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宿命论:COVID-19和中国的影响是上帝的旨意吗?

这样的想法在香港教会内外皆有展现。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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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今日基督教》宿命论特别系列 的香港篇

国文化因着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宿命论的想法根深蒂固。中国人普遍相信人的一生从出生起就有上天决定的宿命。父母往往会在意婴儿何时降生到这个世上,因为出生的日期和时间是婴儿未来ㄧ生福祉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也相信与宿命论有关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从影响最大的到影响最小的依次是:命运、运气和风水。 “一命二运三风水”是一句流行的谚语。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我们的命运有70%由运气决定的,我们只能改变剩下的30%。如果一个人的运气“不好”,据说风水可以改善他或她的处境。

2019年,香港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COVID-19的大流行则进一步影响了香港。前者导致了国家安全法(NSL)的颁布,后者则因政府过于严厉的封锁政策导致在港外籍人士的流失。许多迷信的商人认为,根据古代宿命论的经典著作之一,《紫微斗数》的预言,香港将面临长期繁荣后的关键时刻。

基督徒对宿命论和过去四年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和反应则有些两极化。保守派基督徒选择接受这个被上帝预定的局面,他们的回应往往是基于《罗马书》第13章。他们选择调整自己以适应国家安全法下的新常态,因为政府的政权应是上帝所命定的。在另一端,更靠近进步主义的基督徒被“上帝要求怜悯和公义”这句话唤醒。他们同情社会运动,并根据《弥迦书》第6章为受压迫的人们大声疾呼。对他们而言,受难的基督在社会动荡中体现,并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以基督之名所行的正义行为。

自那以后,教会变得高度分裂。某些大型教会的参与人数减少了30%-50%。许多人质疑神在香港的作为,他们选择移民,不再去具有结构性的教会,或自行成立新的基督徒社群。

近期,教会领袖和神学院学者开始对过去几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作出神学解释,并在教会继续前行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教会学框架。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解释是“受苦的基督”在香港的体现。和在中国的主内肢体ㄧ样,上帝将原本满足的基督徒群体带进苦难里,使我们不再将信心放在繁荣的经济上,而是更贴近上帝。神正在管教教会,以使教会成圣,香港教会可能会经历一段过去50年未曾经历过的逼迫和苦难。

在不利于宗教信仰的大环境中,有越来越多的讨论是关于我们有必要为在中国内陆的主内肢体树立信实见证的榜样。一些行动甚至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例如,某些主要宗派下的地方教会必须独立组建,以便未来出现来自当局的挑战时,减少对该宗派的影响。还有一些教会透过组织家庭教会式的主日敬拜,尝试分散领导权和牧养权。还有一种“微型教会”的试验,即教会授权年轻人在他们中间进行领导,甚至主持圣餐,但不主持洗礼。

虽然上帝对人类有个总体性的计划,并确定万物的预定时间,这是圣经真理,但我相信上帝也允许我们参与管理地球,并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负责。我们应该均衡、全面地教导圣经真理。对内,我们必须根据神的话语来教导基督徒,让他们了解预定论、自由意志及其后果,以及这两种观念如何互不排斥。从外部来说,我们应该装备基督徒,使他们有能力回应各种思想流派中盛行的宿命论想法,并揭开其权威来源的神秘面纱。宿命论往往隐含着一种“因行为称义”的救赎观,但基督徒必须与非基督徒分享因信基督而称义得救的道理。

KK Ip为湾仔EFCC国际教会主任牧师

Books

蔡蘇娟:從密室中發出信心芬芳的女傳道人

“暗室之后”說:“床榻不是我的監獄,乃是受訓的學校,聖靈是我的導師。”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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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ries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美國賓州蘭卡斯特(Lancaster)附近有個大鄉村,是阿米緒(Amish)人聚居的地方。 在那個地區有個名為「樂園」(Paradise)的小鎮,如果你開車從穿過小鎮的30號公路拐進一片農田當中的「使者路」(Ambassador Drive),就能看到「基督使者協會」(Ambassador for Christ, AFC) 的指路牌。

基督使者協會是美國的一間歷史悠久的華人福音機構。 進到「使者農莊」,你會看到機構新建不久的「大使命培訓中心」和一棟老舊的「李曼故居」,培訓中心裡面有一間「蔡蘇娟紀念室」,而其對面的一棟 新建的房子,是「蔡蘇娟紀念宿舍」。

樂園鎮的李曼故居是被稱為「暗室之后」的蔡蘇娟曾經居住過30多年的地方。 蔡蘇娟是上個世紀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女性佈道家,而查爾斯·李曼(Charles Leaman)是一位20世紀初美北長老會差派到中國、最終在中國安息主懷的傳教士。

蔡蘇娟(Christina Tsai ,1890 -1984)祖籍杭州,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2月12日出生於南京的一個官宦世家,在家中24個孩子中排行第18。 蔡蘇娟在16歲時就讀於李曼創辦的南京明德女子學校(Ming Deh Girls’ School),不久又轉學到美南監理會在蘇州辦的景海女塾(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雖然這兩所學校都是教會學校,但蔡蘇娟起初對基督福音並不感興趣。

直到她在景海讀書期間,有一次為了提升英文聽力,參加了美國佈道家高登(Samuel Dickey Gordon)的佈道會。 蔡蘇娟的心被高登牧師的講道深深打動,她不顧家庭反對,接受了基督信仰,隨後又帶領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並先後與女佈道家明美麗(Mary Culler White)和查爾斯 ·李曼的女兒瑪麗·李曼(Mary Leaman)結伴,在南京及到外地傳福音。

蔡蘇娟是中國最早一批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精通英文,善奏鋼琴,曾週遊中國大部分省份。 1912年,蔡蘇娟與瑪麗赴美國休假,到美國各地基督教會和神學院證道,並曾到華盛頓訪問,受到美國總統哈定的接見。

1931年冬天,蔡蘇娟在上海患了嚴重的瘧疾,又時值日軍侵華,無法得到適當治療,最後導至眼睛無法見光,行動不便,此後多年,居於暗室之中。 二戰期間,瑪莉與其他西方宣教士一起被關進日軍集中營,蔡蘇娟獨自留在家裡,常常缺食忍餓,病情更加惡化。 1949年政權更替前夕,瑪麗被迫回到美國,蔡蘇娟跟著瑪麗一起搬到美國,定居在樂園鎮李曼家族的農莊。

蔡蘇娟年輕時曾經有三個夢想:「擁有一間雅緻的書房,安靜讀書和寫字;擁有一架漂亮的鋼琴,表達心中湧出的詩歌;擁有一間精美的圖書室,讀著自己喜歡的書。 」在日後的歲月中,她的這三個夢想無一實現。 移民美國後等待她的,卻是一間幽暗的密室──她必須在封閉的暗房中,度過人生下半場。 雖然她非常希望繼續服事基督,做她最有熱情的福音的工作,但自己身體非常衰弱受限,無法像以前一樣外出佈道。

