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是上帝的医院。 教会里面总是充满正在康复的人。 耶稣曾邀请瘸子、瞎子和被鬼附的人到祂那里寻求医治，并和祂一起传道，而那些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却常常拒绝祂的邀请。 因此，对于抑郁症患者不仅遍布在医院和诊所，也出现在教会里，我们更不用感到惊讶。 然而，对传道人和一般教会领袖而言，他们对抑郁症既感到熟悉又神秘，更别说那些与抑郁症患者同座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历过“情绪低落”的一天，且往往没有明确的原因。 我们可能会说自己“没睡好”、“不在状况内”，或只是“心情不好”。 在美国，这样的客套话屡见不鲜。 然而，尽管我们对抑郁的状态很熟悉，但我们无法理解严重的抑郁症感受。 我们或许可以部分地理解大卫王的苦恼：“耶和华啊，求祢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 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诗31:9-10）。”但我们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大卫更进一步的哀恸 ，“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是什么意思。 重度抑郁的感受往往墨笔难容。 当一个人无法解释这种深刻而痛苦的感觉时，这个感觉就会直直刺进他的灵魂深处。
人类是错综复杂的生物。 当我们身上出现问题时，问题可能以无数细微的方式出现。 如果教会想要有效地服事堕落的人类全人，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抑郁症意味着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但究竟是哪里呢？ 教会应该做些什么？
什么是抑郁症？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为了将抑郁症或“重度抑郁症”与日常的郁闷心情区分开来，美国精神医学会提供以下诊断标准：
当一个成年人表现出两个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和缺乏兴趣）中的一个或两个，同时出现以下症状中的四个或更多，且持续至少两周时，即可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无价值感或不适当的罪恶感、集中注意力或做决定的能力减弱、疲惫、精神活动激动（无法安稳久坐）或迟缓（只想坐着不动）、失眠或嗜睡（睡太多） ；体重或食欲明显下降或增加、反覆出现死亡念头或自杀意念。
然而，这个临床定义没有太大的意义，它无法捕捉重度抑郁症患者独特的痛苦状态。
深度抑郁是种具体呈现在情绪上的痛苦感受。 它不仅仅是种精神状态或对生命的负面看法，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严重抑郁症发作的迹象包括对朋友、家人和自己毫无根据的负面评价、情绪上的“痛苦”；并且身体出现问题，如嗜睡、难以整理思绪，以及对周围环境几乎毫无兴趣。 也许我们之中一些人曾听闻自己某个熟人自杀了，但这一悲惨的行为让我们困惑、痛苦。 我们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 讽刺的是，严重自杀未遂的幸存者经常以类似的态度反思自己的自杀行为：“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 重度抑郁症的痛苦和心理功能障碍就是这么深。
问题有多严重？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抑郁症，其发生频率和对正常生活的破坏都是惊人的。 世界卫生组织将抑郁症列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第一大致残原因。 在美国，5%到10%的成年人目前有重度抑郁症状（根据上面的定义），多达25%的人在其一生中曾符合诊断标准，使抑郁症成为美国初级保健医生治疗的最常见 疾病之一。 在任何时候，都有约15%美国成年人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从对正统犹太人到福音派基督徒等宗教团体的研究显示，没有证据显示不同宗教团体或参与宗教活动及不参加的人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有所不同。 因此，在一个由200名成年人组成的典型宗教团体中，有50名参与者会在某个时候患上抑郁症，且至少有30人目前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数字呢？ 部分原因我们的文化对抑郁症的态度/看法发生了双管齐下的转变。 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等组织和制药公司大力宣传这个观点：抑郁症不是种性格缺陷，而是生物问题（疾病），需要生物性的解决方案（药物）。 将抑郁症医学化的努力有助于消除抑郁症带来的耻辱感，让大众相信抑郁症并不是需要隐藏的东西。 因此，抑郁症已经走出壁橱了。
一些批评者认为，随着抑郁症疾病观的形成，诊断门槛也随之降低。 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和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教授在《悲伤的丧失》（The Loss of Sadness）一书中指出，精神科医生不再为客户的悲伤或 生活中的情绪正常起伏提供空间，甚至将正常的情绪波动也贴上“抑郁症”的标签。
霍维兹和韦克菲尔德说对了一半。 诚然，心理健康界已降低了识别抑郁症的门槛。 然而，当我们用固定标准追踪美国过去20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时（这正是我的研究项目），我们仍可以看到发病率显著地上升。 因此，尽管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而且这种增长毫无疑问是为了制药公司的利润，我们仍有大量有据可查的增长数字需要得到解释。
虽然我们的社会从广泛撒网并假设所有蛛丝马迹都是疾病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但如今，我们对抑郁症所造成的情绪痛苦重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中的生物因素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并且有了能舒缓这些因素的药物。 我们应该感恩有这些重大成果。
被简化的人性
