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同时敬拜上帝和玛门

一位好友曾向我求助，希望我帮忙付房租。他们解释说，自己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问我和我丈夫是否愿意先替他们负担这一笔开销，直到他们度过难关。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我们才刚迎来第二个孩子，而我也刚辞去工作。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靠非营利机构和教育领域的薪水过活，这样的收入即使在各自的行业里也算偏低；我们已经尽可能节省开支，只求薪水不要被旧金山湾区高昂的生活成本完全吞噬。在我们的对话更深入之前，我插话表示，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思考。

“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申命记15:8》如此说道，这只是众多清楚表明上帝多坚定地期待祂子民效法祂 “慷慨榜样” 经文中的一节。

关于慷慨，旧约中全面而细致的教导不仅涵盖个人的施予，也包括制度层面的行动，例如土地重新分配、免除债务与周济穷人。新约同样坚持我们必须借着对他人实质的照顾来服事上帝。基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在基督自己的叙述中，凡是我们对贫乏者所做的，就是对祂做的 (太25:35、40)。

随着初代教会逐渐成形，即便上帝的子民仍在外族统治下艰难求生，类似的命令仍一再被重申。保罗在称许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深度与成熟后，提醒基督徒要实践激进的慷慨，为要 “考验你们的爱心是否真诚。”(林后8:8，新汉语译本) 。

保罗在这项命令之后，附上一句简短却意味深长的结语，对任何习惯现代生活中贪得无厌心态的人而言，都显得格外令人震惊。他说，如果哥林多人彼此捐助、互相给予，就能确信：“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林后8:15)。

保罗的认知是：“拥有过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上帝的子民可以借着重新调配自己的资源，来帮助那些正受这种问题所困的人。任何 “拥有过少” 的人——甚至更具挑战性地说，即便他们的匮乏是因为自己 “收聚不够”、也就是规划不周或未能好好储蓄所导致——都可以、也都应当，受到较富裕邻舍的照顾与保护。

这是一种彻底颠覆我们对财物与其管理方式的思维。圣经叙事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形像的承载者，因此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价值；与此同时，由此也衍生出另一个身分认定：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 “守望者”。换言之，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财物，必须围绕着我们与生俱来、共同被神所爱的身分来加以安排。

我觉得圣经对金钱的看法很美，却难以说服我。我带着一种既欣赏又不安的心情来看待这些教导，就像一名造访异国的旅人：我欣赏眼前所见的一切，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我心灵真实的定居地，似乎并不在这里。

结束与朋友的谈话后，我开始回想那些我早已背诵、却从未真正内化的金钱经文。我发现自己其实活在另一套关于财富的叙事之中，而那套叙事，正是来自市场经济，而非圣经。

市场及其教导是如此吸引人，甚至曾多次让我落泪。当我们迎来第一个孩子时，我意识到，原来市面上有那么多精致华美的婴儿推车 (标价动辄五位数)，能把我的孩子安置在流线型的金属骨架上，宛如一座符合人体工学的北欧王座。那些我滑过的一则则广告仿佛在暗示：能够负担这样的推车，是我们作为父母不断 “升级” 的下一步，能证明我们有能力供养孩子。

相比之下，我孩子那台贴近地面的塑胶装置，看起来像对她美丽的一种冒犯，也像在宣告我爱得不够。我不禁纳闷，其他那些父母究竟做了什么，才能买得起那样的推车？为什么我没有想出办法做到同样的事？我渴望得到的，其实正是广告为我描绘的理想——成为那种能为孩子提供 “最好的一切” 的人。这样的渴望强烈到足以让我掉下眼泪。

等孩子开始对周遭世界展现更大的兴趣时，新的问题又浮现了。为什么我不能为她准备标准最高的、色彩和品质都极天然的玩具？为什么婴儿体能馆的单次入场费看起来如此高昂？母婴皮拉提斯课程真的有实质的益处吗？为什么我就是负担不起这些东西？我脑中想像的故事线、一条我渴望追随的叙事线，是关于一个购买力与她的爱相匹配的母亲。

这些想法本身 “看似” 并无不妥：我渴望金钱，是为了承担起上帝交付给我的养育责任；然而，这种想法实际上无法解释我对自己财物的保护欲，以及对朋友请求的犹豫。当我思考是否要替朋友付房租时，我试图找出不能帮忙的理由，却意识到自己的逻辑完全站不住脚。

