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费依逝世，他教导福音派读出圣经“全部的价值”

作为一位 “燃烧的新约学者”，他深信阅读圣经是一个与神相遇的过程。

戈登·费依(Gordon Fee)

Regent College / edits by Rick Szuecs

戈登·费依(Gordon Fee)曾在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新约圣经课的第一堂里跟学生说，有一天他们会看到新闻写着：“戈登·费依去世”。

“不要相信这个新闻！” 费依站在一张桌子上这样说， “费依正在跟他的主他的王一起唱着歌。”

然后他不像一般教授那样开始分发课程大纲，而是带领全班唱起了查理·卫斯理 (Charles Wesley)的诗歌：”哦，千万口舌齐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戈登·费依是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新约教授。他认为读圣经、教授圣经和解释圣经的过程应该能使人与永活的上帝相交。他形容自己是位 “燃烧的学者”。他于本周二去世，享年88岁——尽管正如那些在课堂上或在他的书中认识他的人所知，他不会这样描述自己的逝世。

费依在1980代初期与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的同事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共同编写了《如何读通圣经》(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这本书如今已印刷至第四版，售出大约100万册，是许多人学习如何更好理解圣经的首选教科书。费依还写了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新约释经手册（New Testament Exegesis）及多本广受好评的新约书信注释书。费依对于圣灵在保罗的生活及事工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费依曾告诉《今日基督教》说：“如果你请保罗定义什么是基督徒，他不会说，‘基督徒是一个相信关于基督的X和Y教义的人’，而会说基督徒是‘一个与圣灵同行，认识基督的人’。”

同样的，费依认为，研究圣经经文的文体、历史和背景是很值得做的事。因为这些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如果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圣经，释经就像触碰闪电。

“当我们带着无法言喻的惊叹坐在神面前时，我们的圣经诠释会结实累累，”他写道。“我们必须用心去聆听这些话，我们必须沉浸在上帝的荣耀中，我们必须对上帝丰富的荣耀有无法抗拒的敬畏感，我们必须再次思想这件奇妙可畏的事：在基督耶稣里，这些财宝也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必须歌颂祂的荣耀，来敬拜这位永生的上帝。”

当费依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整个福音派圈子里不同的牧师及神学院教授纷纷分享费依的哪本书对他们来说意义最深。西部神学院(Western Seminary)新约教授卫斯理·希尔(Wesley Hill)说，《保罗神学：圣灵论》(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是他读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美国长老会牧师格雷格·萨拉扎(Greg Salazar)写道，他正在用费依写的《腓立比书》注释书准备讲道系列。纽约一个无宗派教会的牧师彼得·恩格勒特(Peter Englert)盛赞费依所著的《哥林多前书》注释书。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授丹尼·伯克(Denny Burk)在妇女参与事工的问题上与费依有很大的分歧，但他形容费依是 “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之一”。

对多数福音派教会的信徒来说，费依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这更强调了他的贡献的重要性。

“我的教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戈登·费依是谁，”乔治亚州麦迪逊（Madison）浸信会的牧师格里芬·古利奇(Griffin Gulledge)写道。 “但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受益于费依的事奉。我敢保证，数以万计的教会都是如此。”

严谨的释经

费依于1934年5月23日出生在俄勒冈州阿什兰(Ashland)。他的父亲是唐纳德·费依(Donald Fee)，母亲是格雷西·雅各布森·费依(Gracy Jacobson Fee)。

他的父亲唐纳德是位技术精湛的木匠，也是神召会的一位释经式传道人。费依在成长的过程中注意到他父亲严谨的释经式讲道与其他神召会牧师采取的一些更狂野和自由的证道方法之间的差异。

费依分享，许多五旬节派教徒似乎认为详细规划及研读圣经会抑制圣灵的工作。五旬节派教徒看到一句经文就能根据脑海里的直觉来讲解，深信只要自己有可塑性及跟循心中的意念，上帝就能引导他们口里即将分享的话语。有些人甚至不会提前选好要讲道的经文，而是在讲台上随机翻开《圣经》，求上帝当下来引导他们。

这样的讲道结果并不是每次都能证实圣灵的力量。

另一方面，费依的父亲认为上帝重视圣经经文及准备的工作。圣经就像一块上好的木头，应该用技巧及谨慎的态度来对待。

费依写道：“我的父亲是我人生里认识的第一个学者，尽管在早期的岁月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对真理的热情及深入挖掘圣经的决心……深深影响了我。”

费依决定跟随他的父亲进入教会事工。他去了西雅图太平洋学院(Seattle Pacific College, 如今已转型为大学)，在那里他遇到莫迪娜·洛夫达尔(Maudine Lofdhal)并和她结婚。莫迪娜也是一位神召会牧师的孩子。硕士毕业后，费依在西雅图塔科马（Tacoma）机场南边一个正在发展的郊区担任牧师，为了维持生计，他同时在西北学院（Northwest College, 如今已转型为大学）教英文，这是神召会在华盛顿柯克兰(Kirkland, Washington)的附属学校。

费依在此时发现自己很喜欢教书。他说他喜欢教书到牙齿都会痛的程度。

有几年的时间里，他纠结于两个不同的呼召之间：成为牧师的呼召——他和莫迪娜讨论过去日本当宣教士——以及投身于学术界的呼召。后来转折点出现了。费依回忆著，当时一位同事说：“戈登，上帝不一定反对你去做心里热切想要做的事。”

费依意识到，“这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呼召”。他决定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攻读新约圣经研究的博士学位，主修文本鉴别(textual criticism)。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纸莎草66号的研究，这份纸莎草上有着几乎完整的《约翰福音》，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新约手稿之一。

虽然他选择了学术生涯，但他对自己身为一个学者及五旬节派教友这两种身份之间感到一些张力。他在惠顿学院得到教职后，发现自己是他许多同事所见过的第一个五旬节派基督徒，更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有圣经研究博士学位的五旬节派基督徒。

对新国际版圣经(NIV)的影响

同时，神召会里的五旬节派教友也并不总是为他在学术界的成功感到高兴。有次他和一位长者分享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对方却给他关于学术研究会带来的属灵危险的警告。

“那个人说：‘宁可当一个为主燃烧的傻瓜，也不要当一个冰冷的学者’”。

当他为这件事祷告时，费依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选择题。他可以成为一个“为主燃烧的学者”。

费依在惠顿大学教了五年书后，接受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教职。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后，辗转来到温哥华的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教授新约直到退休。

费依写的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比书和启示录的学术注释书广受欢迎。他对使徒保罗的基督论和圣灵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编辑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国际新约注释书》系列（NICNT series)，并与负责新国际版圣经（NIV）的圣经学者及翻译委员会合作了30多年。惠顿大学圣经研究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说，新国际版的读者“几乎能在每一页见到费依给的翻译建议”。

然而，费依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来自为成人主日学授课。他发现有许多成年基督徒，尤其一些在教会度过他们一生的人，竟然不知道如何阅读圣经。他们能理解章节和经文，甚至能默背一些圣经段落，但往往无法理解不同部分的经文之间巨大的差异。

“一个短篇故事和一首诗之间有什么不同？” 费依问道。“你不会用读短篇故事的方式来读一首诗，也不会用读诗的方式来读一个短篇故事……为什么有些人会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读这两种文体，好像它们没有任何不同……但这两者有如平行宇宙那样不同！上帝选择用不同的文体来叙事。这不是我费依独特的发现，是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做的。”

他和旧约圣经教授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在1981年出版了《如何读通圣经》。费依略显夸张地说，Zondervan出版社的编辑把这本书寄给了北美的每一位圣经教师。“我不知道他寄了几百份，”他说，“但短短一年内销量就惊人的成长。” 这本书的第四版于2014年出版。

属灵恩赐

费依身为福音派里知名的五旬节派圣经学者意味着他偶尔会卷入神学争论中。在1970至1980年代，他被卷入五旬节教派关于说方言是否是圣灵充满的“初始证据”的争论中。一些人指责他“扔掉”了五旬节派的创始教义。

“我没有扔掉圣灵初始的证据，”他说。 “我扔掉的是方言，因为五旬节派对方言的教导不符合圣经所述，所以是不恰当的。”

根据他对新约的理解，费依也支持妇女参与教会事工。他支持圣经平等委员会(Council for Biblical Equality)，并且是《发现圣经中的平等：没有等级制度的互补》(Discovering Biblical Equality: Complementarity without Hierarchy)一书的撰稿编辑，撰写其中对哥林多前书11:2-6和加拉太书3:26-29的经文注释。

费依还写了关于圣灵在新约教会中扮演的角色的文章。“新约所显示的证据是，圣灵是性别包容的，祂赐下恩赐给男性及女性，从而使整个基督的肢体得享自由，让所有部分都能彼此服事，并以各种方式相互领导。因此，归根结底，我的重点不在于提倡女权主义的议程（以倡导妇女参与事工为目标），而是提倡圣灵的议程。”

这样的立场为他带来的批评比他写的任何东西都多。费依说他在一些福音派圈子里甚至被列入“黑名单”。

“我忍受了不少胡言乱语，”他对《灵恩》(Charisma)杂志说：“我只是无法接受有些人认为性别比恩赐重要。”

不过在多数的时间里，费依都尽量避免引起争议，专注于授课、教导人们读懂圣经且让圣经改变他们的生命。

“戈登严谨的课程因学生在其中与主相遇的经历而特具知名度，”维真神学院新约圣经教授里克·瓦茨(Rikk Watts)说。“他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学生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燃烧的学者’。”

费依在纽约的家中去世。他的妻子在2014年先于他去世。他的子女马克（Mark）、谢丽斯·诺德林（Cherith Nordling,）、布莱恩（Brain）和克雷格（Craig）仍在世。将于纽约和温哥华举行的追思会正在筹备中。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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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首次对英国华人教会的研究探讨教会的兴衰

Isabel Ong

牧师和神学家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对于香港移民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机会及挑战作出回应。

Wongseok Kim

对许多刚移民到英国的香港人来说，教会是他们与社会的第一个联系点。

在英国的华人牧师们报告说，他们的会众规模已增加了一到两倍。一间位于曼彻斯特的教会因着近期来自香港的移民涌入，已从原先不到200人的规模增加至1200个会众。

一份关于英国的华人基督教的研究报告（也是第一份此类型的系统性研究报告）阐述了这些新加入的会友所带来的影响。此份研究由伦敦神学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的研究员黄寅轩（Huang Yinxuan）博士领导，研究结果在10月8日的一个神学研讨会上发布。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华人非基督徒移民对基督教及福音持开放的态度。但数据也表明，阻碍华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几个障碍仍然存在。

尽管华人教会正缓慢地转变为更加开放，但华人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封闭的。如果华人基督徒动员得不够快，他们可能会错过一个关键的传福音窗口，因为研究显示，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对信仰的接受程度较低。

爱丁堡大学神学及世界基督教学的美籍华人讲师曹荣锦（Alexander Chow）说：“这项研究说（华人教会的）儿童及青少年事工正在蓬勃发展，是正确的。”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这不只对在英国出生的华人，也对现在第1.5代香港移民而言，是个相当关键的问题。”

教会的大幅增长

被称为“在欧洲同类研究里最大规模”的“圣经及英国华人社区”（BCCB）的研究项目由伦敦神学院和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共同合作开展。

该项目旨在增进其对华人基督教群体的灵命及信仰特色的“广泛理解”。例如，探索华人教会研读圣经经文的程度，并鼓励他们更多的研讨如何利用科技及社交媒体来服事他们所处的社区。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黄博士来自中国上海，目前在英国牛津工作。除了分析二手数据，他还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线上调查，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华裔——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收集了1179份问卷。他还对致力于服务英国华侨的华裔基督教领袖们进行了51次访谈。

在黄博士的研究中发现，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由于香港人移民的原因，华人教会已成为英国教会里增长最快的基督教群体。

大多数香港移民是通过BNO（海外英国国民）签证计划来到英国的，该计划于2021年1月启动，允许香港的英国国民来英国生活和工作，并在六年内申请英国公民身份。（截至今年6月已发放了超过13.3万份签证）。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年发布的一份概况介绍，香港目前约有48万名新教徒——包含70个教派及1450闲教会。研究报告估计，几乎每4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人之中就有一名是基督徒。

