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勒冈海岸教会营地的篝火旁，我们唱起诗歌“生命之河”来热身，接着唱“首先寻求祢”来预备听讲道的心。旋律让歌词深刻地萦绕在我心上，使我12岁的心灵充满感恩的渴望。我走上前去，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一位辅导员为我祷告，火焰的影子在我们脸上闪烁。
当我回到家中，我需要学习如何祷告。我觉得上帝期望我这个稚气未脱、仍与肉体本性奋战的人与祂这位看不见、摸不着、不可言喻的神建立一种非互惠的关系很奇怪，但我愿意试一试。
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青少契牧师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自动贩卖机。你必须按照祂的心意祷告。”于是，我开始在各种提升自己生命的领域寻求帮助：我应该对我的哥哥好一点；当我必须用笨重的吸尘器打扫家里时，我应该保持愉快的态度；当我生气时，不要摔卧室的门；我需要少看一些鼓励人们自慰的书，也不能再偷吃妈妈藏在冰箱里的M&Ms了。上帝啊，求祢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
自我检讨结束后，我又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希望自己能进入顶级足球队，或希望我暗恋的男生也能喜欢我。当这些事没有发生时，我默默地忍住自己的怀疑。也许雅各书4:3在这些时刻起了作用：“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是啊，也许我的动机不单纯。
但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向上帝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充斥在我家人之间的愤怒。我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各种亲戚的灵魂得救——我完全不知道上帝能如何做到。每当拜访其他亲戚时，我会躺在客房床上，默默地为亲戚们在永恒里的命运流泪，因为每晚大人们看电视时，声音能传进房间。泪水滑进我的耳朵，我的枕头变得湿漉漉的，我不得不翻个身。
我后来上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在那里，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很可能不是他说的）被奉为圣旨：“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我必须用每天前三个小时来祷告。”因此，我尝试过在早晨灵修。我起床后，昏昏沉沉，无精打采，阅读字体很小的福音书，或读着关于耶路撒冷娼妓等令人不安的段落。我想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些经文，即使我相信它们是上帝所启示的，于教导人学义有益（提摩太后书3:16）。
我发现自己太焦躁不安了，无法在清晨阅读并向上帝喃喃自语，我需要透过使用双手来让我的思绪集中。傅士德（Richard Foster）曾说，祷告不过是“把我们平凡的担忧带到慈爱怜悯的天父面前”，于是我把上帝当作我神圣的笔友，在一本又一本笔记本上写满我的祷告。
大学毕业后，我在墨西哥工作，在水泥礼拜堂与大约15人一起做礼拜。因为没有诗歌本，牧师把诗篇配上音乐。我们唱诗篇121篇的时候，他弹着吉他清唱着：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Alzaré mis ojos a los montes;¿ De dónde vendrá mi socorro?Mi socorro viene de Jehová, Que hizo los cielos y la tierra.
西班牙文Socorro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词，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词。它的意思是拯救，念起来有种咕噜咕噜的舒缓声音，就像拯救本身一样让人安心。我想，太可惜了，英文的同义词“succor”听起来既生硬又没有吸引力。
那一年，飓风米契袭击了中美洲。在墨西哥，我和同事们看着洪水和山崩的影像画面，想起我的邻居们住在只有薄薄的金属屋顶和泥土地面的房子里。有个三岁的孩子叫阿丹（Adán），他的生活似乎特别无聊。他在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四处游荡，经常在吃饭时不请自来，赤裸裸地走进我们家。他会爬起来站在桌边的椅子上，问：“Y mi plato？（我的盘子呢）”
我相信，上帝是个拯救者，祂珍惜这些小孩子。我连续两天大声祷告，也写了祷文：主啊，让飓风停止吧。让它消失吧。
飓风真的消失了。飓风没有向我们袭来。米契在向内陆移动时失去了动力，转向墨西哥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安全祷告，而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们得救了，但这结果让我感到不安。超过11000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丧生。为什么上帝会放过我们，却没有放过他们？
几年后，回到美国后，我和先生在领养孩子的整个过程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寻求智慧和指引。一切感觉就像在神的安排下非常顺利的进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的十天内，三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来到我们家。