我是因为害怕匮乏而紧抓着金钱不放吗？老实说，我和丈夫的收入足以负担基本生活所需。我在担心这笔奉献会损及孩子未来的机会吗？事实上，我们从事教会事工及教育工作者的低薪资，早已让我们家符合接受免费学前教育的资格。再说，我的孩子人生最初五年的衣物，早就被疼爱她的家人与朋友送来的一大堆二手衣物和礼物妥善预备好了。

以自己的财务状况作为审慎决策的依据，表面上看似带有智慧的样貌；然而，我想保护自己财富的理由却出奇地模糊，仿佛隐含着一些我几乎无法说出口的信念。我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像一幅点描画——在远处看似清晰有形，一旦拉近细看，却立刻分崩离析。

在《选择的时代：现代生活中自由的历史》一书中，历史学家苏菲亚 (Sophia Rosenfeld) 指出，当我们把多数道德问题理解为某种执念的延伸时，这些问题往往就能变得清晰起来。她认为，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我们如今被 “个人自由” 这个价值深深吸引及支配；每当我们衡量当代关于金钱、堕胎、疫苗或教育的争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权衡关于 “个人自主权” 的论点，以及如何最大化自主权展现的方式。

举例来说，“我的身体，我的选择” 这句口号，同时成为了支持堕胎与反对疫苗人士的动员标语。这两个原本分属政治光谱两端的群体，却用如此相似的方式来框定自己的行动——都诉诸于捍卫个人决策权——恰好展现了我们集体的心态。我们或许会对如何运用自由有所分歧，但对于 “更多自由本身是否是好事”，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讨论。

苏菲亚不仅在我们的政治语言中看见这种现象，也在我们的宗教与亲密关系实践中看见。她指出，ㄧ直到近代，人们才逐渐强调 “个人归信经验” 作为属灵真实性的标志，以及婚姻从安排婚嫁走向以情感与陪伴为基础的伴侣关系，都是这种转变的例证。

“不受限制的个人决策是善的” 这一观念，已成为社会学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doxa——也就是一种 “界定整个文化的预设信念”。支撑这ㄧdoxa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苏菲亚写道：“ ‘选择’ 这个行为以及选项菜单背后的逻辑，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被广泛地假定为建构人生的途径。”

在这些论述的映照下，我对金钱的依附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样貌。苏菲亚认为，民主、资本主义与自由社会皆以 “最大化选择” 为导向；然而，当民主政府与自由社会逐渐被特殊利益挟持时，市场似乎成了唯一一个我仍能确信自己的选择 “具有意义” 的领域。

我并不确信政府会回应我的需求。从街角店面到学校与教会，我所属的社区机构在新冠疫情后，都一直难以恢复往日的活力。若我诚实面对自己，“金钱”所延展出的，似乎是对美好生活最具可信度的承诺；它成了少数仍然存在、让我能施展自己的意志，并合理期待看到结果的机制之一。

然而，苏菲亚同样指出，作为消费者，我所能掌握的控制力，其实早就比我以为的要有限得多。她说，尽管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我们是独立的决策者，“但我们很少能制定游戏规则，或亲手摆设那一桌可能性的盛宴。” 现代人在约会与婚姻上，确实比过去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对象，但却无法左右交友软体的泛滥，也无力改变面对面认识潜在伴侣的机会日益减少的局面。人们拥有选择，然而这些选择早已被编写演算法的公司所形塑。

我们或许自以为是自由的，但正如苏菲亚指出的，现代人关于婚姻的论述，多半仍围绕着我们有 “选择” 伴侣的权利——然而实际上，我们其实活在一张由各种条件交织而成、严重限制我们意志的网络中。个人自由至多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最糟则不过是一场幻觉。

那么，究竟是谁促成我们与金钱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最显而易见的罪魁祸首，是科技公司。

数十年来，哈佛商学院的学者萧莎娜 (Shoshana Zuboff) 持续发表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探讨科技进展与企业权力对人的 “自我” 所造成的影响。她的代表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提出了 “监控经济” 一词，用来描述我们如今身处的体系，并将现代生活的舒适与失调同时归因——或归咎——于此一体系。

萧莎娜提出，资本主义在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与注意力等竞逐场域大致告一段落后，又再次进化了。最具侵略性的企业不再专注于这些相对传统的活动领域，而是转向运用消费者数据来生产 “预测产品”，预先判断你此刻、近期，以及未来将会想做什么。

