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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宇宙并非只是一部恐怖片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但这世界也将我们引向超乎想像的荣耀。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5,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我很少滑Twitter滑到生气,但上周我却被激怒了。

我一个朋友发布一则为她儿子祷告的请求,她儿子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儿子已与这个病奋斗许久。这则贴文下面多数的回应都是正常人会有的:表达爱和关心。

然而,留言里面其中一位基督徒告诉我朋友,如果她移走家里“世俗的”电视、音乐及电动,她就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像这样的回应已经够令人厌恶了,但我又去看了这个人的其他贴文。

在这个人过去的其中有一篇贴文里,他警告人们不要去想犹太大屠杀(Holocaust)之类的事。他引用一位著名的基督徒音乐家的例子,这位音乐家曾待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因此失去了对基督的信仰。他建议人们最好去思想那些“可爱和清洁”的事。

即使是约伯的朋友也能给出比这个人更好的建议。是的,许多人失去了信仰,或从未有过信仰,因为他们无法调和善良的上帝及他们在世上看到的暴行和苦难之间的张力。例如,想想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一书里描绘的恐怖世界。不过,刻意忽视这种严重的邪恶并非基督教回应此类事情的方式。

如果这种态度只是网路上某个人的胡言乱语,我也不会多想。但是,他那篇贴文所表达的情绪(尽管表达得粗鲁无礼)却是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采用的:只要我不做声响,不去想这些负面邪恶的事,它就会消失(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几周前,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读完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教授所翻译的约伯记后,我们一起讨论彼此的心得。我向他们分享我在《今日基督教》通讯里曾提到的事:《约伯记》如何激发了年轻的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想像力。

史蒂芬·金(也许是自H·P·洛夫克拉夫特以来最著名的美国恐怖小说作家)在2020 年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他在卫理宗教会长大,他对约伯记里发生的许多事都以“第三成人称视角”的描绘方式非常着迷。身为读者,你我都能看到上帝与反派角色之间关于约伯生活的对话,但约伯却看不见。

这种叙事手法引发了史蒂芬·金的疑问:这世上是否真实存在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邪恶,并非因我们做了什么坏事而产生的邪恶? “圣经试图包含这两种类型的邪恶,”他说。

身为基督徒,我不认为圣经“试图”包含这两种罪恶,而是事实就是有两种类型的邪恶。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邪恶,有时我们会看到这种邪恶巨大到令人憎恶的程度。我们直觉上似乎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每个文化都会讲述恐怖故事,并试图想出各种方法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去看到这种恐怖。我们同时也知道自身内心存在着邪恶,这也是为什么每种文化都有内疚、羞耻、不公义或赎罪的成分。

但问题不止于此。圣经以看似矛盾的方式讲述了我们周围的宇宙。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另一方面,使徒约翰写道:“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 )。

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拒绝超自然启示存在的人)不都直觉地知道这两个事实都是真的,如果我们否认其中任何一个,就是在欺骗自己吗?

有些基督徒喜欢透过强调上帝的旨意来否定“邪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Evil)”,如同我25年前听到的一位加尔文主义牧师所说,他们“最终把邪恶存在的事实推回到上帝的心意”,但这直接地违反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是“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还有一些人为了保护上帝免受不公正的指控,试图用约伯朋友们的方式来解释邪恶,而这些人正是上帝亲自斥责的。

在我们小组对约伯记的讨论中,我们的一位成员——一位睿智的犹太思想家——回应了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认为约伯记对“邪恶的问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批评。他指出,约伯记的重点不在于回应邪恶的问题,而在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对于约伯的抱怨,上帝并没有用逻辑推理来回应,而是用祂的同在来回应。

邪恶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我们无法理解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不义的奥秘”(帖后2:7)。问题是,邪恶是否是常态——或者说,我们的情感和想像是否正确地向我们发出信号,告诉我们事情不应该是如此。

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世界就是一部恐怖片。”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世界是一部恐怖片:“山崩、瘟疫、大屠杀、坠落的飞机和无止尽的肉欲”,更别说死亡的普遍性了。

但最终,厄普代克不仅相信这世界的恐怖,也相信上帝的存在:

然而,这所有坏消息都值得被报导,因为我们本性希望一切是好的;我们的恐怖故事里蕴含着对健康与和平的本能憧憬。存在本身并不可怕,相反,它给人一种狂喜的感觉,我们只要静下心来就能体验到。我们的嗜好和惯性在纯金表面涂上一层暗淡的颜料,然而,这层颜料可以被刮去,露出金亮的底色。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们的直觉证实了创世纪第一章里造物主对世界的评价。

厄普代克所言非虚。但反过来说,这世界和上帝的终极美好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邪恶。这个地球不仅是逝去的伊甸园和伯利恒的所在地,也是各各他的所在地。

使徒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意味着对这世界的残酷及恐怖无知。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受造物本身都痛苦的呻吟着,我们也因着圣灵“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8:23)。”有时这种叹息“深不可测(罗8:26)。”事实上,是圣灵引导我们这样深切的呼叫:“阿爸!父!”(罗8:15)。

耶稣未曾说我们不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也没有给我们苦难发生的详细路线图和时间表。祂只告诉我们,祂会与我们同在。

祂没有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好怕的。相反的,祂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恩惠及慈爱追随着我们(诗篇23)。

但我们经常看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世界的确经常像一部恐怖片。但是,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效法基督意味着像祂那样盼望,那“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恶、死亡和苦难困扰的世界。但我们所处的世界指向一个我们无法想像的伟大的荣耀。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忘了其中一者,我们就成了十字架之外的人,基督之外的人。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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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姊妹的价值远不止于她们的子宫

初代教会对女性的重视是出于她们的信仰见证,而不是她们的生育能力。我们今日也应如此。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4, 2023
Maksim Goncharenok / Pexels

今日,单身女性的日子并不好过。越来越多人将“觉醒”政治的兴起、千禧世代的自私甚至incel文化归咎于单身女性的错。在一些基督教圈子里,即使未婚基督徒的男女比例失衡,并且教会不鼓励女性与不信主的人约会,单身女性在教会仍时常被“关心”应结婚生子(以防她们忘记)。

(注:incel文化是involuntary celibate,即“非自愿性单身者”的缩写,是追求女性无果,最终诉诸仇恨及网路暴力的男性群体的自我描述词汇。)

这种统计数字上的束缚为大家带来各式的焦虑。

与此同时,我所认识的单身姊妹正试图在复杂的现实中做出最好的选择。她们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事奉神,在友情和教会里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并追求各式创新的受教育机会。她们之中许多人也在努力结识主内弟兄,尝试使用约会app,也会为感情生活祷告。

她们的生活既丰富多彩也不完美。她们经历着充满希望与挫败的循环。对我所认识的多数单身女性而言,她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或她们不重视婚姻。正如社会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在《今日基督教》近期的一篇中指出的,若你询问今日未婚的基督徒,他们之中多数的人都会说他们想结婚。

你不必是个加尔文主义者,也能确信上帝与每个挣扎于无法满足的渴望、未曾言说的忧伤的人同在。无论是在社会稳定时、动荡时、衰退时,还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上帝皆运行着祂的计划。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为基督教圈的未来——或西方文明及其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担忧的人,应该谨记让教会存活数个世纪至今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简而言之:是透过洗礼,而不仅仅是透过生孩子。毕竟,耶稣教导我们,光是出生是不够的。我们都被呼召要重生。

历史依然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在初代教会时期,随着人们不断用言语见证复活的基督,人们纷纷相信并倚靠祂,教会人数不断成长。教会的成长靠的是五旬节时如火焰般降临的圣灵所点燃的福音宣告(使徒行传1:8),而不是耶稣初代的追随者中出现了婴儿潮。

初代教会里的女性因着她们的见证而被重视,而不是因着她们的子宫。与彼时的罗马和犹太文化不同,基督教邀请未婚女性(无论年轻或年长的女性)在教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她们带领家庭教会、在经济上资助宣教士、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她们的存在不是“教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值得挖掘的宝藏。

即使在新教改革家正确地将婚姻及家庭与修道院的独身主义放在同等地位后,未婚女性在教会仍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编按:教会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重视独身主义胜过婚姻及家庭。)

如果中世纪教会的处女殉道者和神秘异象对你来说太怪异,那么不妨看看那些曾带领全球性宣教活动的未婚女性——包括哈丽雅特·贝克(Harriet Baker)、洛蒂·穆恩(Lottie Moon)和艾米·卡迈克尔(Amy Carmichael),或是那些领导黑人教会和民权运动的未婚女性,如南妮·海伦·巴勒斯(Nannie Burroughs)和马哈利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等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科莉腾布姆(Corrie ten Boom)和苏菲舒尔(Sophie Scholl)都曾为福音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改变了世界。

这些女性不仅是今日单身基督徒的榜样,对抗着物质主义和以成就自我为优先顺序的叙事,她们也提醒我们所有人,无论已婚或单身,我们将自己的盼望放在何处?

保罗心甘乐意的做出单身的选择不应被人草率地视为一个热切认为末日将至的男人的古怪执念。相反的,它提醒着每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确实始终生活在末世里——而婚姻虽是受祝福的,却是俗的存在,并不会持续到永恒里。正如神学家史丹利·高华斯(Stanley Hauerwas)30多年前所写:

单身是嵌在教会骨子里的操练,提醒着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是凭着盼望而活,不是凭着生物本能而活。简而言之,单身状态提醒了我们,教会的成长不是透过生理构造,而是透过我们对他人的见证和款待(只是有时,这些“他人”刚好是我们的骨肉罢了)。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每个世代里的每个基督徒都可能被上帝呼召过单身的生活,且上帝终必重建祂的教会。

在教会衰落的时期,基督徒可能会忘记这一真理,并退回到透过生育自然传播宗教的手段。如果教会里关于单身的讨论确实反映了什么问题,那便是讽刺的:传福音对教会而言还有任何重要性吗?教会是否认为生孩子比传福音更容易?

