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神学家凯尔西 (David H. Kelsey) 在 1993 年问道：“传统的 ‘罪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时，他担忧的并不是 “罪论” 消失了，而是它转移了——从 “疾病与医治” 的框架，转移至 “疏离与修复” 的框架。在前者中，我们是 “罪病缠身” 之人，若无外力介入，便注定死亡；在后者中，我们是离上帝遥远的人，需要被带回祂身边。
虽然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圣经依据，但在这样的转移中——从罪病缠身的人，变成 “与上帝疏离” 的人——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本质及 “解决之道” 产生新的认知。在第一种观点中，我们需要一位能开处方、能医治我们的医生；在第二种观点中，我们需要一位治疗师——能帮助我们 “调整” 行为模式的人。若我们需要的是医生，我们的问题便是系统性的；若我们需要的是治疗师，问题便在于自我本身。这同时也是关于 “行动主体” 的差异：病人需要医生 (可2:17)，但远离上帝的人，似乎只需要自己主动靠近祂即可。这种理解方式也会影响我们对人性的诊断：人的本性是否真的有问题？还是我们只是承受了自我认知错误所带来的后果？
在当今这追求 “身心健康” 的时代，处处都在警告我们环境中的危险：小心微量塑胶、致癌物、危险的食物防腐剂，以及鼓励我们透过调整身体去顺应 “自然的昼夜节律”、避免手机蓝光的危害，好重新与自然连结。这些指引虽然不无益处，却也反映了凯尔西所警告的 “转移现象”。我们生活在世上之所以遭遇苦难，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有病/罪孽，还是我们只是自己周遭环境的受害者？我们受苦只是因为相信了错误的教导或不良的教会结构吗？我们可能会开始认为，只要有 “更整全” 的福音，或 “更健康” 的上帝观，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解方。
身为一名神学家，我赞许人们努力寻求能更贴切描述上帝及其属性的语言。然而，在我们采用的宗教语言里，我看见一种与非基督徒追寻 “大自然母亲” 时相同的矛盾点：我们不再认为自己需要一位圣洁的上帝，能引导我们穿越充满敌意的世界——反而想像大自然意在滋养、引导并医治我们。但这究竟是否是关于大自然的真相？是否是关于上帝的真相？
我非常欣赏家庭教育理论家梅森 (Charlotte Mason)，她的理论奠基于和自然界定期且不受框架限制的互动。她引用诗人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话写道：“ ‘大自然从不辜负热爱她的心’，当我们细察且深情地照顾她，她便以美丽和愉悦的亲密感作为回报。”
身为一名年轻母亲，我深受梅森的理论启发，并将这些理念融入我孩子们学龄前的教育。我希望他们体验到，哪些挑战是他们能独力应对的，哪些则需要他人协助；我也希望他们体验到变幻莫测的天气，并攀登那些考验耐力的高山。用诗人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的话来说，我期盼他们 “被更伟大的事物打败”。
但现实是，大自然里有虫子，有炙热的天气，以及可怕的湿气。我们遇到蚊子、水蛭、在水里游动的蛇。在冬天，冰雪覆盖了大自然。每一次观赏令人屏息的景致和盘旋的飞鸟，都伴随着晒伤或扭伤。我们在森林里跋涉，有时沉醉其中，有时则祈求得着拯救。
基督徒和那些对灵性生活感兴趣的人，常提及 “在自然中寻见上帝”。我们在鸟鸣、壮阔的景致或海滨悬崖上窥见祂的踪迹。我们所热爱的自然，是那些有清楚标示好路径、灯光节庆、飘落的雪花、滑雪坡道、以及喂鸟台上的红雀。然而，有些陈腔滥调却让人难以忽视。
“大自然的甜美” 虽是句动人的话，却难以用证据来证实。若要忠实地描绘大自然，就必须审视其绝美风姿如何真实地与潜藏其间、难以预测的狂暴共存。丁尼生勋爵 (Alfred, Lord Tennyson) 笔下那个 “将牙齿与爪子染红” 的大自然，在铺设好碎石的步道及防虫喷雾的掩盖下，早已从我们对自然界的体验中消失殆尽。
但我们无需费力，便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病毒与疾病的踪迹，或看到天性就需要靠暴力掠食的动物，以及会泛滥成灾的河流。当飓风摧毁我们的生计时，我们往往急着问那个古老的问题：“这是上帝做的吗？”而不是 “在这样的境遇中，上帝是否仍能拯救我们？”