然而，广义地将抑郁症重新定义为疾病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这种理解正确地承认人性的生物面，以及它是如何变得紊乱不堪的。 但对疾病的生物理解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 例如，生理疾病的理解忽略了社会环境可能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有时将抑郁症患者视为与世隔绝的个体，他们的身体与外界的一切之间存在强大的界线。抑郁症患者被简化为“需要被修复的残缺的身体和大脑”。
若你浏览任何一份权威的精神科学期刊，你都会读到，我们的基因是抑郁症的首要原因。 在面临某些环境挑战下，抑郁症就会出现。 这是事实，但还远远不足够。 多数人都曾听说抑郁症可能是由于体内化学失衡（如血清素缺乏）引起的。 虽然抑郁症在生物学方面比单纯的化学失衡更为复杂，但抑郁症还是与我们大脑中的化学信息调节不良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药物可以缓解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物学发展；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抑郁症比率仍持续成长）。
我们也知道，扭曲的想法会导致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无法准确评价自己（觉得“我不如别人”）。 他们担心他们的自我正在瓦解（认为“我正在崩溃”）。 他们贬低自己对他人而言的价值（相信“我对我的家庭没有任何益处”）。 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吃东西”）。 现今最流行的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CBT）之父亚伦贝克（Aaron Beck）提出，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些认知扭曲。 透过缓解扭曲的观点，让患者的认知更符合真实情况，抑郁症就会得到缓解。 有些证据能支持贝克的论点，尽管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但是，认知行为疗法因“只关注患者本人思维而忽视他所处的社会背景”而受到批评。 心理治疗师罗伯特·范彻（Robert Fancher）认为，认知行为疗法“贬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创造文化并带领我们超越现状的心灵特质——想像力、热情，以及将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带入生活 的勇敢而痛苦的过程。这等同于在‘良好的心理健康的话语权’下对中庸生活的认可。”更简单地说，认知疗法倾向于强化社会规范，几乎只专注于帮助个人适应环境。
现在，我们对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科学和认知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找到了相当有效的生物和治疗方法。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回答这场流行病背后的迫切问题：为什么抑郁症大流行发生在现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生物和心理因素。
事情的分崩离析
我的一位医学教授曾说：“人生好难”，我知道他的意思。 身为一名年轻的实习生，我在熬过一轮彻夜未眠的值班后，正在寻求他的共鸣。 我忘了去找他前一天推荐我读的资料。 他要的是资料，而不是借口。 但我的生活忙碌、混乱、充满需多要求，我很难把所有事都处理好。
21世纪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是艰难的。 我们要应付日益复杂、有时甚至是严酷的社会现实，持续不断的压力让我们付上代价。 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是疲惫者向内心世界的一种退缩，试图营造一个保护性的茧来抵御现实世界的要求。 无论个人抑郁的成因是什么，这个如今广泛的流行病表明，生活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会使病情变得更糟。
但与前几代美国人相比，我们的生活整体上更健康、更安全，经济状况也更好、教育程度更高。 那么，我们的社会在何处失调了？
事实上，生活的小小进步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祖先却得与严寒、风雨搏斗。 然而，我们和他们一样对命运感到不确定，对工作的掌握度也差很多。 我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而且由于专业化的原因，我们之中许多人无法灵活、轻松、快速地从一份工作转职到另一份工作。 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因为我们常有自己“落后别人”的感觉，不知道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办公室圣诞派对算是工作还是娱乐？）。 我们与其他同事进行比较，但比较往往没有结果，或是发现自己被不公平地比较了。 当我们做得不够好时，我们会感受到对自己或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带来的负担。 我们被赋予的职责没什么权利，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对工作的期望，甚至无法控制如何利用工作时间。 我们之中许多人有时受制于没有人性的企业或经济体系，而这些体系并非由我们自己造成，并且似乎超出我们的影响范围。 我们感觉自己渺小、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有些美国人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艰难，以至于他们试图透过滥用药物、性滥交、小偷小摸或贪污来逃避现实。 关于药物滥用——有将近15%的美国人一生中曾与酗酒的瘾搏斗，超过一千万美国人使用非法药物。 在依赖海洛因或处方止痛药等鸦片类药剂的人之中，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可能高达50%。 尽管抑郁症可能会导致药物使用的增加，但更常见的情况是，药物使用往往是为了逃避生活压力，而导致抑郁症的严重发作。 此时，抑郁导致非法药物使用增加，非法药物又导致抑郁恶化，恶性循环随之而来。
虽然我们之中多数人每天都会接触到许多人，但我们这一代是孤独的。 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在其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指出，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 和信任——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下降。 我们越来越少去投票、捐血、打牌、参加社区保龄球赛，或请朋友或邻居来家里吃饭。 也许其中一些建立社交网络的机会已被在家看足球比赛或Facebook等其他活动取代。 然而，我们与家人、邻居和朋友的联系却越来越少。
