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莫勒 (Albert Mohler) 重申该宗派反对女性登台讲道的立场。莫勒在5月10日的每日简报中引用了《2000年浸信会信仰与信息》中的声明，其中写道：“虽然男女都蒙召在教会中服事，但根据圣经的资格，牧师/长老/监督的职分仅限男性担任。”
Becoming the Pastor's Wife: How Marriage Replaced Ordination as a Woman's Path to Ministry
Brazos Press
256 pages
莫勒发表这番评论，是在回应华理克牧师 (Rick Warren) 领导的马鞍峰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按立三位女性牧师所引发的激烈讨论。美南浸信会明确表示反对马鞍峰教会的决定，并在2023年表决将马鞍峰教会除名，理由是该教会不再与美南浸信会 “友好合作”。
因着美南浸信会的规模及影响力，其神学立场和政策深深影响整个福音派世界对女性在教会内角色的讨论。例如，1980年代中期 “保守派复兴” (conservative resurgence) 在美南浸信会内部取得胜利，推动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1) 女性可以用许多方式服事上帝，但不可担任对男性具有权柄的职位；(2) 教会传统 “一直以来” 都是这种做法。
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历史教授贝丝 (Beth Allison Barr) 想要推翻这样的叙事。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她自然地从历史中寻找证据。在她最新著作《成为师母》(Becoming the Pastor’s Wife: How Marriage Replaced Ordination as a Woman’s Path to Ministry) 里，贝丝挑战美南浸信会当前的教导 (也是美国福音派主流观点之一) 即 “女性不能担任属灵权柄” 的角色。贝丝将这种论点放在教会历史的背景中检视，而历史显示，女性确实曾在教会中担任具有权威性的公开职分。
贝丝因她于2020年出版的《圣经中的女性角色》(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 而广为人知，她自己也是一名浸信会牧师的妻子。她同意，师母可以对丈夫所牧养的教会发挥正面影响力，这个角色也可以成为女性发挥恩赐、参与服事的一条途径。
然而，在《成为师母》一书中，贝丝结合自身经验与档案资料，主张福音派中的师母虽然肩负各样领导任务，却始终缺乏真正的权柄。她们的影响力完全依附于丈夫的权柄之上。
作为一位中世纪历史学家，贝丝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经历的现实与过去的教会历史不相符。今日许多师母为了配合互补主义神学 (complementarian theology) 所带来的限制而苦苦挣扎，但这样的挣扎其实既非必要，也缺乏历史根据。在教会头一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根据自身所蒙的呼召，时常担任各种领导、属灵权柄职位。
然而，这样的机会后来却逐渐消失。当宗教改革家废除修女制度，并设立牧师职分、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后， “师母” 这个非正式却具有影响力的角色便逐渐发展起来。贝丝指出，这种对女性非正式服事角色的强调，成为 “掩盖” 教会禁止女性与男性一同担任正式领袖职分这ㄧ事实的方式。
除了拥有扎实的历史专业知识，贝丝也对圣经十分熟稔。她在新书的开头便提出疑问：那些明显存在的 “师母” ——使徒之妻 (哥林多前书9:5) 为何从未出现在圣经记载中？她写道：“在互补主义的论述中，所谓 ‘合乎圣经教导的女性形象’ 被极大化强调 (经文中女性做过或没做过的事，成为用来规范今日教会中女性该做或不该做的事的依据)，但我却觉得奇怪，为何一个圣经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 (师母) “榜样”，如今能成为女性 ‘应如何在教会服事’ 的依据？ “
讽刺的是，新约其实提供了大量证据，记载女性是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并投入事工。贝丝列举一些例子：担任圣经教师职位的百基拉、被称为使徒的犹尼亚、女执事非比，以及使徒腓力被认可为女先知的四个女儿 (使徒行传21:9)。贝丝指出，在这些角色中，圣经作者都正面肯定女性作为教会属灵领袖的身份。
贝丝丰富的历史知识在书中展现无遗。她带领读者认识初代教会及中世纪教会内的众多女性领袖，包括被任命与按立、在公共事工中服事教会的女修院院长、女执事、女布道家及宣教士。她透过艺术、墓志铭与历史文献，呈现女性长老、殉道者及其他女性神职人员的形象。
“修道运动” 也孕育出许多有影响力的女院长与修女，如宾根的希尔德加 (Hildegard of Bingen) 曾获教宗批准，在欧洲展开巡回布道之旅。而贝丝似乎最喜爱的一位人物，是来自麦西亚的英国女院长米尔伯嘉 (Milburga of Mercia)，她曾领导一座 “双重修道院”，和里面的修士及修女共同生活。
