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图拯救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教会并非基督徒生活里的一个“选项”,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生命紧密相连的民族,而不是独自应对困难的民族。

图为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图为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3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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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今正面临着“脱离教会(Dechurching)”的风潮,宗教滥权、人心冷漠、数位媒体的操纵⋯⋯皆被指名为祸端。关于离教风潮的讨论里有许多假设,以及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方案。但是,多数对福音派离教风潮的分析都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教会所教导并以身示范给会众的,是种毫无生气的教会神学(church theology)。事实上,离教风潮的起始原因可能正来自教会内部。

丹尼尔·威廉斯(Daniel Williams)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上写道,许多福音派知名人物自己本身也没有经常去教会,而这来自一种不健全的教会论。威廉斯说,今日离教风潮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福音派领袖树立了不良的先例。这个问题也来自福音派内一种基本假设:即基督徒的生活最终是个人的经历,基本上是上帝和个人灵魂之间的事。

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教会经常被视为只是基督徒生活里的一个选项,主要是帮助我们活出个人信仰的一种方式。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人灵命成长或有属灵上的经历。但这种理解并不正确,严重放错了重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正是基督信仰生活的本质。

因此,试图以教会能为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益处”来解决离教风潮的危机,就是试图让起初导致我们走到目前这个地步的问题死灰复燃。诉诸个人经验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罪从起初就在做使人分裂和彼此有距离的工作,将一群人分散至单独的个体,而上帝医治的方式不可能以疾病的形式出现。

正如格哈德·洛芬克(Gerhard Lohfink)所言,上帝创建的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个体。神的百姓透过ㄧ同祷告、一同有敬虔的生活方式、相同的目的,彼此不可分割的成为一个民族。圣经吩咐我们聚集在一起,因为神就是这样呼召我们,祂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新的民族”:在世界万族万民中成为新的族类,如同一块块活石连结建立而成的圣殿(希伯来书10:25;以弗所书2:21)。

那么,众教会应怎么做以重新获得同为神所建立的民族的身份呢?用威廉斯的话来说,我们应如何挽救福音派的教会论?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团契生活》是在教会面临一场危机时写的。当时,潘霍华正在帮助羽翼未丰的认信教会(Confession Church)建立一所新的神学院。认信教会是因不认同德国国家教会(German National Church)的信念而创立的,因为德国国家教会修改了自己的信条,加入一条新条款以表示效忠元首(希特勒)。

德国国家教会试图透过将自己与希特勒连结在一起来展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民的教会”——这当然是种谋求长期生存的策略,但却付上成为异端的代价。尽管潘霍华处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时空背景,但今天的教会在今日文化中求生存所面临的挑战,趋使我们问与潘霍华同样的问题:我们试图拯救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潘霍华写道,教会并非以个人的经历为中心,也不是以一位能描绘令人信服的愿景的强大领袖的能力为中心。这些或许可以维持住教会,但也只能短暂的维持住。相反地,教会在其所有运作实践中都意味着教会是个共同体/群体(community——是个透过彼此的相交遇见基督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生活在附近的个体。

这样的共同体应以基督为中心——祂就在他们之中。基督呼召每个人超越自己,进一步成为这个集合体的一份子。只有基督才能使教会生存下去以及成功,只有基督才能召唤一群以“成为在这世上属神的民族”为中心信念的人同为一个身体。

如果我们追随潘霍华,以为把各个教会变成各样的群体,教会就会兴旺,我们误会了他的重点:是共同体/群体使教会之所以能是教会。

对潘霍华来说,个人独自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把我们连成一个身体,我们透过彼此对话、共享爱宴、一同读经、陪伴在彼此身边之中与基督相遇。潘霍华在《团契生活》中盛赞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为了使教会成功,不如说是为了使教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

但是,成为一个民族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回我们所熟悉的基督徒生活的实践——聚会唱诗、读圣经、一同用餐——只是我们心里有个更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这样看来,尽管《团契生活》是本实用的著作,它也是一部深邃的神学著作。

例如,当我们一起读经时,潘霍华建议我们选择较长的经文,让经文提醒我们上帝正在祂的子民身上工作,也就是现代教会要承担的工作。这些经文著重于我们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共同拥有的数个世纪前的老故事,而不是著重于关乎个人的故事。潘霍华尤其推荐诗篇——以色列人的祈祷书——它引导我们关注教会与以色列持续的关联性,以及我们成为属神的民族的呼召。

同样的,当我们唱诗时,潘霍华建议大家一同开口歌唱,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而是集中在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的事实上。当我们一起祷告时,潘霍华要求我们首先为那些关乎我们共同生活的事祷告,而不是只为个人的事祷告。

当我们在周间分散各处时,基督有充足的时间透过经文向我们个人关心的事及个人的生命说话。潘霍华说,即便是这段时间,也是为着造就更大的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可以将基督在我们分开时赐给我们的带回教会。

类似的理念也适用于我们如何读经、一同用餐及思考事工使命。如果教会各类实践的目的是将我们聚集成为一个民族,不仅我们做什么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也很重要。

正如潘霍华提醒我们的,“基督教的手足情谊并非我们必须实践的一种观念,而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的现实,使我们能参与在其中。”祷告、唱诗和服事并非灵丹妙药,而是上帝邀请我们进入的一个更深层、基督已然成就的现实。

我们邀请我们当中所有基督徒——不仅仅是那些特别会读书的菁英——成为读圣经的人。我们以一种所有人能聚在一起吃饭的方式吃饭。我们参与事工不是为了使人们成为附属于某种宗教的个体,而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的成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彼此发挥恩赐,并从彼此身上领受基督的话语。

在谈论祷告的互惠性时,潘霍华说,是“其他所有人在为某个人和他的祷告代求”使个人为群体祷告成为可能。他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在没有受到团契的温暖和支持的情况下为团契祷告呢?”

ㄧ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属灵生命,首先倚靠的是神在基督里创造的共同体/群体。这里说的“教会”不是种事后诸葛,而是种预设条件。神正在创造一个因着生命连结于基督,每个个体能走进世界的民族。

圣灵把我们从各地吸引到一起,并与我们一同走进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我们聚集在同一处还是分散各处。但这种分离是为了再次相聚。我们注定要成为一个生命紧密相连的民族,而不是独自应对困难的民族。

若我们想应对这波“脱离教会”的风潮,我们的回应方式不能与导致我们走到这ㄧ步的方式一样。因为教会给予我们的东西无法被归类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里:教会带给我们耶稣,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身体里,我们成为跟随基督的人,并在这里经历到基督的同在、生命的改变。

正如门徒们一起学习聆听耶稣的声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仅仅修改我们错误的福音派教会论,视教会为我们信仰生活的额外辅助。事实上,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种想法。如果“脱离教会”风潮的结果是我们终能摒弃这种错误的教会观,那就更好了。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从孤立到群体:基督徒团契生活的新愿景》一书的作者。他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一,并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学任教。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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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古德恩(Wayne Grudem)改变他对家暴离婚的看法

著名的互补派神学家表示,他不再认为《圣经》只提供两种结束婚姻的正当理由。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30, 2024
Courtesy of Wayne Grudem

(本文原发表于2019 年11 月26 日)

名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及互补论学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宣布改变自己的立场,肯定在家暴的情况下离婚的圣经依据,并于上周举行的福音派学者的重要聚会上分享他的新立场。

古德恩说,在听闻真实夫妻的例子——信仰使他们必须承受暴力而不是分离——后,他更仔细地研究圣经相关经文,并得出结论,他如今认为,家暴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前提是牧师和长老在带领夫妇作出这个决定时寻求神所赐的洞察力。

这是对他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所做的修正,该观点于2018年他所著的教科书《基督教伦理学》中发表。历年来,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里只有两种合理的离婚理由:通奸(太19:9)或被非基督徒的配偶遗弃(哥林多前书7:15)。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和我认识到一些令人心碎的例子,例如持续整整几十年的严重性侮辱和性贬低,以及另一起持续了几十年的肢体暴力婚姻,”他告诉《今日基督教》。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被暴力以待的配偶都保持沉默,认为基督徒的责任是维护婚姻,除非有通奸或遗弃的行为——然而这些未曾发生。”

古德恩是《圣经男性与女性委员会》(CBMW)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上周举行的福音派神学协会年会(简称ETS,为福音派神学研究领域著名学术交流会议)上发表题为“离婚的理由”的演讲,介绍他关于这一主题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我如今相信离婚的理由不只两个? 》

先前支持家暴为合理离婚理由的人指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5中使用了动词“分离”,认为这节经文适用于配偶为寻求保护而逃离家庭的情况。但古德恩原先并不信服于这个论述。

这节经文如下“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林前7:15)。

“多数解经书认为希腊文‘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遇着这样的事)’仅指不信者离弃配偶的情况,”古德恩说。但在进一步研读后,他发现这个片语并未在圣经中其他地方出现。古德恩研究古希腊文学中该短语的52种用法,发现“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通常不单指作者已提到的单一种情况(在林前7:15即不信主的伴侣),而是指类似的情况(复数)。

古德恩说:“这些例子让我得出结论,在林前7:15,‘遇着这样的事’应理解为包括任何类似破坏婚姻的情况。”因此,古德恩得出结论,家暴属于这样破坏婚姻的情况。

然而,他澄清道,当是否离婚的疑虑出现时,恢复关系仍然是首要目标。如果施暴的配偶是基督徒,就应该进行咨商和教会管教,但如果施暴行为没有停止,教会领袖就应慎思,这种情况可能意味受害者有寻求离婚的自由。

生命之道研究中心(LifeWay Reseach)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略高于一半的福音派牧师(55%)认为离婚可能是家暴案的最佳选择,只有4%的牧师认为即使存在暴力,夫妻也不该离婚。

古德恩说,ETS与会人员的反应“非常正面积极及赞赏”,他几乎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一位女士会后告诉我,她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咨商,当她读到我的提纲时,她流下了眼泪。不止一个人对我说:‘我本来准备好驳斥你的观点,但你说服了我。’”

从事家庭暴力复原工作的临床心理咨商师阿里尔·博瓦特(Ariel Bovat)在推特上表示,古德恩的演讲是此次ETS的MVP。她写道:“这些资讯将使许多女性从施暴者手中获得自由!”

在#MeToo和#ChurchToo时代,在家暴处境下离婚一直是福音派人士热烈讨论的议题。

2018年围绕着美南浸信会领袖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的争议始于他建议一名女性顺服暴力欧打她的丈夫的录音在网路上盛传开来。 《今日基督教》当时报导,帕特森表示,他曾建议并帮助女性离开施暴的丈夫,但他坚持自己对婚姻的委身,他绝对不会建议人离婚:“身为一名福音传道人,我怎能这样做呢?《圣经》 清楚地表明上帝看待离婚的方式。”

僅僅几年之前,古德恩曾和其他互补派神学家参与一场关于三位一体本质的神学辩论,这场辩论对他们关于性别角色和女性顺服的教义产生影响。女性互补论者尤其反对过度强调顺服,因为这会让妻子们认为她们必须顺服家暴她们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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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一些基督徒想离开巴勒斯坦,但多数基督徒不愿意

对一千名巴勒斯坦基督徒进行的调查发现,多数人希望采用一国方案,只有少数人抱怨宗教自由问题。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5, 2024
WikiMedia Commons

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小镇-今天只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是基督徒(22%)。而在一个世纪前,每5个居民中就有超过4个是基督徒(84%)。

这种急剧下降的趋势也出现在圣地其他传统基督教城市。在拜特贾拉(Beit Jala),基督徒的比例从99%降至61%。在拜特萨侯尔(Beit Sahour),基督徒的比例从81%降至65%。

1922年鄂图曼帝国时代结束时,基督徒占巴勒斯坦人口的11%,约有7万人。根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简称PA)2017年的人口普查,现在(2020年)基督徒的人数为4.7万,仅占人口的1%。

对于应该将此现象归咎于什么原因──或归咎于谁──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以色列占领该地造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穆斯林沙文主义造成的。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对当地基督徒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经济因素”。有将近十分之六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他们考虑移民的主要因素(59%)。

这项民意调查是由总部设在美国、旨在促进基督徒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菲洛斯计画(Phil os Project)委托进行,于2020年1月和2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地带的98个巴勒斯坦区域对995名基督徒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与经济因素相比,其他因素显得微不足道。

有7%的人提到了安全状况。另有7%的人提到为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还有7%的人指责政治局势。

只有4%的人指责政治腐败情况,3%的人回应与宗教因素有关。

但是,这个问题衡量的是离开圣地的倾向背后主要的驱动因素。这其中还有哪些次要因素?