然而上帝有祂自己美好的旨意。 蔡蘇娟在疾病的苦難中經歷上帝的同在,在暗室中繼續為基督作見證,藉著口述記錄靈修心得,給人回信解答信仰問題,並在樂園鎮的暗室裡接待了成千上萬的慕名來訪的基督徒,用自己親身的見證鼓勵了各地難以計數的弟兄姊妹,其中包括著名佈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一家。

瑪麗鼓勵蔡蘇娟把自己的見證,尤其是在病中與主親近的經歷,寫成書。 1953年,芝加哥慕迪(Moody)出版社出版了蔡蘇娟的見證《暗室之后》(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這本書一出版就非常受歡迎,後來被譯成50多種文字,1957年中文譯本第一次岀版。 之後蔡蘇娟出版了更多著作,包括《暗室之后續本》、靈修默想集《暗室珍藏》(中譯本譯者為海外校園機構創辦者蘇文峰)等。

蔡蘇娟說:「我早年的願望差不多都沒有實現,是不是上帝對我殘忍呢?不!他未曾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詩84:11);我怪上帝不 公道嗎?不!泥土豈可對摶弄他的說,你做什麼呢?(賽45:9)在這麼多年的病痛中,我絕對不敢問上帝為什麼叫我受這麼大的苦,我只問他:要我做什麼?…我相信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選擇。」

她說:「床榻不是我的監獄,乃是受訓的學校;聖靈是我的導師,訪客是我的功課。」

葛培理牧師在為《暗室之后》寫的推薦語中所說:「這本書見證基督,唯有他足夠拯救這個苦難的時代。此書在這充滿罪惡的污臭之世界裡,發出信心的芬芳 ;它並準確的表明,在基督裡的信心,足夠戰勝人生旅程中之一切變化和不利的環境。」

曾在哥頓大學神學院任教的華人神學家章力生寫道:「蔡女士因此經得起這嚴重的試煉,長期的苦痛,而絕不怨嘆懷疑,必由於其靈程之高,靈命 之豐,靈交之深,有'親眼看見上帝'的寶貴經驗。當她最初信主,遭受逼迫侮辱時,主曾向她顯現,讓她看到頭戴荊棘冠冕,手有釘痕的救 主。當她得病之後,痛不欲生之時,主又讓她看到一頂美麗的冠冕,向天上升,並聽到主的聲音,曉諭她說,這乃是她要受靈性的訓練。 」

1966年,瑪麗與蔡蘇娟將李曼家族的農場奉獻給剛成立不久的基督使者協會使用。 從此拉開了AFC六十年在北美華人知識分子中傳福音、「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知識分子」的事工序幕。 1984年8月25日,蔡蘇娟在美國逝世,享年95歲。

2014年,基督使者協會出版了《暗室之后》新的中譯本。 2015年,AFC拍攝了一部關於蔡蘇娟的紀錄片《踏光而行》(影片),在全球各地的華人教會放映。 蔡蘇娟的見證繼續激勵新一代的華人基督徒獻身於傳揚基督福音的大使命。

荒原人,福音媒體編輯,現居中國陝西。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冰心:从“万全的爱”陷入“歧路”的女作家

冰心在信仰上的失落反映出来的问题,似乎也是同时期一些民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通病。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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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冰心(1900—1999),本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冰心出生于书香世家,其家族有一些基督教背景。她的二伯父在教会学校福州英华书院任教。她的父亲谢葆璋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海军次长。她出生的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手上购得。在她的散文《南归》里,冰心是这样讲到她母亲的过世的:“母亲慈爱纯洁的灵魂,长久依傍在上帝的旁边了”。

1911年冰心入学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3年随父迁居北京,1914年就读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伊丽莎·裨治文夫人(Eliza J. Bridgman)创办的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在这里她受到基督教很深的影响,学校里有卫理会牧师讲道,星期天有查经班和礼拜,但那时她并未归信。她自述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在于耶稣这个人和他“爱人如己”的教导。

1918年冰心考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这所女子大学也是由裨治文夫人等人创办。1920年3月,因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转入燕大(时任校长司徒雷登)。在这个教会大学,对冰心影响最大的,除了校长司徒雷登之外,就是她的英文女老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在包贵思建议之下,冰心在一位老牧师家里受洗了。

1921年冰心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冰心加入此会,与其重要成员许地山、瞿世英的推荐有关。冰心的舅舅经常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活动,许地山和瞿世英也常在YMCA阅读外国书籍,“文学研究会”也是在青年会的资助下办了《新社会》和《人道》等杂志。冰心很快成为“文学研究会”刊物的主力作者。

冰心的不少赞美诗,多写于1921-1922年间。这些诗歌都是从圣经演绎而来,多发表于《生命》和《晨报副镌》等刊物,如《半夜》、《使者》、《生命》、《孩子》、《客西马尼园》、《髑髅地》、《晚祷》、《天婴》和《歧路》等。1923年冰心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在《春水·九十八》中她写道:“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我只虔诚的祷告着”。

除诗歌之外,在她前半生的散文和小说中,她也创作了一些取材于圣经和耶稣生平的作品。如散文《画——诗》,描述牧人寻找迷羊的画,化用《诗篇》赞美上帝的荣耀。《往事》《寄小读者》等书信体也是对《新约》书信体的化用。《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则描述司徒校长的伟大人格与信仰。又如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一个军官的日记》、《我的学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的形象化身。《超人》、《烦闷》、《最后的安息》等作品描写伟大的母爱和基督式的博爱,其中一些也采用了《圣经》中的故事结构。

冰心这些早期作品都体现了她在基督教精神引领下的“爱的哲学”。但这些作品中体现的耶稣基督精神,也有人格神的印记。小说《相片》是其中较有意思的一篇,以传教士母亲、中国养女和在美的中国神学生的对话形成镜像关系,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关系作了较深入的思考,今天看来这个话题还未过时,但也留下浓重的民族主义的痕迹。

冰心在翻译上广为人知的贡献,是翻译了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的《先知》。为此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府曾授予她骑士级国家雪松勋章。

尽管冰心的写作充满基督教的元素和情怀,她对基督的信仰很显著地带着“文化基督徒”式的自由派倾向。冰心自述她的“宗教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不但山水,看见美人也不例外”,她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复活,反感宗教仪式,对受洗的态度随意,更缺少对教会的委身参与。她更看重耶稣的人格,而忽略耶稣的神格,她是缺少重生体验的。体现在她的创作中也越来越呈现出驳杂的风貌。泛神论的、自然神论的、进化论的都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爱的哲学”体现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在她后期创作中也开始左转。研究者李卓然认为冰心从歌颂“属天”的“圣爱”转向拥抱“属地”的共产主义,是以“贫民主义”为跳板过渡的,可谓洞察幽微,很有道理。

从其个人履历看,也可以看到这种根基不牢固的信仰在她后来生命中的影响和蜕变。1923年冰心由燕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宋美龄是其校友。192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相继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社会学学者,在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也曾任教于燕京大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大临湖轩举行的婚礼,就是由司徒雷登主婚的。1938年夫妇俩南下之后,先是在昆明云南大学落脚,1940年因蒋夫人宋美龄邀请,迁居重庆,冰心参与到刚成立的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并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她并且还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

