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基督徒在公共领域做见证的事迹包含为黑人解放运动发声。我们的信仰为基督徒公民提供力量能为贫困者建立学校、为病患建造医院，探访孤单者、安慰临终者，教会也则曾对抗性交易的皮条客，驱逐邻里的毒贩。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没有其他机构能与教会的服务匹敌。基督徒在最佳状态下，曾为美国社会的正义及道德秩序照亮方向。
相对地，基督徒在最糟的状态下，会滥用教会的社会及政治资本。我们贬低被排挤的人，为追求自身权力或认可而默许世俗社会中最糟糕的元素的存在。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公共行动与我们嘴里唱的赞美诗内容背道而驰；我们给予不道德的领袖道德上的权威，让自己成为狡猾的政治利益的道具。
当基督徒能以无私及清醒的态度活在社会上时，基督徒的公共见证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良心及好撒玛利亚人；然而，当基督徒被骄傲、盲从或支配欲所驱使时，则可能践踏美国最美好的愿景，甚至践越我们神圣的典范——耶稣基督的原则。
基督及“取消文化”
在美国这个大型实验室中，基督徒的公共参与是一股强大但不稳定的力量。在这严重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持续展现我们群体的哪ㄧ面。我们的生命样式是要反映出如范妮·哈默（Fannie Lou Hamer）和多萝西·戴（Dorothy Day）那样的坚韧及恩典，还是拥抱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傲慢和投机取巧的传道人的机会主义？
若今日美国面临的问题微不足道，基督徒们或许只需和气处事，管好自己家里的事即可。但真实情况远比这复杂。美国人的分歧关乎核心价值及邻舍的福祉。关于经济、父母权的范围，以及生死攸关的议题如健保及堕胎的辩论——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
我们共同分享这片民主土地，我们的许多立场会影响其他个体及族群——因为美国确实是个联合体。我们应在政治分歧中彼此尊重，但并非每个政治观点都同样可取。有些思想及运动应在公开的民主过程中彻底死去，但这意味着政治冲突无法避免，并且是必要的。我们不能默默旁观，任凭华尔街偷拐寡妇的财富，或社交媒体性掠夺孤儿的纯真。
问题不在于“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公共生活？”而是“基督徒如何在民主的冲突中，以有建设性的方式效法基督？”
首先，我们必须以“道德想像力”参与公共生活，因为这种想像力源自我们的信仰。道德想像力赋予我们救赎的视角，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并非终极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及政治行动虽有其重要性，但这个世界的方向由上帝掌控，而非我们、我们的盟友或我们的对手。
道德想像力让我们能超越弥漫着今日的蔑视、怀疑主义和绝望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的故事尚未结束。基督徒必须具备看见并追求“这世界应该成为的样貌”的能力，而不是被世界的“现况”或“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束缚住。我们可以在承认现实黯淡无光的同时，不成为这种黑暗绝望的奴隶。
以道德想像力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督徒，能看穿对手恶劣行为背后的破碎，并能坚定地在对抗不公义及不道德行径的同时，不否认对手的人性尊严，或以仇恨回应仇恨。我们不会以污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以认定对方就是彻底邪恶之人来解释他们的错误。即便坚持以正直（integrity）、不双标的美德参与文化或政治并不会被人奖励，但基督徒的道德想像力不断提醒我们，这是身为基督的跟随者的责任。
拒绝将人妖魔化的文化
道德想像力使我们富有愿景及创新精神。在2024年的选举周期里，许多美国基督徒的政治评论侧重于散播恐惧。我们的公共见证既懒散且平庸：我们不是声称左派做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评论右派的所有努力都是“吉姆·克劳法案2.0版本”（编按：吉姆·克劳法为主要针对非裔及其他肤色人种的种族隔离法）。
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些陈腔滥调的极端指控，是因为要以精确且公平的方式来批评对手，需要花更多时间及有远见。但基督徒必须对潜在的领袖提出更高的要求（雅各书3:1）。任何想带领我们的人都必须拥有正向的愿景，以及一种能回应对手最佳的论点的能力。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那种误解并扭曲对手论点的回应方式。
其次，成为公共生活中的好邻舍，意味着基督徒应成为倡议者：能辨识正折磨着我们所居住的社区的问题，并热切寻求解决方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牺牲我们的时间、资源和社会资本去帮助他人，正是《约翰一书》3:16所定义的爱，也是我们在公共领域效法耶稣的方式。
我们以爱心睦邻的倡议努力背后绝对不能带有恶意。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一些最有热情的倡议人士往往却最为苦毒、充满敌意。冲在第一线的倡议人士常见的职业伤害——挫折、心碎以及梦想的实现被延迟——可能会扭曲一个人。我们的热情可能变得有毒，吞噬掉我们的同理心。我们的社会行动可能变得适得其反，我们负面的态度最终可能伤害我们的使命以及那些我们原本要保护的人。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政策/社区里的倡议必须始终是根基于爱的行动，而非根基于蔑视及愤怒。我们的行动应是一种敬拜的形式，是对我们邻舍的服事，也是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应像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陶赛（Thomas A. Dorsey）创作音乐时那样，以心中的喜乐灵歌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推动改革，并且“永不回头”。
一个好的志业本身并不足够；我们努力服事邻舍的精神也必须是救赎性的。我们倡议促进邻舍的福祉是为了荣耀上帝，而非寻求个人名声或短暂的胜利。正如鲁益师（C. S. Lewis）写给朋友的一句话：“成功与否并非你的责任（没有人能确保成功），你的责任是行正道：当你这样做后，其余的都交托给神。”
最后，我们必须以勇敢并谦卑的态度引领行动。
在保守圈子中的基督徒，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种族主义，为公民的多元化发声。在进步圈子里的基督徒——例如学术界及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则必须坚定地表明，自治的珍贵价值在罪恶开始之处已然终结。那些崇拜科学主义或自我认知的人，必须以爱心接受道德知识和智慧的挑战。
然而，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勇敢变成自以为义。
我们必须正视自己高估自身的正义/正确性及善良的倾向。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在多元民主中恰当地引领邻舍，我们首先需要承认自己的失败，谦卑地接受他人对我们错误的指正，甚至是来自那些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人的指正。
美国的废奴运动及民权运动证明，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照亮公共领域。今天，在国家两极分化的迷雾中，我们对基督的忠心及信心尤其重要。
贾斯汀·吉博尼（Justin Giboney）是位牧师、律师，也是基督教公民组织《AND Campaign》的主席。他是《Compassion (&) Conviction: The AND Campaign’s Guide to Faithful Civic Engagement》（《同理与信念：AND运动的忠心公民参与指南》）的合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