这里面有许多人是牧师或基督教全职工作者，他们在移居英国后担任了粤语事工的领导角色。根据BCCB的研究，现在英国有超过200个华人基督教团体和组织，而其中至少有17个是在过去18个月内成立的。

但过去50年来对英国教会统计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顾问彼得·布里尔利（Peter Brierley）表示，这种增长的速度只是暂时的，而且很难维持。

“长期来看，你不能依靠移民来增加教会的人数，”他说。“移民带来活力、能量和新思维。但这些还不够。”

根据BCCB的报告，非基督徒的华人，特别是第一代香港华人，往往对基督教信仰感到好奇和开放，而第二代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则通常对基督教信仰不屑一顾。

第一代香港人中，只有18%的非基督徒受访者对基督教表达了轻视的态度。而来自香港的非基督徒（63%）比中国大陆（41%）和英国出生的华人（19%）对于探索圣经更感兴趣。

这种对基督教开放的态度可能来自于这些移民将基督教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并将信仰视为“西方文化及文明的基础部分，”曹博士说。

教会的社交功能在培养移民对福音感兴趣这方面也发挥了作用。“移民在教会里体验到利他主义及感觉被接纳，”黄博士说。“这是传福音的开始。”

布里斯托教区的英国英国国教牧师甄英深（Mark Nam）说，接受基督教可能是一个“务实”的决定。甄牧师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里第一批被英国国教按立的牧师之一。“当我的祖父母定居在英国时，他们让他们的孩子参与教会的唱诗班，因为他们希望孩子们能融入英国社会。”

重新定义传福音的方式

尽管新移民对信仰有如此明显的开放性，大多数生活在英国的华人基督徒并没有积极的传福音。

虽然圣经是华人平信徒生活的中心（超过90%的人说他们“可能”或“非常可能”使用圣经与他人保持关系），但根据BCCB的研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觉得自己能有自信地和他人谈论耶稣。

研究人员报告说，在过去12个月里，只有42%的人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过他们的信仰（包括圣经信息）。

黄博士提醒说，不应该用这个数字来衡量跟比较华人基督徒与其他基督徒对福音的使命感。相反，它与华人基督徒和圣经互动的其他种形式是相对的，例如华人基督徒对阅读或聆听圣经使他们感到“更接近上帝”（88%），或圣经是他们“最好的朋友”（60%）这一说法的认同程度。与这些接触圣经的形式相比，透过分享上帝的话语向他人传福音的方式则较少。

尽管如此，CT采访的大多数基督教领袖都承认这种对传福音犹豫不决的现象真实存在，并将其归因于华人平信徒缺乏神学训练。

“不是他们不想谈论基督教，而是他们对非基督徒的问题没有答案。这让开启一段对话变得非常困难。”黄博士说。

诺丁汉（Nottingham）大学神学及宗教研究系的香港神学家朱珩甄（Calida Chu）认为，因为传统的华人文化中隐含着等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父母被看作是权威人物，一般的华人基督徒会避免向父母传福音。

朱博士补充说，来英国求学的留学生的父母通常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一个家庭 “放弃他们的党员身份”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曹博士的眼中，华人基督教界一直在发展新的宣教方式，而传福音只是其中一部分。

曹博士强调，英国的教会与华人移民密集互动的历史很久，而现在主要因为新一轮的香港移民潮，福音工作正在被“重新配置。”

“历史上，利物浦、伦敦和伯明翰等地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宣教事工，因为这些地方有不少华人，从船员到餐馆工人、学生都有，”曹博士说。

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华人占英国人口的0.7%。自19世纪初以来，伦敦和利物浦就出现了华人社区，而第一次永久性大规模的移居发生在1950年代。基督教华侨布道会（COCM）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他们帮助建立了许多华人教会。

曹博士说，帮助香港移民了解英国的制度并解决他们在实际生活、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是参与宣教的一种新的形式。

外展事工

黄博士说，在他为BCCB研究采访的45位牧师中，“没有一个人”关心外展事工。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大量新移民涌入英国，牧师们现在要从事的工作非常多。根据BCCB的研究，现在一个牧师平均要照顾80多个会众。这种情况容易让他们没什么空间去思考如何与教会以外的人互动。

然而，甄牧师说，华人教会在欢迎和支持刚移民来英国的香港人方面做得“非常好。”

“这一次，教会普世动员的速度远远比社会快。”甄牧师说。他指出，香港人的出走是在疾风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之后英国最大的移民潮。（“疾风世代”指西印度和西非人民在1948至1971年间被邀请移民到英国。） “华人教会和地方教会之间的合作程度令人振奋。”

甄牧师认为，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可以作为香港移民和英国社会规范之间的文化桥梁。

“在英国出生的华人有时间来反思他们自身的文化混合性，” 他说。“跨越不同的文化界限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日常生活。”

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基督徒在探索如何在华人教会里产生更持续性的增长时，可能会寻求像甄牧师这样的观点。黄博士意识到这种需求的存在，特别是在对移民来的青少年及儿童布道的时候。

Wongseok Kim

The Teahouse

在他看来，中国教会善于创造群体归属感及共享社会资源，但它缺乏教牧资源，且往往重度依赖教友。

“一个典型的华人教会不是充满了刚刚信主的新基督徒，而是充满了移民过来的老基督徒，” 黄博士说。 “在增加新信徒方面，华人教会不太在行。”

BCCB的调查结果反映，跨文化事工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受访的基督教领袖表示，跨文化宣教在华人教会内部及华人教会与英国当地教会之间都有发生。

BCCB的研究指出，超过600家教会加入了全国性的UKHK计划，该计划为讲英语的教会提供资源来帮助和支持香港人。像“迎新教会”（Welcome Churches）和英国福音联盟这样的福音派团体，自去年UKHK计划启动以来，也一直是这项全国性福音工作的一份子。

利物浦的一间华人教会，恩典国际教会（Grace International Church），如今有葡萄牙语和波斯语等语言的聚会。黄博士补充说，青少年事工也是跨文化的，因为与成年移民相比，1.5代和第二代移民可能会发现在他们的混合文化身份之间更难找到平衡。

甄牧师一直是加强教会内外跨文化合作的大力倡导者。他在去年8月成立了茶馆（The Tea House）事工，这是一个专注于培养和加深英国圣公会教会里的华裔神职人员之间友谊的社区，他们只占了所有受薪神职人员里的0.2%。在他组织的布里斯托尔市议会、英国圣公会及华人教会领导人共同参与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告诉他，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在过去的一周里，甄牧师还主持了一个关于如何成为一间“为香港预备的教会”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演讲者来自英国的香港非基督教组织、活跃于倡导UKHK的地方教会领袖，以及来自布里斯托尔华人基督教会（该市最大的华人教会）的一位牧师。

曹博士说，尽管他们现在可能受到不少的关注，但其实在英国的华人教会和香港人之间强大的社会网络存在已久，远早于2021年1月31日引入BNO签证计划之前。

“我知道相许多华人教会在签证发放之前就已为正在准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建立了WhatsApp群，来帮他们找到最好的学校和定居地点。”

传播福音的窗口 "缩小 "了？

BCCB的研究表示，分享福音的机会窗口很短，因为第二代英国华人对信仰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五分之四的非基督徒调查对象认为，教会和基督徒不太能容忍和他们有不同信仰及价值观的人（79%），而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基督教的价值观已经过时（55%）。

“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窗口期，因为移民会引起社会联系被切断和迷失的问题，而基督教能在这个时期为人提供希望，”曹博士说。

谈到向华人移民传福音，另一个潜伏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基督徒和香港基督徒之间一触即发的政治矛盾。

黄博士讲述了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的三间华人教会里听到的“令人震惊的故事”，在这些教会中，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教徒和讲广东话的香港教徒拒绝为对方祷告，甚至拒绝坐在同一个空间里。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在他研究的早期阶段，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移民的到来，他听到的冲突越来越少。

尽管如此，安全问题仍然是许多香港移民的首要考虑。朱博士说，一些在英国的香港人在街上会避开讲普通话的人，并在手机上安装能告知他们哪些杂货店可能与中共有联系的应用程式。

曹博士说，在英国， “语言-文化-政治层面”同时在影响着人们，这可能会阻碍中国大陆人与香港人分享福音的机会。

“研究表明，大陆人倾向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更正面的看法，而（对香港人而言）这会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阻碍，”曹博士说。 “虽然总的来说，在英国的大多数华人基督徒会说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层面的假设总是会存在，无论它是否是真的。"

在英国的华人教会中，这种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紧张关系持续的存在。大多数华人教会由三个共存的会众群体组成，分别以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进行礼拜。黄博士说，近期有些教会会专门为“香港流亡者“设立聚会。

加剧这些紧张关系的是，在许多华人教会里，谈论政治问题仍然是个禁忌。但朱博士希望牧师们对于新加入的香港信徒能提供全人关怀。

“牧师必须处理香港人所经历的创伤，即香港人感觉他们的教会和政府抛弃了他们或虐待了他们。为了能有效地传福音，我们必须谈及紧张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甄牧师并不相信传福音的窗口期真是如此短暂，主要是因为他不认为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对圣经的好奇心更弱。

“其实，身为一个少数群体，他们是非常好奇的。关键是要问他们对什么感到好奇，”他说。“在英国出生的华人也许只是对教会表达基督教的方式不感兴趣。”

“我相信是上帝和圣灵将人们引向基督，而不仅仅是人的努力，”甄牧师说。“把传福音的机会限制在一个窗口是非常短视的。”

“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教导和装备基督徒，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参与传福音？’我拒绝相信在传播福音方面有一个特定时期或一个窗口。因为上帝比这样的窗口更大。”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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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之母

Kristen Padilla

这些早期的新教妇女将路德提出的信徒皆祭司视为写作和教导宗教改革的理由。

Wikimedia Commons

“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支持信仰的事业，理解和捍卫它，并谴责一切错误。”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在1520年发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所提出的“信徒皆祭司”教义，在罗马教皇制度的三面“纸墙”之间震响。路德批评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徒将教会分为 “属灵阶级”和“属世阶级”。这导致了权力的滥用。

相反，路德重新定义了祭司阶级：

“基督徒都为‘属灵阶级’，他们之间除了职务上的不同，没有其他区别。……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洗礼，一个福音，一个信仰，都是同样的基督徒；因为只有洗礼、福音和信仰才使我们成为属灵的基督徒。”

“因着洗礼我们大家都受了圣职作祭司。……因为无论谁从洗礼的水中出来，都可以夸口说他已经是被授圣职的牧师、主教和教皇了。”

这似乎是傻瓜的教义。但是，正如神通过撒拉对亚伯拉罕说话，通过驴子对它的主人——先知巴兰说话一样，难道神不更可能“通过一个义人对教皇说话”吗？路德问道。

然而，这种祭司的职分是否甚至涵盖了妇女呢？

让我们来看看三位妇女的工作，她们打破了社会的界限，通过出版作品大胆发声；让我们也来看看她们如何引用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来捍卫自己的发言。

阿古拉·冯·戈兰姆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

在路德所在的维滕贝格（Wittenberg）以南约260英里处，一位名叫阿古拉的贵族妇女在阅读了路德的作品后，从天主教改信新教。她在余生中一直与路德直接通信，并且是路德在科堡城堡（Coburg Castle）中寻求庇护时允许访问的少数客人之一。

非同寻常的是，阿古拉成为宗教改革的第一位女性说客。她甚至试图在1530年奥斯堡会议（Diet of Augsburg）上在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之间进行仲裁，安排墨兰顿（Melanchton）和马丁·布策（Martin Bucer）会面。她在宗教改革方面的履历确实很精彩，尤其是作为当时的女性而言。但也许更令人赞叹的是她的公开著作。

阿古拉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一位写作小册子的女性作者，她在1523年写给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的信也使她成为第一位女性畅销作家，该份书信共发行了14个版本。这封信写给大学要员，其中包括约翰·埃克（Johann Eck）——路德的主要对手，至少可以用勇敢无畏来形容它。她在信中挑战的那些人几天前因大学生阿尔萨斯·塞霍夫（Arsacius Seehofer）持有新教书籍而逮捕他，并强迫他放弃新的信仰，不然就处死。