但是后来冰心在政治上猛烈左倾。20世纪50年代以来,冰心写了不少向中共表忠心的文章,隐藏她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更不再谈及她的基督信仰。文化大革命时,冰心受到过冲击,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黑作家、司徒雷登干女儿”。1970年初,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回到北京,应中国政府要求,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

冰心在20世纪后半叶向共产主义与左翼阵营的转型,其姿态之决绝,与其他从民国一路走来的自由派基督徒或知识分子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这是一种不得己的自我保护,使得她所受的创伤也相对少一些吧。但更值得追问的是,通观冰心从抗战到去世这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她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 争议不少,这是否与她信仰根基不够牢固(例如仅仅把耶稣当作伟人来看待)有关呢?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在政治斗争中辗转腾挪,她是否反而越来越如同她早年作品中的意象那样,陷入“歧路”、成了“迷羊”呢?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冰心在信仰上的失落反映出来的根基性大问题,似乎也是同时期一些民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通病。今天的我们在欣赏冰心早期作品中的基督信仰元素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复杂的关系。

张蕴艳,独立学者,爱荷华大学等多间欧美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何恩证 :深入新疆的女宣教士

蒙召去新疆宣教的“遍传福音团”口号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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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1940年代,有一群基督徒领受穆斯林宣教的异象,期盼由中国途经西北七省,穿越西北七国,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当中的赵麦加、何恩证夫妇,是最早一批领受这个异象,一生持守、身体力行的宣教先驱。虽然他们有生之年未能到达耶路撒冷而停留在新疆,但他们所撒下的种子,却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遗产,直到今日仍然鼓舞着许多基督徒前扑后继,承接这份传福音回耶路撒冷的使命。

1917年10月,何恩证出生在河北省农村。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上教会,15岁时在一次宋尚节的布道会中,真诚悔改重生。

17岁时,何恩证开始有去远方宣教的感动。在寻求的过程中,往大西北的异象愈发清晰。她进入圣经学院接受装备。1937年毕业后,何恩证一心想要前往福音未传之地,然而当时上帝没有开路。于是何恩证一边服侍、一边祷告寻求神的带领。

1940年,戴永冕(戴德生之孙) 在陕西凤翔创办西北圣经学院,邀请何恩证前往同工。这个神学院的宗旨就是到西北穆斯林地区宣教。何恩证在这学院除了教导圣经之外,也做管理女学生的工作。这个神学院在当时为西北地区培养许多“按着正意分解真道”的仆人,结出丰盛的果实。

1943年复活节当天,西北圣经学院的副院长马可,与何恩证等13位师生一同领受了“蒙召去新疆”的异象,成立了“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口号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的跨宗派组织,没有外国宣教士领导,也不接受国外机构奉献,一切靠中国基督徒自立自养自传。“遍传福音团”的成立,在中国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7年,何恩证与赵麦加成为“遍传福音团”正式差派的远征军,准备走向新疆最西边的疏勒,进行长期宣教。当时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各省都已经有教会,唯独新疆迟迟没有人去。他们带着简单的行囊以及众教会奉献的各种设备,一路向西;虽然他们深知前路充满险阻,但他们毫不畏惧、凭着信心迈进。

在前往新疆的沿途中,他们服侍众教会、带领聚会,看到哪里有需要就暂时停留,有些人甚至就留下来支援当地教会的事工。从西宁到新疆一路三千公里,他们餐风露宿、披星戴月,甚至还遭遇过盗匪袭击的危险。他们一面走路一面读经、唱诗、祷告,从不担心粮食不够、也不害怕生命安危;因为他们相信既然神曾经在旷野保守、供应以色列人,也必同样带领他们西进的道路。

就在他们认为苦尽甘来,可以顺利到达新疆之际,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拦阻。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希望基督徒到西北宣教,于是派军队阻止何恩证一行人。除了赵麦加一人获准留下来处理骆驼和物品之外,其余的人都被军车强行送回西宁。何恩证等人虽然不能理解神为何容许他们受阻,但她并不气馁。她回到兰州继续服侍,学习阿拉伯语,准备日后再次西征。

1948年春,赵麦加从甘肃的张掖、酒泉、敦煌走向新疆哈密,沿着天山北边的丝路,最后抵达疏勒,成为第一位将福音传到南疆的汉人宣教士。而在兰州的何恩证同年也带着几位同工再次向新疆出发,这一次他们终于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在那里唯一的教会配搭侍奉一段时间。

1953年,透过张蒙恩牧师牵线,何恩证决定嫁给在南疆的赵麦加。当她准备前往疏勒与赵麦加会合时,有人劝阻她:“现在风声这么紧,许多人已经被下在监牢里。赵麦加在疏勒那里,不死也得劳改。他一个人受苦就够了,妳何必去受连累?”何恩证回答说:“南疆好不容易才开了门,建立了教会;他如果死了,教会怎么办?他已经钉进了那里,他不怕死,我怎么可以怕死?如果他被劳改,我可以给他送饭;如果他死了,我可以接续他的工作!”于是何恩证毅然前往疏勒与赵麦加结婚。

婚后何恩证随着赵麦加到莎车和喀什服侍。由于当地是伊斯兰教的地盘,穆斯林领袖对基督徒抱持非常敌对的态度。何恩证夫妇并没有太多机会向穆斯林传教,在教会聚会的会友还是以汉人为主;加上当地政府也质疑他们是反革命或特务,一直要他们坦白、交代背景。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何恩证曾描述:“我们无论到哪里,人家都对我们很好,可是不能对外传福音,我们心里实在不好受…”。

随着局势愈发险峻,之前所建立的教会都一一关闭,没有了服侍的工场,何恩证先后在成衣厂和幼儿园工作,赵麦加则从事会计职务。无论在哪里,他们虽然不能公开传福音,仍然用服侍神的心服务人民,用品格见证神,在当地赢得众人的称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即将席卷整个中国前夕,何恩证读经时领受到神的指示,要她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新疆。于是她和孩子回到两人的老家山西和北京共住两年,避过了文革时期在新疆地区的大迫害。然而,留在莎车的赵麦加却被扣上“间谍、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头头”等罪名,受到严酷的批斗。文革结束之后,赵麦加才回到莎车继续做会计的工作,于1987年退休。

何恩证在文革之后,再次带着孩子回到新疆和丈夫会合,持续忠心地在工作岗位上服务。1989年赵麦加不幸中风,从此不太能走路说话;但直到2007年去世以前,每当听见“遍传福音团”这几字,总是激动地老泪纵横。何恩证则仍然在南疆殷勤地传福音,直到2014年以97岁高龄被接回天家。

曾经有人为赵麦加、何恩证夫妇俩壮志未酬感到惋惜,何恩证回答说:“60年前我们欢欢喜喜地走上这条路,现在我们还在这里,看不见很多果效…但我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我和赵麦加会死在这里,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但我们却能看见后继有人…求主用当初呼召我们的灵,继续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这个事工。”

何恩证、赵麦加这一生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他们却因着信,像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丰盛的子粒来。今日,“传回耶路撒冷”的行动,仍然在中西教会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从未止息。

