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名人教会问题，在于让教会仅仅是教会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无需我们帮助的敬拜。

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曾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他是如何开发新的单口相声材料的。像许多成熟的喜剧演员一样，他在小型喜剧俱乐部露面，带着可以讲5或10分钟的笑话上台，一次开发一两个，并将有效的东西拼接到他的下一次巡演或特别节目中。

洛克知道，观众对他就是克里斯·洛克这件事的反应，与他们对实际笑话的反应一样大。因此，当他进行这些非正式演出时，他尽可能不带任何个性地讲述笑话。他想相信它们“可以在幕后做到”，他说。他知道，如果 在这种场合下 能让人发笑，当他在舞台上全力表演这些笑话时，它们就会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在制作CT的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Mars Hill）时，我经常想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关于西雅图那间大型教会的故事，该教会在21世纪初崭露头角，在15个地方吸引了15000人，但是在创始人马克·德雷斯科(Mark Driscoll)于2014年辞职后关了门。在许多方面，马尔斯山教会是一个异类。在许多重要方面，它不是。

德雷斯科是一个独特的有天赋的沟通者、煽动者，但是名人牧师的现象现在在超大型教会中很普遍。马尔斯山教会在使用音乐和视频制作、技术和社交媒体方面进行了创新，但它所开创的东西已被广泛采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那些有影响力的教会。

建立马尔斯山教会的技术和名人工具在继续传播，它们在小聚会中的诱惑力不亚于在大聚会中的诱惑力。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教训，即这些工具搭建的是一个脆弱的架构：在德雷斯科退出后，教会不可能接着存活多久。

这些工具的诱惑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给事工加了个拉链，就像克里斯·洛克用他的（非常不适合教会的）舞台形象所做的那样。虽然技术不一定是邪恶的——印刷术为数十亿普通人提供了《圣经》、《公祷书》和赞美诗——但它也不是中立的。它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体和想象力，破坏福音的信息，即让自己向死，却谦卑地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自己的前面。

因此，我们采用图像放大的视频投射出有传奇色彩的牧师和敬拜领袖，却从未问过这种主要用于摇滚音乐会和政治集会的技术可能传达的是什么其他信息。我们进口振聋发聩的低音炮和烟雾机。领导人在台上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阅读。敬拜事工分发风格指南，说明乐队成员在舞台上应该穿什么衣服（这不是我编的），我们在没有窗户、空调调解的环境中聚会，就像在电影院和赌场里一样感到时间停滞。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基督教领袖都是年轻的、有魅力的、牙齿完美的男女，那么当我们遇到一个说话温和、谦恭、不喜欢Instagram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他是一个既不具备名人气质，又没有惊人的皈依故事的人，会怎么样？或者是像耶稣那样带着属灵权柄，却不寻求权力或者按人们的要求展示能力，以至于让第一世纪的世人感到困惑，我们又会怎样？

我担心我们会错过它。我们甚至可能直截了当地拒绝和谴责它。也许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德雷斯科经常说，他不喜欢听大多数牧师讲道，因为他们很无聊、没有吸引力。相反，他向包括洛克在内的单口相声演员学习。然而事实证明，他错过了洛克艺术方面更深层次的伦理：材料的实质比表现形式更重要。它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一样也起作用。

奇普·斯坦姆（Chip Stam）在2011年去世前是我的导师，他告诉我：“一个成熟的信徒是很容易被教诲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基督徒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正在传讲神的话语、正在敬拜耶稣，而且圣灵就在祂的子民心中，那么他们离开时，心中留下的是鼓舞欢欣的感觉——无论这种经历是否肤浅、喧闹或安静，或者是陌生的。

我觉得，这是邀我们回到所谓“单纯的教会”。这种姿态承认教会聚会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可以经受住教会的崩溃或文明的崩溃——实际上它们已经发生了。

在十年来经历了基督教领袖们的道德崩溃之后，如果教会重新致力于类似这种单纯教会的愿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是将自己置于人工制造的高价周日聚会体验，而是围绕着道与圣灵、忏悔与确据、饼与杯来聚会，将会怎样？

这可能让人觉得是一个沙漠季节，但教会以前曾克服过这种情况。我希望——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做到这一点。

迈克·科斯帕（Mike Cosper）是CT的播客总监。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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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的 2021 将临期灵修指南

为圣诞节做准备的所有灵修读物都集中在一处。

在这里，您会找到所有灵修读物，以帮助您为这个降临节的圣诞节做好准备。

将临期周一：基督的再来和永远的统治

将临期周二：罪与救赎

将临期周三：献祭与拯救

将临期周四：道成肉身与耶稣降生

空荡荡的教会长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一个危机

Tyler J. Vanderweele 和 Brendan Case

美国人正在迅速放弃教会。我们的思想和身体将付出代价。

威廉·格拉斯（William Glass）是圣公会牧师和神学家，精通五种语言，在市场营销方面拥有了不起的履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生而如此的故事。在格拉斯看来，教会救了他的命。

格拉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拖车公园的赤贫中长大。他的家人也许每年去一次教堂，但用他的话说，他的宗教背景是“南方酒鬼”。他的父亲要么缺席，要么虐待他。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上学也是一种煎熬。年方十几，他就开始用毒品和酒精来控制压力。

但后来，格拉斯访问了一个长老会的青年团体，以“打动一个女孩”。这并没有一夜之间改变一切：他继续过着艰难的生活，几近无家可归。但格拉斯也有教会中的朋友，他们在危机中照顾他，帮助他保持联系，并向他展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格拉斯看来，教会首先为他提供了“社会和关系资本”，而这种资本在他破碎的社区中是很缺乏的。“我在教会中形成的纽带，”他说，“意味着当事情变糟时，除了下一件坏事，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格拉斯的案例可能是富有戏剧性的，但它表明了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模式：人们经常去教会时，他们的社交和个人生活有了改善，有时甚至生命也得到了拯救。2019年，盖洛普报告说，只有36%的美国人对有组织的宗教有“很大的信心”，比1975年的68%低。研究报告的作者推测，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是宗教机构和领导人臭名昭著的失德和犯罪。

伴随着对教会信心的下降，最近教会成员和出席人数都在急剧下降。巴纳集团发现，10年前（即2011年），43%的美国人说他们每周都去教堂。到2020年2月，这一比例是29%，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但是，当美国人描述他们很少或从不去教堂的原因时，丑闻并不是最大的原因。相反，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以其他方式实践信仰（44%），或者说他们对主日聚会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38%）。

无论是否涉及愤怒，基督徒不去教堂，最常见的原因似乎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习惯的替代。换句话说，很大一部分基督徒正选择独善其身，将他们的信仰转移到隐秘之处，如此私密，甚至连教会都被拒之门外。

很明显，这种趋势促使教会的出席率和成员人数下降。但是直到最近才显明的是，这也损害了那些已经停止参加聚会者的幸福。过去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格拉斯的故事是一个更广泛现实的有力例证：参与宗教有力地促进了健康和幸福。

这意味着，美国人对有组织宗教的越来越不满，不仅仅是教会的坏消息；它还代表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其影响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持续发酵。

当然，福音的重点不是降低你的血压，而是认识上帝、爱上帝，因为你被祂认识、为祂所爱。今生有可能实现的不完美的繁荣，来生则有完美的幸福和喜乐，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

不幸的是，很难找到关于天堂生活的大型数据集。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幸福的部分种类，那些与此生有关的健康、幸福和完满的方面，以及宗教团体对它们的贡献。而这些对上帝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那么，参加教会活动对公众健康有什么好处？考虑一下它对卫生保健从业人员潜在的影响。我（Tyler J. Vanderweele）的一些研究，利用护士健康研究的数据，研究了他们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的行为。该研究跟踪了7万多名参与者。

那些说自己经常参与宗教聚会的医务工作者（考虑到美国的宗教构成，主要是在某种形式的基督教教会中进行），与那些从未参与过宗教聚会的人相比，他们抑郁的可能性低29%，离婚的可能性低50%，自杀的可能性低5倍。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16年的跟踪调查也发现，每周参与宗教聚会的卫生保健从业人员比从未参加聚会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低33%。这些影响的规模大到足以产生实际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统计上的差异。

在宗教中养育孩子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一生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发现，定期参加聚会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青春期的三大危险：抑郁、药物滥用和过早的性活动。儿时参加教会的人也更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快乐、有宽容心、有使命感、有目标感，并成为志愿者。

