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书让你在养育中喜获安慰

在一切的世事都是前所未见之时，上帝的护佑却一成不变。

我们教会最近举办了一个专注于儿童与科技的养育子女讨论会。我在会中小心翼翼的讲述了我多年来养育青少年的失败例子。即使在重述中，我还能感觉到内心中恐慌的纠结。这种感觉就好像当年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又再发生一样。

当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与这个世界的艰难现实纠缠交错时，在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恐慌是无与伦比的。今天的父母都要面对同样的那种合情合理的恐惧。

除了以往抚养孩子所有常见的挑战之外，现在还要加上社交媒体、社会不断变化的性道德、性虐待丑闻、瘟疫疾病，色情片等等事项，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今天的父母养育子女是困难重重的。今天的基督徒父母，也许比我25年来在事工中所有看到过的，还要更恐惧害怕。

我们都希望能保护子女免受诱惑和负面影响，但这像是一项无法跨越的任务。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好像被要求去穿越一片从未经过，却又到处都是怪物的水域。但在我对养育子女的恐惧中，主让我想到了永恒不变的帮助来作为指南针：他提醒我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孩子是否在面对科技和社会压力上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新包装的旧挑战。传道书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一直认为这看法有点令人意气消沉。但在这动荡的时期，它却成为我需要的稳定力量。这些挑战并非从无前例。我们所经过的也并非未知的水域。永恒的上帝俯视这一代人时，并没有看到任何新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仍一如既往地会随时以信实带领这一代人和所有世代。

我的孩子在他们面前的诱惑时一定会不知所措吗？感谢主，他们并没有如此。我一直就很欣赏哥林多前书10：13的保证：神是信实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但养育青少年帮助我去思考沉思了那节经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一代人的诱惑不是新奇的或不可预见的。它们是和人类历史一样的老旧。

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史无前例的，其实只是犯下古旧罪恶的另一种机制，是一种用现代方法去令人屈服于古老的诱惑。科技提供给我们新的方法去屈服于肉体欲望的古旧诱惑。文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途径去顺从于自我决定、自我意志及自我崇拜的旧诱惑。焦虑的父母可以记住，对这些常见的罪，上帝总是会开一条出路。

所有世代的父母都会与合理和不合理的恐惧搏斗。我猜想，过去世代的那些在饥荒、迫害、贫穷、瘟疫、奴役和战争中养育他们的孩子成长的基督徒父母，他们是否会质疑我们现在所面临殊的挑战会超过他们的挑战。

他们当时所拥有的智慧之井，现在也同样可供我们利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利用与他们在诱惑中所用同样的出路。曾经是他们的磐石和堡垒的同一位上帝，今天也是我们的磐石和堡垒。

尽管我们非常想要这样做，但我们无法让我们的孩子远离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正确敬畏的态度来做父母，教育子女，以对上帝的敬畏为锚来面对周围的风险。

正如蒂姆·金梅尔（Tim Kimmel）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养育成为受安全保护的子女，而是养育他们成为坚强的子女。孩子们有敏感的“属灵鼻子”。他们可以闻到我们内心的恐惧。在我们与他们的日常互动中，我们欠他们基督的芬芳。因此，不要让我们的养育子女出于对我们这世代的恐惧，而是出于对主的敬畏。

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那些用正确安置的敬畏所驱动的的父母将会带着那孩子们需要被环绕的特殊香气，在一个过去、现在，以致未来都不安全的世代中成长强壮。

作为父母，当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能保持冷静，在面对诱惑时有智慧，我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孩子进入同样的性格力量的楷模。我们要带领他们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能有正确的敬畏对象。

翻译：贺宗宁（T. 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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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今日基督教》的每日灵修读物。

Stephen Crotts

在将临节（Advent），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庆祝这个婴孩的到来——躺在马槽里，被玛丽亚及约瑟所深爱，受着牧羊人及智者崇拜的婴孩耶稣。然而将临节——意思是“到来”——邀请我们除了期待祂出生的圣夜，还有其他更多的预备。

纵观教会历史，基督将临节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它源于基督教初始的几个世纪，作为迎接主显节(Epiphany)来临前的一段忏悔期 — 庆祝耶稣的到来及祂特别的身份，教会通常也在这天为新信徒洗礼。不久后，将临节专注的重点转为期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到了中世纪，我们如今所见与将临节有关的主题已成为教会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基督徒把对圣诞节的期待及对耶稣再来的默想结合在一起。

这些历史上常见的主题都交织在将临节的传统——圣经经文阅读中，因为圣经里的预言及应许多次提及耶稣的身份及目的。当我们深浸在这些真理里时，我们对马槽里婴儿的敬畏及崇拜就更加深刻了，因为知道我们是跪在那个即将透过神蹟及大能彰显祂身份的主面前。我们敬拜那位未来会在荣耀中再次降临来审判活人及死人的主。

以赛亚书里有许多引人注意的指向耶稣的预言。我们读到将会有一个应许之子，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7:14）。也会读到即将有一道照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光（9:2），以及这个明确的应许：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
祂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9:6-7）

圣经对应许之子的预言往往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及应验。它们通常会指向先知所处的时代里的应验，同时也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及我们深深期待的第二次降临。

在CT的灵修资源里，我们会探索圣经里关于应许之子的描述，加深我们对我们所认识及深爱的救主的信心。每天的灵修会深入研读能让我们更多了解耶稣的关键经文。每周的主题则围绕在以赛亚预言中关于耶稣身份的一个核心层次。

全能的神

传统上的将临节最先阅读的经文也许感觉会跟我们对圣诞节的期待不太一样。我们读到的不是冬青树和烛光，而是末世的恐怖。且不是从我们让天使欢喜开始，而是从一位先知大声呼唤我们悔改开始。这些段落把我们从舒适的心态中惊醒，提醒我们耶稣是全能的上帝。我们庆祝诞生的救主是未来有一天会回来审判活人及死人的人子。上帝派使者为祂预备道路: 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见证耶稣的能力及荣耀。马槽里的婴孩是全能的上帝，祂的国永远存在。

和平之君

许多将临节的旧约经文能让我们反思我们在上帝慈爱里个人所经历到的平安，想像应许之子将最终的和平带来的那天。战争、暴力和痛苦都会结束。长期分裂的国家和民族合一敬拜。然而圣经促使我们超越我们对和平浅薄的想像，挑战我们看到基督带来的平安是强大且全面性的。这种平安不仅来自耶稣的爱，也来自祂的大能 ——因为祂的平安与祂的公义有直接的关联。祂的平安与祂公义的审判有关。祂所带来的和平是有代价的。

世界之光

从圣经的开头至结尾，我们看到“光”是个被用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存在、救恩、信心的生活，及耶稣本人的比喻。我们读到圣经应许会有一束光永远明亮的闪耀，不受黑暗的阻碍。当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祂说祂就是这个应许之光——有朝一日会照亮上帝之城的那道光（启示录 21:23）。更重要的是，耶稣不仅是你我的光，也是世界的光。正如圣经一遍又一遍阐述的那样，祂是所有国家的应许之子，将会带领一个有着不同文化、族群他的王国。

以马内利

在将临节的最后一周，我们将重点关注在稣诞生的事件，也就是当应许之子——全能的上帝、和平之君、世界之光——以婴儿的身份进入人世。祂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 1:14)。数百年来关于祂的应许在天使的欢呼声、牧羊人的信息、老人及妇女的预言赞美、以及远道而来在万王之王面前鞠躬的外邦人的欢乐崇拜中回荡。 .

