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都有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可循，尤其是在亚洲，为人子女的必须承担维持家庭和谐的责任。若想放下任何亚洲社会常见的规范或传统，人们必须大胆尝试，向同胞们展示他们的文化中有哪些想法确实是有益的，哪些则不那么需要人们的坚持。在亚洲文化环境中生活或传道的基督徒，能如何妥善地应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呢？
2022年出版的《亚洲基督教伦理学》选集的作者们努力应对亚洲基督徒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中面临的挑战，这些社会环境的特征往往与 “严格界定的社会等级/阶级制”、“针对基督徒的宗教暴力或边缘群体的苦难”息息相关。撰写这本文集的神学家、牧师和宣教学家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和韩国，还有一位来自巴勒斯坦。作者群之中有许多人曾至西方求学，熟悉西方的思维方式，他们向读者阐述关于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及其他宝贵的见解。
此书每ㄧ章开头都探讨了圣经对某一社会议题的教导。而后，作者们透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探讨围绕该问题的伦理挑战。
婚姻与离婚
在《水比血更浓》一文中，Bernard Wong对亚洲传统婚姻观念的改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离婚如今在亚洲社会越来越普遍 (尽管还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正常化)，年轻人结婚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在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超过90%的20-24岁年轻人仍然单身。
虽然Bernard在文中说明圣经里关于离婚的教导，但他指出，亚洲基督徒仍会离婚 (如西方基督徒一样)，但认为教会应以恩典而非纯粹谴责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议题。 Bernard对于基督教宣教士在亚洲推动两性更加平等的做法表示同理，但他也注意到，这种做法有时会为婚姻关系带来更大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增长的离婚率。亚洲基督徒仍倾向遵循存在他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体制，今日则有不少年轻人不再遵循传统婚姻模式。 Bernard敦促教会抵抗重拾 “父权制的婚姻形式” ，更加关注家庭的道德愿景，同时坚持圣经价值观。
台湾是亚洲唯一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台湾，教会必须设法理解并调和基督徒与周遭文化对婚姻和教会看法的差异。陈尚仁 (Shang-Jen Chen) 的文章《21世纪亚洲的同性恋》从圣经文本探讨同性恋行为，并解释台湾是如何朝着批准同性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也讨论了相关的社会因素，如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单身时间延长、性教育方式的改变及婚姻法和少数群体平等权利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陈牧师承认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他鼓励台湾教会加强内部合一，对受同性吸引的人展现更深的同理心和爱，并在这个婚姻观正在迅速改变的社会中以辨别力向前迈进。亚洲基督徒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许多牧师对LGBTQ+运动缺乏了解，他们经常只专注于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讨论此议题，却不一定关注 “自己与LGBTQ+群体的互动” 是否呈现出足够的敏感度/同理心。
在基督的群体里拥抱真实的我，及我的性取向
孝道
任何计画去亚洲从事基督教事工的人必须了解孝道的重要性，Seong在《孝敬父母》的章节中强调了这一点。正如Seong所解释的，顺服和孝道与儒家教义相辅相成：儒家教义强调子女与父母、配偶和家庭成员之间顺服和孝顺的关系。这种孝道方式与圣经十诫中的第五诫所传达的讯息 “相似” (但不完全一样)，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这种价值观在整个亚洲备受推崇。
利玛窦和威廉·克理等来华宣教士在了解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努力将基督教信息处境化。利玛窦认为孝敬父母等儒家价值观与基督教一致，但Seong指出两者之间的道德困境：儒家认可祖先崇拜，把父母或家族长辈当作神来敬拜，这与基督教的门徒训练无法相容。然而，Seong同意，在旧约里，孝敬父母与拥有 “蒙福的生命” 密切相关，在新约中，孝敬父母仍是门徒训练的重中之重。
种姓制度
作为一名印度人，我认为Kiem-Kiok Kwa撰写的《人的尊严》一章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它阐述了与身份和地位有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她以我们的天性——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所造——为切入点，视所有人为具有重大且平等的价值，这与世俗的阶级制或社会地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来自新加坡的Kwa建议采取一种逆文化而行的做法，在家中，让家庭帮工或佣人在用餐时与雇主坐在一起，以此来肯定每个人在家中相同的尊严。
另一位神学家库马尔 (Nigel Ajay Kumar) 则追溯了英国的阶级主义，以及英国人对种姓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的继续存在对教会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它维持着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印度，建立跨越种姓的情谊仍是高度逆文化的行为，但这是基督徒的义务，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将所有基督徒连结在一起，不分社会地位。
库马尔探讨了国父甘地关于 “自我否定 ” 和 “自我放弃 ” 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与种姓制度所造成的痛苦、贫穷和压迫之间的关系。甘地主张改善低等种姓和贱民的待遇，但他并不支持废除种姓制度。虽然种姓歧视在1955年被正式宣布为非法，今天的印度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库马尔精辟地对比了甘地和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在甘地看来，人要找到真理就必须经历苦难，这是每个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之所以能被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苦。种姓制度下的印度教徒很难理解这个概念，因为整个社会都告诉他们，低等种姓的人因着自己祖先的地位和出生时的社会地位而必须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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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交流与实践
我在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深刻地认识到殖民地历史如何影响我们对特定亚洲环境的理解。早年的宣教士将福音带到亚洲，并将其包裹在西方文化特色之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基督教教导在表达的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等方面已变得更加处境化。生活在亚洲的亚洲基督徒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亚裔家庭都面临类似的伦理问题。
基督教在亚洲的蓬勃发展是透过以积极的方式与社会互动而实现，例如库马尔所举的例子：两位来自印度的牧师，尽管他们来自种姓制度的两端，却能彼此赋权。本书将促使任何在亚洲或向亚洲人开展基督教事工的人深思儒家哲学、挥之不去的种姓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以及需要尽职尊重长辈的家庭关系。作者们的文章使人们认识到每个国家在伦理方面的挣扎，并展示了福音如何在亚洲环境中得到有意义的传播和实践。
虽然《亚洲基督徒伦理学》没有为伦理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它提醒我们，基督的信息必须在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中占据首要位置。本书鼓励所有基督徒——无论身处何种文化背景，都要以深思熟虑且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