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赵宏恩 (Hohn Cho) 在他的调查检讨报告中得出结论：Grace Community Church (直译为 “恩典社区教会”，以下简称GCC) 过去曾做出错误的决定。
GCC的长老们过去曾公开惩处一名拒绝重新接纳丈夫的妇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名妇女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她的丈夫后来因猥亵和虐待儿童罪而锒铛入狱。但在教会惩处过后的20年里，教会从未收回惩处的决定，或为此判决道歉。
赵宏恩身为一名律师和GCC长老会议的四名正式代表之一，稍早之前被赋予详查此一个案的职责。调查结束后，他试图说服教会领袖重新审视当年做的决定，或是，至少以不公开的方式修补当年的错误。他说，麦克阿瑟牧师当时告诉他，“就这样了吧 (forget it)”。当赵宏恩不放弃地持续呼吁长老们为该妇女 “伸张正义” 时，他被要求 “要不就撤回他做出的结论，要不就辞职。”
如今，赵宏恩已离开GCC十个月了，但他一直无法忘记当事人，艾琳·格雷（Eileen Gray）。去年3月，朱莉·罗伊斯（Julie Roys）的新闻机构《罗伊斯报告》的报导里详细记述了艾琳·格雷的经历。
虽然赵宏恩已安静地离开了他在GCC的职位，但他仍持续听到前教会其他女性会众的遭遇。这些女性的声音也曾被教会质疑、被置之不理；当她们试图离开家暴的婚姻寻求庇护时，他们也被明确地或暗示性地威胁会受到教会的惩戒。即使在赵宏恩的新教会，他也开始遇到与艾琳·格雷的个案有关的教会访客。赵宏恩认为，这是神的工作在其中运行。
不能，他不能 “就这样了吧”。
当他了解的越深、与更多的人交谈，他的良心就更加的迫使他花更多心力去关注教会处理家暴案时的圣经咨商方式。
正如赵宏恩去年3月在写给GCC高层领袖们的20页备忘录中所述：“我真心地相信，教会的‘毫无作为’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了我该知道的了，我无法回到‘不知道’时的状态。事实上，(身为教会长老) 我在上帝面前需要为我如今所知道的实情负责，如果你们也花时间读到这里了，那你们现在也要在上帝面前为你们所知道的事负上责任。”
GCC是一间由麦克阿瑟牧师领导的教会，麦克阿瑟牧师是美国声名远播、最具影响力的牧师之一。这个位在加州太阳谷的大型教会以麦克阿瑟牧师的讲道而闻名，并以其在世俗变化中秉持对圣经真理的忠诚而引以为豪。
GCC每周日在有3500个座位的会堂里举行多场礼拜，但透过麦克阿瑟牧师撰写的畅销书、释经书，以及教会的附属学校——玛斯特神学院(Master’s Seminary)、玛斯特大学、Grace to You事工，以及该教会的年度牧者特会 (Shepherds Conference)，GCC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参加主日聚会的人数。
在去年3月的一场特会上，赵宏恩主领了一个关于 “良知与信念” 的讲座。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赵宏恩不间断的亲身实践这堂课的内容。在去年夏天和秋天，他抱持着一个 “微弱的盼望”，希望由37名成员组成的教会长老委员会能重新审视艾琳·格雷的个案。他祷告上帝能软化教会领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想法。
他希望能看到他们纠正教会过去做的错误决定，并且未来在类似的事件上能做得更好。然而，事与愿违，他发现教会领袖们似乎继续重复着这些错误。
在对这个20年前的案件提出关切的几个月后，赵宏恩在2022年秋天又发现了GCC在提供圣经咨商时犯下“另一起严重错误”的个案。一名女性说，尽管她的丈夫有警方记录在案的不当举措、出轨、和愤怒时的情绪失控等行为，教会领导人还是建议她搬回家与丈夫同住，不要申请人身限制令。虽然该案件1月时达成庭外和解了，但在该妇女去年申请法院的保护令之后，教会有两位牧师还是站在丈夫那方，代替他提出声明。
赵宏恩告诉本刊，“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祂不断地在我非主动的情况下提醒我。有一次，当一个朋友请求我和妻子为她碰巧认识的一个女生祷告的时候，她向我们发出求助。那时我们才惊然发现，我们所知道的糟糕的圣经咨商模式在GCC教会仍持续地发生。”