祂是所应许的那一位

在今年的将临节，当我们准备庆祝耶稣的降生时，愿我们深思圣经中关于耶稣是谁以及祂来做什么的应许。当我们在马槽前敬拜时，愿我们深深惊叹这个孩子正是全能的上帝，祂是和平之君，祂是世界之光。祂是来牺牲自己性命的那位。祂胜利的打败死亡，升上高天，祂将信守承诺，在荣耀中再次降临。到时祂将伸张正义，将祂的和平之国带往高峰。祂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Books

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为难以相处的人感谢神

Chris Pappalardo

林肯设立感恩节的背景故事令人惊奇，也是对当今世界的一个提醒。

Scott Webb / Unsplash

1863 年秋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发表了两份具指标性意义的声明。您或许知道第一个声明，即著名的《盖提兹堡演说》。林肯在那次演讲中纪念了盖提兹堡的战事。在盖提兹堡这个地方，林肯呼吁全国人民都要牢记在战场上牺牲性命的人，同时勉励他们，为了自由的缘故加倍奉献自己。

另一个声明就在这次演讲几星期前发表，可能更令人感到惊讶。1863 年 10 月 3 日，林肯总统第一次确立了正式的感恩节假期。

林肯表示：“依我看来，全体美国人民应当异口同声地为至高神所赐的恩泽，致以庄严、崇敬及感激之意。”因此，林肯将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分别出来，作为“向我们仁慈之父献上感恩及赞美的日子”。显然，就在我们国家正经历最艰难的战争中，林肯认为那正是表示感恩的时候了。

我们可能会以为林肯的感恩声明是不得体、天真，甚至冒犯人的。但是，阅读了林肯感恩节宣言全文后，当今的读者可以从宣言结论中发现，林肯（似乎）已经忘记有关内战的事情。林肯坦白承认内战的恐怖，这是一场“规模和严重性无可比拟”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这场不幸内战下变成了寡妇、孤儿，哀悼者或受害者”。但是，他把这种艰难与盼望连结在一起，承认神的手引导他行过死荫的幽谷。

冲突和感激，艰难和盼望，林肯并没有感到困惑。他透过圣经的角度来看感恩节。

总要彼此包容…… 且要存感谢的心。

使徒保罗写信给歌罗西的信徒，他将冲突和感谢的观念结合在一个熟悉的经节里：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著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歌罗西三 12–15）

每当保罗将这类简短命令句叠在一起时，我们就很容易错过每个命令背后隐含的意思。凡相当熟悉“教会对话”（Church Talk）的人都知道，我们会用以下方式快速略过所列出的命令：恩慈，这个我听过。谦虚，也听过。温柔，我做到了。忍耐的心，我也有了。当我们逐一确认时，我们无意识地点头表示赞同。我们在思想上，开始将保罗的命令缩减至“神要我们作一个好人”这个命令。

但我们却错过了一件事，保罗实际上是在暗示一种难以处理、反文化、践踏我们的挑战。

看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每一项，若真正操练起来，没有一项会令人快乐的。若要生出耐心，我们就必须处于需要耐心的状况中。若要成为谦虚的人，我们就必须处于需要顺服的景况中，而且我们也必须选择顺服。若要饶恕，我们必须被人苦待，然后无论如何，我们总得决定以恩慈相待。如果“谦虚”对你来说像是“羞辱”，那你的看法与实际没有差得太远。

保罗在这里所称赞的不是一连串温暖的感觉；这不是一个教人“如何做好人”的指引，而是一份美德清单，当要实际活出来这些美德时，人根本不会觉得这是美好的经验。这是一本手册，教我们在生活中去爱最难相处的人。它邀请你去做那些我们每一条神经都告诉我们不要去做的事，也就是深入冲突状况中，并以软弱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告诉我们，要坚强且相信自己。相反的，保罗告诉我们宁为弱小，而且忘掉自我。

但不要错过了保罗如何为这经节所作的结论。这些难行的命令，似乎是毫无理由地以“要存感谢的心”作结尾。林肯在冲突的景况中看到了感恩，保罗也同样看到了。保罗体认到，我们混乱的关系是我们成圣的机会，因此，这些都是上帝的礼物。我们对冲突的自然反应是质问上帝：“为什么？”或是将我们最喜爱的咒诅诗，同步应用在我们的处境中。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反应不应是“主啊，还要多久？”，反而更应该是“感谢您”。

我们的社会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倾向于接近像我们这样的人，并想避开那些困扰我们的人。我们赞扬那些 “不能容忍愚妄人”的人，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认为忍受他人是愚蠢的。当然，宽容和忍耐从来就不是生来就有的，但我们现今社会的压力，似乎不允许给我们操练这些美德最常见的机会。配偶因为“个性不合”而离异；比邻而居多年的邻居没有交往，更不用说认识 30 公尺以外的人，或甚至与他们争论了。友谊常常建立于兴趣与喜好以及亲属的关系上：共和党员没有民主党的朋友（反之亦然）；那些肯定同性恋关系的人没有教会朋友（反之亦然）。而且即便我们确实有一种友谊，它往往是建立在共同感到舒适的基础上，只要一出现极少压力，这关系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可能消失破坏。

社会学家对我们当前社会的友谊有一致的评估，全都令人感到悲观。他们经常在努力寻找解药。我们都知道，维系友谊相当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找到追求友谊的动机。

保罗对歌罗西教会所说的话中有一条线索。他命令的对象不是所有人，而是被更新的神的子民。教会合一的基础不在于血亲关系，而在于耶稣的宝血。“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三 11）。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神大家庭的成员时，我们才能在爱中，勇敢地彼此宽容。若要使我们谦卑、忍耐和温和，就需要神的灵和福音的大能。我们只能在人的软弱中接近其他人，因为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为软弱。

如此，我们就知道使我们忍耐长期冲突的动机和能力。但是问题依旧存在：我究竟应该如何为此而感谢呢？

麻烦制造者“X”

鲁益师（C.S. Lewis）在一篇短文〈麻烦制造者“X”〉中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此文最初出现在其著作《被告席上的上帝》（God in the Dock）。“X”代表你的同事、配偶、岳母或朋友。X 永远给我们找麻烦。更糟糕的是，每次你试图与 X 正面交锋时，您都会发现你的愿望和期望总是“被 X 性格中长久存在的致命缺陷…… X 无可救药的嫉妒、懒惰、易怒、糊里糊涂、专横、暴躁或善变所破灭”。

