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爱丰富的小妇人

慕拉第是一位坚韧而果断的传教士,她号召整个教派踊跃地参与大使命。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2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Edits by Rick Szuecs

慕拉第在中国做传教士时,身高仅四英尺多一点。死后,她的体重瘦到只有50磅左右。然而,她对教会宣教历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1840年,慕拉第出生在维吉尼亚州一个农庄,家境优渥,地位卓越,她是美国南部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几位女性之一。有一位浸信会的教育家称她是他所认识的 "最有文化修养的女人"。她进入大学时还是一位怀疑论者,但在1858年12月成为基督徒。她在肯塔基州和乔治亚州兴学有成。然后,“如钟声般地清晰”,她听见了神的呼召,要她去中国宣教。

妇女的事工

慕拉第于1873年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传教士生涯。她是美南浸信会海外差会任命的许多单身姐妹中的第一位。她定居在山东省的沿海地区,当时被称为登州(Tengchow)(今称蓬莱, Penglai)的一个城市,人口约有8万人。

她是发展和扩大“妇女事工”相关概念的先锋。她是第一批有系统地向妇女和女孩子传福音和进行教育的传道人,而当时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倾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从她蒙召到去世,她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访问和教导妇女,将耶稣基督扎根于中国的家庭中。1878年,她创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是她为中国女孩和男孩建立的许多学校中的第一所。尽管中国人往往称西方传教士为“洋鬼子”,但她爱中国人,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对待。

慕拉第定期给美国的期刊和宣教领袖写信,敦促基督徒一生为宣教而服事,并呼吁教会通过祈祷和奉献来支持宣教。她还敦促浸信会信徒扩大女性宣教士的角色。她解释说,“来到中国的姐妹们所希望的是有自由的机会,让她们去做最多的工作”。

19世纪80年代初,她离开了在学校的工作,开始致力于她所谓的“乡村工作”。她无畏地走过一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拜访妇女,在她们的家里和街上分享福音。她在给海外差会执行干事的信中解释了她从事这项艰难工作时的力量来源。“当我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时,我感到主就在我的身旁,我听到祂轻声对我说‘拉第!我会一直与妳同在,直到终了’。”

她后来成为中国语言和民俗文化的专家。她不仅换上中国式的服装,而且开始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有出于心坎的爱。1885年,有一群人走了300英里,求她来向他们“讲授真理”。慕拉第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骑骡子走了四天的路程,来到了平度市(Pingdu)。她是当时在中国所有的外国宣教团体中第一位独自生活在中国百姓中间的女传教士,因此她是在美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外。她也是第一批在中国建立教会的妇女之一。在平度市外的沙岭村(Saling),除了给新信徒施洗外,她什么事都做。她通常在室内或是晒谷场边教导妇女。然而,当男人在纸窗外聆听,或在晒谷场边工作边听时,她就很高兴。著名的李寿亭(Li Shou-ting)牧师就是她带领信主的男性之一。后来他成为备受瞩目的传道人,并为累计共有1万多的人施洗。

竭力奔标竿

在近40年的服事中,她迎接了首位美南浸信会的医生传教士、护士、第一间医院、女子学院、社会工作机构和高水平的神学院。有很多传教士受到忧郁症、精神错乱或纠纷的困扰。许多人死于当时社会常见的疾病或动乱危险中。但凭着她的魅力、机智和智慧,她成为稳定新任传教士的支柱和帮助。

1912年,政治上的不安定以及饥荒威胁到平度会众的性命。她开始把继承的钱财捐给饥荒救济上。她还试图用其他的钱来偿还差会所负的债务,以致她自己挨饿,而且病入膏肓。年轻的宣教士们最后决定把她送回美国去接受治疗。当她搭乘的轮船在日本神户港停靠时,她不幸于1912年圣诞节前夕去世。不过,她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遗爱给世人

在她的一生中,慕拉第写了数百封的信致浸信会的期刊、教会和姊妹。由于她的信件,她激励了许多支持宣教的妇女团体在乔治亚州和维吉尼亚州成立,。她的信件是美南浸信会妇女宣教联会(Woman’s Missionary Union, WMU)在1888年5月成立时的主要推动力量。WMU并采纳了慕拉第的理念,决定在每年的圣诞节期间进行宣教奉献,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项目。这项奉献使得更多的女传教士能够去平度协助她。1888年,妇女们举行了 “平度圣诞献金”。结果,三名新的宣教士得到资助去了中国,让慕拉第在服事了14年后首次得以休假。

她为宣教牺牲过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给WMU的年度圣诞奉献带来了新的急迫性。1918年,WMU将海外宣教奉献重新命名,以纪念首次提出这一建议的人。这个募捐被称为“慕拉第国际传教士圣诞奉献”,直到目前为止(译者注:2009年),这一奉献已资助超过5500名美南浸信会宣教士50%的资金。2007年,浸信会各教会向慕拉第年度募款奉献了1.504亿美元。没有任何其他的年度奉献在时间和金额上能与这一记录相提并论。除了以她的名义募款外,慕拉第的故事也继续激励著信徒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作宣教士。

回响在中国

今日的中国教会遵循慕拉第生前的生活和奋斗的原则继续工作:自养、自传、自理。至少有两个当时她帮助建立的中国教会还持续存在着。

登州的教友们在1950年代后持续数十年的迫害中,一直不敢公开聚会。直到1987年后,老教堂的建筑和土地才被归还,并在美国捐助者的协助下新建了一个敬拜中心。在修复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从一堆乱石中还挖出了一个精美方尖型的纪念碑,那是中国基督徒在1915年为纪念慕拉第而树立的。精心设计的碑文上只有两个字被抹去了,就是“美国”的汉字。

在平度地区,来自周围约30个村庄的基督徒联合组成了一个城市地方教会,该教会声称有超过4000名会众。2006年5月,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新教堂正式落成启用。

妇女在这些教会和其他基督教会的领导团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平度教会的牧师是王霞(Wang Xia),她的高祖辈还是慕拉第当时的教友。另两位助理牧师也是女性。对于一个由女性所发起的植堂运动来说,这是多么合适啊!

慕拉第曾经说过,“直到我的工作完成之前,我是不朽的”。在太平洋的两岸,她似乎仍在作工。

凯瑟琳-艾伦 (Catherine Allen)是《新说慕拉第的故事》(The New Lottie Moon Story) 的作者。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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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宣教勇士戴德生

他对中国人灵魂的热爱和对上帝的绝对信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投身宣教。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2, 2022

“任何爱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为基督赢得的中国……只有立志永远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

1853年9月,一艘小小的三桅帆船悄悄地驶出利物浦港,船上坐着21岁的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他面容消瘦,目光如炬。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刚刚进入西方福音机构视野的国家:中国;当时只有几十名宣教士常驻在那里。然而,半个世纪后,戴德生在中国去世之时,随着每年有数千人自愿到中国服事,中国被视为最适合撒种和最有挑战的宣教禾场。

激进的宣教士

戴德生的父母是戴雅各(James Taylor)和贺美雅(Amelia Taylor)。这对虔诚爱主的卫理公会夫妇对远东地区未得之民有火热的负担,他们曾为他们的新生儿祷告说:“主啊,愿你赐给我们的儿子将来为袮到中国服事。” 随之数年后的一天,十几岁的戴德生在一次迫切的祈祷中,躺在地上,经历了一次属灵上的重生。他后来说:“我在上帝面前有说不出的敬畏和说不出的喜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拼命地预备自己:学习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普通话,全副精力更深入地读经祈祷。

他的船抵达上海港口,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人签订的条款里被迫向外国人开放的五个 “通商口岸”之一。上岸后,戴德生立即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至少对当时的新教徒宣教士来说):他决定穿上中国人穿的大褂,留起长辫子(像中国男人那样)。他的新教徒同道们则反应不一,要么是难以置信,要么是颇有微词。

但对于戴德生来说,他对当时大多数宣教士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些宣教士过于“属世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需要他们做翻译的英国商人和外交官身上。而戴德生则希望将基督教信仰带到中国内陆。因此,在刚到达中国的几个月,语言还不熟悉时,戴德生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一起出发到内地,从内地航行到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分发中文《圣经》和福音单张。

1857年,曾一度差派支持戴德生的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宣布无力继续支持宣教士。这直接导致戴德生从中国传教会退出,他决定成为一名独立的宣教士,单单仰望上帝的供应。同年,他与玛丽亚·戴尔(Maria Dyer)结婚。玛丽亚是一位常驻中国的宣教士的女儿。婚后,戴德生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在宁波的小教会增长到21名成员。但到了1861年,他得了重病(可能是肝炎),被迫返回英国养病。

在英国,停不下来的的戴德生继续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是他在中国就开始做的工作),同时学习成为一名助产士,并招募更多宣教士。令他作难的是英国基督徒对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于是他写了《中国的属灵需要的呼声》这篇文章。在其中一段话中,他指责道:“难道英国全部的基督徒要看着众多中国人走向毁灭而袖手旁观吗?你们难道要自己独占丰富的福音信息而任凭他们因为缺乏福音的传入走向灭亡吗?”

