关于简单的实践。在这个我们可以轻松在手机上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下订并收到泰式炒河粉或墨西哥卷饼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时常被提醒这一点。

当我们说“愿祢的国降临”时,我们正在加入耶稣王向世界宣布上帝的国度到来的使命之中。这是个颠覆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国度,我们——作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儿女——在其中寻求今日的面包。不是奢华或精美的食物,而是滋养生命的简单食物。

讲述圣经中关于简单的教导,能为储仓丰盈的人带来明确的应用,包括简单饮食的实践和减少或避免浪费食物。在马太福音15:37,耶稣喂饱四千人后,祂的门徒收集了剩余的食物。想像一下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食物?分发给回家路程更长的人、一些寡妇,然后连着几天将剩余的食物吃完,没有丝毫浪费。

在讲道中,我们可以邀请听众思考:我们如何拥抱简单的生活、视食物为上帝赐与的礼物,并以智慧管理这份礼物?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以这段经文讲道的那天,我烤了薄面饼在信息尾声分发给会众,邀请大家一同进食,认识到手中的面包是上帝的礼物,并思想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里喂饱的四千人。一边聆听关于面包的经文一边吃着面饼有助于抓住会众的心灵、想法和身体的注意力,也许往后每一次进食都能引导我们将目光回到每日赐予我们各种面包的上帝那里。我的盼望是,随着我们向圣灵的引导敞开自己,无论我们的经济情况如何,这个祷告都能转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以符合上帝那即将到来的国度的方式进食并彼此分享。

Joy-Elizabeth Lawrence 是Hinsdale Covenant Church的灵命塑造助理牧师。她在维真神学院获得基督教研究硕士,并在加尔文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她与家人一起住在芝加哥郊区。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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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逝世:丹尼尔·布尔丹内,从科学家到热爱基督教书籍的IFES领袖

这位来自查德共和国的学生事工领袖致力于推动非洲的基督教出版事业。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 Edits by Rick Szuec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4

丹尼尔·布尔丹内(Daniel Bourdanné)是位来自中非国家查德(Republic of Chad)的科学家,曾担任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总干事,并长期致力于推动非洲的基督教书籍出版事业,激励世界各地的年轻福音派信徒。他于9月6日因癌症去世,享年64岁。

在参与学生事工多年后,布尔丹内于2007年成为《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的总干事,并担任此职务至2019年。布尔丹内热爱阅读(有时也会写作),从2018年直到去世期间,他与《非洲发声》(Africa Speaks)合作,致力于推动整个非洲的基督教书籍出版事业。

布尔丹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语国家度过,包括多哥、喀麦隆和象牙海岸共和国,后来移居英国牛津,成为IFES秘书长。逝世时,他居住在英国斯温顿。

“上帝把我从这片大陆差派到世界各地,祂又带着我与世界一起回到这块大陆,让我完成作为非洲教会宣教士的使命。”布尔丹内在2019年于南非举行的IFES世界大会告别演说中如此说道。

“丹尼尔以身为非洲人为傲,”IFES马利分会总干事蒂耶莫科·库利巴利(Tiémoko Coulibaly)说。 “尽管他住在西方,但他的心仍留在非洲,他从未放弃他出生的非洲大陆。”

布尔丹内是一名牧师的儿子,1959年10月18日出生于查得马约-克比西部的帕拉。 10岁那年,他失去了父亲,父亲的去世迫使他开始在田里工作,砍柴、种植蔬菜以供母亲贩卖。 1965至1979年的内战夺去数千人的生命,让这些责任变得更加沉重。

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布尔丹内获得奖学金,前往查德大学攻读动物生态学。随后,他在多哥洛美大学(前身为贝宁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

1983年,布尔丹内移居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攻读动物生态学博士学位。 1990年,他完成了关于千足虫的博士论文答辩,并成为国际多足类动物学家学会的成员。

在继续学业的同时,布尔丹内开始担任高中生物老师。然而,他对向学生传福音的热情早在那之前就已被点燃。他曾说:“14岁那年,在一次《启示录》第1章的查经中,我第一次感受到见到学生得救的异象和热情。”

“大学的求学过程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深刻影响并引导人类社会的未来,”他在2011年《实用神学词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pratique)一篇关于学生福音事工的文章中写道。 “学生常常处于全球社会变革的前沿。确实,当他们一起行动,在满满的活力、决心、激情、想像力和创造力的驱动下,他们拥有推动社会的力量。”