我们讨厌与 X 发生这些冲突，它们不会激发我们去表现出伟大的爱，当然也不会让我们因为有这个去爱的机会而感恩。但正如鲁益师所指出的，这些冲突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所看到的。

毕竟，神比我们有更多这类的经验。几世纪以来，祂看到了祂对受造物的盼望和期望，因受造物致命的缺陷而破灭了。祂知道 X 是多么悲惨，但祂也知道另一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另一个人。诚如鲁益师所说的，神“又看到另一个人也同样（麻烦）的人，这人是你从未见过的人。我当然是指你自己。”

我们若能了解到，我们也曾经使其他人的盼望和期望破灭，这是自我认知上，一次极大的跃进；我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会原谅自己；我们常常是其他人的肉中刺，眼中钉。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有那么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呢？”然而，他们的确说过，而且经常说。而且，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通常是以骄傲、不耐烦和抗拒的态度来回应别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态度与保罗在歌罗西书三章中所给的处方，背道而驰。

然而，我们对自己的罪视而无睹，不仅仅阻碍了我们的成圣，也抹杀了感恩的心。我们越不能忘记别人在我们生活中带来的难处，我们就越不可能为这些人感谢神。我们或许仍可尝试为他们感谢神，但这会变成了一种重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不会为神将这些难以相处的人带入生活中而感谢祂。我们希望神能快一点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祂能让这些人少一点出现在我们周遭；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属于“付出者”的朋友，少一点属于“索取者”的朋友。

我们希望、希望、希望……。这种态度，与感恩相差得有多远。感恩的人不看可能有的恩典好处，而是现在已有的恩典益处。若与保罗、鲁益师和林肯的态度相比，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知与盲目。他们提醒我们，我们最大的问题永远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我们心中“内部的”敌人。基督徒，无论男女，都是被爱我们的主所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而获得赦免的，而这种态度与这种赦免相去甚远。

通向感谢的路途，并不是从如何找出益处的操练开始的，懂得感恩，是所结出的果实，但它的根是一种病态的决定，亦即我们起初想要紧抓自己暗昧的心态。我个人一直都是一位需要同工忍耐包容的顽固份子；我一直都是不够体贴的人，总是需要配偶的宽恕。我一直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总是需要生命中其他无数的人在爱中“宽容我”。

最另人讶异的是，他们都做到了。在属神的群体中，这些满了恩典的神蹟式时刻，每天都在发生。我最亲近的朋友见过我最糟的时候，他们就像所追随的神一样，无论如何都选择要爱我。您的朋友也为你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在自己的身上披上爱的衣裳，为你遮掩了许多的罪。这就是为何冲突和感谢能够和平共存的原因之一。在敬虔的冲突中，我既是一位付出者，也是一位领受恩典的人。感谢神。

所以，值此感恩的季节，我为那些“难以相处的人”感谢神；为那些需要耐心、谦卑和温柔的时刻感谢神；为我通常想要避开的人际关系的摩擦感谢神。因为在那些时刻里，我想起了神，还有其他人，所施予给我的怜悯。

克里斯·帕帕拉多（Chris Pappalardo）博士是高峰教会（The Summit Church）的研究员、编辑和作家。他与人合著《上帝庇佑下的团结国家：基督徒对美国政治的盼望》（One Nation Under God: A Christian Hope for American Politics）（2015）。

翻译：荣怿真，校对：贺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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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基督徒为和平而战

Kate Shellnutt

一位前选美皇后在广泛的抵抗运动中反对残酷的军政府。

Hannah Yoon

安琪尔·拉蒙（Angel Lamung）从十几岁起就一直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在缅甸，她曾赢得选美比赛，出现在广告中，演过电影，唱过流行歌曲。

但是去年，当新闻主播在晚间节目中读到她的名字，国营报纸将她的照片与其他名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报道性质就不同了。

政府已将她列入通缉名单。

2021年2月，军方通过政变推翻了缅甸的民选领导层，这位当时23岁的基督徒是在街头和社交媒体进行抗议的人们之一。这永远地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

新政权迅速做出反应，以不断升级的暴力来镇压示威者，并对那些表达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公众人物，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拉蒙是根据一项禁止异议的新法律被指控的20位名人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在政变后的第一年，有1500人在示威活动中被杀害，超过1万人被“非法拘留”。

拉蒙去年春天设法逃脱，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一位朋友家的空余卧室提供了安全庇护，从那里她为人道主义援助募集资金，为支持缅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而大声疾呼。

拉蒙在她的YouTube频道上的一个片段中说：“我宁愿离开我所爱的一切，也不愿向独裁政权屈服。”

在缅甸，政府冻结了拉蒙的银行账户，如果她回国将面临逮捕。她的朋友和其他抵抗运动人士从泰国和印度边境发来消息，他们在那里等待逃往安全的地方；或者从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发来消息，那里的警察会停下来检查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看是否有支持抵抗运动的迹象，比如在页面上显示红色或黑色。许多抵抗运动人士携带一次性手机或隐藏自己的个人资料。

当警察把橡皮子弹换成真枪实弹，抗议活动就变得太危险了，但公民抗争行为仍在继续。像医护人员和教师这样的公务员拒绝在政权下工作；根据军方自己的估计，近30%的公职人员参与了抗议。一些人正在抵制国营电力公司和电信公司（政变后网络质量下降，价格上涨了两倍）。

拉蒙仍然在重复着从政变后的守夜和抗议活动中回家时每晚向上帝提出的请求——请他为缅甸带来安全与和平。“我还看不到我们祈祷的结果，”她说，“但上帝也给了我们手、脚和嘴，让我们为正义发声。”

https://www.instagram.com/p/CLj3N6zgbC5/

拉蒙出生和成长在浸礼会中。在这个90%以上为佛教徒的国家里，浸礼会是最大的新教团体。她的家庭是克钦族，是缅甸一个基督教占多数的民族。在该国周边的省份，克钦族、钦族、克伦族和克耶族多年来一直遭受军队的迫害，并为支持民主而与之斗争。

不出所料，这些基督教团体通过官方声明、参与示威集会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抗争活动表明了反对2021年政变的立场。学者们在《信仰与国际事务评论》中指出，更令人瞩目的是，在政变发生后，缅甸的各类公民的宗教信仰都被唤起。

过去也有过抗议——该国有几十年的军事统治历史——但以前从未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时公开参与，将信仰和祈祷带入抗议活动。缅甸的福音派教徒与拉蒙一样，对抵抗运动充满热情，呼吁上帝站在受压迫者一边，反对邪恶。