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机构创办者、现任董事会主席,教会历史专家。丁怡嘉,目前就读于美国正道神学院家庭事工科,与丈夫一起在宾州从事全职学生事

原载OC橄榄社区“教会历史中的杰出女性”专题,蒙允转载。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余慈度:现代中国教会复兴的女先锋

二十世纪初,英国属灵复兴运动传到美国及东亚,余回到中国之时,正好赶上圣灵复兴的浪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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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教会在战乱与政治动荡的时局中,许多有志之士投入革命救国和新文化运动;另有一群基督徒却以“福音改变人心”的信念,带领了多次属灵大复兴。这当中有一位极其重要但却少为人知的女性奋兴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1873-1931),在这股属灵复兴的洪流中扮演了先锋性的角色。受到余慈度影响而投入属灵复兴运动的人很多,其中极著名且极具影响力的是倪柝声。有人说:“中国教会中,没有余慈度,就没有倪柝声。”

余慈度1873年(清朝同治1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美国长老会的差会大院里,她的父亲当时是教会的学习传道。生长在这样的属灵环境,余慈度自幼就开始操练祈祷,并建立对神单纯的信心。1888年(15岁时),她的父母送她到苏州的博习高等医学堂求学;然而没过几年,父母便双双病逝。所幸有一位传教士甘博师母 (Josephine P. Campbell) 对她照顾有加,在灵命及生活上成为余慈度的良师益友。

1896年余慈度以博习高等医学堂首届女毕业生的身份光荣毕业,之后便随着甘博师母到韩国宣教,成为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宣教的传教士。在韩国前后六年的时间,余慈度参与了教育、医务及传福音事工。由于当地教会的人数增长迅速,她的服事极其繁重,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使她的身体不堪负荷终于病倒,于1903年返回中国。

在此同时,英国属灵复兴运动像一股巨流,正从威尔斯(Wales)倾泻而出又传向美国,接着到东方的印度、韩国,再流向中国的东北及至整个中国。而余慈度这时刻回到中国,正好赶上了这波圣灵复兴的浪潮,成为神重用的器皿。自此之后,圣灵奋兴的烈火因着她的讲道燃烧了整个中国教会。

1904年开始,余慈度经过祷告后,决定放弃行医,开始全职服事主,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位脱离西方差会金钱供应,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这样的操练并不容易,然而这成了余慈度此后行事的准则,她就像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一样,绝不开口向人提及有关任何金钱上的需要,只是透过祷告将所需的告诉神,神也一次又一次地让她经历信实的供应。她曾见证说:“神知道我的信心软弱幼稚,因此祂以特殊的方式向我显现;常常在我不知道第二天的供应从哪里来的时候,神就及时地为我预备。”

余慈度不仅凭信心生活,也凭信心为神说话。她讲道的内容以及属灵能力的来源,绝对跟她“不住地祷告”有很大的关联。余慈度曾见证,自孩童时代开始,她说话就有咬舌头的毛病,有时连话都说不清。但神却拣选她担任奋兴布道会的主讲人,而讲道的内容也总是经历神的供应。甚至有时会众都已经入场了,余慈度还不知道该说什么;然而,当她一开口,神就把应讲的话放到她口中,并且大大地祝福这些聚会,引领了许多人悔改信主。据听过她讲道的人回忆,她的信息非常有能力,当她呼召時,听众前面的地上都是一排一排的泪水。

身为一个奋兴布道家,“圣灵的恩赐”是非常必要的,但神却让余慈度看见“生命比恩赐更重要”。因此,她的讲道时常提及“顺服圣灵的引导”,特别是“对付罪”的功课。于是她所主讲的布道会,都可以看到“那使人为罪自责的圣灵临到会众身上……,各种各样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去寻找与他们出过问题的人,彼此存着真诚悔改和深切谦卑的心……泪流满面,互相认罪并寻求对方的赦免。”

余慈度在凡事上追求连于元首基督、让神纯洁她的思想和话语;虽然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奋兴布道家,但她仍谦卑地承认:“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祂的子民。”如此敬虔的生命,为神所重用,许多深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例如:倪柝声以及他的母亲倪林和平,就是在余慈度的布道会上悔改认罪、并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

1927年,余慈度受邀到英国参与凯西克大会 (Keswick Convention),并担任大会的主要讲员。她是唯一被邀请到这个西方著名的研经培灵营会主讲的中国传道人。之后两年,余慈度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而病倒,罹患末期乳腺癌。1931年,当宋尚节、丁立美、季志文、赵世光、石美玉等多位新一代传道人兴起,中国属灵复兴运动迈向另一波高峰之际,余慈度安详地回到了主耶稣的怀抱。

从余慈度的一生,我们可以见证,神在每个时代都呼召祂要使用的器皿,但唯有愿意顺服、全然摆上的人,才能真正为主所用。1900年到1920年这段期间,上帝藉着余慈度这位神国英雌,在中国点燃了福音的火炬;更藉着她影响了新一代的传道人,传承这项属灵复兴的使命。余慈度先锋性的角色,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她所结出的属灵果子,至今仍然在全球华人教会当中发挥影响力。她就如希伯来书11章4节所说, “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机构创办者、现任董事会主席,教会历史专家。丁怡嘉,目前就读于美国正道神学院家庭事工科,与丈夫一起在宾州从事全职学生事

原载OC橄榄社区“教会历史中的杰出女性”专题,蒙允转载。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石美玉:海归女医疗宣教士

她除了是个杰出的医生,更是一位为主火热的宣教士。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Lightstock /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大部份女姓还裹小脚,受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时,有一位名叫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1873-1954)的女性,竟然19岁就出国学医,得到美国正式的学位。她归国后开办医院,建孤儿院,创立布道团和神学院,并成为像余慈度一样的女布道家。

1873年石美玉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后来随父母搬到江西九江。她的父亲石宅嵎是美以美会的华人牧师,母亲则是教会女校的校长。石美玉从小在富有爱与温暖的环境中长大,父母因有基督信仰,不愿盲从一些中国的传统习俗,不让她缠足。为此石美玉在民风保守的江西老家,因有一双大脚丫而家喻户晓。

石美玉的父亲,受过一位美国女医疗宣教士的影响,生发了让女儿也接受医学教育的念头;期许她将来从事医疗服务事业,造福人群。于是在1892年(光绪八年)将石美玉送往九江一所教会学校儒励女子中学接受基础教育。这个学校的校长昊格珠(Gertrude Howe)发现石美玉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勤学,便把她留在身边亲自教导。直到1892年昊校长返美时,决定将她和另一位同学康成带回美国,接受医学教育。

1892年秋季,她俩进入了一流学府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医学院就读。在这四年当中,石美玉全力以赴,于1896年(光绪22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授予医学学位。毕业典礼那天,她和康成两人穿着传统的中式女装,接受学校表扬。她们可说是中国女性在美国著名大学取得医学文凭的创举。毕业后,石美玉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被学校聘雇的大好机会,迫切地想要回国,创办医院救治祖国同胞;于是她和同学康成一起接受美以美会妇女国外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差派,正式成为女医疗宣教士,回到中国。

