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感恩节时，我会和家人一起在家里准备晚餐。我们可能会一边做事一边聊着宗教和政治，但不是那种不愉快的聊天氛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读着同样的神学家的著作，欣赏同样的学者，并在社会议题的看法上有共鸣。

然而，在2016年大选两周后的感恩节，我独自站在阳台上哭泣。大约五年前，上帝开始用一连串重大的生命事件来让我人生故事里埋藏已久的部分复苏。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用与家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我开始视一些家人为有错误想法的对手。

如今，当我认为某些事情很灾难时，他们反而认为我“反应过度”。我感到自己被疏远了，迷失了方向。

当我努力想弄清楚自己的困境时，我想到耶稣曾隐晦的警告门徒：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10:34-36）。

我们称呼耶稣为“和平之君”，但祂却宣告祂将扰乱和平，乍看之下这似乎很讽刺。但我逐渐理解，耶稣所扰乱的是一种人为的表面和平，一种透过“顺从性”和“一致性”来实现的和平——也就是巴别塔的基本特色（创11:1-4）。由于这种和平依赖于建立并且维持这样的“相同性”，因此它无法为这个暴力且分裂的世界带来医治或和解，即使是那些碰巧自认为基督的追随者的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神圣的搅扰

在上帝打乱我家的一致性之前，我一直很自在地认同自己是“模范少数族群”——能自在地融入白人、中产阶级、政治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圈子里。我心甘情愿地将上帝赋予我的族裔身分附属于“模范少数族群”的身分之下。我满足于脱离台湾文化遗产的感觉，满足于自己是实现了美国梦的第二代美国人的想法。我将童年的创伤经历与父母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并尽可能地在我的身分与他们的身分之间拉开距离。

2014年，一段充满医疗和心理健康危机的时期使我展开两年的心路旅程，拉近了我与父母的距离，帮助我揭开我们家族破碎的历史根源。我认识到，我家族里好几代人都经历过压迫和创伤，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种族隔离、美国空袭、激烈的政权更迭；新来的掌权者窃取我们的土地和资产、施行大屠杀，以及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持续性暴力政治镇压，跟数十年的戒严。在最初的几代中，我的祖先本身是压迫者，他们是为逃离贫困而大规模迁徙的汉人的一部分，这些人在台湾定居下来，而台湾岛上的南岛语族部落已在此居住了数千年。他们的到来导致许多原住民部落大规模失去文化认同。

对家族历史的学习促使我重读圣经。我第一次在初世纪广大的农民阶级犹太人身上看到我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台湾原住民的形象——他们在罗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挣扎求生，也在更富有、更有权势的犹太同胞的腐败行为中求生。我从渴望得到解脱、渴望正义的受压迫者的角度来读耶稣的教导，而不是从追求个人灵性发展的安逸的美国人的角度阅读。

这种视角的转变将我引向自己城市里无助和受到欺负的人：住房无保障和无家可归的人、因着混合身份焦虑的移民家庭、受到创伤的难民、仍在遭受吉姆·克劳法（Jim Crow）和白人大规模迁离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的整个社区。当我与这些人建立连结时，我开始相信他们就是耶稣用来检验谁是祂真正跟随者的试金石（马太福音25:31-46）。

我与这些邻居的关系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属灵责任感。我意识到自己囤积财富或沉溺于享乐主义的方式，在我所处的社会经济阶层里的基督徒之中太常见了。我的新朋友们面对看似无法跨越的障碍时所展现出的信心斥责了我易于抱怨琐事的习惯。我对自己心里的种族偏见（约翰福音4:9）、阶级歧视（雅各书2:3、4）和宗派主义（林前3:3-9）感到罪疚。我的生命里似乎没有一件事是干净的。

新的政治，旧的问题

突然之间，我几十年来所拥护的政治并不能解决我这些被边缘化的朋友们所迫切关注的问题。这些人完全能合理的不满那些对他们的困境麻木不仁的主流群体。但我曾经的政治框架往往把他们归类在制造麻烦、劣等人群的行列，认为他们被轻视、抵挡或驱逐是应该的。现在，我理解他们并爱上了他们，我认识到他们并非蓄意制造麻烦；他们渴望解脱和公义——就像我自己的家庭曾做过的那样。