《菲洛斯计画》“肯定所有基督徒作为原始公民在此地生活和兴旺发展的权利",在加萨出生、现居西岸的《菲洛斯计画》巴勒斯坦裔宣传干事希望了解现实情况——至少理解人们的看法——为什么许多住在这里的基督徒生活过得没有那么好?

“我们一步一步了解那些反映具体情况的问题,”哈利勒·赛义格(Khalil Sayegh)说。 “我亲身经历这些问题,我知道我们的社区也是如此。”

有大约一半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信奉希腊东正教(48%),38%信奉拉丁天主教。福音派和路德宗占4%。 (其余为希腊天主教或叙利亚东正教/天主教徒)。

整体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1人认为自己“追求信仰”(36%),高于两年前的23%。

与此增长相对应的是认为自己“没有特别追求信仰”人数的下降,从27%下降至17%。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信仰的中间派数量较为稳定,约占46%。

“从中东地区的历史来看,当民族主义变得薄弱时,一个人的宗教/种族身份就会变得更加有主导性,”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穆萨拉哈和好事工(Musalaha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执行董事萨利姆·穆纳耶(Salim Munayer)说。

“宗教认同感较强的人具有一种使命感:愿意付上留在巴勒斯坦的代价。”

每4名认为自己“追求信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中只有1人(24%)考虑移民,而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追求信仰”的基督徒和认为自己“不追求”的基督徒中,考虑移民的比例分别为41%和45%。

但是,在所有不考虑移民的基督徒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有明显的使命感:43%的人想展现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支持,39%的人拒绝抛弃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对于考虑移民(约36%)的人来说,他们大致上已失去归属感。有70%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完全融入了”巴勒斯坦社会,30%的基督徒则不这么认为。

穆纳耶认为致使人们想要移民的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当地政府)的腐败。有五分之四的基督徒和他意见一致:52%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非常”腐败,30%的人认为有“一定程度”的腐败。

整体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2人几乎不信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66%)。对法院(仅有16%的人信任)和警察(只有22%的人信任)的信任情况则更糟。有五分之一(20%)的基督徒表示在寻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服务时受到歧视。每4个基督徒中就有3个对巴勒斯坦教育系统描绘的基督教形象表示“不满意”(76%)。

不过,虽然穆纳耶承认这些是基督徒想移民的部分原因,经济紧缩背后有个更明显肇因:以色列的占领和对加萨的围困。他说,这些行动“限制并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伯利恒福音路德圣诞教堂的牧师蒙特·埃塞克(Munther Isaac)对此表示赞同。

“强调这个肇因主要是出于政治冲突而非宗教冲突,非常重要,”他说。同时他也承认其中有些宗教因素。

“整个大情况很复杂,有很多因素,但明显地,以色列的占领最终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受访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所担忧的事也证实了这一点。

每10人中约有8人担心来自犹太定居者的攻击,或被赶出家园(83%)。约有十分之七的人担心以色列会并吞他们(67%)。约十分之六的人认为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基督徒逐出家园(62%)。

就实际经验而言,42%的人必须经常穿越以色列检查站,14%的人因占领失去自己的土地。

“我们对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益处,企图透过使用特定标签来操纵现实感到沮丧,”埃塞克说。埃塞克经常为考虑移民的青年提供教牧关怀。

“有些人喜欢把我们的处境归责于‘穆斯林’,以掩盖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占领和强迫搬迁的现实。”

但也有很高的比例显示出他们对巴勒斯坦穆斯林同胞类似的担忧:77%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害怕萨拉菲亚派(Salafi Muslims)的存在,69%的人害怕哈玛斯等武装派别,67%的人担心《巴勒斯坦基本法》参照伊斯兰教法。

超过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基督徒在私部门就业时受到歧视(44%)。同样比例的人认为穆斯林不希望基督徒在这片土地上生活(43%)。

就实际经验而言,每4名基督徒就有1人曾被别人称呼异教徒(27%)。每10名基督徒就有1人表示曾遭遇不好的待遇,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因基督信仰被嘲笑(11%),或自己曾被穆斯林邻居骚扰(10%)。

“即使基督徒可能与穆斯林邻居有正面的交往经验,但只要他们知道穆斯林邻居认为他们会下地狱,他们始终会心存疑虑,”赛义格说。

多数基督徒确实表示社会整体上是友善的。虽然每3名基督徒就有2人(66%)主要住在基督徒占多数的区域,24%的人住在宗教混合社区,11%的人是穆斯林社区中的少数群体。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与穆斯林邻居的关系“极好或正常”(65%),只有10%的人说他们与穆斯林邻居的关系“一般或不好”。

这与他们对邻居宗教观的评价相近。五分之二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穆斯林邻居“自由或思想开放”(20%),64%的基督徒认为他们邻居的信仰态度“温和”,只有9%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邻居“过度宗教化或极端。”

埃塞克将“恐惧和怀疑”归咎于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穆纳耶认为,媒体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派的宣传是造成“现实与认知之间有差距”的原因。

穆尼尔·卡基什(Munir Kakish)表示同意。

这位近期获得认可的圣地福音派教会理事会主席说:“你可以与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无法与网上的仇恨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

然而,尽管基督徒与穆斯林有正面的互动,也尽管他们认为以色列对加萨的占领为导致基督徒移居他国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卡基什还是提到,以色列的承诺也导致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

每10名基督徒中就有6人赞成一国解决方案(61%)。

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在同一时期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巴勒斯坦人对一国解决方案的整体支持率仅37%。但对巴勒斯坦裔基督徒来说,他们视这个方案为在确保其社群安全的同时,实现和平的最佳手段。

“在一国解决方案中,来自以色列人的歧视会减少,”卡基什说。 “而且以色列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如医院和就业。”

穆纳耶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基于人权的治理方案是最吸引人的,因为基督徒目前被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

埃塞克的书《墙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从神学角度倡导“共享土地”的观点。他说,无论人们认为以色列有什么优势,传统的两国解决方案“正在我们眼前崩塌”。

赛义格将人们对“一国解决方案”的支持归因于巴勒斯坦裔基督徒对民主的信念、以及上述对伊斯兰巴勒斯坦的恐惧。四分之三(73%)的人认为一国方案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只有11%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民主的。

然而,即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缺陷,基督徒们仍然认为巴勒斯坦的宗教自由程度惊人的好。半数人认为这里宗教自由的程度“很高或够高”(50%),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中等或一般”(27%)。

8%的人表示曾邀请穆斯林熟人归信基督教。

卡基什说,尽管基督徒在外展事工方面“很谨慎”,但在此地讨论宗教议题是可接受的,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

虽然穆斯林一直在挑战基督信仰——23%的受访者表示穆斯林曾要求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但由于网路上有越来越多不错的护教资源,基督徒现在“感觉被更多的装备了”,赛义格说。

不过,在穆萨拉哈和好事工教授宗教和信仰自由课程的穆纳耶认为,基督徒“宗教热程度”的增加助长日益严重的社群封闭性。虽然基督徒越来越不“羞于”表达自己的信仰,但他们正在疏远犹太人和穆斯林。 (他对伯利恒附近的基督教大学里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对跨宗教之间的友情的兴趣低于穆斯林同侪)。

那么,在基督徒人数不断减少的同时,他们的盼望又该从何而来呢?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更多工作机会:56%的人曾向教会咨询相关问题,52%的人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咨询相关问题。只有2%和6%的人认为这些机构应为保障宗教自由做出更多努力。

也许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基督徒已相信他们正在实践自己的信仰。

“我们是个委身于信仰的共同体,我们理解我们的见证、服事和倡导正义与和平的使命。”埃塞克说

“身为教会,我们的职责是传递福音里盼望的信息。”

(本文原先发表于2020年8月4日)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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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香港教会办学之路

回顾历史,教会办学跟宣教使命和社会处境密不可分。面对今日的挑战,教会应该如何回应?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3, 2024
Kin Cheung / AP Images

教会在香港办学的历史悠久,香港人在求学时期或多或少也经历过天主教或基督教教育。根据资料,现时香港的中小学及幼稚园大约有五成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不过,香港的教育界正经历许多巨大的改变。在2023年,香港已有五间小学因收生不足的问题而不获政府资助开办小学一年级,当中有四间具有教会背景;之后更连续有几所学校宣布停办或合并。还有近年课程的更改、国民教育的落实、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创新高等因素的影响……究竟香港教会办学的历史任务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知道教会办学跟宣教使命和社会处境是密不可分,就让我们回顾一下香港教会的办学历史,或许能够从中得着启迪,从而面对今日的挑战。

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当时只有大约四千居民的香港举行升旗礼,标志着为期一百五十多年英国殖民地历史的开始。在开埠初期,大量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香港,不少视香港为拓展中国事工的基地,而他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栽培华人宣教士进入内地宣教。问题是愿意接受训练的人数偏少,而他们也不具备基本教育水平,因此传教士要从初级教育办起;可是最终成为宣教士的华人也是寥寥可数。办学的另一个目的是接触华人群体,当时大部份的差会也曾办过小规模的学校。不过由于当时的香港本身居民少、流动人口高,来港者大都暂居后再转往内地或其他地方,所以建立华人教会十分困难。天主教会则在开埠不久便在港设立传教区,其办学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和牧养欧洲借信徒及子弟。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教会办学没有什么坏处,它亦乐见其成。

随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等事件造成动荡,从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数开始增多,建立华人教会变得可行;同时香港作为贸易港口,殖民地政府看见有需要培育更多懂英语的华人来帮助地方发展,故开始推行教育改革和正式资助机构进行教育。不过,当时政府希望推行脱离宗教的世俗化教育,教会曾因此拒绝参与资助计划;及后的折衷方案容许学校教授宗教内容,教会才纷纷开始接受资助,开办大量学校提供基本教育。十九世纪末,教会学校数目已差不多有一百间。

到了二十世纪初,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办西式教育成为了趋势。教会此时把重心放在建立英文中学,一来让基督教子弟完成初级教育后可继续升学,二来对教会长线发展亦有益处;不少今天香港人熟悉的传统学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开办,如圣士提反书院和英华女学校等。当时政府亦对这些学校给予大幅补助。在这个时期,教会也以自身资源开展了其他非政府补助的教育事工,包括识字班、平民夜校、工读学校(即职业训练学校)以及供残障人士就读的学校。这大概是二战前教会办学的境况。

二战后,国共内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大量内地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45年重光后的六十多万急升至1950年后的二百多万。同时,由于中共建国后的政策不再容许传教士继续活动,所以在内地发展的差会和教会也全师撤至香港,让香港的信徒、机构及神学院数目大增,而学者一般认为这是香港基督教历史的分水岭。

人口剧增带来不少社会需要;在教育方面,当时数以万计的适龄学童等待入学,故此殖民地政府鼓励办学团体开办更多学校来应付需求。教会亦顺势响应,于五十至七十年代间兴办了多间中小学,并推动中文专上学院的建设。此外,教会也帮助民众解决食物和住屋等基本问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在这段期间,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香港教育及社会福利发展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此时经济亦开始急速发展,在二十多年间演变成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都市。

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特区政府进行多次的教育改革,如教学语言政策和教师能力评核等,引来社会广泛争议;而多年来教会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出现了变化。特区政府以《2004年教育(修订)条例》(俗称《校本条例》)要求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除了大大增加学校和教会要承受的法律风险外,教会亦忧虑此举变相削弱了办学团体的自主权,有可能无法按信仰价值办学。天主教香港教区更因此与政府有长达六年的诉讼,但最终败诉。

已故的袁天佑牧师当年曾写道:“教会有她的办学理念。假若教会未能按她的理念办学,那么教会为何要成为政府的承办商?当然教会也当反思,在过去的时间,教会有没有好好的实践她的办学理念。教会不办理学校,对教会而言,并没有损失。社会上不乏热心教育的人士,政府也会继续承担教育,儿童及青少年决不会因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问题只是从此以后,教育失去其多元化,也可能失去那份重视生命和公义的教育意念。”

随着2010年后的几次大型社会运动和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教育界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变。政府把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问题归咎于学校和课程,故此把中学的通识教育科改头换面,而小学的常识科也将被中华文化作主轴的人文科目取代。有教师因被指宣扬“港独”而被除牌,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亦于2021年因政治环境而自行解散。加上移民潮让师生人数减少,办学团体要思考如何营运下去已经不容易,疫情后还要面对追赶成绩的压力,无疑令学校百上加斤;信徒群体应如何应对?

从历史可见,教会办学的目的和策略不断因处境而改变,过往亦因种种因素发展出跟政府合作的模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不过,香港的社会环境屡屡因中国及世界政局急剧变迁,教会跟政府的关系也今非昔比,我们必须认清这些事实。教会发展办学至今日的规模,早已接受政府补助制度的限制,也习惯依循地继续昔日事工;问题是信徒群体在现时的环境下,怎样继续持守基督教办学的理念?信仰价值如何于教育事工中彰显?