他们引用《出埃及记》和但以理被囚的故事。教会为公民抗争运动集结资金和物资。他们把缅甸国防军（Tatmadaw ）称为“恐怖主义者”。即使涉及到武装抵抗，牧师们也为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祈祷——他们离开城市，在各省的反叛民兵中接受训练，祈求他们的反抗能够成功。

“在神学上，我不认为这是错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斗士。”仰光的一位牧师告诉CT，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不要使用他的名字。“这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是一个牧者、牧师，但我理解。”

军政府针对平民的方式被人道主义组织认为是“战争罪”和 “反人类罪 ”，包括在住宅、农田和教会场所埋设地雷。

缅甸神学研究所和平研究中心主任马纳·滕（Mana Tun）希望，对于那些觉得被呼召加入武装冲突的人来说，会有更好的选择。不过，他并不觉得这与基督教对和平的理解有什么冲突，因为这些斗争是要把一个国家从轰炸、处决和折磨自己人民的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滕教导学生将缔造和平视为参与性的、积极的和回应性的；强迫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和平。

“和平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它可以是抗议。它可以是一场斗争。人们在被压迫的时候保持坚韧，就是一种和平的形式。”8月抵达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滕说：“抗议、抵抗、甚至战斗仍然可以是你爱敌人的方式。爱是永远为善挺身而出。”

但这些做法在缅甸也会带来实际后果。反对政权的人和组织可能会无法使用他们的银行账户，因为银行系统是由政府管理的。警察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突袭、搜查和任意逮捕。监狱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7月，四名革命者被军政府处决。

即使在最初的几周里，拉蒙已经知道作为公众人物发声的风险，但她的信念让她无法保持沉默。

在17岁被评为缅甸洲际小姐（Miss Intercontinental ）后，拉蒙将自己的影响力视为神交托她管理的恩赐。当2020年疫情袭来时，她写了一首名为《保持坚强》（Ar Tin Nay Bar）的歌曲，以鼓励面临困难的粉丝。

当她为在政变后加入抵抗运动而祈祷时，她说神让她对这个决定感到平安。她引用了《箴言》4:14：“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我有很多粉丝和影响力，”拉蒙说。她是“希望的激情”（Passion for Hope）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帮助那些因政府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我想为我的信念发声；我想让人们知道军队在做什么；我想让人们支持正义。”

缅甸一半的人口在30岁以下，就像拉蒙和她的追随者一样。仰光一名19岁的基督徒在接受CT采访时说，年轻人，包括佛教徒和福音派教徒，都感到“愤怒”，“沮丧和无用”。在公民抗争运动下，他们不上学，也很难找到工作，很多人渴望加入战斗。

至少，年轻的基督徒有教会。“在过去，我把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这位年轻人说。“我对基督教社群更心怀感谢了。”

“希望的激情”初创时是拉蒙和朋友们为那些在军政权下受苦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的渠道。这已成为她继续为她所热爱的人民和土地服务的方式。

“希望的激情”为急救用品和基本物资募集捐款。政变后，当医院人手不足、药店关闭时，“希望的激情”为新冠患者帮助提供挽救生命的氧气。他们向被军事袭击洗劫一空的村庄分发食物，向前线医疗队提供了200个急救包。为了孩子，他们与宣教士合作，赠送了300本缅甸语的《耶稣故事圣经》。

https://www.instagram.com/p/Cc8AIpLr8BI/

在缅甸，由于生活成本上升，一些公民放弃了公职薪水，财务颇为紧张，因此公民抗争运动得到了缅甸侨民的大量支持，包括亚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教会。拉蒙的募捐目标是国际捐助者以及希望提供帮助的人道主义组织。

拉蒙曾计划制作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治愈世界》（Heal the World）版本，由各位名人用当地语言演唱，但由于艺术家们担心政府会对他们的参与进行惩罚，该项目陷入停滞。目前，她专注于一项新的活动，为那些因公民抗争或暴力而中断学业的孩子提供学习用品，她正在寻找新的合作者。

据估计，缅甸有500万儿童因空袭而流离失所，其中一些儿童与家人失散。随着拉蒙在美国的安全环境下医治自己心理创伤，她越来越希望为家乡最年轻的一代提供更好的社会关怀、情感关怀和属灵关怀。

拉蒙说她在人群中无法不感到恐慌；这是为什么她还没有下决心加入一个美国教会。她怀念“以前的她”，问上帝她是否还能回到从前的自己。

但她相信她的抑郁症和信仰可以共存。她在社交媒体上与追随者分享了这些，她继续在那里偶尔发布服装照片和日常生活的视频片段，同时更新缅甸的政治局势。

当她感到沮丧时，向上帝祈祷给了她力量。思考她的工作给了她新的视角。

“我有一个房间。我有美国的水，”拉蒙说。“而有的缅甸孩子在空袭下奔跑。”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缅甸公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噩梦般的场景：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公民实施暴力、新冠病毒爆发而没有稳定的医疗保健、经济衰退、村庄遭到袭击、不公正的逮捕、死亡。

“我看到所有这些暴力和绝望……我一直在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希望？’”神学院和平中心的主任滕说。“我根本看不到希望。我专注于上帝的存在。正是这种信仰支撑着我的生命。”

当他与因疾病或暴力而失去亲人的家庭交谈时，他依靠神学中那位受难的神，告诉他们，耶稣与他们的亲人一起死去，祂与他们一起复活。

仰光的一位牧师说，他的敬拜带领人，一位当地的音乐家，因组织抵抗团体而被捕。现在牧师会去监狱看望这位敬拜带领人，他在那里遭受了太多的折磨，以至于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牧师把那里比作纳粹或北朝鲜。牧师相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福音也会传出去；他为士兵祈祷，并向监狱看守做见证。

在他离开之前，滕帮助安排了一些机会，让基督教领袖能够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接受心理医治。即使以前没有在心理健康和自我护理领域的大量参与，教会也开始看到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生活在缅甸这样的环境中，你即使没有理由也会感到恐惧，”他说。“我在害怕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每一天，我都是在恐惧中醒来的。”

恐惧的状态也会造成属灵上的影响。一位来自缅甸，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神学家说：“基督徒感到无助，他们问：‘为什么上帝允许军政权压迫人民？’他们质疑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力量。”

他指出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他说：“最终，我们将进入应许之地。”

拉蒙不知道家乡的和平之路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回去。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她看到自己的生活完全转变。她失去了积蓄，离开了她的模特和演员生涯。在为“希望的激情”工作之外，她在一家中美融合料理餐厅当侍应生赚取薪水。

她的日子很平静。拉蒙怀念妈妈做早餐和大声喊她起床的声音。她对有许多陌生人的聚会感到焦虑，希望能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度过无忧无虑的夜晚。

她告诉CT，这不是她梦想的生活——但她同样感觉到上帝的手和呼召。

她说：“相信上帝并不是意味着所有问题都会消失。它指给你一条路。我为此感谢上帝。”