时间轴

1780年 德国基督教协会成立
1813年 俄罗斯圣经协会成立
1818年 卫理公会开始
1832年 戴德生出生
1905年 戴德生去世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后戴德生确信他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差会向中国内陆传福音。他首先制定了招募24名宣教士的计划,即为中国11个未得之地的省份,每个省份分配两名宣教士,为蒙古分配两名宣教士。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让资深的招募者也目瞪口呆。因为按这个计划,去中国的宣教士总人数要增长四分之一。

戴德生本人也不是毫无怀疑的:他担心的是将弟兄姊妹送入内陆,却全无人身保护;但同时,他为数百万没有福音盼望将要死去的中国人感到伤心绝望。1865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两三个月,激烈的冲突……我以为我会丧失理智。” 于是一位朋友邀请他到英国南岸的布莱顿去短暂休息。戴德生在海边散步,心里的阴霾才得以消除。

“在那儿(布莱顿),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了他,让他来做这项工作。我祷告说,所有问题和后果都必须由主来承担;作为他的仆人,我要做的是顺服和跟随。”

他成立的新的宣教组织被称为“中国内地会”(CIM)。中国内地会的特殊性包括:其宣教士将完全没有工资保证,也不能募款;他们必须唯独仰望上帝的供应;此外,其宣教士必须穿中国服装,誓要将福音传到中国内陆。

在戴德生事工取得突破的那年,戴德生和他的夫人,及四个孩子,并16名年轻的宣教士从伦敦启程,与戴德生已经带领在中国宣教的其他五名传教士会合。

内部忧虑

戴德生继续对自己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刚回到中国时每天要看200多个病人)。但引起了其中有些人的不服,比如倪来义(Lewis Nicol)指责戴德生并说他必须停止他的独断专行。于是戴德生不得不将倪来义从内地会中除名,随后几名内地会的成员或因此事,或因其他冲突而离开内地会,加入其他差会。但在1876年,共有52名宣教士的中国内地会,仍占所有中国宣教士的五分之一。

由于认识到仍有众多的中国人需要福音,戴德生制定了另一项激进的政策:他将未婚姐妹送入内陆宣教,此举受到许多有经验的老宣教士批评。但戴德生的冒险精神并没有边界。1881年,他祷告请求神在三年内再呼召70名宣教士,他最后收了76名。1886年底,戴德生向主祈求在一年内再招100名宣教士;到1887年11月,他宣布有102名候选人加入内地会服事。

戴德生的的领导风格和过高的要求导致中国内地会的伦敦和中国理事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伦敦方面认为他独断专行;而戴德生的回应是,他只是在尽力做到最好,精益求精,也要求其他人拿出同样的委身精神出来。他写道“任何爱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为基督赢得的中国……只有立志永远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

戴德生殚精竭虑的服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如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演讲招募)从未停止。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有抑郁症发作,他仍然坚持工作。

(到1900年,戴德生的身体和精神全线崩溃,不堪重负。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异象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妻子玛丽亚在33岁时就去世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在10岁前就夭折了。(戴德生最后与内地会的一名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结婚。)

因着戴德生的工作态度和对神的绝对信任 (尽管他从不募款,但内地会却发展壮大了),他激励了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放弃西方的安逸生活,把福音的信息带到陌生而广袤的中国内陆。虽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因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执政而中断,但内地会仍以海外基督使团的名义延续至今。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教会历史栏目的专文)

翻译:伊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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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印尼华人教会的过去与现在

关于华人教会在千岛之国过去的发展和现今的挑战采访傅子盛牧师。

华人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首府班达亚齐参加教会活动

华人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首府班达亚齐参加教会活动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0, 2022
Leisa Tyler / Getty

对今天全球很多基督徒来说,想到印度尼西亚,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实际上,印尼也是一个文化与宗教多元的国家。据估计,基督徒占印尼2.1亿人口的10%,这让印尼在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中名列前三。

今天,有数以百万计(根据统计方法的不同,估计的数字从200多万到700多万)的华人散居在印尼,在印尼各地也有形式略异的一些华人教会。

在历史上,印尼的华人曾经受到歧视和排挤。在那些艰难的年月里,印尼的华人教会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在今天的印尼,政府对宗教活动也有一些独特的规定。这对华人教会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印尼的华人教会在向年轻一代传福音方面又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2022年2月,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骅牧师采访了印尼西加基督教会坤甸堂会主任牧师傅子盛。以下是访谈文字记录的一部分。

千岛之国的多元文化

董:如果今天要对不认识印尼的人介绍这个国家,你会怎么介绍? 华人在印尼的处境又是如何?

傅: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印尼文叫“nusantara”,是超过六千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印尼有超过一百种民族,虽然当中穆斯林占大多数,但印尼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国家统一的语言是印尼文,几乎所有的印尼人都会讲印尼文,包括华人;现在大部分的华人都是第二、第三代,所以基本上都是受印尼文的教育。

在宗教信仰方面,印尼政府承认六个宗教信仰,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政府还承认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国家不许可人民没有信仰,在身份证上,每一个人都需要选择其中一个信仰。1965 年发生了政变,政府认为背后有共产主义的影响,且认为华人大多是共产主义者,抓了很多的华人;在那段时间,有很多华人因此而选择了基督教。那时有很多难民潮,人民从内陆跑出来,也同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有好多华人因着政治的因素相信了耶稣。

印尼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几年来发展得非常迅速,一方面有很多年轻人信主,另一方面,很多印尼的华人教会也积极参与在社会服务,像是办学校、医院,还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社区服务,通过这些途径不断地传福音,近期新媒体也成为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渠道。印尼的教会,基本上是一直不断地在成长。

董:每个人都一定要选一个宗教的政策很有意思。那如果一个人改信的话,他的身份证需要去改吗?还是不能改信到其他宗教?

傅:如果改信,就需要一些法律上的手续。如果是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他面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会有社会上的压力、被别人排斥、受到威胁甚至逼迫等等。但是,在国家法律上,一个人改变他的信仰是被允许的。如果从孔教、佛教,改信到基督教,相对来说就比较单纯,政府是不会干涉的,因为是个人的事情。像我们华人教会,主要接触的是佛教、孔教背景的人,当他们信了耶稣、在教会受洗后,身份证就会从佛教或孔教改成基督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碍。

华人处境与华人教会的样貌与前景

董:据我所知,有一段时间印尼是禁止孩子学习华文的。在印尼长大的华人第二代,包括很多的中生代和年轻的一代,对华语是很陌生的,他们以印尼文和英文为主。这些下一代会不会因此选择到多文化的教会,或是讲印尼文和英文的教会聚会?