教会对单身女性的再次批判反映的是世俗社会式的焦虑,在这个时代,社会学家和牧师们不禁想知道,若教会的出席率和基督徒家庭的组成率能够合理地成为预测未来的指标,教会还能存活多久?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单身女性基督徒在压力下感觉自己似乎必须透过结婚生子来延续信仰、来成为“有价值的”母亲。毕竟,教会让生孩子看起来比传福音更可靠(即使有孩子的家长会告诉你,在基督教环境长大并不能保证孩子会成为基督徒,毕竟,每个孩子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但来自教会的压力里隐含着的讯息是:今日的单身女性应该淡化或忽视那些不会马上消失的真实问题——包括伴侣和自己个性适合的程度、相等的教育程度和属灵成熟度,以及在婚姻中能在生理及情感上感到安全的渴望——不要那么“挑”,赶紧找人结婚。

单身姊妹在压力下与不合适自己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结婚,只会徒增离婚的机率。我听过不少基督徒的故事,受到纯洁文化的影响和教会对家庭的坚持,她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准备。

更糟的是,这些压力几乎将女性的价值贬低至仅止于她们的身体,将她们的身体视为一种宗教工具。粗暴且断章取义地解释创世纪1:28的原意,将其视为教条并拿去对人说教更与法利赛人如出一彻。更不用说,这并不像是能让我们的邻舍——单身女性们——愿意来教会的好方法。

教会领袖尊重婚姻和家庭是正确的。上帝赐福与婚姻及家庭。这两种人生选择都能促进信徒的成圣,并为我们之中的弱势邻舍(孩子)提供照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仅仅视婚姻和家庭为培育小基督徒的途径。

我们敢于相信,人们是透过听到并相信福音的好消息而信主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是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成长至今日的样貌。并且我们深信,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1:16)。”

在与单身议题有关的对话里,关键不仅仅在于如何让单身人士参与在地方教会里(即使这一点也很重要)。今日,令人忧心的教会出席率和家庭结构数据应提醒所有基督徒,无论单身还是已婚,谨记住我们盼望的源泉:上帝的话语。是祂借着圣灵的大能更新人的心思意念。

孩子们的数量不仅仅只是个数据资料,未婚女性的价值也不仅仅止于她们的生育能力。上帝在历世历代中掌权,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奇怪的世代。这个真理应带给我们盼望,也应让我们视未婚女性为上帝在这世代正在进行的工作里的重要角色——如同初代教会所做的那样,而不是视单身率及她们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凯特琳·碧蒂(Katelyn Beaty)是贝克出版集团旗下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的编辑总监,也是《耶稣的名人:人设、平台和收益正在如何伤害教会》(Celebrities for Jesus: How Personas, Platforms, and Profits Are Hurting the Church)一书的作者。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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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东南亚有归属感吗?皮尤调查佛教徒和穆斯林的想法

新的宗教调查涵盖东南亚六个国家共13,00名成人,研究关于其信仰转变、对因果报应的看法和其信仰与国家身份认同的相容性。

印尼婆罗浮屠寺(Borobudur Temple)的佛教僧侣

印尼婆罗浮屠寺(Borobudur Temple)的佛教僧侣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 2023
Ulet Ifansasti / Getty Images

和周围邻国相比,新加坡是个有异常信仰状态的国家。其周围环绕着以伊斯兰教或佛教为主流宗教的各国,这个岛国可以说有着全世界最多元宗教的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在新加波占多数。

今天,每三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两个认为宗教并不重要。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天发布的一份关于南亚和东南亚宗教信仰情况的特别研究报告,新加坡是该区域皈依率(包括皈依基督教)比例最高的国家。

新加坡在缺乏单一主导性宗教的同时,“转换信仰”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转换信仰(religious switching)”是皮尤的术语,意指成年人皈依不同于他们自小信仰的宗教。自认是佛教徒或持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的新加坡人比例有所下降,而自认是基督徒或无宗教信仰的新加坡人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相比之下,在此份研究涵盖的五个邻国里(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成年人都表示,他们仍然信仰自己从小信仰的宗教,且多数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表的国际报告《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宗教多元化》的调查,研究人员在2022年6月至9月间对超过13,0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皮尤选择了六个国家代表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有三个国家以佛教徒为多数(柬埔寨、斯里兰卡和泰国),两个国家以穆斯林为多数(马来西亚和印尼),以及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新加坡)。

研究人员解释道,虽然斯里兰卡于地理位置上通常会被归类在南亚,但由于其与东南亚各国的连结,斯里兰卡被归类在东南亚。例如,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主要信奉上座部佛教(Theravada,或称小乘佛教),与研究里其他以佛教为主流宗教的国家相同。此外,虽然老挝和缅甸也是上座部佛教占多数的东南亚邻国,但它们的政治状态使皮尤难以对其宗教信仰进行可靠的调查。

此份报告研究的主题涵括“宗教与国家认同的关联性”、“宗教在政府里的角色”、“南亚及东南亚人民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以及跨越宗教的习俗。

当宗教不仅仅只是宗教时

除了新加坡,报告里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是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国家:有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属于同一个宗教信仰,且多数的受访者——包括98%印尼人和92%斯里兰卡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根据皮尤的报告,在新加坡,虽然只有36%的人表示宗教非常重要,但仍有87%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上帝或不可见的存在(unseen beings)。

宗教的重要性进一步体现在宗教如何被视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在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超过90%的佛教受访者表示,“信仰佛教对于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ㄧ分子非常重要”。在柬埔寨,这一比例为97%。这与来到这些国家的宣教士的观点相同,这些宣教士表示,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与“身为泰国人就应该是个佛教徒”等观念奋战。

此外,信仰佛教不仅仅被人们视为一种人生选择。皮尤研究人员指出:“柬埔寨、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绝大多数佛教徒不仅视佛教为‘一个人选择信奉的宗教’,更是他们‘所属的文化’和‘必须遵循的家庭传统’。多数的佛教徒,包括84%的泰国佛教徒,视佛教为‘一个人天生所属的民族’。”

在柬埔寨服事了25年的宣教士莎拉·阿尔杜(Sarah Ardu)观察到,“身为佛教徒”与“身为柬埔寨人”之间的紧密连结所带来的影响。虽然年轻人最容易被基督教吸引,但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会恢复‘真正的柬埔寨人’的身份,认同正常的柬埔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同时,绝大多数的柬埔寨人“因着基督教深刻西方化的样貌(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隔阂)而不愿给耶稣一个机会。”

她认为,目前在柬埔寨传福音的方式无法对柬埔寨佛教徒产生长期影响,因为西方文化已经与福音信息纠缠在一起。

阿尔杜说:因着把“脱离柬埔寨人的身份认同”当作他们跟随耶稣的起始点,我们播下了一种毫无力量的福音种子:无力改变他们生活、家庭和文化最深层次的样貌。

她认为,宣教士们需要从他们视为“正确的实践基督教的方式”转向全然倚靠耶稣来帮助他们从内心深处与柬埔寨佛教徒接触。这样他们才能“敬畏地看着圣灵亲自启示并转变柬埔寨人的生命,而不是强迫他们遵从西方化的基督教。”

皮尤指出,由于宗教与国家认同密切连结在一起,多数柬埔寨、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佛教徒也赞成将国家法律建立在佛法(dharma)基础上,“佛法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源自佛陀教义的知识、教义和实践。”然而,对于这种想法的支持度各国则不相同:96%的柬埔寨佛教徒对此表示支持,相比之下,斯里兰卡佛教徒和泰国佛教徒的支持率分别为80%和56%。

在柬埔寨,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并且有政府设立的佛教学校(柬埔寨和不丹是世界上唯二两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在斯里兰卡,宪法要求政府“保护及促进”佛教,将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在泰国,宪法要求政府“制定措施和机制来防止佛教受到任何形式的破坏”。

与此同时,东南亚的穆斯林同样认为伊斯兰教与他们的民族身份有本质上的关联性。印尼和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说,身为穆斯林对于成为真正的印尼人或马来西亚人非常重要,四分之三或更多的人视伊斯兰教为一种文化、家庭传统或民族。

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目前该国实行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教法庭的双重法律制度,后者只涉及穆斯林相关事务,涵盖家庭法和个人法。根据皮尤的研究,86%的马来西亚穆斯林支持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法律的基础。

在印尼,伊斯兰教虽受到明确的政府及民间支持,但并非官方宗教,64%的印尼穆斯林表示应将伊斯兰教法立作国家法律。据皮尤的研究人员所称,如今的印尼奉行“温和的世俗主义”,其宪法规定该群岛的法律“以唯一真主的信仰为基础”。

汶莱达鲁萨兰大学(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亚洲研究所人类学教授云昌耀(Hoon Chang Yau)说,皮尤对印尼的研究结果与该国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的保守转变相吻合。 “因着印尼逐渐伊斯兰化的进程,印尼的伊斯兰教不再表现出『微笑』或宽容的态度,”云教授说。 “这令人担忧,因为这种不宽容度往往会转变至国家立法,伊斯兰教法细则或其他法规会限制人民发展及信仰少数宗教的自由。”

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人们是否认为少数宗教,如基督教等,能与亚洲各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相容?”

六国之中,柬埔寨人的多元化程度最低,只有44%的人认为基督教与他们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相容。相比之下,60%的印尼人、65%的马来西亚人、68%的斯里兰卡人、73%的泰国人和89%的新加坡人认为基督教与当地文化和价值观相容。

泰国圣经公会前秘书长Seree Lorgunpai对“认为基督教在泰国社会有一席之地”的泰国人比例之高感到备受激励。他认为,若基督教要在泰国发展,基督徒需要向儿童和年轻人传福音,且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果实。 “若要分享好消息,我们不仅要分享信息,也要向他们展示及实践我们教导的内容。”

相反的,有不少人认为基督徒数量的增长是对本国伊斯兰教或佛教的威胁,包括31%的柬埔寨佛教徒、35%的印尼穆斯林、47%的斯里兰卡佛教徒和52%的马来西亚穆斯林。然而,在每个国家里,有较大比例的穆斯林和佛教徒认为自己信仰中的极端主义是一种威胁。

新加坡的宗教多样性

在新加坡,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占人口的多数,皮尤发现,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9人表示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华人传统宗教都与这个岛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相容。

根据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31%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20%的人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19%的人是基督徒,15%的人是穆斯林,其余15%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道教徒和华人传统宗教信徒。

自1980年以来,新加坡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近一倍,而无宗教信仰的人也从13% 增加到20%。佛教从1980年的27%增长到2000年的42%,然后回落到31%。华人传统宗教信徒从1980年的30%下降至现在的9%。

新加坡的“转换信仰”率也使其独树一帜。只有64%的新加坡人依然信奉他们小时候信仰的宗教。而在接受调查的其他五个国家里,至少95%的成年人仍然持有他们成长过程信奉的宗教。 “因此,(在这五国里)在每种宗教中长大的人所占的比例与今天信仰该宗教的人所占的比例基本吻合。”

在新加坡,虽然有32%的成年人说自己从小信仰佛教,但如今只有26%的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新加坡的佛教徒对于改信其他宗教更为开放:只有36%的佛教徒认为离开自己的宗教改信其他宗教是不可接受的。皮尤发现,相比之下,有82%的柬埔寨佛教徒认为改信其他宗教是不可接受的事。

今天,有17%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只有11%的人从小就是基督徒。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的新加坡人占22%,但只有13%的人表示自己从小就没有宗教信仰。

皮尤指出,若仔细观察这些数据会发现,这些在宗教中长大的人与目前信奉该宗教的人之间的差距并不能展现此议题的全貌。在佛教家庭长大的成年人中,有13%的人不再信仰该宗教,而在非佛教徒家庭长大的新加坡人中,有7%的人如今信奉佛教。 9%从小信仰其他宗教或没有任何信仰的新加坡人如今信仰基督教,3%从小信仰基督教的人如今信仰其他宗教。

如今,在新加坡,只有三分之二的佛教徒父母表示,他们是依据自己的信仰抚养子女的(四分之一的父母以无宗教信仰的方式抚养子女)。与此相反,新加坡有90%的基督徒父母表示会根据自己的信仰教育子女。皮尤研究人员指出,在其他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父母都表示,他们是以符合自己宗教身份的方式抚养子女的。”