阿古拉是第一位将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应用于自己的女性，从而使之应用于其他妇女。这一教义成为她责备那些“属灵阶级”的辩词。

她的信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马太福音》第10章读到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还有路加福音第9章：“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等等。像这样的话语，从神的口中亲自说出来，总在我眼前。因为它们并不排斥女人或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得不给你写信。因为《以西结书》第33章说：“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阿古拉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平等的身份来到她的读者面前。作为一名基督徒，她恳求并劝说英戈尔斯塔特的神学家，甚至要求她公开出现在他们面前，用德语与他们讨论这些属灵问题：“我写给你们的不是女人的闲聊，而是上帝的话语；（我是）作为地狱之门无法战胜的基督教会的一员而写。”

阿古拉曾一度保持沉默，但现在她相信，由于福音的利害攸关她不得不开口：

然而，我压制了我的想法；心事重重，我什么也没做。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中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只要沉静”。但是，既然我看不到有男人站出来，或者愿意或者有能力说话，我于是被这句话所约束：“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我宣称拥有《以赛亚书》第3章给我的权力：“我必使孩童作他们的首领……妇女辖管他们”。

在她写完第一封信大约一个月后，在因此而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阿古拉给英戈尔施塔特市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为她的写作动机辩护。

因此请牢记你在受洗时向上帝所发的誓言，其中说：“我相信，并放弃魔鬼的一切浮华和幻想”。如果我们尽全力相信并信任上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他（他将给我们力量这样做），那么他也将认我们，正如他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中所说。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抵制那些指责神话语的人；不过不是用武器抵制，而是用神的话语。

哪位（神学）博士能因为学问渊博，他的誓言就因此比我的誓言更有价值？神的灵是应许给我的，正如应许给他一样。正如神在《约珥书》第2章中所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像路德一样，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傻瓜。然而，正是因为作一个傻瓜，上帝的能力会得到最大幅度的彰显。阿古拉借用了路德的“以小对大”的说法，将其用在自己身上。就像路德对于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徒是如此，阿古拉对于神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在她最后发表的文章中，她给出了我们在路德的论文中读到的同样的比喻。像路德一样，她把自己看作是巴兰的驴，但也许比路德更甚，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并且是一个平信徒。

所以不要让你的怒火燃烧
如果上帝再兴起女人
惩罚你过甚的轻蔑。
神对你的探访如此奇妙
仅仅被一群女人所困扰!

……就听听巴兰的驴吧，我那良善的兰渚的约翰内斯（Johannes of Lanzhut）。

卡特琳娜·舒茨·泽尔（Katharina Schütz Zell）

再往北和往西，在斯特拉斯堡（Strausbourg），卡特琳娜·舒茨·泽尔也受到了路德教导的影响。与阿古拉不同，卡特琳娜来自社会的“中产阶级”阶层，并且毕生从事写作。

卡特琳娜被路德关于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教义所折服。这促使她更积极地参与到她的教会中。该教会的牧师是马修·泽尔（Matthew Zell）。卡特琳娜和马修于1523年12月3日结婚，使她成为斯特拉斯堡第一批与新教牧师结婚的女性之一。

卡特琳娜作为牧师妻子的新任务，为通向更正式的宗教任务打开了门。她成为斯特拉斯堡的“教会母亲”，与她的丈夫一起服事，她的丈夫将卡塔琳娜视为婚姻中的“平等伙伴”，称她为“助理牧工”。她在家里照顾难民，为贫穷的非公民组织救济，探望病人，在三次墓葬仪式上讲道，包括她丈夫的葬礼，并在马修去世后作为平信徒进行牧养工作。卡特琳娜是斯特拉斯堡最活跃的平信徒改教者之一，但她对改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她发表的六篇著作。

结婚一年多后，在马修和其他已婚牧师被置于教会处分之下后，卡特琳娜写信给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为教士的婚姻辩护。她打算发表这封信，但被市议会阻止了。然而，在更多关于泽尔夫妇的流言蜚语似乎破坏了马修的事工之后，卡塔琳娜于1524年9月发表了为教士婚姻辩护的文章。与阿古拉一样，卡塔琳娜也为自己对抗教会权力阶层的男性而声辩。

哦，如果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我怎么能克制自己呢？我怎么能不为我的邻舍马修·泽尔做我想让我的邻舍为我做的事呢？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丈夫，而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和基督里的肢体。……因为在神和基督里，既没有男人/丈夫，也没有女人/妻子，更没有任何偏袒（参见雅各书2:9；罗马书2:11），因为神的话语只涉及属灵中的亲密关系。

由于这种对邻舍的爱和对圣经的顺从，卡塔琳娜不能让自己“找理由不管”，也不能“说服我的良心，让我对这些魔鬼的弥天大谎保持沉默”。

这种教义产生的结果是，神能够使用弱者（像卡特琳娜这样的女性），使强者（天主教神职人员）蒙羞。她在开始辩护时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27，然后在她作品的其余部分发展并融入了这个主题。卡特琳娜将自己与反对霍洛芬斯（Holofernes）的朱迪思（Judith）联系起来，也和（旧约圣经中）用计策让哈曼被处绞刑的以斯帖联系起来。在她的小册子中，她多次点名批评男性，并挑战他们在公开场合用德语与她辩论。

卡特琳娜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发言会受到指责，并且准备好了回答。

我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3[:28]中也说：“在基督里，并不分男人女人”？神通过先知约珥在第二章[:28；参看《使徒行传》2:17]中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知道撒迦利亚变成了哑巴，所以伊利莎白为圣母马利亚祝福。因此，愿你们也能善意地接纳我。我不求别人听我说话，好像我是伊利莎白，或施洗约翰，或向大卫指出他的罪的先知拿单，或任何一位先知，只求别人听我说话，好像假先知巴兰所听的驴子一样。因为我所追求的，无非是让我们一起得救。

玛丽·邓提埃（Marie Dentière）

玛丽·邓提埃曾是奥古斯丁派修女，她被路德的教义所说服，16世纪20年代中期，在逃离法国北部的修道院后，她在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庇护所。与她所认识的卡特琳娜一样，玛丽在新的城市嫁给了一位名叫西蒙·罗伯特（Simon Robert）的前牧师。

最终，他们在改革宗的教会中得到了一个牧师职务，并被派往罗讷河谷。马丁·布策（Martin Bucer）写信给已经在该地区的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提醒他这对夫妇即将到来，并提到“西蒙的妻子”参与了她丈夫的事奉。

不到五年，西蒙就死了，留下遗孀玛丽和几个小孩。她再婚了，1535年，玛丽和她的丈夫安托万·弗洛孟特（Antoine Froment）搬到了日内瓦，协助那里的改教者从天主教徒手中接管该城市。玛丽在日内瓦是一个活跃的平信徒改教者。她甚至有一次进入日内瓦的一个修道院宣讲婚姻，敦促修女们放弃她们的誓言。

玛丽发表了两篇著作——寄给纳瓦拉女王玛格丽特的《非常有用的书信》，以及为约翰·加尔文的一篇讲道作序。虽然这两篇文章都不是致男人的，但在1539年写给女王的书信中，玛丽就支持妇女向其他妇女权威性地讲授经文提供了正式辩护。在玛丽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徒皆祭司”适用于女性的理解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玛丽在信的开头忠告玛格丽特王后要向她的兄弟，即国王，谈及法国的分裂之音。她依据两人共同的洗礼和信仰，为她对玛格丽特的忠告辩护。

因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所启示给我们女人的，我们不应该比男人更多的隐藏它，把它埋在土里。虽然我们不被允许在会堂和教会里公开讲道，但我们也不被禁止在爱心中彼此写信和互相劝诫。

玛丽强调，妇女得到的福音不比男人少，也不比男人片面，同样，妇女也得到了与男人一样的命令，要分享福音，为信仰争战。

因为你们都知道，女性比另一个性别更蒙羞，而且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直到现在，经文都是对她们隐藏起来的。对此没有人敢说什么，似乎妇女不应该阅读或听到圣经中的任何内容。夫人，这就是促使我给你写信的主要原因，靠着上帝，希望今后妇女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蔑视。

但玛丽知道，有些人会指责妇女的胆大妄为，“互相通信讨论经文中的内容”。玛丽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指着圣经中的女性来回答他们。她写道：“圣经中提到并赞扬了一些女性，因为她们的良好品行、行动、举止和榜样，也因为她们的信心和教导。玛丽列举了诸如撒拉、利百加、摩西的母亲、底波拉、路得、示巴女王、圣母玛利亚、伊利莎白和撒玛利亚妇人等。她也谈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

谁能夸口看见了耶稣复活那伟大奥秘的第一次显现，难道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并且耶稣早些时候通过他的天使向一些妇女，而不是男人，宣告了自己，并命令她们向其他人告知、宣讲和公布？

如果这些来自圣经的例子还不足以支持妇女向其他妇女解释圣经，玛丽还有神学上的说服途径。她的根据是人类共同的堕落状态，从而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共同的恩典。

尽管在所有女人身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男人也不能避免。既然不是女人出卖或背叛耶稣，而是一个叫犹大的男人，为什么还要如此批评女人呢？我请求你们想想，在世上发明和设计了这么多的仪式、异端和错误的教义岂非男人？可怜的妇女也被他们引诱了。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被发现是假先知，但女人却被假先知误导了。虽然我不想为某些妇女远超尺度的穷凶极恶找借口，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将其作为一般规律，没有例外，就像一些人每天都在做的那样。

虽然阿古拉·冯·戈兰姆巴赫、卡特琳娜·舒茨·泽尔和玛丽·邓提埃不一定是在论争一个完整的平等主义愿景，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她们所做的事情（就圣经和信仰问题写作和发言，并要求在公开场合与男人争论）是完全反文化的。他们对“信徒皆祭司”的应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上被忽视了，这是一个救赎性的举动，以一种自新约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推进了以圣经为据对妇女角色的诠释。

那么他们为什么觉得被赋予这么做的力量呢？邓提埃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

如果神把恩典赐给了一些良善的女性，通过他的圣经向她们揭示了圣洁和美好的事物，她们是否应该为了那些诋毁真理的人而犹豫不决，不愿意写、不愿意说、不愿意彼此相告呢？啊，如果试图阻止她们，那就太大胆妄为了；如果我们隐藏神赐给我们的才能，那就太愚蠢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将存到末了。阿们。

克里斯汀·帕迪拉（Kristen Padilla）著有《现在我被呼召了：识别事工呼召的女性指南》。她是一位作家、圣经教师、圣经学者的妻子、一个孩子的母亲，并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桑福德大学比森神学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 of Samford University）工作。与她联系可通过网站kristenrpadilla.com或她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翻译：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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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坚韧不拔的教会

Jennifer Powell McNutt

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担心信仰的崩塌，但教会仍然在历史洪流中挺立

Mark Katzman / Getty

马丁·路德曾说：“如果我写下所有我曾经历过及我所知道的传道人的负担，我会把所有人都吓跑的”。

如果路德看一看21世纪和宗教及教会有关的头条新闻，他的感觉不会比他在16世纪时好太多。我们现今所处的文化背景对于宗教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有着许多不友善的迹象。许多人依然坚信经典的世俗化理论（classic secularization），认为宗教持续衰亡是人类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随着诸如《新闻周刊》那样的杂志宣布“基督教化的美国已然终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对基督信仰衰微的害怕情绪。但是，持续在这样的担忧里不仅会导致它自我应验，更会使人看不见教会在人类历史里的持久韧性。

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世纪，处于其中的教会和神职人员没有面临事工的挑战及对基督教信仰的衰退感到担忧。简单计算一下有详细描述过去时代的“危机”及“焦虑”的历史研究数量，就会发现这些标签已被重复使用多次，不再有任何新意了。

