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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反社交的时代” 中的教会

每一次意料之外的关系建立,都是对破碎社会的一次修补。每一次爱的缝合,都是在将孤独、受伤与被遗忘的人重新编织进群体之中。

A vibrant image of people worshipping at church contrasted with black and white images of solitary people.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7, 2025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Pexels

“史蒂夫牧师有空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他!”

她没有说出她的名字,但我认得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事实上,我的脑中浮现她习惯的座位——那个她每周都会慢慢走向的座位,尽管礼拜已开始十分钟,我们甚至已进入认罪祷告的环节了,她仍毫不在意地姗姗来迟。 (我竟然会记得这种细节,求主饶恕我爱审判人的心。)

“不,女士,” 我说。 “他现在不在。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吗?”

我通常不会接教会的电话,毕竟我的职务是传讯总监。然而,那天我正好在前台代班,没想到,不只是我们的接待员和主任牧师外出办事,这位来电者想找的大多数人都刚好不在办公室。

“那么,瓦尔特牧师呢?他在吗?或是夏洛特牧师呢?”她的声音开始有点急切,让我不禁担心是否出了什么事。

“很抱歉,他们两位刚出去吃午餐,应该一小时内会回来。在他们回来前,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吗?”

“嗯⋯⋯我不确定,” 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也许可以⋯⋯”

在没有其他更——更接近牧师的人选后,她直接抛出那个让她急切不安的问题。

“ ‘抹大拉的马利亚’ 该怎么拼写?”

我加入这间教会的同工团队已快十年了。我的办公室靠近大门接待处,所以即使我不接电话,也能听见这座繁忙的市中心教会每日人来人往的声音。

当然,并非所有来电都像这通 “圣经单字拼音” 查询那么有趣。有些人从医院的停车场打来,耳边仍回荡着刚刚得知的沉痛诊断;有些人则打来报告奇迹似的痊愈消息。有自豪的祖父母特地来分享他们新生孙儿的照片,也有心碎的父母前来请求为叛逆的孩子祷告。我们接到过求助教会帮忙付电费帐单的电话,也接过那些只是想亲耳听到活生生的人亲口说出:“是的,我们真心相信上帝存在” 的来电。

多数人想到教会时,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主日早晨——挤满人的长椅、优美的诗歌、衣着整齐的家庭。但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我的教会在周日之外的样貌。

我喜欢周一早晨的教会,街友们会进来喝杯咖啡,借用干净的厕所。我也喜欢周二早上,看着一群背着比自己还大的背包的幼儿园小朋友,蹦蹦跳跳地在人行道上,抢着按下那颗能让厚重玻璃门如魔法般打开的无障碍按钮。

我喜欢午后时光,当 “裁缝小组” 的成员们陆续抵达,围坐成圈,一边聊天,一边编织要挂在教会长椅上的祷告披肩 (prayer shawls)。我喜欢看年长的女士们来到教会,检查祈祷室里是否有新的代祷卡片;也喜欢观察送货司机在继续行程前,进来教会拿瓶汽水的模样;还有帕特 ,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教会读早报。我喜欢看对街公立高中数百名学生每周四中午过来吃教会提供的披萨,或是每个周三晚上,教会家庭聚集在教会一同享用晚餐的温馨时刻。

我可以这样一直讲下去。因为我的教会很少有安静的时刻。教会同工不停地布置教会,然后再拆下来,总是在为下一批来访者做准备。不同的诗班在走廊里练习,音乐充盈着空间,而我们的风琴师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同一段旋律,直到她觉得完美为止。在这欢乐的喧嚣背后,钟楼上的钟声日日敲响,标记着时光的流转。


1991年,社会学家雷·奥登堡 (Ray Oldenburg)提出 “第三空间 (third places)” 的需求性,他认为,非正式的公共聚会场所对社群的健康发展和民主至关重要。教会建筑物当然首先是个敬拜的场所,但当它在周日以外的时间向会众及更广泛的社区开放时,它仍能在这个数位化、碎片化的世界里,扮演着重要的社区角色。教会确实是“第三空间”,是庇护所,是安息之地——是一座真正的圣殿。

早在三十年前,奥登堡就担心第三空间的式微将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当街区的小餐馆、商店、剧院、图书馆和公共广场逐渐消失时,我们便失去了像电视影集《欢乐酒吧》那样梦幻的地方——在那个每人彼此熟识的地方,人们可以坐在一起,透过一杯咖啡或一品脱啤酒,共同面对、甚至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即使无法解决,也至少能与他人分享)。我们也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少了接触到那位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令人恼火的政治言论、但一但我们的车抛锚,却会毫不犹豫地帮我们接电发动车子的邻居。

虽然星巴克四处林立,但在这个瞬息万变、节奏快速的社会中,星巴克很难成为那种熟客相识、彼此关怀的地方。而且,作为商业机构,它们并非对所有人开放——你得消费,甚至得有能力消费,才能坐在那里。

但教会不一样。教会重视的是人,不是消费者。教会应该是人人都能找到归属的地方,不需要任何交易或交换。

在《大西洋月刊》近期一篇封面文章中,德里克·汤普森 (Derek Thompson) 提出,我们正活在一个 “反社交的时代 (antisocial century)”。我们彼此间及与周遭世界互动的方式正发生极大且快速的变化,这并非仅是一时的热潮——我们的思维方式已被重新塑造。

正如汤普森观察到的,这个景象随处可见:孩子们宁愿在网路上和朋友玩电动游戏,也不愿和他们在商场见面。餐厅的外送取餐处经常堆满餐袋,比店内座位还要挤。你可以不出门就与私人教练、心理咨商师甚至医生见面。个人的方便和舒适是优先考量,但当我们把家打造成城堡时,是否也无意间让它变成了“独处牢房”?