据笔者的观察,不少信徒和堂会仍倾向安稳,未有积极回应今日的挑战;只是就今天的处境来说,拥抱所谓的稳定其实只是被动地迎接改变而已。基督徒家长、教师和教会领导层对爱国主义和信仰的关系有没有充分的思考及了解?办学团体有否想清楚今天教育制度的利弊、自己的底线、变阵的策略,甚至停办的可能?或许最值得问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又究竟是靠什么得安稳?

不要忘记,办学是宣教使命的一环;教会不是为了营运学校或延续昔日的光环而营运,而是为了实践上帝的使命。唯有以上主为时代中的稳妥,我们才能够得着更新,真正勇敢面对当下处境,同时也不被环境或自己目光所限。如此,稳定不再是唯一选项;我们会愿意大胆尝试、愿意在适当时候放手、愿意作出改变、愿意接受失败、愿意拥抱困难,就如往日来港的宣教士一样。无论所遭遇的是什么,跟随基督的人总能得着力量去作应作的事,为身边的人带来盼望和释放。正当主流论述逐渐淡化教会曾为香港教育作出的贡献之际,还望这段历史回顾让大家看见当日信徒群体的忠心和上主的恩典;面对今天的突变和试炼,这一代的信徒更需抓紧上主,行我们当行的路。

有关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办学历史部份,本文参考了刘绍麟的《解码香港基督教与社会脉络:香港教会与社会宏观互动》。

Karen Wong,居于香港、喜欢写作;一名在亲职上挣扎、在神学中思考、在福音里不断盼望的信徒。

Culture

敬拜音乐有时是种情绪操控,我们能信任敬拜主领吗?

除了圣灵在动工,围绕着高技术配置的团队也在动工。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3, 2024
Linda Xu / Unsplash

“再大声一点!”我的入耳式监听耳机传来这样的声音。

我站在周围漆黑的舞台上,照在我身上的聚光灯几乎刺瞎我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型地区性的大学生特会上带领敬拜,音控室一位制作经理提示我把手举得更高、做更多动作、拍掌拍更多下、跳得更大力,有更多的肢体表现。

我一直都知道特会上的敬拜配置经过精心指导,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其中的细枝末节。在某个时间点上,我被要求想像自己的手臂有如泡绵浮力棒,持续性的高高举着。每首歌皆被评以1到5分的“能量等级”,在敬拜的某些环节上,所有歌都必须是能量等级3分以上的歌。

我记得当时我想着,我是否正在操纵这些观看、歌唱、或聆听敬拜的人群?我是否在使用音乐制造观众的情绪反应?

简短的回答是肯定的。敬拜音乐可以调动和操纵情绪,甚至塑造信仰。集体敬拜具有神经反应和生理反应。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坚持认为,音乐的感动和操控能力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神圣礼物。路德写道:“除了上帝的话语,只有音乐才值得被赞颂为人类心灵情感的主人和管理者。……连圣灵也尊音乐为其工作的工具。”

作曲家和敬拜主领运用节奏和动态的变化、调音及不同种类的乐器,使现代敬拜音乐引人入胜、身历其境,并且——是的,包括感动人心。

身为敬拜者,我们能感受到这一点。有着特别长的间奏的歌曲使人愈发期待接下来的熟悉旋律。或者,在进入副歌的瞬间,所有乐器停止演奏,歌声清澈地灌入人心。另外,一些歌词本身也暗示着我们的行为(如“我高举着双臂,放下我的意念”)。

关于究竟是什么赋予现代敬拜音乐具有使人共鸣的特殊性,是个合理且有趣的问题。也许是因为现代敬拜音乐借鉴于世俗情歌及民谣的元素,或如U2及Coldplay等大型摇滚音乐会等级的团队艺术美学——但目前人们对敬拜音乐具有操纵力的担忧似乎与音乐风格和品味不太有关,而是与参与制作和表演敬拜音乐的人和其背后的组织、机构有关。

因此,也许我在台上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音乐是否具有操纵性,而是我们这些负责敬拜的人是否是值得信赖的牧羊人及神的管家

集体敬拜邀请我们敞开心扉,接受属灵上和情感上的引导。这种敞开让人感到脆弱。随着敬拜在教会和事工活动中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将我们的情绪交给安全的人引导。

“这正是情绪的棘手之处。[在音乐崇拜中],人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自愿和非自愿性的变化。”在贝勒大学指导教会音乐研究生和研究计画的民族音乐学家莫妮克·英格尔斯(Monique Ingalls)教授说

敬拜的人有其自主权,他们决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情感上的引导。即使是最极端例子的音乐渲染也需要听众的接受能力。当音乐被用来增加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建立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用来改变或修正我们的某种信念时——这样的音乐渲染是最有效的。但是,一旦在敬拜中出现信任和认可,就有可能出现危险的、剥削性的情绪操纵。

“敬拜中的情感操纵就像牧羊人把羊领到某些牧场上,但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敬拜牧师》(The Worship Pastor)一书的作者扎克·希克斯(Zac Hicks)就“操纵v.s.牧养”这一主题写道

希克斯说:“操纵——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目的性的牧羊'或'部分性的牧羊',从操纵的迷雾中醒来的羊往往首先感到疑惑:'等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希克斯认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牧羊人不会把群众的情绪反应——举手、闭眼或流泪——视为他演出成功的标志,而是会使用希克斯所形容的“福音的情感轮廓(“上帝的荣耀”、“罪的严重性”和“恩典的伟大”)”来塑造音乐敬拜,并避免操纵人的情绪。

然而,当人们开始怀疑敬拜领袖对“福音的情感轮廓”的重视逐渐被其他东西取代时,他们的信任也会开始流失。舞台上的敬拜领袖是否更关心培养自己特定的形象,而非担任牧养角色?激情万分的敬拜时刻是否变成募款的序曲?当敬拜者有理由怀疑领导者或机构的意图时,他们就会害怕被操纵。

“我们很容易将(实际上是)情緒操控的结果误认为是上帝在我们心里动工,是吧?”记者兼作家凯尔西·麦金尼在2022年的纪录片《Hillsong: A Megachurch Exposed》中说道。 “你是因为上帝正在你的生命里做些事而哭,还是因为和弦结构就是为了让你哭而设计的?”

对和弦结构可能是“为了让你哭而设计”的质疑,过度简化了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音乐并不仅仅简单地作用于听众;在个体与音乐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回应。

但是,当巨型教会的掌舵人似乎正在利用激动人心的音乐来培养人们的忠诚和委身精神——不仅是对上帝的忠诚和委身精神,还有对其品牌的忠诚和委身精神时, 人们害怕自己被“精心制作的音乐”欺哄,误以为自己有灵命上的经历,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困扰着山丘之歌(Hillsong)的丑闻,以及现代敬拜音乐越来越受经济利益左右的迹象,让人愈发质疑现代敬拜音乐。各个教会里使用的敬拜音乐越来越多是来自于一小群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的诗歌创作者和团体,而我们之中多数人却永远不会亲眼见到他们。

在牧养人们的情感方面,莫妮克教授认为信任真实性是最重要的——这两点在名人敬拜歌手与粉丝的关系中很难维持。

“我认为,人们对被操纵的恐惧及‘我能信任这个人吗?’等疑问,与敬拜主领人的‘真实性’紧密相连,”莫妮克说。

但对情感操纵的担忧远在山丘之歌(Hillsong)和过去20年巨型教会音乐家们出现之前就已存在。 1977 年,《今日基督教》便曾有名为《音乐是否应该操纵我们的敬拜? 》的封面文章,作者指出一种新的音乐表现——“福音摇滚乐”,以其“强烈的节拍和高昂的情绪”为特征。

虽然今日的敬拜音乐风格已经改变,但那篇文提供的方向仍与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福音派教会要对变化迅速的音乐呈现形式做出成熟的回应,我们就需要训练有素、关注此议题的音乐牧师来引导我们避开唯美主义(对美的崇拜)和享乐主义(对愉悦感的崇拜)的陷阱。

我们需要的音乐家首先必须是个传道人。他们必须了解一般人在灵性、情感和美学方面的需求,并帮助引导教会追求真正的神的话语,并能创意地、真实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这种事工更着重于训练参与者,而不是娱乐观众。

不完美的媒介,不完美的牧羊人

近代神学家鲁益师(C.S.Lewis)虽然不是音乐家,但他相信音乐可以“为与上帝相遇做准备,甚至是一种媒介”,但也要注意,音乐容易让人分心或成为偶像。

音乐学家约翰·麦金尼斯(John MacInnis)指出,鲁益师以聆听贝多芬和理察·华格纳(Richard Wagner)的音乐作为他属灵经历的大门。在他归信基督教后回首往事时,鲁益师视他生命中透过音乐感受到的“超越的时刻”为路标,发现是这些音乐时刻让他的心灵和思想朝着上帝的方向前进。

但鲁益师认识到,音乐作为一种敬拜或敬虔灵修的方式并不完美。 “音乐的情绪效应可能不仅会分散注意力(对某些人来说,在某些时候),而且会产生错觉:即在教会里感受到某些情绪时,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属灵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却可能完全是自然的情绪。”

鲁益师并不会视他聆听华格纳的《指环》歌剧时产生的情绪为一种敬拜,但他觉得这种体验为他带来某种形式的“超越的经历”,是一种压倒性的崇高际遇。

泰勒丝(Taylor Swift)演唱会里的视觉和听觉盛宴可能会让听众感到热血沸腾,而这种激情确实超越他们日常的情感范围。音乐及其情境可以让我们达到情感能力的巅峰。我们可能被它的美或力量所折服,被它伴随而来的视觉体验所折服,也可能被它独特精确且有力地唤醒的记忆所折服。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像鲁益师一样,在时不时被圣殿外的音乐征服中获得益处。认识到我们自己能被音乐打动的可能性,或许有助于我们在敬拜中保持情感的敞开。

即使新的神经学研究已进一步探讨音乐对大脑的影响,但音乐对情绪的确切作用仍然难以捉摸。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在我们对情绪被操纵的恐惧的背后,是我们害怕自己被强迫去做或相信某件事的恐惧。我们害怕我们的情绪只是对音乐而不是对圣灵做出反应,害怕我们所以为的“属灵经历”是假的,是由高超的音乐家、制作团队和精心编排的音乐制造出来的。

“透明度”也许正是对这种担忧的解药。若音乐家和敬拜主领更公开地说明他们编排音乐的方式,或选择某些音乐的目的,也许会有所帮助。敬拜主领可以在一首特别能引人冥想、灵修的歌之前以一些温暖的诗词作为开场白,带领会众反思ㄧ段相关的经文。在这些时刻认知到现场的情感重量,能显示出敬拜领袖对自我的察觉和对人们的关怀。

莫妮克建议透过观察敬拜所结出的果子来评估特定教会或事工的激情音乐敬拜经历。当我们评估敬拜中产生的情绪时,我们可以问:“经历这些强烈情绪的敬拜者在敬拜结束后,生命有什么样的转变,会做什么样的事?”

如果我们承认,在敬拜的会众中,我们经历到的动人的、有时甚至催泪的时刻几乎总是由上帝和我们周围的音乐的某种合作带来的,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观察我们自己“身处于什么样的牧场”来检视我们牧人羊所做的工。

“牧羊人为这个牧场带来什么样的事?”莫妮克建议我们这样问:“他们是否把上帝的平安带入这个世界?治愈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破碎的关系?”

凯尔西·克莱默·麦金尼斯(Kelsey Kramer McGinnis)是《今日基督教》的敬拜音乐作家。她是一名音乐学家、教育家和作家,研究基督教社群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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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将他最重视的书信交给一名女性

认识罗马书的第一位解经者非比。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2, 2024
Source Image by ZU_09 / iStock / Getty

有时,生活中某个平凡的时刻会让人永久记得。我记得七岁时和妈妈一起出门办事的情景。我们在银行停了下来,按照当时的习惯,妈妈称呼自己为“x太太”(x是爸爸的名字),然后再报上爸爸的全名。 “x太太”——爸爸的名字加上“太太”的组合在我听来很怪,我忍不住笑出声。 “妈妈,那是爸爸的名字耶!”我坚持的说,百思不得其解。 “妳有自己的名字!”我还记得她和银行出纳员惊讶地看着我的样子。我们之间的互动是整个20世纪美国世代观念转变的一个缩影。

早在美国文化开始研究如何为女性的名字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前,圣经就已经走在前面了。事实上,圣经ㄧ直在挑战其所处时代的文化习俗:在书页中记录普通女性的名字。在上帝创造和救赎的宏大叙事里记录普通女性的名字,是“圣经文本连贯性”里最少人提及、但极为值得关注的一部份。

当然,有些女性的故事在圣经中比其他故事更容易理解。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没有新约的专业知识,“非比”(罗16:1-2)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到NBC热播剧《六人行》中那个可爱、呆萌的金发音乐家,而不是罗马书提到的那位女性。但任何一个寻求理解自身信仰的人总会想进一步探究文本。非比是谁?她与这封最具影响力的书信有什么关系?

