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在学龄前就已接触到一些我直到成年才遇到的事物。举例来说，我的大儿子在5岁时就已熟悉大麻的气味。一次家庭旅行中，当我们经过一名正在抽大麻的青少年时，儿子深吸一口气，说：“啊，闻起来像家的味道。”
Sanctifying Suburbia: How the Suburbs Became the Promised Land for American Evangelic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48 pages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牧师，甚至教授们，都警告我要避开各种败坏的影响：毒品、媒体、某些特定的人，以及危险的思想 (和提出这些思想的作者)。但对我的孩子来说，避开这一切并不在选项中，因为我们住在曼哈顿。他们一定会在街上或地铁里遇到令人不安的人。他们一定会遇见不同语言、宗教，以及各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身为父母，我需要引导孩子去消化这些经验，而不是单纯隔绝它们。
我从最初那种无法替孩子筑起保护罩的状态，逐渐转变成正面迎击地选择让孩子看见世界的复杂性。在必然的处境下，催生了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无法避开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那么我们就不该避开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最后，我什至开始对那些刻意把孩子与 “现实” 隔绝开来的父母，产生一种自以为义的批判态度。
所以，当我们从曼哈顿搬到凤凰城时，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惊讶。才搬来几天，当我带孩子去郊区的一间超市时，门口有人在乞讨。没多想之下，我带着孩子绕到另一个入口。我避开了一个在纽约时的我绝不会回避的互动——因为现在 “我有办法避开”，我就本能地避开了。在新的处境下，我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避开Target超市门口的乞讨者，那么我们就应该避开Target门口的乞讨者。
在阅读布米勒 (Brian Miller) 的《将郊区神圣化：郊区如何成为美国福音派的应许之地》一书时，我开始思考：这种倾向于回避那些在身体、心理或灵性上看似有危害的事物，是一种郊区心态，还是一种“基督徒心态”？米勒身为惠顿学院的社会学家，视这种本能为 “郊区文化工具箱” 中的一件工具，被福音派 “施洗” 后，纳入我们自己的文化工具箱。他的书提出一个颇为合理的论点：许多我们以为独属于福音派的思维，其实起源于郊区。
随着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更宗教化，美国同时也变得更 “郊区化”。根据《全国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长达45年的数据推估，福音派比其他群体更倾向居住在郊区。事实上，福音派进驻郊区的比例甚至高于一般人口。而那些塑造了福音派在社会、政治与神学上的参与的关键机构——包括米勒任教的学校——几乎全都设立在郊区。
在这一切背景下，如果 “郊区心态” 没有影响福音派的信仰与实践，才会令人感到意外。正如米勒所主张的：“研究人员和评论者，若只考量福音派的神学立场与政治行为是不够的；要理解白人福音派的整体样貌，理解他们所处的空间脉络 (spatial context)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追溯美国郊区的起源与历史后，米勒提出引人入胜的质性资料来支持他的论点。他追踪了20世纪芝加哥及其郊区的宗教迁移情况，发现 “在1925到1990年之间，所研究的10个新教宗派中有9个宗派的教会变得更加郊区化”。透过绘制全美福音派协会 (NAE) 重要领袖的住址分布图，他也发现来自郊区的领袖代表在数十年间显著上升。在该组织1942年的首次董事会议中，仅有15%的代表来自郊区；到了世纪末，这一比例已成长至一半。
米勒综合多个来源的数据，指出在美国城市整体变得 “较不宗教化” 的同时，“在更偏乡和最小型社区中的基督徒比例 [同样] 在下降，特别是福音派和主流新教基督徒的数量”。福音派正持续变得更不都会、更不乡村，以及愈来愈郊区化。
米勒也描绘了三个郊区与一个小城市的案例，这些地方的福音派及其相关机构具有异常突出的影响力。这些社区分别在不同年代、不同条件下郊区化。其中两个社区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福音派身份认同，另两个则是在近年才成为福音派的热点。综合起来，这四个地区汇聚了数千个福音派非营利组织，因此能在更广泛的福音派群体中发挥超过其规模所应有的影响力。
当米勒谈到 “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 时，这些数据的意涵就更耐人寻味。在社会学里，“工具箱” 的概念用来描述文化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文化并非单纯提供一套价值观，而是提供一系列行为的 “工具库”，让个体可以从中选择不同的行动路径。
那些渴望推动社会改变的人，手上各有不同的文化工具可运用。他们可能选择在 “人际关系” 的脉络中说服他人，也可能选择组织行动，推动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改革。而文化会影响人们何时认为该采用哪一种工具。例如，历史上，福音派基督徒面对种族不公时，往往采取人际关系的方式；但在抵制同性婚姻时，则倾向采取立法行动。
米勒的核心观点是：“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似乎是依据 “郊区生活” 中常见的模式、经验与愿景调整而来的。他谨慎地避免断言 “郊区规则” 与 “福音派特色” 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其中的动机、方式与机会之间的连结。