当然,舒适的感觉很好。但正如汤普森所说,人类并不总是善于分辨自己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期待能让我们心安的物质——更大的房子、豪华的汽车、一份薪水翻倍但闲暇时间减半的工作——结果往往只是更多的焦虑。而在这堆我们误以为是自己 “想要” 的东西之中,第一名便是 “独处”。

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总是对我们有益,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彼此。

汤普森虽是位不可知论者,但他的观点仿佛是教会讲台会讲的。身为基督徒,在这个反社交的世代中,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资源:一个要求我们有意识地经常彼此同在的传统。

这正是教会最早期的功课之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过后不久,初代教会人数迅速增长,基督徒们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徒2:42 )。成长过程中,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总会想像成主日礼拜后的教会聚餐/爱宴。然而,这里所说的 “交接” 的希腊文是koinonia,它的含义远不仅仅是聚在一起、分享食物。我们通常将koinonia翻译为 “团契/圣餐 (communion)”。

koinonia意味着 “共同参与”:一种既付出又领受的团契关系,其中带着某种程度的义务与责任。亚里斯多德在讨论 koinonia politike——英文通常翻译为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时,用的便是koinonia,更明显地表达了这个字的含义。

我 104 岁的曾姑姑去世前,送了我一张手缝的 “拼接被 (make do)” 被子套,那是她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曾祖母,在美国德州大草原拓荒时,与一群妇女围坐在缝纫圈里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它色彩斑斓,布料的质地与图案各异,交织成一幅绚丽的万花筒。每当我细细端详那缜密的针脚,脑中便浮现当年的画面:妇女们坐在一起,分享手边仅有的布料碎片,用仅有的资源彼此扶持、分担重担;在荒凉、狂风呼啸的草原上,为自己与家人打造新生活。

当男人们架设围栏、翻耕土地时,女人们缝制被子。这些被子就像丰收的粮食一样,是这些家庭的生存必需品,因为当冬季的寒冷从泥屋的缝隙中渗透进来时,温度成了生命的保障。然而,在这些缝纫的群体里,人们不仅用针线缝合布料,更在聊天、团契及彼此关心之中,一针一线地编织出一个新的社会。

一百年后,公民社会的拼布依然覆盖着我们所倚赖的每一个制度及社会契约。然而,这块拼布已经开始破损,我们却没有及时修补。随着这张网络越来越薄弱,我们的社会信任也随之崩解,逐渐失去正常运作的能力。在一个自由且平等的社群中,公民之间的合作能够防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极权统治,但这样的合作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必须由人 刻意地培养及建立。 Koinonia——所谓的 “圣餐/团契”,这种主动给予及领受的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天国与这个世界的双重公民,我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有意识地操练 “出席/同在” 这个属灵操练 (the spiritual discipline of showing up)。

对越来越习惯过独居、独处生活的人来说,这项责任一开始可能会显得沉重。但只要我们忠心坚持,最终它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它将使我们从这个反社交时代中孤立的个体,转变为 koinonia 的实践者,而这不仅会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更将为我们的群体带来丰硕的果实。


《希伯来书》第 10 章为像我们这样充满争论和复杂的时代,提供宝贵的指引:“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来 10:24-25)

在公司里,接待员的主要职责是将来访者引导至该去的地方。但在教会里,这只是接待员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教会的接待员名叫凯西,她真正的事工并不是接听电话,而是我们称之为 “临在的事工 (ministry of presence)”。

她在教会的接待柜台实践圣经所说的 “款待之道 (罗马书12:13)”,用温暖、关心及基督的爱来迎接学龄前儿童、会友,以及路过的人。有时候,当凯西聆听完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后,我会听见她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道:“我可以过来给你一个拥抱,为你祷告吗?”

虽然,来到教会的人的现实困难仍然存在,教会或许能够、也或许无法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但在那一刻,他们被凯西 “看见了”,被她 “认识了”。她以行动让他们想起,他们也被上帝看见、被上帝认识。她所付出的关心或许微小而平凡,但这种爱的表达却与当今的文化 “逆道而行”,就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虽然微小,却已足够 (可 12:41-44)。

“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鲁翰 (Marshall McLuhan) 在谈到科技时,曾说:‘每一次的增强,同时也是一次截肢,’ ”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选择了数位科技增强的世界,却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或许我们当下没有意识到,但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的信仰警告我们,与葡萄树——那永活生命的主——隔绝,是何等的危险 (约翰福音 15章)。

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生命才能兴盛成长。而既然上帝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这份 “连结” 当然不仅限于灵性上的滋养。我们需要在这个孤立的世界里,与上帝、与他人保持连结,不只是主日早晨,更是在每一个寻常的星期二午后。透过这样的坚持,我们将让世人看见,当我们失去koinonia (团契) 时,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而每一次意料之外的关系建立,都是对破碎社会的一次修补。每一次爱的缝合,都是在将孤独、受伤与被遗忘的人重新编织进群体之中。

“这是教会,这是教会的尖塔,” 我想起自己童年时在教会长椅上,默唱着这首歌,ㄧ边配上歌曲的动作,等着讲道结束。“打开门,看看所有的人。”

Carrie McKean 是一位来自德州西部的作家,作品曾刊登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德州月刊》杂志。可在carriemckean.com看到有关她更多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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