Kate Shellnutt是《今日基督教》的新闻和网络媒体编辑部主任。

翻译：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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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愤怒

Mark Galli

义和团运动揭示了宣教士的勇气及对他们的怨恨。

Chinese people read a Boxer manifesto in Peking (Beijing) which says 'Kill The Foreigner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riginal Artist: By Frank Dadd.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Graphic - pub. 1900

Hulton Archive / Stringer

在1899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反动派人士绑架了西德尼·布鲁克斯（Sidney Brooks），一位24岁的英国圣公会差会（SPG）宣教士。他们对宣教士进行了数小时的折磨后将其杀害。英国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处决了两名罪犯并被要求赔偿。但如果英国人以为这样就能平息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怨气，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6个月内，成千上万愤怒的中国人从华北的村庄里大吼大叫地跑出来，挥舞著刀剑，高呼：“烧，烧，烧！杀，杀，杀！”他们拆毁小会堂、大教堂、孤儿院、医院和学校，并杀害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他们的暴动被称为义和团运动，为新教现代宣教运动带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上海心态

致使义和团起义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可以用“外国人的傲慢”来作为总结。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外国人在一个又一个条约中迫使中国让步，获得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德国人，以及最大的一群日本人，把整个国家分割开来，有如在玩“冒险”（Risk）桌游一样。外国人有时甚至能拥有整个城市的控制权。

更糟糕的是，他们在中国可以大摇大摆的横行，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因任何罪行被逮捕。如果一个喝醉的水手杀了一个妓女，或是他的船长放火烧了一艘贸易船，他们会受到中国给予高级外交官员的治外法权的保护。

有太多的宣教士（不包括戴德生）持有所谓的“上海心态”，也就是将他们的飞地（一个国家境内有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之外的世界视为“异教徒的世界”。在一些地方，宣教士与英国当局的关系比跟当地人更亲密，他们更喜欢在领事馆内跟水手们一起踢足球。

许多外国人也鄙视中国人。一位加拿大人说，一位“温和的挪威人”曾告诉他，“在这里待了几年后，他的精神状态变得非常迟钝，有时会击倒或弄伤中国人”。

宣教士的骄傲和中国人的愤怒在1899年爆发。那年，中国政府授予宣教士官位，让主教或教长有等同于省长的权力，而普通的外国人则等同于地区行政长官。一位宣教士写道：“还有哪个政府会给福音宣教士这样的特权？”

许多冒险进入“异教徒的世界”的宣教士则是不自量力。他们之间不少人公开嘲笑中国人视为神圣的信仰——祖先崇拜和儒家戒律。有些人会在中国人进行祭祀行为时冲进寺庙，谴责他们拜偶像。

一位美国作家在1900年初写道：“中国从衰弱的文明中被释放出来的那天即将到来。他们的原动力将来自基督教所启示的重要真理。”这句话代表了当时多数外国人和宣教士的想法。

和谐的拳头

在19世纪90年代末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义和拳，或称义和团，开始引领这股不满的力量。

义和团的起源不详，但到了1890年代末，他们身上总带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他们在手腕上系著红丝带，腰间系著黄腰带，颈部挂上黄色护身符。他们相信外国武器伤害不了他们。他们的法师对群众表演，用一把火枪（装着空弹夹）射向一个教徒，以此来“证明”他们有刀枪不入的能力。他们低声念著咒文，诱导人们进入恍惚的状态，且信徒之间用秘密信号和密码交流。

义和团的倡导者挑起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他们宣称外国人是“一等魔鬼”，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是则是“二等魔鬼”，那些为外国人工作或与他们合作的人则是“三等魔鬼”。他们四处散播中国的儿童在基督教孤儿院被残害、中国妇女被诱骗到教堂里遭受强暴。

他们散发数以千计的传单和公告。其中一份提到了当前造成巨大痛苦的干旱状态，说：“由于天主教和新教对中国神灵无礼，破坏了神圣性，不服从佛祖，激怒了天地，云雨团因此不再到来。但800万灵兵会从天而降，把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人扫荡干净！”

席卷而来的暴力

1900年1月，事态急遽发展。在北京，反动势力对皇帝和皇位背后的力量——慈禧太后的影响越来越深。皇宫发布了一道鼓励义和团的诏书。在整个冬末和春季，义和团增加攻击的次数。各处村庄被洗劫一空，也首次出现关于中国基督徒被杀的报告。

义和团的怒火在当年6月份爆发开来。山东长老会的建筑物被一群暴徒摧毁。两名英国宣教士在保定府东北几英里处被杀。位于北京城外的美国传道委员会的基地被烧毁，多名基督徒被杀。

6月中旬，暴力事件席卷了北京，国际部队被从沿海召来保护外国人。军队在途中遭到抵制，但还是攻下一些中国堡垒。慈禧太后认为这次攻占是一种宣战行为。6月24日，皇室颁发诏书命令在全中国境内屠杀外国人。

在北京，外国人群体蜷缩在城市的一个小区内，长时间被围困着。在中国的宣教士无处可去。这次起义主要不是反对基督教，但宣教士和他们的信徒是主要的受害者。

6月30日和7月1日，在保定府有15名宣教士和一些中国基督徒被杀。

7月12日，两名男子、五名妇女和五名儿童，全都是外国人，以及五名中国基督徒在大同被杀。

7月31日，六名宣教士和八名中国人在太谷被处决，他们的头颅被带到了总督那里。

在山西省，巡抚毓贤策划了一场最血腥的大屠杀。7月9日上午，在首都太原，所有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国基督徒被围捕起来。他们被戴上手铐带到省长面前，省长被武装保镖包围着。

一位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基督徒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第一个被带出来的是法辛先生（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但他轻轻地把她推到一旁，走到士兵面前，一言不发地跪下，他的头被刽子手的斧头一刀砍掉了。在他之后很快就轮到…..洛维特医生和威尔逊（Dr. Lovitt and Wilson），他们每个人都被刽子手一刀砍下头。然后，毓贤开始不耐烦，他吩咐他的保镖（他们都带着长柄重剑），让他们帮忙杀死其他人…。”

“当男人被杀掉后，女人被带走了。法辛夫人紧紧抓住她孩子们的手，但士兵把他们分开，一刀砍下他们母亲的头……洛维特夫人被杀时还戴着眼镜，握着她小儿子的手。她对人们说：‘我们来中国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没有对你们带来伤害，只有带来好处，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一名士兵在斩首前摘下了她的眼镜，砍了两刀才成功。”

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天主教徒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害，以及一些中国基督徒。一些人的头被放在城门上的笼子里。

像这样屠杀的消息传开后，宣教士家庭和忠诚的皈依者把他们的财物收集成捆，徒步或驾着骡车、驴子试图逃离。许多人成功到达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那里过了几天或几周神经紧绷、衣衫褴褛的被追捕的逃亡生活。有些人幸免于难，或者躲过了追捕；有些人则被抓住并被砍死。