按照凯尔西的说法，“罪” 曾被视为一种 “使人与上帝为敌” 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始于人类被创造的故事，而人类存在的核心剧情，正是关于人类 “如何从疾病中得医治” 的叙事。
但如今，关于罪的叙事已从 “创造” 迁移至聚焦在 “人类” 身上 (神学家称之为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神学人观)。这意味着与罪有关的讨论，不再是个关乎 “整个受造界” 的普世故事，而成了 “个人在上帝面前感受到疏离感” 的叙事。在这第二种版本中，罪的叙事较少关注上帝如何创造世界，而更多关注人类如何经验自己。凯尔西如此描述这种转变带来的影响：
关于堕落与罪的叙事，表达了我们其实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具体生活的方式——我们实际活出的 “生命样式”，其实与我们真正是什么 (我们的 “本质” ) 相矛盾。而关于 “罪” 的教义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矛盾，以及为了避免此矛盾所需要的事。
因此，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更贴近 “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爱” 的身分，以及避开罪所带来的 “罪恶、与上帝隔绝” 的身分。
问题是，关于罪和人类的叙事，究竟是因人类本性 “确实有所失丧、生病” 而造成人与上帝真正的疏离，还是仅仅因我们相信了错误的自我叙事，而 “感觉” 自己与上帝疏离？ ——后者这种 “感觉” 与上帝疏离的状态，虽也能被称作罪，但实际而言，它使罪成了一种 “心理状态”。而这种状态的真实性及治愈之道，主要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感受，以及我们想像上帝 “如何看待我们” 有关。
在后者这类型的观点中，神学的镜子已从“聚焦于上帝” 转向 “聚焦于自己”。这使得我们不断寻找能 “医治” 我们处境的方法——追求幸福感、心理治疗疗程、找回自尊——即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上帝。这种思维也可能让我们误以为，灵魂的病症，如孤立、悲伤、疏离感等，不是罪的结果，而是需要心理治疗来修复。我们将这些 “症状” 归类为自己的软弱或他人的过失。
这种转变甚至可能使我们对家人、父母、以及宗教机构发泄怒气，责怪他们未能修补他们的错误。我们或许能与原生家庭断绝来往，也能将自己与制度性宗教的伤害隔绝，但这终将让我们感到迷失、破碎及绝望。
与此相反，凯尔西所持的 “灵魂确实生病了” 的观点，则指向另一种结论：所有我们感受到的疏离，都是罪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医治。所谓的幸福感及心理治疗，终究无法治愈我们真正的病痛。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祷文中使用的称谓，指认上帝为万有之源。这个称谓既将所有生命的源头归于祂，更承认祂对世界及受造物的权柄。然而，“父亲” 这个词也承载着庞大的文化和个人包袱。毕竟，父亲可能会惩罚人，也可能会施虐、暴力，并对子女造成极大的伤害。父亲的称谓夹带着可能被滥用的权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改用 “老爸” 这个更亲切的称谓呢？
与其将上帝称为天父，我们更倾向把祂想成亲切的 “老爸”。毕竟，我们觉得 “老爸” 会在情感上与孩子同在，教导子女重要的技能与嗜好，并且他教养的成效取决于亲子关系的品质。“老爸” 应该是个能控制自己怒气，不让孩子心生畏惧，以温柔开导取代羞辱式教育的人。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很理所当然，因为这似乎更接近我们 “想要” 的上帝形象。
而若 “老爸” 很好，那 “母亲” 岂不更胜一筹？毕竟母亲象征着情感的温暖与关怀。支持者主张，用 “母亲” 称呼上帝，对在父权体制压迫下受伤最深的人特别有吸引力，既能带来安慰，或许还能清除某些压制女性的宗教实践。