石美玉和康成两人回到江西九江,立即展开医疗传教的工作。她们回到家里的第一天,就被请去为一位难产的妇女接生,成功救下了这对母女。凭着高超的医术和仁心济世的精神,她俩很快就赢得了九江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在最初的一年里,她们诊疗了将近两千三百多人次,第二年更超过了五千人次。随着慕名而来的病人日趋增多,原先的诊所不敷使用,石美玉便靠着她极佳的人缘,向美国朋友请求捐款 ,得到芝加哥名医但德福(I.N. Danforth)的慷慨相助,建立了但福德医院(后来的九江妇幼医院),由石美玉出任院长。

为了传授医学知识,培育中国优秀的医疗护理人员,石美玉亲自动手编写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她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临床判断能力;在九江的20多年间,石美玉一边行医救人,一边培育了500多名护士。其中,被称为中国护士之母的伍哲英,就是石美玉用心栽培出来的毕业生之一。

石美玉为了医疗事业,全然摆上自己的时间、体力,得到当地民众的尊敬与信任。有一次,她生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然贴出告示,禁止任何马车经过她居住处门口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由此可见她受到大家爱戴的程度。

美国医疗传教士裴敬思 (Edward Carter Perkins)当时到九江访问后,写了一篇《一窥中国之心》,描述石美玉的工作:“等我们能回来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而到了就寝的时间,石医生并没有得到长时间的休息。因为她养育的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卫斯理·梅,凌晨时突发很厉害的咳嗽。咳嗽大约从3点钟开始,石医生起来陪着他,没再睡觉,就这样开始了又一天辛苦的工作。这一天中有许多的求助,许多受病痛折磨的门诊病人,以及许多要做出的决定。说到做决定,石医生最不寻常的特点之一就是她能快速做决定,并能在做决定时毫无迟疑。”

石美玉除了是个杰出的医生,更是一位为主火热的宣教士。她1896年回国后的50几年间,正值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军阀割据、抗战、内战的时期,也是中国教会主张自立自传,并属灵大复兴的时期。1918年她和蔡苏娟等几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布道组织,专门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对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影响深远。1920年她也和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Jennie Hughes)在上海成立了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由她亲自训练医院的护士、带领查经班,提供她们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在此受训的女子都能够成为独当一面、并且传福音的护士。

1931年在石美玉主持下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由季志文和宋尚节等五人分工合作,在中国13省和东南亚各地带领了极大的属灵复兴。

石美玉在每一次拓展新事工时,只要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就会带领同工开口向神祷告,劝勉说: “经费会有的,主会按着所需赐予我们。”很多次在祷告过后,神就差派匿名的奉献者把刚刚好的金额送来,一次又一次真实地经历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也因如此,石美玉的信心愈发坚定,她也更坦然无惧地放胆为主传扬福音。

从1898年到1949年,石美玉先后在国内创办了医院、学校、护理医校共达15所,她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将现代医疗服务送到农村的人。她终身未婚,却收养了残疾儿童、弃婴、孤儿近千人。晚年,她虽然因为战乱而旅居美国洛杉矶,心中仍然时常惦记着故乡的一切,到处传播福音并向美国教会传递中国的需要。

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安详地回到主的怀抱中,享年81岁。

回顾石美玉的一生,她把最美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更是为神国的事工摆上毕生心力。 她学成后选择回到祖国,将自己的专业和传福音结合,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医疗体系、造福了同胞的健康,更是为主添得了千万个得救的灵魂。石美玉曾说过:“就是从我粗粝的一生中榨尽青春年华,悉数奉献于主,仍觉不够。”

石美玉的生命就像她的名字一般,是神所拣选、雕琢,朴实却又闪亮的美玉,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熠熠生辉。

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机构创办者、现任董事会主席,教会历史专家。丁怡嘉,目前就读于美国正道神学院家庭事工科,与丈夫一起在宾州从事全职学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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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万婴之母

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妇产医学的岗位上,“以非凡之爱,做平凡之事”。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林巧稚(1901-1983)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她终身未婚,但却亲手接生超过五万名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林巧稚爱神、爱人的心肠加上坚持不懈地努力,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也是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院士。她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临床、科研和教学上贡献良多。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生在福建鼓浪屿一个敬虔爱主的的基督徒家庭。林巧稚的父亲林良英早年在新加坡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归国成家立业,以翻译和教授英语为业。林巧稚五岁时,母亲患子宫颈癌去世前,因为病痛受尽折磨。这过程在她幼小的心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对她日后从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岁时,林巧稚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从小学一路读到高中。这是一所采用新式教育的女校,以英语为主课,加上自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林巧稚的英语能力相当优秀。她在这个学校遇到了恩师卡琳(Mary Carling)。卡琳小姐坚定的信仰及谦和周到的品格,让林巧稚看到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也是在这段时期,她接受了耶稣基督、受洗成为基督徒。

1919年,林巧稚在厦门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这对当时的女性而言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可是林巧稚想要继续深造,而非留在厦门结婚定居。在偶然的机会下,林巧稚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要在全国招收25名学生,她马上表示想参加,得到了父亲和兄长的支持。

1921年,林巧稚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在进行她最得心应手的英文笔试时,有位女同学因中暑昏倒了。林巧稚不假思索便放下手中的试卷,出手救护这名学生。当她回到考场时时间已过,因此她对考试结果不抱任何希望。没想到一个月后,林巧稚竟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的老师看到林巧稚见义勇为的举动,给校方写了一份特别报告,附在她未完成的考卷后面,表扬她乐于助人的品格以及杰出的英文能力,认为这正是医生所应具有的优良特质,于是校方决定破例录取她入学。

在协和的日子,林巧稚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八年后她以优秀成绩成为“海文奖”得主,这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当时,协和医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极欲争取林巧稚加入他们的团队,而她看到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16%、产妇死亡率也有1.5%,加上童年亲眼见到母亲因妇科疾病离世,林巧稚选择了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没前途”的妇产科。

毕业后林巧稚正式获聘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住院女医师。然而,当时协和医院对女性医生要求极为严格,聘书中规定:“聘任期间凡结婚、怀孕、生育者,做自动解除聘约论。”虽然这条违背伦理的规定很快就被废除了,但林巧稚已经决定将一生奉献给医学;她说:“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从此,林巧稚展开了为期54年的从医生涯。在评定制度严苛的协和医院,她凭着满腔的热情与不懈的努力,只花了半年就从住院医生升任妇产科总医生,这是一般人得花上5年才能达到的成就。

林巧稚不仅医术高明,对待病人更是满有爱心和耐心。许多妇女不远千里到协和医院,为的就是要请林大夫看病。林巧稚的行医的原则是“认病不认人”,不论来历、背景,都一视同仁。她甚至鼓励平民百姓不要挂她的专家号,告诉她们“挂我的普通号,同样是我给你看病。”此外,林巧稚的出诊包里,总是放着一笔钱,以便随时接济需要帮助的病人。

日复一日看诊和研究妇科疾病,成为林巧稚生活的全部。每年的生日,林巧稚都会坚守在产房里,因为她说:“我到产房过生日更有意义。我为难产的孕妇接生,当小宝宝在我生日的时候降临人世,那哇哇啼哭的声音是最动听的生命赞歌。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除此之外,只要医院里有紧急或严重的病例,她就会整夜守着电话等待消息。她说过:“我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