思想一下在4世纪初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大规模迫害下的最终阶段所面临的衰落吧。当时有大批基督徒流离失所、殉道，教会和基督教书籍被摧毁，但最后基督信仰得以传播到各地且逐渐繁荣昌盛。反之，在罗马帝国的迫害随着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而停止后，教会间的合一却难以再实现。当时的教会在它所处的堕落的世代里忙于处理教会论中麦子和稗子的问题。有一些人，如希波的奥古斯丁，欢迎曾经失丧的基督徒回到教会里，但多纳图派（Donatists）则拒这些人于门外。

教会也曾面临过教会内道德衰败的问题。中世纪的教会充斥着财务腐败及神职人员不道德的问题。10世纪法国克吕尼（Cluny）的本笃会修道院开始致力于改革，虽曾一度蓬勃发展，最终依然导向同样腐败的模式。往后的几个世纪里，西多会（Cistercians）和其他教派也进一步尝试去改革教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连观察者运动（Observant Movement）都想把他们的修士召回，做最初简单的工作即可。正如宗教改革历史学家海科·奥伯曼（Heiko Oberman）所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教会这棵枯萎之树上最后的绿枝”。

教皇也同样无法脱逃谴责。当教皇住在阿维尼翁（Avignon）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h）观察到：“这里住着的是加利利贫穷渔民的后代；他们莫名地忘记了自己的根源……我们看见的不是圣洁的孤独，而是犯著罪的主人和一群最可恶的附属品；不是清醒的教会，而是放荡的宴会；不是敬虔的朝圣者，而是异常且肮脏的怠惰者；不是赤着脚的使徒，而是强盗雪亮的马匹从我们身边飞过。这些马匹披着黄金的外衣，以黄金为食，如果上帝不制止这样盲从的奢侈，这些马很快就会穿上黄金制成的鞋。”

在阿维尼翁教皇的时代，有三位教皇试图同时执政，爆发教会内部的分裂。一位教皇手下的官员说：“在我们的时代，良好的道德行为已消失，喔不，应该说是完全被抛弃了，因为私通、贪婪、出售圣职、暴政和残酷占了上风，而教会神职人员惯性地默认这样的行为。”

即使在改革和复兴的时代，如16世纪的日内瓦运动，也曾出现严峻的动荡期。即使约翰·加尔文在流亡三年后于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发现自己很受人们欢迎，他仍然面临来自教友的巨大反对声音。1549年7月，加尔文的布道引起了一场公共骚乱，历史学家威廉·纳菲（William Naphy）将此归咎于日内瓦人因法国难民的涌入而蔓延的仇外心理。这也不是加尔文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1546年3月，当他批评一群在婚礼上跳舞且对教会撒谎的基督徒时，抗议的群众打断了他的讲道。多年来，学者们因着类似的事件质疑德国宗教改革的成功性，因为基督徒们无法——甚至不愿——去实现宗教改革家理想中教会应有的样貌。

许多人认为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但正如传记作者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观察，反对爱德华兹的人称他为“暴君”，并在1750年将他赶出了麻萨诸塞州的教会。爱德华兹因其在1734年在美国起始的灵命复兴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了国际认可，但在工资不足、个性不合及神学等问题上，他与外界的张力逐渐升温。爱德华兹在对受洗资格加上更多条件及改变教会政体等方面的坚持使他与别人的关系愈发紧张。

为图片上色

如果像加尔文和爱德华兹这样的伟人都会被他们的会众赶走，也许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来不会总是和我们所期望的ㄧ样。

与衰败有关的词汇其实还有其他种用途。学者玛戈·托德（Margot Todd）表示，衡量及分析对神职人员所提出的控诉是个复杂的任务。托德写道，在苏格兰教会现代化的初期，“抱怨往往能成为通向改善的途径”。

布鲁克斯·霍利菲尔德（E. Brooks Holifield）对美国基督教神职人员历史的研究结果，极具说服力地挑战人们对于“教会正在衰退”的认知。他揭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时期的牧师和神职人员都认为他们的呼召是去拯救教会的危机”。他提供了400多年来的例子，“神职人员总是担忧自己的事工没效率、不够专业、文化地位下降、毫无威信，以及各种失败的可能性”。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霍利菲尔德的结论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成功可以是失败，失败也可以是成功”。

我自己对于18世纪日内瓦神职人员日常工作的研究也显示了教会生活起起伏伏的复杂性质。例如，对神职人员工资的关注总是存在，但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薪水能显示出神职人员地位的下降。加尔文代表16世纪工资不足的神职人员在日内瓦政府面前主张提高他们的工资。尔后，雅各布·弗内（Jacob Vernet）也为18世纪日内瓦城里薪资过低的神职人员辩护。同样的，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人士认为教会里充满神学分歧，但关键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神学及教会生活远比他们以为的更正统。

日内瓦的牧师们确实会时不时地试图突破传统的束缚。例如在1773年，埃赛·加斯克（Esaïe Gasc）因为在一次公共节日里穿着龙的服装向群众讲话而受到训斥。皮埃尔·革利免（Pierre Clement）则放弃了自己的职位，为巴黎的剧院写喜剧。不过人们更常见到像让-弗朗索瓦·马丁（Jean-François Martin）这样的牧师，他忠诚地服事了整整32年，直到在主日讲台上去世。

所谓的“教会的衰败”从来就不是一幅简单且无可避免的画面。我们不能只用单调负面的例子来描绘基督教，而应该把忠心服事会众及教会增长的证据也画进这幅图画里。像2009年——加尔文诞辰500周年——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似乎也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甚至超越了教会四面墙壁的生命力。那一年，《时代杂志》将新加尔文主义（New Calvinism）列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名单中的第三名。用那篇文章作者的话来说，“加尔文主义回来了”。

在媒体及学术研究中相互冲突的信息显示，西方对于宗教的真实状况有着不间断的讨论。我在英国生活时，曾在雅虎英国新闻里看到一篇报导: “世俗主义者在伦敦开会，以抵制宗教的兴起”。组织者设立了一个奖项，目的是阻止他们所宣称的 “宗教干预公共社会的速度正在惊人的增长。”

显然的是，当基督徒在担忧教会的衰落时，世俗主义者从未停止过担心宗教的兴盛。

颠覆对“衰退”的认知

学者们对教会状况的看法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在大卫·索金（David Sorkin）的《宗教启蒙运动》等作品中，即使是“社会在启蒙运动时期快速的世俗化”这种常见且公认的叙事都受到了质疑。索金认为即使在1700年代，“宗教在欧洲社会和文化里，既没有失去它的地位，也没有失去权威”。

缺乏基督教历史知识的人有时会认为过去的世代是信仰的黄金时期，教会是直到如今的后现代时期才开始面临衰退的危机。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则试图颠覆大众对于世俗化理论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过去时代的虔诚只是一种“神话”。斯塔克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受人质疑，但多数人都能认可他论证的逻辑。我们需要调整总是透过“教会正在衰退”这样的镜头来解释现今教会情况的习惯，才能更准确的反应出历史的复杂性。过去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会比今天的我们少，甚至是比我们多很多。在过去的世代里，人类对上帝承诺的委身也曾动摇过。

而即使是被认为是衰退的时期，也有增长的证据。人们一直认为18世纪是教会衰退的开始，这种说法忽略了同时期出现的、大卫·汉普顿形容为“流星式兴起（meteoric rise）”的运动，例如卫理公会的出现。以汉普顿的话来说，卫理公会最一开始时只是“1730年代英格兰教会内的一个小宗教团体”，但后来成熟为“主要的世界性教派之一”。在19世纪末之际，卫理公会已经发展到横跨六大洲，有着3000多万信徒。

如果像加尔文和爱德华兹这样的伟人都会被他们的会众赶走，也许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来不会总是和我们所期望的ㄧ样。

18世纪的灵命觉醒与19世纪的灵命觉醒之间有深厚关联。虽然在传统上，人们会将两次觉醒运动分开来看，认为每次觉醒之后都会迎来衰退，但托马斯·基德（Thomas Kidd）的书《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强调了灵命觉醒的长期性质。他说，“事实上，并没有第二次的灵命大觉醒。从美国大革命开始直到美国内战，灵命成长的果效也从浸信会及卫理公会那样敬虔精神的出现，持续到1801年在肯塔基州肯恩岭（Cane Ridge）的复兴。我们不应该再忽视美国自18世纪以来的灵命精神遗产。”

当然，如果我们改变了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解，也会改变我们对后续事件的解读。许多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信仰危机”上，却很少有人赏识提摩太·拉森（Timothy Larsen）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俗主义者内部同样存在着的“怀疑危机”的叙述。拉森说， “虽然在现有文献中，对于那个时期人们丧失信仰的描述占了很大比重，但世俗主义运动里的高层领导人后来重新回归基督信仰的比例，远远多于教会事工因信仰危机而失丧的比例。”

在一个容易对未来抱有最坏的期待的文化中，对于基督教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基督教在每个世纪都经历了兴起和衰落的时期，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对衰退的担忧。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面对各种挑战且有着不少的缺点，但教会仍然在历史洪流里生存下来，开花结果，且不断地更新，即使是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刻。教会仍被上帝修复，得以复兴、改变，挺过重重难关。简而言之，教会承受住了考验。

冬日里的活力

正如马丁路德在一篇论文中所强调的，教会的结局最终不在我们手中。

他写道：“我们不是教会的监护人……如果教会由我们来管，她就会在我们面前灭亡，而我们也会和她一起灭亡……但明显的是，有一位第三者正在保护教会和我们”。

那么，基督教历史上最值得注意且正确的事实陈述应该是: 不论我们曾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教会都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在这一点上，加尔文在他对《以赛亚书》第6章的评论中也表达了有帮助的见解。他用一棵树所经历的四季来比喻教会所经历的恢复。他指出，“树叶在秋天枯萎，然后在春天开花。尽管在外表上看来它们是死的，但如果树叶不在冬天时维持住一些活力，像这样的事就不可能会发生”。他说，教会经常忍受“无数的苦难”，看起来似乎“完全被毁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隐藏着的能量，虽然没有立即显现在我们眼前，但最终会结出它的果实”。这种隐藏的能量是由“主的话语所提供的，只有靠着它，教会才得以维持。”

因此，太过于相信“教会正在衰退”这样的信息，不仅是历史上的短视，更是自我打击，因为“承受住考验”才是教会真正的历史传统。

确实，在有时候，接受教会衰退的历史观比接受教会有韧性的历史观更容易。但事实是，上帝每时每刻都透过圣灵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工作，维护着教会的生命。在亚哈和耶洗别统治的时期，以利亚的故事也显明了人性的绝望倾向。那时以利亚认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是主最后一个忠实的仆人。但事实是，有七千个人没有向巴力低头（王上19:14, 18）。

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当克里斯帝安（基督徒）和霍普夫（盼望）被绝望巨人囚禁在疑惑堡的地牢里时，霍普夫回应了克里斯帝安的绝望: “我的兄弟，我们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时间；得救的时间总会到来，我们会快乐地被释放。”当他们逃脱地牢时，他们的忍耐最终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不再注视著教会的衰退，有能力克服这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时，我们就能从保罗在罗马书15:4中给我们的保证里得到安慰: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珍妮弗·鲍威尔·麦克纳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博士是惠顿学院神学和基督教历史助理教授。她的书《当加尔文遇到伏尔泰：1685-1798年启蒙时代的日内瓦神职人员》即将由阿什盖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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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告别式成为泰国基督教规模最大的外展活动

Seree Lorgunpai and Angela Lu Fulton

这个佛教国家的数百万粉丝在女演员妮达‧帕查娜维拉潘（Tangmo）追思礼拜上听见福音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 Screenshot on Instagram

二月份，泰国著名电视女星妮达‧帕查娜维拉潘（Nida Patcharawirapong，小名 Tangmo）溺水身亡后，瑖（Pimduan Nagaviro，小名 Duan）与其他数百万泰国人一起观看了该女星的告别式直播。

瑖是泰国皇家驻马来西亚槟城总领事馆的领事，她对为期三天的追思会中，所传达的福音信息很感兴趣。

瑖说：“我留意到所有信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徒不惧怕死亡。我了解到上帝爱每一个人，使我下决心想认识祂”。