最纯正的福音

所有的经文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并不是每一本书卷都能像罗马书一样在教会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们很难量化这封信对教会神学及其领袖结构所带来的震荡性影响。阅读罗马书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基督教历史上,罗马书曾改变过一些最重要的教会领袖的生命。当奥古斯丁听到细微的“拿起来读”这声音时,在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时刻,他打开罗马书13章13节。罗马书透过彼得·伦巴德写的《Four Books of Sentences》塑造整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崭露头角前,这本书一直是中世纪的神学教科书。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对保罗书信的兴趣与日俱增,受益于印刷术,光是罗马书就出版了70多本注释书。马丁路德自己生命转变的经验发生在读了罗马书1:17关于神的义的问题。他在序言中强调罗马书的重要性:

这封信确实是新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是最纯正的福音。它非常值得基督徒不但逐字背诵它,而且每天用它来充实自己,就好像它是每天灵魂的食粮那样。我们永远不可能读这封信读太多遍,思想它太多遍并足够理解它。我们越是与它打交道,它就越珍贵,越有味道。 ⋯⋯它本身就是一盏明灯,几乎足以照亮整本圣经。

几个世纪后,约翰·卫斯理(Wesley)于1738年5月24日在奥尔德斯盖特街聆听马丁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言,他的心“奇异地温暖了”,他的信仰也发生了转变。再往后,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从新教自由派转向“圣经里的奇异新世界”后,在《罗马书释义》(Römerbrief)一书里简述自己的转变,这本书也被誉为“神学家操场上的一颗重磅炸弹”。

每当人们想到罗马书,就会想起从奥古斯丁直到巴特以来的教会巨头。然而,第一位对罗马书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人正是传送这封信的人,她的名字叫非比。

开拓罗马道路

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两节经文提到这位保罗委以重任的女性,但保罗透过这一节经文留下对初代基督徒群体的深刻洞察。

在这封十分有份量的神学书信结尾处,保罗的语气变得无比私人。他提到29个人,问候了其中28名,并推荐其中的一位:非比。向别人推荐某人就是为他担保,与他站在一起,证明他值得信赖。而保罗以他使徒的身份推荐非比。

从保罗说的话来看,她似乎已证明自己配得上保罗的赞扬。她是基督的跟随者(保罗称她为“我们的姊妹”),是“在主里”的一员,值得以圣徒的身份被人接待。保罗用两个具体的称号来形容她:diakonosprostatis

这两个称号是什么意思?非比的角色是什么?

第一个字diakonos是希腊文仆人一词的阳性形式,我们的英文单字deacon(执事)就是从这个字而来,这表明她经常帮助他人,如同耶稣的教导(马可福音9:35; 10:43)及祂亲自实践的(罗马书15:8)。这也可能表明,她在哥林多以东几英里的港口城市坚革良(Cenchreae)教会担任执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描述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资格时,也是用这个字(提前3:8-13)。无论英文圣经翻译使用的是“仆人”或“执事”,唯一不符合新约圣经的翻译就是“女执事”。在圣经文献中不存在女性化的性格特征或职位形式。有些后来的教会认为女执事的角色从属于男执事,这在圣经里是找不到依据的。所有的仆人或执事,无论男女,都平等地跟随耶稣的脚步,耶稣就是来服事所有人的。

第二个字prostatis在整本新约里只有出现在罗马书,但在希腊罗马世界却广为人知。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中,这个字可以表示领袖。然而,保罗说非比是他的prostatis,而保罗通常坚定表示自己在“神的带领下”与他人共同领导。使用这个字的基本意思可能是说,非比帮助了别人,但多数人认为保罗确实是按照他那个时代世俗文本里常用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的:她是个恩人,一个使用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为他人说话的人。

这一切都引出另一个问题:非比在罗马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解经家普遍认为,保罗把非比放在名单的第一位,是介绍非比是这封信的携带者。虽然在我们的现代文化里,我们会感谢邮局员工的辛劳,但我们并不需要了解他们的背景,以确认我们可以信任他们带过来的信件。保罗用好几句话来描述非比,并用了几个强调性的短语来告诫在罗马的基督徒要善待她,这表明她不仅仅是个传送信件的邮递员。她将在他们如何理解这封信的过程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保罗希望他们信任她。

由新约学者赖特(N. T. Wright)推广的一种观点认为,身为送信者,非比也会宣读这封信。他说:“通常是由送信人向收信人宣读并解释信的内容。”

彼得·海德(Peter Head)等学者对赖特结论的第一部分提出质疑。海德在分析古代书信时指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送信人是书信的宣读人。相反的,收信群体的成员会大声朗读信件。

这是否让非比重新成为一个沉默的助手?

完全不会。海德承认,即使她不宣读这封信,她“也会在解释罗马书的内容方面发挥作用。”身为保罗的代表,她会在场回答有关罗马书的问题。数年之间,人们对这封信会提出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说,非比是第一个回答这些问题的人。

对描述非比的词汇的不确定性不应掩盖对她角色的共识。争论非比在教会内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会分散我们对这些经文里更有意义的现实的注意力:保罗信任非比能为他解释罗马书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承认非比在此处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我们会错过什么呢?

从罗马到宗教改革

虽然保罗将非比的名字与“仆人”(diakonos)的阳性形式搭配,但在教会传统里,这个词很快就被女性化为“女执事”。重要的是,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和教父俄利根(Origen)都解释罗马书里提到非比是女性被按立为教会执事这一特殊职位的证据。

女性执事职位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存在于教会职位中,直到六世纪。圣拉德贡德(Radegunde)在六世纪在法兰克人中为基督教的扩展做出贡献,她是最后一批由主教按立的著名女执事之一。在中世纪时期,执事职位被归入罗马天主教(男性)神职人员的按立程序中,进一步失去其独特性。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非比的地位再次被凸显,部分原因是罗马书得到圣经释经学者过多的关注。此外,教会传统里,传道人逐节阐释经文(称为lectio continua)的做法肯定会让她直接出现在大家视野。最终,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日内瓦教会在各种新教传统里率先恢复女性执事的职位。

根据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教会的四重职务——牧师、长老、执事、医生——代表加尔文的教会学(ecclesiology)里的支柱,在执事的范围内,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行列外。身为“基层教会传道人员”,执事有别于长老。此外,加尔文也从罗马书12:8汲取灵感,将执事分为两种不同的角色:施舍穷人,和照顾穷人和病人。加尔文根据他对提摩太前书5:9-10这段经文的解读,将第二个角色归结为寡妇的工作,而这段经文在罗马天主教传统里,是修道院誓言的基础。在日内瓦市探索如何照顾从欧洲各地(尤其是法国)途经该市的成千上万宗教难民时,设立向女性开放的执事职位,为该市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在加尔文的领导下,宗教改革涉及明确各种领袖的责任,将他们与政治统治者区分开来,因此,执事职位是一个教会职位,加尔文认为其中应包含女性。尽管女性执事并不局限于日内瓦,但正如埃尔斯·麦基(Elsie McKee)的著作所指出的,“加尔文改革宗下的执事制度,是新教或再洗礼派教会体制里,唯一在女性事奉者(于从属的)的职位上包含教导的职责(如果不是经常实践的话)的制度”。因此,加尔文带领的日内瓦教会是“认真看待非比”的榜样及例外。

非比的重要性在法国改革宗圣经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新约圣经每封信的结尾都印有被称为“colophons”的部分,提供关于每封书信的作者和地理位置的资讯。从 16世纪到18世纪,非比与罗马书的特殊关系在colophons里被描述为教会的送信人、仆人或女执事。在改革宗新约书信的colophons传统里,她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被人纪念的女性。 (编按:colophons在此可以理解为书信介绍。

传承

尽管今日的学术界对非比的重要性仍存在争议,但对非比身为送信人的角色达成的共识让人以无法忽视的方式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首先,如“保罗禁止所有女性参与释经学和神学讨论,甚至教导的角色”之类的结论被排除了。虽然这在神学不同的教会和机构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非比的故事不会让任何努力在历史背景中理解圣经的基督徒认为,身为女性就没有资格进入神学领域。如果保罗没有贬低女性谈论最复杂的神学文献的能力,我们也不该这样做。

非比的名字和她身为福音传递者的角色再次提醒今日的教会,圣经如何强调女性同样是上帝透过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实践的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忠心贡献者。当保罗将非比介绍给罗马教会并鼓励那里的基督徒荣耀地接待她时,他也是在向我们介绍她。我们同样被要求欢迎她带来的一切。正如加尔文所写的,“基督的仆人若不向她表示尊敬和亲切,是不恰当的。既然我们应以爱包容基督的所有肢体,我们当然也应敬重——尤其是爱和尊敬在教会任职的人。”

此外,透过委托非比来传达这封信的内容,保罗开创了ㄧ个先例,今日我们每次聆听经文的诵读和解释时,都遵循着这个先例(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透过他人的声音听到上帝的话语,就像非比向罗马教会讲述和解释保罗的话语一样。任何拿起罗马书并与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走在第一位解经者——非比的脚步后。

保罗想在罗马书中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在这封信中,他的目的是回应当地教会的问题,并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但他以同样肯定的答案来回应这两个问题——关于他们所面对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处的挑战,以及保罗自身忠心传扬福音时的挑战:上帝是值得信赖的。

罗马书以其崇高的属灵真理而闻名:上帝在罪的问题、死亡的威胁以及所有人的终极救赎方面都是值得信赖的。既然这是真理,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论证,在分裂和焦虑等较平凡的现实问题上,上帝也是值得信赖的。罗马书的讯息就是,我们可以信靠上帝来处理这一切。

这一讯息在传递它的使者身上得到共鸣。因为上帝是可信赖的,保罗可以信任一个令人惊讶的人,让她来传递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信息。他既没有为她争辩,也没有为她的能力或智慧辩护。他对她的介绍简洁有力,无需特别恳求。保罗信任她,因为她信靠上帝,这就够了。当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是谁——都信靠可靠的上帝时,我们就能像非比一样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事实是,每个信仰基督的人都有责任将这个好消息传递下去。借着这行动,身为所有基督徒的祭司,我们活出在基督的身体中,靠着永生上帝的大能,跨越时空彼此连结的意义。我们的女儿和儿子都应得到充分的装备,以了解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盼望,因为上帝将派他们以福音传递者的身份走向世界,人们将向他们询问关于我们神圣的经文的迫切问题。

当我们传递福音时,我们不仅继承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等作家的属灵遗产,我们也在继承抹大拉的马利亚传给楼上房间的人、百基拉传给亚波罗、非比传给罗马教会的属灵遗产。

我们同是使徒线上的信差,这条线追溯至上帝启示的恩赐,也正是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带来的盼望的基础。

珍妮佛·鲍威尔·麦克纳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是惠顿学院圣经和神学研究富兰克林·S·戴恩斯讲座教授、伊利诺伊州格伦艾林第一长老会教区助理以及麦克纳特谢尔牧师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艾米·贝弗里·皮勒(Amy Beverage Peeler)是惠顿学院新约副教授和伊利诺伊州日内瓦圣马克教会副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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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祷告并不真的是与神“对话”

即使在新约圣经中,与上帝的对话多数也是单方面的。但祂确实会回应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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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在听我说的话!”

我和女儿艾玛在谈论一个敏感的话题:上帝为什么命令以色列人杀死他们的迦南地敌人。

“别说我没有在听,老爸。我在听。但你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说得没错。我曾以为我只需要一种简单的沟通模式就够了。这是我在大学主修演讲学时学到的,这种沟通模式运作的逻辑是:

• 我(讯息传递者)有个想法(希腊人称之为logos);

• 我用文字(rhemata)来表达我的想法;

• 你(接收者)听到我的话(rhemata),于是有了和我一样的想法(logos)。

但是“对话”并不是这样进行的。一段对话不能简化为传递者向接收者传递想法。有太多的变因会造成干扰:发音不准确、语言之外的沟通(例如肢体语言)、环境噪音、个人经验、文化差异。简单地重复同样的话、并认为你们之间的误解全是接收者的错,是一种不成熟的沟通模式。这会让对话令人沮丧。

这一切引起我对祷告的思考。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形容祷告是“与上帝对话”。真的是这样吗?