贝丝指出，若仅以突出的女性领袖作为教会曾按立并授权女性领导教会的证据，可能会让读者认为这些女性只是特例。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写道：“用 ‘非凡’ 一词形容女性，往往是一种强化父权体制的微妙方式”。如果旧约的士师如底波拉、新约的教师如百基拉，或中世纪的领袖如希尔德加，都只是因 “特殊情况” 才能带领上帝的子民，那么男性主导权就仍是常态。
但贝丝认为这些女性并非异数；相反地，教会头一千年中的女性领袖，都是一些平凡的女性，蒙神呼召，透过带领教会来服事祂的子民。正因如此，她们才成为对今日而言极具启发性的榜样。若上帝过去会呼召平凡的女性来领导教会，今日为何不再这样做呢？
当然， “按立” 仍是某些教会限制女性参与教会领导层的核心议题之一。但贝丝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历史脉络：“在西方教会历史的前一千年中，按立是为了赋予某些具体职责 (如牧养) 及具体职分 (如主教、祭司、执事、女修道院院长等) 之间的连结。虽然按立有时包括能主持圣礼，但并非一定如此。”
不过到了约西元1100年，教会领袖重新定义按立的意义，使之与 “神圣的权柄” 有更直接的连结，包括主持圣礼的权力。在接下来的200年内，成为祭司的途径就只对男性开放。
宗教改革后，牧师们虽然放弃了天主教的圣礼实践，但保留了男性掌权的阶层制度。按立仍被视为对男性蒙召的认证，因为人们主张只有男性才能拥有属灵权柄。于是，女性在新教中几乎只剩下透过 “婚姻” 这条路，才能在教会内产生属灵影响力。
随着新教牧师开始结婚， “师母” 这个角色诞生了。早期的牧师夫妇展现出多样的服事模式。有些前修女与前修士结婚，二人运用自身的神学装备ㄧ同服事 (如马丁路德与凯瑟琳娜)。有些妻子则在独立于丈夫的牧会职分外，继续自己的事工。直到数百年后， “传统的师母榜样” 才成为主流。而 “按立” 这个制度，因已被重新定义，持续将女性排除在外。
来自美南浸信会传统之外的读者，可能会以为贝丝对美南浸信会领袖的言论、神学的关注仅是家务之争。但事实上，美南浸信会的教会论及神学观在整个福音派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当美南浸信会领袖声称，女性在基督教历史上 “从未” 在教会内讲道、教导或带领门徒时，其他福音派群体往往也会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女性担任属灵权柄职分 “不合乎圣经教导”。
然而，贝丝的研究不仅限于初代教会及中世纪教会的先例。她甚至在美南浸信会自己的档案中，也发现了与这类主张相矛盾的证据。历史记录显示，美南浸信会的做法并非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贝丝向读者介绍了曾被按立的女性、在海外牧养教会的女宣教士，以及受聘于浸信会神学院教授圣经的女性学者。她讲述了一些女性在寻求按立时，被劝告去 “找一位牧师嫁了吧”。我们也得知，1983年美南浸信会曾在宗派年会上肯定女性 “在主里并在教会中，忠于上帝呼召她们所担任之特别职分的劳苦”。然而，仅仅一年后，贝丝指出，美南浸信会却在年会上宣称：上帝禁止女性担任牧职，是为了“维护上帝所要求的顺服，因为男性是首先被造的，女性则首先在伊甸园堕落”。我们也在书中认识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师母，她们嫁给了在教会中掌权的男性，却反过来压制其他女性追求领导职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也看见那些在男性主导、男性受保护的教会文化中，付上高昂代价的师母们。 #MeToo运动揭露了美南浸信会倾向偏袒受性侵指控的牧者。在书的后半部分，贝丝详细描写了一段令人痛心的黑暗历史：美南浸信会内部连环性侵事件未被制止，受害者未能得到公义对待的悲剧。
尽管如此，贝丝并未一味谴责整个美南浸信会。相反地，她努力寻找那些女性受到尊重及尊荣的正面案例。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她特别指出黑人教会在鼓励师母活出自己呼召方面，堪为典范。但贝丝也不畏惧讲述艰难的故事，因为她相信：唯有真理能使人得自由。
最终，贝丝讲述的是一段段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共同信仰历史——因此，《成为师母》尽管书名如此，却绝不仅仅是为女性而写，或只是写给牧师和师母看的一本书。任何一位福音派读者，都能从书中对教会历史及当前处境的视角中，获得深刻反思和启发。
立意良善的福音派信徒，也许对于女性在基督教事工中的角色可能会持不同结论。但 “在知识上诚实” 的态度要求我们面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教会历史提供一幅远超过任何单一宗派视角的全景图。历史能照亮我们当前的思想和实践，邀请基督徒诚实地省察自己的偏见。
与常见的教会史叙事相反，在过去两千年中， “牧师” 并不总是一种特定职位，而 “牧养” 也从来不只是男性的特权。若还有人对此有所怀疑，《成为师母》一书已向我们提供充分的历史证据。
Kelley Mathews拥有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学位，是一位作家、编辑与新约博士生，也是《40个关于女性在事奉中常见的问题》(40 Questions About Women in Ministry) 的共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