礼拜完后的第三晚，瑖从直播找到教会同工的联络资讯，并给同工发送讯息，说明自己想要更多了解基督教。该同工鼓励她可以去找一间地方性教会，她因此拜访槟城卫理循道会（Wesley Methodist Church in Penang），并参加了教会所举办的线上启发课程（Alpha Course），该课程是一项传福音的计划。她说：“我只上了几节课，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并想受洗”。

曼谷的牧师表示，女星妮达三月份的追思礼拜是泰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布道活动。泰国有 93 %的人是佛教徒，只有约 1 %的人口为基督徒。虽然妮达因出演泰剧并常常登上小报头条而出名，但她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基督徒身分。

追思礼拜直播吸引了 1200 万人次的观看。泰国牧师表示，追思礼拜之后，他们看到有更多新人有兴趣了解基督信仰。

曼谷喜乐教会（Church of Joy）的牧师通猜（Thongchai Pradubchananurat）在妮达的告别式上讲道时说：“借由一个非常爱上帝之女人的死，上帝打开了一扇门。妮达的一生并不完美，但耶稣拯救了她”。

名人转变为公开信仰的基督徒

妮达出生于 1984 年，幼年父母离异后，便由基督徒父亲抚养长大。虽然她在一所基督教私立学校就读，但她却很少去教会。2002 年，妮达在泰国妙龄小姐（Miss Teen）选美比赛中获得第四名后，一位电视制作人找上了她，她也因此开启了演艺生涯。妮达很快就凭借几部热门剧集中的演出，获得了许多粉丝，例如《曼谷爱情故事2：纯真》、《星期五俱乐部》（Club Friday The Series）和 ใบไม้ที่ปลิดปลิว (《吹落的树叶》。她同时是位歌手和模特。

妮达还曾因与演员兼歌手帕金‧库姆维拉苏克（Pakin Kumwilaisuk，小名 Tono）交往，而获得知名度。2013 年，两人正式同居。妮达当时想要举行基督教婚礼，她的朋友建议她与曼谷守约之心教会（Binding Hearts Church）的牧师差猜（Chatchai Charuwatee）会面。

根据差猜的说法，当差猜向这对情侣分享完见证后，帕金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基督徒，而妮达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重新献给基督。于是差猜教导他们圣经。在差猜的见证下，妮达与帕金在 2013 年 12 月结婚，并在几个月后受洗。

后来，他们参加喜乐教会的一个小组。尽管他们的婚姻于 2015 年以离婚告终，但他们仍稳定参加小组聚会。离婚后，妮达患上了抑郁症，并因企图自杀而住院。尽管如此，通猜说妮达仍“在基督信仰中成长”，并积极参与教会活动。

妮达曾在采访中公开谈论基督信仰。2017 年她受邀成为电视节目《披露》（Disclosure）的嘉宾，在节目中这位女演员说她想成为“上帝的全职传道人”，让主持人感到非常震惊。她解释说，自己每周都会去教会 3 次，参加礼拜和小组聚会。每次聚会时，她都能看见自己的生命发生变化。

通猜说，妮达原先计划在完成大学学位后，进入全职服事。然而就在毕业一个月后，她从一艘游艇上坠入曼谷的湄南河后身亡。

泰国规模最大的布道活动

妮达神秘的死因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持续报导她的告别式。粉丝们纷纷在网上猜测她的死因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未遂。他们详细翻看录影画面，质疑船上妮达朋友们的可靠性，并在警方的陈述中找漏洞。在妮达离世后六个月，检察官指控六名嫌疑人有过失，才导致她的死亡。

通猜指出，每天晚上约有 600 名家族成员、朋友、粉丝和记者参加在曼谷自由教会（Liberty Church）举行的告别式，观看现场直播的泰国人达到了数百万。许多从未去过教会的佛教徒，因此听了多首敬拜歌曲、通猜和差猜两位牧师的讲道，以及妮达的生命见证。

通猜的讲道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三章 1 节。他表示，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人世，所以人们应该做好准备，在还活着的时候向所爱之人表达关心。通猜还讲到“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 21），也谈论如何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祝福他人，以及向人传福音的必要性。

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 Illustration by CT

Liberty Church

在礼拜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数百名新人拜访了自由教会。总部位于韩国的基督教电视台 CGNTV 泰国分部说，仅在 3 月份，就有 120 人联系他们，表示自己想成为基督徒，这和以往相比增加了六倍。其他几间教会也指出，在告别式后，他们看见有更多新面孔参加崇拜。

通猜牧师本人也亲眼见证了追思礼拜对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妮达离世三个月后，他在一座佛寺参加嫂子的火葬仪式时，一位僧人告诉他，喜欢通猜的讲道。通猜于是给了僧人两本基督教书籍供他阅读。最近，当通猜去理发时，理发师认出他是主持追思礼拜的牧师，通猜牧师便利用机会分享福音。

对海外也造成影响

追思礼拜也改变了宾士（Sirimas Amatayakul Kuipers，小名 Benz），她现年 40 岁，居住在芝加哥。宾士曾就读于瓦塔纳维塔亚学校（Wattana Wittaya Academy），这是一间基督教寄宿学校。她记得在那里唱过基督教歌曲，并听过有关上帝的信息，但她并不相信上帝。

在她 28岁时，收到一本关于几位泰国基督徒名人见证的书。她祷告，求自己的心能接受耶稣。然而，她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转变，甚至没有告诉她的基督徒丈夫。她没有任何基督徒朋友或导师，因此信仰一直没有成长。

当宾士听闻妮达过世的消息时，她惊讶于听到通猜牧师在追思礼拜上的讲道，因为牧师是瓦塔纳学校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她参与了整整三天的追思礼拜。

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Reverend Thongchai preaching at the memorial.

宾士说：“这是我第一次听泰文讲道并理解其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深深地扎心”。

后来宾士开始收听来自喜乐教会的信息，也加入了芝加哥的一间教会。她还联系上通猜牧师，表达自己想要加入一个细胞小组的意愿。牧师鼓励她去聚集海外的泰国人，并在线上成立一个小组，如今这个小组已有 11 名成员。

人在槟城的瑖也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当她父亲听说她从佛教徒转变为基督徒时，非常担心他和妻子死后，没有人会为他们两个人积功德（做善事以获得更好的来世）。瑖邀请基督徒朋友为她父亲祷告，很快她开始看到父亲的心在改变。尽管她父亲担心新冠疫情，仍旧买了一张飞往槟城的机票，为要见证瑖的洗礼。洗礼当天，瑖的父亲听着敬拜团练习时的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

瑖说：“我以前太以自我为中心，但现在我父亲注意到了我的改变，他很高兴看到我变得更有耐心和喜乐”。

瑖还说，她之前一直都有在关注妮达的新闻，很同情她的遭遇，但现在她发现妮达在采访中表达了信仰，很鼓舞人心。“如果我没有看过追思礼拜，我就错过了成为基督徒的机会”。

骆衮帕（Seree Lorgunpai）现任泰国圣经公会董事和前任秘书长。

翻译：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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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拥枪自卫吗？全球九国状况浏览

Morgan Lee

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困扰著世界各地之际，九个国家的教会领袖提出了他们如何从神学和圣经的角度来思考人身安全。

Carlos Osorio / AP Images

在 10 月 6 日这一天，一名前员警在泰国东北部的一家托儿所杀害了36 人，其中许多是幼童。这个枪击和刺伤的事件发生在一名枪手在俄罗斯中部的一所学校开枪打死17 人几周后。而在7 月，恐怖分子袭击了奈及利亚西南部的一次周日教堂服务，造成数十名信徒死亡。

美国今年经历了许多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7月4日在芝加哥郊区举行的国庆游行中，有七人丧生; 在纽约水牛城的一家超市，有10人遇难; 在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一所小学，有21人遇难。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美国，白人福音派比其他美国信仰团体的成员更有可能拥有枪支（41%），他们也更有可能说这让他们感到更安全（77%）。超过一半的白人福音派人士（57%）表示，他们拥有枪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安全。

皮尤2017年的研究发现，38%的白人福音派人士担心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61%的人担心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66%的人担心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然而，皮尤研究还发现，每周都参加宗教仪式的美国人比那些较少参加宗教仪式的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比例要小（27%对31%）。而对宗教承诺程度高的美国人拥有枪支的可能性低于那些承诺较低的人（26%对33%）。

《今日基督教》最近联系了来自九个国家的教会领袖，借此来更多地了解他们各国的枪支拥有权以及他们如何从神学或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将他们的答案（从上到下排列），从那些认为基督徒可能为了人身安全而拥有枪支的看法，排到那些认为拥有枪支是违反了他们信仰的人：

奈及利亚（尼日利亚）| Steve Dangana, 五旬节团契高原州分会主席

奈及利亚公民可以拥有枪支，只要枪支得到当局的准证。

基督徒被呼召成为和平的先锋，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邪恶的世界中缔造和平。在我们被召唤所代表的意义，与当今世界的现实之间存在著对立性，这个对立性让拥有用于自卫和其他非暴力目的的武器构成了一种挑战。我个人认为，基督徒为了自卫而拥有枪支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社区中不断增加的暴力已经达到出令人担忧的地步。无辜的生命每天被没有良心的人杀害，这让许多基督徒对枪支拥有权的道德挑战产生了疑问。然而，看看圣经，就今天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见解。

在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鼓励他的门徒携带刀剑。他们有两把刀，他说这足够了（路加福音22：37-39）。但是当耶稣被捕时，彼得拔出他的剑，切掉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约翰福音18：10）。耶稣的回应是立即医治这个人（路加福音22：51），然后命令彼得收起他的剑（约翰福音18：11）。彼得拥有一把剑并没有受到谴责。只有他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使用它，才促使耶稣敦促克制。

还有一次，士兵们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当被问及如何为神而活时，约翰回答说：“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诈人。自己有粮饷就该知足”（路加福音3：14）。我们看到约翰没有告诉士兵放下武器。

可以肯定的是，圣经从未禁止基督徒拥有武器，只要它合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并给基督带来荣耀，给人类带来尊重和价值，给上帝带来荣耀。

基督徒被鼓励作为基督的代表和他们国家的忠实公民来守法。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治理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要被顺服。因此，任何枪支法律以及其他当地法律都应遵守。

最终，我们看到拥有枪支或其他武器没有任何罪恶或不恰当的，只要是为了自卫或其他非暴力用途。

南非| Siki Dlanga, 南非福音联盟反对基于性别差异的暴力行动联络人

南非人在21岁或以上时最多可以合法拥有四支枪。每件枪支都必须获得许可准证，并遵守准证的严格规定使用。

一个基督徒是否拥有枪支是个人良心的问题。关于武器，圣经教导如下：“因为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凭著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林后10：4-6）。

圣经将信徒在灵界受到保护放在首位的地位。我们的武器不是肉体的，而是属灵的。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灵性上开始，然后才在物质领域显现出来。我们不能用撒旦发明的武器与他争战，还希望能打败他。要战胜邪恶，我们必须使用属灵的武器，我们被告知，这些武器是“在神里面有大能的”。

此外，“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倚靠火力而不靠爱的力量不是基督的道路。火力在世界上播下了许多苦难的种子，以至于我们只能以“相互确认毁灭”来威胁彼此，从而期望和平。这实在不是一个拥有健全思想的文明社会所应该有的指标。

南韩| Kim Seungkyeom, 龙仁市恩典森林社区教会主任牧师

在韩国，拥有枪支受到严格限制。只允许携带猎枪。而且你必须在警局登记。

在我看来，为了人身安全而拥有枪支是不可取的。如果有人为了安全而拥有枪支，另一个人会试图通过拥有更强的枪支来保护自己。从核武器的军备竞赛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强国拥有越来越多的核武器，甚至更强大的核武器，去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但却因此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

基本上，个人安全问题是国家应该承担的领域。罗马书13：4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至于个人，主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严格来说，这是复雠的教训，并不是为了人身安全，但这也是使用武器的基本教导。

瑞士| Jean-René Moret, 克隆尼福音教会牧师

在瑞士我们可以拥有枪支。我们仍然有征兵制，大多数瑞士人把他们的步枪带回家存放及射击练习。法律允许拥有攻击性的步枪。服役过的人可以选择买回他们的军用步枪并保留它。枪支拥有者必须登记注册。

(只有男性被征召入伍。妇女可以要求从军。那些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须要从事社区服务。）