傅:印尼华人比较注重保持华人之间的社会。虽然我们会融入社会中,但华人还是会保持跟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住的地区,都比较是华人聚居的地区。印尼有一些地区的华人,虽然是受印尼文教育,华语已有 30 多年的断层,且政府规定在公众的地方要讲印尼文,但在家中还是保持讲华语。

从 1998 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国家开始对华文比较开放,一些地区的华人,有机会继续用华语沟通和学华语。印尼华人教会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纯印尼文的华人教会,完全讲印尼文,但信徒 70% 都是华人,现在有好多这种教会;第二种是双语的,有华语和印尼文,年长的是讲华语或母语,年轻的讲印尼文,我的教会就是属于这一类,基本上这种教会一定有印尼文的聚会,崇拜时会翻译,讲道时用双语,年长的团契会用华语;第三种是纯讲华语的华人教会,单单用华语来敬拜事奉的还是有,但比较稀少。

董:我接触到很多年轻的印尼人也都会英语,是因为英语也是除了印尼文之外的主要语言吗?

傅:受印尼文教育的人,学英语比较容易,而且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但一般印尼人的英语不是很好,如果是去国外留学的印尼人,他们就掌握的比较好,但若是本地的印尼人,英语是第三语言,就可能只听得懂,但表达不是很容易。

董:从 1965 年到现在,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很好奇,牧师会怎么看印尼华人教会发展的现况?有哪些好的发展?哪些机会?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跟危机吗?

傅:我认为印尼的华人教会有三个特点:第一,印尼的华人教会一般很热忱地传福音,开拓了很多内陆的教会;第二,很殷勤地学习圣经、追求真理,查经、读经都非常热忱;第三是祷告。这些其实就是教会进行门训。我认为只要我们保持着这些精神,印尼的华人教会就能够继续有很好的未来,会持续地发展。

另外,因为现在比较开放,再加上中国大陆强盛了,中国政府在印尼有很多投资,间接造成印尼政府对华人的身份有一些改观。人民也看到华语的重要性,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增加。这对华人教会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自从苏哈托上台,禁止使用华语或华语学校,三十多年的华语断层中,一个仍然能保持用华语的群体就是华人教会。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透过教会能够继续保存中华文化,并且当一开放的时候,华人教会也很容易适应这种改变。我刚才讲到第二类的印尼华人教会,很多可能过去已经停止了华语崇拜,但现在又重新使用华语;教会的年轻人,有许多到中国或台湾学华语,回来后就可以用华语参与事奉,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

帮助年轻一代

董:今天在牧养、栽培年轻人方面,教会遇到的挑战似乎越来越大。印尼的华人教会也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吗?

傅:其实这也是我们印尼华人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譬如一些教会在敬拜方面比较保守,就会导致年轻一代的流失,年轻人会去比较合适他们敬拜形式的教会。这几年来,印尼华人教会一直在检讨和思考该怎么应对这个现象。当然不单是表面的改善,像是敬拜的形式等等,更基本的问题是怎么能留住这些年轻人。我们认为,其实年轻一代主要是想在教会被认可,而且他们需要有一个归属,让他们觉得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在里面发展、发挥,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参与。但印尼的华人教会还是比较家长式的,执事、牧者通常都是长辈,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去听年轻人的意见,或给他们更多机会参与教会的服事,才能留住他们。

董:其实保守、不保守都是相对的,因为现在我们觉得保守的敬拜形式,其实在五、六十年前是非常新潮的。有时候我在想,上帝创造我们有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被形式困住,觉得只有某一个形式才是绝对正确的敬拜方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追求新潮,因为传统有传统美的地方,新潮有新潮的好。如何能够结合,站在过去二千多年教会历史宝贵的传承上面,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断地心意更新而变化,以不一样的形式来传福音、表达、并建造门徒,是我们这一代人很需要学习的。

傅:我非常赞成您的看法,我们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怎么样实行门徒训练,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真正找到一个环境,让他们感到被认可,可以成长和学习,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责任。就好像我们教会,目前也在推动年轻人有自己的小组,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就非常的委身、投入,非常的积极。最近有一个同工在我们教会做了调查,发现一个结果:无论是少年人、青年人、成年人,当他们被问到:“在教会里面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竟然是“圣经的话”。他们的盼望不是更好的音乐或敬拜的形式,而是从教会里得到更好的圣经教导;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得准确,到底教会在牧养方面,应该注意的、成为我们中心的是什么,不要只是注意那些形式而已。

董家骅牧师是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使命门徒”播客主持人。

Church Life

罗伊案后的美国需要有远见的教会

维护生命权的基督徒当看顾脆弱的妇女和孩童,为将来的国度做见证。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9,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Rasmus Svinding / Mbardo / Pexels

下午时分,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森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之后,有些人想知道在权力的斗争中,究竟谁会上台,谁会下台。

尽管这种人的声音通常最大,但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的人。多数的人会问:“我们要如何将维护生命权(pro-life)的异象带入社区,照顾处于危机中的妇女和孩童呢?”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有人会批评,许多最有可能会限制堕胎的州(例如本案原告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同时还有高婴儿死亡率,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的可能性较高,饥饿率和贫穷率也较高。他们还会强调,在这几个州中,提供给贫困者或没有健康保险者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往往薄弱。

如同其他人一样,教会也在问:“我们要如何照顾这些妇女和孩童?”但是那些怀疑基督徒维护生命权的人认为,这只是对政府政策议题的一种逃避,那些政策本来可以使贫穷和挣扎的妇女及其子女受益,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堕胎业影响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是因为有人将堕胎的辩论视作激励选民的一种策略。但是,当典型的维护生命权基督徒问起事工的下一步时,他们很有可能早就在服事这些妇女和孩童了,无论是提供财物上的援助、帮助孩童脱离寄养制度,还是修复因滥用药物而四分五裂的家庭。

典型的维护生命权基督徒几乎从来不会在社群媒体上“去迎合”政治或文化立场相反的人。毕竟,他们常常在说服人了解脆弱生命的价值,劝他们不要接受堕胎业者提供的“解决办法”,或是屈服于希望“问题”消失的男友、丈夫或父母所带来的压力。

参与维护生命权事工的基督徒不会妖魔化他们正在试图说服的妇女;他们反倒是服事她们。

任何一个社区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可以找到正在服事的人,他们一日复一日地委身在实地的维护生命权事工中,帮助孤儿或饥饿的孩童。还有人在关心难民和移民的衣服或住房需要,在帮助妇女摆脱家暴。

那些呼吁人要去关心弱者的人,几乎总是在服事弱者,并且装备其他愿意这样做的人,甚至通常越过了预期的部落边界标记。

怀疑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是有在做,但远远不够”。这句话很公道。

反对给穷人社会安全网的人会说:“如果教会做好她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或社会介入了”。怀疑者在回应时会指出,“即使每个教会都尽其所能,也不会消除贫困”这样的说法是与慈善相关,却与政策无关。

除了怀疑者外,希望关心穷人的教会可能也在看相同的图表,并且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真的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绝望的感觉,可能会导致教会不采取行动,转而只关心自己教会内部。

但是,无论是绝望者还是怀疑者,看待这个问题时都不正确。

我们的确需要政策作出改变,更好地照顾弱小的妇女和孩童。不同人对于政策的想法很不一样,比如民主党社会学家伊莉莎白‧布里尼格(Elizabeth Bruenig)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这些政策和其他许多改革政策的优点要审慎地进行辩论,以确定政策能否实现其所承诺的帮助。

不过,长远来说,即使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政策,也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政策需要有坚定意志的人来照顾有困难的人,包括已出生和未出生的人。

教会事工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服事个人的生命,包括帮助妇女寻找堕胎的替代方法,协助她们照顾孩童,解决贫困和居住问题,改革负担过重且经常出现失能的寄养制度。

维护生命权的关键洞见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力量、“可望成功”或依赖状态。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我们也必须了解,这样的关怀是如何塑造和建立我们的良心,去关心那些我们没去注意的人。

虽然埃布.帕特尔(Eboo Patel)不同意我对堕胎问题的看法,但他确实清楚要如何推动社会改革运动。他在新《我们需要建设》中指出,地方层级的民间机构可以改变整个国家。