8月14日，国际部队解放了北京。北京被洗劫一空，执行惩罚的远征队被派往周边城郊，这导致了更多的暴行，只是这次是胜利者的暴行。根据一位英国上尉的说法，“傲慢的外国士兵分散去到一蹶不振的乡村中随意剥削”，导致了“抢劫、杀戮及各种暴行……许多无辜的和平的非战斗人员被屠杀……整个地区被无情且非必要地的清洗。”

一些宣教士利用了这样的抢劫机会。虽然也有些宣教士试图阻止抢劫的行为，但其他人依然故我的进行抢劫。有个人甚至写了篇文章叫做“道德的抢劫”。许多宣教士差会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及生命的赔偿。（戴德生是拒绝接受赔偿的宣教士之一。）

不断增长的的愤怒

基督教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曾说：“基督徒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这句话在中国也被证实是正确的。殉道者的勇气，包括中国人和宣教士的勇气，激励著中国教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迎来三倍的成长。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愤怒之后又持续了五十多年，直到共产党成功地把所有“外国鬼子”驱逐出境。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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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的 2022 将临期灵修指南

Stephen Crotts

第一周: 全能的神

第二周: 和平之君

第三周: 世界之光

第四周: 以马内利

主显节

免费下载: 2022 将临节灵修阅读

来自《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和投稿人。《应许之子》是一组为期四周的灵修材料，帮助个人、小组和家庭走过2022的将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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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神学根基

曾劭恺

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我在高校任教的经历当中，常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就连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以为自然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知识”（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学是人类用理性范畴解释经验归纳的活动。自然科学在神学、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持有一套科学方法无从证成，亦无可证伪的信念，因而它自身并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据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为信念的对象，更无权号召人们来相信它。

因果与“偶像”

譬如，自然科学用理论模型来诠释、描述自然现实时，预设一切的现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没有任何现象能够无中生有。当年物理学家无法解释“双缝隙实验”（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观测到的现象，这导致一些科学家怀疑，是否并非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规律发生的，但这并未令科学界放弃用科学理论解释一切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当霍金（Stephen Hawking）阐释大爆炸理论时，他非常坚持，严格说来，宇宙并非从绝对的虚无生成的，而是有某种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点（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够无中生有，那么自然现象也能够无中生有，这样一来，科学理论就等同于无的放矢了，因为一切的理论模型，都假设了理性可解释的因果规律。

“因果”并非感官经验的对象。我们并非用感官经验观察到因果，因此相信这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当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们在数不清的经验事件当中，观察到许多现象之间的常规对应性（譬如每次从某高处抛掷同样的物件，该物体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成为自由落体），进而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常规对应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实是，我们在近乎无数的经验事件当中，发现许多我们无从解释的现象。我的身体出现症状，医生却无法解释病因；我的电脑故障，专业维修员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么，连霍金也无从解释，他甚至无法论证说宇宙大爆炸并非无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们心灵当中，与生俱来就拥有“因果”的范畴，被我们用以解释一切的经验，就算解释失败，我们依旧相信，一切现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学还必须接受普遍哲学意义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家相信，一切的流变（flux）与生成（becoming），都必须以某种意义上的“不变者”为终极依据，否则自然现象就能够毫无来由地发生。譬如，霍金虽自称无神论者，但其实他在严格意义上是泛神论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创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则。

这些形而上学、神学的信念，都不是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科学理论可被证伪。但自然科学本身却必须依赖不可证伪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时间，用时间从无创造了万有，并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这也是自然科学无从证明或证伪的。

这么说来，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学的数据、资料、理论模型，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有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倘若自然科学以致任何的知识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观预设之上，并无真实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谓知识体系，都只不过是不具客观性（objectivity）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间只能鸡同鸭讲？

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产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前提。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学“创造－堕落－救赎”世界观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学的归纳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亚当受造时，上帝命他管理园子，并研究各从其类受造的万物，格物而致知，以为万物命名。亚当堕落后，不再以上帝在经验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启示为依据，选择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夺真理，于是产生了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场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与“剧场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为凸显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场”是指透过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意义交换。培根说，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语言当中有许多的符号，并非与生俱来的先天观念，也不是我们从感官经验获得的概念，而是人类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自己“脑补”出来的。当我们用看不见、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内的脑补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就是在重复亚当吃禁果的罪。

“剧场”则是指哲学体系或认知体系。培根说，这些体系就像剧场中的剧本一样，是人写出来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也一样，都是人想出来的，用以解释我们透过经验所观察到的数据及资料。科学理论并非自然现实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对自然现实的解释。我们可以透过归纳法，让我们的理论愈来愈贴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们相信科学理论自身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乃是蒙救赎的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从事的活动。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我们会想要排除我们心智上的偶像，透过圣经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显的荣耀。无独有偶，科学革命先驱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说，自然科学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着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动。

世界观与自然科学

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只读圣经，却忘记“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圣经的亮光中看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1）。造物主在所造万物当中，留下了诸般荣耀的证据。没有人能够不带任何神学预设、中立地审视这些证据：自然科学方法自身就预设了圣经世界观。

然而“中立”与“客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法庭宣判控方胜诉或败诉时，庭方就不再如诉讼之初，在控辩双方之间暂时保持中立，然而当庭方开始贴近控方抑或辩方的立场时，庭方理当是朝着客观判决的方向前进。

当然，人类在审判万有的主面前，万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说的是，虽然科学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们应当力求客观。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在于排除主观理性的偶像，以致我们的理论模型能够愈来愈贴近自然现实的真理本身，尽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始终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类比于上帝的绝对客观角度。我们不可能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创造之工，因为上帝与祂的行动不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倘若科学家不接受圣经世界观，那么不但科学理论便再也无法客观地诠释一切的科学数据与资料，而且科学方法自身也会失去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倘若科学成为“信”的对象，它就不是科学，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学必须以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为信心的对象，并始终以自身为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才能够被称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客观的知识。

曾劭恺（Shao Kai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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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代到那代”：中国年轻世代的福音需求与牧养

董家骅 and 龙降恩

85后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分享蒙召见证和对牧养年轻一代的反思。

Edwin Tan / Getty

龙降恩是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1985年出生，目前在美国学习神学。龙牧师2010年加入锡安教牧团队，2017按立为牧师，负责敬拜、教导、讲道、门训、牧养、城市植堂、神学教育和宣教动员等等事工，主要精力投在大学校园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2018年底，中国对家庭教会逼迫加剧，锡安教会策略性地把他差到海外神学深造，2021年在戈登康维尔（Gordon Conwell）神学院完成神学硕士学位，2022年秋季开始在惠顿（Wheaton）学院攻读神学博士。

以下是2021年6月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访谈龙降恩牧师的部分文字记录。

信主与蒙召

董：你是中国大陆很年轻的下一代传道人。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信主和蒙召的经历？