接受 “较狭义” 的米勒论点应该不困难：郊区福音派是在 “日常生活的规律片刻，以及与美国郊区社会和物质实况的互动中” 中所形塑的。但对许多人而言，要接受 “美国福音派整体在本质上就是郊区化的，其价值观与心态深受郊区影响” 会比较困难。
这正是为什么米勒对 “福音派热点”(evangelical hot spots) 的分析对我来说特别切题。如果大部分的福音派机构——大专院校、神学院、宗派总部、出版公司、植堂与宣教机构、课程公司等等——都位于郊区，那他们的员工很可能也住在郊区或附近。
这意味着，福音派基督徒的课程设计、研究问题与教学大纲，都可能受郊区师生所感受到的“需要” 与 “兴趣” 所塑造。出版商在掌握福音派读者的脉动时，或许也会自然地以郊区经验作为市场需求的基准。大型郊区教会经常成为教会课程、门徒训练方法与牧养 “最佳实践” 的范本。而关于教养子女、个人理财之类的建议，往往预设 “郊区的社会现实” 是普世适用的常态 (norm)。
总体而言，米勒认为，这些机构将一种根本上属于 “郊区” 的视野，包装并处方为一种 “客观上的基督徒视野”，进而引导福音派在所有环境下的信仰与实践。对我而言，这一点并不牵强。我的事工经验与专业工作，主要涉及乡村与都会的教会。这些地方的牧师常哀叹，他们所依赖的资源，明显是根据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所设计的。至少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事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郊区经验” 所主导的。
《将郊区神圣化》是一部细致严谨的学术著作。它避免了对郊区的刻板印象，并承认郊区在历史、人口与宗教身份上的多样性。它也提出一些明显超出书本范围、需要其他学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涉及 “种族”。米勒将 “福音派新教徒” 与 “白人福音派” 视为同义词。将 “(白人) 福音派新教徒” 与 “黑人新教徒” 区分开来，使米勒能比较宗教与人口学的数据。这种做法很有帮助，因为它能具体指出：第一个群体比第二个群体在更大规模上逃离芝加哥并移居郊区，也显示 “白人外移潮” 促成了郊区更具福音派色彩的现象。
然而，将 “白人” 与 “福音派” 划上等号，对于解释亚裔与拉丁裔福音派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 (无论在历史脉络还是未来发展) 就显得力道不足。非白人福音派的人数正在增加，而郊区本身也日益多元化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郊区皆如此)。我很好奇，在这个更广泛的种族意义下，“种族因素” 将如何影响郊区与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
关于阶级，我也有类似的疑问。我们在曼哈顿的经验显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替孩子筑起保护罩。那么，郊区圈内的经济差异又将如何影响主导性的文化工具箱？
另一个问题则涉及福音派郊区化的 “完整范围”。更深入的历史检视，也许会揭示郊区经验对福音派的影响超越郊区的界限。例如，米勒的历史回顾回溯到18世纪的伦敦，用以说明 “人们对郊区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迁入郊区的宗教动机。”
伦敦西南部的克拉珀姆 (Clapham) 郊区，在18、19世纪是 “克拉珀姆教派” (Clapham Sect) 的所在地。这群福音派圣公会成员包括推动废奴法案的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以及其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改革者 (这是文化工具箱中的一项)；他们也把家庭迁往郊区，以避免工业化后都市生活所带来的 “腐蚀效应” (这又是工具箱中的另一种工具)。普莱尔 (Karen Swallow Prior) 在《福音派的想像力》中有力地指出，当代美国福音派的价值观，其实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价值观的悠长阴影。而这些价值观，很可能最初就起源于伦敦郊区，之后再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美国福音派一直都是一个多元的运动。无论我们尝试阐述大家的共同点 (如David Bebbington提出著名的 “四边形” 理论)，或我们之间的分歧 (如Michael Graham提出的《福音派的六种分裂》)，福音派往往专注于明确的信念与价值。米勒的社会学取径，为这些分类带来了急需的深度与维度。例如，我怀疑那些认为社会公义 (social justice) “对福音造成威胁” 的福音派，与那些视社会公义为 “福音本身的使命” 的福音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区。若要理解为何福音派会在社会与神学的根本议题上出现分裂，未来的研究应该效法米勒的路径，去追问：这些人住在哪里？这样的居住处境对他们带来哪些影响？
当英国国会下议院在德军空袭中被摧毁，需要重建时，邱吉尔坚持新建筑要保留原本的格局。他认为，空间的配置会决定其中发生的治理型态。他曾说：“我们塑造了建筑，之后建筑又塑造了我们。”
美国福音派世世代代都高声宣称，要积极塑造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但或许现在是时候，更批判性地思考：那些环境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
Brandon J. O’Brien，是 “Redeemer City to City” 事工的全球思想领导资深主任，曾与Randy Richards合着《用西方眼光误读圣经》(Misreading Scripture with Western Eyes)。他与家人现居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