我（Tyler）最近对卫生保健从业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参加宗教聚会的人因“绝望死亡”——因自杀、吸毒过量或酗酒而死亡——的人数远远少于从不参加聚会的人。在这项研究中，女性死亡人数减少了68%，男性减少了33%。

这并不是独特的发现。一些大型的、精心设计的研究发现，参加宗教服务与更长寿、更少抑郁、更少自杀、更少吸烟、更少药物滥用、更好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存活率、更少离婚、更大的社会支持、更大的生活意义、更大的生活满意度、更多志愿服务和更多公民参与相关。

研究成果是大量的，而且在不断增加。最近的重要研究由临床医生和社会科学家领导，如哈罗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拜伦·约翰逊（Byron Johnson）、艾伦·伊德勒（Ellen Idler）、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和W·布拉德福德·威尔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以及我们在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研究团队。

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早期研究在方法上很薄弱，但研究和调查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力，其中许多发现现在被认为是已被证实的。参加宗教活动能有力地增强健康和幸福感。

所有的宗教都是复杂的，由教义信仰、个人奉献和各种社区活动组成。宗教活动的某些特定方面是否比其他方面更强烈地影响这些健康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具体而言，参加宗教聚会——而不是私人活动或自我评估的宗教或灵性活动——最能预测健康。当然，在宗教生活的背景下，宗教身份和私人灵性可能仍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但它们对健康和幸福的影响似乎没有与其他信徒定期聚会的影响那么强烈。

信奉宗教似乎可以减少抑郁症，提高生活满意度，特别是通过扩大参与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通过促进乐观或希望和生活意义感。

参加聚会对预期寿命的影响中，似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直接来自于更大的社会支持；一些影响似乎取决于参加宗教活动减少抑郁症和吸烟，同时增加乐观、希望和使命感的方式。

参加聚会的人中自杀人数减少五倍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与各种保护性因素有关，包括教会关于结束自己生命的教导，以及在社区中的社会支持，还有较低的抑郁症和酗酒风险。

类似的支持和教导组合，不鼓励离婚和婚姻不忠，鼓励爱和相互服事，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的低离婚率。然而，这些积极的婚姻结果可能也取决于宗教社区内众多的支持家庭和婚姻的项目，以及取决于信徒婚姻生活中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抑郁症。

从宗教崇拜到健康和幸福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可能是通过宽恕。许多宗教将上帝对人类罪孽的宽恕与我们彼此的宽恕联系起来。虔诚的犹太人在赎罪日（Yom Kippur）寻求上帝的宽恕，但必须在前一天（Erev Yom Kippur）寻求彼此的宽恕。对于基督徒来说，宽恕是践行信仰一个毋庸置疑的部分。许多基督徒每天都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6:12），但即使没有这个祷告，《圣经》也教导基督徒必须宽恕（太6:15）。

帮助人们变得更加宽容的实验（以及对许多研究结果进行分类的文献综述）表明，宽恕与更少抑郁、更多希望有关。宽恕有如此果效，其实现方法似乎是通过促进对个人情绪的更大控制，以及提供一个替代压制愤怒或替代无休止地咀嚼愤怒的方法。

总而言之，参加宗教服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提供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导，以及建立问责关系以强化积极行为。

如果你试图画出影响教会信徒幸福的因素，它看起来会更像一张关系网，而不是一张流程图。每种情况下的因果关系都很多，相互重叠，而且可能相互加强。在教会里，每一个导致幸福的因素都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结合而得到加强。

理所当然地，这些事业中的每一项——社会支持、道德指导和责任感——都被标示为新约中教会的作用。

例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为他的追随者规定了一个不断升级的问责制度，这种策略可以帮助人们彼此和睦相处（18：15-16）。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被要求帮助彼此忏悔、改变和和解。

《希伯来书》强调了教会教导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10:24-25）。

这种经常性的鼓励和劝告可能解释了参加宗教聚会在多个方面的影响，比如社会支持、降低离婚率、提高生活意义和目的、提高生活满意度、更多慈善捐赠、更多志愿服务和更多公民参与。

然而，许多基督徒体验到，参加教会不是参与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社团，而是与上帝所造之人的相遇。在《圣经》以及教会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力量与我们可以研究的力量并存。

使徒保罗将教会比喻为一个身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体宗教生活的部分力量。在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保罗写道：“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12:12、21、27）。

通过不同的恩赐及相互之间的帮助，教会成员在宗教信仰和精神成长方面得到支持，同时也在更多的世俗事务中得到支持，从生病期间的照顾到失业后得到的求职帮助。

然而，保罗对身体意象的使用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告了对基督同在的力量和现实，存于教会、发于教会。在使徒行传中，教会的经历甚至也能算作基督自己的经历：当耶稣在大马士革路上面对仍未皈依的扫罗，论及他对教会的攻击时，耶稣问道：“你为什么逼迫我？”（徒9:4）。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一思想，为基督徒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设置了一个 “神圣的遮盖”（借用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禁令不只是好的建议，更回应了西奈山的火焰和雷声，就像对穷人和被囚者的服务不只是一个好的行为，更是蒙基督悦纳的、为祂而做的事工（太25:37-40）。难怪参与这样一个社区对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变革性的影响。

当然，人们一般不会为了增加寿命而信教。使人皈依的不是寿命表；而是圣徒的见证，包括普通人的见证；是巴赫大合唱或韦斯利赞美诗的美，甚至是电台的热门歌曲；也是爱、仁慈和宽恕的日常经历（更不用说圣灵的工作）。

尽管如此，很明显，宗教确实对公共健康有重大影响。

正如威廉·格拉斯的故事所述，宗教团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是其他机构无法轻易取代的。这不仅对宗教团体本身，而且对咨询和保健、对公共政策、对个人和家庭都有重要影响。

首先，所有宗教信徒都应该高兴地知道，参加宗教聚会对健康和幸福有尤其强烈的影响，他们想传播这个消息绝对是自然的。

但是，不应该只让教会成员和牧师来提高聚会的参与率。例如，我们可能会想，临床医生是否有义务像询问其他行为一样，询问他们的信教的病人参加聚会的情况。

关于宗教和健康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医生应该将参加宗教聚会当作一种通用的“处方”。不可知论者不愿意背诵《使徒信经》，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抑郁症有帮助。

对那些在宗教团体中有过负面经历，甚至有过虐待经历的人，我们也应该采取适当的谨慎措施，但一些简单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专业人士。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信仰告诉他们要与他人见面。医生问他们是否参加了聚会，可能可以鼓励他们，而这种鼓励是他们的牧师或家庭成员无法给与的。

除了个人层面，我们的公共政策还应该确保，提供这种福利的机构能够继续这样做。

为政府省钱并不是机构能够免税的主要原因。

不过，每当我们重新评估教会的免税地位时，还是应该考虑我们国家从教会服务中获得了多少健康和幸福的提升。

宗教参与不仅是一个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在讨论自杀和其他令人担忧的社会趋势（如青少年抑郁症的增加或结婚率的下降）的公共政策时，它应该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当我们美国人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基督徒——都应该记住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关注美国自杀率的上升，许多研究者和评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因素上，如鸦片类药物的开药过量或制造业工作数量的下降。

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5年中，宗教聚会出席率的下降占自杀率上升因素的大约40%。假如可以防止出席率的下降，那么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宗教参与对公众健康的益处强调了促进和保护宗教机构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它们还表明，需要对媒体、学术界和其他领域如何描述宗教机构的贡献进行重大变革。

当然，在新冠疫情中，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宗教团体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改变，考虑是否和如何线下聚会，以防止感染的传播。许多人找到了方法，至少部分抵消这种损失，转向线上聚会和网络直播，建立在线讨论小组或查经班，或是鼓励增加个人和家庭的灵修、祷告和仪式。有些人甚至建立了可以“开车经过、即停即走”的祈祷和忏悔。

每一项肯定都比没有宗教聚会要好。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线下聚会和社区。

巴纳集团（Barna Group）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实际基督徒”（practicing Christians）在疫情期间完全停止参加集体敬拜，而这一群体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程度比那些仍然以某种方式敬拜的人要高。

当目前的疫情过去后，重要的是重新建立面对面的聚会，而不是完全依赖远程替代方案。此外，我们还需要考量这些抑制疫情的措施背后实际的公共卫生成本。聚会出席率的暂时下降是有实际代价的，这可能会导致敬拜习惯的永久改变。

这里有一个危险，宗教领袖必须考虑。全世界有大量的教会宣扬“成功福音”，说耶稣会给他的追随者健康和财富，只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并通过捐款进行了足够的”投资”）来索取。