林巧稚对于中国妇产科另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提倡“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她总是强调:“医院只是治病的第二、三道防线,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是预防,在对广大正常生活的妇女进行普查普治上。”她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组织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作法,许多人并不理解也不支持,但林巧稚依然带着团队克服种种困难,开启了女性预防医学的风气。在她的推广下,中国妇女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因而大幅降低。

林巧稚为医学投入、奉献的精神,赢得了众人的尊敬爱戴。她行医54年,共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经她接生婴儿的出生证上,常签着“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字样。许多父母更是为婴孩命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以此表达对林巧稚的感谢。

晚年的林巧稚在一次出国访问时病倒,但在患病期间依然在轮椅、病床上写作关于妇科肿瘤的书籍,完成了一部五万字的专著《妇科肿瘤学》。1983年春天,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4月22日在协和医院安息主怀。她在遗嘱中吩咐将她个人3万人民币的积蓄捐给幼儿园和托儿所,骨灰则洒在她挚爱的故乡-鼓浪屿的大海。

林巧稚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妇产医学的岗位上,她“以非凡之爱,做平凡之事”,她的医风、医德是荣耀上帝最好的见证。作家冰心如此形容林巧稚:“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

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机构创办者、现任董事会主席,教会历史专家。丁怡嘉,目前就读于美国正道神学院家庭事工科,与丈夫一起在宾州从事全职学生事

原载OC橄榄社区“教会历史中的杰出女性”专题,蒙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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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苏恩佩:为主“燃烧自己”的奇女子

她身体虽不强壮,生命力却很顽强,曾留下“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名言。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Lightstock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华人社会,苏恩佩(1937-1982)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她却曾以独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暂人生中,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82年,她在香港过世,一家报社的主笔曾一连数天,以专栏撰文纪念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标题就是——“香港奇女子”。

苏恩佩出生于30年代末的香港,中学就读于以英文授课的英华女校,因此英文造诣很高。但是因受她父亲的影响,使她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培养出一份对国家、民族浓烈的感情。

中学时期,受校长萧觉真(V. D. A. Silcocks)的影响,她信了基督教,并且决定奉献一生给上帝。她悲天悯人的性情,使她放弃人人称羡的香港大学,而入读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只身到偏远的荃湾,当了6年小学老师,教导一群贫穷的孩子。她对孩子从未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温柔地责备。

她以前的同事说,她的言语和态度,都给人圣洁的感觉。最口不择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说脏话。但是苏恩佩却不喜欢被称为“圣洁”,因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与委身。

然而,年仅26岁的她,却被诊断出患了甲状腺癌,只是当时她并不知情,家人瞒着她,直到7年后癌症复发,她才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只好终止教学工作,在病情初步稳定后,于1963年坐船赴美进修。

她先在芝加哥著名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读了1年,然后转学到芝加哥的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1966年毕业后,她选择去台湾。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学生,几乎95%以上都选择留在美国这个“天堂”。苏恩佩的选择令周围的人很难理解,更何况她要去台湾─—这个与她毫无渊源的地方!

在写给台湾“基督教校园团契”负责人的信上,她说:“我是广东人,生长在香港,中学时代受教育于英文书院,可是我从不觉得我是属于香港的……然而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及文化保持着不变的热爱。这热爱因着我对传福音愈来愈有负担而更炽热了。而到台湾去的感动,却是来美之后才积成的。在芝加哥我认识许多从台湾来的青年,……渐渐地,从友谊和认识中,我对台湾有了负担。”

一抵达台湾,苏恩佩就展开她在学生中的工作,同时也担任《校园》杂志的主编,决心要使《校园》成为有份量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刊物。她还带出一批台湾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苏文峰、吴鲲生、刘良淑、彭怀冰等人。

40年来,从《校园》发展到《海外校园》、《举目》等杂志,她的理想仍然在延续。她在台湾的事奉,是成果丰硕而满有喜乐的——她自称为“一根蜡烛的自焚”。若不是因为癌症复发,她有可能会以台湾为终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积劳成疾,身体垮了——她称之为“大崩溃”。她被迫放下工作,在医院及友人家中疗养。在此阶段,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因此写下了《只有祝福》。这篇文章的反馈出奇地好,因为这是她呕心泣血之作。

后来由于病情极为严重,她决定回家。她坐上轮椅,被送上飞机,返回她并不热衷的出生地——香港。经过详细检验,终于证实她的甲状腺癌复发,而且有扩散现象。面对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写下了《仍是祝福》。

病情稍微好转时,她听从医生的嘱咐,前往温暖的新加坡养病。期间,她参与了南洋大学学生《前哨》杂志的创办。由于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条件欠缺,《前哨》杂志在新加坡并未能充分发挥原有的理想,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师的“门徒训练中心”旁听时,她对于“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领会。这使她后来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1972年底,苏恩佩再度回到香港。70年代的香港,因经济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曾长期参与青少年工作的苏恩佩,面对这种情况,不禁自问:“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苏恩佩和蔡元云医师,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决定创办一本青年杂志,目标是每期发行2万份。在香港街头的书报摊,充斥着各种影星绯闻的八卦书刊,要发行这样的杂志,无异于痴人说梦。

1974年1月,《突破》杂志在香港创刊。这不仅是苏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对香港青少年运动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

《突破》创刊时,苏恩佩还在癌症的治疗中,每两三个月就要去医院检查、拿药。一位前辈开玩笑地说:“你每次养病的结果,就是出现一本新杂志!”

她近乎疯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身兼编辑、写稿、公关、督导等数职。《突破》带来的反响出奇地好,不久即由双月刊转为月刊,又应邀开始为电台做节目,开展青年的辅导工作。很快,《突破》就发展为一个多元媒体的青年运动,并且成为香港政府及民间最受信任的青年问题智囊团。

1982年4月11日复活节当天,苏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在过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云医师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我预备好了,没有一点遗憾!”

许多认识苏恩佩的人,都这样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强,同时又很荏弱。”的确,因着癌症长期的折磨,她苍白消瘦的身躯简直弱不禁风,苦难和死亡威胁的阴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从不曾因此产生自怜自艾的情绪,因着对信仰的执着和坚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同时,她也提醒身在苦难中的人们:“让我们不要去查询、追究痛苦的来源与根由,这是超出我们的范围的。”

她生前留下遗言,要将她的日记和私人资料烧毁,因此,她的那部半自传体《死亡,别狂傲!》一书,可以让我们略为一窥她自己面对死亡与病痛时的心情。这本只有130多页的小书,在她过世前半年出版,之后却一连再版20多次。其中,最能贴切地表达出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追念之词的,是这本小书附录中,她自己写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绝被塑造成一个坚强的人。她曾说那些过分夸耀她的人——“只是爱上了我的影子”。她身体虽不强壮,生命力却很顽强,曾留下“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名言。她的一生正像一根蜡烛,将生命完全为主焚烧,而且烧尽了。

庄祖鲲,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跨文化学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同时任教于数间华人神学院