尽管新加坡的“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在东南亚属反常现象,但多数的新加波人仍然持有宗教信仰:62%的人相信上帝或看不见的存在;65%的人认为因果报应是存在的;43%的人说人们可以感觉到已故家人的存在;39%的人会烧香拜拜。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基督教教义教授谢正金(Roland Chia)指出,皮尤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没有宗教信仰但个人感觉与基督教有所联系的新加坡人中,38%的人会向耶稣祷告或表示敬意。 谢教授说:“这表明,脱离有组织的宗教或宗教机构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完全接受世俗视角或世界观。”

他说,对于试图接触这一群体的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是试着理解这些人的背景和关注点,尤其是若他们曾经选择离开教会。谢教授指出:“然而,也有许多自称无宗教信仰的人仍在追求某种形式的灵修生活,并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例如向耶稣祷告,这成为基督信仰对他们的重要接触点。”

重叠的宗教习俗

除了“无宗教信仰者”降低了分类的可能性。皮尤的调查发现,有些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会相信来自其他宗教的概念,或向其他宗教的神灵或创始人祷告。

例如,在调查的东南亚六国里,有四分之三或更多的成年人相信因果报应,即人们会因善行而受益,因恶行而付出代价。这包括60%以上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斯里兰卡基督徒。皮尤发现,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只有不到一半(46%)的成年基督徒相信因果报应的国家。

政策研究所社会实验室负责人马修·马修斯(Mathew Mathews)对有如此多的新加坡基督徒相信因果报应感到惊讶,“尤其是新加坡的基督教相当保守,许多教会对于支持任何形式的宗教融合都非常谨慎。”

他补充道,一些基督徒可能理解因果报应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概念,没有包含相信转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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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相比,斯里兰卡基督徒最有可能向其他宗教的神灵祷告或展现敬意(可能包括焚香、供奉食物或许愿)。调查发现,61%的斯里兰卡基督徒会向佛祖祈祷,58%会向保护神或守护神祈祷,41%向真主祈祷,48%向印度教象头神甘尼许(Ganesh)祈祷。

相比之下,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基督徒会敬拜观音菩萨,这位佛教菩萨被认为能帮助减轻痛苦。

斯里兰卡科伦坡神学院院长艾弗·波巴兰(Ivor Poobalan)认为这与他的观察结果相反,他指出,无论是传统教会还是较年轻的教派的基督徒都普遍高度敬畏耶稣身为唯一的主和救世主的主张。

他说:“我几乎无法理解这份报告如何得出61%的基督徒会拜佛这一统计数字。虽然有理由说,出于婚姻或其他社会压力,有少数的人会妥协融合某种形式的异教习俗,但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有强烈的宗教认同感,也就是对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唯一忠诚或委身。”

他认为,皮尤调查里得出有71%的穆斯林崇拜或敬仰佛陀的可能性则更小。

皮尤报告还发现,多数斯里兰卡基督徒在家中设有祭坛或神龛,并会烧香拜拜。接近一半的斯里兰卡基督徒表示他们会练习冥想(或默想),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

调查也发现,在基督徒中,印尼、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约有一半的信徒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而只有37%的马来西亚人同意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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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基督徒在是否可以既是基督徒又庆祝佛教节日卫塞节(Vesak)或穆斯林的开斋节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印尼大多数基督徒(63%)和马来西亚三分之一的基督徒(35%)表示,一个会参与开斋节的人不会是基督徒,而新加坡有半数基督徒(50%)和不少的斯里兰卡基督徒(38%)对佛教卫塞节持相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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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宗教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长辈或国家,就不能成为其宗教的ㄧ员。

在饮酒问题上,东南亚基督徒的意见分歧则较大。在印尼,74%的基督徒认为喝酒会使人成为不合格的基督徒,而在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下降至62%,斯里兰卡为60%,新加坡则仅有18%。

“宗教-国家融合主义者”不太愿意接纳其基督教邻居

在接受调查的以佛教徒或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皮尤将那些表示“身为其宗教组织的一员对于真正认同其民族身份非常重要”并“希望国家法律以其宗教为基础”的人归类为“宗教-国家融合主义者(Religion-state integrationists)”。他们更倾向支持宗教领袖成为政治人物,认为宗教领袖应该公开谈论他们所支持的政治人物,并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敬爱自己的国家,就不能成为他们宗教的ㄧ份子。

报告指出:“多数印尼(57%)和马来西亚(69%)的穆斯林是宗教-国家融合主义者,多数斯里兰卡(72%)和柬埔寨(75%)的佛教徒也是如此。而相比之下较为少数的泰国佛教徒也有45%属于这一类。”

波巴兰教授说,斯里兰卡佛教徒中属于这一类别的比例之高,令人担忧。他指出:“正是这种心态使得独立后的斯里兰卡不善待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并造成紧张的局势和不同宗教社群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宗教-国家融合主义者也较不倾向接纳其基督徒邻居。属于这一类别的印尼穆斯林比较倾向不认为基督教与印尼文化和价值观相容(53%对比63%)。他们也比较不愿意接纳其基督徒邻居(64%对77%)。

皮尤研究人员指出:“在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国家(包括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佛教民族主义与其他佛教徒和宗教少数派之间的敌对和暴力行为有关。同样的,一些学者断言,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印尼,‘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与排外情绪有关。”

宗教-国家融合主义者也更倾向于将基督教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视为对主流宗教的威胁。最明显的是,与其他当地佛教徒相比,属于这一观点的斯里兰卡佛教徒更有可能视基督教的成长为一种威胁(51%对37%)。然而,一般而言,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更倾向于视穆斯林的发展为对本国佛教的威胁。

在柬埔寨和泰国的佛教徒中,分别只有57%和58%的人认为基督徒为人非常/比较和平。尽管如此,受访国里多数的人民都表示愿意接受其他宗教的信徒作他们的邻居。

总体而言,调查发现,多数的马来西亚人(62%)、斯里兰卡人(62%)和新加坡人(56%)认为,拥有来自不同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国民可以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半数印尼人同意这一说法,41%的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同。多数的柬埔寨人(54%)和泰国人(68%)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同。

波巴兰教授从重视多样性的斯里兰卡成年人比例中看到了希望。他说:“这种氛围令人鼓舞,这表示在不受政治投机分子影响的情况下,普通斯里兰卡人非常欣赏社会的多元化性质⋯⋯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国家有着长达2500年的历史,以其多元宗教及文化之间能和平共处的传统著称。”

在印尼,胡恩教授认为,多元化的环境为基督徒提供了参与宗教对话、搭建沟通桥梁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维护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权利。 “印尼人邻里间的日常生活仍然涉及跨文化互动。因此,基督徒必须继续经营这样的空间,和非基督徒建立友谊并款待他们,以促进彼此的善意和理解。这样,在社会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的邻舍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

皮尤关于这六个国家基督徒的其他有趣发现包括:

  • 几乎所有的印尼基督徒、93%的斯里兰卡基督徒和78%的马来西亚基督徒都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新加坡的基督徒中,这一比例下降到61%。
  • 在印尼、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74%或更多的基督徒认为基督信仰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种族。相比之下,只有41%的新加坡基督徒相信这一点。
  • 虽然仅有50%的新加坡基督徒认为基督信仰是一个人必须遵循的家庭传统,马来西亚(74%)、斯里兰卡(88%)和印尼(92%)的基督徒在此项目的比例则高出不少。
  • 在所有六个国家中,近一半的基督徒认为咒语、诅咒或其他魔法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80%或更多的基督徒相信终有审判日,而在斯里兰卡只有48%。
  • 虽然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多数的基督徒认为宗教领袖应该公开谈论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或政党,但在新加坡和斯里兰卡,只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同意这一观点。
  • 虽然印尼(83%)、斯里兰卡(67%)和马来西亚(61%)多数的基督徒认为离开基督教转信其他宗教是“不可接受的”,但许多基督徒也认为“试图说服他人加入基督教”是不可接受的——其中印尼为72%,马来西亚为75%,斯里兰卡为87%。而在新加坡,每10个基督徒中只有约4人认为离开基督教(42%)或劝说他人成为基督徒(39%)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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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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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当阿波罗遇见嫦娥

前美国太空总署研发主管分享美国登月宇航员的基督教信仰,在中秋节祈愿世界和平。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7, 2023
VCG / Contributor / Getty

在 2021 年退休之前,我经常到美国和亚洲各地的教会讲道。华人教会的布道活动经常在中秋节期间举行。虽然我非常喜欢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团契,但如果是中秋节期间我还在外地,我还是会想念我的家人,尤其是当我凝望天空中美丽的圆月的时候。

我对月亮的迷恋始于少年时代。那时我在台湾。 14 岁的时候我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上看到尼尔·阿姆斯壮(Neil Armstrong)登上月球的镜头。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我内心萌生了一个梦想,就是长大后我要到NASA(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工作,尽管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

1987 年,上帝帮助我实现了在 NASA 工作的梦想,我最终成为NASA的研发实验室主任。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不仅是一项科学努力,也是上帝以非凡的方式将我们的梦想和祂为我们制定的计划编织成一幅超乎我们想像的美丽的挂毯。

举头望明月

中国人的中秋节是在农历八月十五日庆祝(今年阳历是在9月29日)。十五的月亮明亮而圆润,象征家庭团聚和完整。这个传统的中国节日与嫦娥的神话故事关系密切。李商隐曾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许多中国基督徒视此节日为传统中华文化,与拜月无关。家庭团聚和彼此珍惜的主题与美国和加拿大的感恩节庆祝活动相呼应。

中秋节在西方就直接称为“月亮节”(Moon Festival)了。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中秋》里有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把酒问月》的诗句中还吟唱:“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 ”原来嫦娥在月亮上相当孤独,唯有捣药的玉兔陪伴着。逢中秋时若能家人团圆,吃月饼、赏明月、向孩子们讲述 “嫦娥奔月和玉兔”的传奇故事,的确是很开心的事。

当然“嫦娥奔月”是神话传说,而五十多年前人类才真地第一次登陆月球。美国的阿波罗计划11号,于世界标准时间1969年7月20日20时17分,宇航员阿姆斯壮(Amstrong)与奥尔德林(Aldrin)驾驶登月艇降落在月球的宁静海,而7月21日清晨2时56分阿姆斯壮出登月舱踏上月球表面,说出名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20分钟后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而另一位宇航员柯林斯负责非常重要的任务,驾驶着指挥舱继续绕月飞行,准备着登月艇任务完成后,重新发动登月舱上半部的推进火箭,与指挥舱连接后的的回程。

太空人的信仰

而阿姆斯壮和奥尔德林则在登月舱里作“出舱漫步”前的准备工作,登月艇驾驶奥尔德林是位韦伯斯特市长老会的长老,特别预先向牧师索取和准备好一份圣餐的饼和杯,领受了第一次在月球上纪念耶稣基督的圣餐,并且读了他自己手抄的两段圣经:“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诗8:4)(呼应前一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诗8:3))。

其实在前一年,阿波罗计划8号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月飞行的任务。那时正好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宇航员从月球轨道上对地球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电视实况传播。博尔曼、洛威尔、和安德斯三位轮流朗诵创世纪1:1-10节,最后他们说:“晚安,祝您好运,圣诞快乐,愿上帝保佑你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这次传播创造了当时全世界收视人口最高的记录。