无论是根据《圣经》还是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没有理由认为上帝会以这种方式行事。首先，许多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积极果效并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而是在面对生活的诸多挑战时培养希望、宽恕和纪律的方法。格拉斯的皈依给了他新的资源来应对考验和麻烦，但很难为他提供一张中奖的彩票。

此外，那些只为促进自身健康和幸福而加入宗教团体的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如愿，这目前还不清楚，但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好处不会那么明显。

考虑一个比喻：婚姻在许多方面使配偶受益，但当配偶因对方的缘故彼此相爱、彼此享受时，它的作用最为强烈。也许，宗教也是如此：正如鲁益师（C. S. Lewis）明智地指出，“瞄准天堂，也能得到大地；瞄准大地，则两者都得不到”。

最后，这项研究在更个人的层面上有影响。对于大约一半相信上帝但不定期参加聚会的美国人来说，参加聚会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也许能邀请他们重归公共宗教生活。

关于公共宗教体验的一些东西似乎很重要。它是有力的，巩固了健康和幸福；这与来自独自灵修的东西非常不同。

这项研究应该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他们自我认同为 “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或者对有组织的宗教怀有疑虑。研究挑战他们考虑是否可以将自己的灵性之旅放置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追求者组成的社区中，在经过考验的信仰和实践传统的约束下更好地进行。

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忽视聚会的人（来10:25）很可能会错过一些有力的宗教体验，这对健康和其他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数据很清楚：去教会仍然是真正人类繁荣的核心。

泰勒·范德维利（Tyler J. VanderWeele）是哈佛大学T. H. Chan公共卫生学院John L. Loeb和Frances Lehman Loeb的流行病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主任。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是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研究副主任，也是《有责任的动物：正义、辩解和判断》（T&T Clark出版社）的作者。

翻译：LC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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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临期的福音

《今日基督教》的每日灵修读物。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路加福音 2:10。用这样的话语，天使开始了令人震惊的福音宣示：救主、应许的弥赛亚、主，已经诞生了！当我们想到福音，即好消息时，我们正确地想到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想到我们的罪、耶稣的牺牲，以及基督所提供的救恩和永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复活节视为“福音”节期是很自然的，它标志着使我们的救赎成为可能的核心事件。

但在这个系列的灵修资源中，我们邀请您一起思考，将临期（Advent）可以教给我们关于福音的什么内容。福音的许多核心原则在将临期的传统阅读材料和主题中有力地回荡。在降临期里，我们反思道成肉身的奥秘、基督作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目的、我们的罪和悔改的需要、上帝对救赎和公义的应许，以及我们对基督再来和永恒国度的坚定盼望。正如人们喜爱的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的圣诞颂歌《听啊！天使高声唱》所宣称的那样，我们预备庆贺“降生奋斗灭死亡” （born that man no more may die）的“新生王”。在整个将临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福音不仅是给我们的，而且是“你们所有人大喜的信息”（路 2:10）——这是一个需要分享的好消息。

在将临期的这四个星期中，当您每天阅读和思考上帝的话语时，我们希望您重新探索福音的核心真理，并且像遇到基督婴孩的牧羊人一样，为你所听到、看到的有的一切，荣耀和赞美上帝。

凯莉·B·特鲁希略（Kelli B. Trujillo），编辑

伊拉克基督徒的好消息：更多的自主权，更少的宗教压迫

在埃尔比勒（Erbil）的基督徒终于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迦勒底天主教（Chaldean Catholic）大主教巴沙尔·瓦尔达（ashar Warda）向CT解释了ISIS如何将基督徒从多个世纪以来二等公民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迦勒底天主教大主教巴沙尔·瓦尔达站在埃尔比勒天主教大学前，它坐落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安卡瓦区（Ankawa）。

图片：巴沙尔·瓦尔达提供

本周，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首府埃尔比勒（Erbil）的基督教飞地安卡瓦（Ankawa）被该自治区总理指定为具有行政自治权的官方地区。从下周开始，基督徒将直接选举自己的市长，并负责区域安全等事务。

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Masrour Barzani）称安卡瓦是一个“宗教和社会共存的家园，也是一处和平的地方”。

埃尔比勒的迦勒底天主教大主教巴沙尔·瓦尔达（Bashar Warda）称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

“我们对库尔德斯坦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不仅鼓励基督徒留下来，”他告诉库尔德斯坦24频道，“而且还鼓励他们在这个地区投资。”

瓦尔达于1993年被按立为神父，2010年被祝圣就认目前的职位。自2003年美国入侵以来，伊拉克的基督徒不断流失。瓦尔达在库尔德自治区的主教区很快就成为一个天意的权宜之地。

从2014年开始，ISIS将基督徒赶出摩苏尔（Mosul）和他们在尼尼微（Nineveh）平原的传统家园，成千上万的人在埃尔比勒和安全的东北部其他城市避难。迦勒底天主教会在2003年有150万名基督徒，到现在估计只有不到27.5万名基督徒了。

瓦尔达长期以来一直在耕耘，以期扭转局势。

2015年，他建立了埃尔比勒天主教大学，并协调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救济援助。2017年ISIS被击败后，局势趋于稳定。

但自由并不仅仅来自于政治。两年前，基督教徒支持针对政治领导层的广泛民众抗议行动。

虽然该抗议行动受到暴力镇压，但却有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即根据一部旨在促进更好的地方、小党派代表权的新法律所提前进行的选举。

投票于10月10日开始，宗教配额使基督教徒在议会的329个席位中有5个席位。

然而，瓦尔达的基于巴格达的总主教呼吁基督徒抵制选举，因为担心有欺诈行为。

瓦尔达期望的是基督教的复兴。在教宗方济各3月到访的鼓舞下，他认为ISIS打破了支撑所谓伊斯兰教优越感的最基本的宗教和文化基柱。基督徒不再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在7月于华盛顿召开的IRF峰会间隙的一次采访中，瓦尔达向CT谈及他对宣教士的欢迎、天主教向穆斯林作见证的方式，以及基督教在伊拉克影响力的恢复是否会导致未来的教会增长。

自从ISIS在伊拉克被打败后，教会面临的最艰难挑战是什么？

关于流离失所者，脑海中立即浮现的画面是散落的帐篷。但艰巨的部分不在于为他们提供食物、卫生设施或医疗用品。这并不容易，但这很明显的。

困难的是帮他们得回尊严。他们明白，ISIS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可以承受无辜者的伤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这场争端毫无关系。

但他们的疑惑是“为什么”，但也是“现在怎么办”。

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当他们坐着什么都不做，他们会告诉我：“主教，我们不想要钱，我们想要一份工作。我们要为我们的食物付出努力。”

假设有足够的援助来重建家园、教堂和学校，甚至提供就业机会，你已经说过，这还不够。

这些都没有确立公民权和多元化的基础。

这是真的。但是，如果没有住所、教堂、学校和工作，人们就会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就没有公民了。

有了重建的社区，你可以到政府去论宪法，捍卫人民在法律下的全部权利。两件事的联系就在这里。首先要有社区；然后再谈落实理想的问题。

在ISIS之前，当社区稳定时，你是否能够寻求自己的权利？

1400年来，有一种社会契约：伊斯兰教是国家的宗教，而你们是圣书的人民（People of the Book）。但要知道，伊斯兰教是真主的尊贵宗教，这意味着你是第二位。

《古兰经》中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之间没有平等。是的，它说他们应征求你的意见。但我们是要“被保护”的人。这意味着我们总是在他们之下，不得不付出社会和经济代价。现在已经没有吉兹亚（jizia，伊斯兰统治下受保护群体所缴纳的人头税），但社会代价依然存在，并使你成为二等公民。

这在现今社会意味着什么？

天主教徒的婚姻有时会出现问题。一些配偶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而是采取简单的解决方法，比如皈依伊斯兰教，并立即离婚。他们不相信伊斯兰教，但宪法赋予他们带走孩子的权利。

那母亲呢？如果其中一个孩子不愿意怎么办？不，不，不，我们被告知，伊斯兰教是高贵的宗教。

这也意味着你不能传福音。如果有一个穆斯林来到你的教会，询问基督，你必须告诉他：“不行，走开吧；你是一个穆斯林。我是不允许向你传道的。”