萧莎娜认为，足以定义这个时代的创新事件，是当科技巨头们洞察到：我们每一次与数位装置的互动，都在泄露关于自身的资讯，而这些资讯可以被用来操控我们与自身未来的关系。客户会付费请科技公司帮忙打造 “行为未来”，例如，在推出某款健康产品前，刻意加剧情绪脆弱的青少年的焦虑；或在选举年前夕，引导摇摆/中间选民产生恰到好处的愤怒情绪。

“多数人并不是监控资本主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客户，” 萧莎娜直言。

我们其实是监控资本主义最关键剩余价值的来源；我们是这场技术高度发达、且愈来愈难以逃离的原料开采体系中的对象。监视资本主义真正的客户，是那些在其市场中交易 “未来行为” 的企业。

若非她以近七百页的篇幅，详实列举科技公司为了将我们的行为变现而产生的专利、访谈、往来文件与诉讼纪录，这些主张听起来几乎显得夸大其词。萧莎娜以Meta恶名昭彰的 “六千一百万人社会影响与政治动员实验“ 作为早期例证，显示企业能以何等精准的方式，将使用者推向预设的结果；并以Gonzalez v. Google一案作为更近期、也更加阴暗的示范，显示这种操控可能达到的程度。

在萧莎娜看来，监控资本主义下的生活，表面上是个既便利又有趣的乌托邦：线上购物两日到货、精准到令人惊叹的 “为你推荐” 页面。然而，这样的生活却要求我们在一个自己无从完全理解的方向上，长期而顺服地前行。为了换取监控资本主义提供的种种舒适，我们必须交出想像 “一种不受其渗透影响之生活” 的能力。萧莎娜认为，我们正在为 “未来时态的权利” 而奋战——也就是，为了自己能在市场优先顺序外构想 “自身的存在” 的能力而战。

我在直觉上完全明白这一点。在我所有的数位装置上，我作为一名成年女性的未来，早已被精确地以萧莎娜所描述的方式被铺设完成。正如。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我会收到关于家庭旅游的广告；我会看到介绍房屋与汽车保险方案的影片，以及鼓励我将资金存入大学教育储蓄帐户的内容。我也经常被推送与居家装饰、备餐订阅服务、抗老美容产品与精品医疗照护相关的资讯——老实说，这些东西对我而言，确实都相当有吸引力。

对我而言，萧莎娜所描述的那个封闭循环——企业植入并培育我们的欲望，使我们被训练成对市场所提供的一切垂涎欲滴，而我们的金钱则恰好可以换得那些被形塑成 “我们想要” 的事物——反而提供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生活方式。

若我回应圣经对慷慨的呼召、选择帮助朋友，反倒会危及我在这个生态系中的位置；我几乎可以现在就确定，(若帮朋友付房租) 我接下来不能有奢华的假期，或不再有寄到家门口的订阅餐盒。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东西？

耶稣曾明确宣告，人不能同时事奉上帝与玛门；祂将金钱描绘成一种灵性的存在——是我们无法对它只付出部分忠诚、总得全然效忠的对象。耶稣如此锋利的用语，总让我想稍微磨钝祂的话，将这项教导理解为对我们 “优先次序错乱” 的一般性警告，而非对人类长久以来迷恋财富的心态的直接斥责。

然而，只要稍微思考金钱究竟承诺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何会如此依赖它，便不可能忽视耶稣真正的意思。耶稣之所以称金钱为偶像般的神祇，是因为金钱试图满足的，正是那些我们本应带到主面前的渴望。

我们与金钱的每一次互动，都承载着属灵的后果。苏菲亚谈论的关于 “选择” 与 “个体性” 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资本主义如何彻底重塑我们对 “自我” 的概念的历史；而萧莎娜对监控经济的分析，也同时是一项关于人类永不满足与贪婪的研究。如果所谓的“宗教实践” 指的是一系列规律且重复的行为、能 “逐步重塑我们情感与爱慕的对象”——那么，我们与金钱的历史，显然就是一段虔诚敬拜的历史。

今天，任何一个已被消费主义文化深刻塑造的人，都无法立刻理解保罗的书信。对我而言，“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这句话听来简直荒谬；同样荒谬的，还包括保罗劝勉读者效法马其顿教会——在 “彻底穷困” 的境遇中，仍 “流溢出一种慷慨付出的丰厚情意”(林后8:2，新汉语译本)。从实际层面来看，为何有人不应该保留自己所挣得的 “过多” 财富，或面对自身 “彻底穷困” 的处境时，不采取奢华施予的行为呢？