1990年,布尔丹内开始担任IFES的巡回秘书;1996年,他被任命为IFES非洲法语区(GBUAF)的区域秘书。

2007年,他接替自1991年起担任该职位的林赛·布朗(Lindsay Brown),成为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总秘书。当时,IFES运动已有60年历史,并已在超过150个国家建立事工。而在布尔丹内12年的任期内,该运动显著地成长,尤其是在领导层的多样性方面。

在布尔丹内的带领下,IFES为来自全球南方的神学家提供更多的发言空间。 2007年,他任命来自菲律宾的克里斯蒂·朱塔雷(Christy Jutare)为首位女性区域秘书,负责领导欧亚区域。 2011年,他任命了首两位学生代表进入IFES董事会。 2016年,他重启一份全球神学与宣教反思的期刊,《神的道及世界》(Word and World)。

当被问及任期内的亮点时,布尔丹内表示,其中包括见证上帝“走在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上,邀请意想不到的人与祂同行,以及在艰难的环境中看到上帝开启机会之门所带来的喜乐。

他也指出一个主要的挑战。在告别的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们庆祝我们的合一,但我们都是人,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试图推动自己的议程或喜好,这并不令人惊讶。……我自己是在战争和部落冲突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可能对这些情况会如何威胁到IFES的合一更加敏感。”

布尔丹内最大的热情之一,是让全球教会听到更多非洲基督徒的声音。他的做法是鼓励非洲基督徒不要只追随某一特定学派,而是能自己成为神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声音。

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们之中一些人可能支持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另一些人则与斯托得牧师(John Stott)或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观点一致,这些差异让我们更丰富,而非分裂我们。”但他补充道:“在这三个名字中,没有一位是非洲人,也没有来自拉丁美洲或亚洲的人。”

布尔丹内对学生的热爱仅次于他对书籍的热情。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拥有成百上千本书籍,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图书馆中:一个在他位于英国的家中,一个在他牛津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在象牙海岸的住所。

布尔丹内对文字的热情一度促使他创办了一本杂志。他和四位朋友集资创刊,并投资出版。这本杂志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运营,直到团队解散为止。除了来自宣教士的一次性80美元捐款外,他们从未依赖外部资助。

1995年,布尔丹内成为非洲圣经出版社 (African Biblical Press)的主任。 2018年,他加入《非洲发声》(Africa Speaks)的董事会,并在那里服事直到逝世。他透过鼓励非洲基督徒作家写作和出版,并推广他们的书籍,来促进非洲基督教出版业的成长。

布尔丹内相信,对非洲基督徒而言,书籍可以成为生命转变的催化剂。他写道:“除非我们先赢得对书籍的热爱这场战斗,否则非洲将不会经历出版革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热情将会从内部正向地“污染”非洲。他的比喻灵感来自耶稣在《马可福音》第7章的话,指出能“污染”人的东西是由内而外的。

布尔丹内坚信,非洲需要为自己的进步做好准备,在他看来,这需要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并伴随着与西方富有成效的合作。

“如果非洲人在星期天充满热情,但到了星期一,贪腐、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恶魔又卷土重来,这种热情又有什么用呢?”布尔丹内于2006年在日内瓦向主要由欧洲福音派领袖组成的听众讲道时说。 “如果我们的生活仍然被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所驱动,如果我们的教会仍然分裂,那我们在欧洲的敬拜和祷告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呼吁欧洲基督徒为改变而奋斗:“我们的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道。不公义的受害者必须看到西方基督徒在这方面的承诺。”

尽管布尔丹内更多参与在推动非洲的基督教文学出版,而非亲自撰写,但他仍着有《非洲的福音派,他们是谁? 》和《成功神学,非洲教会的威胁》等书。

2018年,加尔文大学授予他亚伯拉罕·凯波尔改革神宗学与公共生活杰出奖,表扬他在法语基督教出版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在IFES的事工。

“25年前,丹尼尔看到基督徒学生需要在他们关心的各种议题上听到来自基督教世界观的指导,因此他采取了行动,”加尔文神学院院长朱尔·梅登布利克(Jul Medenblik)说。