教会没有讨论的“性别歧视”问题
但 “母亲” 在天性上并没有更美好，和父亲的角色一样有其独特的挑战。人世间同样有令人窒息、愤怒且控制欲强的母亲，以及疏于职责的母亲。若我们优先使用女性语言来描述上帝，有可能也只是用第二种概念上的过度延伸，来回应第一种概念的过度延伸。
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试图避开 “父亲” 这个称谓时，我们其实是在 “为信仰做公关”。我们希望让上帝看起来更平易近人、更充满情感温度，结果反而塑造出一个 “天上那位好好先生” 般的上帝，而非圣经里的上帝。
当上帝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没有按我们所定义的 “良善” 行事、没有赐下我们祈求的事、没有达到我们订下的 “公平” 标准——我们放弃的往往不是我们对上帝的错误想像，而是上帝本身。我们期待上帝以一个脆弱婴儿的形象到来，好让我们喜爱、也好在我们厌倦时轻易地把祂放回摇篮里。但就像真正的婴儿一样，上帝带着震耳欲聋的吼声来到我们面前，打破我们错误的期待，就像祂终将证明的：祂远远超过这些期待。
让天和地啼哭吧！
在圣诞节前后，我们尤其向往圣诗《主耶稣心真慈悲》里说的那位 “温柔、谦卑又和蔼” 的上帝。我常怀疑这首圣诗的作者是否养过孩子——或至少养过像我家孩子那样，来到世上时像大炮射出一般轰轰烈烈。孩子们最擅长做的事，就是推翻我们对孩子的期待；而上帝以孩子的样式来到我们之中，正是要做同样的事。
当我们称呼上帝 “天上的父亲”，或许也能颠覆我们对父亲的期待，使我们看见一位虽握有权柄，却不用它来伤害，而是用它推翻世间邪恶权势的父亲。
而这正是大自然能教导我们关于上帝奥秘的地方。只是方式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
上帝降临以色列时，常以自然界作为祂的工具。祂似乎特别常使用水。首先，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以洪水毁灭严重不忠且败坏的文明。水成了上帝挖掘、铲除并清理那失落世界残骸的铲子。接着在红海，上帝使水堆成墙，让以色列人穿越，并淹没随后的埃及人及其战车。大水再次成为拯救与审判的工具。
以利亚曾供养一位孩子因雨水匮乏而濒死的寡妇。这位上帝的先知出现时，不是为了医治孩子的疾病，而是为了解决缺水之患。当甘霖降下，水井盈满时，便是上帝供应的记号 (王上18章)。耶利米和约珥也在干旱中受苦，呼吁百姓即时悔改，好让上帝降下所盼望的甘霖。
适量的水象征着上帝与祂的子民的同在；干旱则反映上帝的隐面。当门徒惊叹：“连风和浪都听从祂！”(太8:27)，他们指的正是那位曾制伏洪水，引领以色列民穿越其中的上帝。
我们在希伯来圣经中看到的，是一位以宏大格局行事，拯救及释放人的上帝。以色列的神学，正是围绕着这些伟大作为而建立；敬畏、奥秘，甚至压倒性的惊惧，皆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相遇时的特征。
“祸哉！我灭亡了！” 先知以赛亚在看见上帝时如此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6:5)。以赛亚既未拥抱上帝，也未恳求恩惠。他惧怕自己即将死亡。
当然，上帝不仅仅是令人惊惧、施行威能的主；祂也是持续供应与看顾人的神。但这两个属性不可分割。上帝能随时随地照料孤儿寡妇，正因为祂具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展开行动及介入的能力。这绝非人类所能企及的。祂若非那位能创造深海与其中万物的上帝，便不可能成为时时庇护寡妇的上帝；那将陆地与大海分开、阻挡洪流的力量，与降下温柔甘霖滋养大地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
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你会自然地做出某些动作。你或许会跪下以示敬畏，或许会俯伏在地，因恐惧而掩面，也或许会向天举起双手。有时，你甚至会在愤怒中试图与祂摔跤——但你的生命将因这样的相遇而改变。你可能会永远跛着脚。
然而如今，我们不再从汹涌的大水中看见上帝。我们的宗教语言和实践，多半朝向那位“使大水平静” 的上帝，而非踏着波涛而来的上帝。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敬拜音乐，或对 “安慰性的讲道” 的偏好，而是我们想像着上帝的形象时的过度自在。我们多数人渴望一位谦卑的君王，只要羔羊，不要狮子。我们太过习惯那位 “温柔、谦卑又和蔼” 的耶稣，以至于忘记祂同时也是个战士。