耶稣的教导和榜样表明，基督徒宁可遭受财产、荣誉和生命的损失，也不应以暴易暴（马太福音5：38-42，彼前2：20-23）。保罗在罗马书13：4中认识到国家在携带武器以镇压邪恶方面的作用。但这不是个人的角色。

人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接受以拥有枪支来保护脆弱的他人。可能在政府失去效力，或社会成为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必须问基督徒到底要把他们的信任放在哪里。他们是要相信上帝，还是要相信他们自己的武器、力量和能力？（赛30：15-17）。

枪支暴力不仅是枪支拥有权的结果，也是枪支被视为提供安全和解决方案的文化的结果。瑞士人拥有很多枪支，但除了狩猎，运动射击和不太可能的战争之外，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用途。对于基督徒来说，枪可能是偶像，一个取代我们本应只信靠神的事物。

加拿大| Karen Stiller, 渥太华，作者、编辑、记者

尽管加拿大有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但是我们可以拥有枪支。我们的法律要求对申请拥枪者要有彻底的背景调查。在2020年，加拿大禁止了超过1500多种的军用攻击枪。最近提出了更严格的立法，以进一步限制枪支拥有权。

我爸爸是皇家骑警。我成长在一个有枪支的环境中，我们知道枪支是是我父亲工作中潜在危险但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尊重我父亲，他的工作，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制服。我很高兴他有一把枪，因为我知道这有助于保护他和他承诺在工作和被召任务中保护的人。

当然，枪支在世界上有其必要之地，但它们并不像在美国，或者（我怀疑），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那样，它们并不是加拿大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有如此不同的历史，我们没有像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和所有所代表的东西。

枪支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区扮演的不同角色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但我仍然不相信那些游说减少加拿大枪支管制的人会有接近枪支拥有者对美国文化那样的热情。甚至对“基督徒应该拥有枪支以保障人身安全吗？” 的这个问题，都会感觉很美式。（当然。我的这句话感觉很加拿大式）。

我不会将“我们的基督徒家庭拥有一把枪是专门用于人身安全的缘故”联想在一起。如果我们因此而拥有一把枪，我们会遵守了这片土地的法律（我们相信我们作为信徒是必须要遵循的），我们也会把那把枪的子弹卸下，将枪锁起来，并与弹药分开存放。因此，一般来说，无论一个人的神学立场如何，这种安排对个人保护都不是很有帮助。

澳大利亚| Sam Chan, 雪梨城市圣经论坛传道人

在澳大利亚，您可以拥有枪支，但您必须要有许可证并注册枪支。但你不能买自动或半自动武器。

我住在一个农场里，看著农民射杀野兽。我也有朋友把枪作为业余爱好。但是，总的来说，枪支拥有权并不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人可能会觉得有必要拥有一辆汽车或一所房子，但并不会为了人身安全，而拥有一把枪。这在澳大利亚没有被当一回事情。正是澳大利亚缺乏枪支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不是它们的可用性。

在澳大利亚，我们优先考虑社区安全，而且我们期盼政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我们是第一个为汽车强制安全带，骑自行车的人戴头盔和为司机随机进行呼气测试的法律的国家。

为此目的，为了社区的安全，我们限制了枪支拥有权。自1996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23-24中也呼吁这一点：“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保罗说，我们有个人权利，但我们也有个人责任去做对社区最好的事情。

洪都拉斯| Miguel Álvarez, 中美洲五旬节圣经神学院校长（位于瓜地马拉奎扎滕南沟）

在宏都拉斯，人们可以携带枪支，但是必须要登记，遵守国家安全的要求。不幸的是，即使在这个善意的程序中，也有腐败的迹象。虽然如此，法律对那些选择携带枪支的人很严厉。

我不认为基督的信徒应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与福音的信息背道而驰。没有任何神学或圣经理由可以证明使用武器是合理的。基督信徒的圣召是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上帝赋予我们作为文明人有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进行对话的能力，以便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们的争议。每个携带武器的信徒显然都怀疑他或她内在的属灵力量。

根据雅各书3：17，“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 …… 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此外，根据罗马书12：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上帝呼召我们走向和平。武器的存在与和平背道而驰。使用武器没有圣经或神学上的理由。

坚持携带武器的人不知道神的平安，也不懂得神的公义。因此，必须宣布我们反对战争和使用武器来解决人类冲突，并宣布我们赞成和平与正义。

菲律宾| Emil Jonathan Soriano, 拉古纳圣伯多禄@71号教会牧师

在菲律宾，人们可以合法地拥有枪支，尽管这很困难。政府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即使如此，我个人还是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有携带枪支为娱乐的许可证。

我不认为基督徒应该为了人身安全而拥有枪支。神在世上的工作是使生命完全（约翰福音10：10）并战胜死亡（林前15）。枪支违背了上帝的工作，因为它们是旨在杀人的死亡工具。在菲律宾，散装火器被用于犯罪和法外杀戮，这在过去导致了私刑式的暗杀。圣经断言，死亡的工具应该被拆解，并转变成生产和生计的工具（赛2：4;米迦4：3）。

更重要的是，耶稣体现了非暴力的伦理，他通过自我奉献、与人共同受苦的爱来展示这一点，这种爱呼召我们放弃我们的生命，以便其他人可以活下去（马太福音5：38-48;罗马书12）。在耶稣里，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需要武器来保护自己和安全。早期的基督徒效仿他的榜样。他们没有试图通过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福音的见证人。这并不意味著基督徒应该寻求殉道，而不是采取预防措施。基督徒被邀请生活在智慧中，同时努力将世界转变为一个以和平为基础的世界。正如早期教会父亲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曾经说过的那样，“作为简单而安静的姐妹，和平与爱不需要手臂。因为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中，我们才受到训练。

新加坡| Edric Sng, “盐与光” (Salt&Light) 及 “干.渴”(Thir.st)期刊创办人与编辑

在新加坡，枪支的使用受到《武器犯罪法》的严格控制，除了我们的员警和武装部队之外，几乎闻所未闻的是，任何人携带或使用枪支。极少数情况会立即成为头版头条新闻。

简而言之，这意味著我们新加坡人可以过上从未担心过枪支暴力威胁的生活。

在路加福音22章，就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预备他的门徒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前途，他们将不得不在没有拉比的情况下继续传福音。耶稣在36节中告诉他们：“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在那些日子里，一把刀对很多事情都是有用的。狩猎。收获。作为多用途工具。

是的，它是一种武器——但这显然不是耶稣教导的目的。如果耶稣打算让门徒携带武器进行战争，他就不会告诉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两把剑就足够了（38节）。他会告诉他们多多携带！越多越安全！

但很明显，这些刀剑既不是用来攻击的，也不是用来自卫的。在路加福音22：49-51中，在几个小时内，耶稣被捕了。彼得拔出剑来抵挡叛徒犹大带领来大祭司的仆人。但耶稣没有表扬他，而是责备他：“收刀入鞘吧！”（根据约翰福音18：11）。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在其他人都携带武器的情况下，手无寸铁是愚蠢的吗？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持有一种武器，即使出于自卫，也可以很容易地夺走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会更明智吗？为什么要想像一个人的生命——你或你的家人——比另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如果这世界是武装的，我们是否必须随之起舞 ——或者这会让我们像世界一样吗？

Jennifer Park协助报导。

翻译： T.N. Ho 贺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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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的肢体遭受自杀的打击时

AL HSU

无论是生，是死，甚至是自杀，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Lightguard / Getty

里克-沃伦的儿子马修的自杀使人们又一次关注心理健康、抑郁症和自杀，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并不罕见。在美国，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每年有35,000起自杀事件，实际有可能更多，因为许多自杀事件貌似事故。可悲的是，基督徒的自杀率与非基督徒基本相同。

自杀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的比例较高，而且在退伍军人中越来越普遍。目前死于自杀的现役士兵比死于战斗的要多。2012年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每天有22名退伍军人自杀，每年总计超过8,000人。

每起自杀事件平均会留下六到十个亲友——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密的朋友或家人。每年有数十万人为自杀夺去亲人的生命而悲伤，其中包括教会中的许多成员。

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几年前，我的父亲中风了，导致他的身体部分瘫痪。虽然他开始了康复治疗，但中风的副作用之一是抑郁症。他失去了所有的盼头，最终陷入绝望。他看不到任何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中风三个月后，58岁的他自杀了。

虽然所有的死亡都是悲剧，但自杀对我们的影响与车祸致死或疾病致死不同。心理咨询师将自杀导致的死亡称为 "复杂的哀悼 "或 "复杂的失亲之痛"，就像谋杀或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一样。家庭成员不仅要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他们还必须面对自杀带来的心理重创。

在哀悼自杀者的过程中，亲友们感受到如此之多的情绪，以至于他们不知道真正感受了什么。除了正常的悲伤和难过，自杀者亲友还经历了心理重创、否认、被遗弃、愤怒、内疚和羞愧。他们需要知道，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它们是神帮助我们处理震惊和悲痛的方式。朋友、牧师和心理咨询师提供帮助的方法包括肯定这些情绪，并允许哀悼者悲伤、感受、哀叹和治愈。

挥之不去的问题

与其他死亡相比，自杀会更多地引人发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没有预料到会这样？在其他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清楚地确认死因，例如，醉酒驾驶或疾病。但是在自杀的情况中，对死亡负责的是受害者，而不是某些外部力量。那个人现在已经走了。他已不能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者他离我们而去的原因是什么。

问为什么与其说是在寻找答案，不如说是在寻找安慰。我们假定有了这些答案就会减轻我们的悲伤和痛苦。但这些问题往往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即使不知道为什么某人选择自杀，逝者亲友也能经历上帝的安慰和医治。

我们也会问，我有可能做什么来防止它吗？自杀事件发生后，亲友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那些场景，问自己如果我们做了不同的事情，它是否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当时及时回家就好了。如果我们那天晚上和他谈谈就好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责备着自己。这被称为自杀者亲友的内疚，而且非常普遍。最终，他们会接受是逝者自己选择了死亡，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过错不在我们。

在哀悼时，另一个问题也会出现，特别是在有信仰的人中：为什么上帝没有阻止这一切？这个问题没有容易的答案。简而言之，上帝尊重我们人类的选择，即使它们是不好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吸烟，我们可能会得肺癌。如果我们所爱的人选择自杀，上帝也会尊重这一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关心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失去亲人时上帝与我们一起悲伤。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他也与我们在一起，为我们亲人的死亡哭泣。纵观圣经，神安慰悲伤和心碎的人，他理解哀伤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终极的痛苦、折磨和哀伤。心痛的时候，神在哪里？他在我们身边，陪我们一起哀伤。

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吗？

基督徒对自杀常常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认为自杀的人一定会下地狱。而另一些人则声称自杀根本不是罪，将事情化为最小。真相可能在这两者之间。

自杀很可能是一种罪，但仅仅因为自杀者事后无法请求饶恕，不能理所当然地将他与神的永生隔绝。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去世前都没有能够为所犯的每一项罪请求饶恕。自杀在道德和文学范畴属于悲剧，一个人因致命的缺陷而毁灭。

服事哀悼者时不应该向他们保证自杀身亡的亲人在天堂，但也不应该明确地说他注定要被永远定罪。真相很简单：只有上帝知道他的命运。除此之外的说法都超过了我们的所知。

然而，圣经中有线索表示可能有希望。《罗马书》8:38-39承诺，无论是生是死——甚至自杀导致的死亡——都不能使我们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隔绝。在旧约中，参孙死于自己的手，但他却被列入希伯来书第11章的忠实信徒名单中。我们凭着圣经可以有一些理由来希望（不是确定，仅是希望）自杀身亡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赎。

上帝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死于癌症，上帝不会因为癌症而追究他的责任。在自杀的情况下，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可能扰乱了一个人的判断力，导致他做了一些本来不会做的事。大多数自杀的人并不企图得罪神；相反，他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讨厌自己看到的样子，或者他们试图结束无法想象的痛苦。许多拥有忠实门徒生活的好基督徒可能会因为绝望而结束一切。神是可信任的，他会做正确的事。他是良善、完美和富有怜悯的。即使我们最终不知道所爱之人的命运，但我们知道，慈爱的神会做出合宜的判断。