他以珍·亚当斯(Jane Addams)的霍尔馆(Hull House)为例,在20世纪之初左右,霍尔馆照顾了芝加哥西侧的穷人和移民。帕特尔以霍尔馆为例并主张说,亚当斯不仅关心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孩童,她还领导霍尔馆成为一种“实验室”,向世界各地展示什么是有可能成就的。

帕特尔,“在芝加哥所发现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几乎都建立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有些人认为在这种环境中的青少年注定会违法和犯罪,但他们却看到了霍尔馆是如何改变年轻人的生活。

有些人觉得人们只会在聚在一起闲聊,但他们却看到了不同的模式。有些人认为不同种族群体或阶层没有共同点,但他们却看到霍尔馆克服了这种紧张的局势。有些人认为女人不具备领导的能力,但他们却从亚当斯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本地化能打造不同的现实来塑造良心,而我们基督徒看到时不应该感到惊讶。已故神学家(《今日基督教》的第一任主编)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说,教会不仅要传福音,还要示范什么是福音。他主张,教会要在“微宇宙中反映出”未来神国度的样式。

亨利:“当教会在自己的份内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活时,事工会最有果效;当教会将自己所忽视的新标准强加给世界时,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能为力。 ”又说“社会伦理不是教会强加给世界的官僚制度,而是向世界反映出为永生神服事的喜乐和益处。”

这就是新约教会所做的事,他们照顾寡妇,不仅是教会多数文化中的寡妇,而是有希腊背景的寡妇(使徒行传6:1-7)。耶稣的兄弟雅各为弱势的穷人寻求公义(雅各书5:1-6),并呼召教会去体现未来国度的景象,在国度里,穷人借由信心也成为了同等的继承人(2:1-14)。雅各说道,体现的方法始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像是安排谁坐在教会的前座,谁坐在后座。

教会有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呼吁政府做自己的工作,在出生后保护我们当中最弱小的人,还要在言行上体现出爱的意义,去爱那些被归类为造成“怀孕问题”或“社会负担”的人。

当然,没有一间教会能做所有事情。学习如何有效地服事人,一定会经历失败,但要坚持寻找有效的方法。当教会持续活出维护生命权的异象并且常常做出牺牲时,她将成为催化剂,不仅可以拯救和服事无数的生命,还可以唤醒和重塑许多的良心。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学专案(Public Theology Project)的负责人。

翻译: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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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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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技术团队在疫情期间保持了崇拜的连续和流畅。但是,对志愿同工来说,这项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变的过于繁重?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9, 2022
The Real Findo / Lightstock

2020年向在线聚会的转变给教会的技术和制作团队带来了压力。

“COVID-19真的抓住了教会的弱点,摇出了他们口袋里的所有零钱。”范·梅茨克 (Van Metschke)说,他多年从事事工和教会内容制作,现在为加州的一家视听技术设计公司工作。

向在线媒体的转变迫使教会做出艰难的选择,即是否要分配资源来提高在线敬拜的制作水平。即使教会能够负担得起新的视听设备,他们也必须找到人去操作它。

“钱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梅茨克说。“好的设备并不能解决组织问题。”

温室教会(Green House Church)技术播客的共同主持人梅茨克看到,在过去两年中,越来越多的教会技术和内容制作方面的年轻人离开了他们的服侍岗位。受薪的技术人员被管理志愿同工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志愿同工们被过度使用,训练不足,害怕犯错而破坏精心安排的敬拜。

像其他领域的事工一样,负责技术的志愿同工希望使用他们的技术和兴趣来服侍他们教会的会众。然而,一些教会在将责任下放给志愿同工时,没有利用他们的热情。他们最终要求志愿同工做付费专业人士应该做的事情,例如,当电脑或相机或无线麦克风出错时,要排除故障,在多个平台上浏览在线媒体,或编辑视频和创建图形,以制作一个高质量的录播的敬拜。

在2020年之前,招募、培训和保留足够的内容制作和技术志愿同工以使服务顺利进行已经很困难了。有些任务对于一个可教但没有经验的志愿同工来说很容易学会,例如操作摄像机、运行幻灯片或管理简单的灯光提示。其他的工作,如为大型乐队进行良好的混音,并进行声音检查,需要经验和一些音乐知识。

大型教会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总监,但大多数教会都只有一个志愿同工团队,他们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培训,加入到敬拜事工中。即使是拥有相对简单的视听系统的小型教会,也要依靠志愿同工来操作幻灯片和音响;没有他们,牧师就没有麦克风,会众就没有歌词可读。

疫情对教会志愿同工的参与造成了打击,但当其他领域的事工在限制期间缩减时,教会技术部门的需求却更大。技术志愿同工越来越多地被期望像行业专家一样工作,投入额外的时间和掌握设备,以提高每周为网上会众提供的高质量的敬拜体验。

在教堂圣殿和礼堂后面花了几个小时的志愿同工,往往是每周的与会者(特别是那些从家里观看视频的人)看不到的,但他们肩负着巨大的负担:确保声音被正确放大,使幻灯片和视频在正确的时刻出现,协调复杂的灯光系统。

但如果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每个人都想知道音响室里发生了什么。

梅茨克说:“技术是事工中最不被理解的部分,”他曾担任马鞍教会(Saddleback Church)和水手教会(Mariners Church)的技术总监,这两个教会都在加利福尼亚州。

今年早些时候,几个TikTok的片段暴露了过度依赖敬拜志愿者所带来的倦怠文化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无偿志愿同工的剥削,大多数教会将无法运行,而这些志愿同工感觉自己是在使用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主,”一名TikTok用户评论说

教会领袖和目前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可能会对教会志愿同工被剥削的说法感到愤怒。毕竟,对大多数教会来说,对志愿同工的依赖是教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丹尼·弗兰克斯 (Danny Franks)为Lifeway Research写道,领导人 “不能独自完成事工”。

北卡罗来纳州高峰教会(The Summit Church)的客座牧师弗兰克斯认为:“使命太大,时间太短,我们无法独自承担所有的任务。让我们祈求上帝向我们展示他预备的人,邀请他们加入,并看到我们教会和社区的文化正继续发生变化。”

教会领袖倾向于将招募志愿同工视为邀请会众加入教会的救赎工作。描绘愿景是招志愿同工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吁会众的使命感比使其产生内疚心理或觉得非做不可更有效。

但弗兰克斯承认,“健康的志愿同工文化似乎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则。”

技术和内容生产对志愿同工的要求经常超过合理和公平的刻度。

“如果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就需要雇人……你不能指望志愿同工在技术上和专业人士一样好。” 梅茨克说。“你可以有标准,但你必须有很多恩典。”

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杜鹃园教会(Azalea Garden Church)的敬拜和艺术牧师克里斯·达林(Chris Darling)支付了一名兼职工作人员的工资,为这个300人的教会处理现场直播制作、技术志愿同工管理以及其他各种与制作有关的任务。

“志愿同工就是志愿同工,”达林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走开。”

尽管一年半前他刚到教会时,很难招募到技术志愿同工,但达林通过欢迎教会青年部的学生加入技术和敬拜团队,帮助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志愿同工群体。

现在这个有不同年龄层的事工仍然严重依赖志愿同工,但达林认为,他制定的规范有助于消除倦怠,并使他的团队感到受到赞赏。他试图安排每个志愿同工每月不超过两次,如果可能的话一次。他还试图确保工作尽可能地简单明了。

达林说:“技术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领域。彻底的培训、流程图和清晰的沟通有助于志愿同工感到有能力和安心。通常需要几个月的培训——通常是跟随其他志愿同工或工作人员操作幻灯片或摄像机,或为乐队混音——然后新的志愿同工才有足够的信心独立处理像现场服务中的声音效果。”

他还试图向志愿同工传达一种有恩典的姿态,向他们保证,错误和故障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告诉他们:“99%的时间里,你会做好你的工作,不会出错,也不会有人对你说一句话。人们只有在出错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你。”