当然，耶稣是基督徒对上帝如何 “既是审判者，又是医治者” 的解答。但这很容易滑向一种看似必然的进程：祂从复仇者转变为朋友，仿佛真正得胜的，不是那位在历史中降临的圣洁上帝，而是“心理治疗式的福音”。基督徒必须在概念上同时抓住那位成为我们朋友的人，以及那位掌管汹涌大海的主。要做到这点，并不总是容易的。
随着我们所感受到的需求愈来愈转向自我/内在——也就是马斯洛 “需求层次” 中更高的归属感、自尊心与自我实现——我们的神学语言也就愈往这个方向调整。我们强调教会是“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远多于说教会是 “共享信仰的群体”；我们认为我们对福音的严肃委身与个人的灵命成长更有关系，而不单纯是为了敬拜三一真神。我们更常谈论上帝是我们 “全人的根基”、是揭示我们使命的那一位，而非创造并维持万有的主宰。
20世纪末的基督教主流派教会，已试遍上述各类神学语言。但正如许多教会意识到的，人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位其 “存在的目的” 只是为了强化人类自尊的上帝。
当这类神学语言遇上不讲归属感，且充满威胁与危险的大自然时，便立刻变得苍白无力。在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失序的时代，我们更应被提醒：流行的宗教语言所描述的上帝，与我们迫切需要的上帝——那位审判、拯救并释放我们的上帝——之间存在极大的落差。
在塑造信仰生命的过程中，基督徒常常更专注于 “如何做⋯⋯”。但近年来，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正在塑造怎样的一位上帝给人们认识？我们往往倾向优先处理基督教文化的过度扩张 (如潜在的父权结构或不公义的权力体制)，或那些会伤害人们自尊心的 “负面神学”。我们被告知，“和别人谈论罪” 会导致他们自我厌恶，教导上帝的审判则会引发恐惧。但我们却很少思考，将上帝仅仅塑造成一位朋友而非救主，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当凯尔西 (David Kelsey) 在他的文章中结束对罪 “转移” 的讨论时，这位主流神学家竟发出令人意外的警告：罪从未被主流派遗忘，它只是以其他名称，或不同的形态存在——例如不公义或不平等。这两者都是在不涉及宗教意涵的前提下，谈论罪的方式。
或者，罪之所以 “消失” 的原因也可能完全不同。凯尔西写道，也许并非因为人们 “停止使用罪的概念”，而是人们放弃谈论 “上帝的愤怒” 的概念。“毕竟，若我们不需要谈论上帝的愤怒，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谈论那使祂愤怒的罪。”
理查德·尼布尔 (H. Richard Niebuhr) 就曾预见这一点，他写道：“一位没有愤怒的上帝，带领没有罪的人，藉由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但人们真正寻找的，并非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人们寻找的，是那能引我们进入没有苦难、失败、挣扎、软弱之地的十字架；人们所追寻的救赎，不仅是免于愤怒的救赎，更是渴望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个不再有滔天洪水的世界。
敬拜始于一位被刺穿的上帝
当我们仅仅视上帝为 “老爸” 而非 “天上的父” 时，便会期待祂如地上普通父母那样，温暖、与我们连结、随时与我们同在，并能保护我们免于伤害。但这些特质并不足以反映那位能在水面上走向我们的上帝。我们需要的不是学会游泳，而是一位能救我们脱离汹涌河流的上帝——即或不然，也是一位能在我们等待复活之前，将我们聚在祂身边的上帝。而唯有全能的天父上帝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上帝。
Kirsten Sanders 是一位神学家，也是 Kinisi 神学联盟 (Kinisi Theology Collective) 的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