其实当年美国太空计划中的宇航员、科学家们,许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他们的工作会让他们常经历到宇宙的浩瀚,并体会到造物者的伟大。阿波罗15号是第四次载人登月任务,也是首次使用月球车进行更广泛的月球表面探索。阿波罗15号的登月舱驾驶,宇航员詹姆斯. 艾尔文(James Irwin,第八位在月球行走的人)在月球上执行任务时,有些心神不宁,从地球监测他的生命信号的飞行医官观察到了他的当时心律不整的症状。艾尔文强烈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受到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上帝的力量”。他返回地球一年之后,从上校军阶退休,成立了“飞越高处基金会”(High Flight Foundation)的福音事工,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还有阿波罗16号,第十位登陆月球的太空人查尔斯.杜克(Charles Duke)从登月任务回来之后,在美国空军预备部队继续服务,并晋升到准将。在2021年2月8日他在基督教事工教会(Christian Ministries Church)纪念阿波罗16号登月50周年的特别福音聚会中传福音,呼召慕道者归回真神。

在阿波罗计划中,甚至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华人科学家,被称为“太空衣织料之父”的唐鑫源博士。他所发明的“贝他织料”非常柔软,但完全不会燃烧,解决了阿波罗太空衣本来会燃着的难题——正是这一问题引致阿波罗第一号失火,三位宇航员殉难的惨剧。唐博士后来被晋升为NASA休斯顿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后在任内退休。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是笔者以前服事教会的长年会友。我曾在他的追思礼拜中还任司会,见证了当时NASA特别派专机搭载一面国旗,飞过太空中心上空,然后派专员将这面国旗覆棺以表彰他的特别贡献的殊荣。唐博士谦谦君子,非常随和。他在OK杂志访问他时表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祂不仅赐给了我们生命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感谢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正因为神特别恩典与带领,我才能有今天这一点地小成就,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在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阿姆斯壮过世时,他的阿波罗11号太空人同僚奥尔德林和柯林斯都参与了在美国国家大教堂的追思礼拜。指挥舱驾驶员代表了许多家属和好友们以这一段话为结束祷告

“愿上帝赐福予我们——我们头上的月亮,我们脚下的地球,,我们身边的朋友;您的形象深深在我们里面!宇宙的造物主:祢的治理广达整个浩瀚的太空。求祢引导护卫那些寻求和探索其奥秘的人。我们特別感谢您祢的仆人尼尔·阿姆斯特朗,他带着勇气和谦卑第一次踏上了月球。求你让我们以他为榜样,求祢饶恕我们的傲慢,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成就,但都以祢为根基,是因圣灵的恩典保护我们,我们才能完成超越地球的旅行,让我们或许可以永远荣耀祢创造的奇迹。奉耶稣基督的名,祢的道,所有生命都由祂造,与祢和圣灵同在,你是唯一永永远远活着和统治的真神,阿门!”

望月思和平

中国从2004年开始也成立了“嫦娥”探月工程。从2007年发射环绕月球的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开始,到2019年1月3日,中国的无人探月计划“嫦娥4号”软着陆首次到月球的背面,并送出自动探月车“玉兔”进行探测。据说这次曾经知会美国太空总署,让美国拥有的已经在月球轨道运行10年“月球勘测轨道飞船”从上空为嫦娥和玉兔侦测照相,并确定位置。这次中美在太空研究罕见的合作,可算是“阿波罗遇见了嫦娥”吧!

在浩瀚的宇宙中,星星闪烁,月光柔和地召唤着太空探索的旅程。勇敢的阿波罗宇航员当中有许多人,因着他们深深扎根的基督教信仰,在月球表面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在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老鹰号的脚架上带了一块铭牌,上面有简单的两行字:“在此来自地球的人类于主AD1969年7月首次踏上月球。我们为全人类带着和平而来。”下面有尼克松总统和三位太空人的签名。在当时世界两边冷战时期,也是希望对太空领域能保持和平的一个愿望吧!

其实在圣经中真正的和平的榜样在于耶稣基督,他愿意舍己上十字架,使人与神之间和好,因而让人与人之间能彼此和好:“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仇视隔断的墙……”(弗2:14-15)盼望在当前世界局势紧张之际,阿波罗计划和平的盼望,与当年阿波罗计划中许多基督徒的信仰能带来一些反思与启示;希望人类的太空之旅,充满温馨和基督永恒的和平;愿未来的每一次探索,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上还是在繁星之间,都沐浴在耶稣基督的温柔、爱与和平中。

黄雅格牧师曾任美国太空总署(NASA)研发主管、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主任、明湖中国教会牧师,退休后担任六所神学院客座教授、博导。

即使奇迹没有发生,也不可耻

上帝没有让奥利佛复活,但祂的大能不仅仅只关乎消灭苦痛。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6, 2023
RawPixel / Envato

两岁的奥利佛(Olive Heiligenthal)并没有死而复生。两周前,她在床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加州雷丁市的伯特利教会(Bethel Church in Redding)及其教友为奥利佛的复活祷告了六天,他们唱歌、跳舞,并宣告他们相信上帝的旨意,奥利佛的母亲卡尔莉(Kalley Heiligenthal)在Instagram上写道:“她在地上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伯特利教会的牧师比尔·强生(Bill Johnson)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认同。这间广受欢迎但颇具争议的教会邀请全世界为着上帝能#唤醒奥利佛祷告。但奥利佛并没有醒来。12月20日星期五晚些时候,伯特利教会宣布奥利佛的家人将开始筹划她的追悼会。

伴随这些事件而来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奇迹没有出现时,在痛苦中的人们应如何理解他们的痛苦?当疾病没有被治愈,孩子没有从死里复活时,该如何理解信仰?当我们的教会、诗歌和社群媒体上的文章如此强调并宣告苦难的消除,而不是上帝深愿与苦难同在的心时,会发生什么事?羞耻感。

我在12月16日早上听到小奥利佛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坐着,等待舌尖上的Zofran药片溶解,以平息我体内翻腾的恶心感。我刚开始接受每周一次的化疗注射,医生说我的病是一种不治之症,尽管我恳切地祷告能痊愈,但这种病已经陪伴了我整整11年。伯特利教会的牧师比尔·强生相信,上帝的旨意永远是治愈疾病。所以,我的生命处于上帝的旨意里的什么位置呢?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比尔·强生说:“上帝已经买下一个人的医治权,祂怎么可能选择不医治他呢?⋯⋯祂已经决定要医治⋯⋯在祂那里没有缺乏⋯⋯所有的缺乏都在我们这里。”

我生活在充满张力的生理状态下,对许多跟随比尔·强生这种想法的人来说,我的身体似乎与上帝的计划相悖,我终生被化疗和免疫疗法束缚着,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获得足够的圣灵的力量。

但我的生命沉浸在这样一个奥秘中:在这个破碎的身体里,在我缺陷的中心,我最深刻的体会到基督的同在(罗马书8:17)。我身体的病痛并没有成为我认识上帝爱的奇迹的障碍;它一直是个残酷而美丽的地方,在那里,我发现自己与那曾经来到世上并将再来的上帝深深连结在一起。

身为一名治疗师,我曾咨商不少生病和生理失调尚未痊愈的客户——那些ㄧ辈子挣扎于忧郁症、恶性焦虑症、因创伤和虐待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让每天充满痛苦的自体免疫性疾病。尽管他们有坚定的委身奉献精神,却无法靠着信心消除身体上的脆弱。

在我为奥利佛一家哀悼的同时,我也为那些因奇迹没有发生而感到羞耻及困惑,而不是感到被安慰的基督徒悲伤。我们生活在既相信奇迹会发生,又明白我们无法保证奇迹每次都会发生的矛盾之中。

但是,让我们重新燃起盼望火苗的不仅仅只是宣告上帝已战胜死亡,而是发现上帝与我们在悲伤中一同哭泣。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视苦难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能与人分享的故事时,羞耻感就会油然而生。

听闻奥利佛的故事后,作家珊南·马丁(Shannan Martin)回想起自己孩提时期因为发现自己的信心无法让朋友复活而感到羞愧。 “小时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朋友过世了,大家都在为他的复活祷告,集结了很多的祷告能量。当复活没有发生时,他们说这是因为『某个人的信心不够坚定』。我知道我就是那个人。那年我8岁。”

精神科医生及创伤专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曾写道:“羞耻感总是与关系上的经历有关。”也如同学者布雷内·布朗(Brené Brown)所描述的,羞耻感是一种觉得“自己很糟糕、出了问题”的感受。

根据精神科医生科特·汤普森(Curt Thompson)的观点,羞耻感会劫持我们的身体,瓦解我们大脑的下部和上部区域,使我们与上帝创造来帮助我们获得盼望、意义和信任感的部分断开。

正如汤普森在《羞耻的灵魂》一书里所说,羞耻感是恶者用来破坏并切断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上帝真实的爱的联系的生理性力量。当我们的信心不足以消灭苦难或战胜死亡时,我们往往会因自己的不足而深感羞愧,而基督教文化里对“信心能产生医治的力量”的过分强调又更深化了这种羞愧感。苦难常常被视为应祷告消灭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经历,透过这种经历,我们能更深的认识那位选择受苦的上帝。当苦难挥之不去时,我们往往会在羞愧感中孤立自己,默默地、私下地承受着苦难,而不愿因着被人怜悯,或在无休止的医治祷告中感到更加羞愧。

正如我之前在《今日基督教》发表的文章所说,上帝为我们的大脑设计了一条需要彼此的线路。信心是一种身体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或译“身体感”),会受到我们周围其他一同敬拜、哀伤、不完美的身体的影响。心理学家描述这样的现象为“社会认知的延伸”:我们的信心透过“存在于其他信徒身体上的心理网络、我们敬拜上帝的实践和仪式,甚至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及分享的信息”得以增强及被形塑——也包括畸形形塑的可能。

当基督徒把信仰的重点放在神迹奇事上时,我们被训练成视我们的身体和痛苦(包括疾病和死亡)为上帝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祂已然同在的地方。也许,当我们拒绝在钉十字架与复活之间的紧绷状态下被祂亲手托住,选择直接被救而不是磨练出坚韧性,宁愿要神迹而不是祂平凡日常的同在时——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没有察觉的状态下束缚住我们,而非庇护我们。即使上帝已经应许耶稣再来的那日,我们的肉身将得到永恒的救赎(林前15:20-28),我们所谓的“信心”仍宣称并要求得到立即的解脱和复活。

羞耻感在我们之间逐渐升起并成形——无论在教会里、私人谈话中,或在社群媒体上——它悄悄地说着: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奇迹故事比“上帝在悲伤中支撑着我们”的故事还更动人、更有价值。

但好消息是,恩典也可以在我们之间逐渐升起。

当我们为软弱和死亡作见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它们的消灭时,同样能形塑成熟圣徒的生命,使他们定睛在永活的盼望上(彼得前书1:3-9)。 B.布朗的“羞耻感复原力理论”是在对215名妇女进行广泛访谈的根基上所提出,对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人们并非透过否认破碎的现实或我们的脆弱感和羞耻感来变得更有韧性,而是透过在安全及有同理心的关系中说出它们。当我们在有同理心及安全的环境中创造出能哀哭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空间时,我们大脑的线路就会朝着健康的方向重新连结起来。

