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的自由奋战的94岁香港枢机

数十年来，陈日君枢机始终坚定地反对中国的共产政权。

三年前，在香港的一间法庭里，90岁的陈日君枢机倚着拐杖、步履蹒跚地站着。身穿黑色教士长袍、系着白色罗马领，这位白发苍苍的香港荣休主教，面对的是未依法登记一个法律支援基金的指控；该基金旨在协助在2019年民主抗争运动中被捕的行动者。

尽管年事已高，陈日君却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迹象。去年六月，在香港一所堂区里，他倚着的是另一种 “拐杖” ：一座金色的圣体显供座，里面安放着圣体。当时他刚主持完一场备受争议的拉丁弥撒，加深他在天主教会中属于保守派阵营的立场。

陈日君深谙公共讯息的操作之道——这位今天满94岁的枢机，在这两个画面中，都将自己呈现为一位 “安静的反叛者”，与政府及宗教体制正面冲突。这样的坚定，标志了他自2002年获任命为香港主教以来的牧职生涯。由于陈日君主教始终关注中国地下教会中贫困与受压迫者的需要，香港的信众也视他获任枢机主教为梵蒂冈对他坚持社会正义立场的肯定。

“人生的目的，” 陈日君在出庭后的一次访谈中说，“就是成为一个有诚信、公义与仁慈的人。”

然而，这并不会使他对错误的事的谴责变得含糊。他曾形容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于2018年达成、共同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为 “公然邪恶、而且不道德，因为它使一个分裂的教会合法化”。

“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在其《全球守望名单》中，将中国列为全球第15名 “成为基督徒最艰难的国家”。由于中国天主教徒与梵蒂冈之间的国际联系，他们面临的迫害甚至比新教徒更严重。 1951年，中国共产政权与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六年后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以监管全国的天主教会。

陈日君于1932年出生于中国大陆，正值日本入侵满洲的次年；这场侵略最终促成了亚洲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8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当时距离这个仍属英国殖民地的城市被升格为天主教教区，才过了两年。他留在大陆的天主教家庭成员，则承受了毛泽东政权的迫害，因为该政权视教会为反革命势力。

在香港，陈日君就读于一所隶属于鲍思高会的天主教学校。该修会创立于1859年，旨在帮助贫困、缺乏教育的男孩与年轻人。

1961年，陈日君晋铎成为司铎，三年后在罗马的鲍思高宗座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78年，他出任地方修会的负责人，同时专注于堂区牧灵事奉。然而，1989年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和平抗议的学生开枪后，陈日君深受触动，想同样投身服事中国大陆的教会。

随后不久，他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每年在政府管理的天主教神学院任教六个月。尽管他对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感到震惊，但在接下来的七年间，他刻意对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以维系与中国官员及地下教会之间的关系。

陈日君形容自己在中国的那些岁月，是一段 “受到热情接待、也十分美好的时光”。共产政权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神学院，但后来那段时期，神学院里坐满了学生，他可以教导自己想教的内容。然而，他同时也清楚看见其中的限制：密探渗入学校；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理事会成员占了一半，并且每周两次讲授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负责人也无法自由地致电梵蒂冈。

“在中国，一切都是假的。” 陈日君如此说道。

1996年，当他在中国的任期结束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他为香港辅理主教。一年后，英国同意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提是香港在未来五十年间，将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司法制度与法律权利的同时，逐步走向民主。 2002年，陈日君正式承担起牧养香港信众的最高属灵领导责任。

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便投身追求自由的行列。陈日君公开反对政府提出、以打击 “政治颠覆” 为名，实际上意在削弱亲民主公民社会的立法方案。翌年，他出席每年7月1日反对主权移交中国的游行祷告会。 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在香港举行会议期间，他鼓励活动人士抗议那些被认为将削弱小农权益、强化企业利益的政策。

2006年，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陈日君为枢机主教。2009年，他辞去香港主教的职务。随着他在国际声望的提升，以及在地方教会行政责任的减轻，陈日君更加全力投入公共倡议的行动中。

2011年，为回应香港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指派外部人士进入天主教学校的校董会，陈日君展开一次为期三天的绝食抗议。期间他只饮水并领受圣体，并指控政府对学生进行 “洗脑” 、教育学生支持共产党。然而，他同时敦劝信众不要仿效他的禁食，也不要发起公民抗命运动，免得教会最终完全失去对学校的掌控权。

这场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2014年9月，他再度以实际行动声援大规模示威，要求落实 “主权移交协议” 中保障香港行政长官直选的条款。中国方面同意港民可以投票，前提却是候选人必须由中央筛选。随着 “雨伞运动” 席卷街头，警方以强硬手段回应、施放催泪瓦斯并进行拘捕。一些教会敞开大门，提供庇护、洗手间与祷告空间。三位主要的运动领袖呼吁暂停抗争，陈日君也与他们一同向警方自首，随后全数获释。

事件发生两周年之际，他在政府总部外的人行道上举行弥撒，示威者排队与这位广受欢迎的神职人员合影自拍。政府指控教会 “包庇暴徒”，但个别官员仍认可陈日君的声望。有一次，这位当时已届80岁高龄的枢机搭乘公共巴士，花费40分钟前往监狱探望一名行动人士时，车上的警卫还主动让座给他。

“如果你忠于自己的原则，连敌人都会对你保有几分尊重；但一旦你向他们的要求低头，你就成了奴隶。” 陈日君如此说道。

最终，他再次落败，中国政府官员依然牢牢掌控香港选举程序；然而，陈日君的关注也转向了罗马。意识到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逐渐回暖，他曾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然而，2018年，中国与教廷仍正式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引发陈日君的严厉批评。“教宗方济各需要有人让他从过度的热情中冷静下来，” 这位枢机如此说。

整体而言，陈日君与方济各之间仍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2019年出版的著作《为了熙雍，我决不缄默》(For Love of My People I Will Not Remain Silent，出自以赛亚书62:1) 中，他描述一次在圣伯多禄广场弥撒结束后的场景：教宗走向他，以手势比划出弹弓的动作——象征他如同大卫一般，迎战巨人。又在去年五月方济各的葬礼上，回忆起教宗曾询问他，作为一名鲍思高会会士所立下的承诺是什么；当陈日君重述对圣体、圣母玛利亚以及教宗的三重敬爱时，方济各笑着回应：“没错——敬爱教宗！别忘了这一点！”

尽管在政治议题上具有浓厚的民粹吸引力，陈日君在神学与教会制度上，始终支持传统的天主教道德观与教阶制度。2021年，他批评方济各对拉丁弥撒所施加的限制；2023年，他质疑教宗关于为同性伴侣祝福的指引；而在2025年，他更对教宗推动的 “共议同行” 主教会议 (Synod on Synodality) 提出警告，忧心其中谈及的 “受洗者的民主” 概念，最终可能把那些并不固定参与教会生活的天主教徒也纳入其中。

谈到方济各在年轻人 (包括许多香港青年) 之间的高人气时，陈日君表示，教会之所以有改革的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罪人；但改革同时也充满危险，绝不应削弱使徒性的司铎职分。改革——正如新教宗教改革那样——曾让天主教会付出 “失去相当大一部分教会” 的沉重代价。

然而，当中国与梵蒂冈在2020、2022以及2024年接连续签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时，陈日君的怒火并非指向方济各本人，而是转向教宗的首席顾问、国务卿帕罗林枢机 (Pietro Parolin)。陈日君表示，这项协议的主要设计者更重视外交而非信仰本身，甚至涉及 “蓄意的谎言”。

而陈日君偏好以长远眼光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