原载《海外校园》杂志网站,蒙允转载,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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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基督徒第一夫人

经历许多政治上的幻灭,宋美龄仍然持守“基督教救国”的信念,并扶持福音在中国和台湾的传播。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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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夫人,她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叫“宋美龄”,在台湾叫“蒋宋美玲”,在英文世界叫“Madam Chiang”(“蒋夫人”,也叫Soong Mei-ling)。宋美龄(1898-2003)是“中华民国”第一至第五届总统蒋中正(字介石)的妻子,第六、七届总统蒋经国的继母。虽然宋美龄更多是以“中华民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作为政治人物为世人所知,但是至少在使用中文的基督徒当中,她的基督教信仰也常被提及。

宋美龄出生在上海,其父宋嘉澍(字耀如,英文昵称Charlie Soong, 又称“查理宋” )原名韩教准,是广东省文昌县人,年轻时曾在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回国后担任卫理公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靠着为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和批发《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基督教小册子及为其他宣教机构印赞美诗,赚得“第一桶金”而致富。189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立,宋耀如也是青年会最早的领袖之一。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是上海一位牧师的女儿。宋美龄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她的大姐宋霭龄后来嫁给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后来还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氏三姐妹被中国人视为“ 20 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

1907年,年仅9岁的宋美龄跟二姐宋庆龄一起来到美国。1909年,她进入皮德蒙特学院(今Piedmont University)上学,成为“小留学生”;1911年,进入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就读;1913年,转入韦尔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攻读英国文学和哲学。后来宋美龄自述在美国留学10年,她“除了还是黄脸孔以外,一切都已经美国化了。”1917年宋美龄毕业回到中国,父母请了私塾老师为她补习中国文史。她早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担任英语教师及在上海工部局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与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宣教士有合作、同工。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由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日章证婚,举办了基督教婚礼,“二婚”的新郎和年轻的新娘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读了“情愿遵从上帝旨意……终身不渝”的誓词。有报纸在标题上戏称蒋“中”正与宋“美”龄联姻是“中美合作”。那一年的夏天,蒋刚刚完成捕杀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清党”活动(“四一二政变”),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联姻包含了蒋希望借宋家跟美国拉关系、宋也贪图蒋在政治上的势力等功利性目的,因而将其视为“政治婚姻“,但他们似乎也无法否认蒋跟宋彼此之间也有“真心的爱慕”——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有五年之久,两人才终成连理。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最广为人知的一点就是蒋为了娶宋,答应了宋母的要求,归信基督教。关于宋美龄自己的信主经历,网上很多文章都提到她母亲笃信基督教,对她有很深的影响,但根据宋美龄的自述,母亲的言传身教虽然帮助她“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直到1931年宋母去世,宋美龄才经历了“第一次的灵性转机”。那时候蒋介石政权既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又忙于“剿共除乱”,宋美龄常常心烦意乱,她后来回忆那些年:“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这迫使宋美龄自己开始注重祷告,对信仰更认真。

令宋美龄庆幸的是,宋母在过世之前,带领蒋介石“正式归主”(蒋在1930年10月“不顾党内同志的反对”受洗),而蒋也“信守”向宋母许下的诺言,在婚后坚持每天查考圣经。蒋原本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而对基督教非常陌生,在母亲过世后,宋美龄继续帮助蒋学习圣经,包括帮助他“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宋美龄后来披露,灵修在她跟“蒋先生”的婚姻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1930年代,蒋介石在中国城乡推行“新生活运动”,任命宋美龄为 “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非常努力地想要借助教会的力量,强调用基督教家庭价值观改造社会,称妇女是“改造家庭价值的原动力”。然而有不少人认为蒋介石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虔诚而并未真正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他治理国家的手段背后的哲学和信仰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甚至有人认为是没能摆脱“青红帮”之类的黑道思维。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绑架。宋美龄临危不乱,提出和平解救蒋的主张和方案。蒋在获救后见证说,“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我力量的磐石。”蒋在被劫持期间见到宋美龄,跟她分享了“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31:22)的经文。

1938年,宋美龄所著《我的宗教经验谭》出版;1940年,《基督教与新生活》出版,蒋夫人在这两本书中论述了她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的看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高峰。在国内,她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亲手为抗战国军缝制衣服;在国外,她几次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使者到美国访问、到国会演讲,寻求美国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支持,以东方女性的美丽和魅力、雍容高雅的风度和流利的英文赢得美国政界和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慷慨捐助,三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1943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方椎(Foundry)卫理公会教堂在彩绘玻璃窗上为罗斯福总统表述的“四大自由”各镌刻一名圣经人物和一名现代人物,宋美龄被选为亚洲及女性的代表,肖像被刻在教堂的彩窗上。

尽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党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赢得了抗日战争,但其内部的腐败和无能也日益加剧(宋家和宋霭龄所嫁的孔家结成的“孔宋集团”尤其在金融和贸易特许权等方面成为国民党腐败的代表),中国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加上国民党组织长期被共产党渗透,导致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节节败退。最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以“反共复国”为目标据守在台湾。

在台湾居住的年岁中,宋美龄继续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辅佐蒋介石的统治,而其公共言说显著地将基督教信仰作为“反共救国”的精神支柱。

1950年,宋美龄出任新成立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妇联会”)主任委员,同年2月1日,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后来由周联华牧师担任监督——周后来成为蒋介石、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两蒋牧师”)。祈祷会每周三下午举行,后扩散到台北各地,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联合大会。宋美龄尤其注重在军医院和军队中的心理辅导和牧养工作,常常邀请计志文、赵世光等布道家来布道。蒋夫人领导的“妇祷会”和“妇联会”在1950年代后在眷村(退伍军人)事工、病弱幼儿关爱、女性权利、校园福音事工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对台湾“国语教会”的发展有很多助益。

1953年,一万多名“反共义士”从中国大陆经韩国来到台湾,其中大部分在听到福音后决志信主,蒋夫人鼓励归主协会开设函授圣经课程,培养他们的灵命。1950年,蒋介石夫妇在台北士林官邸建立小教堂“凯歌堂”(此前在1948年宋美龄曾创办台北“南京凯歌堂”),“第一家庭”每个主日必定准时出席在那里的礼拜,后来在他们在日月潭和梨山的行馆也建有名为“耶稣堂”的小教堂。

1961年复活节,宋美龄在士林教堂分享了一篇演讲辞,再次明显流露出“社会福音”的倾向:“耶稣基督的为人点燃了人类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经成为被人类接受的智慧、道德、仁爱和人道的标准观念。由于他心灵的纯洁和他所领导的积极生活,他已永远成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范……”

1967年,宋美龄接受天主教辅仁大学授予她名誉董事长的称号。除了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蒋夫人还参与了台湾东吴大学、卫理女中何耕莘文教院等教育机构的创建与发展。

1975年4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逝世。9月,宋美龄赴美,从此常住美国纽约,她发表公开信解释原因是“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馀,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10月和11月,葛理翰(Billy Graham,葛培理)布道大会在台北举行,宋美龄受邀担任大会荣誉主席。