上帝并非透过大声宣告夺取权力来证明祂的爱,而是透过放弃祂的地位。

像伯特利教会那样的神学透过追求并宣告在基督里的力量和权威带出神的国。宣告有着战胜死亡的力量十分诱人——苦难和死亡确实刺痛了我们。但上帝并非透过大声宣告夺取权力来证明祂的爱,而是透过放弃祂的地位。上帝透过成为人类,有着会流泪的眼,会流血的肉身,会停止跳动的心脏,来向我们展示永恒的爱(约翰福音1:14)。信心并非绕过我们破碎的躯体,透过耗费我们大量的情感能量来全力地恳求医治或复活,也并非奋力分析是什么罪导致了我们的痛苦,或上帝在我们的痛苦中想成就什么样的目的。

基督的降生是圣经讲述的关于信心的真正模式,引导我们活在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之间的张力。基督在我们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出现,让我们感受到祂的陪伴同在。当我们属于耶稣时,通往繁荣生命的美丽悖论道路便是:发现自己的软弱,并让上帝的大能在此得以完美(林后12:9)。

福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权力、大能”更好的故事,无法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或几个口号来解读,而是存在于基督跟随者的生命——在我们无能为力之处,道成了肉身。基督的生命及复活的种子播撒在我们共同的泪水中,以及基督跟随者的右脑与另一人的右脑共情时所产生的共鸣里。恩典不仅仅在祂的大能里升起并触摸我们,也在我们之间的悲伤空间里。

我们的上帝既神奇又平凡。我祷告,当我们一同肩负奥利佛一家和他们社区的悲痛时,我们的信心会更加清晰及有力,知道我们的上帝不仅仅拯救我们,也支撑着我们。

K. J. 拉姆西(K. J. Ramsey)是一名治疗师、作家,也是一名正在复原的理想主义者,深信悲伤能与快乐共存。着有《这事也将持续:在苦难缠身时寻找恩典》(This Too Shall Last: Finding Grace When Suffering Linger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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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我的文化帮助我生存,但圣经帮助我盼望

两者都谈到在苦难中忍耐,但只有圣经鼓励我在软弱中夸口。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5, 2023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今年夏天,我在朋友的婚礼上担任伴娘。大喜日子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厨房翻了个底朝天,为新郎和他的伴郎们调制“欢迎饮料”。当我把蚝油、醋、番茄酱、柠檬汁、蜂蜜、生姜、抹茶粉和花椒搅拌进一个大碗后,我强迫自己尝了尝这杯看起来很可怕的混合物,却发现其中缺少一种味道:苦味。

这种迎宾饮料是华人婚礼习俗的一部分,我们之为“进门游戏”或“闯门”,即在新郎与心爱的人面对面前,伴娘要给新郎和伴郎们一系列挑战。这项传统源自于一种信念:新娘是家中的宝贝女儿,家人不会让她轻易的被带走。 (容我解释,这项习俗出自幽默的善意)。

在被称为“酸甜苦辣”的游戏中,伴娘会用酸、甜、苦、辣四种特定口味的食物或饮料招待新郎和伴郎,预示着新人将来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通常情况下,这些口味是分开食用的,而不是混在一起,但我们时间不够)。如果新郎和伴郎能喝下所有饮料(无论味道有多可怕),就表示这对新人将能够“吞下”未来发生的任何难事。

但是,苦味并不仅仅是华人婚礼传统的一部分而已。 “吃苦”一词(英文没有相对应的词)的存在显示着“苦味”早已渗透至我们的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中。不过,这个词有比吃苦瓜或艾草等很苦的食物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它主要的意思是:在艰难困苦的处境里坚持不懈,毫无怨言。

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在中国就业困难的年轻毕业生建议时,五次提到“吃苦”,并表示“无数成功人生的例子表明,年轻时选择吃苦,就是选择了丰收。”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吃苦”可以是个有用的词,用来形容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它也可以反映出一种禁欲主义的人生态度,视“抱怨自己的处境”为软弱的表现。

在圣经里,每当提及类似“吃苦”的概念时,“苦难”与“坚持不懈”两个概念同样也紧密相连。然而,圣经概念与华人概念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者最终的目标不同:对基督徒来说,吃苦最终的目标是产生敬虔的盼望,而不是自我超越。圣经也鼓励我们夸耀自己的软弱,但华人吃苦的概念并不允许人们这样做,因为承认自己的软弱等同失败。

嵌入骨肉里的苦痛

华人倾向于用身体而非头脑来经历自己的情绪/情感。例如,一项比较马来西亚华裔和欧裔澳洲人忧郁经历的研究发现,华裔倾向分享他们身体上的问题,而欧裔澳洲人则会谈论令自己不安的精神状态或情绪。

当然,华人文化本身就很少谈论情绪了,这也是为什么华裔所经历的身体不适——从偶发疾病到慢性病和重病——可能见证了他或她正经历的挣扎和挑战。

在这种世界观中,吃苦强化了一种观念,即痛苦和挣扎应该被内化和消化,而不是避开它或吐出来。

福音书中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也让我们对“吃苦”有个私密且直观的理解,我认为,基督真的“吃下那苦”。当我们读到耶稣的背部如何被一鞭又一鞭残酷的鞭子撕裂,我们会痛苦地意识到,身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的祂真的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约翰福音1:14,马可福音15:5 )。想起祂祷告时汗水如血滴落在地上(路22:44)时,我们知道基督真的深知我们痛苦的经历。在圣餐中领受并分享的饼和杯正是在记念祂为我们撕裂身体,流出鲜血(林前11:23-25)。

我们自己吃苦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一种管道,因着这些经历,我们能进入耶稣的苦难,并认识到身边的人所经历的苦痛。

詹内尔·帕里斯(Jenell Williams Paris)在评论罗伯·莫尔(Rob Moll)的《你的身体认识上帝》一书时,写道:“痛苦使我们打开心扉,让我们对受苦的人变得更仁慈、更慷慨,并预备我们在基督的身上认识到上帝的苦痛。”

一些华人基督徒十分熟悉为基督的缘故吃苦。在中国北方,杨小慧和陈尚因与其他基督徒聚会而被当局关进监狱。尽管面对嘲笑和虐待,她们仍开始唱起敬拜诗歌,向看守员和狱友作见证。杨小慧说:“即使被关在牢房里,我的灵魂仍是自由的。”

禁欲主义的倾向

让吃苦这个本可以有良好意义的概念变得复杂的是,华人的吃苦往往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禁欲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侧重于忍受当前的痛苦,希望能有个更好的未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拒绝表露任何情感。

有些人认为,吃苦是一种锻炼出强壮的精神、情感和身体的方式。史丹佛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认为,中文的“吃苦便是福”这句话强调了苦难中蕴含着“智慧和成长的机会”。

菲律宾神学家迪克·欧亨尼奥(Dick O. Eugenio)在《亚洲基督教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们可能会对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感到认命、颓然,觉得自己必须接受这样的境遇。他写道:“华人并不视这种宿命论的倾向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应对方式,而是一种‘适当的被动性’,因为认识到这世界有其更宏大的运作方式来使社会公正的运作,”因此,即使这意味着自己得痛苦/牺牲,也该默然接受。

他补充道,这种被动性的原因可能包括害怕“违背神的旨意”或“积累更多恶的业障”。

在我看来,“吃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允许人们抱怨、抒发自己痛苦的感受。说出自己的不满,等于承认自己的软弱或没能力摆脱困境。更有破坏性之处是,抱怨被人视为失败的行为,因为你“没有能力承受或克服磨难”或“无法正向面对苦难”。

“吃苦”无意间限制了我们的人性,也限制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和活动的方式。

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将吃苦的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注:即将出现剧透)。女主角秀莲的自助洗衣店正是“吃苦”的象征,体现了她是如何在异国他乡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无论顾客多难缠,无论税务稽查员变得多可怕或凶残。然而,当她在多元宇宙里遇到无数个不同的秀莲时,她开始觉得自己目前身为洗衣店老板的存在是一种限制,毫无意义。

逆文化而行

秀莲吃苦的经历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些正在经历苦难、看不到尽头的人的共鸣。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苦难经历中有更多条救赎的叙事弧线。

正如“吃苦”这一概念所暗示的,在圣经里,苦难和忍耐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罗马书5:3-4说,我们要在苦难中得荣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并且,当我们面对试炼时,我们要视它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坚持不懈的人是“有福的”(雅各书1:2, 12)。

在华人的世界观中,说出自己的缺点会被视为失败的行为,但在圣经的世界观,却视夸耀自己的软弱为一种力量(林后12:9)。

华人文化往往会回避谈论自己的失败,也许因为谈论失败是很可耻的事,或者会使我们所处的社区/社群蒙羞。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喜欢强调胜利,而不是脆弱地谈论我们正在经历的挣扎。但是,对这种对胜利故事的偏爱可能意味着我们错过了上帝为我们讲述的更宏大、更全面的故事:正是在苦难中,而不是在苦难结束之时,是我们最充分地与上帝的爱和温柔相知相遇的时刻。

治疗师K. J. 拉姆西(K. J. Ramsey)写道,“基督在我们痛苦和无能为力的时候出现,让我们能感受到祂的同在。当我们属于耶稣时,通往繁荣昌盛生命的美丽悖论道路便是:发现自己的软弱,让上帝的大能在此得以完美(林后12:9)。”

因此,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吃苦是出于对基督的盼望,而不是倚靠自己胜过苦难。正如保罗所说(罗5:5),盼望不会使我们羞愧。作家但丁·史都华(Danté Stewart),“持守盼望”并不是在展现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认识到盼望本身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动作、一种挣扎、一种委身、一种自律。”

雅各与上帝的摔跤(创32:22-32)也是如此。他的跛脚可能是吃苦的表现,但也提醒着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帝爱他,在他挣扎时没有就这样让他离去,而是先祝福了他。

尝尝主恩的滋味

虽然与其他人相比,我不断经历着的吃苦,例如身为移民,努力在加拿大重建我的人生,以及伴随着流产而来挥之不去的悲伤及痛苦——可能显得苍白无力。

但我相信,上帝不会轻看或贬低我的苦难经历。

相反的,正是在这些未解决的张力和尚未实现的盼望中,我认识到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轨迹。祂掌管着这一切,吩咐我承认并宣告祂与其他圣徒如何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即使和他人分享基督徒生命里介于已然及未然之间的各种起起伏伏时会让我感到痛苦。

但就像大卫在扫罗追杀他的危难时刻所说:“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诗篇34:2, 8)。愿我们像大卫一样,即使在吃苦的时刻,也能参与并分享上帝永恒的应许。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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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那些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学者

简介12位一百年前参与中文圣经翻译的中西学者,包括他们的幕后动人故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0,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Courtesy of 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从十九世纪初年马殊曼、马礼逊直到今日,翻译完成出版的中文圣经版本相当可观,使用的文体、选择的语系、参与的译者等,十分多元而丰富,更留下许多幕后的动人故事,以下为读者介绍其中几位重要人物。