老实说,我的祷告多数是种独白。我告诉上帝我在想什么,然后我的祷告就结束了。这种沟通是单向的。多数的时候,我也不会开口讲出我的祷词,只是在脑中默默地说。当然,这对上帝来说不是问题。祂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诗篇139:4)。如果上帝能读我的心思意念,我就不用担心祂会误解我。

但是,如果圣经里这位自我启示的上帝是个传递者,而不仅仅是个“接收者”,那么,祂是如何“回话”的呢?有人说祂把想法放在我们脑海里。还有人说,祂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文的某些部分,然后在那里更直接地与我们沟通。虽然上帝确实有可能透过这些方式与我们沟通,但这并不是祂在新约圣经中的做法。

上帝的言语沟通

圣经并没有使用“对话”之类的词汇来形容祷告。事实上,圣经最常描述祷告为赞美、哀叹、感恩、忏悔和祈求──这都是单方面的行动。

但祷告并非总是单向的沟通。在耶稣祷告求天父荣耀祂自己的名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翰福音12:28)。”人群中有人说这个声音是打雷了,也有人说是天使的声音(第29 节)。耶稣没有明确指出上帝是声音的来源,只是称之为“这声音”(第30节)。但在其它时候,天上的声音被解释为直接来自上帝(马太福音3:17;17:5;启示录4:1)。

当保罗祷告求上帝挪去他肉体上的刺时,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8-9)。 ”至于保罗是听到上帝说话的声音、或是在灵里或头脑里感知到上帝的回应,我们并不知道。但上帝确实有可能用言语对他说话,毕竟,保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曾听到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话(使徒行传9:3-6)。而在新约里所有上帝回话的例子里,保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最接近“对话式”的祷告(使徒行传22:17-22)。当时保罗正在祷告,然后耶稣命令他逃离耶路撒冷,以躲避迫害。保罗基本上是这样回应的:“离开耶路撒冷是不够的。整个地区会堂里的人都会认出我。”耶稣回答:“去吧!我要差遣你到遥远的外邦人那里。”

然而,在新约圣经中,这样对话式祷告的例子并不多——即使对耶稣和保罗也是如此。

在新约圣经里,在祷告时转向经文的例子就更少了。但是,这并不表示初代基督徒的祷告没有受到经文的影响。

在犹太最高法院逮捕、审问并释放彼得和约翰后,他们的会友一同高声祷告,并引用诗篇与神说话(使徒行传4:23-30)。但路加在这里描述的场景与现代人常见的做法不同──现代人会打开圣经向神祷告,并且透过翻阅经文来聆听神的回应。

在新约时代,多数的人身上都没有圣经。人们必须参加犹太会堂或到圣殿去聆听经文或阅读经文。参与敬拜的人不只聆听经文,还会默背经文、吟唱诗篇。透过这些作为,上帝的话语牢牢的刻在他们的心版上。这也是为什么初代基督徒祷告时能背诵圣经里的一些篇章。对他们来说,圣经经文与其说是上帝对他们当下请求的具体回答,不如说是能辅助他们向上帝倾诉心意的工具。

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最近有一次,我在我女儿格蕾丝进行例行性外科手术的过程中祷告时,想起一首受经文启发而写的诗歌歌词:“主啊,祢比银子贵重。主啊,祢比金子贵重。主啊,祢比钻石更美丽,我所求的都比不上祢。”这种祷告的感觉就好像圣灵亲自“说智慧的话”,使我的心转向祂,并安慰我(箴言3:14-15 )。

言语之外的回应

如果我们想了解祷告在多大程度上是种对话,我们必须思考圣灵的作为。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

在现今社会里,我们也有类似的沟通方式:人们常会用“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来回应悲剧性的消息。有时,非言语的沟通最能反映其力量。例如,婴儿夭折的母亲或在车祸中失去孩子的父亲的哀鸣声。如果你曾在类似的情况下试图安慰你所爱 的人,就会发现言语往往会带来更多的痛苦。非言语的沟通──拥抱、亲自的陪伴──才能真正安慰他人。

就像我们有时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人一样,我们也不总是知道如何祷告。有时,当我没有精力或信心祷告时,我所能做的便是哀鸣,因为我知道上帝理解我的沮丧和痛苦。保罗说,像这样来到上帝面前的哀鸣,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激发的祷词。因此,祷告并不受到“可理解的人类语言”的限制。上帝不仅理解我们的心意,也使我们能与祂进行非语言的沟通。

也许这就是上帝最常与我们沟通的方式。

蒙应允的祷告──当事情照着我们的请求实现时──也是一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恳求式的祷告假定上帝聆听我们的恳求,并会相应地回应我们的需求。祂也许不会回话,但祂总会有所回应

新约里充满上帝与我们非语言性沟通的例子。当十一个使徒问上帝谁该接替犹大的位置时,他们抽签抽到马提亚(使徒行传1:24-26)。当初代教会向上帝求能有勇气面对逼迫时,上帝震动了他们的聚会场所,并用圣灵重新充满他们(使徒行传4:29-31)。神也透过差派天使为门徒带来指示、应许他们将会有属灵恩赐(路1:11-17;使徒行传10:1-8)来回应他们的祷告。

如果我们视祷告为一种口头式的对话,我们无疑会失望。如果我们意识到上帝会以非语言的方式回应我们,我们就会开始以新的方式看见祂的爱和信实。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经常误解祂非言语式的回应。上帝说祂爱我们,但我们并不总是能感受到祂的爱。许多人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仍然挨饿。耶稣宣讲“神的国近了(马可福音1:15)”,但公义在哪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可福音15:34)」时,天上没有声音回应。天空变暗,大地震动。上帝似乎发怒了。

而上帝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神圣回应──祂对邪恶、不公义、罪恶和死亡的终极回应,也就是上帝非言语沟通的象征──正是复活的基督。

保罗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林前6:14)。”我们可能会受到诱惑,认为邪恶、苦难和死亡意味着上帝的沉默。但这些只是环境噪音,终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消除。上帝拥有最后的话语权——当祂领我们从死里复活时,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祂对祷告的回应时。

在此之前,让我们不断地祷告:“主啊,我愿祢来!(林前16:22;启示录22:20)。”上帝理解我们的困境,祂永远不会厌倦与我们沟通(路加福音18:1-5),因为是祂首先开始这场对话的(约翰福音1:1-14)。

里维斯(Rodney Reeves)是西南浸信会大学库尔兹雷德福神学与事工学院院长、圣经研究教授,着有《保罗的灵性:模仿基督的使徒》一书。

翻译:Jane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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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基督教“中国化”并非本土化而是政治化

宗教中国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但我对家庭教会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12月是最具挑战性但也最有盼望的一个月。

2023年圣诞节前,第十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五年一度的大会选出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名义上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领导人。中共最高政治顾问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要求这些组织严格监督教会,确保它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新的五年计划(《深入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重点是“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把基督教中国化做深做细做实,办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教会。”同时,中国政府设立的全新且全面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于2024年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第二十二条针对宗教团体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并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宗教教职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教会继续面临逼迫

去年整个12月份,中国当局再次竭力遏制和打击教会内外的圣诞庆祝活动,禁止学生和其他人参加圣诞活动,并拘留一些家庭教会领袖,阻止他们组织聚会。

然而,多数教会,包括官方认可的教会和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仍举行平安夜和圣诞节的崇拜。北京锡安教会和其他家庭教会在Zoom和其他平台上举办的线上布道音乐会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基督徒们在社群媒体上谨慎地分享: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然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

这场“寒冬”始于五年多前。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关闭了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拘留几位教会领袖,一年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该教会牧师王怡九年有期徒刑。这次镇压是根据新的宗教政策开展的铲除“家庭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政策于2017年推出,正式名称为“中国化”,是习近平执政时期的特色政策,有别于其前任的“相互适应”与“和谐社会”理念。西方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这个术语翻译为“Sinicization”(“汉化”),但这个翻译带有解释性,既不精确且有误导性。 “汉化”的意思是与华人文化认同,特别是与中国本土汉族多数人的语言、习俗、规范和民族认同趋同。然而,习近平的“中国化”的主要目标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即确保宗教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的服从。

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建议用更直白的英文翻译——“Chinafication”——来形容当前的“中国化”宗教政策。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用“Chinafication”来形容中国在国际金融和市场领域的影响力,或是一种涵盖”政府大力介入”的发展思维。简而言之,“中国化”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官方宗教政策,其主旨是确保宗教服从党国的领导。

中国今日的政教关系

许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 “中国化”政策导致国家颁布一系列行政法规和措施,包括大幅扩增条文后于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务条例》。

这些规定要求所有教会若不在宗教事务局登记并接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监督,就必须解散,而这个”三自”委员会是党国控制基督新教的延伸机构。

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已关闭大量拒绝服从的家庭教会聚会点,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广州荣桂里教会和厦门巡司顶教会。公然反抗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受到人身骚扰、旅行限制、巨额罚款、驱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监禁等惩罚。近日还有一位家庭教会牧师被判处长达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除了屈服或对抗的选择,多数家庭教会选择分成较小的群体谨慎地聚会。自2000 年代以来,一些家庭教会试图在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情况下,透过向政府登记的方式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如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回到地下。

“中国化”政策适用于自1979年以来党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允许合法运作的五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唯一起源于中国并保持着浓厚中华特色的宗教,但它仍必须经历“中国化”,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这项政策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主要是为了让宗教组织服从中共的领导。

在新的“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场所必须升国旗,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措施则更为极端,政府拆除了许多教堂(包括“三自”系统教会的教堂)和清真寺,并将一些教堂和清真寺改建成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

除了铲除家庭教会,“中国化”政策主要透过由中共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后者自2018年起已并入前者)直接控制的宗教协会来实施。 2018年,五个宗教协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分别制定落实中国化政策的五年计划。

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第一个中国化五年规划(2017-2022年)包括对基督教领袖和神学院学生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用中国文化术语重新解释圣经,并准备重新翻译圣经。两会组织一系列座谈会、讲道比赛及征文比赛,以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

自1980年起,“中国化”一词就已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但其含义已发生变化。它最初被用来区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思想,并为邓小平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决策辩护。

然而,从改革开放年代延续至今的唯一“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执政党地位。在 1980和199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一些宗教学者也用“中国化”这个词来描述佛教被中国文化吸纳的漫长过程。这些学者论证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佛教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及之后完全服从于中国皇权的过程后,是否已失去其宗教使命或特性。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神学研究院和中国福音会的共同创始人赵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1938–2004)博士提出并阐述了“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第一化有关中华民族,第二化有关中国文化,第三化有关华人教会。 “三化异象”激励起中国和海外很多基督徒投入福音使命。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令一些共产党官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震惊。他们担心基督教“一教独大”,正在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宗教,并可能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最大威胁,就像太平天国在1850和1860年代为大清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一样。战斗的无神论者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失控进行猛烈的抨击,也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的学术研究进行严厉的批判。

在2012年习近平升任共产党总书记前后,一些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如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张志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公开呼吁基督教必须“中国化”。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或处境化都不足以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且已走向错误的方向。为了对抗“三化异象”,他们提出基督教必须“中国化”——即必须被驯化——就像历史上的佛教那样。他们建议派遣并且亲自率领佛教学者和和尚到基督教神学院和教会去讲授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和成功经验。

宗教事务官员热情地响应这些学者的号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袖也表示接受。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宗教事务官员和三自教会领导人几年的实验和共同努力,2015年习近平首次采纳此一口号。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称,所有宗教都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最终,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把“中国化”确立为他治下的中国宗教政策的特色。

此后,党国领导下的各个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包括战斗的无神论者皆归队,共同推行“中国化”。然而,人们对“中国化”的解释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过去五年的政策执行中,强硬派对“驯化”的解读占了上风,另一些人则仍侧重文化理解。有些学者甚至转危为机,例如试图借机扩大宗教经典研究或多种宗教经典的比较研究。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宗教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将两种不同的中国化做出了区分,他认为由信徒“自下而上”的“中国化”过程持续发生着。相较之下,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中国化”则一直带有当权者的特定政治议程。如果将后者翻译为“Chinafication”,相信能减少使用“Sinicization”一词所带来的混淆。

其实,中国的基督徒,无论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或是地下的家庭教会,都不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基督教“中国化”或“汉化”(Sinicization)——包括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于文化上的认同、社会上的本土化和神学上的处境化。

中国的基督徒在有效地使用现代汉语、选择性地采纳和改造传统习俗、根据基督教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上的灵性术语和观念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我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一篇短文里推荐的五本关于基督教“汉化”的英文书,只是这整个“汉化”过程的纪录里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如此好地“汉化”,以至于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产生吸引力。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可能会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

自习近平于2022年10月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全国性宗教团体最初的五年规划早已过期。直到2023年12月中下旬,全国各个宗教的工作会议才发布第二套中国化五年规划。新的基督教规划开宗明义地承认,上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进展有限,包括人们对此的关注度不够、工作流于表面化、缺乏具备足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进行经文阐释等。新的规划包括一长串施行“中国化”的措施。未来几年将落实哪些措施,尚待观察。