宋美龄孀居美国后,仍然时常通过发表书面致辞和公开信等等方式参与台湾岛上的政治。1986年到1991年蒋夫人“回流”台湾,亲力亲为、参政议政,甚至曾把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召到士林官邸训话,给人强势干预的印象。1992年,台湾监察院通过“宋美龄赴美使用通行状暨士林官邸长期占用公地”弹劾案的调查报告。从此以后,宋美龄退出政治“江湖”,在纽约深居简出,几乎跟外界断绝了接触。

2003年10月24日,105岁的蒋夫人在其曼哈顿的豪华寓所与世长辞。台湾及海外各界,包括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纷纷表示哀悼

尽管在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当中,蒋宋美龄被视为对基督福音多有积极影响的“基督徒第一夫人”,世人对她的一生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对她有负面印象的人也不少。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称侵吞美援的蒋宋孔家族“个个都是贼”。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曾说蒋夫人“可以把民主谈得很漂亮,但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里。”很多人批评宋美龄在个人生活中爱慕虚荣、骄横奢华、脾气古怪、没有怜悯心肠,也有人认为她和蒋介石的婚姻是貌合神离,常常怄气争吵,暗藏诸多不和谐的矛盾冲突,并不是基督徒婚姻的良好见证。

另外,虽然宋美龄对台湾的“国语教会”的发展的确有很多扶持与帮助,但也有一些台湾基督徒认为在台湾蒋介石统治的戒严时期受到蒋夫人保护和扶持的只是“党国基督徒”,而政治倾向不同的台湾长老会等教会其实是遭受蒋介石“党国”的打压和监控的。(不过,宋美龄本人是否参与这样的逼迫,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没有找到明确的历史记载。)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宋美龄倡导及她试图影响蒋介石施行的“基督教爱国主义”也值得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反思和警醒,尤其因为在华人基督徒当中持有“用基督教来救中国”的思想和情怀的人似乎还不少。宋美龄曾说“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但是把这样的理念具体落实到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却远非简单的事情,蒋夫人自己的见证确实也有很多令人叹息的缺失。

宋美龄在1934年发表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讲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留学归国后“极度热心爱国,渴欲为国家做事”;第二阶段是因母亲去世“颓丧消极”,但因为蒋介石信主感觉“与上帝更接近了”;第三阶段是“所愿都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从1934年到2003年蒋夫人逝世,有近70年的时间。不知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幻灭的宋美龄,是否对自己的“基督教救国论”有所反思?但愿她晚年有所悔悟,真地越来越与主亲近,越来越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编。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吴贻芳:中国首位女大学校长

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实践校训“厚生”,而 “厚生”的含义来自约翰福音10章10节。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是中国第一所专为女性设立的高等学府。金女大1913年成立以来,最知名的校友莫过于吴贻芳(1893-1985)。她是第一届毕业生,1928年出任校长,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女性大学校长,更是在《联合国宪章》签名的第一位女性。

吴贻芳毕生为国家无私地奉献,致力于女性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民国初期甚至得到“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的美誉。

吴贻芳189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在家中排行老三。她的父亲是清朝一名小官。吴贻芳小时候也曾裹小脚,后来才解放。她和姐姐吴贻芬自小就对新办的西式教育充满向往,父亲拗不过她们的坚持,终于允许她俩进入杭州弘道女子学堂。

然而,1909年是吴贻芳终生难忘的一年。她的父亲因一笔公款案被迫投江自杀,读大学的哥哥因受不了打击也随父投江。不久,母亲因病去世,姐姐悲伤至极也选择了悬梁自尽。吴家只剩下她和妹妹以及70多岁的祖母。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吴贻芳遭逢痛彻心扉的家变,在心中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所幸,住在杭州的姨夫陈叔通收留了姐妹俩,对她们视如己出,资助吴贻芳完成了高中学业。

1915年,在高中老师的引荐下,吴贻芳进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读,成为该校第一届的9名学生之一。在校期间吴贻芳不仅成绩名列前茅,更被推选为金女大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9年中国正值五四运动学潮,吴贻芳毅然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同年,吴贻芳顺利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得到大学文凭的女性。

在金女大期间,吴贻芳接触了基督教信仰。据她回忆,在她因家庭的悲剧深陷痛苦之际,有一位基督徒同学“彰显出基督的荣光和对她的关爱,将她从深渊中拉拔出来。”于是,吴贻芳在基督信仰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引导她日后以服务人群和社会作为一生的信念。

大学毕业后不久,吴贻芳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针对妇女教育的巴伯(Barbour)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先后获取了生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吴贻芳在美国依然展现她过人的领导才能,担任全美中国基督徒学生会主席。她对于自己有幸深造感到任重而道远,曾说:“人们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她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如此,希望有一日能将自己所受的栽培回馈祖国。

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从教会手中收回办学自主权,全中国的教会大学不得由外国人担任校长,导致金女大的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被迫辞职。

那年吴贻芳正好完成了博士学位,意外的接到母校发来的电报,邀请她回国担任金女大校长。经过再三考虑,吴贻芳决定放弃原本从事教学和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1928年11月,吴贻芳刚满35岁之际,正式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校长!

吴贻芳领导的金女大,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就是实践校训“厚生”。 “厚生”的含义来自《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吴贻芳说过:“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

吴贻芳用这种服务的理念教育学生,鼓励她们参与社区、国家的专案,并且提供实际服务的机会。她在成都附近设立服务站协助当地民众,她自己更是完美地诠释了“厚生”的含义。

吴贻芳对待学生和同事慷慨大方。有一次她发现一位去农村服务的学生没带雨衣,她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雨衣借给那位学生。此外,她也时常将演讲得到的额外收入捐给学校或有需要的人,可说是彻底实践了“厚生”的理念。

吴贻芳杰出的领袖才能和教育贡献为时人所赞赏,于是学而优则仕。1943年被政府派为代表,去美国争取战后对中国的重建支援。1945年更是身负国家使命去三藩市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专注投入教育事业的吴贻芳终身未婚,并非因为没有合适的对象,而是她不愿意因走入婚姻而分散了精力。在金女大20周年纪念活动上,金女大的学生自导自演一部话剧,其中一句台词问道:“吴贻芳为什么不结婚?因为她嫁给了金女大!”

从35岁到58岁,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做了23年的校长。金女大在这20年总共培养出999位毕业生,世人誉为“吴贻芳的999朵玫瑰”,是中国现代优秀女性的代表。1979年吴贻芳获得母校密西根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设立的“智慧女神奖”,中共元老级领导董必武曾称赞她“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

1981年,88岁的吴贻芳再次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但她依旧朴实无华、粗茶淡饭,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的工资大部分用在接济亲友。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在一群老校友的围绕下平静地回到天家,享年92岁。她用自己的一生,活出了“厚生”的精神,为教育事业和国家奉献毕生之力,俨然是中国单身女性独立、智慧的典范。

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机构创办者、现任董事会主席,教会历史专家。丁怡嘉,目前就读于美国正道神学院家庭事工科,与丈夫一起在宾州从事全职学生事

原载OC橄榄社区“教会历史中的杰出女性”专题,蒙允转载。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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