听着他们的故事，我无法不感同身受。他们的匮乏成了我在意的事；他们的敌人成了我的敌人。我在社群媒体和餐桌上征战，并得到了一群有同感的新朋友的支援。

很快的，我的激情反转引发了与家人和多年好友的摩擦。有些人发来尖酸刻薄的讯息。其他人则退出了我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什至觉得连丈夫和婆婆都成了我的敌人——尽管我们共同信仰基督，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上不同的忠诚归属造就了我们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我变得善于谴责别人。但这种惯性的诋毁态度让那些无法轻易把我“取消好友”、取消追踪、回避我或抛弃我的人感到厌烦。

我不想承认自己被自以为义的魔咒所迷惑。我的内在发生了很多改变，不变的是，我仍然认为某些人被轻视、抵挡或驱逐是应该的——只是换了另一群人而已。

耶稣的第三条路：爱仇敌

基督教信仰里有许多事是个谜，但对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敌人，却从来不是个谜：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3-48）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爱那些不断努力激起我们恨意的人？仇恨能让人感觉是捍卫被压迫者的正义武器，或是帮助被掠夺者保持尊严的工具。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时代的人们解析利未记19:18的“邻舍”一词时，用它来论证蔑视或暴力对待压迫者是正当的（马太福音5:43）。

然而，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不爱我们的敌人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当我观察到部落主义在我的生活和这世界日益严重的影响时，我认识到耶稣教导的是一种古老的智慧——既适用于学校操场上的争执，也适用于高风险的冲突。

最近，当我协助八岁的女儿处理因与朋友反覆发生冲突而产生的痛苦和愤怒时，她不断提出尖酸刻薄的反击，并问我：“讲这句话会让他很痛，对吗？ ”我们从小就有报复的冲动。但我未曾见到报复能修复关系。

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德（René Girard）曾经书写关于人类冲突里的一个巨大悖论。在《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坠落》这本研究人类社会暴力的著作中，吉拉德发现一种模式：当对手之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激烈时，敌对的双方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而非越来越不同。以种族冲突为例。非主流群体往往长期受到挫折感、无权感和恐惧感的困扰，进而滋长愤怒和恨意。当这种恨意愈发严重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战斗口号：“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打倒这些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精英主义的猪，把他们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作为反击，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会团结起来，发出这样的号召：“为了维护和平与公民秩序，我们必须粉碎这些卑鄙的乌合之众/种族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只有爱我们的敌人，才能避免沾染我们所憎恨的敌人的特性。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为迫害我们的人祷告，正是因为“仅仅爱及尊重那些爱我们和尊重我们的人”不会让这个暴力和混乱的世界有任何改变。“偏爱”能激励一个部落去打败他们的敌人、重新组织权力架构，但它无法打断暴力、排挤和压迫的循环。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在《爱的力量》一书中写道，他明白这一点：

仇恨使仇恨倍增，暴力使暴力倍增，强硬使强硬倍增，这是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毁灭过程。因此，当耶稣说“爱你的仇敌”时，祂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终极的无可逃避的警告。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是否已陷入这样的僵局里：我们必须爱我们的敌人，否则，我们就会死吗？邪恶的连锁反应——仇恨引发仇恨，战争产生战争——必须被打破，否则我们将陷入毁灭的黑暗深渊。

但我们该如何爱仇敌呢？

总统大选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全家和往常一样去了教会，但礼拜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投票支持川普的教会成员与其他因川普的胜利而感到威胁的我们心爱的教会成员（包括透过追梦人计划来到美国，以及无证移民的美国公民子女）在同个房间里敬拜上帝。在教会墙内，开心、解脱与恐惧和悲伤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尽管这些群体之间关系融洽，甚至情同手足，但很明显，房间里所代表的迥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使人们彼此对立。这正是毕得生（Eugene Peterson）所写的启示录注释书《天启的雷声》（Reversed Thunder）内容的具体展现：

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当一个人的生活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时，政治就开始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的生活都会影响他人。 ⋯⋯任何行动或信仰都不是私人的事。宗教性越强或价值越高，私人性就越小。因此，与基督和敌基督有关的事就是最不隐私的事，也是最政治化的事。我们脑袋里想的一切都会走出我们的头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超越我们的皮肤，进入一个复杂互动又纵横交错的网络。

我的牧师在那个星期天承认我们教会里有这样的情况：“教会是个由敌人组成的群体，在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在研读福音书时，我意外地发现耶稣透过挑选祂的12个门徒来向我们展示“爱你的仇敌”是如何运作的。

