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曾听过这样的叙事：某教会团体前往发展中的国家短宣一周，为当地人建造房屋。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可说是极度贫困。志工们对自己的付出感到自豪，但也有人观察到，尽管当地人有许多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似乎却比许多住在富裕城市或舒适郊区的美国人拥有更深的幸福感。他们对人慷慨大方，对信仰、家庭和社区有深厚的投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对幸福或慷慨感的印象，只是旅人的美好幻觉，还是真实反映了某些更深层的现实？我们该如何与邻舍做比较──无论是街角的邻居，还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们？ “幸福” 究竟是什么？
我们或许会尝试透过国内人均生产总值 (GDP)、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或平均寿命等健康指标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可能依据某个问题来为各国排名──例如 “你会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请受访者在 “最美好” 至 “最糟糕” 之间评分)。
这些确实是重要的因素，但却只触及了 “繁盛人生” 的表面。一个 “繁荣昌盛的人生” (a flourishing life) 包含了ㄧ个人如何深刻且良善地活着：不只拥有心理及生理的健康、财务稳定，更包括有意义和目的的人生、自我品格的培养、紧密的人际关系及社区连结，以及 (对许多人而言)追求神圣和超越此生的价值——如救恩、平安，或与上帝的连结感。
为了更深入理解 “拥有繁荣昌盛的人生” 在全球的分布情况，以及个人和其群体如何实现繁荣昌盛，我们 (以及资助者和研究伙伴) 共同发起了 “全球繁盛研究计划” (Global Flourishing Study，以下简称GFS)。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五年期纵向研究，涵盖22个国家、超过20万名成人，代表全球超过40%的人口。
与其只进行一次性的调查，全球繁荣研究 (GFS) 选择在五年内持续追踪同一批受访者。这种方式能更稳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状况。在首波研究中，参与者受访内容涵盖他们现在的生活，以及他们对12岁时的自己的看法——包括他们的情绪 (如快乐、平静或孤独的感受)、信念 (对上帝、政府及他人的看法)，以及行为 (如慈善捐赠、宗教活动参与、对他人表达爱等)。
GFS在研究的广度和严谨度上前所未见，2025年4月30日，我们由超过40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全球顶尖科学期刊《Nature》上发表了首波研究结果。
第一波GFS的研究成果丰富，难以简短概括，但当我们从整体层面来看时，浮现了几项惊人的模式。首先，我们发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在 “整体繁盛指数” 上的表现往往较低。这项综合性的繁盛指数是根据六大范畴 (自评幸福感、健康、意义感、品格、人际关系、财务安全) 中的12个问题平均分数计算而来。
例如，即使加入了受访者对自身财务安全的主观评价，中低收入国家如印尼、墨西哥、肯亚及坦尚尼亚 (2023年人均GDP仅1211美元) 在综合繁盛指数上的平均分数，仍高于美国、瑞典、德国、日本等富裕国家。坦尚尼亚人虽然生活在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在整体人生繁荣感上的自我评价，却超过了富裕且稳定的瑞典人。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 “整体繁盛指数” 下的各个面向，可以发现高经济发展国家的人们对 “财务状况的自我评价、教育机会、人生的整体评估” 等方面表现较高；但贫困国家则在人们的 “正面情绪、意义及目的感、品格和美德，社交连结和人际关系” 等方面表现较佳。在某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尼、墨西哥或菲律宾，人们甚至比美国、瑞典或日本的居民更认为自己身体健康。
在 “整体繁盛指数” 得分方面，得分最高和最低的两国──印尼和日本──正好代表了 “人文繁盛” 及 “物质繁盛” 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许会直觉地认为，印尼人均GDP为4876美元、平均寿命74岁，应该在多数自我评估的繁盛项目上落后于人均GDP高达3万3766美元、平均寿命85岁的日本。但GFS呈现出更复杂的图像：在22个受访国家中，印尼在多个繁盛面向上的全国平均分数居冠，包括正面情绪、人生意义、品格表现和财务安全等；相对地，日本则在多个项目上敬陪末座。
当然，这也可能与文化解读或答题方式不同有关，例如日本人 (或广义的东亚人群) 可能倾向更保守或谦虚地表达自己。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简单的是非题中，例如 “是否有亲密的朋友” ，日本参与者的得分仍是最低的。
总体而言，这些模式十分惊人：一些拥有最多财富和最长寿命的国家，可能是在追求这些 “成就” 的过程中，牺牲了人生的充实与圆满感。首波全球繁荣调查 (GFS) 数据尚且无法厘清导致这些差异的具体原因，但已有一些线索浮现：像印尼、墨西哥、以色列等在人文繁盛及综合繁荣表现较高的国家，也显示出更高的结婚率、社区参与、友情关系、宗教信仰及宗教参与程度。这显示了对大多数人而言，真实深刻的繁荣人生主要源自紧密交织、彼此重叠的爱的关系网。