麥都思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麥都思

委办译本的推手:麦都思

麦都思(Walter Medhurst,1793 ∼ 1857)是英国伦敦传道会宣教士,1816 年东来,先后驻足于马六甲、槟城等地,于1822 年进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直到1843 年前往上海。他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协办仁济医院、获选工部局首届董事,可以说与上海初期的发展息息相关。麦都思至少参与翻译三种中文圣经版本:《四人小组译本》(另外三人为郭实腊、裨治文、马儒翰)、《委办译本》与《南京官话译本》,而且每次都是委员会中最主要的成员。 《委办译本》成为十九世纪最成功的中文译本,大半要归功麦都思这位不辞劳苦的推手。 1857 年初,麦都思返抵英国后三天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为华人而活。

王韜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王韜

协助麦都思的华人译经者:王韬

王韬(1828 ∼ 1897)是江苏人,父亲王昌桂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成为麦都思的中文老师。王昌桂去世后,王韬来到墨海书馆,参与由麦都思主导的《委办译本》翻译工作,他的文笔优美出色,为委办译本带来甚多好评。王韬后来受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 1897)邀约,于1867至1870 年前往英国,协助理雅各将中国十三经译为英文。王韬著作很多,也积极投入新闻报业、西学教育等领域,被视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先行者之一。

婁理華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婁理華

为译经而殉道:娄理华

娄理华(Walter Lowrie,1819 ∼ 1847) 是美北长老会宣教士,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父亲曾任美国参议员,后辞职出任长老会宣教差会秘书长,极力鼓励儿子加入海外宣教行列。娄理华于1842 年来华,之后代表宁波参加《委办译本》翻译工作,1847 年赴上海开会,回程遭遇海盗袭击,遭人投入海中丧命。挣扎中,他将手中的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合参圣经掷回船上,以供后人参考。数年后,其弟娄理瑞(Reuben Post Lowrie,1827 ∼ 1860)来华从事圣经翻译,历时六年后病逝。娄医师之子路崇德(James Walter Lowrie,1856 ∼1930)即娄理华姪儿,一度名列《官话和合本》译经委员会,娄家三代为中国不惜性命、无怨无悔,令人感佩。

西点军校毕业的译经者:克陛存

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1819 ∼ 1862)是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39 年自西点军校毕业后任炮兵中尉副队长,1841 年退伍,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1844 年毕业旋即来华,住在宁波、上海等地。因与《委办译本》委员会意见不同,克陛存与美国公理会裨治文一起退出,自行翻译圣经,1855年由美国圣经公会支持出版。可惜裨治文、克陛存先后于1861、1862 年病逝于上海,都来不及看到辛劳的成果。他们的译本与《委办译本》同样流通多时,且更忠于原文,有助神学生与传道人研读圣经。

狄考文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狄考文

官话和合本前期领导者: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 ∼ 1908)是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63 年来华,在中国四十五年,最重大的两项贡献,就是创办登州文会馆,即齐鲁大学的前身,以及成为《官话和合本》翻译前期的领导者。他强调,《官话和合本》的对象主要是听众,而非读者,因为当时中国文盲比例仍高,他们只能听圣经,无法读圣经。狄考文强调口语的重要,形成《官话和合本》让人琅琅上口的一大特色。狄考文晚年全心全力投入圣经翻译,他曾说:「我的一生都献给圣经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花费我大量心血,不过这大概也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他倚重的两位译经助手,先是邹立文,后为王元德,都是文会馆的校友,师生同心协力参与译经,获得另一位译经委员富善牧师高度称赞。狄考文精通官话,编著《官话类编》,2017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

滔滔雄辩下完成的和合本圣经:王元德

狄考文牧师的华人助手王元德,在他后来自行重译的新约序言中,忠实描述自己经历的场景:「每逢夏季,各持译稿,集烟台东山安歇楼,荟萃一室,各抒所见,互资考证。时而和乐可亲,时而争执纷纭,时而拍案大叫,负气四散;少焉含笑以归,从头商量。每一定稿,恒滔滔雄辩,数日不决;终以西教士为主体,但求原文之苟同,难计文字之工拙。」有一次,译经委员会在登州文会馆开会,会期长达两个半月,有位文会馆的学生回忆,争辩的声音在户外都可以听见。

富善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富善

官话和合本后期领导者:富善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 ∼ 1925)是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65 年来华,任教于河北通州的神学院,对官话素有研究,先后编著《中英袖珍字典》、《官话萃珍》等书。 1908 年狄考文去世后,富善接下《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会主席重任,完成旧约翻译及新约修订。在历次的翻译会议中,他只有一次因女儿病危而提早离开,但仍指派华人译经助手张洗心全程参与。他经常称赞华人助手的付出与贡献,在他主政时期,同意华人助手与西国译者享有同样表决权。 1919 年《官话和合本》出版,他是唯一从开始到完成始终参与其中的翻译委员。 1925 年病逝于通州,在华六十年,《官话和合本》圣经是他不朽的丰碑。

鮑康寧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鮑康寧

内地会的译经代表:鲍康宁

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1852 ∼ 1922),英国人,内地会宣教士,1873 年来华,先是在安徽、山西、湖南、贵州各省赈灾、考察,1896 年接掌设于安徽安庆的语言学校,帮助新进男性宣教士学习中文。他是内地会最杰出的中文学者与教师,着有《英华合璧》(¬The Mandarin Primer)、《日日新》(An Idiom a Lesson)等汉语教材,广受欢迎,频频再版。他担任《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近二十年,并获得内地会同意,放下其他事务专心投入译经,贡献甚大,与狄考文、富善并列《官话和合本》的三位核心人物,1922 年病逝于上海。

施約瑟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施約瑟

残而不废的译经王子:施约瑟

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1831 ∼ 1906)是犹太裔俄国人,少年时受教于拉比学校,后归信基督,1859 年由美国圣公会差派来华,先后将圣经译为官话版(1875 年印行)、浅文理版(1902 年印行)。 1879 年创办圣约翰大学,1881 年中风,从此行动不便,仅用两根尚可活动的指头打字,完成浅文理版,又称《二指版》。 1906 年病逝于日本,美国圣经公会驻华代表尊称他为译经王子。

柏格理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柏格理

为苗族翻译圣经:柏格理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 ∼ 1915)是英国循道公会宣教士,1887 年来华,从云南昭通开始,展开以汉人为主要对象的宣教活动。 1905年,顺应福音在苗族大发兴旺的情势,进驻贵州乌蒙山区的石门坎,办教育、建医院、除陋习、争人权,带动苗族文化复兴。更为苗族创造文字,称为柏格理文字(即滇东北老苗文),进而翻译新约圣经。 1915 年,山区爆发伤寒瘟疫,柏格理为救治学生,自己受到感染而去世。他翻译的《花苗语新约》于1917 年出版,大花苗族终于有了第一本母语圣经。他的故事,中国央视曾摄制《在天那边》影集连续播出。

不惜家业的译经者:赛兆祥

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 ∼ 1931)是美南长老会宣教士,1880 年来华,先在江苏北部宣教,后受聘于金陵神学院任教,不惜倾注家业,独力从事圣经翻译,1931 年病逝于庐山。他的女儿是著名文学家赛珍珠(普立兹小说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为父亲写传记时,对父亲狂热投入译经事业颇有微词:「孩子们都认为父亲的新约圣经是个深坑,使他们失去渴望的玩具,或是小女孩想要的新裙子,或是他们渴望的许多书籍。他们学会满怀希望地询问:『妈妈,等父亲完成新约之后,我们可以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吗? 』⋯⋯他一版一版地印行,修订每一版力求达到尽善尽美,而她(指母亲)一生因着出版新约而变得越来越贫困。 」

忠于希腊原文的华人译经者:朱宝惠

朱宝惠(1889 ∼ 1970),就读金陵神学院时,在司徒雷登指导下学习希腊文,曾任神学院函授科的希腊文教师,同时协助赛兆祥翻译新约圣经。他们的完整本新约在1929 年出版,隔一年赛兆祥病逝于庐山,继续修订的责任就由朱宝惠一肩扛起。不同于赛兆祥重视译文流畅,朱宝惠更重视忠于希腊原文,因此他在译本后放置大量的注解与附录,供有心研究者参考。译本中特别收录一篇〈赛兆祥博士小史〉,以示不忘前人的贡献。这个名为《重译新约全书》的译本于1936 年出版,由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资助出版经费。

记念古田教案的建宁话圣经

1895 年8 月1 日,福建省古田县发生一场极为残酷的教案,上百名号称「菜会」的暴徒,清晨突袭在华山避暑休憩的外国宣教士,造成十一死五伤。来自英国圣公会的史荦伯(Robert W. Stewart,1850 ∼ 1895)牧师一家七口,四死三伤,牺牲最惨烈。而且十一位死者中,只有史牧师为成年男士,其余皆妇孺,包括才十三个月大的婴儿,难怪引起国际舆论挞伐,致使中国蒙羞。

凑巧的是,噩耗传到英国那天,大英圣书公会同时收到史牧师的信函,恳求为同省边区的建宁县出版一本建宁话圣经。这本于次年出版的建宁话圣经,由纽柯姆(B. Newcome)小姐监印,她是殉难者之一的姊妹。殉难者的亲友捐献译本出版经费,以记念古田教案。

师母是译经幕后的功臣

这些牧师废寝忘食,专注译经大业,若非师母在幕后全力支持,恐难成事。为了避免牧师在餐桌上继续争论会议中遇到的问题,师母总是自愿轮流大声朗读小说,让丈夫放松心情进餐。有一次读到有一个卖马人告诉买主:「这匹马很乖,不用栓也会乖乖站着。」买主第二天骑马出村子,马儿跑不到一里路就停下来,怎么赶也赶不动,这时候买主想起卖马人的话,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在美国农村长大的狄考文牧师听到这里,忍不住捧腹大笑。 《唐吉轲德传》也是很受牧师欢迎的小说,为进餐时间带来许多欢笑。

魏外扬,台湾中原大学退休讲师,宇宙光马礼逊学园副秘书长。多年来致力研究华人基督教史,有《留在远方的云彩》等多本相关著作。

本文原载台湾《宇宙光》杂志《和合本圣经百年》专辑,蒙允转载。

Books

跳脱“男子气概”刻板印象的弟兄养成

造就男性基督门徒,不是要他们追求不健康的“男子气概”,而是要帮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9, 2023
Sy Chen / Unsplash

今天台湾社会的男性,似乎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承受更多苛刻的目光,和性别特质的压力。理性、豪迈、不拘小节会被调侃为“直男”;感性、胆小、温文婉约会被嘲笑为“娘炮”。基督徒男性有可能幸免于这些标签吗?要帮助今天面对如此困局的基督徒男性成为“真好男人”,是否可能另辟蹊径,有更好的选项?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年前),社会对“直男”的接受度很高。如果男生表达意见时,强势直接、爱说教、听不懂女生的暗示……,通常会认为是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毕竟“男生本来就是如此啊!”但近几年来,这些特质在重视沟通的社会却渐渐成为贬义词,这些特质不但被称为“直男癌”,甚至有许多媒体开始报导和探讨“直男”现象,Fcebook上甚至有“直男行为研究社”粉丝专页

