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告诉我，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友人自杀了， 但没人知道为什么。
布莱恩（Brian）是一位成功的医疗专业人士，他有妻子、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我们许多人没有发现任何显示问题的迹象，只有一些与他亲近的人知道有些不对劲。直到一天早上他起床不久之后，就自杀了。大家都非常震惊。
你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消息呢？人类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早上与所爱的人说再见，之后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被邀请在布莱恩的追思礼拜中做证道。我的信息是传讲哀恸的诗篇，和神永恒不止息的爱。我试图帮助人们看到，神所应许的喜乐也包括苦难，而哀恸之诗提供了信实的言语，就我的朋友所做的，以及神竟没有救他这件事，来表达我们的伤痛、破碎、愤怒和失望。
两个肯定
布莱恩是基督徒；他是耶稣所爱的人，他的家人和许多朋友也是一样。不过，虽然福音有很大的安慰，但有些人对他因自杀身亡的立即反应不是安慰，而是恐惧。尽管使徒保罗坚定地保证，“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但他们还是为布莱恩的永生未来担忧。我想这就是超认知神学（hypercognitive theologies）的问题所在，它认为我们永恒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爱手中。如果死或生都无法将我们与神的爱分开，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死亡，甚至是因自杀身亡。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恩典。
接受神不会撇弃那些自杀的人，还是认定自杀行为不是神对人的期待，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合的问题。正如杜克神学院神学家沃伦·金霍恩（Warren Kinghorn）曾经提醒我的，基督教对自杀的看法，有两个肯定是不可缺的:
- 自杀是一个悲剧和损失，从未被基督徒鼓励或视为正面的事。
-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
我们基督徒如果只强调这两件事其中的一件，我们就错了。我在布莱恩的葬礼中的讲道就是试图说明这两个陈述间复杂的关联。哀恸之诗阐明悲剧和损失的现实与神无限的爱这一事实并存。这种解释虽不能挪去我们的痛苦，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安慰的盼望。我想来参加葬礼的人从那篇讲道中得到了帮助。
但后来事情改变了。
验尸报告出来，结果发现布莱恩的脑下垂体有问题，那可能是导致他的忧郁症和自杀的原因。有些人听到这消息后，似乎奇怪地松了一口气。“啊！原来不是他的精神（mind）。而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是的，原因或许是如此，但当我们思考人们有这种反应时，需要考虑两件事。首先，信仰二元论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如果布莱恩的死与他的精神有关的话，那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但如果与他的身体有关，那就是一个医学问题。其次，与第一点也相关，看到有些人把医学当作治疗神义论，用来解释能感知到的邪恶和苦难的存在，是很有意思的。如果问题出在人的精神上，而人的精神是决定我们是否得救的地方，那么布莱恩的问题就严重了。但是，如果是生物学的问题，那么医学知识就可以解释它，不需要围绕着神的本质和人类苦难的意义提出棘手的问题。
现代西方人的问题之一是倾向于将灵魂与精神划上等号。在文化层次上，我们对智力、理性、思维敏捷性和学术能力等赋予过高的社会评价。某些神学思维流派因为把界定的重心放在智力和语言能力上，同时将口头宣扬耶稣的名作为我们得救的核心和必要，于是就会陷入这种超认知的陷阱。当我们抱持如此的想法时，精神受到的任何损害就会或暗或明地演变成对灵魂的损伤。
这可能会使基督徒特别难以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脑损伤或痴呆症等。暗示实际上是灵魂受到损伤，这种想法就如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徘徊人们意识中。我的一些心存善意的基督徒朋友因为接受医学神义论而显露出的如释重担，仅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例，而且少说也是令人担忧的。
一种得释放的言语
把时间从五年前快进到几个月前。我刚从阿伯丁飞到伦敦，正朝机场出口走去，一位陌生人拦住我。“你是约翰·斯温顿吗？”他问我。如今对于这问题，我永远都不确定要说是还是不是了！但那时我说是的。他说: “你五年前在布莱恩的葬礼上讲道。我只想感谢你。我从未那样想过苦难和喜乐，我更从未想过，向神生气，并借着诗篇把愤怒和困惑说出来是可以的。我只是想说谢谢。” 说完，他就走了。
我离开机场，搭列车去伦敦市中心。当我想到那短暂的相遇，我开始意识到，当布莱恩自杀后，许多人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的朋友们没有适当的言语来对那件事和神发泄他们的痛苦、失落和愤怒。他们的信仰生活中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用幸福和希望的话语来表达肯定和自信，但当遇到痛苦、破碎、失望，尤其是什么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喜乐时，他们就完全不知道如何说。
他们听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约16:20），但他们却不明了这段话的意义。这种言语的缺乏导致他们转向医学和生物学去找寻智慧和心灵安慰的出路。他们求助于那些学科，不仅是要减轻他们对布莱恩永恒命运的担忧，那也是他们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医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让他们有安全感。在他们所了解的神学传统中，他们找不到适当的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恐惧。医学和生物学的思维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在机场遇见的那位陌生人告诉我的是，我讲道的信息提供给他一种言语来表达他的悲伤、痛苦和愤怒，而尽管这种言语就在他的传统信仰中，他以前却没有注意到。我对蕴涵在《诗篇》中的这种能力的阐述，鼓励他从沉默转为张口表达。也帮助他重新认识哀悼和喜乐。
经由了解喜乐的本质和目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忧郁症，这将为我们提供另一条途径来讨论忧郁症(或是保持沉默)，这使我们得释放和——我盼望——医治。透过基督教喜乐的角度来看忧郁，可以帮助我们更广更深地理解忧郁症，并作忠实地回应。
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在实用神学和牧者关怀方面的教授，也是“灵性、健康和残障中心”的创立主任。他也是《在风暴中寻找耶稣：面对心理健康挑战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Eerdmans 出版社)的作者，本文内容即取材于该书。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