“那时我才难过地承认这个事实，当我们深爱的GCC会友需要教会圣经咨商的帮助时，特别是涉及保护妇女或儿童的个案时，她们的命运可能像在转俄罗斯轮盘一样（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我知道我不能再默默地避开这个议题，对他们置之不理，我需要帮助这位女性，我需发出警告的声音，否则这些人的血就会算在我的头上。”
为了进行这篇报导，本刊采访了八位女性当事人，她们讲述了她们和GCC其他的会友是如何被规劝不要向当局举报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教会劝她们应当接受她们丈夫和父亲的道歉，并继续顺服她们的丈夫和父亲。
教会经常会引用关于宽恕、信任、爱和顺服的经文给受害者——并告诉她们，即使在她们对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胆、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要和对方和解并且回到家中。
在本文发表前 (02/09) 的三周内，我们曾透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试图联系教会的六位牧师和长老，以及一位前牧师和长老。对于本刊请求讨论教会的圣经咨商原则以及GCC对于家暴案的处理、针对疑虑案件的回覆等，GCC方面没有代表人做出回应。(更新：本文发表后，GCC发表声明说，教会长老们不会对圣经咨商和惩戒所引发的纠纷发表评论，但会“个别地和私下地处理这些指控”。) 他们也为自己辩护，认为教会的咨商辅导及处理方式完全符合圣经，GCC表示：“我们教会过去的历史和会众就是我们的见证”。
‘你们需要弥补错误’
去年3月，在《罗伊斯报告》发表以后，赵宏恩被要求为GCC长老会议审视教会对艾琳·格雷案件的处理过程，这也是他首次读到艾琳·格雷的案件。根据他的法律背景和训练，赵宏恩的审查结论为长老会议初步的内部调查的一部分。
教会那次的惩处发生于2002年，比赵宏恩在GCC信主还要早了几年。当时，艾琳·格雷拒绝听从教会领袖的建议，取消对家暴丈夫大卫·格雷的限制令。在一次教会的圣餐仪式上，麦克阿瑟牧师形容她这样的决定为 “不悔改的罪”，并说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选择了“离开…以及抛弃”她的丈夫。
艾琳·格雷的丈夫大卫·格雷（David Gray）曾在GCC担任教师的职位，2005年因其罪行被判刑：罪名是严重猥亵、体罚和虐待儿童。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证词支持了艾琳对她丈夫家暴行为的控诉，然而，根据2022年3月《罗伊斯报告》所引用的公开法庭文件，教会领袖仍持续为大卫·格雷辩护。而大卫·格雷目前仍在狱中。
赵宏恩说，许多GCC的领袖拒绝阅读《罗伊斯报告》。少数的领袖读了，但还是拒绝承认该文章的报导。他说，教会高层的领袖态度变得愈发防备，试图想保护麦克阿瑟牧师。
对赵宏恩以及负责检视文件资料的七位基督徒律师来说，大卫·格雷很明显的有罪。这一点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而艾琳·格雷拒绝解除限制令来保护她孩子的行为，客观而言是完全合理的并且正确的决定。
赵宏恩写信给长老会议：“如今，大家已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迟到了20年，‘伸张正义’ 永远也不嫌晚。为了自身的正直，以及对正义及公义的追求，即使在最小的事上，我们都该信实的面对它，即使是对于20年前发生的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赵宏恩期望GCC以比教会外的法庭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教会自己本身。艾琳·格雷的案件当时是由副主任牧师凯里·哈迪（Carey Hardy）负责处理，GCC的长期圣经咨商牧师比尔·薛农（Bill Shannon）也参与其中。赵宏恩发现有证据表明牧师们在处理该案件时存在滥权、偏见和错误。艾琳·格雷的证词多次被拒绝接受，她的行为被指责为 “怪异”（这与她被教会惩处无关）。尽管大卫·格雷曾有说谎的历史，但教会领袖对艾琳·格雷的说法仍表示怀疑。