现在在ISIS之后，我告诉穆斯林，“不，你们已经破坏了社会契约”。

对于现在来教会询问基督教的人，我们都接待。我们沟通，提供文字资料。当然，我把决定权交给他们。但我的责任是告知他们，在我们身上有个希望的源头。

伊拉克基督徒社区的其他部分是否已经意识到社会契约被破坏了？他们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吗？

这取决于他们在哪。在巴格达和巴士拉是另一种情况。但在受ISIS影响的省份，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履行了作为基督徒的义务。你们呢？”

在您看来，巴格达和巴士拉的社会契约是否被打破？

没有，但他们的生活和挑战是不同的。他们生活在政党之间的政治争端中。这导致了安全方面的某种混乱，一些人欺负较弱的一方。以前有一些针对教堂和牧师的直接暴力，只因他们是基督徒。但近年来，更多是单纯的犯罪行为。

但伊斯兰教的优越感文化仍然存在？

是的，当然了。无处不在。在整个中东地区。

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是否接受旧的社会契约已被打破？

当我与伊玛目族交谈时，他们说，ISIS不代表伊斯兰教。好吧，但你还没有给受害者写任何道歉信。他们说，“但是我们接待了你。我们欢迎你。”是的，但要写下来：我们对他们以真主的名义所做的事感到抱歉。这有助于避免历史重演。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你对这个新现实的理解，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会在伊斯兰历史书中深入挖掘，发现哪里谈到了人的尊严，只是因为人是由真主创造的。然后就会改变他们的说话方式。他们会用《古兰经》来活出相互尊重的行为。

这将改变对宗教的论述，但普通穆斯林怎么办？

他们会更了解我们。

当我要求当局将教宗方济各的弥撒放在户外时，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让穆斯林看到基督徒在教堂里做什么。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 基督徒 在那里不是为了跳舞和饮酒。基督徒 是安静的；他们庆祝；他们吟唱美丽的音乐。

我要求唱诗班的负责人选择穆斯林音乐家。选了他们10个人。这是一种接近对方的方式说：“这就是我。听我说。看着我。”然后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崇拜，并反复听到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

教宗方济各的访问是否改变了他们的心态？

我们的年轻人将体育场准备好，每天工作16个小时，持续了三个星期。活动结束后，媒体展示了体育场的照片，并说它很干净。这本来不属于我们的责任；收垃圾属于政府的责任。但是，媒体的照片说明，“这些人值得我们尊重”。

这意味着很多。

当你试图活出社会契约被破坏的事实，并在其他基督徒中传播这观念时，会有后果吗？

我们必须在对话中显出热情和耐心。

我去见极端的穆斯林，那些人不会想到我会在他们的家门口出现。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你愿意接受我吗？”

他们还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他们回答说：“伊斯兰教是真主的尊贵宗教”。好吧，我尊重这一点，但让我们谈谈如何一起工作。

你怎样教导你主教区的基督徒，帮他们生活在这个新的现实中？

我们的地区接收了流离失所的基督徒，因为这里是安全的。这有助于我自由地实践我的信仰，而库尔德斯坦也相当支持。我们正与政府并肩工作，以实现基督教社区的可持续性。

我们有四所学校、一所大学和一所医院。这些提供了460个就业机会。正因我们能提供教育机会和保健设施，我们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我想在伊拉克提供最好的服务。

第一阶段是创建结构。第二阶段是与美国的大学合作，形成一个联盟。斯图本维尔方济各会大学（Franciscan University of Steubenville）已经作出回应。达拉斯大学也是如此。我们也在与贝勒大学协商。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是感谢上帝，美国和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反应令人鼓舞。他们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信心。

你是否欢迎宣教士到你所在地区作见证？

哦，当然。只要他们尊重这事实，这不是一块让基督徒转而皈依新教会的土地。

不幸的是，有些人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告诉你关于基督的事，因为你不认识基督”。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们应该说，“我们愿意与你分享信仰。”

是的，他们是受欢迎的。在我们这里他们有些人在大学里担任教师和教授。

这里的教会在人数上很薄弱。我们不希望进一步分裂。这里有九个教会，在过去三十年中，有超过15个福音派团体来到伊拉克。大家应该注重合作和协作。让我因你的信仰经验而被充实，你也因我的信仰经验而被充实。宣教士应该帮助我维持我的信仰，而不是削弱我。

如果我教区的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主教，我在这个新的社区里感到有生命力，”我说，“上帝祝福你”。但让他们公开地说出来。我不是审判他们的人。

一些西方传教士在穆斯林中工作。你如何建议他们加入你们的见证，帮助而不是伤害？

他们必须知道，在这里传福音是不允许的。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安危。他们必须有智慧。

对我们来说，很遗憾有一次在垃圾桶里发现《圣经》。这不是关于分发《圣经》的问题，关键是你把它提供给谁。《圣经》是一个宝藏。

你以前说过，随着社会契约的打破，伊拉克基督徒现在有一个见证的角色——在他们的社会中成为宣教士。外国宣教士如何能很好地与你们配合？

来和当地教会在一起，准备提供帮助。

你将成为我们其中一所学校的老师——与穆斯林一起。你的榜样和奉献将吸引他们更多地了解你和你的信仰。当他们问你为什么离开美国时，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他推动我来帮助你们，尽管你们不是基督徒。”这些种子会成长，他们会想知道更多，更多。

轻轻缓缓地来，就像圣保罗那样。要忠心。每当有机会谈论基督，他都会以尊重对方的心态来分享。

现在教会怎样对待那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穆斯林？

我们有关于基督徒是怎样的人的文字资料。我把这些给他们，他们读了，会带着更多的问题回来。

他们有可能加入你们，成为一名基督徒吗？

不，我们告诉他们，“这将危害你的生命。你不能这样做。”然后他们坚持。我们和他们一起团契六个月，也许一年，他们仍然坚持。我们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不呢？于是，我就给他们施洗。

我告诉我的神父们，“如果你们碰到这样的例子，上帝祝福你们，接着做下去吧。”

但我总是对询问者说得很清楚：这不会在法律面前、在身份证上改变你的宗教身份。这可能会使你自己与你的家人、部落陷入困境。但如果你准备好承担后果，上帝会保佑你。

他们是否能够留在伊拉克？

他们中的一些人秘密地留下来。有些人已经决定离开。

你的同事巴瓦伊·索罗（Bawai Soro）主教经过研究发现，自从伊斯兰教传入伊拉克以来，基督徒的人数从未增加。信仰不是一种竞争，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吗？基督徒是否可能不仅从ISIS的迫害中恢复，而且还能成长？或者说，你的命运只是接受一个正在萎缩的社区，你所能做的就是放慢萎缩步伐，以稳定为目标？

我将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答。稳定，将带来一个良好的未来。这不仅是现实，而且是实际的。我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人，而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有盼望意味着，如果我们一起努力工作，我们就能成功。在上帝的恩典下，我认为我们可以保留相当数量的基督徒，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这些话里有希望。但是否也有一种伤感？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全世界有决心，有毅力的基督徒越来越少。

我们是地上的盐。只要做一支蜡烛。基督徒注定不会成为最强大的群体，只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群体。当然，生活在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地方是令人振奋的。但这些地方也有无数的挑战。

让我们持续守候在伊拉克，这个上帝所赐，相比下较为简易的大环境。

翻译： Pearlyn Koh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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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神圣周：为受迫害者提出的一个温和建议

从万圣节（All Saints’ Day）到国际祈祷日，让我们向受困的信徒致敬，在倡导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时遵循三个规则。

2017年4月，在伊拉克军队从ISIS手中夺回附近的摩苏尔（Mosul）后，在伊拉克的卡拉戈什（Qaraqosh）的圣约翰（Mar Yohanna）教堂举行的复活节崇拜。

图片: Carl Court / Getty Images

本周（原文发表于2021年11月4日——译注）因为有两个纪念活动——11月1日的万圣节和11月7日的为受迫害教会的国际祈祷日（IDOP）——代表了一种新的神圣周。它们一起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纪念我们在海外的为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弟兄和姐妹。

生活在海外的基督信徒在许多地方面临着极端的环境，以及缓慢滚过的镇压，将信徒们碾压。这些日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其他事项，纪念他们、致力于倡导他们的权利，并通过帮助其他因不同信仰而受迫害的人，来纪念他们的牺牲。(在下面的侧栏中，我提供了三条要遵循的规则。)