教会技术大咖们建议领导人如果要使用复杂的视听系统,要付给专业人士,并在会议上寻求团队培训。梅茨克建议,没有资源雇佣新同工的小型教会应该与大型教会联系,询问他们的技术人员是否愿意提供指导和培训。

梅茨克和达林还指出了管理教会领导层和会众的期望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教会在线媒体的兴起似乎加剧了比较和竞争的趋势,促使教会试图用拥有庞大技术人员团队的大型教会来衡量他们自己的生产。

“领导层必须明白,人们不可能在业余时间做专业人员全职做的事情,”梅茨克说。

如果信徒或教会领导层希望效仿Bethel或Elevation这样的教会在Instagram上的制作风格,那么这些期望就需要加以调整。

达林和梅茨克都认为,在志愿者团队中创建真实的社区是最重要的。处于高风险岗位的志愿同工需要对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在团队中的位置感到安全,否则这些繁重的工作就显得不值得这么辛苦地去做。

达林说:“(技术志愿同工)需要有归属感。”他指出,在为敬拜团队祷告的时候,很容易让技术团队留在后面,与团队的其他成员脱节。

“服侍他们。承认他们所作的,”梅茨克说。“人们希望成为一个社区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

翻译: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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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任命罗素·摩尔为主编

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高管乔伊·阿尔蒙德(Joy Allmond)也加入CT,推进我们的事工愿景。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4, 2022
Eric Brown

在这个世界上,使一个人变得伟大的不是拥有非凡的才能,而是在勇气和品格的指引下,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充满激情而持久地运用才能。按照耶稣的教导,在神的国度里,使一个人变得伟大的是一种谦卑的服务精神(马太福音20:26)。

因此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将从9月1日开始担任《今日基督教》的主编职务。

摩尔是一个拥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他在年仅32岁时就被任命为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通过他的书、文章、播客、公开演讲,以及他对伦理和宗教自由委员会(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的领导,摩尔在过去十年中可能是美国最杰出的代表福音派基督徒发声的公共人物。任何读过他的著作或听过他的演讲的人都可以作证:他拥有惊人的天赋。

但并不仅仅是他的天赋让我们兴奋。摩尔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有勇气表达自己的信念,也有正直的品格按照这些信念生活。有时这意味着在公共场合为基要的圣经和神学真理进行争辩。有时这意味着向教会宣讲挑战我们和说服我们的真理。他孜孜不倦地帮助具有福音派信念的弟兄姐妹面对我们自己队伍中的罪,无论它是与偶像崇拜和偏见有关,还是与虐待和忽视有关。摩尔承担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责任,即使这意味着需要承受自己阵营内外的批评者的打击。

然而,最令我兴奋的是,他从未忘记我们基督徒的核心呼召,即服事我们当中最小的和寻找失丧的人。无论是为处于危机中的牧师提供咨询、欢迎受虐待的幸存者来到他的家中,还是与大学生分享福音,摩尔都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究或推特上的键盘侠,而是一个深入参与教会生活并与他人分享上帝之爱的人。摩尔是一位被按立的浸信会牧师,曾担任过多个教牧的职位(至今仍有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不知疲倦地服事教会和上帝的国度。

在《今日基督教》,我们努力传讲上帝国度的故事,推广上帝国度的思想。激励我们工作的基本问题是: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今天的《今日基督教》对新一代人的影响,就像当年的《今日基督教》对15岁的摩尔的影响一样,帮助他们对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宽广而令人信服的愿景,开辟一条穿过堕落的世界、进入神的国度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任命摩尔来作我们的主编是如此重要。我曾以管家的心态短暂地担任过这个职位,但这个职位需要有人完全地投入其中,而摩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追随耶稣的方式,它深深植根在福音真道上、具备一种优美的正统,深思熟虑、富于同情,致力于为神的国度服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命,是我们将长期从事传播和出版工作的资深同工乔伊·阿尔蒙德(Joy Allmond)引入我们的团队,担任编辑部主任。摩尔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继续推进公共神学项目。阿尔蒙德将与他一起工作,确保该项目蓬勃发展。阿尔蒙德曾在葛培理福音协会、《决定》(Decision)杂志和生命之道(Lifeway)机构工作,拥有广泛的背景,她在编辑、执行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天赋,将为我们的出版以及未来的活动和项目的顺利运作带来相当大的助益。

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同时充满危险和巨大希望的时代。《今日基督教》决心在这个动荡和分裂的时代,竭尽所能为教会服务,并关爱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一年多前,我们很荣幸地把罗素·摩尔请到团队中来。现在,让我们翘首以待他、阿尔蒙德和我们非凡的编辑团队将在未来的年日取得的更大的成就。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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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宗教自由律师事务所携1500例国际案例走向全球

“捍卫自由联盟”的基督徒法律倡导者在100多个国家工作。

Rosa Lalor with ADF International attorney Jeremiah Igunnubole

Rosa Lalor with ADF International attorney Jeremiah Igunnubole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Courtesy of ADFI

宗教自由本月在英国取得了一个胜利。

检察官放弃了对76岁罗莎·莱勒(Rosa Lalor)的指控, 2021年她因在堕胎诊所前静默祷告而被捕。一位警官称莱勒在新冠疫情限制下在户外抗议,且没有“正当理由”,尽管她保持了社交距离,佩戴口罩,身处室外。她被带进警车,因违反公共卫生措施,被处以罚款。

经过长达一年的法律诉讼,这位英国老奶奶的处罚才得以撤销,在这场法律之战中,莱勒得到了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国际捍卫自由联盟”(ADFI)的鼎力相助。

“在公共空间表达信仰,包括静默祷告,是受国内和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英国捍卫自由联盟(ADF)的法律顾问耶利米·伊冈纳伯勒(Jeremiah Igunnubole)说。“无论是在新冠条例还是其他法律条例下,警察都应该维护而非削弱像罗莎这样的妇女的权力和自由。”

莱勒案件并非孤立的事件。虽然捍卫自由联盟(ADF)在美国更多是因为向美国最高法院引入宗教自由的案子而受到大众关注,但是其实自2014年起,该联盟的国际部分已经在104个国家赢得了超过1500起案子。

继在美国开展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后,捍卫自由联盟(ADF)开始收到国际上侵犯宗教自由案例的帮助请求。

“在那时,我们没有足够的网络和资源处理所有的申诉,因为我们的倡导是针对美国社会的,”现任捍卫自由联盟(ADFI)欧洲法律顾问的罗肯·普莱斯(Lorcan Price)说。“但我们觉得该为此做些什么。尤其是世界各地对基督徒真实的、肉体上的逼迫问题催化了整个事情。”

因此,国际捍卫自由联盟于2008年正式运营。所属的办公室地点有:维也纳、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日内瓦、墨西哥城和新德里。该组织致力于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法律的国家中工作,把在集权国家(例如北朝鲜)主张宗教自由的工作留给其他机构。它的使命是通过在世界各地的法庭上为宗教自由而战,从而为福音打开大门。

尽管国际捍卫自由联盟的主张在全球法庭上悄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但要保证法律在这些地方得到实施,比起在美国要难得多。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显示,全球80%的人口生活在宗教自由高度受限的地区。

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作为宗教自由倡导者和前弗吉尼亚州议员,为国际捍卫自由联盟ADFI在海外捍卫宗教自由的工作喝彩。

“他们有时在相当强硬的社区中工作,”前捍卫自由联盟ADF董事沃尔夫说,“我认为没有其他[机构]能与他们的工作匹敌。”

目前,与其他地区相比,国际捍卫自由联盟(ADFI)在印度和亚洲有更多案例。拥有50名雇员的南亚办公室“因为正发生在印度的事,工作量超负荷,”普莱斯说。

除了法庭程序外,那里的律师带头“调查地方当局拒绝履行职责的暴力事件,并实际调查暴徒对基督徒的暴力行为。”