赵宏恩说，“他们选择支持一个虐待儿童的人 (这个人后来还被证实是个性侵儿童犯)，而不是一个拼命想保护她三个无辜孩子的母亲。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完全错误的决定，必须被纠正过来 。有许多教会长老在多次私人的谈话中承认他们 “当时做错了”，而且如果他们当时知道他们如今所知道的事实，他们会做不同的决定。但这些私下的承认意味着你需要与被你犯下的错误影响的人和解，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原则。”
赵宏恩去年3月仍在GCC长老委员会时，他强调纠正过去的错误的紧迫性。他坚定地认为，长老们定罪了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他问，假设今天教会是对一个被错误地指控出轨的男性进行教会内部惩戒，难道他们现在不会想要弥补及修正这个过错，即使他们20年后才发现这个错误？
跟据担任长老会议秘书并负责纪录会议内容的赵宏恩所述，麦克阿瑟牧师在3月份的会议上回应，这类的比较不适用于艾琳·格雷的案例。牧师再次举出她“行为怪异”的说法，并且不倾向重新考虑教会曾对她做的惩戒决定。
赵宏恩说，此后，长老会议主席汉密尔顿（Chris Hamilton）告诉他，如果他还想继续担任教会长老，就必须“收回”他对教会犯下错误的调查结论。(汉密尔顿至今尚未回应他对这件事的评论)。第二天，赵宏恩和妻子就辞去了他们的教会会员资格。
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今年秋天，赵宏恩再次审视一桩关于GCC另一名成员的法庭文件。该成员向法庭申请对丈夫的限制令，希望保护自己和年幼的孩子免受家暴——只是这次是该女士对赵宏恩提出重新审视的请求。赵宏恩立即意识到这个案件与艾琳·格雷案的某些相似处。
这位女士告诉本刊，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两个案例的相似之处。她说，她去年读到艾琳·格雷的故事时，她心想，这听起来很像我遇到的事。 （本刊的报导政策允许家暴受害者不具名受访，以保护其隐私和安全。但在报导这个故事时，她的身份和叙述的细节皆经过验证。）
这位女士说，“每当我在申请限制令的事上有所动作时，就会听到 ‘你要小心自己可能有报复的心态’ 的说法。他们这样说基本上是为了让我退缩… 他们说我这种寻求法律保护的作法是与信仰背道而驰的，因为基督徒不该把其他基督徒告上法庭。”
她说，她有向教会领袖报告她丈夫不忠的证据、丈夫在网上搜索乱伦色情内容的证据，以及自他们女儿才几岁大就开始的不当行为。
最后，在牧师的要求下她搬回去与丈夫同住。一个月后，当她和丈夫在路上发生争执时，她因恐惧而拨打了911报案电话。在《今日基督教》获得的法庭文件中，她说牧师兼长老罗德尼·安德森（Rodney Andersen）告诉她，她应该顺服她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不是去挑衅丈夫。她说，到现场处理的家暴官则告诉她不要回家。
两位GCC的长老接着代表她的丈夫提交法院宣誓过的声明。安德森长老的声明里叙述丈夫在接受教会介入处理时曾说，他和女儿接吻时的舌头接触是在模仿一幕卡通场景。
另一位牧师兼长老克拉森 (Brad Klassen) 的声明中则说，该妇女来找他，提到她特别担心丈夫所拍的照片，但她并没有丈夫侵犯的“证据”。根据女性当事人的声明，这些照片包括她的孩子触摸她丈夫裤子的拉链，和孩子仰视丈夫的脸被喷水的照片，以及丈夫与孩子自拍的裸体照片。但克拉森的声明则说，这些照片不包含裸体画面。
GCC的另外两位领袖表示，他们原本要代表妻子作证，但这对夫妇在1月份开庭前就达成了和解协议，所以最后不需要任何牧师出庭作证。在最后的和解中，妻子并没有撤回对丈夫性侵的指控。
无论如何，她说，GCC (如今是她的前教会) 的背叛对她造成的伤害最大。
这位女士对今日基督教说，“我的灵命降到了冰点以下。我怀疑上帝是否真实存在。我想，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还必须服从教会领袖的话，我宁愿去死。”；“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这位女士说，她看到上帝在“绝对的主权下的工作”，带领她渡过这整个过程，最终，她认识到“教会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上帝不存在或上帝公义的失败”。
她说：“我需要敬畏神而不是敬畏人。仅仅只因为有人对你引用了一段经文，而恰好这些人有属灵的权柄，并不意味着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当她质疑牧师的建议，要她回家并信任丈夫时，她说他们提醒她一些经文，例如“爱是凡事相信”，或者耶稣说要饶恕他人“七十个七次”。
