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奴隶制和曾经肯定奴隶制的几位福音派英雄？历史学家肖恩·麦克格弗（Sean McGever）的新书《所有权：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的福音派奴隶制遗产》帮助我们以历史的求真性和基督般的谦卑来面对这些问题。
对许多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而言，奴隶制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宣布奴隶制为非法行为（至少在法律上）。我们也确实对人口贩卖和血汗工厂等让人联想到奴隶制等行径深恶痛绝。我们赞美过去的福音派领袖，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们日以继夜地奔波于反奴隶制的运动。我们的教派如今也不再像美国内战前那样因奴隶制而分裂。我们庆幸地得出结论，奴隶制已成为历史的远影。
虽然这些主张中有部分是正确的，但这类说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奴隶制仍然是极多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就像犹太人和穆斯林对基督徒向自己祖先犯下的暴行（如集体迫害和十字军东征）带有一种历史感，ㄧ种“群体记忆”那样，许多美国黑人对其祖先遭受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平待遇也怀有一种记忆。因此，他们将奴隶制及其后遗症视为痛苦的现实。
其次，许多白人福音派英雄与奴隶制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一事实可能会使我们在现代做见证变得更复杂。当我们尊崇这些历史人物为像基督般的高尚楷模，但将他们拥有奴隶这个事实（假设我们敢/愿意提及这件事）视为一种微小的人格瑕疵，只是那个年代“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时，我们向这个世界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
在《所有权》一书中，作者透过研究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的事迹，帮助读者正视这些问题。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可以说是现代福音派的创立者，他们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肯定过奴隶制，但只有一人（卫斯理）后来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制度下行事
《所有权》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所出生的那个有着奴隶制的世界，以及奴隶制在那个时代的地位。第二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分别如何参与在奴隶制里。第三部分探讨了卫斯理如何开始反对奴隶制及随后的行动。第四部分则根据每位领袖与奴隶制的关系，探讨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
本书简短地介绍了每位领袖的人生故事，然后进入两个满载历史背景的章节：一个是奴隶制的历史，一个是英国和清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一章中，作者描述了直到17世纪基督教内普遍存在的态度，如他形容的，“奴隶制存在于世上，是罪和邪恶的结果，⋯⋯最好的行动方式是在这个制度下行事”。
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自然而然地采纳了这个观点。在他们的牧师培训中，当他们研究英国和清教徒作家关于奴隶制的共识时，他们很可能接收以下这类教诲：白人基督徒必须避免不当获取奴隶（“偷人”是被禁止的，但战俘或奴隶的后代是允许的）；奴隶主及奴隶的关系必须以基督徒的美德为指导（奴隶要顺从，主人要温和适当）；应该向奴隶传福音，但皈依并不意味着解放。
在这个框架出现前，西方基督教传统已有类似的思想长达好几个世纪。因奴隶制悠久的历史，每个人从出生至与周围的社会经济世界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奴隶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爱德华兹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麻萨诸塞州传教，被誉为美国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他的几位弟子（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小乔纳森）因反对奴隶制的强烈立场而闻名，而他们的立场皆站立在爱德华兹的伦理著作上。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作品/思想中蕴含的反奴隶制的精神。
爱德华兹和妻子莎拉曾拥有过许多非洲黑人，包括1731年买来的14岁女孩维纳斯和1756年买来的3岁男孩提多。虽然那个时代在处理遗产时可以选择废除自己名下拥有的奴隶的身份——例如，莎拉的母亲在1740年去世时，就安排释放她的奴隶，但爱德华兹夫妇并没有为小提多选择废除奴隶身份，在他们于1758年去世后，小提多被过继给他们的长子提摩太。
从本质上而言，爱德华兹与奴隶制的关系遵循了当时的文化规范/常态。虽然他的著作使许多人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后开始反对奴隶制，但他的榜样并没有实践他的理想。
怀特腓德的例子更令人不安。这位著名的布道家在北美传教的早期，并没有完全支持乔治亚州将奴隶制合法化（乔治亚州自1733年殖民地成立以来，奴隶制就被宣布为非法）。
怀特腓德在萨凡纳市（Savannah）管理一间名为贝塞斯达（Bethesda，意思是“仁慈之家”）的孤儿院。贝塞斯达是怀特腓德一生的核心事工之一，但维持孤儿院的严峻经济现实使他重新考虑奴隶制，将其视为解决孤儿院经济困境的一种选择。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相信黑人奴隶比白人契约仆人更适合在乔治亚州炎热的夏天工作，而且白人契约仆人的雇用成本要高得多。
怀特腓德沿着一种与威廉·威伯福斯相反的轨迹，很快就成为乔治亚州和英国著名的“支持奴隶制”的游说者，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宣传活动，直到1751年殖民地将奴隶制合法化。到他1770年去世时，他拥有49名奴隶，都与他的孤儿院有关。虽然怀特腓德是位杰出的布道家，但作者揭示出，怀特腓德是位目光短浅的商人，由于资金处理不当，他不得不依靠奴隶劳动来维持他“心爱的贝塞斯达”的生存。
在这三人中，约翰·卫斯理与奴隶制的关系最为突出，作者用大量篇幅讲述他漫长而缓慢的觉醒过程。卫斯理在1730年代中期访问美国南方的英国殖民地之前，从未接触过奴隶制。在那里，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了解到一些奴隶主的残暴行为。
然而，卫斯理的反应并不是呼吁社会变革，而是加倍努力地向奴隶传福音。在他领导英国卫理公会运动的近40年时间里，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反对奴隶制主题的文章。如作者所言，这种沉默揭示了他社会良知中的一个重大盲点。
然而，卫斯理拥有爱德华兹和怀特腓德都没有的恩赐：长寿（前两人皆于50多岁过世）。当卫斯理年近七十时，他开始认真阅读反奴隶制的著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首先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买卖，呼吁奴隶贩子立即辞职。80多岁时，他开始支持全面解放奴隶。
尽管我们应该感恩至少其中一位福音派元老走上反对奴隶制的道路，但他花了50 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这令人震惊，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罪恶的文化常态极难从社会里根除。
他们和我们的盲点
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叙述爱德华兹、怀特腓德和卫斯理的历史。虽然他明确指出他们支持奴隶制的行为是可鄙的，但他没有对此做出激烈的谴责。相反的，我们谦卑地认识到，福音派教父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已经达到神学上敏锐、圣洁和福音宣讲的高度，但他们也是身为一个真实的人参与在一个充满道德难题和邪恶的体制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失败的英雄，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复杂性。
说到底，《所有权》为读者带来深刻的历史感，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也能以后人可能会感到不安的方式塑造、影响他们。当历史被这样书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我的道德盲点是什么，我的教会和群体的盲点又是什么？”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以本书的四重框架为模式，引导读者自我反省：我们是否继承了一些在圣经和伦理上有问题的文化？我们是如何让这些文化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更像基督的方式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样的文化/属灵遗产？
虽然以这种方式审视历史并非没有缺陷，但作者认为，透过失败的英雄叙事来进行谦卑的自我审视，对基督徒个人和整体教会都是有益的。罪恶的心有无穷的资源及能量，罪恶的模式也非常难以改变。作者在书中的教导应有助于教会追求宗教改革所强调的semper reformanda——也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永不间断地改革”。
罗伯特·W·考德威尔三世（Robert W. Caldwell III）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他也是《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