欧洲也有其挑战。一些国际捍卫自由联盟处理的案件送达欧洲人权法庭,该国际法庭负责解释《欧洲人权公约》在46个参与国的应用(俄罗斯被驱除后,9月最终剩下45个国家)。但是,没有一个欧洲机构执行该决议,像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有时会无视法庭的判决。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可能想通过法庭维权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国际宗教的自由——尤其在不尊重法庭决议的国家中。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巡回大使山姆·布朗柏克(Sam Brownback)认为它可以。在法庭上为宗教自由而战是“一个好的战术”但“并不总是一个充分的战术,”他说。“在这些有法律但往往不遵守自己法律的国家内运作,是非常棘手的。”

在法庭上为侵犯宗教自由的案例申诉通常能“获得关注”,布朗柏克说。随后可以对违规国施加政治压力。在土耳其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案即是一“经典”案例。

因被土耳其指控从事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北卡罗莱纳州的牧师布伦森在监禁两年后,于2018年被释放,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布朗柏克代表特朗普政府参加了关于布伦森的一场审判,并与土耳其官员进行了会面。释放布伦森的政治压力包括特朗普总统增加对土耳其铝和钢铁关税的征收。

国际捍卫自由联盟继续在法律方面对其他宗教自由案例给予支持。例如,芬兰议员裴维·拉萨宁(Päivi Räsänen)因批评芬兰路德宗教会参与LGBT同性恋月活动,被指控发表仇恨言论。其中一项指控是她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圣经经文。尽管今春已被宣告无罪,检察官暗示她仍有上诉企图。普莱斯是为拉萨宁辩护的团队之一。

“以律师的身份,借助各种手段打开福音的大门是我们的职能,”普莱斯说。我们“试图在愿意维护法治的国家中维护法治,保护宗教自由。”

这也是国际捍卫自由联盟帮助乌干达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去年秋天终止全国范围内禁止公开崇拜禁令的原因。尽管针对新冠疫情的防范措施有所升级,商场、游戏厅、商业中心内,公开崇拜被禁止——哪怕在户外也不行。乌干达的法庭诉讼仍在继续,以确保政府不能恢复对崇拜的全面禁止。

巴基斯坦的强制归信,对俄罗斯家庭教会的迫害,因支持生命观点而被停课的英国助产士学生,保加利亚受逼迫的福音派信徒,以及尼泊尔将传福音定义为犯罪的情况,都在国际捍卫自由联盟亟待处理的案件之列。

“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提到宗教自由,沃尔夫说。“但在世界各地,有信仰的人根据其良心承认、表达其信仰的权力正被剥夺,这是最基本、不可剥夺的人权。”国际捍卫自由联盟的工作“可能前所未有的重要。”

大卫·罗奇(David Roach)是CT的自由撰稿记者,也是阿拉巴马州萨拉兰(Saraland)的示罗(Shiloh)浸信会的牧师。

翻译: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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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为何选择礼拜仪式不该按个人喜好点菜

将教会历史传统从其神学脉络中抽离虽是趋势,却大有问题。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Peter Dazeley / Getty

如果你在 2005 年告诉一位福音派牧师,不久以后公祷书可能会比教会咖啡厅更受欢迎,他肯定会哈哈大笑。

就在不久之前,无数福音派教会弃用祈祷书,并将赞美诗歌本换成高清投影机。随着多数教会开始制定主题式系列讲道,或采行一次只传讲圣经某卷书的作法,使用历史中的教会年历安排崇拜仪式就相当罕见。

礼拜仪式中的祷告和回应式宣信都被遗忘不用了,连教堂名称也改了,使会众远离自己的宗派根源。许多“某地浸信会”的名称被改成“水泉基督徒社区”之类的名称。

简言之,历史上礼拜仪式的节奏、诵读、样式和祈祷,显然被认为过时了。

然而,过去几年中出现一种新趋势。任何与 20 多岁或 30 出头的基督徒在一起的人,很可能已经注意到,礼拜仪式一词更常听见了,无论是在公众敬拜和私下灵修,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

连一些非宗派性教会,也会固定在敬拜末了以《三一颂》结束,或采用长久以来就有的简单应答公式,例如 “这是神的话;感谢归于神”,而在大约十年前,他们却试图与正式传统保持距离。

许多年轻基督徒在最想不到的地方,经历到了灵性复兴及持守。在恢复我们信仰前辈用过的优美祷词和作法中,有许多事值得我们庆贺且高兴。

然而,这种趋势并非完美无暇。随着礼拜仪式以笼统概念回来,而且还“跃居时尚”,年轻基督徒有了一种倾向:在不考虑教义下,仅基于崇拜仪式作法,便换了教会、宗派,甚至传统。

在许多情况下,低派教会背景的年轻福音派信徒,正拥入一种美学感受更有古代氛围,或程序精心安排的教会,特别是圣公会、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这些信徒若不是未了解教会认信上的差异,某些人就是根本不予考虑。

根据 2018 年一项巴纳集团(Barna Group)的研究,虽然一些千禧世代基督徒认为仪式型崇拜已过时,但是“他们也更可能对它感到好奇…… [并且] 最有可能从非仪式型教会改至仪式型教会。”

我们姑且称这些人为 “美学转信者”。他们基于良好意图,前去追求、感受更丰富的敬拜生活和属灵遗产,但是他们却冒着一种风险,即将教会崇拜的历史和教义内容与外部艺术表达脱离了。

当然,教会成员不需要同意教会信仰宣言的每一个次要教义论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敬拜仪式的欣赏,只是认真思考教会或传统教导和信仰实践的第一步。

杰出的新约学者迈克尔‧伯德(Michael Bird)也同样地重述了自己的圣公会之旅。他说,首先触动他从长老教会转到圣公会的火花,是他对公祷书的深刻赞赏。

从历史上礼拜仪式得到属灵喂养,进而引导你去认真寻求神,甚至更殷勤地寻求圣经真理,这并没有什么问题。这种追求仍可能带你走进新传统,或者只让你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传统在历史中的崇拜方式。

比如说,浸信会信徒可以使用并欣赏公祷书,而不必转至圣公会,特别是当圣公会教导中一些比较细微的要点与自己其他一些信念相悖时。而对历史传统的欣赏,或许会引领他深入了解浸信会历史,并在那股历史潮流中,找到值得仿效的典范。

举例来说,罗德尼‧甘迺迪(Rodney Kennedy)和德雷克‧哈奇(Derek Hatch)的著作《同心聚集在一起》(Gathering Together给了很好的理由:浸信会信徒不但能够,也应该探索自己传统的遗产和他人的贡献,以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即“美国浸信会信徒在敬拜实践资源上相对缺乏”。

或者说,一生都属于五旬节派的信徒,可能被东正教会的传统感和古老传承的延续所吸引。他可以在此教会崇拜和教义的深度上探索相关教导,并在这基础上,最终决定成为东正教信徒。

温菲尔德·贝温斯(Winfield Bevins)在其著作《历久弥新:礼拜仪式对新世代的吸引力》(Ever Ancient, Ever New: The Allure of Liturgy for a New Generation)中主张说,这种全心全意和设想周延的教会转移,为常有离开教会倾向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替代思维。

但是,我认为应该避免仅因外部形式,而不考虑教义核心,就从一个传统转向另一个传统。例如,崇拜美学本身是一件好事,也相当重要,但不应被过度高举到崇拜本质之上,或者模糊本质。

如果礼拜仪式潮流可能脱离礼拜作法而不能巩固其底层的神学,这危险就很大了。我们会贬低礼拜的价值,同时削弱其属灵效力。基督新教过去对礼拜仪式的质疑,乃全因其负面的副作用,这种对中世纪普遍的灵性死亡、仪式性宗教情绪的挑战,乃根植在良好立意之上。

即使是现代天主教会也承认这一危险。2019 年,教宗方济各针对“自行组合”礼拜仪式的危险,向一群红衣主教发出警告说:礼拜仪式是“一种有生命的宝藏,不能被贬低成品味、方法与潮流……它不是‘自行组合的场域’,乃是教会共融的显现”。

当个人崇拜仪式的参与并未结合整全的门徒训练,而且与其他严肃看待信仰的基督门徒,没有经常性真实的群体生活,这种崇拜很快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药物治疗。