根据她的叙述，她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她看到的危险信号被认定是不充分的——牧师们坚持要有身体被性侵的证据、要有 “肌肤贴在一起” 的通奸证据，或者在有明确猥亵儿童的证据下，她才能有根据圣经教导的离婚的正当理由。但她无法再等下去了。
“我的人身安全不是他们最重视的事”
GCC的争议包含在更大的议题辩论范围内，如“如何定义家暴”及“基督徒是否应该在家暴案中以和解为优先考量”。 GCC及其所属的神学院在保守派的圣经咨商师之间，以及圣经咨商师认证协会（ACBC）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毕业于玛斯特大学，俄亥俄州的牧师兼圣经咨商师乔纳森·霍姆斯（Jonathan Holmes）说：“对于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家暴，大家在基础上就有极为不同的理解。”他指出，通常只有在身体暴力或性侵的案件里，“家暴”的标签及后续严肃的处理才会相应而来。
与其他性别互补论者 (Complementarian) 一样，麦克阿瑟牧师曾多次在讲道中提及，他反对妇女为了在婚姻中顺服，而继续与施暴的丈夫住在一起。他也教导说，妇女和儿童应该“被安置在安全的环境”里，而家暴加害者的行为不是基督徒会有的行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
然而，正如赵宏恩去年写给负责此事件的长老们的信中所述，在过去十年间，有一连串的妇女指出，当她们担心自己或孩子的安全时，在教会却得到了与麦克阿瑟牧师教导的不同的建议。
有多名妇女指出，负责圣经咨商的牧师——身为圣经咨商师协会成员的比尔·薛农（Bill Shannon）劝阻她们向警方举报丈夫的家暴行为，并指示她们待在受到暴力威胁的家中。一对夫妇说，他们在一次圣经咨商时段看到，薛农并未建议他们家中一位女性成员对一个承认自己有猥亵儿童行为的男人的举报；他也没有指示她应该离开他，只因为该男性尚未被正式定罪。
比尔·薛农是没有回应本刊多次邀请采访并对此事件作出评论的GCC领袖之一。
一些现任和前任的长老也曾对薛农咨商时的 “毫无作为” 提出异议。赵宏恩说，麦克阿瑟牧师也知道这些人提出的担忧，但他选择为薛农辩解，并继续让他担任同样的职务。根据GCC的网站，薛农继续为教会会员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咨商辅导，且任教于教会的婚前辅导和婚姻辅导，并在成人小组讲道。
一位妇女说，“在与比尔·薛农的第一次会面中，我很快就知道我的人身安全并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是我在婚姻中是否顺服丈夫。”她要求在此篇报导里不要提及她的姓名，因为她正试图从她在GGC经历的一切走出来。她说，“我被教导我不该激怒（我的丈夫）。”
她告诉本刊，当她因丈夫的施暴而住院时，薛农打电话给她，建议她直接回家，不要报警。有时，她在家里受到的折磨足以让她担心自己可能会死，但依然有人跟她说，她的处境可能是 “上帝在妳生命中的旨意”。 （编按：类似 “这是妳要背的十字架”）
在婚姻辅导的过程中，牧师们会质问妻子们，她们的态度是否间接造成了婚姻关系中的暴力、愤怒和控制。在某些情况下，牧师们会暗示是妇女对她们丈夫的错误过度吹毛求疵。
霍姆斯说：“对一个牧师来说，在一个女人受到虐待的案例中，他很难想像在整个过程里，女性当事人没有任何明确的责任。”
这种“双方都有罪”的态度在教会环境特别容易产生，往往当事人双方都会被要求互相忏悔及寻求对方的原谅。
基督教调解员肯·桑德（ Ken Sande）谈到了他在几十年的调解事工中常见的模式，表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辅导理念是，如果已经有家暴的行为，我们不会把双方叫到同一个房间，然后以为他们能真的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拿掉。” 桑德并非特别针对GCC的案例而言。
“没有其他的选择”
参与本刊访谈的每一位妇女都说，在整个事件过程的某些时候，她们都认为自己对丈夫的行为负有部分的责任，或者某位教会领袖曾表示她们有部分的责任。