GFS首波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 “宗教认同” 及 “繁盛生命” 之间存在强烈的关联性。在22个受访国家中，固定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人，其综合繁盛分数比从不参加宗教活动者平均高出0.81分 (满分为10分)。定期参加宗教聚会的人，在多项 “美好生活” 的评分面向上也有显著较高的表现，包括更常参与志工服务、更常表达爱和关怀，以及拥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及目的感等。
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符 (虽多半针是对美国人的研究，但不仅限于美国人)，也就是“参与宗教活动 (尤其固定参与)” 是健康、人生福祉及整体繁盛的强力预测指标。当然，这些证据尚无法断言 “参与教会能直接导致更健康及更幸福的人生” ，但当我们将 “童年时期的聚会参与” 与其后的成年福祉指标进行比较时，若仍出现类似的关联，这便成为进一步暗示其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线索。未来几波的GFS数据或许能进一步强化这项论点。
让我们以印尼为例。印尼在GFS中于多个繁盛面向的得分最高，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性极高的国家──98%的人口认同自己是穆斯林或基督徒，并且有75%的人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聚会/活动。
以色列则是另一个在GFS中颇具代表性的特殊案例：这是个高收入国家 (人均GDP 为5万4370美元)，但在多项繁盛指标上也表现优异。在快乐感及人生意义方面，以色列排名第三，孤独感得分最低。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投入也相当突出──32%的人口每周固定参加宗教聚会，这个比例比美国高出近50%。
相较之下，瑞典与英国GFS受访者中固定参与宗教活动的比例仅分别为4.5%和15%；它们在 “人生意义及目的” 方面的平均分数分别为第19及20名。在日本GFS的受访者中，每周固定参与宗教活动的人仅略高于3%，且仅有20%人表示相信 “上帝、诸神或灵体” 。一个国家越是世俗化 (无论在宗教认同或宗教参与上)，其人口越倾向回报 “缺乏意义感、归属感和良好品格” 。
人类并不只是笼统地 “具有宗教性” ，而是具体地归属于某个宗教传统和宗教群体的。我们将在后续发表更多针对GFS资料的深入分析，探讨繁盛如何在样本中主要的宗教群体之间分布——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尽管如此，此文仍可初步指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面向。
全球繁荣调查 (GFS) 所呈现的最明显的事实之一，是宗教传统本身的内部多样性。举例来说，土耳其和印尼都是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大国，但土耳其在综合繁盛的平均分数上排名倒数第二，印尼则名列第一。这样的差异显示，要对 “穆斯林世界” 一概而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督徒在GFS中也呈现出极其多样的面貌。例如在坦尚尼亚，有73%的基督徒 (其中约半数为天主教徒) 表示自己曾有 “改变人生的宗教经历” ；但在深受天主教影响的波兰，只有9%的基督徒曾回报拥有过这样的经历。整体而言，基督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和特色有着显著差异。
在GFS涵盖的22个国家中，年轻人回报的繁盛程度平均最低，年长族群的回报则最高。这个结果相当引人注目：因为它与其他研究，尤其是关于 “生活满意度” 的研究有所不同——过往研究通常呈现出一种 “U型曲线” 的年龄模式，即在人生的两端 (年轻及年老) 满意度较高，在中年时期较低。相较之下，GFS发现人生的繁盛程度在18至49岁之间大致呈现平稳状态，之后则随着年龄增加而稳定上升。
这着模式不仅出现在快乐感的面向，也出现在人生意义、品格、关系，甚至自评健康等项目上——如今的年轻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中年人一样差。虽然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印度和日本的多数指标仍呈现U型；在波兰与坦尚尼亚，繁盛度则随年龄递减)，但这种新的年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颇为普遍，也令人忧心，显示出年轻世代的景况可能不如以往。
然而，从这份横断面 (cross-sectional) 的数据中，我们尚无法确定这是否代表一种新的 “年龄模式” ──也就是说，今日的年轻人未来可能会随年龄增长而变得更繁盛──抑或是一种新的 “世代模式” ，即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目前其实正处于他们U型曲线的高点，未来将再进一步陷入衰退。
GFS 关于孤独感、宗教认同与群体归属感的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深远的启示。首先，那些 “已开发国家” 在人均财富上虽然繁荣，却可能过着较空洞的生活；而 “开发中国家” 尽管资源较少，却可能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两者鲜明的对比令人不得不深思：我们应如何推动开发中国家急需的公共卫生改善、政治改革及经济成长，同时不牺牲人们的人生意义感，以及彼此之间深刻的人际关系？