按个人喜好点菜的礼拜仪式,可能会在这混乱世界中给人有一致性的感觉,而且从精神健康角度来看,或许会带来温和的效力,但是,若要作为一种真正“操练神同在”的方式,它很快就会失去用处,而且其效力也会不幸被冲淡。

在提出一些可能解决方法前,请允许我作简单的澄清。

第一,我的建议不该视为用来防备那些采用更多礼拜仪式的教会。问题的核心不是基督教内部的“转信”,而是将教义与虔敬礼仪脱离后的危险。站在崇拜仪式分水岭两边的教会领袖(正失去会员及增加会员的领袖),对这一趋势应该同样审慎看待。

第二,对于礼拜仪式脱离其实质的警告,绝对不是在暗示会众的崇拜表达、礼仪或其他方面,不过是所倡议之神学穿上美学的外衣而已。相反的,正因为真诚祷告和敬拜作为,对基督教信仰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维护礼拜仪式和神学的合一和完整。

事实上,在正确理解和实践下,只要礼拜仪式代表真正的崇拜,以及与神相交的操练,这就是一种神学。我们必须维护这样的合一性,以防止信仰因疏忽而受到侵蚀,导致立意良好的敬拜探索者,因为疏忽而未谨慎思考某些祷告或敬拜作为的含义和重要性。

考虑这点后,我们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丰富、有韵律的礼拜仪式,重新与启发它、有深度的圣经真理和神学反思结合在一起。公祷书之所以充满大能及美善,正是因为它是如此谨慎立基于圣经话语,和汤马斯‧克蓝麦(Thomas Cranmer)等英格兰改教家的神学信念之上。

今天的礼拜仪式复兴,在许多方面是重新发现教会历史中崇拜的属灵作为,这复兴应该促成各宗派和传统丰富的教义和神学历史的重新发现,而这些作为正是从这些宗派和传统衍生出来的。

历史神学家和浸信会牧师盖文‧奥特伦(Gavin Ortlund)在其著作《福音派的神学检索》(Theological Retrieval for Evangelicals)中坚决主张:“我们可以、也应该加强基督新教福音派的活力,以更仔细的态度及自我意识来思考我们的历史身分,并以更自觉的态度接触教会传统信条、信仰告白及神学文献”。

为此,我要向教会和基督徒发出劝勉,你们要挖掘出你们的产业!无论是长老派、五旬节派、东正教或循道会信徒,你的教会都根植于一种信众的传统,他们已在信仰之路上为你开疆辟土,为你的信徒群体奠定了基础。与其撕下宗派标签,斩断你所处的信仰分支,不如做一些可以了解你历史传承的事情。

保罗指示哥林多教会要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所以你也可以在你教会和传统的历史中,找到忠实效法基督的典范。

找出那些塑造你教会的神学信条、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认出那些是出自你传统的祷告、赞美诗和其他形式的崇拜。这一切可能不都合你的味口,但至少可以帮助你,在受神恩眷基督教会历史拼图中,准确地把你定位在现在的位置。

对于教会领袖,我要提出进一步建议:教导你的成员认识你们教会的历史!在你的会众中,很可能有许多人几乎不了解你们个别教会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宗派传承。年轻信徒若觉得自己与教会历史脱节,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教会缺乏丰富的历史,而是因为没有人与他们分享!

当下一代基督徒重新发现我们前辈的祈祷和颂赞,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重新温习自己的教会历史,重新看见其富含的多样性和精致性。

若神引领我们,重新热爱自己的崇拜遗产,未来应该会比教堂咖啡厅更多结果子,而且也比较不会在教会主堂地毯上留下咖啡渍。

班杰明‧文森特(Benjamin Vincent)是加州贝尔弗劳尔市(Bellflower)信仰之旅教会的青少年与社青牧师,也是加州纽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帕西菲卡基督教高中(Pacifica Christian High School)的历史和神学教师。

翻译:荣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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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CT)第二届年度国际征文比赛(2022年)

CT全球事工再次欢迎使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中文和印尼文写作的基督徒作者分享基于圣经的智慧、透视文化的观点和神学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Image: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Ron Lach / Pexels / Flickr / CCO

在《今日基督教》,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圣经)对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挣扎有具体的真理和洞见。此外,每一种文化中的基督徒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并对圣经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与我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基督徒分析和应用圣经的方式中学到很多。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举办第二届国际征文比赛。我们希望使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中文和印尼文写作的基督徒作者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写稿,发给我们。你们的文章将由三至五位使用这种语言的基督教领袖和神学家进行评审。获奖文章将被翻译成英文,并以两种语言发表在CT网站上。

今年,我们要求作者从《创世纪》、《约伯记》、《哥林多前书》或《歌罗西书》中挑选一节、一章或一个故事,并将其应用于你或你所处的社会在特定环境中面临的问题。我们特别希望作者将尊重经文的真实含义与对经文的新鲜而出其不意的应用相结合。你的文章应该能够给予你的邻舍和同胞属灵的劝勉,同时也请你记得它将被全球不同地区的基督徒阅读。

我们对独特的论点感兴趣,这些论点应该能以温和的语气和深思熟虑的论述传达福音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看法,并能引导读者渴望打开圣经,阅读更多经文。如果文章使用第一人称,请记得将你的个人经历应用到更广泛的基于信仰和圣经真理的观点中。

我们建议你读一读CT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所有中文简体文章在这里可以读到),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发表文章的语气、风格和种类。我们不是邀请你写一篇学术论文,而且CT的文章也不使用脚注,但我们在需要时会使用超链接。

评分标准

  • 观点表述的清晰性。
  • 作者的反思、想法或贡献的原创性。
  • 论证结构。
  • 神学深度。
  • 对该主题进行过研究的证据。
  • 平衡的观点。
  • 与使用该种语言的社区的相关性。

奖项设置

我们将在每种语言中设一名获奖者。今年的比赛获胜者将获得250美元的奖金和三年的《今日基督教》印刷品和网络订阅。他们的文章还将在《今日基督教》网站上发表。

如果您的作品没有获奖,我们仍有可能发表。提交您的作品就表示您同意《今日基督教》的编辑们可能在将来发表您的文章。

投稿信息

  • 请在2022年9月15日前将中文投稿电邮至ChristianityTodayZH@christianitytoday.com
  • 文章第一行主题请写“《今日基督教》征文比赛——[您的姓名]”。
  • 文章的格式应为单倍行距的(single-spaced)Word文件。
  • 你的文件名应为[姓名+标题]。
  • 请以链接或附件的形式发送你的文章。
  • 在电子邮件中请写出你的全名和简短的作者介绍(50字以内)。
  • 请提供你的文章的总字数。

其它细节

  • 中文文章的长度应在1500至2000中文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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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圣经女教师 ”的非凡故事

在讲述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基督教历史时,不能不承认建立其教会的女宣教士和牧师的贡献。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7, 2022
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当基督教新教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已经相对固定了两千多年。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儒家学说培养了对父权制的理解,在中国社会中妇女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两性也按照公认的社会角色进行划分,男性关注公共事务,女性专注于管理家庭。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随着女性识字率和经济角色的积极变化,越来越多的有学识和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要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五四运动才发生。当时,改革者们团结起来反对缠足,主张妇女拥有选举权、经济独立以及选择结婚对象和离婚时间的自由。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新教的历史包括一些支持男女平等的基督徒的故事,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倡导妇女在教会和社会中平等的前列。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妇女通过基督教的事工获得了离开家庭、从事教育、传教和医疗服务的机会。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教会讨论了女性基督徒领导和女性按立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妇女在传播福音和培养新信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近几十年来,女性领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不承认建立中国教会的女性传道人和牧师,就无法讲述基督教在中国的故事。