也许保罗过于轻率，竟赞扬人们 “按着能力，而且是超过自己的能力，出于自愿” 的施予 (林后8:3)。他这封以轻快愉悦口吻劝勉圣徒的信，仿佛对人们与金钱之间充满恐惧与需求的关系毫无所知。

然而，对一个被圣经教导塑造的心而言，保罗并非妄想，而是深刻、而且恰如其分地提出批判。他的文字承接了一条悠久的传统——将金钱置于荣耀上帝与服事他人的使命之下。保罗之所以谈论金钱，不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因为那正是他听众心中最深的牵挂。他论证的目的，是要剥夺金钱在他们心中的至高地位，提醒读者金钱的最佳用途：作为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慷慨地与人分享。保罗写道：“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要使你们因祂的贫穷成为富足。” (林后8:9)

呼应耶稣将上帝与玛门并置的教导，保罗把金钱与敬拜连结起来，主张我们选择保留或交出资源，同时也是在选择缩限或全然降服于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可以选择用市场的视角评价彼此，或用主的眼光看待彼此。

纵然跨越了千年，保罗的批判依然切中要害。监控资本主义建立了能迅速回应人类欲望的结构，但这些结构只优先回应那些 “有用处的消费者”。当我们变得过于病弱、过于年老，或过于贫穷，以致无法持续生产与消费时，很快便被市场视为无关紧要之人。我们看似建构了一个赋予人类生命意义与安慰、提供彼此照顾工具的市场体系；然而，一旦我们真正陷入脆弱状态，这套体系便立即收回它的服务。

与此相反的，保罗所描述的基督之慷慨，恰恰能在那些人为系统失灵之刻启动。基督在面对我们的无助时，自愿选择舍弃自己，以一种极端的程度付出，以致于祂所给出的，永远不可能被偿还。

若如保罗要求读者那样，认真看待基督的榜样，会带来一种令人目眩的效果，仿佛圣经人物与一个闪耀崭新的 “同在” 面对面的时刻：摩西在燃烧却不焚毁的荆棘中听见上帝的声音；以西结在暴风中看见天上的形象。这些人面对一个比我们自身世界更有力量、更为深邃的国度时，唯一能做的回应，就是俯伏在地。

保罗的书信读起来正像这些神圣相遇的时刻：我们熟悉的事物光泽短暂消融，使我们暴露在圣者令人震惊的临在之中。就像那既是火焰又是临在的时刻；就像那既是风暴又是永恒的异象，保罗的书信同样是个进入与主相交之地的邀请。他将我们面对物质需求的时刻，描绘为一个领会基督式慷慨的契机——那样的慷慨足以颠覆既有范式，如同旷野中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又如同在天际展开、撼动人心的一幅异象。

在其著作的结尾，苏菲亚似乎已预料到我对保罗的反应。她说，每一套doxa (既定观念) 终究都要接受清算；而在我一生之中看似无可质疑、理所当然的 “个人自由” 道德价值观，正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美国社会正陷入僵局，被那种将每场政治竞逐都视为 “能动性零和博弈” 的冲突所锁死，同时又倚赖监控资本，来换取经过最佳化、却分配不均的消费快感。她建议我们把握这个时刻，“在不预设立场的情况下，开始思考：我们所理解的 ‘选择’，是否真是自由的全部样貌。”

换言之，若我们正看见自己的道德宇宙中出现裂缝，也许我们就该俯身凝视那道裂缝。若我会被保罗的书信吸引，或许正是因为它们读起来像是来自一位早已瞥见彼岸之人的书信。

保罗——那位曾因自己的正统信念而暴力迫害教会的人——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拦下来。基督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26:14)

短短几句话，基督便戳破了保罗对自己人生的理解，重新框定他原以为的信仰：那并非一段关于虔诚与确信的故事，而是一场对抗某种他已隐约感知、却无法接受之临在的挣扎。

当我读到保罗归信的记载时，我渴望这样的叙事也成为我自己生命的写照。我同样是一个被福音中 “慷慨的伦理” 深深吸引、却又为之困扰的人；我同样渴望站在那个我已隐约感知、却迟疑未进入的实在边缘。我也想像保罗一样，放下自己踢刺棒的权利。

最后，我走向丈夫——他其实早已准备好把钱给那位朋友。我告诉他，我原已有了答案。

Yi Ning Chiu撰写电子报《Please Don’t Go》。她曾任《墨井》(Inkwell) 专栏作家，该栏目隶属于本刊的NextGe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