由于养育这些孩子占据了我所有时间，我难以找到祷告的时间。我没有理由起早贪黑地祷告，育儿过程中繁琐的家事不断吞噬我的时间。我开始练习动觉祷告：在跑步机上跑步时祷告，在每天的运动中祷告、背诵经文，祈求神在我的家庭里动工；我在一英里长的游泳中祷告，在一趟又一趟的水花声中感恩及为人代祷。结束后，我从泳池爬上岸，走过粗糙的泳池甲板，水顺着我的手臂和腿流下来，感觉灵魂清澈见底，好似刚刚受过洗礼。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十分不完整，总有着破碎的伤口，即使在我们家生活了两年、五年或十年。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时，我们加强了对他们的养育治疗，寻求教育支持、制定可预见的作息时间、每周接受心理咨询、请祖父母来帮忙、咨询医生，安排社交课外活动。我和先生都做兼职工作，这样我们总有一人能在家陪孩子。
我加倍努力地祷告。我在圣诞节收到一本《一年圣经》，并连续三年读一整遍。我被从前没有注意过的预言所吸引，这些预言描述着一位怜悯和公义的上帝，祂为陌生人、寡妇和孤儿代求。这些经文成了我的祷告。
根据《那鸿书》1:7，我祈求上帝在我遇到困难时成为我的避难所。根据《诗篇》第10篇，我恳求祂见到我们的悲痛，并亲手动工。《路加福音》第8章成了绝望的呼求，希望耶稣能像医治坟墓中的人一样医治我的孩子，让孩子能“穿戴整齐，精神正常（第35节）”。我渴求上帝的良善，不断祈求祂为我们做大事，让我们充满喜乐。
但一切只变得越来越糟。
我接到许多坏消息的电话。我的一个孩子因为偷偷甩掉队友而被踢出运动队。一个孩子在开学第一天就说要自杀。一个孩子差点被学校开除。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孩子早该放学了，但还没回家。后来，警察来了。心理学家打来电话，说评估结果有问题。一位校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发现我的孩子身上有玻璃碎片和自残的伤口。一位学校辅导员把我从工作会议上叫出来，她担心当我的孩子说“治疗师（therapist）”一词时，其实想说的是“强奸犯（the rapist）”。
我开始操练一种新的动觉祷告，我称之为“醉哈拿”的祷告，灵感来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深沉痛苦的祷告被误认为是醉酒的呓语（撒母耳记上1:12- 14）。每天早晨，我都要在安静的街道上走一个小时，一边祷告一边哭泣。盐水流到我的脸颊和嘴唇上，回到家，我发现自己的脖子被积聚的泪水染成了白垩色。
我知道，孩子们人生早期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现在的样貌。幼年的创伤会影响孩子的思考模式，甚至会从生理上改变他们的大脑，从而降低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加他们的焦虑和攻击性，更令人痛心的是，还会使他们“在父母的关爱下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能力发生短路，接收不到。
我们试图帮助孩子改变的努力似乎一次又一次落空，我的祷告似乎毫无结果。我告诉自己，祷告不是功利性的。祂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不是祂的道路（以赛亚书55:8-9）。但我研究过统计数字，圣经的记录强烈地暗示，祷告与有利的结果相关。但对我来说，祷告似乎会让坏事发生。
我想，也许问题出在我们攻打天堂之门的人数不够。我招募一群朋友成为祷告勇士。一开始，我请他们为几张未付的医疗帐单的保险金能发下来祷告。一周后，帐单仍未支付，我们的一个孩子住进了医院。我再次请求保险，并为另一个孩子能顺利过渡到短期住院治疗祷告。一周后，保险费还是没有给付，又有两个孩子住院了。几个月来，每次我写信给我的祷告团队，我们都会遇到新一轮的状况。代祷事项的更新曾是勇敢的号召，现在却成了等待另一场风暴的练习。
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因担忧和悲伤而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低声问上帝。 “这真的是祢要让我们面对的吗？”我感觉与其说我得到了拯救，不如说我被骗了。
经过几年定期的“醉哈拿”式的祷告后，我们带着儿子和几个家庭朋友一起去露营。我们希望在经历了几次危机后，一起旅行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和丈夫也想保护我们的同伴，不让他们受到儿子难以预料的暴躁情绪的影响。当第一晚夕阳西下时，我们在露天晚餐旁轻松地交谈，然后平静地回到帐篷里。 “谢谢祢，耶稣，”我渐渐入睡时这样说。
然后我被尖叫声惊醒。在一片漆黑中，我听到我们的朋友安迪哭喊：“哦，我的上帝！祢在哪里？”我爬到空地上，感觉有什么东西拂过我的身体：一棵大树倒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都是熟睡的孩子。
安迪小心翼翼地在帐篷布上开了口，在我们听到他儿子哭声的地方。孩子的腿伸了出来，我们把他拉了出来。我把他抱给他的母亲茱莉亚，她让儿子坐在腿上，全身颤抖，但很安静。我抱着他们几秒钟，摸着茱莉亚的头。
大树卡住了他们女儿的小腿，她动弹不得。安迪双手捧着她的脸，一遍又一遍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会救你出来。”她抬起头对他点点头，把抽泣声咽了回去。
但这棵树实在太大了。当时是凌晨五点。我们在后山七英里的地方。我们一行人讨论著该怎么办。