基督徒经常受到人身攻击。一个令人震惊的趋势是针对基督徒的恐怖主义暴力。根据我20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我认为这代表了全球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像塔利班、ISIS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手上都沾有基督徒的血。在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善的国家，教会蓬勃发展，但恐怖分子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袭击。动机各不相同——包括对基督教的敌意、对资源的嫉妒、纯粹的犯罪行为，或以上所有这些。但无论如何，恐惧笼罩着整个社区。

例如，“博科圣地”（Boko Haram）在尼日利亚对基督教徒的暴力行为，因其严重性和它所伤害的基督教人口的规模而引人注目。博科圣地烧毁教堂、谋杀牧师，并摧毁了城镇。此外，在被绑架、被强迫改变信仰和被逼结婚时，尼日利亚的基督教女孩面临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强奸，例如利亚·沙里布（Leah Sharibu）所遭受的。

当然，有些政府也仍然在进行迫害。共产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信仰和实践自由的空间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推崇习近平主席的强制意识形态，并由警察和推土机强制实施。由于资源充裕，共产党政权想要压制拥有7000万人口的中国教会。

在其他地方，朝鲜抨击任何独立的基督教活动。在缅甸，军方对以基督教为主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战争已经升级。伊朗积极迫害福音派，而阿尔及利亚针对皈依者教会的新运动玷污了中东地区曾经的一个亮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皈依基督教通常是非法的，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在遵循自己的良心，就会把这个人单划出来。

而在此方面基督徒并不孤单。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当基督教圣徒面临迫害时，其他人也会因为他们的信仰、宗教活动或信仰团体的成员身份而受到伤害。

有时对于其他信仰的迫害超过了基督徒所经历的。例如，中国对宗教的战争还针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对其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报复。也许出乎意料，穆斯林在全世界的政府镇压中首当其冲。除了穆斯林受迫害外，其他感受到迫害影响的群体包括巴哈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无神论者。

这些纪念日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思那些来自我们社区和来自其他人的痛苦。虽然《圣经》没有使用“人权”一词，但我们发现尊严和正义的全球概念交织在一起。先知以赛亚宣告，“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赛1:17）。加拉太书第6章9-10节宣告了帮助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背景下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在这里，耶稣挑战他的追随者（以及今天的我们）去帮助陌生人：“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他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0章中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发现了类似的主题。尽管信仰和国籍不同，那位英雄还是帮助他的邻居，耶稣最后说他的追随者应该“去照样行”。

谁是在宗教自由方面“最小的一个”？谁是我们的邻居？任何因信仰而面临酷刑、殴打、监禁甚至死亡的人就是。为了真正关心我们的全球邻里，像爱我们自己的邻居一样爱他们，我们应该为他们以及为我们信仰中的兄弟姐妹大声说话。对邻居的英勇之爱要求基督徒为人权而战，并帮助受苦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人。

宗教自由的国际环境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这项工作。恢复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将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借用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的话说，成功将需要在同一个方向上长期顺从。已故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关于在美国争取民权的论述，当然也适用于倡导国际宗教自由：“我们的斗争是一生的斗争，甚至可能是几代人的斗争，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虽然大多数人无法前往前线，但所有人都可以坚定不移地祷告，坚持向我们的民选领导人请愿，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并支持致力于推进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的组织。此外，还有一些资源可以用来教育信徒了解事实，在祷告中引导他们，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向政策制定者倡议。很好的例子包括“开放之门”（Open Doors），“斯提反联盟”（Stefanus Alliance），CSW等等。

许多教会在复活节前的神圣周举行纪念活动，每天提醒人们耶稣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为了纪念在万圣节和为受迫害教会的国际祈祷日（IDOP）之间拟议的新圣周，让我们记住那些现代圣徒遭受身体暴力的最简单的原因：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在这一周里，在记住我们的兄弟姐妹如何需要我们的帮助的同时，我们可以为我们来自其他宗教传统的全球邻里祷告，他们也在呼唤着我们的援助。教会对上帝之爱的最好见证，莫过于倡导所有人的宗教自由。

诺克斯·泰晤士（Knox Thames）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中都担任过国务院宗教少数群体特别顾问。他目前正在写作的著作是关于在21世纪对抗宗教迫害的战略。你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他@KnoxThames

“直言不讳”（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客座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一定代表杂志的观点。

通过促使政府和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倡导宗教自由可以挽救生命、释放囚犯并增加宗教自由。任何希望为受压迫、受迫害的人发声的人，都必须明智地行事并具有极强的辨别力。与每一个通过国际呼吁，使宗教囚犯得释放或改革法律的美好故事相伴的，总有另一个因为过于激进或令人不安、不谙实情的活动分子而造成结果弊大于利。

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宗教自由倡导者应考虑以下三个规则：

1) 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行伤害”是绝对规则。倡导者必须与受害者或其家人协调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将首当其冲地应对针对国际倡议努力的任何反应。

2) 为所有人发声：对于宗教自由倡导团体来说，发声反对所有形式的宗教迫害和镇压也很重要，即使他们的核心信徒不受影响，或无信仰者成为攻击目标。通常，在一个案例中得出的积极结论对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案例也有用。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宗教自由，那么没有任何人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

3) 诚实并以事实为基础：倡导者必须非常注意事实。如果被发现夸大或歪曲事实，或者消息不全，那么他们将很难说服有权势的人。倡导者必须抵制诱惑，不要为了刺激更快的反应，而去夸大其词、使情况听起来更引人注目。例如，迫害（persecution）这个词经常被随意到处使用，而没有考虑它的真正含义。滥用只会贬低这个词，并使在真正有迫害情况下，这个词带来的影响被削弱。

摘自《国际宗教自由倡导：组织、法律和非政府组织指南》

倡导宗教自由 101

翻译：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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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读诗一样去读神的话语，而不是当作使用手册

采访者：Jessica Hooten Wilson

马修·穆林斯 (Matthew Mullins）说，《圣经》教导我们，但它的教导方法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信息和指导。

Alex Boerner

《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谈到它的目的和权威。其中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应该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16、17节，保罗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对于担任东南浸信会神学院英语和思想史副教授的马修·穆林斯（Matthew Mullins）来说，这样的经文确实是信徒阅读神的话语时不可或缺的指南。但他认为，问题出在对于一些词汇的解释趋于狭隘，比如教训、督责、纠正和教导等，这会误导我们把《圣经》单纯当作一本要相信什么以及该做什么的使用手册。

在《享受圣经：从文学的思路来爱圣经》（Enjoying the Bible: Literary Approaches to Loving the Scriptures）一书中，穆林斯展示了《圣经》的指导方式是如何触及我们的理性和情感的。换句话说，这就像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在对我们的理智说话，同时也在激发我们的情感。洁西嘉·胡滕·威尔逊（Jessica Hooten Wilson）是一位作家，也是达拉斯大学专门研究神学和文学的学者，她与穆林斯谈到诗歌是让我们能更能享受神和祂的话语的途迳。

你希望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读者？

我试图交流的对象，是任何可能会这样说的人，“我想拿起这本古老、多元、了不起的著作，享受阅读它的乐趣。”我也是写给我那些福音派的学生和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倾向于以一种把资讯和教学置于享受之上的方式来思考《圣经》的目的。

老实说，这本书也是写给我自己，一个心里面喜欢在 Netflix 上追剧，而不是深究《圣经》的人。我期待着喜欢的乐队所发行的新专辑，远过于期待阅读福音书。我知道本不应该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

你在书名中用了 享受（enjoy） 这个词。“享受”《圣经》是什么意思？这与你喜爱 Netflix 一样吗？

最初书名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你不喜欢诗歌，你就不能理解《圣经》”。这比我们最终选定的更具争议性。但基本上，我认为“享受”《圣经》，就是读的时候有喜乐。然而，我的信念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享受《圣经》当作最后的目的。在理想的情况下，通过学习享受神的话语，我们培养的是更多地享受神祂自己。

你想为何许多信徒很难愉快地阅读《圣经》呢？

和我一样，我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教会里长大的，教会里对《圣经》非常尊敬。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很容易相信它就像是一本使用手册，会为生活中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实际的指导：我应该上大学吗？我应该去这个教会，还是那个教会？我应该嫁给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当你翻阅《圣经》时，如果只是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那将会剥夺你阅读的乐趣。因为你总是担心你会不会读错。

在本书的引言中，我也谈到我们倾向于把《圣经》的内容视为如此狭隘。事实上，它集合了各式各样类型的题材和文学形式。因此，是我们误解了应该如何去阅读它。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试图改变我们对《圣经》是本什么样的书的理解，以及了解这一理解上改变意味着什么。