龙：我是整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当我回顾自己的属灵旅程时，就像保罗所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议的恩典，才让生命经历不可思议的反转。我从“龙的传人”到主的门徒；从无神论者到教会的牧者；从共产主义者到福音主义者——这是180度巨大的翻转。

我的父母及祖辈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听着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长大。17岁到北京读大学，认识一位大学的英语外教、美国的校园宣教士，通过他第一次听到福音，也通过他来到韩国宣教士带领的地下教会。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结出的属灵果子。但是我开始去教会时并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找基督徒辩论。

讽刺的是，为了赢得和基督徒的辩论，我开始很认真地读圣经，这也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在一次祷告会时，毫无预期地，我很真实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骄傲、贪婪。所有以前不愿意承认的罪，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却又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白如雪和羊毛。

我信主之后祷告五年，母亲便归主，祷告八年后，父亲也信主。2008年，汶川地震。当我看新闻报导灾区的情况时，就忍不住掉眼泪，我感受到上帝很强烈的摇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事奉。

但这对于一个中国大陆的年轻基督徒而言，意味着在我个人生命中还有家庭的里面，来了一场无形的地震。因此我挣扎了两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祷告当中，我突然体会到我的心很痛，这种痛是属灵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体验。就在那个瞬间，我忽然体会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创造我的主和救赎我的主。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献给主，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学院开始学习。

董：你先在中国，后来到香港，现在又在美国读神学，可否谈谈在这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读神学的体会？

龙：我在2010年蒙召就马上想要读神学，那年我也认识了锡安教会的创会牧师金牧师。金牧师劝我留在中国，一边牧会、一边读神学，扎实我在本地教会的根基。所以我就留下来，没有出国。在我最想出国读神学的时候，上帝让我留下来。在2018年教会面对逼迫时，我特别不想走，因为觉得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但上帝却让我出国读神学。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回顾我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的神学教育历程，三地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神学教育的优势是，神学院的教育和教会的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劣势则是学术水准有限、资源匮乏。相反的，西方神学教育面临很大的挑战是，神学、教会和宣教这三者相对分裂。在圣经里，使徒保罗的神学、他的教会和宣教是不可分开的，否则你很难正确的理解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肩负使命的宣教士，同时也是门徒和神学家。

从这代到那代

董：你怎么看待当今北美、亚洲、欧洲教会都在面对的下一代流失的问题？中国大陆和美国的Z世代，有哪一些类似和不同的地方？

龙：在中国不用“千禧一代”、“Z世代”这些词，而是用“00后”或“95后”等等。下一代的事工，对于普世教会的重要性、紧迫性、战略性以及优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中国的年轻人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我的观察是：他们的差异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却在增强。预计到2050年，70%左右的全球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当中。网络化、数位化、智能化的世界让北京或上海的95后或00后的年轻人，跟纽约、东京相同世代的年轻人的处境和文化张力越来越趋同。当然，同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近年在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让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之间的彼此聆听出现更多的障碍，甚至是张力和冲突。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董：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商学院老师施若思（Holly Schroth）写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国的Z世代在进入职场时，比过去婴儿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经验。在面对心理健康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和忧虑的状况。您在中国大陆接触到的95后和00后，有哪些类似或不同的地方吗？

龙：基本上非常类似。中国的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非常令人忧心，我看到的数据是13%的青少年有自杀的念头，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杀，大学生的群体也是一样，很多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第一流的大学学生，都得了一种“空心病”——他们找不到生活和学习的动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其次，家庭的挑战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香港、韩国或北美的教会都一样。

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从学校开始流失，也不是从教会开始流失，而是从家庭里开始流失。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探讨很多，譬如父亲的缺席，这是普世性的问题。我觉得在基督徒的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实的信仰教育。家长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却能说不能行，缺乏了榜样的力量，和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

中国教会传统的门训对于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关注特别缺失。但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属灵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你显露出来的，如同冰山一角，只是去教会时在别人面前祷告、服侍的样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郁、暴力倾向等问题，并没有被福音撼动。中国家庭教会是因为灵魂体三元论，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属魂的部分，不够属灵，所以常被压抑及忽视。新世代的门训实践要特别关注这点。

董：表面上来看，不同世代有差异，关注的东西不同，但做一些转译后，或许两个世代之间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轻人关注生态议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生态议题不只关乎保护地球，而是关乎生存的问题。今天年轻一代关心贫富差距的问题，也不只是关心他们自己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对他们来说，贫富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刚才你提到忧郁、自杀、焦虑，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对于年轻世代也不再只是心灵关顾的议题，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问题。或许不同世代、不同地区的人之间可以多一份同理心，进而一起合作去回应福音，并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这些议题有什么话要说。

龙：当我们谈使命门徒和宣教时，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议题，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欢诗篇145篇4节：“从这代到那代”，这也是我参与的一个中国青年宣教运动的主题经文。我们的下一代在寻找答案，包括生态、政治、性别和社会公义的议题等。很遗憾的是，教会或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给他们满意的答案，常常只是劝他们好好祷告、读经、去教会。越是这样，年轻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们离开教会。

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答案呈现出来，关键是：教会要说好故事，把圣经的大故事说好。先要回答：你怎样看待整个世界？在宏大的叙事当中，对于人从哪里来是怎么看的，才可以面对具体的伦理抉择，例如：性别或堕胎的问题。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最整全的世界观、一个大故事。

但我们读圣经常是碎片化，仅仅是背金句和讲主日学故事，但忽略了整个大故事。这个世代，尤其在后现代当中，一切的宏大叙事被消解，制造出了意义的真空。这恰好是教会的机会，如何把圣经的宏大叙事说好。这终极的答案比起年轻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关键。

董家骅牧师是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使命门徒”播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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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最早相遇

贺宗宁

古老的石碑述说基督教一个支派在唐朝的兴衰历史。

左：摄于1907年的景教碑照片；右：泉州的一块景教徒墓碑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6月，欧美媒体报道，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在吉尔吉斯斯坦两座14世纪墓地中的人类遗骸体内的DNA，发现当年肆虐欧亚非大陆的黑死病可能发源于中亚天山（包括新疆）地区。这个墓地是一个著名的考古遗址，在其中的一个墓碑上，用维吾尔语刻着表明景教信仰的文字。

“景教”是什么？

中国人所谓的“景教”(“景”意为“光明”)，其实是基督教的一支（所谓“聂斯托里教派”），今天在西方的正式名称是“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近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及伊拉克残杀的基督徒，大多认同这个教会的基督论），是由原来在教会历史上著名的安提阿教会的部份信徒，与在罗马帝国旁的亚述人合并成立的教会。