我们所拥有的关系的本质也在改变。 许多关系变成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纯粹的关系”——“纯粹”，是因为它们脱离任何社会背景、外部结构或安全感。 没有盟约、社区之爱或约定来确定关系的方向，或能为关系提供持续性的保证、指导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关系本身产生，而这为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纯粹的关系中，我们永远无法放松，因为没有忠诚或恒久的保证可以依靠。 我们必须靠自己“维护”这些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性的警觉和不安全感往往会导致沮丧、焦虑和疲惫。 要维持这些关系实在太难了。
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复杂社会需要信任，然而，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宝贵的公共资源却不断减少。如今，“你能完全相信谁？”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疑问。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现实已经变成由小团体组成的共同世界观而已。 对此，有人鼓励我们开放点，接受所有观点——但这会让我们迷失方向。 另一些人则建议我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信任任何新事物，从而使我们更孤立和疏远。 在这种双重束缚中，进入严重抑郁症的症状——偏执狂，就不遥远了。抑郁症患者不仅对自己失去信心，也对周遭的人失去信心。
最后，抑郁症的核心症状莫过于失去盼望。 如果说，每一次的选举周期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盼望在美国社会的重要性。 对灾难的恐惧——恐怖分子、金融崩溃或生态灾难——困扰着我们的时代。 有些人忙于制定生存策略，从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的关注。 更多的人则对未来感到茫然，焦虑地在我们的文化大杂烩中饥不择食，尽可能快速满足自己的欲望。
教会的机会
不确定性、渺小感和无力感。 破坏性的、自我放纵的逃避。 孤独和隔离。 恐惧和不信任。 失去盼望。 退缩。尽管有点草率且不完整，但这幅21世纪初美国文化情绪的素描还是捕捉了被社会福利指数所掩盖的黑暗细节。它也提醒我们，在理解抑郁症这个大流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只专注在个人身上，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果使用得当，抗抑郁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可以使人恢复稳定，从而更好地应对日常挑战。 对于那些深陷瘫痪性抑郁症的人来说，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甚至能让他们对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感激。 他们确实应心存感激。 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帮助人们理解或解决更根本、更棘手的问题——抑郁症的流行正是这些问题引发的症状。 这些治疗方法提供人们所需的缓解，但本身不是答案或能用来预防抑郁症。
医学治疗的缺憾在于，它们对问题主体的理解有限。 而这两种治疗方式都低估了它们治疗的主体：人类。 文化机构和权威有时可能会仅仅视人类为“有着大脑的身体”，但人类远不止是这样。 对那些有智慧去理解的人来说，抑郁症的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的复杂性。 特别是，抑郁症提醒着我们，我们是社会性、精神性（并有着身体）的动物，一个堕落社会的痛苦往往会刻在其成员的身体上。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不会受到社会苦难的影响，我们就错估了人性。 （路加福音22:44）。
事实上，有时看似是抑郁症的发作并不表示人类机体出现了故障，而是人类机体忠于自己的灵魂—社会性—生理天性。 情绪上的痛苦可能是对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的痛苦的适当反应。 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西元前588年左右看着耶路撒冷毁灭时，一定感受到这种痛苦。 “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耶利米哀歌2:11）。 基督徒被呼召与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并且我们应欢迎像这样应同理而产生的情感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们与受苦的人并肩作战。 如果我们对周遭的痛苦和苦难变得麻木，我们就失去了人性。
基督教关于罪及其影响的教导使教会不再对人类的混乱状态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承认罪在内在和外在的影响。我们可以正视我们身处一个充满伤害的社会的事实，不会假装一切正常。
感谢上帝，祂使那位曾完全进入我们的处境，打败罪、死亡和地狱的权势的主耶稣复活，使我们不仅能勇敢说出残破社会的现实，并倚靠、盼望祂终将使万物更新的 应许。
那些身体上承载着绝望印记的人需要一个承载着这个世界唯一有确凿的盼望的共同体/社区（community）。 他们需要这样的共同体，一再地活出盼望的样貌，并因着能共同预尝上帝应许的未来国度而欢欣。 他们需要看到，这个由基督的复活所承诺的伟大应许，使我们因着盼望能在破碎的现实中坚持住。 当我们一同这样承接彼此时，教会能为所有沮丧的成员提供再有确定性不过的真实盼望，并时刻彼此提醒这个我们最需要不断听到的信息：这个罪孽深重的社会现实，没有最终的话语权 。 体现在教会共同体之中的基督才有我们灵魂最终的话语权。
丹·G·布雷泽（Dan G. Blazer）是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吉本斯教授（J. P. Gibbon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着有《抑郁的时代》（The Age of Melancho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