如果《圣经》不是使用手册，那它是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阅读它呢？

我想说的是，《圣经》 不仅是 一本使用手册——即使我们在阅读智慧文学中一些最有诗意的章节时，我们仍然可以直接从其中得到教诲，或至少有时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只是寻找实际的东西，那种“我应该如何过我的生活”的教导，那么我们将错失了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让这些章节指导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不只是试图训练我们的理性。它们还试图教导我们的欲望和情感。这就是文学成分的功用。

在我的引言中，我用《诗篇》119章105节作为例子：“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对我们的理性有一个明确的教导：你应该在不确定的时候咨询神的话。我的论点是，如果这就是这《诗篇》打算传达的全部信息，那么它就会用直截了当的训诫来表达。但是，它却用这种充满诗意、隐喻的语言在潜移默化中传达这种渴望。

因此，这段经文不仅仅是教导我们要做什么。它也训练我们渴望《圣经》的文字，这是它给出的“指令”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想阐明的，要远远超过将《圣经》形容成是指示与渴望、欲望、喜悦等其他的组合。我要说，《圣经》的教导形式本身必然使其他这些成为必要。

读诗歌怎么能训练我们以这种渴慕和喜乐来读《圣经》呢？

我们与诗歌的挣扎，不仅仅是一个征兆，表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读《圣经》，也显示我们并不总是完全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生物。在重新训练我们的眼目和阅读习惯方面，诗歌之所以如此宝贵和有效，是因为在我们意图将经文简化成一条简单信息或一个明确指示时，它经常使得这一企图不能得逞。

当我第一次研究《圣经》中诗歌的成份时，我厌恶那让我困惑的部分。但我现在欣然接受它。我想，“或许我对有些事情看走了眼。也可能我的阅读和思考方式需要作些改变。”

读诗歌比普通散文更需要全神贯注。每当你重读一首诗时，总会发现新的东西，又多一些，再多一些。既然有限的凡人所写的诗尚且如此，那么《圣经》的文字更是这样，这些经文已经久经岁月，并将继续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命。

你所讨论的实践法之一是沉思地阅读《圣经》。对一位可能不熟悉这种传统的新教基督徒，以这种方式阅读《圣经》，从中必须获得什么？

我从小就被教导要对《圣经》给予高度尊重。我父亲拥有神学学位，他牧养一间教会。在星期天早上，以及星期三、星期天晚上，我们都聆听对神话语的详尽阐述。我上过一所神学观念很保守的浸信会学院，它们把《圣经》当作权威。我非常珍惜这段成长的背景。

然而，身为一个来自相对保守的福音派传统的人，我希望提供一个途径或某些渐进步骤，使读者了解更反思和深思的方式，例如 圣言咏读法（lectio divina）。在如何看待《圣经》诠释方面，如果我们能有更多地的改变，能以读诗的方式阅读《圣经》，我们就越能思考它的优美，感受到它在牵动我们的情感，而不仅仅在于注意它的指令。

这还有一个额外的效果，就是让我们放松对确定性的把持，即便是稍微一点点，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更谦逊的读者——即使我们依然完全忠于《圣经》的权威。

如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被触动，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情绪是否能信任呢？它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扭曲而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吗？

我当然不想声称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的基础。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真理的调配公式，能以某种形式，就是用这么多的情感，加上一些想像力，再加上这些许事实。

话说回来，我相信，当我们以具体和实际的方式阅读《圣经》时，美和情感的元素就会发挥作用。每当我们读一件文学作品时，甚至《圣经》本身，页面上的字句会吸引我们的想像力。这发生在无数不同背景和生活经历的读者身上。

对我来说，这就是真与美的结合。一旦我们的想像力被激发，我们就能与那文学作品产生连结或联系，正如将感觉和知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样。这时就能产生真正的理解。

在现代基督教中，主要是由于启蒙运动，我们继承了一个过于理性的框架。我不赞成这样。我们不需要为了去理解事物而抛开我们的情感。事实上，把它们闲置在一旁反而会阻碍这个过程。

《圣经》叙述的背景是与我们现在不同的时空。诗歌和文学如何能帮助我们了解陌生的事物呢？

诗歌和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帮助我们跨越不同的经历，这是借由邀请我们去认同我们还陌生的世界来达成。

在这本书中，我探索了早期清教徒诗人安妮·柏瑞丝翠 (Anne Bradstreet) 的创作。在柏瑞丝翠的诗《作者写给她的书》（The Author to Her Book）中，她把写作比作身为母亲的工作。尽管我从未当过母亲，但我偶尔也会经历柏瑞丝翠描述的脆弱性和自我怀疑，在她的创作过程中和作一位母亲时。因此，我觉得我可以认同她，尽管我们的经历可能会大相径庭。良好的文学作品就会营造这种氛围，促进这种跨越时空的联系。

特别要注意的是，完完全全地从别人的角度看这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同理心是不可能的。试图认同不同经历的人有时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替代物。但是文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来告诉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想像。

如果你要给你的读者一个最主要的信息，那会是什么？

如果我能有一个期望的结果的话，那么读这本书的人会体验到另一种阅读《圣经》的方式。我从自己的教学经验中发现，诗歌和文学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圣经》读者。

但这不是终点。成为更好的《圣经》读者能使我们成为更爱神的人，另一方面，更爱我们的邻舍。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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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国家

为了建立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而放弃基督并不值得。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 Wikimedia Commons

几年前，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朋友向我感叹，他不得不去一间福音派教会聆听“美好的关于宝血的古旧赞美诗”。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相信饼和杯真实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天主教教会弥撒，竟然如此不愿意唱诵那为我们而舍的血。

不过，他分享到，即使在福音派教会里，也越来越难听到关于血的音乐。 “因为你们的教会获得了足够的成功，以至于他们发现歌唱关于用血洗净罪的诗歌是很不悦耳的，所以他们选择唱更属灵、更抽象的诗歌，”他说。“但当你去到又穷又受伤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中时，你会听到他们仍唱着：大能，大力，奇迹般的力量，就在羔羊的宝血里。”

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想和人们分享福音——但在我看来，当你们在舒适和宝血之间做选择时，你们之中有太多人做了错误的选择。”

当我想到，我们中许多人对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东西感到震惊时，我经常想到那次谈话——这种主义要么是以更常见的、不那么强烈的“上帝和国家”的公民宗教形式，要么是我们看到的基督教符号是如何更明确、可怕地被蛊惑性、专制性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利用。

每当我想起我和许多人对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东西愈发敏感的现象时，我常想起那次谈话。 “基督教民族主义”——无论是比较常见的、不那么激烈的词汇，如“上帝和国家”等将基督教变成美国公民宗教的想法，又或是当我们看到基督教的符号如何以更明确、更可怕的方式被蛊惑人心的、独裁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利用。

是的，那类行为深深伤害了教会的信誉和见证。它合法化一些圣经里所谴责的行为，使教会被那能称为偶像的东西掳掠成奴隶。不过，我们经常忽略的是，这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所出卖的，是基督的宝血。

我们亲眼目睹美国教会被死灰复燃的异端审判搞得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审判不太多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问题——如三位一体、圣母生或身体复活——而是更多关于民粹主义里的议题。在我们身处的世界里，政治不再是关于政府如何运作的哲学，而是关于身分的对立（例如“我是支持Costco的人”v.s “我是支持家乐福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关于民族身份和政治的议题——即使是最微小的琐事——对人们而言，也远比耶稣用土里的种子、面团如何发酵成饼，或者风吹过树叶所描述的神的国度更为真实且实际。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很快地发现，即使在最无害的情况下，人们会视美国为与上帝立约的国度，就像旧约里的以色列，不是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诅咒，或者，在更黑暗情况下，人们开始视古代以色列透过武力与其他民族分别开来的行为能成为他们“种族优越”的理由，认为自己有无情消灭那些非我族类之人的许可——无论这种“消灭”是字面上的意义还是数字上的意义。

但这种想法曲解了圣经里的救赎叙事，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圣经文盲”结果，最终引向一种异端性的国族成功神学（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将国家身分、种族身份、政党偏爱性、甚至将模糊的用词，如“价值观的复兴”⋯⋯等等议题与基督信仰混为一谈的做法，伤害了我们对福音的核心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举例来说，在历代志下第7章中，上帝确实应许，若以色列民自卑、祷告，寻求祂的面，祂必“医治他们的地”（14节）。但那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是一座用牛羊的血献祭的圣殿，一个上帝的存在聚焦于施恩宝座的圣殿。所有这一切——血、圣殿、施恩宝座、祝福、诅咒——都指向基督，并在祂身上得到了应验，祂是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