男子汉养成记

传统社会文化里,女性被认为是感性、软弱、依赖、被动……,而相对于“女性特质”,“男性特质”则多指理性、强壮、独立、主动……。随着女性主义研究与妇女运动兴起,社会渐渐发现,过去习以为常的性别规范其实需要被松动。

刻板印象在父权体制社会中产生:首先,父权体制的规则是将“阳刚”与“阴柔”两种特质对立,认为阳刚比阴柔优越。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男尊女卑、以男性代表人类经验的文化设定,社会建制中也多由男性优先担任领袖、掌握权力与资源。而在父权社会下,“男子气概”(masculinity)就成为男性寻求生存时阻力最小的途径,当男性的表现愈靠近阳刚,就愈靠近社会认可的理想男性,反之则是不够格的男人。 “娘娘腔”就是体现父权逻辑的典型用语:具阴柔特质的男性因为太靠近女性特质,而被认为如女性一般“次等”。

都是男子气概害的

父权体制的运作方式是“控制”与“支配”,这个体系助长竞争、侵略和压迫。男性恐惧自己被其他男性支配,也会努力透过控制他人来寻求安全感与地位,防止损失与羞辱。此外,以控制为核心的文化,也形塑男性的内在。对男性来说,男子气概的表现,需要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不断自我建构或在群体中确认。在此期间,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感觉难过时不能“和女生一样”哭泣依赖;即使自己不喜欢,还是得和同伴一起捉弄女生、讲黄色笑话,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因此,许多男性深受其害。 2018年,男演员巴尔多尼(Justin Baldoni)在TED的演讲揭露自己如何受困在“勇敢”、“坚强”等社会期待之中:“我一直都在假装那个跟真实自我不同的人。当我感到脆弱时,我假装坚强;当我没安全感时,我假装自信;当我受伤时,我假装强悍。我想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在演,但我厌倦这样。我可以跟各位说,要随时为着所有人,试着表现得像男子汉,真的很累人。”当男子气概成为男性的律法,“没用”、“不行”、“被宰制”就成为父权社会对男性最大的惩罚。

男子气概对恋爱交友的影响

理想男性总是要理性地控制大局,但如果只用阳刚特质来应对爱情关系,则会是一场灾难。在男子气概的标准下,很多男性长期自我压迫、抑制感性,容易造成自我与身体、情感的疏离,难以建立深度关系。恋爱关系的本质是情感交流,若男性对自身的情感、情绪并不敏锐,甚至因害怕失控而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充满恐惧;他们面对沟通冲突时,轻则难以理解对方的心情或表达同理,重则甚至会否定、贬低关系中所表达的负面情绪,遑论情感交流。

当阳刚与阴柔成为对立的特质,父权社会就会进一步发展性别分工,例如“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动女被动”、“男好色女矜持”等人际脚本。如果我们对所处文化没有一定的辨识与反省,“男强女弱”观念容易限缩择偶的范围;“男主外女主内”则让男性不容易接受配偶比自己成功,也阻碍男性选择成为全职爸爸;而“男主动女被动”有时会成为直男无法接受女性拒绝示好的理由。

最后,“男好色女矜持”更是影响深远的恶质刻板印象!当社会将男性建构成“满脑子都是性”、“不能控制自己的性行为”时,一方面让男性陷入追求性能力比较的迷思;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容易在性骚扰、性暴力事件中,合理化男性加害者,认为他们“情有可原”。此外,国外研究发现,有一定比例的异性恋大学男生会经历自己不想要的性行为:因为男性“得” 作性支配者,若拒绝女生主动的性邀约,一方面对方会没面子,自己也会被嘲笑不符合男子气概!

学习阳刚支配,还是学像基督?

如果在世俗社会中,追求不健康的男子气概成为男性不得不面对的痛苦,基督信仰群体是否能给予不一样的可能?

如果我们从世俗男子气概的标准来看耶稣,耶稣不但是“不合格”的男性,甚至大部分时候还很“娘”!例如当耶稣谈权柄时,祂说的不是控制与支配,而是“人子来,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事,乃是服事人,做多人的赎价。”(太二十28 )当耶稣看到马利亚为拉撒路哀哭时,耶稣也感同身受地哭了(约十一35);当耶稣觉得恐惧孤单时,祂也坦然与门徒兼男性好友表达自己的脆弱与需求:“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太二十六38)当时的犹太男人以和妇女互动为耻,对外邦人也不屑一顾。但耶稣却毫不顾忌地向撒马利亚妇女要水喝,与她深入讨论生命、信仰的话题。社会期待、污名或禁忌似乎在耶稣身上都毫无作用。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6~8)作为三一真神,耶稣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人类的宰制者;作为第一世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男性拉比,耶稣本来能够合情合理地享有各种人际优势,但祂却在当时父权文化中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成全而非竞争的人际互动、脆弱而非自强的性别气质、对等而非宰制的性别关系。父权体系以全然支配为终极目标,但耶稣却以十架上的牺牲顺服为其生涯的完成,翻转了权力逻辑,为在父权体系下受苦的弟兄开一条辛苦却自由的路!

跳脱刻板印象的好门徒

在陪伴基督徒情侣的经验中,我发现外在的性别特质通常只会在刚认识的时候发挥影响;当进入深度相处后,彼此碰撞、相遇的往往是内在的品格、个性与灵性。例如相处时是否能感知、回应彼此的情绪?沟通时是否诚实无伪?当自己的缺点或罪恶被揭露时是否愿意谦卑悔改?看到对方软弱时是否能够良善地接纳?

那么,怎样的人才适合进入一段关系?我认为一个人的“门徒特质”会远远大过于所谓“男性”或“女性”的特质!

随着女性权力日益被重视,过去专属男性的社会定位与工作愈来愈模糊,不免造成男生的焦虑。艾杰奇(John Eldredge)早期的畅销基督教书籍《我心狂野》、《男子汉养成班》等内容是在有明确性别分工的社会脉络下,鼓励基督徒弟兄如何更man。

若放在现代处境重新思考,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弟兄缺乏男子气概,而是性别刻板印象需要被解构。我们虽然称呼神为“天父”,但实际上神同时具备阳刚与阴柔特质;有神形像的我们其实有更大的能量跳脱、或对抗世俗的性别刻板期待,所以看似日渐模糊的性别界线,也可能是解放僵化性别分工的契机。

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黄国维在《家庭神学》表示,在“彼此顺服”的原则下,家庭是“小教会”,家中各人的任务分工也可以应用教会的相处原则,按着个人的恩赐(而非性别)彼此服事。

我曾访问一个基督徒父亲为何选择在家多年担任全职育儿者?对他来说,他是在实践神的托付而非社会的期待:“我留在家里对我们家比较好,太太本来就是比较会赚钱的人,就去赚钱没关系;我又不是因为赚钱而快乐,我觉得家里的稳定才是成就感。”

巴尔多尼在TED演讲的最后说:“我不想要当男人,我想当好人。”救恩不是让人成为男人或女人,而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在福音里活出神荣美的形像,成为完整的人。

郭宇欣是台湾葡萄纸文化出版社负责人、高师大性别教育博班生。

本文原载台湾《校园》杂志2023年9/10月号,蒙允转载。该期电子版可在这里购买。

Books

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的好男人

香港神学学者阐述如何在男性情感教育中超越“男生重理性、女生重情感”的刻板印象和二元对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有些人把男女之别过度简化为“男生着重理性、女生着重情感”。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纯粹的二元对立,我们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来论述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情感与理性、肉身与灵魂、超越与限制、男与女等,从来都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建立的。即我是有理性的情感人、有情感的理性人;我是有肉身的灵魂人、有灵魂的肉身人;在超越下受限制的人、在限制下超越的人;有男性特质的女人,有女性特质的男人,等等。

情感与理性

情感是指因与周遭世界互动而产生的即时心理和生理反应,例如,喜悦、惊慌、忿怒、心跳加速、出汗等。伦理学上,情感主义(emotivism)有别于主观主义(subjectivism)。情感有关态度和感受,与事物的真实与否无关。情感是自然和直接的,没有经过理性处理。年纪愈小的孩子愈反映这份自然和直接的情感,但同时,他们的情感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和需要道德来提升。

例如,有人对黑人的情感反应是负面的,看到黑人就联想到犯罪、暴力和通俗文化等。首先,对黑人的负面情感可以是很自然和直率的表达,但表达情感也要顾及他人的情感。所以,不应该为了自然和直率的缘故,就放任情感,认为情感不需要接受教育。第二,对黑人的负面情感不单纯是个人的,更可能是集体的情感,即我们在集体意识下,接受了社会对黑人的态度,并使之成为群体的习性(habitus)。第三,情感不牵涉事物真实与否,但当当事人和听众将自己的情感等同为事实时,由情感制造出来的偏见就更难得到处理,因为情感不再是想像,而是被视为事实,可以讨论。基于以上原因,社会认为理性比情感可信赖得多。情感可以建构它所认为的事物,但理性不会,也不可以这么做。理性讲求客观、证据和更好的理由。

不论是社会化结果还是身心结构原因,男人相对地倾向理性,女人相对地倾向情感。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下,情感受到压抑、不被重视,甚至被视为弱者的表现。例如,“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等讲法,进一步分割理性与情感。

话说回来,理性不是想像中客观、不受情感影响和不需情感支援的。我们总要问“那一个理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就跟自由主义的理性不同;环保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理性也有不同取向;原住民对狩猎的看法与现代人对动物的看法就不同。理性所反映的,可能只是某群体的价值和思考,甚于我们所以为的普世性。理性可能只是包装着某种情感或反映某种社会叙事,骨子里仍是情感。即理性其实取决于情感,为情感服务,而非完全客观。国族主义某程度上就是一例。

此外,理性也可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当工具价值主导社会时,我们不可能只靠价值理性来对抗,更需要仰赖来自情感的勇气,来坚持价值理性,我们需要情感来保护价值理性。同样,价值理性也需要培养恰当的情感。当我们习惯说“知、情、意、行”,将“知”放在“情”之前时,我们也要考虑“情、知、意、行”,甚至“行、情、知、意”等不同模式。

理性与情感不是对立,而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以辩证方式交织。习惯了理性思考和理性表达主导的男人,可以如何多培育和运用他们的情感资源?