五年前,我曾在《今日基督教》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家庭教会能否在政府最新的镇压行动中幸存下来?”根据我的观察,我如今的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要举行数百人以上的现场崇拜聚会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要举行数十人参加的聚会并非不可能。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的教导。

同时,许多家庭教会在COVID-19封控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保持并扩大线上敬拜和祷告聚会。我曾见证过许多基督徒在Zoom上举办的聚会,有时参与者高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更重要的是,教会领袖持续为新信徒施洗、建立新的教会。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督徒养成了每天早晨5点钟举行祷告会的习惯,这些祷告会推动了席卷这片广大土地的基督教复兴。现在,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除了主日礼拜和布道会外,还在网路上组织每天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王怡牧师和其他囚犯在那个时段可能会有狱中放风时间,能与监狱外的人同时祷告。

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的人们加入了这个“中国的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他们相信齐心热切的祷告能改变人心、改变教会、改变社区、改变国家,甚至改变世界。

杨凤岗(Fenggang Yang)是普渡(Purdue)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宗教与普世东方中心的创始主任。他著有《中国的宗教:共产党统治下的生存与复兴》一书

翻译:Yiting Tsai,校对:Sean Cheng

Books

2024年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50个国家

关于基督徒受迫害的最新报告记录了从尼日利亚到尼加拉瓜等国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专制政权不断增进的危险。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7, 2024
Illustration by Kumé Pather

去年,有近5000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害。近4000名基督徒被绑架。

近1万5000间教会遭到攻击或关闭。

超过29.5万名基督徒因信仰被迫离开家乡。

根据《2024年世界守望名单》(World Watch List,简称WWL),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全球基督教的中心——仍是针对耶稣的跟随者犯下暴行最多的地方。《敞开的门》(Open Doors)机构最新的年度报告列出基督徒处境最危险、最艰难的前50名国家。

今年令人担忧的殉教和绑架事件的数字实际上低于去年的报告。但《敞开的门》强调,这些数字只是他们采取“最低估算”后的保守统计。《敞开的门》将数量的下降归因于尼日利亚上届总统选举前的一段平静期。然而,尼日利亚与中国、印度、尼加拉瓜和衣索比亚一样,是教会遭受攻击案例大幅增加的国家。

整体而言,有3.65亿名基督徒生活在被迫害或宗教歧视严重的国家。这相当于全世界每7个基督徒中就有1人,其中非洲每5个基督徒中就有1人,亚洲每5个基督徒中就有2人,拉丁美洲每16个基督徒中就有1人。

在《敞开的门》设计的80多个与迫害程度相关的项目中,上榜的50个国家基督徒受迫害的程度都达到“非常严重”的水准,这种情形在《敞开的门》过去三十年的追踪报告里只发生过四次。此外,还有7个国家受迫害的程度仅仅略低于进入前50名的分数线。同时,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进入“极端”受迫害等级,让处于这个层级的国家数量增加到13个国家。

《世界守望名单》年度排名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更多的祷告,能以更有益处的义怒面对,同时让受迫害的基督徒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

2024年排行榜追踪的时间段为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由《敞开的门》共25个机构基地的工作人员在70个国家进行调查,并根据基层报告编制而成。其调查方法经由国际宗教自由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审核认证。

《世界守望名单》于1993年首次发布榜单时,只有40个国家的得分高到值得持续追踪。但今年已有78个国家符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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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何处为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的地方?

除了2022年被阿富汗短暂取代外,朝鲜每年都位居榜首。其他排名前十的国家名次略有调整,但整体仍维持不变:索马里(第2)、利比亚(第3)、厄立特里亚(第4)、也门(第5)、尼日利亚(第6)、巴基斯坦(第7)、苏丹(第8)、伊朗(第9)和阿富汗(第10)。

对基督徒来说最致命的国家是尼日利亚,有4100多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害,占全球总数的82%。撒哈拉以南地区有26个国家进入《世界守望名单》的榜单,其中有15个国家被列入“极度严重”级别。马里(第14名)和布吉纳法索(第20名)因着政府安全漏洞被圣战士利用而上榜,而衣索比亚(第32名)攻击教会的事件数量急剧增加。

《敞开的门》以100分制对每个国家进行评分。阿曼(4.2分)、布吉纳法索(4.8分)、尼加拉瓜(5.3分)、阿尔及利亚(6.1分)及老挝(6.6分)的得分都增加超过4分。阿曼的排名从第47名上升到31名,但出于安全保护原因,该国暴力事件统计的实际数据没有公开。由于政府公开敌视教会,尼加拉瓜在入榜后的第二年便从第50名上升至30名。阿尔及利亚从第19名上升至15名,因为当局加大对新教的打击力度,该国46间新教教会里只有4间仍然运作。

最难跟随耶稣的地方:

1.朝鲜
2.索马里
3.利比亚
4.厄立特里亚
5.也门
6.尼日利亚
7.巴基斯坦
8.苏丹
9.伊朗
10.阿富汗
11.印度

老挝则从第31名上升至21名,但却被视为一个好消息。一位《敞开的门》研究员说:“我从未见到如此清晰的联系——不断增加的迫害程度与教会不断的增长之间的关联,使我们得到更高的分数。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圣经里预吿我们将会经历这种关联,这些经文直到今天仍是真实的。”

哥伦比亚是前50名中唯一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2.5)的国家,从第22名降至34名。越南(从第25名降至35名)、印尼(从33名降至42名)和土耳其(从41 名降至50名)也有显著改善。

在马里,人们也看到盼望的迹象,该国公民颁布新的宪法,明确认可该国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并可能往恢复文官治国的方向前进。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一个反对党承诺会撤销当地的反皈依法(禁止人民从印度教改信其他宗教),在选战中成功击败印度人民党(BJP)。

基督徒面臨最多暴力攻擊的地方:

1.尼日利亚
2.巴基斯坦
3.印度
4.匿名
5.厄立特里亚
6.马里
7.缅甸
8.孟加拉国
9.中非共和国
10.刚果民主共和国

《敞开的門》报告调查期間: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

但整体而言,印度的排名仍保持在第11名,因为该国对基督徒住宅的袭击事件增加了一倍,达到180起,基督徒死亡人数增加了九倍,达到160人,对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的袭击从67起增加到2228起。加上中国(第19名),两国估计共有一万间教会被关闭,这两个国家占2023年所有教会暴力事件近83%。

然而,尼加拉瓜的总分上升了8.3%,是《世界守望名单》排行榜中上升最快的国家。 《敞开的门》称,中美洲国家针对宗教自由“量身定做”法律上的限制,没收基督教财产、逮捕或流放宗教领袖等行为,与其说是开创新趋势,不如说是尼加拉瓜与共产主义下的古巴(从第27名上升至22名)“步调一致”的展现。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进入排行榜,但《敞开之门》持续追踪该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专制主义的血液也传入该区域。尼日利亚是中国监控技术的最大买家,莫斯科的瓦格纳集团则透过向布吉纳法索、马里、中非共和国(第28名)和莫桑比克(第39)提供“安全援助”而关系紧密。

和去年的名单相比,受迫害前50名的榜单没有新上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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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这些国家是如何被迫害的?

《敞开之门》列出六个类别来追踪各国宗教迫害情况,包括来自社会和政府对个人、家庭和教会施加的压力,并特别关注妇女的情况。

如果将“暴力”作为一个类别单独列出,前10名迫害国家的排名会发生巨大变化,只有尼日利亚仍在榜上(见侧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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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总殉教人数比前一年少了600多人,在报告调查期间,《敞开的门》统计共有4998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害。这一数字下降了11%,但仍是自2016年创下7106人死亡记录以来第三高的数字。尼日利亚占总数的82%。刚果民主共和国排名第二,有261名基督徒遇害,印度排名第三,有160名基督徒遇害。

基督徒殉道者数量最高的地方:

1.尼日利亚:4,118
2.刚果民主共和国:261
3.印度:160
4.隐名:100*
5.乌干达:55
6.缅甸:34
7.布基纳法索:31
8.喀麦隆:24
9.中非共和国:23
10.哥伦比亚:16

*为估计数字 | 《敞开的门》报告调查期间: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

众所周知,与其他倡议团体相比,《敞开的门》倾向采用更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倡议团体通常估计每年的殉道人数为10万人左右。

在无法核实数字的情况下,《敞开的门》会以10、100、1000或 10,000等整数来估算,假定实际数字会高于整数。出于安全因素,一些国家在某些类别会显示为“无法提供数据(NN)”,阿富汗、不丹、马来西亚、马尔地夫、朝鮮、阿曼、索马里和也门在暴力类别皆为NN。

在暴力类别中,一个未具名的国家排名第4,其次是乌干达(55起伤亡事件)、缅甸(34起)、布吉纳法索(31起)、喀麦隆(24起)、中非共和国(23起)和哥伦比亚(16起)。

第二种类别记录对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建筑物(如医院、学校和墓地)的攻击,无论是摧毁、关闭或没收。中国和印度在此类别的数据成长了七倍,达到14766起,超过2020年报告中最高的9,488起,其次是尼日利亚(750起)、尼加拉瓜(347起)、衣索比亚(284起)和卢旺达(12起),苏丹、布吉纳法索、尼日和安哥拉的数据则为象征性的100起。

在未经审判就被拘留、逮捕、判刑和监禁的类别里,基督徒人数从2022年创纪录的报告下降至4125人,但仍是自追踪该类别以来第三高的总数。

《敞开的门》在此类别下再分出两个子类别,被拘留的基督徒人数为3329人,增加了6%。印度以2085 起拘留案居首,其次是厄立特里亚的322起,和伊朗的122 起。一个未具名的国家、巴基斯坦和中国各发生(象征性数字)100起,老挝65起,古巴45起,尼加拉瓜38起,利比亚31起——以上为此子类别的前10名。

教会遭受攻击或关闭最多的地方:

1.中国:10,000*
2.印度:2,228
3.尼日利亚:750
4.尼加拉瓜:347
5.埃塞俄比亚:284
6.卢旺达:120
7.苏丹:100*
8.布基纳法索:100*
9.尼日尔:100*
10.安哥拉:100*
11.缅甸:100*

*为估计数字 | 《敞开的门》报告调查期间: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

不过,被监禁的基督徒人数为796人,比上一份报告期间的1388人减少了43%。印度以247人居首,而一个未具名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巴基斯坦和中国各纪录象征性的100人。

被绑架的基督徒人数从5259人降至3906人,但仍是自追踪该类别以来第二高的总数。尼日利亚占总数的83%,即3300例,而巴基斯坦、中非共和国和刚果的象征性总数为100例。

目前为止,总人数最高的类别为流离失所的基督徒人数,共有278716名基督徒因与信仰有关的原因被迫离开家园或躲藏起来,比去年的12万4310人增加了一倍多。另有1万6404名基督徒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高于去年的1万4997人。缅甸和尼日利亚以象征性的1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居首,其次是印度的6万2119人。缅甸也以象征性的一万名难民基督徒居首,其次是尼日利亚、伊朗、一个未具名的国家、孟加拉和刚果,象征性的难民人数为1000人。

《敞开的门》指出,有几种事件类别特别难做精准的统计,其中最多的是4万2849起身体和精神遭受虐待事件,包括殴打和死亡威胁(去年为2万9411起)。在接受评估的75个国家中,有48个国家的数据为象征性数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象征性总数均为一万起,排名前十的分别是一个未具名的国家、厄立特里亚、马里、缅甸、孟加拉、中非共和国和刚果,象征性总数均为1000起。

据估计,2023年共有2万1431处基督教房产和财产遭到攻击,另有5740家商店和企业遭到攻击。在后者中,42个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记录具体数字,其中印度为1572起,其次是尼日利亚、布吉纳法索和中非共和国,象征性数字均为1000起。在基督教房产中,尼日利亚的象征性数字为一万起例子,印度的具体数字为 5878例,巴基斯坦、缅甸、中非共和国和刚果的象征性数字为1000例。

《敞开的门》的研究人员也很难精准统计与妇女有关的案件。强暴和性骚扰案件从2126起增加到2622起,尼日利亚以象征性的1000起居首,叙利亚以象征性的500起紧随其后。与非基督徒的强迫性婚姻从717起减少至609起,巴基斯坦、伊朗和一个未具名国家分别以象征性的100起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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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些国家受到迫害?