牧师在自杀者的葬礼上讲话时，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种描述死亡的方式是比喻逝者在与自己打的一场内战中输了，把他看作一个在战斗中倒下的士兵。心理健康专家和自杀者亲友团体建议在描述自杀死亡时不要使用 "犯下自杀 "(committed suicide)这个词。最好使用更中性的语言，如 "她死于自杀 "或 "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 "他们的一位亲人因自杀去世"。小说家维拉-凯瑟（Willa Cather）的《我的安托尼亚》（My Ántonia）一书中，在一个自杀者的葬礼上有这样的祈祷：“哦，伟大而公正的上帝，我们中没有人知道沉睡者所知道的，也不由我们来判断他和你之间的事。"

预防自杀

许多经历过亲人自杀的人都会产生自我毁灭的想法，预想自己也会自杀。教会必须认识到，自杀者的亲友也面临着更高的自杀风险。在他们哀痛时基督徒应当环绕着他们，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

《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有力的预防自杀的例子。使徒行传第16章讲述了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监狱里的事。当一场地震震开监狱的门时，腓立比的禁卒拔刀要自杀。他以为囚犯们都逃跑了，他决定杀死自己而不是面对处决。但保罗喊道："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介入了这个禁卒的生活，阻止他自杀。他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并带领禁卒和他的全家归向基督。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看到陷入绝望的人，告诉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帮助你！”自杀的警告信号包括长期的抑郁和无望、孤立或退缩、对通常的活动失去兴趣、送出财物、自杀的念头或幻想、以及自杀企图。如果你在所爱的人身上看到这些警告信号，应寻求帮助。和他们就这些事谈一谈。询问他们过得怎么样，并特别询问他们是否想过要自杀。

不要担心询问别人关于自杀的事可能会引发他们这方面的想法；许多抑郁症患者已经在考虑自杀，并迫切希望能够和人谈谈。自杀企图是一种呼救。如果需要，可以向牧师或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或者拨打自杀热线，甚至是报警。自杀的头号原因是未经治疗的抑郁症。如果你看到迹象，应寻求帮助。

归根结底，即使在哀伤和失亲之痛中，基督徒也可以振作起来，因为死亡并不是终点。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神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是敌人，但它是已经被打败的敌人。它没有最终决定权。通过耶稣，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耶稣向我们应许，有一天将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他将擦去一切的眼泪。死亡将被胜利吞没，而我们将永不再哀伤。

自杀热线

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800) 273-talk (8255)
800-suicide (800-784-2433)

自杀预防和提高预防意识的网站

为自杀者亲友提供悲痛支持

Al Hsu著有《为自杀哀悼：逝者亲友对安慰、答案和希望的寻找》（InterVarsity Press, 2002）。他和家人居住在芝加哥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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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魔鬼比你想象的还多

Chris Pappalardo

万圣节对鬼魂的哪些理解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无所畏惧。

Source: Sky Light Pictures / Lightstock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抖颤
荒废的歌坛，那里百鸟曾合唱”
——威廉·莎士比亚，第73号十四行诗

威廉·莎士比亚认识到，秋天的到来是反思自己的死亡的恰当时机。我们美国人通常不会有这种冲动。我们认为任何关于死亡的谈论都是病态的，不合适的。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不过，当秋天过去一半时，我们碰到了一个（至少在传统上曾经是）对黑暗和死亡津津乐道的节日——万圣节。

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并将继续争论，他们是否应该参与围绕万圣节的各种传统活动。如果万圣节这个日子仅仅是让小孩子打扮成她们最喜欢的公主——或者对更精打细算的父母来说是把孩子扮成鬼魂（你好，旧床单！），那么基督徒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让反对万圣节的人们担心的不是目前的风俗，而是这个节日背后的历史。

然而，也许万圣节的黑暗面是要让我们有所领悟呢？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万圣节只剩下化妆打扮和糖果，我们就错过了一个危险的事实——黑暗势力仍然在我们的世界里工作。

通往另一边的门户

虽然万圣节的历史有点难以厘清，但某些细节是相当无争议的。例如，我们知道，纪念10月31日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早在第九世纪，教皇格雷戈里四世就将“诸圣节”(Feast of All Saints)移至11月1日。这个节日的前一天晚上被称为“诸圣节前夕”(All Hallows’ Eve)，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基督徒纪念圣徒并为已故亲人的灵魂祈祷的时刻。

不过，万圣节更久远的历史是模糊的。有些人声称，10月31日这个日期是有意选择的，以配合凯尔特人的“萨温节”(Samhain)，一个标志着收获结束的异教节日。一些历史学家将萨温节描述为通往亡灵世界的被关闭的门户短暂打开的时刻，允许灵魂、鬼魅和其他超自然的存在行走在地球上。

如果教会的确选择了10月31日与萨温节相吻合，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做？最有可能的是，这是用一个 “基督教化”的版本来取代一个异教节日的尝试。毕竟，如果秋天的到来总是会让每个人揣测亡者的世界，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控制和重新引导这种冲动。

今天的许多信徒并不像我们9世纪的基督教先辈那样对待万圣节。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应该像他们那样做。那些信徒认识到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今天在我们中间有灵存在吗？”并尽他们所能回答了这个问题。万圣节为今天的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我们西方人倾向于回避它。我们把灵和鬼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游戏，因为很显然，只有过去那些无知的人才相信这样的东西。

基督徒本该知道得更清楚。我们的圣书中记录了灵被从死里召唤回来的故事（《撒母耳记上》28:8-19），有的人认为自己看到了鬼魂（《马太福音》14:26，《路加福音》24:37），还有些魔鬼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马太福音》8:32-34，《马可福音》9:20-22，《使徒行传》19:13-16）。事实上，耶稣的事工可以说是他的圣灵与较小的黑暗之灵之间的一场持久战，这场战争的戏剧性终结是在各各他，耶稣以貌似失败的胜利击败了这些灵（参见《歌罗西书》2：15）。谈到“通往另一边的门户”的问题，每年一个晚上可能是低估了。如果新约圣经给我们有所启示，这个门户从未完全关闭（《以弗所书》6:10-18）。我们的世界有远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的灵参与其中。

那么，今天的灵在哪里？

讲到这里，你可能担心我会开始谈论赶鬼术。并非如此。我们的世界被活跃的灵和魔鬼穿越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喜欢“附身”于人，如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那样。恰恰相反：正如C.S.刘易斯在《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西方人在灵性上如此木然，魔鬼的直接攻击只会让人们清醒过来。黑暗势力并不关心我们是否知道他们在做工；他们只关心让我们走在通往灭亡的广阔道路上。

毫无疑问，黑暗势力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圣经称它们为灵、魔鬼或掌权者（《以弗所书》6:12），还有很多其他叫法。名称各不相同，但这一现实却贯穿于整本圣经。

并且，如果我们睁大眼睛，这一现实贯穿整个世界。我们谈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精神”(spirit)，我们认为是在打比方。但圣经看似表明，黑暗的灵(spirit)可以行大事也可以行小事（《哥林多前书》2：6-8）。就像他们渴望附身个人一样（《但以理书》10:13），他们似乎同样渴望挑动整个国家。对于人类历史上一些令人发指的章节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美国的动产奴隶制、苏联古拉格（劳改系统）的非人惩罚以及纳粹集中营高效到恐怖的大屠杀，都有不止是罪的东西牵涉其中。

不一定要举这么极端的例子才说明问题。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接触到一个相当腐败的机构，但注意到该机构中的个人似乎并不是腐败的因素。事实上，所涉及的个人往往能感觉到这种扭曲，但却感到无力改变它。整体并不仅仅是其各部分的总和。似乎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

的确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道：“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6:12）。保罗所说的黑暗势力不仅仅是个别的魔鬼让个别的人做可怕的事情。他指的是更系统性的情况，超越帝王和帝国。

我们与之斗争的灵可能是个人的。但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机构或我们的政治部落中。事实上，今天最狡猾的黑暗势力可能不是附身于人的那些，而是挑动和控制政府、学校或经济等权力结构的力量。

作者杰明·戈金(Jamin Goggin)和凯尔·斯特罗贝尔(Kyle Strobel)在《龙的道路或羊的道路》(The Way of the Dragon or the Way of the Lamb)中把这一点应用于事工。在被玛娃·道恩(Marva Dawn)采访时，他们指出个性魅力、对金钱的热爱以及对“技巧”的依赖是诱惑教会领导层的魔鬼力量，让他们实际上放弃了基督呼召。正如戈金和斯特罗贝尔所总结的，“我们需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不加批判地采用我们身边的文化价值观，而是属灵争战”。

这里的危险在于，这种“龙的道路”往往很有效。它可以为我们赢得观众、收入来源和大量的赞美。但是跟随基督的呼召从头到尾都是十字架的呼召。如果我们不在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随他，我们就没有跟随他。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致力于任何不是基督道路的事工方式，我们不仅是愚蠢的，也不仅仅是有罪的；我们还受到了邪灵欺骗为其做工。

戈金和斯特罗贝尓就事工所做的警告，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当我们的工作环境如此残酷，以至于我们感觉到需要偷工减料或践踏他人来往上爬时，我们不仅仅是试图在有毒职场生存；我们是被贪婪的灵所利用。当我们在教会中因为个人偏好而制造派别时，我们不仅仅是在破坏团结；我们是被分裂的灵所利用。当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心导致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时，我们不是过份爱国；我们是被地狱的力量所利用。

了解你的敌人

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是坏消息。但这其实是个听起来像坏消息的好消息。你看，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机构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邪恶的机构（这是坏消息）。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知道如何打败的对手（这是好消息）。我们并不是通过更高的技巧或更聪明的社交媒体策略来战胜灵。那条道路是龙的道路。

相反，我们在系统性的邪恶中战胜黑暗势力的方式，就像我们在个人成圣的平凡工作中成长一样——通过谦卑地依靠基督圣灵的力量。我们这样做是满怀希望的，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他开始动的工必定成全（《腓立比书》1:6）。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证明了上帝为救赎他的受造物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基督的复活向我们证明，任何黑暗势力，无论多么强大，都没有最后的发言权（《哥林多前书》15：22-24，51-55）。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黑暗的灵在做工。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十月底的一个晚上。但是神已经用更强大的灵来武装我们，那不是胆怯的灵（《提摩太后书》1:7）。因此，当我们想到社会中持久的种族主义问题，或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分裂，或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滥用权力现象时，我们仍抱着坚定的希望，却并不是出于天真幼稚。在这个世界上做工的黑暗的灵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大要强。我们对他们发动的战斗是长期的。过程中会有损失和伤亡。

但我们不能忘记，最终战斗的判决已经宣布。执政的、掌权的可能会继续肆虐，但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他们在失败的边缘垂死挣扎。我们的救主在各各他已经战胜了他们，使他们公开蒙羞（《歌罗西书》2:15）。因此，我们不是为胜利而战；而是背着十字架，从胜利出发而作战。

归根结底，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呢？当面对死亡的黯淡时，是基督的死给了我们盼望。当我们对眼前的邪恶势力感到不知所措时，我们牢记身后最强大的邪恶势力如何只能联合起来毁灭他们自己。

那么就让黑暗、死亡和魔鬼来吧。我们的神见过这三者。而他伤痕累累的脚跟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克里斯·帕帕拉多(Chris Pappalardo)博士是高峰教会(The Summit Church)的研究员、编辑和作者。他与人合著有《上帝庇佑下的团结国家：基督徒对美国政治的盼望》(One Nation Under God: A Christian Hope for American Politics)（2015）。

翻译：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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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二两粮” 及其他东亚教会的异端思想

Compiled By Isabel Ong

对耶稣、圣经及救恩的误解正在盛行。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Aaron Burden / Unsplash

今年的《神学状况》(State of Theology) 调查揭示了美国福音派正在远离对上帝及圣经的正统理解，其中前五名的误解如下：

耶稣并非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
耶稣是上帝创造的。
耶稣不是上帝。
圣灵不是一个位格。
人类没有原罪。