这些妇女都被提醒了圣经中关于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教导。多年来，她们一直希望自己的顺服、对婚姻的忠诚、和在绝望的祷告最终能让丈夫改变。但是，当问题持续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时，她们寻求帮助和咨商辅导，想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努力。
温迪·盖伊（Wendy Guay）说：“当家里有家暴的行为发生时，甚至单单向教会寻求帮助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谦卑和摊开来的脆弱感”。她去年向《罗伊斯报告》讲述了她父亲保罗·盖伊（Paul Guay）于1970年代末在GCC工作时，对她的家暴行为。她补充道：“女性们会躲藏在角落里隐忍着，试图自己处理这些状况，直到她们再无其他选择。”
当妻子们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搬出去时，她们的牧师试图让她们留下来。在她们分居或获得法律正式的保护后，牧师会敦促她们要和解。这些女性告诉《今日基督教》，牧师们认为只要她们的丈夫继续参加教会辅导、继续在受到监督的环境中照顾他们的孩子，并且口头承诺会停止错误的行为，就足已表明他们不再是妻子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如艾琳·格雷和上个月同意和解的妇女的案例，GCC的领袖在法律案件中持续支持她们所指控有家暴行为的男方。虽然教会可能会因为避免后续责任而不介入婚姻的法律纠纷，但还是可以听见牧师们站在被告那一边的例子。
“基督教处境家暴行为合神心意的回应机构”（Godly Response to Abuse in the Christian Environment，此机构简称为GRACE）执行董事辛格（Pete Singer）说，当初检察官奇维杰安（Boz Tchividjian）成立这个机构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一些信仰领袖在法庭上为犯罪者进行辩护。
辛格说，“这并非单ㄧ特例。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虐待儿童和亲密伴侣暴力案件中也很普遍。这是培养牧者的教育过程所反映的结果。如果案件当中有明显的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为什么我们选择站的是可能的压迫者那一边，而不是可能的被压迫者那一边？”
教会的惩处是其一项特色
虽然福音派基督徒对关系中暴力行径的议题越来越敏感，但在一些保守派的社群里，对于 “受害者应维护自己权益” 的倡导，和创伤研究的心理学家的说词，仍保持着潜在的怀疑态度，并捍卫地方教会在处理婚姻冲突中所持的独特地位。
曾主动举报家暴的前GCC会友说，她们会害怕受到教会的惩处，而惩处原因是她们不够顺服、或离弃婚姻。
基督教调解员桑德说，虽然多数福音派教会会在正式的规章中详列纪律处分的程序，但美国的教会在实务中遵循这些程序的情况越来越少，教会愿意在一年内多次公开其纪律处分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
麦克阿瑟牧师则认为教会的惩处是GCC的一个“特色”，GCC的长老们是遵循马太福音第18章的原则——首先与被惩戒的对象私下面谈，然后与另一个证人面谈，之后才能公开宣布此个案已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仍不悔改的教会成员将不能参加圣餐。
前长老赵宏恩则说，在第三阶段的程序是，长老们必须对案件达成共识，每年有几次机会于圣餐仪式举行的时候，呈交判决结果给全体会友。
接受本刊采访其在GCC接受咨商辅导经历的女性皆曾是GCC的会友，有些甚至在GCC聚会超过十年，也曾在麦克阿瑟牧师宣布教会惩戒处分时身处会众席中。她们认为，如果教会领袖认为她们的情况不足以构成合理的离婚理由，她们的名字有朝一日可能也会被当众宣读出来。
‘时间会带来真相’
直至今天以前，赵宏恩都未曾公开讨论他离开GCC教会的理由，以及他此后为维护受害者所做的工作。他希望GCC能检视艾琳·格雷的案件，重新考虑能为她平反的证据。他也反覆地请求教会认真对待那些担忧薛农和教会咨商辅导方式的呼声。
