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普兰丁格也许是西方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哲学家。他的成果令人震惊：他有力地反驳了恶的逻辑问题，复兴了基督教哲学，重振了护教学并深刻影响许多基督徒学者。西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普兰丁格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即一本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书），被一组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而该翻译组里面有些是无神论学者。该书的中译本的发布会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而这项活动的目的是祝贺普兰丁格的七十大寿。
中国学者们对普兰丁格的尊敬和钦佩令我感到很惊讶。在发行会之后举办的研讨会中，主办方安排一位无神论哲学教授回应普兰丁格的发表；这位教授开头便说：“主办方不用感谢我，因为普兰丁格是我的学术偶像。”普兰丁格的书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畅销的学术书籍之一；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的著作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
归正宗认识论
普氏在书中指出，一切反驳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论证（即他所谓的规范性de jure反驳）本来与挑战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的论证（即实质性de facto反驳）无法分割。这表示对基督教的一切规范性反驳务必先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故事为假。但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无论是支持或反驳基督教的论证都基于明显不同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基督徒相信，宗教信仰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良善的创造者想让人类认识他，进而为人设计出一个能使他们直接认识他的认知机制。这样的认识论不仅能合理解释有神论信仰的存在，也没有违反任何合理性规范。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保证的”（warranted）——基督徒在被证明为有罪（违反理性）之前是清白的。
普兰丁格在约翰·加尔文和托马斯·里德的启发下提倡所谓的“归正宗认识论”，它是基督教认识论故事的哲学性阐发。改革宗认识论主张，对神和福音的信念是基本的（basic），所以其合理性不依靠任何论证或证据。普兰丁格并没有轻看有神论论证的使用，因他本身也赞同并发挥了一些那样的论证。但他认为，世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论证，而信心的强度也不取决于论证的说服力，否则大部分不理解这类论证的信徒都可以被指责为在信仰上不合理了。归正宗认识论努力在理性主义与唯信主义（fideism）这两种极端之间保持中道，而这些极端会分别导致精英主义和封闭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普兰丁格认为，卡尔·马克思（这位也许是中国目前最有权威的哲学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理解上述道理。马克思相信，社会及经济因素能歪曲人的认知官能，使之无法达到其目标。从此可知，人信念的种类是由与之相关的认知官能产生出来的。因此，这官能的运作的好坏，而非这官能以外的证据或理由，才是决定一个信念的合理性的关键因素。此外，只要我们的信念是出于恰当地运作的官能，我们的信念就会得到保证（warrant），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官能的具体运作。根据基督教的认识论故事，有神论信仰的普遍性是源自一个在适当的环境中有恰当的运作的天生官能，即所谓“神圣感应”（sensus divinitatis），但人的原罪却破坏了神圣感应的功能。然而，神通过他的特殊启示和圣灵的工作解决了原罪的问题并产生了信心这新的官能，使人相信福音的伟大信息。这样的认识论对中国基督徒针对知识分子的护教很有帮助。
分析哲学
接下来，我想更多讨论普兰丁格所使用的分析哲学，因它对中国内外的华人神学教育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分析哲学赋予神学著作以论证的严谨性、概念的清晰、逻辑的精确性和对科学的开放性。分析哲学家的装备使他们善于发现有歧义或不足的定义、逻辑上有谬误的论证，及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分析哲学的各样工具帮助信徒向教会内外的人有效地解释三一神论、道成肉身和救赎论等“难懂”的教义。
普兰丁格的著作的出版及传播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介绍给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华人神学院。普氏所开始的基督教分析哲学的复兴已产生了诸如关启文（Kwan Kai Man）、骆德恩（Andrew Ter En Loke）等汉语文化圈里的基督徒分析哲学家；这些华人学者的著作已祝福全球华人教会和神学院。分析哲学的使用也能促进神学的护教功能，因为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学者（他们可能是华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多数）觉得分析哲学的方法更适合他们。其次，相对而言，中国内外的神学教育还处于发展阶段，而分析哲学的方法能帮助神学生培养出健全的批判性思维而消除狂热主义和反智倾向。令人感恩的是，华人神学院教师也逐渐意识到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在这充满假信息和两极分化的时代中的重要性。
东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历来深受欧陆哲学的影响，所以取经于其它哲学传统能充实神学家的研究成果，使之具备新颖的视角与洞察力。在这几年来向亚洲的神学生和牧者介绍分析哲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分析哲学不仅有用于系统神学与护教学，且有益于释经学、讲道学和灵命操练等更实用的课程。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工具是概念分析，其目的在于发现我们所实用的词项的正确内涵。
普兰丁格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有关神、自由意志、知识、信心等概念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深刻，也显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与吸引力。对一个概念x进性分析基本上等于是发现x的基本成分。比如：根据普氏在其《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的分析，知识这概念是由真信念和保证（warrant）等概念组成的。因此，当且仅当一个人具有关于神的有保证的真信念的时候，他才可以说自己知道神（而对“保证”这个概念的分析大致如此：一个信念有保证，当且仅当这信念是出于一个在适当环境中有恰当的运作的认知官能）。
概念分析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倾向于对我们的宗教概念习以为常，但司空见惯的概念会逐渐吸收外来成分或沦为陈词滥调，因而容易为非宗教意图所利用。负责讲道和教导事工的信徒务必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未必与圣经的内涵相符，而即便相符，也未必与他们听众所假设的内涵相同。内涵上的差距将导致一开始是微妙，继而则逐渐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最终会歪曲基督教的实践。
因此，建基于扎实的逻辑的概念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有纪律的辨别实践。概念分析能处理那些令信徒困惑的难题，如：我们如何将信心与迷信、信实与教条主义、希望和幻想、爱和感情作用区别开来？
再者，概念分析帮助信徒发现神学概念的蕴含和意味，因而充实他们的神学。比如：按照普兰丁格有名的自由意志辩护，神不能创造一个自由却没有堕落的风险的亚当或夏娃，因自由意志逻辑上蕴含着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力。这表示神的全能不意味着神能做出违背逻辑的事情（例如使1+1=3）。神能创造一个能飞翔的人，但神不能自杀也不能犯罪，因这么做对身为完美存有的神是不可能的。神的逻辑固然比人的逻辑更丰富，但神若能违背逻辑，那么神就能违背自己，而这是逻辑上无法想象之事。
我们有时听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直观性而非分析性的，故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但这种叙述被这个事实挑战：中国本土哲学家，尤其墨家和名家，是全世界最早发展逻辑与语义学的思想家群体之一。此外，孔子这位最受中国人尊重的哲学家提倡“正名”或矫正名实，旨在使一个词项及其内涵相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宋代的王安石也写道：“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国哲学固然比西方哲学更强调实践，但墨家和儒家相信，正确的实践要建基于人对其所使用的概念的检验和矫正。正因此，普兰丁格的分析哲学非但与中华文化相容，也能促进中国与华人教会处境化神学的形成。
戴永富 (Leonard Sidharta) 是创欣神学院神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