《今日基督教》对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及台湾的五位基督教领袖进行访问，以了解这些现代异端思想在他们身处的地区是否也很普遍，基督徒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哪些异端思想在他们的文化处境中更常见。

周亚伦（Aaron Chau因安全因素化名），中国湖北的家庭教会牧师

一般来说，中国的异端形态跟美国可能并不一样。根据这项研究，美国福音派的异端主要是受自由派的影响，而中国的异端则是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主要受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和迷信的影响。

比如大多数中国基督徒会承认圣经的权威，甚至到一地步，轻看（神普遍恩典之下的）非基督教的书籍，将宗教改革的座右铭“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变成了“唯读圣经”。与美国基督徒不相信圣经字面的意思不同，许多中国异端过于相信圣经字面的意思。美国异端的出现是因为基督徒接受高等教育。中国异端的发生则是由于缺乏神学教育，这也是异端在农村地区比在城市更普遍的原因。

比如非常流行的“东方闪电”异端就按照字面意思认为基督已经再来，而且来自东方的中国（太24:27）。另外一个在农村广受欢迎的异端叫做“二两粮”，认为得救的人家里的米面吃了也不会减少（约6:1-14，王上17:1-16）。

雷竞业博士(Kin Yip Louie)，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神学研究教授

多数在香港的华人基督徒名义上同意基督教历史上的信经，但经常扭曲这些教义的实际含义。

香港基督徒会欣然承认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以及同意我们应该遵守圣经中的所有命令。然而在实际应用时，他们常常忽略一段经文的社会背景，把它变成道德教训或简化成在教育我们与上帝个人关系的寓言。

例如，出埃及记的故事被单纯的解读为经历上帝应许的个人旅程，而忽略了它对正义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关注。或者启示录被单纯的解读为对末世事件的预测，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政治及经济剥削的批评。

因此，个人主义式的道德主义可能是香港基督徒之间最常见的异端形式。尽管多数人会同意我们是单靠恩典得救，但他们常常将自己对灵命的理解降低至禁止某些行为的程度，例如吸烟或赌博，或是致力委身于一些行为，例如准时参加主日崇拜。实际上而论，很难确定他们信靠的是基督还是自己良好的行为。

广桥麻子（Asako Hirohashi），日本千叶县植堂事工《从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翻译总编

“耶稣不是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是日本福音派教会中最常见的异端邪说。然而它的存在及影响力非常微妙。

虽然多数福音派在公开的信仰告白里都同意救恩唯独来自耶稣基督，但许多参与教会的人行为表现得像是他们相信救恩取决于他们服事上帝的程度。一些教会大力的强调全职事奉的重要性，以至于似乎所有其他职业都被视为“世俗”或“邪恶的”的工作。

日本人会如此钟情于这种异端想法的原因之一，是福音派在日本是宗教上的少数族群。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信仰以适应周围的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非常强调与社会上的他人和谐相处。

另一个原因则是根基于日本的父权及威权文化背景。会众常常不加思考或质疑的全盘接受教会领袖在讲坛上的教导。

郑美贤 (Meehyun Chung)，韩国首尔延世大学联合神学研究院系统神学教授

我对使用异端这个词持谨慎态度，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上的ㄧ些领导人或运动，如捷克宗教改革者扬胡斯(Jan Hus)及意大利的瓦尔登斯教徒，都被贴上异端的烙印及经历了不公正的审判。

韩国基督教与美国福音派有相似的现象。但在韩国最常见的异端是来自诺斯替教(Gnostic)概念里的肉体及灵魂二元论。

韩国的萨满教就是基于这种二元观念。萨满的作用为精神世界及人类世界之间的“通道”，因为他们的灵魂可以进入灵界的领域，或者他们的身体能成为某种灵或神的“宿主”。近期的科技发展如人工智能 (AI) 领域也受到诺斯替主义的影响，因为肉身在这领域里一点都不重要。这些诺斯替主义的观点影响了基督徒将其信仰在韩国社会里活出来的方式，因为许多韩国基督徒不太在乎自己是否与整个社会有真实有力的交流。

此外，韩国最有问题的异端往往是由某个基督教教派创造出来的异端，这些教派经常发展成热烈追随其创始人或领袖的异端。

王提姆 (Tim Wang)，台湾台中忠孝路长老会牧师

虽然美国福音派的前五名异端信仰可能也适用于台湾的许多基督徒，但我在台湾教会七年的事奉经验中看到更普遍的异端信仰是二元论及基督教信仰的私有化。

许多台湾基督徒强调拯救灵魂、成圣，及在天堂度过永恒的希望。这种对非物质事物的片面强调自然使信徒认为身体和物质世界是不重要且可以逃避的。

台湾基督徒也将他们的信仰私有化，他们通常不参与政治，鲜少谈论社会及文化中的不公义、种族主义、及其他系统性的邪恶…等等相关的问题。他们愿意为这些问题祷告，但很少有人采取行动或亲自参与这些问题。

牧师及教会领袖不仅仅需要有好的神学，他们也需要训练他们的会众 — 这是许多人已放弃了的呼召。正如《提摩太后书》3:16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有许多人做导师教导人，但很少有人花时间及精力来教训、纠正，及在公义的路上训练信徒。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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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万圣节

Bronwyn Lea, guest writer

在基督教对于万圣节的辩论中探讨文化上的细微差异。

Andrew Morrell / Flickr

我三十岁那年，人生第一次穿上万圣节的装扮。

万圣节不是我在南非度过的童年里的一部分 — 我们从西方出产的情境喜剧中才知道它的存在。还记得我和姐妹们会假装在玩“不给糖，就捣蛋”，唱着从“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中学到的歌：“不给糖就捣蛋，让你闻我的臭脚丫，给我好吃的东西”（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在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人会为了万圣节特别打扮，没有人雕刻南瓜灯，在我们的街道上玩“不给糖，就捣蛋” 也不够安全。另外，10 月底的南半球差不多是春天的尾巴，完全不是能装上秋收装饰及燃烧营火的季节。

搬到美国后，我已经 30 岁。怀着 8 个月的身孕，我计划著第一次的万圣节装扮。我把自己装扮成足球场，穿着绿色的衣服，孕肚则画成黑白相间的足球。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基督徒对于万圣节的辩论。几个常参加社交聚会的人碎念着我，说我不该穿成这样庆祝这个邪恶的、异教的节庆。

像这样的辩论，几乎所有美国基督徒都听过无数遍了。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万圣节与塞尔特人（Celtic）的萨温节（Samhain）有关，这是个 “庆祝亡灵” 的节日。如果这个节日源自异教的仪式，基督徒群体回避参与其中是很合理的。

然而，更多的基督徒对这样的理解持保留态度，有些人甚至坚定地认为万圣节是一个基督教节日。在艾丽西娅‧多纳坦（Alicia Donathan）关于万圣节的文章中，她认为万圣节是一个 “翻转的节日”（inversion holiday）：“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庆祝方式更好呢？…让世界翻转一天，嘲笑恶魔，在片刻之间蔑视死亡，重申明天会很好，一切事物也都会好起来。” 在这晚，基督徒引颈期盼基督复活所带来的胜利展现它完整样貌的那日。如诗篇第 2 篇中的主一样，我们必嗤笑祂的敌人。

我觉得这个神学观点很有趣，因为它似乎微妙的尝试去融合现今文化与万圣节所传达的概念。更别说原先不庆祝万圣节的理由是个复杂难懂的概念，很难跟想穿得像公主一样上街讨糖果的幼稚园小孩解释。邀请基督徒将万圣节视为无害的传福音机会，在万圣节期间跟邻居打交道、建造社区，既简单又耳目一新、吸引人。

无论如何，不去争论怎样才是 “正确” 或 “错误”的方式庆祝万圣节 — 而是对此节日有更处境化的理解 — 才能更好地反映出万圣节悠久的历史。毕竟，如果我们回顾万圣节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历史，会发现它的庆祝方式高度取决于其所发生的地点、社区及教会。

万圣节至今仍与“诸圣节”（All Saints Day 或 All Hallows Day）有些许的关联。该节日始于 8 世纪，目的是纪念在信仰上走在我们前面、“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斯蒂芬‧韦奇沃斯（Steven Wedgeworth）在他的论文《万圣节的起源及其娱乐性》（Halloween: Its Creation and Recreation）一文中追溯了万圣节的历史：最早在中世纪，许多人在诸圣节的前一晚就开始庆祝，而“诸圣日前夕”（All Hallows Eve）的简称就是 “万圣节”（Halloween）。“索灵”（souling）及 “伪装”（guising）逐渐发展起来，人们装扮自己，挨家挨户讨糖吃（就像圣诞节在街上报佳音那样）。到了中世纪末，在这个节日为那些在炼狱中受苦的灵魂乞求特赦（indulgences）的概念逐渐扎根，万圣节自此开始与死亡产生关联。

在 1517 年的万圣节当天，马丁‧路德将他知名的《95条论纲》钉在威丁堡（Wittenberg）教堂的木门上。基督新教徒转换了新的方式庆祝这个日子：从今以后，这一天就是 “宗教改革日”，而 “诸圣节” 则逐渐被人淡忘。同时间，每年11月5号在英国举办的盖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则吸收了万圣节的习俗，使万圣节从历史舞台上退幕。该节日以火、神秘氛围，变装、群众喧嚣声等一同补足了前一周的万圣节。

之后，大约100 多年前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将万圣节带来美国，重新庆祝及诠释该节日。他们融合了历史及民间传说的片段，重建万圣节。万圣节变成一个新的节日、新的社会政治认同、及新的文化。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诗《万圣节》，为该节日盖上了 “传统” 的印记。直到 20 世纪初，都还有人分发传单，指导人们如何装饰和庆祝这个节日。1930 年代，因为社区们组织相关的活动，例如开创现今 “不给糖就捣蛋” 的前身等，与万圣节有关的恶性事件急剧增加。

直到 1970 年代之前，万圣节在北美主要还是儿童的节日。当时，好莱坞抓准机会掀起了一波浪潮，把成年人带入万圣节的活动中，使这个节庆越来越导向成人主题，包含性及怪诞等元素。然后，万圣节透过银幕开始传得无远弗届：传进了亚洲、南美洲，甚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位于南非的我家那台小小的电视里。

而今天呢？在不同的地方，万圣节依然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我所居住的加州社区，商业化后的万圣节元素如糖果、奇装异服及恐怖等，已融进了我们基督徒社群里庆祝秋收的活动及“车厢及零食”(trunk-and-treats) 节目。同时间，我们当地的西班牙裔社区则在庆祝亡灵节（Dia de los Muertos）。在某些地区，因为邻舍逐渐高龄化， “不给糖，就捣蛋” 的活动已成了过去式；而在其他地区，许多家庭因为学校有活动，就不挨家挨户讨糖果。我们这一区最大的庆祝活动可能是戈尔音乐节 (gore fest)，或是一起摘南瓜。

人们在万圣节需要好好考量的问题包含社区贫困及资源运用等议题，及暴力、个人安全、对过度的性暴露、恐怖行为的道德质疑等。同样的，人们在这一天也可以好好思考，这天既是基督教久远历史里的诸圣节及宗教改革日，更是个一年之中，当基督徒去邻居家按铃时，会被特别热烈欢迎的日子。

因此，我们在万圣节这天做的事无关乎绝对的对或错，而关乎我们的良心及智慧。让我们来祷告，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处境，我们都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因为 “现今的世代（不是只有万圣节这一天）邪恶”（以弗所书 5:15-16）。

布朗温‧莱（Bronwyn Lea）是南非出身的作家，也是一位母亲，目前在加州养育孩子。她在 bronlea.com 上提出与信仰、家庭及文化相关的问题。她的作品多刊登在以下几个平台上：RELEVANT，Momastery，Start Marriage Right 和 Think Christian。可以透过下列方式与她联系：Facebook、Pinterest 和 Twitter（@bronleatweets）。

翻译：思慕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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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Sam Chan, 雪梨城市圣经论坛传道人

洪都拉斯| Miguel Álvarez, 中美洲五旬节圣经神学院校长（位于瓜地马拉奎扎滕南沟）

菲律宾| Emil Jonathan Soriano, 拉古纳圣伯多禄@71号教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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