离开教会后，赵宏恩和GCC高层领袖仍保持联系，提出问题，并提议能私下讨论他所提出的担忧。他写了电子邮件给麦克阿瑟和赐你恩典机构执行董事菲尔·约翰逊（Phil Johnson），后者是该教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兼长老。赵也与凯里·哈迪（Carey Hardy）在来回通信，哈迪是当年负责监督格雷惩戒案的牧师，现在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任职。
赵的呼吁跟基于20处不同的圣经经文，大部分是关于和解、错误行为和正义的经文——例如雅各书4: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每当他与GCC长老见面时，都会在讨论中提到此案。他也给长老会的个别成员发讯息和打电话，分享他的关切。
赵宏恩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今天这个处境上，在教会外部进行宣导。在接近17年的GCC会员经历里，赵宏恩认识了他的妻子、开始在教会教导圣经，并在教会的长老会议中成为其中一名领袖。
赵宏恩说：“我曾是教会一名活跃的忠诚支持者。”现在他则反对许多他曾服事或共同领导的人之间“盲目的信任”。
去年，当他质疑教会当年对艾琳·格雷做出的惩处时，其他长老们建议他应该要相信以前的领导人所作的决定。赵宏恩反驳说，圣经的命令是我们要相信主，并要查验一切事（帖前5：21）。
但赵宏恩仍持有希望，想起麦克阿瑟牧师的一句名言。 “时间和真理是携手合作的”。时间总会带来真相。
让上帝来处理剩下的事
艾琳·格雷说，当她听到其他女性也被GCC的领袖 “指责、控诉，并受到二次创伤”后，她有了公开分享她的经历的动机，她等待了数年，直到她的孩子皆已成年。她说，在去年《罗伊斯报告》发表之后，她马上又听到了更多关于教会对家暴案例处理不当的证词。
“如果我早一点分享我的经历，会不会让GCC或其他遵循同样领导模式的教会带来改变？我不知道，但我对自己多年来的沉默姑息心态所带来的影响感到心痛。”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本刊。
“时至今日，我有来自众多证人的直接证词，证明GCC仍在遵循类似的不符合圣经教导且没有爱的方式在对待受到家暴的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在被丈夫和父亲虐待的情况下，向教会领袖发出求救声。这是一种令人髪指的罪恶。”
一位曾经为了能坐在麦克阿瑟牧师的台下听他教导而兴奋地搬到加州的GCC前成员表示，在她因着一段充满暴力、毫无爱的婚姻向教会求助后，教会事前及事后处理的方式毁了对她而言曾是她生命的一切的信仰。
她说，“最糟糕的事不是离婚，而是我和上帝的关系。我知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但我真的很信任教会里的人。他们夺走了我与上帝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他们让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男人。当我去教会时，我感觉牧师们都在说谎。他们让我心碎… 我真的觉得我在灵性上被强暴了。”
GCC没有向艾琳·格雷道歉，没有撤销当年的纪律处分，也没有就这一案件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回应这篇文章。
去年圣诞节过后的几天，赵宏恩向GCC每一位长老发出了他所谓的“最后的呼吁”。他仍抱持着微弱的希望——“主能做的往往比我想像的还要更多”——即使知道长老委员会不大可能有所行动，并且知道自己公开的立场会让许多过去曾和他一起服事及敬拜的人感到不舒服。
“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做正确的事——圣灵、我的良心、祷告的过程、圣经咨商，以及神的话语皆是如此引导着我。并且相信，上帝会亲自处理剩下的事。”，他告诉本刊，“教导我这一真理的人，正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
编者按：多年来，一些读者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公布那些本来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好事的事工领袖错误行为的证据。这里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