这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机构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所有致力于解决全球贫穷、疾病及饥饿的基督教机构所需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从事真正的 “整全发展” (holistic development)，避免过度关注物质条件，而忽略了那些充满活力与爱的社群。
然而，这一贫富分野向我们展示的教训，对中低收入国家及富裕国家未必相同。例如在美国、英国与瑞典，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意义感及目的感反而越高。在美国，这一现象或可解释为工业化衰退导致许多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跌出中产阶级，促成了 “孤独及隔离的大流行病” 。对这类人而言，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一场稳定且具社会价值的工作复兴，既为他们带来意义与尊严感，也同时提供收入，并开启通往繁盛的其他道路。
其次，GFS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参与作为生命繁盛的重要资源的论点。虽然宗教对 “发展中的国家” 具有显著影响力，但GFS显示，宗教活动的参与率与人生繁盛之间的强烈关联性，反而最常出现在最世俗的国家——在那里，可能只有最忠诚的信徒仍会参与宗教聚会。这些研究发现应当成为美国等先进世俗国家的警讯——自2000年以来，美国每周参加宗教聚会的人数已下降约三分之一。正如本文其中两位作者曾在《Christianity Today》撰文指出的，宗教聚会出席率的下降不仅是一场属灵危机，也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其影响涵盖孤独、隔离、忧郁、自杀及成瘾等层面。
身为基督徒及研究人员，我们为这样的证据感到欣慰——因为它显示了对多数人而言， “参与教会” 不仅仅带来救恩的盼望，也带来更丰盛的生命 (约翰福音 10:10)：一种充满意义、友情及美德的生命。
然而，我们也应谨慎，不应将此类实证研究视为 “上帝对某一特定教派或宗派特别眷顾” 的证据。事实上，在GFS研究涵盖的多数国家中，每周参与宗教聚会与更高的繁盛程度之间皆呈现正相关，尽管在少数国家中，这种关系并不明确 (而我们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在北美以外地区对因果关系提出结论)。
自从使徒时代分散于各地的家庭教会开始，直至今日，基督徒始终是一群团契的子民，遵行圣经对我们的提醒： “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来 10:25)。诚然，团体敬拜有时颇为不便 (任何曾在主日早上带小孩出门的人都深有体会)，甚至可能成为伤害的场域 (任何长期参与教会生活的人都能证明)。然而，尽管有人视 “去教会” 为 “旧时代的生活方式”，实证研究却再次提醒我们圣经的教导：圣徒相聚不但是必要的，更是大有能力的。这一点在最世俗化的国家尤为真实——宗教群体在此愈来愈像初代教会那群坚定委身的信徒，与其邻舍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命样式，使他们成为在不认识福音的世界中作盐作光的群体。
中国基督徒盼望教会领养残障孤儿
最后，GFS的研究除了对群体生活及宗教生活有所启发，也突显了当今年轻世代面对的困境，尤其是他们与年长者、与过往世代的差距。 GFS尚无法明确指出造成这一转变的主因，但其结果与近年来一些重要研究相互呼应——如特温吉 (Jean M. Twenge)、海特 (Jonathan Haidt)、史肯納奇 (Lenore Skenazy) 等人所提出的警讯：智慧型手机、社交媒体及电子游戏对年轻人造成了严重伤害。这些科技正不断排挤人和人面对面建立健康友情的空间，挤压了人们参与真实世界中充实、有活力的活动的时间。
GFS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应主动寻求长者的智慧与教导，因为全球许多最年长的族群，在人生晚期回报出最高的生命繁盛程度。
当你读到本文时，我们的研究团队正投入第二波数据的分析，同时也持续对第一波资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随着时间推进，我们将能更精确观察个人生活中某些特定层面，例如 “经历孤独感、经历感恩、施予慈善、或感受到政治参与的权利” 会如何影响我们人生的其他面向。我们也将能更有信心地评估宗教生活的某些面向，如参加聚会、祷告或操练饶恕——如何长期影响一个人生命的繁盛。
我们期盼这些洞见能帮助塑造更整全的公共健康及政策方针，造福个人、群体及国家。未来，我们也将持续透过《Christianity Today》发布研究更新，与全球基督徒读者分享研究成果及其意涵。
然而，此刻已有的数据再次将耶稣的提问摆在我们眼前：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太16:26) 我们身处西方社会，确实有许多理由为丰盛的物质生活而感恩，但拥有一个 “繁盛的人生” ——至少就目前所知——并非金钱能够购买的东西。
Brendan Case，哈佛大学 “人类繁盛计划” 研究副主任。
Katelyn N. G. Long，哈佛大学 “人类繁盛计划” 及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
Byron R. Johnson，贝勒大学社会科学特聘教授，亦为 “全球繁盛研究” 共同主任。
Tyler J. VanderWeele，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约翰·L·洛布流行病学讲座教授，担任 “全球繁盛研究” 的共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