如果我们不再以这样的角度看待自己——完全倚赖基督的身体、宝血，和祂不间断的中保——才能伫立在祂面前，我们就会找其他东西来填补空缺，而这包括那种糟糕透顶的“血与土”式的排他运动（blood and soil是纳粹时期的意识形态口号）。但是，如果我们视自己为一座圣殿，是基督用血赎回、由圣灵建造的，我们就会把心里那种试图“使用”基督教来达到其他目标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无论这种目标看起来有多崇高，如家庭价值观、国家统一，或是如本土文化主义或暴力等卑劣的目标。我们不需要巴拉巴（约翰福音18:）、凯撒，或野兽来为我们战斗。我们需要那个为了我们献上的羔羊。没有其他东西能使我们重新成为完整的人。除了耶稣的血，再无其他事物。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为《今日基督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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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祷告神学比我们的感觉更重要

Kristen Deede Johnson

多年来，我进行祷告仿如我与上帝的关系建基于其上。现在我对祈祷的看法不同了。

Illustration by Cassandra Roberts

在我的基督徒生命中，曾经有段时间，当别人要祷告时都会来找我。如果你有代祷事项，你可以放心，我会把你加到我的清单上，并且每天早上当我灵修时，我都会为你祷告。多年来，每一天我都会刻意地花时间祷告。如果你问我，当我疲累或气馁时，我会怎样做。我以往会坦诚地告诉你，没有甚么比跪下祷告更令人重新得到力量或鼓舞。

如果你对不同种类的祷告感到好奇，我会告诉你我是如何学会通过所谓ACTS方式（即赞美 adoration、认罪 confession、感恩 thanksgiving、祈求 supplication 的缩写）祷告的，后来又如何发现了我们可以通过写札记和唱诗来祷告。我会分享我从理查·福斯特（Richard Foster）和达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学到通过以沉默和静止作为祷告的操练；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把互动的祷告融入生活中；学习保罗使用丰富而有意义的祷告（这些祷文都放进伊莉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的一本小册子中）；最终，我学习欣赏在大公祷文中优美的祷告。

我喜欢阅读与祷告有关的文章，谈论祷告，尝试不同种类的祷告，并在其他人的祈祷生命中鼓励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祷告本身惬意的亲密。我每天也阅读和研究《圣经》，但祷告是我与神关系的中心。

然后有一天，在没有警告、原因或解释的情况下，那种惬意的亲密感消失了。我花了几年时间培养的祷告生命似乎消失了。我和上帝的关系似乎受到威胁。

旱季？

我仍在用相同的方法和原刖，但他们似乎都不奏效。我继续每天拨出时间祷告，但我的经历却大相径庭。有些日子我找不到可以说的话。其他日子我不能集中精神。之后，我会怀疑自己究竟是否一直在祷告，还是一直在做白日梦，又或者我的忧虑是否控制了我的祷告时间，我是否睡着了，或者是以上所有的我都做了一点点。

最让我担心的是，在那些时候，我感觉不到上帝同在。虽然我被教导知道我的信仰并不依靠我的情感，但我已经习惯了在祷告时感到与神有一种属灵紧密，是我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没有经历过的。当这种亲密感消失时，我被吓倒了。

这就是鲁益师（C.S. Lewis）在《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一书中所说的，上帝 “迟早…会沉默不语，即或不然，至少在他们的良心中会这样”？我是否最终进入了鲁益师所说的“低谷期”呢？鲁益师是对的吗？“在干竭状态中的祷告是最能取悦祂的吗？”还是这是十架圣约翰（John of the Cross）所描述的灵魂的黑夜？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of Avila）多年在祷告中的挣扎，以及她所描述那朝着神往上行的灵魂旅程，能帮助我去理解我当时所经历的吗？

尽管经典和现代的资源提供了对祷告的智慧，但上帝最终教晓我的是，我与祷告的斗争并不是因为我处于干竭状态或是要进入新阶段，而是，讽刺地，我现在终于看到了，我把祷告看得太重要了。

重新认识祷告

我不需要另一个祷告方法，也不需要再读一本关于祷告的书。我需要的是一个忠诚的祷告神学。那个支撑我祈祷生命多年的神学原来是扭曲的。

我在上面写道：“祷告是我与上帝关系的中心。”我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危险信号。我的祷告仿如我与上帝的关系建基于其上。而事实上，我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取决于灵性修行，而是取决于在耶稣基督里藉着圣灵的大能所展现的恩典和怜悯。我并没有接受祷告其实是一个是神用来增强我与祂的关系的满有恩典的途径，却以为祷告就是那关系的锚，我把重点及信心都放在祷告上。然后，当我的祷告生命似乎消失了，我变得流离漂泊。

虽然我肯定地相信我是因着恩典而不是工作成果被拯救的，但我也认为我与上帝的日常关系基本上取决于我的祷告时间，这最终使我的祷告变得很像“工作”。根据我多年来与信徒和学生的谈话，我们许多人似乎认为——祷告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让我们感到内疚或羞愧，因为我们祷告不足。或者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圣经》为祷告提供了不同的画面。

“回话”

在祷告中，我们以感恩回应神，神已经藉基督与我们沟通。正如耶稣教我们，我们祈祷“我们的父”，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盟约家庭的一部分。藉着基督和圣灵我们被上帝收养了。祷告是一种家庭习惯，不是为了寻找进入这家的途径或保持我们在家中的地位而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家庭的一分子。祷告就是一个回应：在祈祷中，我们回应上帝，祂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进入祂的家。

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将祷告描述为“回话”。他在《运用不同角度》一书中写道：“祷告从来不是首先的说话，总是回话。”上帝先开始说话。祷告是回话；它主要不是去提出，而是“回应”。实践祷告的关键是充份体现这种非首先的特性。我们与上帝的整个关系是这样——取决于上帝先前的行动——祷告也是如此。上帝以说话去创造，主呼召亚伯兰进入与祂的盟约关系，道成肉身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回应的是同一位神。

我们不用把所有重担扛在肩上，以发起者身份进入我们的祈祷，而是作为 回应者，向着那位上帝，祂慷慨地给了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所需要的一切。这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时的真理——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我们可以与神建立关系——它也包括当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藉着圣灵，我们呼叫“阿爸，父”（加4:6)，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惠师（约14:16）。上帝赐予我们圣灵，让我们在基督中与祂结连，并引导我们如何作为神的儿女过每天的生活。有鉴于此，奥古斯丁经常把圣灵称为“礼物”。

与圣灵一起祷告

这对我们的祈祷生命有切实的影响。彼得森在《基督在一万个地方出现》写道：

如果圣灵——即上帝与我们同在、通过我们工作、和我们对话的方式——是维持耶稣的生命与属于耶稣的群体的生命之间的延续性，那么，祷告就是那群体能够主动地接受和参与那同在，工作及对话的方式。祷告是我们能专注于神的方式，这位神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

这使我们摆脱了祷告是关于我们的姿势或我们“正确的话语”的思想。祷告是专注于那位已经与我们同在的神；那已经在我们、我们的群体和世界中工作的神；那位希望我们参与他不间断的工作的神。

在我们祷告时，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依靠着圣灵。因为“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8:26-27）。保罗不只是说：“当你找不到字词时，圣灵会帮助。”《圣经》应许说，圣灵自己常常替我们祈求！我们不会常常完全知道我们应该为甚么祷告，这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我们的话语是丰富或贫乏，无论我们是专注或分心，圣灵都会接受我们所奉上的，也会按照上帝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感谢上帝！

在《启示录》第五章，约翰描述了一个异象，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被跪下崇拜祂的众长老所包围。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第8节）。令人惊喜的想像是：我们平凡的、日常的祈祷达到了上帝的面前。这段话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只有优美的祷告，或是只有那些已经达到思想和心灵都绝对平静的人的祷告才能进入那些金碗。无论我们奉上甚么，无论我们感觉到或感觉不到甚么，圣灵都会接纳我们的话语、呻吟或沉默的时刻，根据上帝的旨意去诉说和炼净它们，并把它们献给上帝，就像香气上升到在宝座上的羔羊。