通常，当人们组织建堂团队时，他们会挑选那些百分之百认同这间新教会未来具体使命的人。耶稣却不是这样。祂召集了相互为敌的团体的成员来组成祂最亲密的追随者小组。门徒中有四人属于（或非常同情）奋锐党，这是一个政治运动，他们对从罗马统治下解放犹太人的狂热导致他们向罗马当局和与罗马友好的犹太同胞实施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他们特别憎恨税吏，因为税吏是为罗马这个异教帝国工作的犹太人，经常透过向自己人敲诈钱财来获取财富。因此，当耶稣选择让一个税吏加入他们的行列时，他们都目瞪口呆（路加福音5:27-32）。

政治并不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分歧点。门徒中有六个人是贫穷的渔夫，他们的生活仅够糊口，还要缴纳剥削性的税金和过路费。犹太贵族知道如何利用法律和经济制度来稳固自己的财富，他们视渔夫这个阶层的人为乞丐和不法之徒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耶稣的第12个门徒选择是出身高贵的巴多罗买（又称拿但业）。

如果仅仅形容这群人很分裂，就太轻描淡写了。他们之中一些人曾因其他人所代表的团体的行为而受苦。至少有四个人在哲学上不会反对透过暴力来表达他们对马太或巴多罗买的不满。也许正因如此，耶稣在公开传道之初，就以减轻痛苦的恩慈行为开始——医治疾病、赶鬼、减轻慢性疼痛（马太福音4:23-25）——紧接着传递的信息里不仅同理人们曾经历权利被剥夺、悲伤和冲突，也应许他们将会承受地土、和平并有归属感（马太福音5:3-12）。

想想耶稣挑选门徒的艰巨性。祂欢迎来自受压迫阶层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也欢迎被视为种族叛徒的人。祂欢迎出身富裕的人，也欢迎生活拮据的人。透过把他们召集到同一个圈子里，耶稣创造了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所要求的社区，一个每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的社区。

当门徒们日复一日地面对彼此时，那些来自特权阶级的人被要求忏悔他们对被压迫者的漠不关心；那些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被要求忏悔他们自私自利的贪婪，并补偿他们曾欺骗的人；那些痛苦的受害者被要求宽恕他们的压迫者，并见到这些人里面的人性（不再妖魔化他们）；那些靠刀剑生活的人被要求放下他们暴力的言论和武器。

这些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它们是关系上的要求，使门徒们能够继续一起跟随耶稣，这是他们履行爱的律法的唯一途径（约翰福音13:34-35）。是的，他们仍在争论谁是最伟大的，大概也会争论谁是最糟糕的，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就会错过与耶稣在一起的机会。我们也是如此。

想像力在爱我们的仇敌中的作用

理查·福斯特（Richard Foster）《属灵操练礼赞》（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一书中描述祷告为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看待他人和事情”的主要过程。以圣经为基础的想像力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引导我祷告的一个工具是，我会想像在耶稣上十字架前，我与以下几个人一起坐在桌边，准备从耶稣的手中接过饼和酒：1）我教会里的美国公民孩子，他们养家糊口的父亲因川普的政策而被驱逐出境；2）投票支持川普的弟兄姊妹；3）反对种族主义的民运人士；4）避而不谈种族主义的人；5）白人至上主义者；6）警察；7）因警察暴力而受创的人；8）因我的想法而拒绝我的人，以及9）其他种可能情况下的人。

我仍然为某些人经历的痛苦和其他人的偏执而感到痛苦，但这种祷告操练已消除了我想蔑视、消灭或向餐桌上的一些人开战的念头。它帮助我将我的个人的议程让位给基督的议程——这与“以基督的名义”来推销我自己的议程截然不同。祷告帮助我更能分辨何时该说话，何时该沉默，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祷告使我能够摆脱这个世界靠着部落主义运作的模式。

十字架的道路邀请我们死去。但它也是进入这个世界所不知道（但迫切需要）的永活国度的入口。十字架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它是一种力量，只有耶稣踏上屈辱、痛苦的十字架之路，将我们的审判揽在自己身上，受死，然后复活，我们才得以获得这种力量。弗莱明·拉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在她的著作《十字架》（The Crucifixion）中写道，上帝拥有“纠正『亚当』整个遗憾的历史叙事中所有错误”的力量，祂的纠正力量是对“整个被造秩序历史的重拾与重塑”。正是因为“祂改写了故事，我们如今不再是自己最糟糕的样貌的俘虏，也不再是想要毁灭我们的邪恶力量的俘虏”。透过祂的伤口，我们如今有治愈我们之间的分裂的能力（以赛亚书53:5）。

朱迪·吴·多明尼克（Judy Wu Dominick）曾在不同职业、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服事。她现居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翻译：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