经验与弱势群体

我在大学从事近三十年教学和研究,已不自觉训练出多用理性来表达。所以,有些读者认为我的文字很难懂。事实上,我的论文和讲道源于经验(情感)多于抽象思考。经验是相遇,以感官接触世界,感受其中的人与事,继而思考:“他们要向我说什么?”“我要放下什么才可以听见他们所说的?”“我接触了一个人还是一堆资讯?”“与他们相遇的经验修正了我什么?”按照布伯(Martin Buber)的理念,一切关系大致可分为“我—你”(I-Thou)、“我—它”(I- It)两种。承继犹太宗教Shekhinah的信念(意即「上主临在万物」),布伯认为我们不但可以从万物中感受到上主的临在,上主也在万物中彰显祂的光辉。那么,我—你不限于可见的“你”,因为在你之中,“我”可以遇到上主。此外,我—你也不限于人,因为上主临在万物当中,树木也可以是你。我—你与我—它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的你是完整和独立的个体,不是由我支配;而后者的“它”则是由我支配。若要与“你”有真实相遇,我就需要放下理性和情感所建立的偏见。然而,这并不代表,需要否定一切我—它关系,因为这样在生活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不是我—你与我—它的对立,而是当我—它关系与我—你关系切割,我—你就不再为我—它提供相遇基础。

上文提到,我的论文和讲道源于经验(情感),就是指我—你的相遇。我十几岁时就进入弱势群体中担任义工,聆听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行。他们是精神病康复者、智障者、孤儿。之后,我接触滥用药物者、失智者、同性恋者、贫穷者、失明者、丧偶者、临终者等。他们的遭遇不只开拓我的视域,更丰富我的情感世界。事实上,他们的遭遇(尤其受到社会歧视)搅动我的情感和理性世界。人不是简单分为好人与坏人、成功与失败、信徒与非信徒、理性与情感。与他们相遇,使我对社会给予我的理性训练抱持一定怀疑,甚至也怀疑以教义(dogma)之名出现的教会真理。例如,失智者挑战一般以理性、个体和品格等对人狭隘的理解。智障者不会用严谨辩论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逊我们,只是他们并非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生活。这不是说理性思考和表达不重要,而是理性的排斥性和霸道性,令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排斥、分类,甚于丰富和多元。

人际相处离不开权力,而权力多以理性运作,人也以此维护其权力。直接地说,权力就是论述。例如,博物馆的陈设并非如我们想像中客观,关于昔日的陈列、选材和陈述就牵涉权力。女性主义质疑,为何女人的声音和样貌都在公共领域消失?为何女人一定要跟随既定的理性规则参与讨论和表达?我们唯有放下惯常的理性,才可恢复受压抑的感情,从而听见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从他们的角度认识世界。

反思丧偶

1.自我存在的解体

我比较不守规则(某种理性规则),并游走于不同弱势群体,这些都培养了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帮助我更坦诚地面对信仰,不拘于压抑生命的教义。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内子离世,将我抛入一个理性暂时无效的生活。第一,人从不是孤岛,人透过倚赖而存在。因此,她的离世让我陷入存在的解体。存在的解体,源于关系中断而无法弥补。我开始明白为何很多失恋者和离婚者会陷入极度困扰。情感的伤痛让我明白主耶稣向我们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十一25)这是一句充满情感和爱的话,而非一则教义。释经并不帮助我明白这句话,只有情感才可以。哲学家马赛尔( Gabriel Marcel )说:“爱一个人,就等于对他说‘你永远不会死!’”这正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使祂必使我们复活。因此我们可以说:“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在天家就会再见。”

2.承担自己的烦忧

与这点相关的是第二点:我因内子离世而承担自己的责任。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说

从他人那边取走烦忧(care)而将自己的关注(concern)放到那人的职分(position)上,这就是为他人代劳。这样的关怀乃是为他人接管(take over)其关注之事。于是,那个人被逼失去了(thrown out)自身的职分,让他从已经涉入的事件中向后退回,转而等待接收那已经被处理完成的事务,或者完全将自身从那个事件抽离(disburden)。在如此关怀的情形下,那人遂成为一个被宰制者和依赖者,这种宰制对他而言甚至是无声的,并且是持续潜藏的。这种关怀是一种远离烦忧的代劳,以更广泛的范围决定另一个存有,并且是一种以附属的方式成为「应手之物」(ready-to-hand)之关注型态的极致表现。

离世的内子为我代劳多年(照顾我们),她的离世迫使我面对和承担自己的烦忧,包括当时只有七岁和四岁的女儿。不会有太多人期待烦忧,但人却不自主地被抛进烦忧当中。在烦忧当中,人被迫从“应手之物”(ready-to-hand,即“什么都准备好”)进入“手前之物”(present-at-hand,即“摆在前面,需要人自行整理”),思考当下可以和应该如何自处之外,也要面对焦虑的情感。例如,“我可以让女儿健康成长吗?”“若我也离去时,我可以交托女儿给谁?”“手前之物”不单纯是个理性课题,重点是我不再可以将自己假手于人。我要有勇气和责任面对“假如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所带来的震荡。

3.意义的突破

第三,因自我存在的解体和承担自己的烦忧,我进入一个意义突破(sense-breaking)的过程。简单来说,意义得以突破,是因为昔日意义(sense-making)不再足以承托我今日的遭遇。若仍停留在昔日意义当中,我就可能需要压抑情感或否定情感。若我忠于自己的情感,我就需要有勇气突破昔日意义,重构新的意义。例如,祷告对我而言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所以,若只从“上主应允”来理解祷告,我们就误解祷告了。上主应允只是我的额外收获(bonus),所以,若上主没有应允,我仍会祷告。任何意义的突破都会一定程度冲击某种理性的习惯或理性背后的权力。经验过某种存在的解体,我就不再介意别人批评了。

或许,对读者来说,以上三点分享很抽象。这一切源于经验内子离世的反思。这些理性反思是关于情感、伤痛、存在。理性暂时无效之际(受情感挑战),需要重构,达到“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此外,以上三点反思是否很男性中心?无可否认,这可能是受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影响。但如果我们从来都是“有男性特质的女人,有女性特质的男人”,我们就无须受限于男女二元思维,反而可以开放地聆听其他人的反思。当然,这讲法没有霸道地以为我自己的观点是放诸四海皆准,而不受自身性别影响的。

总结

本文先从情感与理性开始,继而以不同人的经验展示情感与理性关系;最后,我以个人的丧偶经验进一步反思情感与理性。这三个片段尝试带出有距离的思考、与他者相遇的思考,以及存在的思考。希望这不同思考面向可以帮助读者从不同层面思考情感与理性。

龚立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台湾《校园》杂志2023年9/10月号,蒙允转载。该期电子版可在这里购买。

Books

“他”、“她”、“祂”——中文圣经翻译中的人称代名词

第三人称代名词的翻译涉及人物的性别(“他”与“她”)、单数与复数(“他”与“他们”),更有指代上帝的“祂”和指代耶稣的“他”引出来的神学争议。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4,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可别小瞧了人称代名词“你”“我”“他”,在中文圣经翻译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路加福音书十五章记载耶稣讲了——“男人失羊”、“女人失钱”、“父亲失儿子”三个连环故事(作为比喻),强而有力地传达出上帝寻找失落者、一个都不能少的爱。故事主角的第三人称代词是用“他”还是“她”,显然不能混淆。

目前华人基督徒使用率最高的《新标点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缩写:CUNP)中文圣经,是修订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缩写CUV),对于第三人称代名词特别做了区分,男性用“他”,女性用“她”,动物用“牠”,事物用“它”,使读者更易辨别。但关于女人失钱的故事,没有将人称代名词“他们”改为女性的“她们”——“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路加福音15:9),于是造成一些读者的惊吓:这个妇人怎么可以找一堆男人来一起庆祝找回失落的那块钱?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不守妇道啊!

在路得记也有一个第三人称代名词的问题。第二章描述路得一直辛勤地在田间拾取麦穗,认真工作。田主波阿斯顾恤路得这对婆媳的窘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邀路得来与众工人一同吃饼,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

在路得记2:14,第三人称代名词单数误植为复数“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于是读者误以为场景是:收割的工人们(复数的“他们”)都很喜欢路得,个个都热情地招呼她,许多人纷纷把自己烘了的穗子递给她。于是路得收到烘好的穗子太多了,她都吃不完,还有余剩的。然而真正的画面是田主波阿斯(单数的“他”)亲手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这个动作也暗示其他工人不可以欺负外国人路得。她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可见波阿斯给的份量极其多,多到她都吃不完。

但这个错误不能算在《新标点和合本》的帐上,因为早在《官话和合本》就已经错误了。 2010年的《和合本修订版》已经修正:“波阿斯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

中文原本没有区分性别的人称代名词。将人称代名词做细分,是1915年新文学运动的成果。一百年前,中国的文人使用文言文,轻视白话文,但胡适、陈独秀等人大力提倡要用白话作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创造中国的文学。掀起许多文人支持,其中刘半农模仿西方语言 she ,造出新字“她”。他于1920年9月,第一次将“她”字入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官话和合本》于1918年12月31日送印刷厂,1919年4月22日出版,还来不及跟上新文学运动对于人称代名词的主张。或许这让曾经担任《官话和合本》翻译助手的王元德(又名王宣忱)想要自译中文圣经,呈现新鲜的、立诚的、平易的、明了的、通俗的汉语新文学。他的《王元德官话新约圣经》有几个特色,若遇到经文是诗体裁就用诗体排法,如马太福音1:23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将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王元德大胆尝试跨出圣经文本的世界,使用读者所处的中文世界来翻译,如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显现”,他译作“托梦”给约瑟。见马太福音1:20; 2:13, 19。

王元德对于人称代名词,更有许多的新尝试。遇到女性第三人称,照着新文学运动使用“她”,见马太福音 1:19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肯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将她休了。”

该译本则首次采用特殊的代名词“祂”称谓上帝;见马太福音1:21 “她必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为祂要将祂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另外,王元德用“牠”称撒但、污灵、魔鬼。见马太福音4:10 “耶稣对牠说,撒但,退去罢:因为经上记着,应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事奉祂。”马太福音10:1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灵,赶出牠们,并医治各样的疾患,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可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牠的使者,所豫备的永火里去罢。”

王元德关于“祂”的创举,导致日后《和合本》圣经修订时,学者们讨论著是否要使用“祂”来尊称上帝或耶稣。尤其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上帝,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究竟要用“他”还是“祂”来称呼?曾任《和合本修订版》编辑委员会总编辑的周联华表示

“上帝”代名词如果用“祂”,问题较少;但是如果“上帝”用“祂”的话,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代名词,是否也要用“祂”?假如不用“祂”来指耶稣,事关耶稣的“神性”,兹事体大。如果当“上帝”用“祂”而“耶稣”用“他”,这会牵涉到“上帝”与“耶稣”,也就是“父”与“子”是否不同等的问题,如此就会再兴起教会历史中无从解决的老问题。

周联华也注意到英文圣经中的《新钦定本》(NKJ)提到上帝与耶稣,都用大写的He/Him/His,从耶稣的出生到死亡一直到复活都用He/Him/His。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会让读者误以为耶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又产生另个备受争议的神学议题。周联华没提到的、也是用大写处理的英文译本,另外还有1977和1995出版的《新美国标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事实上,中文圣经翻译者,以最接近原文直译,注重原文和中文字词的对应的吕振中,曾经于1946年的《吕译新约初稿》用了“祂”,但1952年《新约新译修稿》就改回“他”,直至1970年正式出版整本圣经全书,也都不用“祂”。目前,大多数的中文圣经译本,皆不用“祂”来指称上帝和耶稣,只见于市占量较低的《恢复本》、《NET圣经中译本》。

而人称代名词的困难度,不仅在于中英文圣经翻译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新约希腊文圣经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难解经文。例如罗马书9:5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个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他”,究竟是指圣父上帝耶和华,还是圣子上帝耶稣?

人称代名词,看似简单,实则深邃不易,有时蕴含着各种意义的空间和可能性。可别小觑!

陈凤翔,神学院圣经老师、信望爱圣经网站主编。台湾神学院新约神学硕士、信义神学院道学硕士,台湾神学院旧约博士进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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