圣经女教师(Bible Women)的崛起

1807年,英国苏格兰公理会的马礼逊成为第一个踏足中国大陆的新教宣教士,他的事工以广东(广州)和澳门等沿海地区为基地。鸦片战争(1839-42年和1856-60年)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征收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宣教士自由租用或购买财产,并在中国内陆建立自己的机构。虽然这些条约为宣教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新教宣教士很快意识到,儒家对礼节和社会秩序的理解限制了男性宣教士只能与中国男性一起工作。新教宣教士中的女性——宣教士的妻子,以及后来的单身女宣教士–专注于向中国妇女传福音,但她们同样面临着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挑战。

19世纪60年代,女宣教士发现,传播福音的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是招募当地的中国妇女作为“圣经女教师”,向她们的女同胞传福音。最早的女宣教士往往是从宣教士家庭的雇员或中国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和母亲中招募的。有些人受过教育,但许多人是文盲。由于新教对圣经的重视,女宣教士需要教她们阅读中文——通常在自己能阅读圣经,并传达基督教基本教义之前,她们先学习罗马字母化的中文。这些信念鼓励女宣教士创建寄宿学校来教育中国女孩。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优先考虑男性的识字和教育,宣教士则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力阅读圣经,这一愿望为这些中国妇女打开了机会。

最初,圣经女教师在外国女宣教士的监督下工作。她们的主要职责仅限于向妇女和儿童传授圣经,通常是在农村。随着她们的人数和技能的增加,这些职责开始包括探访病人和提供各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到19世纪80年代,一些宣教机构允许女宣教士公开向男女混合的群体传福音和教授圣经。

最著名的女宣教士之一是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1873-1931)。余氏是中国长老会宣教士的女儿,在苏州女子医学院学习医学。除了医疗工作外,她还担任巡回布道员。1897年,她陪同美国人约瑟芬·坎贝尔(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韩国宣教,在韩国妇女中行医和向她们传讲福音。六年后,当她回到中国时,她最终放弃了医学,把注意力放在了复兴布道上。在一次复兴聚会中,她带领一位名叫林和平的妇女信主,在后来的聚会中,她又带领林和平的儿子,年轻的“守望者”(倪柝声)信主,这两个人都成了传道人。余在中国各地领导复兴会议,并应邀在1927年的英国年度福音会议——凯瑟克(Keswick)大会上担任主要发言人。

1896年,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她是第一批从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之一。回到中国后,她看到了由当地华人发起和管理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她共同创立了中国宣教士协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并与美国传教士詹妮·休斯(Jennie V. Hughes)在上海建立了伯特利(Bethel)宣教机构。石美玉和休斯的宣教机构在组织一些为传播福音而成立的 “布道团”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931年由计志文(Andrew Gih)建立的伯特利全球布道团,该团后来的成员包括著名布道家宋尚杰(John Sung)。

妇女按立问题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几乎聚集了所有在中国的新教宣教机构,讨论全国的基督教工作。然而,女宣教士和女圣经工作者的声音往往被搁置一旁,被归入 “妇女工作”的单独类别。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1922年举行,并允许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发言时,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燕京大学的诚冠怡(英文名Ruth Cheng)在一篇题为“妇女与教会”的论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妇女权利的改善并没有与中国教会中的妇女权利的改善相匹配。她解释说:“我并不主张我们设立女牧师,但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想问为什么不承认妇女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和教会中的其他职务。”她进一步推断,虽然早期教会和西方教会禁止设立女性领袖可能有其合理的历史或背景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中国教会来说可能不再合理。妇女在教会中是拥有平等的权利,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她总结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目前的问题,而是这个权益的制定与否会对未来女性在教会运作中起到很大的影响。”

慢慢地,各教派开始正式接受正规的女性教会领袖。历史学家达娜·罗伯(Dana L. Robert) 特指出,早在1871年,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就认为这些圣经女教师的出现意味着恢复了圣经中的女执事职权。然而,这些女宣教士的解释在美国和中国等宣教区被争论了几十年。1924年,卫理公会大会在马萨诸塞州举行会议,谈到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国外,非常明显地需要妇女有效地主持圣礼”。大会做出了一个不朽的决定,允许妇女通过按立成为当地的传道人并享有有限的权利。这项决定将迅速影响到在中国的事工,在这个决定之后的几年里,有五名中国妇女被按立为福州和江西教会的地方传道人。

另一个重要事例是中国的“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这是当时最大的教派。在1931年的总理事会会议上,华北教区询问妇女是否可以被按立为牧者。经过一些讨论,会议得出结论,教派宪章没有禁止这一点。更令人惊讶的是,总理事会发现,它的许多成员教会已经按立了女长老。到20世纪40年代,其南福建教区也同样报告说,它按立了更多的妇女为其教会服务。

在英国圣公会,罗纳德·霍尔(Ronald O. Hall)主教于1944年在日本入侵时期,在澳门按立了李添嫒 (英文名Florence Li Tim-Oi, 1907-92) 为第一位女性圣职者,这引起了争议。这在全球范围内的英国圣公会中没有先例。因此,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争议,李氏辞去了她的圣职。1971年,当英国圣公会最终同意女性可以被按立为圣职时,黄娴芸(音译,英文名Jane Hwang Hsien-Yuin) 和乔伊斯·班尼特 (Joce M. Bennett) 是香港的最初两位被按立者。

基督教的热潮走向加尔文主义

在中国大陆,公共宗教活动在1960年代实际上已经停止。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年)结束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的改革使得对竞争性思想的开放程度再次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文件开始描述全国各地出现的“基督教热潮”,即新教信徒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既通过“家庭教会”运动,也通过在国家批准的“三自爱国运动”中注册的地方聚会。从1980年代到今天,新教教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女性。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没有再被争论,女牧师和传道人的大量出现成为常态。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巡回布道者吕小敏。小敏生于1970年,出身于河南农村的回族,1989年加入了类似灵恩派的基督教教派,她以一种不太可能的形式的领导力而闻名:赞美诗。小敏的歌曲被统称为“迦南赞美诗”,由于她没有受过西方音乐记谱法的训练,因此由其他人转录。小敏的1500首赞美诗在中国教会中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在注册和未注册的教会中都被广泛传唱。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妇女在教会领导中的地位变得不那么明确。虽然在政府批准的新教教会和神学院中仍然有强大的女性领袖,但在未登记的教会中,情况却不同,这些教会越来越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些基督徒认为加尔文主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神学体系,可以对抗越来越多的受基督教启发的新宗教,政府将这些新宗教称为“邪教”。许多对加尔文主义感兴趣的人转而阅读派博(John Piper)、卡森(D. A. Carson)和凯勒(Tim Keller)的北美加尔文主义和新加尔文主义著作,以解决与培育基督徒家庭和在中国城市传道有关的问题。其他人则从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荷兰新加尔文主义教义中汲取资源,以参与中国的公民社会。

然而,这种在中国兴起的对加尔文主义的兴趣往往强调一种强烈的互补主义观点,这与美国加尔文主义者写的并被翻译成中文的书有关。法尔曼(Fredrik Fällman)认为,互补主义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与儒家父权制观点的共鸣。这些变化对中国教会中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性别理解的成见,比如认为男性有更多的理性恩赐(如加尔文主义所表现的),女性有更多的感性恩赐(如类似五旬节的基督教形式所表现的)。有些人担心有魅力的妇女和错误的教义会把别人引入歧途,就如末日(异端)组织东方闪电是由一位妇女建立,她教导说基督已经回来了,但现在是以女性的形式。因此,加尔文主义和互补主义提供了保障,防止不可控制和极端形式的基督教对中国教会和社会造成问题。因此,这也促使妇女在教会中的从属感增强。

我们不可能预测中国新教教会在未来会如何发展,特别是在女性领导方面。然而明确的是,19、20和21世纪的许多女传道人和女牧师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新教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毛泽东著名的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一样,妇女也能顶起中国教会的半边屋顶。

Alexander Chow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神学和世界基督教讲师。他写了两本关于中国基督教的书,最近的一本是《中国公共神学——中国基督教中的代际转变和儒家想象》(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他在https://alexanderchow.wordpress.com上有一个学术博客,他的Twitter号是@caorongjin

翻译: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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