法国自由福音神学院(FLTE)宣教学教授兼IFES全球资源事工成员提摩太·乔塞(Timothée Joset)表示,他的朋友布尔丹内让他认识到非洲法语区和全球南北关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他的韧性也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经历很多种族歧视,但他从不心怀怨恨,”乔塞说。他提及一个非常严重的例子,甚至神学家赖特(N.T. Wright)都曾在复活节布道中提到这个例子。

赖特说,在IFES聘请布尔丹内为总干事后,“英国驻阿克拉的高级专员公署在处理布尔丹内申请来英国的事宜上拖延不前,最终以极少的解释驳回他的申请。”布尔丹内随后要求使用目前的观光签证前往英国,并获得批准。但当他抵达英国时,他被拘留了22个小时,手机被没收,然后被遣返回非洲。

尽管经历了这些事件,布尔丹内仍以他的体贴和谦逊激励他的同侪。一位学生深情地回忆道,当英国邮政系统不断把他的地址与另一个国家的地址混淆时,布尔丹内亲自为他带来书籍。另一位国际同事回忆起布尔丹内在会议期间更喜欢坐在地板上,让其他人有椅子坐。

但这种温柔的心肠从未阻止布尔丹内在他深切关注的议题上挑战他的基督徒同僚,例如传福音。他曾担任洛桑运动非洲法语区(共21个国家)的国际副主任,直至2010年南非开普敦的洛桑会议。卸任后,他被任命为洛桑运动的董事会成员。

“当我们宣讲一个忽视强者对弱者剥削的福音时,我们说的话还能有可信度吗?我们是否能在忽视非洲人的社会状况下继续只关心他们灵魂的救恩?”布尔丹内在2016年问道。 “福音对那些挣扎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群体而言,如何算是好消息?面对非洲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或环境问题,我们怎能保持沉默?宣讲和实际行动必须同时进行。”

丹尼尔·布尔丹内来自尼日的妻子哈莉玛(Halymah),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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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你的总统选票会让你下地狱吗?

若我们试图为“基督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福音”添加额外的门槛,我们所传的就是另一种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于我的工作性质,这些年来我不得不对许多有争议的议题发表看法,偶尔也会遭人咒骂。有时,有人会对我吼道:“上帝诅咒你(God damn you)!”当一个非基督徒这么说时,感觉还好,但当基督徒这样骂我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

最近,我认识并喜爱的一个家庭收到一封来自一位他们长期以来视为朋友的信,内容让他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朋友在信中暗示这个家庭会下地狱,而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否认基督信仰、接受某种异端教义或过着不知悔改的不道德生活。问题在于这个家庭没有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

写信的人在信中加入“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爱你们”之类的话,但这种行为跟那些想发生性关系却又不想放弃守贞戒指的人说“我们做的事其实不算性行为”的行径一样。在“上帝诅咒你”之后加上一句“祝福你的心”并不会改变这种残酷行为的本质太多。

像这样的事我最近每周至少会遇到一次。某方面而言,这种现象在我们(美国基督教)历史上是种新鲜事。举例来说,我无法想像教会曾经会为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应否成为总统而分裂。我也无法想像ㄧ家人会因为有人投票给吉米·卡特,有人投给杰拉德·福特而彼此拒绝交谈。然而,过去十年左右,这一切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之中一些人还无法适应。我的祷告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模式习以为常。

这很大程度与美国社会如今有更大的分裂有关——民众的两极化、政党的部落化,以及政治本身的浅薄化、碎片化。但部分原因则与美国教会内部的改变有关。

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宗教会试图迎合人们的“感受需求”,尤其是想激起它想吸引的群体的激情。当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或“如何被赦免罪责”时,市场导向的宗教就会更加强调这些内容。

当这个“宗教市场”世俗化到更关心如何在职场上蓬勃发展或如何为婚姻增添色彩时,市场导向的宗教也会反映这些需求。而后当市场再进一步世俗化,而此时人们想听到的是关于为何他们在政治、民族或种族上的“敌人”是坏人的“猛料”时,市场导向的宗教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确实已经做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得到一种“美国宗教”:人们很乐意与那些会被比利·桑德(Billy Sunday)从布道会上驱逐出去的成功神学传道人合作,更别说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宗教。这种美国宗教的信徒谴责那些坚守每一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人,只因这些人不愿违背良心支持自己认为错误的政治事业或候选人,就视他们为“可能根本未曾重生的人”。