主要动机因国家而异,更多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更有效地为他们在基督里受苦的弟兄姊妹祷告及倡议。

《敞开的门》将基督徒受逼迫的主要原因分为八类:

伊斯兰压迫(30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守望名单》半数以上的国家中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总排名前10名的国家中的7个。这30个国家多数都是官方宗教为伊斯兰教的国家或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实际上,名单中也有6个国家的基督徒人口占多数:尼日利亚(第6名)、中非共和国(第28名)、衣索比亚(第32名)、莫桑比克(第39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第41名)和喀麦隆(第43名)。

独裁统治因素(11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11个国家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叙利亚(第12名)、乌兹别克(第25名)、孟加拉(第26名)、土库曼(第29位)、塔吉克(第46名)和哈萨克(第47名)——但还有如朝鮮(第1名)、厄立特里亚(第4名)、缅甸(第17名)、古巴(第22名)和尼加拉瓜(第30名)等国。

共产党及后共产党统治下的压迫(3个国家):这是亚洲三个国家的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中国(第19名)、老挝(第21名)和越南(第35名) 。

宗教民族主义(2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两个国家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这两个国家都位于亚洲。基督徒主要是印度(第11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不丹(第 36位)的佛教民族主义者的迫害对象。

组织性犯罪和政府腐败(2个国家):这是哥伦比亚(第34名)和墨西哥(第37名)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

宗族部落压迫(2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也门(第5名)和约旦(第48名)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

世俗社会的不宽容(0个国家)与基督教派保护主义(0个国家):《敞开的门》持续追踪这种迫害因素的可能性,但在2024年名单上的50个国家中,这两种因素皆不是迫害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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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守望名单》与其他宗教迫害报告有何不同?

《敞开的门》认为,称呼基督教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是合理的。同时,这份报告也注意到,对于世界穆斯林人口受迫害的程度,没有相对应的调查资料。

其他份对全球宗教自由度的评估报告也能呼应《敞开的门》的调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的敌意”进行的最新分析中发现,2020年,基督徒在155个国家受到骚扰,超过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穆斯林在145个国家受到骚扰,其次是犹太人在94个国家受到骚扰。

皮尤研究中心其他细部资料的分析也与《敞开的门》的资料一致。中国、厄立特里亚和伊朗在皮尤公布的“来自政府的干扰”前10名的国家中名列前茅,而印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则在“遭受社会性的敌意”的前10名国家中名列前茅。阿富汗和埃及在这两项类别中也榜上有名。

《敞开的门》榜单上多数的国家也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参与或容许系统性的、持续性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年度名单中。

在美国国务院的“特别关注国家”榜单中,排名很前面的国家包括缅甸(世界守望名单第17名)、中国(第19名)、古巴(第22名)、厄立特里亚(第4名)、伊朗(第9名)、朝鮮(第1名)、尼加拉瓜(第30名)、巴基斯坦(第7名)、俄罗斯(2022年退出世界守望名单)、沙特阿拉伯(第13名)、塔吉克(第46名)和土库曼(第29名)。美国国务院的的第二级特别观察名单包括阿尔及利亚(第15 名)、亚塞拜然(未上榜,但在《敞开的门》追踪清单上)、中非共和国(第28 名)、科摩罗(第45名)和越南(第35名)。

国务院也列举需特别关注的政府(或制造迫害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都是活跃于《敞开的门》名单上的国家。这些政府/组织包括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和ISWAP(世界守望名单第6名)、阿富汗的塔利班(第10名)、索马利亚的青年党(第2名)、叙利亚的“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第12名)、也门的胡塞武装(第5名)、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瓦格纳组织(第28名),以及萨赫勒地区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IS-Greater Sahara)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支持小组”(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

同时,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在其2023年报告中,建议将前一年同样的国家列入特别观察名单,并增加尼日利亚(第6名)、印度(第11 名)、叙利亚(第12名)和越南(第35名)。在美国国务院的观察名单中,除了科摩罗外,USCIRF推荐了相同的国家名单,并增加埃及(第38名)、印尼(第42名)、伊拉克(第16名)、哈萨克(第47位)、马来西亚(第49位)、斯里兰卡(未上榜,但在《敞开的门》的追踪名单上)、土耳其(第50名)和乌兹别克(第25名)。

《敞开的门》的研究人员和实地工作人员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追踪,但对其中100个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尤其关注得分进入“高迫害”程度的78个国家(得分超过40分即为高迫害程度)。

此前报导过2023年、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2014年、2013年和2012年的WWL排名,包括对最难接受基督教信仰国家的关注。

《今日基督教》曾就“美国是否属于迫害名单”的问题上咨询专家,并汇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和2015年受到最多关注的受迫害教会的故事。

点此阅读Open Doors《2024年全球守望名单》的完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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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心斐:经历监禁与劳改的家庭教会女传道人

晚年有一次从脑溢血中被抢救过来后,她说出第一句话﹕“生为主而生,死为主而死!”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2,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BDCC

杨心斐(1928-2011)是中国家庭教会著名传道人、音乐家。曾因拒绝参加“三自会”和拒绝放弃信仰而被迫度过15年监禁与劳改岁月。但她无怨无悔,竭诚事主,造就信徒无数,至死方休。

早年背景

杨心斐于1928年10月24日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基督教家庭,是杨家第四代基督徒,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其曾祖母是从西方传教士听信福音而归主的,得享96岁长寿。祖父读过神学后,先做传道,后成为牧师,四十二年如一日忙于办教会、养老院和小学。父母亲更是注重孩子们的品格教育。每天晚上,祖父带领一家大小作家庭礼拜,一起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

小心斐于1934年就读厦门港荣康小学,后转怀仁小学;年少时又先后就读厦门第一女中和毓德女中。在1943年的一个福音夏令会上,15岁的杨心斐在听了一系列的福音信息后,经历了重生得救。此后她开始每天早晨灵修、读经、写心得,并经常参加聚会,留心听神的话并努力去遵行。

音乐学院期间

1946年,18岁的杨心斐考上了福州音乐专科学校,前后共读了四年。她只身在外求学,靠主洁身自好,给自己订了三个原则,且极严遵守:1、每天早晨要坚持灵修生活,祷告、读圣经;2、晚上绝不随意外出(除了集体行动);3、不随便用别人的财物,特别是男生的。在圣灵的引导下,她每天生活充满了喜乐清新,日益认识更多福音真理,爱主的心亦与日俱增。1950年,由于大专院校合并,杨心斐插班到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继续深造。

杨心斐自15岁重生后,就开始摸索、探讨真理,且实际效法兴办孤儿院的、英国的慕勒弟兄,学习过“信心的生活”,信靠神,不依靠人。此后,她无论是在福州,还是在上海读书期间,其往来船票、机票,日常生活及医药费用,神都按其祷告所求,一一赐予。甚至在后来漫长的监禁、劳改生涯中,在其所主持的家庭教会整个过程中,她都经历了神的慈爱与信实。

从中学到福州音专,再到上海音乐学院,杨心斐经历了乐传福音、清楚蒙召、顺服印证、全心奉献和辞职传道的渐进过程。在杨心斐重生得救后头五年,她开始学习个人布道,力求每日向一人传讲神的救恩,或请人去听福音。在一次培灵会上,她听到一个传道人谈他自己的蒙召经历和见证,其主题信息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赛6:8) 当时杨心斐从心里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最黑暗的角落,为神点上一根蜡烛发光,我愿意!”这是她首次回应神的呼召。

18岁那年,杨心斐从读经和听道中越发清楚神对她的呼召,也有很多属灵的传道者对她说:“最好你能一生事奉主,为神工作。” 但由于她从小贪爱世界,爱慕富贵安逸,因此她那时的心很不愿意顺服下来。但从那时起,她每次读经或听道时,就常常关注如何为主献身之事。有一天,一对传道人夫妇到杨家探望,交谈中述说了他们蒙召的经历。杨心斐吓得不敢听下去,跑到后面房间去哭,心里一直说“我不愿意!”。还有一次,妈妈对她说:“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事奉神吧。”她听了更是嚎啕大哭。当时不愿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愿意放下她酷爱的音乐,而且从事这一行,也可以使她得名得利;二是她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学音乐的男朋友,要离开他来事奉神,自己做不到。虽然在后来的培灵会上,在灵修和各种聚会中,在自己跪下祷告时多次有感动,但她就是不肯顺服。如此痛苦挣扎持续了足有两年之久。

但杨心斐无法躲避神的选召,正如先知约拿一样(参拿2:5)。因此她求告主说:“既是你命定我一生单单为你工作,那好吧,今天是礼拜天,求你使我有机会向两个人传福音,而且我一传,他们就真的得救,藉此说明你给我清楚的印证,就像当年你给基甸的一样。既然是你要我去传福音、事奉你,你的灵就要与我同在,以显明我是你所差遣的。”

那天上午做礼拜,下午主日学,之后有青年聚会,共有20多个人一起交通、作见证。会中有一位姑娘坐在杨心斐身边一直流泪,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哭泣声。杨心斐小声问她:“什么事让你那么伤心?人这么多,多不好意思。别哭了吧!”那姑娘说:“心斐姐,我还没有得救。”杨心斐关切地说:“等聚会完了,我们留下来谈谈好吗?”会后,杨心斐简单地向她解明罪,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并和她一起祷告。一跪下,那女孩就像喊救命一般大声哭求,痛悔认罪,求主拯救。圣灵充满了这个女孩,她便满心喜乐地回家去了。此后她的生命真实地发生了大改变。

当天晚饭后,杨心斐坐在走廊的藤椅上,忽然又有朋友来电话,邀请她去听音乐会。因天太晚又下过雨,她人也累,就谢绝了。当天全黑下来时,又见妹妹的同学来,二人同去了花园。过一会儿,妹妹来叫她,说“某某(女同学)在哭,要找你谈话。”于是,杨心斐起身跟妹妹到花园去。那位同学见到她,向她哭诉说:“心斐姐,我还没有得救,所以来找你。”杨心斐就和她交通福音真理,并一起跪下祷告。那位姊妹真心悔改后,带着平安喜乐离去了。

经过这一印证,杨心斐心里已经很清楚,但她仍然想着毕业后若能一边工作一边事奉主最为理想。直到在一个培灵会上,听到一个海外留学归国的传道人的见证后,她才决心放下一切来事奉主。在一个清晨,她独自进到礼拜堂内,虔心跪在神面前,把自己完全献上给主。她心里顿时被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所充满。既已决定,杨心斐打算先进入神学院读书,预备自己,为主所用。但适逢中国江山易主,共产党接管了政权,社会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没能就读神学院。既然求读神学无门,杨心斐只好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

在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时,杨心斐为着信仰之故,曾遭受批判、污蔑和抹黑,落在困窘、卑微的境地,无人理睬,也没有人听她唱歌,对这些她都默默忍受。神眷顾她,并赐她超常的才能。她的指导教授是位名家,在声乐专业上培养她,使她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到第四年时她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得全系第一名。杨心斐深知这不是她当时的程度可以达到的,乃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神要荣耀祂自己的名。因她属神又遵行神的话,就显出神的荣耀。杨心斐不仅获奖,甚至到毕业的时候,被提名留校当助教──这是罕有的事。

1953年,杨心斐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文化局工作。不久在圣灵的引导下,她回应神清楚的呼召,毅然放弃文化局的工作,回到厦门家中开始传道,那时她26岁。她一边教几个学生声乐和钢琴,以照顾供养家庭的需要;一边在教会里参与事奉。同时她还要操持家务,照顾病重卧床的母亲。神藉着这些雕琢、修剪、建造杨心斐,让她放下自己的高傲,学习降卑、顺服的功课,为将来的磨难做准备。

铁窗与劳改生涯

在其后的岁月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冲击着教会,一批批爱主的弟兄姊妹被批判、被抓捕。到1957年时,杨心斐因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坚持在家中聚会而遭到污蔑与批斗,攻击她的大字报沿街贴至她家前厅,多达千张。各种批判、控诉会一个接一个,最后召开千人批斗会来批斗她。但杨心斐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放弃信仰,一言不发地站在台上,任凭人攻击、谩骂、嘲笑和羞辱。

1958年7月27日夜晚11时许,一男一女两个警员来到杨心斐家中要逮捕她。他们拿出逮捕证要杨心斐签字。她立刻签过字后,叫醒家中人,顺手收拾些日用物品,然后对站在身边的母亲说:“我们两人来作祷告,我要离开家了!”母亲就出声为她祷告:“神啊,我把女儿交给你,求你让她平平安安地出去,也平平安安地回家……。”临行前,杨心斐再三嘱咐弟弟要信主,要爱主,这样姐弟俩才有在天家见面的年日。最后她再走进里间,向有病的父亲辞别。