景教于公元5世纪建立于波斯，信徒尊称在431年被以弗所公会判为异端（后来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是误判）的聂斯托里为“圣徒”。该派信徒有极高的宣教热情。景教在6世纪差遣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中亚、漠北（蒙古）、印度、及中国传福音，建立了非常大面积的教会。在7世纪遍及西亚和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景教曾在唐朝兴盛一时，成为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华文明相遇的最早的开端。

2019年，古装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风靡中国大陆，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并在台湾和北美的Amazon Prime上线。该剧第20集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长安“景寺”义宁坊中，电视剧的布景试图重现当年景寺建筑辉煌、香火鼎盛的景象，引发中国观众对于“景寺”究竟是什么宗教的建筑的好奇。

景教碑为何如此著名？

而景教传入中国这段历史被后人发现，跟一块纪念石碑相关。那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英文又称Xi’an Stele，“西安石碑”）。这块石碑被誉为“碑中之碑”，是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被学者认为是古代中国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的极为重要的记录，与罗塞塔石碑、米沙（摩押）石碑、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天主教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1999年12月致中国天主教会的一封信函中说：

“……早在第五和第六世纪，就有叙利亚僧侣团体穿越中亚，把耶稣的名字带给你们（中国人）的祖先。今天，在首都长安（西安）的一块著名石碑仍然有力地唤起我们对从公元635开始的历史的记忆，它见证了景教这一‘光明的宗教’正式进入中国的时间……”

景教碑的历史，要从1200多年前说起。西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主日，波斯来华的景教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那位景寺执事）在大秦寺的院中竖立了一个石碑，石碑的标题是“大秦㬌教流行中国碑”。

这块景教纪念碑在九世纪景教衰落后被埋入地下，直到1623年（明朝熹宗年间）才在西安郊外出土。不少西方传教士得知碑文与基督教相关后，争相拓片，并把碑文翻译成欧洲语文。当地人怕此碑被外国人盗走，秘密地把石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给佛教寺僧保管。清朝年间因为战乱，碑寺曾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人士纷纷呼吁清朝政府保护此碑。

20世纪初，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 Holm）意图买下此碑，运往伦敦。学部尚书荣庆获知此事，命陕西巡抚制止。最后何乐模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1907年陕西巡抚将景教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现西安碑林博物馆）。

景教碑碑文由波斯传教士㬌净（Adam）撰刻，唐朝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正面刻着“大秦㬌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百个叙利亚文字。碑文除了叙述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之外，也记述了景教的信仰。下面的两句尤其是景教的信仰核心：

“于是我三一分身㬌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设三一浄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

翻成白话文，这两句的意思是：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荣耀的尊者弥赛亚，隐藏了他的荣耀，降卑为人，来到人间。神差遣天使报佳音，宣告童女（马利亚）怀孕生圣子于大秦（罗马帝国）。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圣灵默默指引﹔因信而称义。

其中“弥施诃”就是“弥赛亚”，“净风无言”就是指“圣灵默示”。（圣灵原文pnuema的意思就是风。）“陶良用于正信”意思是因为相信而成为“良”，就是今天基督教讲的“因信称义”。

据石碑所载，唐太宗贞观9年（西元635年），有景教“大德”（主教）阿罗本来华，太宗遣宰臣房玄龄迎之于长安西郊，引入朝廷，并邀请到藏书室，翻译经典。太宗在禁宫内亲自问道，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合适传与百姓。于是在贞观12年7月，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立景教寺，剃度21位僧人管理。（太宗有鲜卑血统，鲜卑语言是突厥语，而阿罗本可能也是会讲突厥语的波斯人，所以他和太宗可能可以用突厥语交流，无需翻译。）太宗还命画皇帝肖像一幅，悬挂于寺庙之壁，据说是天姿泛彩，满室生辉。

景教兴衰史对宣教有何启发？

景教在唐代历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按石碑所记，曾经“法流十道，国冨元休；寺满百城，家殷㬌福”。可见景教曾在全中国超过百城设立教堂。但是，景教信徒大多数为上层社会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的中兴名将，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

到唐武宗会昌五年（西元845年），武宗下令“灭佛”（史称“会昌灭法”），波及景教，景教自此衰退，前后在中国中原流行了200余年。（但后来景教继续传播到蒙古，许多蒙古人成为信徒。1279年忽必烈灭宋，建立元朝，从中亚和欧洲来到中国的一些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统称为“也里可温”，Arcoun，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景教又重返中国。）

回顾景教在唐朝的兴衰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景教来华210年，何以禁教一年即销声匿迹，而不如佛教，在经历逼迫后继续能在中国生存而且发展壮大？也许我们从景教的传教策略，可以得到借鉴。

当年景教入华，非常明显地依附于当时的儒、释、道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因为佛教在唐朝极其兴盛，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不忌惮其它影响力较小的从西方传来的宗教，所以唐朝对景教能够有一定的宽容和接纳。

景教也因此特别把自己包装得跟佛教相似，如把教堂称为“景寺”，神职人员称为“僧侣”。景教的圣经和神学用语的翻译为了追求“本色化”，也因人才有限，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和语言，例如用“净风无言”指“圣灵默示”, “剃度“指”按立传道人”，等等。

而且景教采取了“寓教于政”的策略，走高层路线，影响朝廷高官归信，受到皇帝重视，并取得王公大臣赞助。

但是这样的宣教策略也因为过于依附中国文化和政治权势，而在中国出现政治变局的时候，造成让景教传播很快就被官方打压下去的结果。唐武宗因为信了道教，被道士影响而开始“灭佛”，依附于佛教的景教于是直接受到牵连，变成被消灭的对象。

另一方面，走高层路线虽然为景教赢得暂时的官方接纳，但景教的传播限于士大夫阶层，未能普及于普通民众。因此相比于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景教不但人数少，影响也很小，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旦统治阶级的支持消失，教会的人力、财力皆受严重打击，辉煌的寺庙、鼎盛的香火很快就凋零、暗淡。

这样的宣教路线实际上也难免会削弱、损伤福音真理。如贵州大学学者刘振宁在其论文中所说：

“为求尽快落地生根于异域，为求新声于异邦，（景）教徒们在译撰经典和阐扬信仰的过程中，全面依附中国文化的各种资源，广泛借用和吸取释道儒各家的语汇与思想，不惜对所传福音的教义及神学思想进行面目全非式的篡改和删减……”

虽然景教本身在历史上遭到的异端指摘后来有所“平反”，但历史上“中国化”的景教可能只是一种混合主义的、跟正统基督教信仰有一定差异的信仰。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有宣教负担的基督徒审思的。本土化，或者说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和政教关系的问题，也是后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以及今日中国教会的宣教工作必须面对和应该注意的课题。笔者希望了解和反思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史，对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贺宗宁，教会历史研究者，现居南加州，多年在海內外华人教会从事教导、培训的工作，著有《历史的空白——走过丝路的足迹》。

本文部分曾刊载于《举目》杂志官网，经作者与CT编辑Sean Cheng扩充、修订，蒙《举目》允准发表于CT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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