在一个政治化、世俗化的美国基督教中,有些人似乎认为使徒们关于对“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的劝告(彼后1:10)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经验已变得冰冷且死寂的时代,而政治立场反而显得充满活力且令人振奋,更别说,参与政治是多简单的事。在社交媒体上因为政治立场嘲讽邻舍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些别人的尊敬,但反正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另一方面,为基督作见证并说服你的邻舍将生命交托给祂,则需要你付上一些代价。透过言语交流及生活里的实际行动来向你那刚逃离暴力与贫困的海地移民邻舍展现基督的样式,需要你打断自己生活的惯性和舒适。但转贴虚假指控他们会吃掉宠物的迷因/梗图——因为某人的表弟的高中朋友说这些人会吃宠物——则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尽管这样的美国基督教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新鲜事,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根源非常古老:这只是教会早期出现的异端宗教之一的美国化版本。

新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保罗写给罗马和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都在处理关于跟随基督在信仰中与祂合ㄧ的争议。被使徒们判定为假教师的那群人主张,外邦人若要跟随基督,必须首先成为犹太人,接受割礼并遵守饮食和节日规定。针对那些坚持外邦人必须受割礼的教师,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加拉太书2:5)。

对于使徒来说,那些在福音上加添内容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一个“基督加上⋯⋯”的福音,其实已经是另一种福音了(加1:6)。保罗谈及那些试图为“基督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福音”添加额外门槛的人时,说他们“应当被咒诅”(加1:8-9)。如果一个人与基督联合,那么旧有的分类方式就被打破了,原本不会走到一起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富人和穷人、革命激进分子和税吏人——在这个奥秘中相遇:在基督的身体里,唯一的标志、分类方式就是基督,并且唯有基督(歌罗西书3:11)。

福音的样貌当然会在生活中展现出来——既体现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方式上,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上与他人共同生活。

然而,尽管人们可能致力于相同的正义的目标,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上存在不同意见。圣经命令我们关顾穷人,在某些问题上,这种应用既明确且直接,例如我们不应剥削工人的工资(雅各书5:1-6)。但在其他问题上,基督徒们可能对哪些公共政策才是真正有利于穷人,以及哪些无心的后果可能会伤害他们,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这些层面上很可能会有人出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政策辩论和道德上的游说。

有些基督徒认为,要实现“支持生命派(Pro-life)”对于保护尚未出生的人类的理念,意味着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投票给共和党。其他基督徒则认为,将支持生命派的理念与整天控诉別人性混乱、厌女、蔑视弱势群体和暴民暴力等形象联系在一起,长期下来只会对这个派别造成伤害。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良心要求他们投票给一个即使在重大议题上与自己意见相左,但仍尊重法治和宪政秩序的候选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无法在良心上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大家都知道,我对总统选举有非常强烈的看法。我过去如此表达,未来也将继续表达,否则的话,将会违背我的良心,违背我对爱我的国家的理解。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可能全国有一半的人不同意。我当然不会认为那些与我不同的观点在道德或理性上与我的观点旗鼓相当,否则我也不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些与我意见相左的人,从定义上来说就不是基督徒。如果这么想的话,就是在对基督的信仰之外,额外加上一个要求:必须和我看待今日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观点一样。因为这种想法将会非常接近加拉太书里描述的异端。而圣经说,这种想法确实会危害我们的灵魂。

当有人将对任何党派/政治运动或人物的支持与基督信仰本身混为一谈时,我们有责任站出来发声。有种特别不合逻辑的行为是,有些人为过去的奴隶主或白人至上主义者辩护,称他们只是“时代的产物”或“有盲点的好基督徒”,但同样这些人却同时大声呼吁只有和自己投同样选票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比所有问题加起来更严重的——甚至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更严重的——是将福音与某个人类个体或权力混为一谈。当教会对三位一体的异端漠不关心,或嘲笑耶稣所定义的圣灵果子,却反倒因着某个党派/政党认同而团结起来时,我们正走向复活的基督曾警告初代教会不要陷入的某种更接近帝国崇拜的东西。初代教会最终因拒绝说“凯撒是主”而遭到崇拜凯萨的人的迫害。一个人在选举日做的决定也许与审判日会发生的事有所关联,但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日子混为一谈,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一场选举。认为自己只是隐喻地对政治对手说“下地狱吧”已经是件很糟糕的事了。但如果我们认为那就是福音,就更糟了。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总编辑,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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