基督自己为我们祷告

不单是圣灵主动地在我们的祈祷生命中出现，耶稣自己也为我们祈求。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位“不可更换的祭司”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7:24-25）。基督把自己献上，一次及完全地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当他坐在父的右边及在圣所中服侍时，一直为我们代求（7:27-8:2）。这包括代表我们祷告，正如旧约中的大祭司，不仅为人民献祭，而且为人民祷告一样。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祭司，这进一步强调，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的。我们所有的祷告都被我们的救主不断的代求所包围。

光靠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无助的，只有完全依靠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同样地，我们的祷告生活也不会少靠上帝的恩典。正如詹姆斯.托伦斯（James B. Torrance）在《崇拜，群体，和三一的恩典神》中写道：

那位我们向祂祷告，与祂对话的神，知道我们渴望及尝试，却不会祷告。因此，上帝以人子耶稣来到我们这里代替我们，为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并引导我们的祷告。在恩典中，通过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和圣灵，上帝赐予我们祂想从我们当中寻找到的——祷告的生命。所以基督就是上帝，我们向之祈祷的上帝。他也是人子，那位为我们祷告和与我们一起祷告的。

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他总是在为我们祷告和与我们一起祷告。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甚至说，正因为基督代表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祷告。基本上，祷告并非是把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心，或我们的情绪倾注给上帝。潘霍华在《共同生活》中写道：“基督徒的祷告”建立于已被揭示的话语的稳固根基上，不是模糊的、自我中心的虚无。我们祷告的基础是真正的人子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只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祷告。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我们承认我们的祈祷靠赖耶稣基督，这给了我们自由。当我们祷告时意识不到上帝的同在，没有关系。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到，因着圣灵，我们是常常与耶稣不间断的祷告结连一起。当祷告不能带来我们预期的亲密感时，因为知道我们与基督的结连是穏妥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喜乐。当痛苦和悲伤使祷告变得困难时，因为知道圣灵和耶稣基督会继续为我们代求，我们便可以在这现实中安息。当我们经历干竭的季节时，我们可以坚持信念，记住我们祷告的经验并不是那根基。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根基，是神的话语，祂永远长存，并替我们祈求。

借来的话

我的祷告生命已经被颠覆超过20年了。在那些年里，上帝重建了它，使它建立在基督自己的穏固根基上，而不是基于我的期望或经验。随着我对祷告神学的理解加深，我欣喜地明白到我微小的祷告，无论是多么卑微或软弱，都是那美丽的、长存的三位一体现实的一部分。我找到了自由，因为我知道祷告是对上帝的回应，是上帝的恩典驱使我发出的回应，而不是一个依靠自己的责任。

这些年来，我发现用《圣经》的话语祷告，能让我想起这些使人自由的神学真理。潘霍华在他的《诗篇：圣经的祈祷书》中写道：“我们学习向上帝说话，因为上帝已经向我们说话，也仍在对我们说话。”…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说话在《圣经》中与我们相遇。如果我们想有信心和快乐地祷告，那么《圣经》的话语必须成为我们祷告的坚固基础。潘霍华的话对我是真实的。用《圣经》借来的话祷告，是上帝在更坚固的基础上重建我祷告生命的一种方式，它提醒我祈祷是回应上帝，而不是制造出我与上帝的关系。

以《诗篇》祷告提醒我，我的祷告植根于耶稣不间断的祷告工作。耶稣自己在世上工作时，也惯常以《诗篇》祷告。潘霍华说，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遇见祷告的基督，我们的祷告与他的结合。正如潘霍华所说，以《诗篇》祷告帮助我以“信心和快乐”拥抱祷告，知道我的祷告生命完全依靠圣父、圣子和圣灵，而不是我自己。

当我们在祷告中面对沮丧时，愿基督为我们祷告和圣灵为我们代求这现实把我们带进喜乐和自由。我们的祷告是回应那先寻找我们的神。

克里斯汀·迪德·约翰森（Kristen Deede Johnson）是密歇根州荷兰城西部神学院的副院长和学术事务长，也是神学和基督教灵修学教授。她的著作包括与贝萨尼·汉克·霍恩（Bethany Hanke Hoang）合著的《公义的呼召》。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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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way改变其固定英语标准版（ESV）圣经译本的决定

经过大量公开讨论，该出版商说关于一本“稳定”的《圣经》所谓策略是一个“错误”。

Crossway

在调整了29节经文之后，英语标准版（ESV）圣经的出版商确定了所谓“最后”文本，然后又推翻了这一项有争议的决定（本报道发表于2016年——译注）。

“我们已经确信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Crossway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恩·丹尼斯（Lane Dennis）在今天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说。“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并为此事给ESV的读者带来的担忧而道歉，我们想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认为的前进方向。我们的愿望，首先是在主面前做正确的事”。

“这个改变对ESV来说是好事，”斯科特·麦克奈特（Scot McKnight）在推特上说，他曾批评将该译本固定化的决定。

上个月，Crossway宣布，在修改了31000多节、775000多个词中的29节、52个词之后，ESV文本将 “在未来的所有版本中保持不变”。

出版商原本的目标是，“稳定ESV，通过将ESV确立为一个可以‘世代使用’的译本来为其读者服务”，丹尼斯今天是这样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标准文本，能够满足全世界基督徒一代又一代的阅读、背诵、讲道和礼仪需求”。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实际的担忧可能会推动这样的决定，”出版《新生活译本》（NLT）的丁道尔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的《圣经》开发总监马克·诺顿（Mark Norton）说。冻结译本可以简化保持新版本相互同步的过程，也可以增加对译本本身的信心。

“读者… 往往对引入变化的出版商相当苛刻，”他在Crossway宣布停止修订的决定后告诉CT。“对于ESV的许多读者来说，一个值得信赖的文本是一个不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的文本，而不是一个正在不断改进的文本。”

诺顿说，虽然丁道尔和NLT圣经翻译委员会永远不会对NLT进行“绝对锁定”，但丁道尔及其NLT许可过程要应对与Crossway同样的出版挑战。“在NLT的翻译历程中，我们正处于计划对文本进行软锁定的时刻，但我们将继续审查人们提出的有理有据的质疑。”

但是，NLT翻译委员会成员特兰波·朗曼（Tremper Longman III）说，让译本固定化就会忽略更新的需要，无法反映学者们对文本理解的进步，以及英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持续发展。对于像ESV这样使用逐字翻译法的译本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

“大多数翻译家和语言学家都会说，这样的翻译方法在向现代观众传达古代作家的思想方面实际上不太准确，”朗曼说。“英语语言在变化。我的猜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这种特别类型的翻译，听起来也会越来越呆板，就像钦定版（KJV）对现代读者一样。”

经过对此决定的大量公开讨论，Crossway改变了其策略。

“我们现在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是确立一个固定的文本，而是允许对文本进行持续的定期更新，以反映《圣经》学术研究的现实情况，如文本的发现·英语随时间的变化，”丹尼斯说。“这类更新将是微小的，也不常发生的，但是对《圣经》的忠诚要求我们在原则上对这种变化持开放态度。”

丹尼斯在他的声明中引用了ESV目前的序言。

我们知道，没有哪种《圣经》译本是完美的；但我们也知道，上帝会使用不完美、不充分的事物，来彰显祂的荣耀和赞美。因此，向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祂的子民，我们奉献上我们所做到的一切，并祈求它可能被证明是有用的，对被给予的许多帮助表示感谢，并对我们的上帝将如此重要的任务委托给我们，我们始终感到惊叹。荣耀只归于上帝！

“我们深信，翻译和出版《圣经》是一项神圣的信任和难以言喻的荣幸，”丹尼斯说，“我们希望尽自己所能，在上帝面前，以应有的敬畏和细心来旅行这一呼召。”

“这很好，”神学家兼作家温迪·阿尔苏普（Wendy Alsup）在推特上说。

“Crossway（谦虚地）撤回了其将ESV文本固定化的决定。(哦!) ”伯利恒学院-神学院的新约圣经教授安德鲁·纳塞利（Andrew Naselli）在推特上说。

ESV是在效仿一个更古老的、但却相当流行译本的做法：钦定版。

据统计，ESV是美国第三大最受欢迎的圣经翻译，仅次于钦定版和新国际版（NIV）。根据2015年《圣经》状况报告，大约8%的美国成年人，以及令人惊讶的15%的千禧一代，更喜欢它。根据OpenBible.info的分析，ESV已经成为谷歌搜索《圣经》经文时要求第三多的一种翻译。

CT对《圣经》翻译的报道包括：为何最受欢迎和增长最快的译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以及一本新的表情符号《圣经》是如何唤起一场经久不息的关于翻译的辩论。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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