就这样,杨心斐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为了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被投入了暗无天日的监牢。被人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全然被埋没在混乱肮脏、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很多次她被审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她说一句“我不再信了”,第二天就可以解除镣铐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在这关键的问题上,她一点也没有妥协让步,情愿为着信仰而放弃自由。她牢记主所说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路12:8-9)。审问人员恼羞成怒地吼叫:“那你就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吧!”她被判定是出不了监牢的人。

监牢、劳改农场的恶劣环境突然临到了善良、美丽的杨心斐,她在其中熬炼了12年。这是十字架道路,极其艰苦,但有全能者的荫庇与平安,这平安是世人不能理解的。杨心斐一下子从一个舒适的、放有沙发床的房间,迁到一个睡木板而且满了臭虫的房子,周围有国民党官太太、右派分子、地主婆、特务、反革命,还有妓女、老鸨、小偷和无赖相伴。她们在同一张床(统铺)上翻转着,又脏又臭又痒,耳中充塞着咒骂和下流话,满目是争斗、戏弄,和无休止的作恶。杨心斐因发高烧而被隔离,住到精神病那一区,那里喊声、骂声、哭声、笑声一齐响——极为糟糕而绝望的地方,各种怪声、怪调、怪相日夜上演着。若非神的同在,杨心斐早就崩溃了。

头三年重体力劳动主要是种田,劳改犯们头戴斗笠,打着赤脚在水稻田裏劳动,下雨时就穿着蓑衣。每日辛苦劳作12个小时;回来还要洗衣、弄饭,夜晚还常有政治学习。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及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劳改农场的人死了一半。杨心斐在漫长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但她始终默默顺服、忍受,尽心劳动,是“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参西3:23),其心态完全是从神的话而来。靠着神,她经受住了熬炼与磨砺,并掌握了多种劳动技能,更使自己的信仰炼得精纯。

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她要翻山越岭,独自一人看守六百亩渐渐成熟的果园,防备猴子和野兽毁坏果树。每一个晚上,三更半夜她要忍受露水、寒风、蚊虫、疲乏的煎熬,还有难以忍受的饥饿。面对着极大的诱惑,几个月下来,她一个果子也没有偷吃,连一个也没有。始祖亚当、夏娃因树上的果子而失败了,杨心斐却靠主胜过了。漆黑的夜晚、起伏的山岭,成了她祷告和赞美主的地方。在那里只有神与她在一起,这是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最享受的时刻,她将从小时候到长大所学的诗歌一首首的唱,用最美的歌声唱给神和天使听。

有天晚上,劳改农场开会批斗杨心斐,她对信仰的忠贞感动了场长的妻子。当斗争会于深夜结束后,杨心斐被关进禁闭室,天亮后场长妻子竟送水来给她喝。当杨心斐出来后,场长妻子日夜寻找可谈话的机会,请求杨心斐告诉她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要如何才能认识神,杨心斐就冒死把福音传给了她。此事被场长发现后大为震怒,差点儿要了妻子的命。

在血与火的试炼中,杨心斐始终坚持信仰,对主基督忠贞不渝。仅举一例:有一天夜晚,场里批斗一位因传福音获罪的老姊妹,杨心斐和另一位姊妹也一同陪斗。干部喝令她们:“跪下!”但杨心斐因周围挂满了领袖像,就不肯跪下。于是那些管教干部们就粗暴地打她,但无论怎么打、怎么推,她或倒或坐,就是不跪。许多人对她拳打脚踢,还有七条犬在旁狂吠,全场一片混乱。那时杨心斐的头发已被拔光,他们折腾了好一阵,也无法使她就范。隔天再开批斗大会先叫了20多人作严刑拷打的准备,管教干部现场指挥,口号声响彻会场。杨心斐一行人又被押上台,又是大喝一声:“跪下!”对不肯听从的人,则一律用绳子捆上。一位凶恶的女干部一边嘴里骂着,一边连踢带压地把杨心斐紧紧地捆绑起来。又再叫两个人来,一个站在杨心斐的左小腿上,一个站在右小腿上,要把她压成跪下状,她的头也被两只手牢牢抓住。寒冬腊月,疼得她满身大汗,大颗的汗珠一串串从脸上往下流淌。后来因为旁边那位年老姊妹支撑不住了,大声喊叫,指导员看她支撑不住,才叫人过来为她松了绑,六个压脚的人也都回原位坐下。杨心斐仍然被捆绑着,她当时心里想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不跪,于是趁势就躺在地上。指导员这时冲着她喊了一声:“杨心斐,你站好!”她一听到就马上站了起来。之后就保持站姿接受批斗。那天晚上的情景正如圣经所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3:13)。批斗会结束后一个多月,杨心斐全身青紫,手臂全是捆绑的伤痕;手脚麻木,失去知觉。所幸没有一处受内伤。再过一段时间,身体慢慢地都恢复了,头发也乌黑地长起来了。

杨心斐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经历了七年熬炼后,终得获释回家。当她从监牢里出来后,曾有一位在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人很尖锐地问她说:“你是从大门走出来,还是从狗洞爬出来?”她坦荡地回答说:“那是因为‘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124:7-8)。无论是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她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不久又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这场浩劫中,许多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背弃了信仰,离开了主。但杨心斐却始终持守住信仰,尽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扶助那些软弱的肢体和有需要的人,使她们在大逼迫中靠主站立得住,信心比以前更加坚固,更有见证,使主的名得荣耀!

在12年极其艰苦岁月中,堪称为神迹的是杨心斐的“灵粮”从来没有断过——她身边始终有一本袖珍版圣经。她曾把这本圣经藏在山洞里、石头缝里、草堆里;有时也藏入麦茶罐里、床板夹缝里、房顶的瓦片缝里;或埋在石灰里、炉灶下……这一切完全是神特别保守和引导,多次遮住了搜查者的眼睛。直到她被释放,这本圣经从未被查到过,一直伴随在她身边。此事见证了她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在12年中,杨心斐向神祈求的重点之一,就是保守圣经在她身边,随时给她力量,指引方向,“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正因为杨心斐把主的话当作吗哪天天收取来吃,日日拾来“养生”(培养灵命),才使她得以走完旷野的路程。

从 1958年被捕到九十年代,杨心斐的家曾多次被抄、被搜查,然而除了信仰问题之外,人们再也找不出她有任何错误过失。她圣洁的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见证了主耶稣的名,连逼迫她的人也从心里佩服她。她无所畏惧,就怕得罪神。光明磊落,常存交账的心态,在神在人面前,存着一颗无亏的良心。她牢记主耶稣的话:“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麽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12:4-5)。

1971年,杨心斐下放插队落户到了闽西山区武平,在那里三年多期间,她把福音带到其足迹所至之地。虽然当时看不到有多大果效,但她毫不气馁,劳苦不倦。当年她所播下的福音种子,后来果然发芽、生长、结果,教会就兴旺起来。

家庭教会之事奉

1974年,杨心斐回到厦门家里,遂将自己的家开放,使之成为一个传福音、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家离厦门大学和鹭江大学都很近,老师、学生们前来聚会十分方便。杨心斐多年来按着正意传讲神的真理,辛勤耕耘造就主的门徒。每年学生毕业,有感恩礼拜;岁岁圣诞前后,都庆祝表演;信徒婚礼上,她主持证道;荣归天家的,作追思礼拜;“非典”来袭时,她讲洁淨的真理;地震发生后,她谈悔改的信息;风平浪静中,她传讲神创造的信实;日常生活上,她教导主爱的真谛……那许多毕业的基督徒学子,就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了中国各地,播向了世界各方。

随着教会的增长,杨心斐建立了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小组聚会。不仅有儿童主日学、还有少年人、青年人、姐妹、大学生,以及中老年人团契和查经班。此外还有浸前培训、婚前辅导、初信栽培、进深造就、圣经辅导、系统神学等课程与培训。在那个时期,学习资料奇缺,她自己编订教材,按序有效的牧养带领各个小组。她并且还以笔名“恩立”写出自传体见证《夜间的歌》,成为多人的鼓舞。

80 年代后期,沿海一带家庭教会兴旺起来,这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采取了种种的逼迫、打击、限制的手段。面对着有关人员的劝说和恐吓,她坦然平静地回答:“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常常开会,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各种宗派也都在开会,就连街道、居委会也在开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允许开会?圣经明白告诫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10:25)。国家宪法赋于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集会言论等等的自由,这是每个公民拥有的权利。你凭什么不允许我们聚会,是根据哪一条‘法’?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直到今天也一样。”后来虽然教会多次被冲击、被抄家,但她从不上诉,每次都默默重置凳椅,继续敬拜、传道。

自80年代以来,杨心斐一直以自由传道者的身份在厦门和福建各地服事主的教会,服事众弟兄姊妹。她的足迹遍布中国许多地方,也到过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澳洲、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杨心斐一生未婚。早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她曾有一位男朋友,只因为彼此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分手,她为此曾经伤心难过。当她从劳改农场和山区获释回到厦门后,也曾有过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念头,只是神在她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和带领,她顺服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引导和计划,无所挂虑的为基督和他的福音效力,专心讨主的喜悦。她虽没有成家,却帮助引导许多的弟兄姐妹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并教导年轻人如何按圣经的真理过好婚姻与家庭生活。

杨心斐晚年时在三个弟弟、弟媳和许多的侄儿侄女的大家庭里过家庭生活。可贵的是,就在这大家庭中,她建立了厦门最早、最美的家庭教会。她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无数归向神的人,栽培、建立了各种年龄段的人。一批又一批的传道人从这个家庭教会成长出来,分布遍及了多个地区。三个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后代都在她的影响之下,投入教会的各种事工,其中有三个侄儿、侄女成了全时间事奉神的传道人。她将家庭与教会紧密的联结在基督耶稣里,更是将“家庭教会”的内涵,活泼生动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她帮助造就了许多人,在她年迈患病期间,就有四面八方的亲友和主内肢体纷纷给予多方的关注和照护。神为她预备了一位忠心的姐妹,前后几年,日夜守候陪伴在身边,一直到她走完人生的路。

90 年代初,“海外基督使团”(OMF)的戴绍曾牧师和杨心斐等人看到中国家庭教会发展趋势和需要,把握时机,及时地举办了密集神学培训,使那些已经在工场上服事的传道人能接受比较系统的圣经神学课程。她的家,不仅是一间教会,也是一间学校,她自己是最好的牧师、教师,也是最出色的辅导员。从1992-2002年十年间,栽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注重生命品格,有正确的圣经基础和神学观念的时代工人,然后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城市、乡镇、山村、海岛、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病中见证

2003 年12月,杨心斐应邀参加《生命季刊》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在会上她与海内外基督徒有美好、宝贵的见证和分享。从美国回到厦门后,她显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海内外有许多主内肢体纷纷前来拜访探望她,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渴望与她交通、谈论,她也乐于接待每一个到她面前的客人。

超负荷的工作使她不堪重负。2004年,杨心斐突然脑溢血住进医院,经过抢救终于从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当天下午,她见到前来探望的同工时,舌头还有点僵硬,却清楚说出第一句话﹕“生为主而生,死为主而死!”接下来她非常诚恳地说:“我要悔改!”她的话深深感动了众人:像她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全然奉献,为主的缘故,甘愿舍弃一切的人,此刻所表达的话竟然是“我要悔改!”她实在是一位敬畏神而且有神同在的人。

从 2004年起,她曾多次患病住院。神也一次又一次将她从极重的危险中抢救出来。长期的牢狱折磨以及不辞辛劳的服事,使她的身体非常衰弱,内脏的一些器官都受很大的损伤。脑溢血之后至使她一手一脚麻木,行动很不方便。然而她依然把握每一个机会,参加各种的聚会。她实实在在成了轮椅上的传道人。只是每一次讲道、作见证时,她一定是从轮椅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传讲真理的道。2007 年12月,杨心斐坐着轮椅再次参加了《生命季刊》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她在大会上讲道和带领祷告,恳切勉励众教会、众信徒要悔改归向神。

2011 年7月23日,杨心斐歇了世上一切的劳苦,荣归天家,得享永恒荣美的安息。她的侄儿按着她生前的心愿,在她呕心沥血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会堂里,举办了追思安息礼拜。六堂的追思礼拜,有六篇信息,传讲神在她身上奇异的恩典和作为。更有众多的同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讲述了杨心斐伴随着他们一同学习、生活、事奉的经历与感受,追忆了她爱心的付出和美好的生命见证,感人至深。诚然,神将她作为荣美的恩赐和见证,赏赐给中国家庭教会。她一生以基督的爱、以神的真理、以她的生命服事了众圣徒,从而赢得了众圣徒的尊敬与爱。

冯泷,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硕士研究生,北加州华人教会牧师。

资料来源:作者与杨心斐交往亲历,以及所得第一手资料;恩立著,《夜间的歌——恩立姊妹自传》。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2003年。

原载《华典》(基督教历史人物传记),蒙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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