“我可以找人帮忙”，我说。 “我可以跑回去。”我穿上靴子，开始拿钥匙、手机、水和食物。
“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安迪说。 “还有谁能跑？”
男人们需要留下来处理这棵树，我扫视了一下队伍，看到我的儿子。 “我儿子可以做我的伙伴，”我说。 “他很能跑。”
我们两人在黑暗的树林中奔跑。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我们放慢脚步，以免扭伤脚踝，然后继续奔跑，随着光线逐渐变亮，我们一路狂奔了七英里，终于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我们冲到停车场附近的护林站门廊上，敲了敲门。无人应答。
我们驶上土路，由于转弯太快，在湖边打滑。儿子紧抓车门把手，看着我。 “我得减速，”我说，“如果我们撞车，她可能会死。”在一家小杂货店附近，我们有足够的信号拨打911，并给我的牧师发了短信：“为我们能把女孩救出来祷告，请告诉大家为我们祷告。”
“我会的，”牧师马上回覆道。 “我们正在祷告。”
设定通讯中继站和组建救援队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我们陪同救援队伍沿着山路返回时，国家公园管理局透过无线电通知我们，他们将派出一架直升机。
儿子问我他能不能提前跑在前面，我说可以。他很快地一路跑回扎营处，大声喊道：“他们来了！我们得找个地方让直升机降落！”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同伴用木棍在树下挖了个洞，解救了女孩的双腿，把她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就像那些为他们瘫痪的朋友寻找耶稣的人（马可福音2:3-11）。
直升机无处降落。飞行员在上空盘旋，两名护林员将女孩以类似棺材的担架挂在缆索并上钩。缆绳收上去，将他们从树梢上拉起，然后直升机升空飞走了，载着人的货物悬在半空中，就像细绳上的一个小包袱。
后来我们得知，数百人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我匆忙发给牧师的短信引发连锁反应，并成倍地增加。女孩的获救似乎证明了上帝的力量和决心。这是一个奇迹——大树可以轻易地夺走她的生命。后来，女孩有三块骨头被固定住，不需要开刀，打着两个石膏就回家了。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52:7）。我和儿子受到热烈的掌声。茱莉亚和安迪告诉我，我儿子的归来是他们那天希望的曙光。我仔细地观察儿子拆开收到的感谢礼物，很希望他能得到一些治愈。但他们真诚的谢意似乎被弹开了，儿子显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事故发生后，一位朋友对我说：“没有比成为别人祷告的回应还更光荣的事了。”我没有反驳。我很高兴能帮上忙，但我也想挥舞几下旗帜，让上帝知道，这里还有人需要认真的救助。
如果上帝愿意，祂可以拯救很多人，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然而，我觉得自己又被骗了。我们很快就要为儿子寻求住院治疗，因为我们无法在家中安全地照顾他。我们没有直升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治愈我的小宝贝”这个愿望如此遥远。为什么我的努力毫无果效？我试着想出各种解释。也许这是培养我的情感意识或增长我的同理心的一种方式；也许这是一种“严厉的怜悯”，是要显出我某些隐藏着的偶像崇拜（如自给自足或靠行为得救）的一种痛苦但有益的解药？也许我们被羞耻感绊倒的处境有一天能成为其他人战胜羞耻感的榜样；也许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我的孩子们幼年的所有痛苦都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这样的痛苦。
最终，我疲惫不堪，不再试图寻找洞口垂下的救生绳。事实很明显，上帝的身上有种雷打不动的冷酷感。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像电影《使徒行传》里的桑尼那样对祂大喊：“我爱祢，主啊，但我很生祢的气！我生祢的气！”
但我没有力气。一声愤怒的尖叫，我的喉咙就痛了。
而且其实我并没有生气。上帝是如此美善，我很爱祂。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祂看起来如此苛刻，为什么祂显然给了我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又把地毯从我脚下拉走。我想我知道摩西在服事上帝多年后，上帝禁止他进入应许之地时的感受（申命记3:21-28）。
“我再也无法祷告了，”我最后告诉我的朋友安妮。 “我祷告的事总是收获完全相反的结果。我无法调动我的想像力了，我再也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祷告。”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你无法祷告，意味着你远离了上帝，”安妮回答道。 “但我认为，当你无法祷告时，你正在上帝的心上。”
上帝离我非常近。我知道这一点。我从灵魂深处莫名的挚爱中感受到了这一点——除了上帝，我不可能靠着自己感到自己如此深刻地活着，如此被珍爱。但祂的离我很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即诗人克里斯蒂安·维曼所说的，“上帝进入并理解人类的痛苦。”
傅士德（Richard Foster）写道，当我们忍受苦难时，苦难预备我们能以一种带来治愈的方式“进入他人的痛苦之中”。它成为一种事工。同样的，卢云神父（Henri Nouwen）在《负伤的治疗者》一书中说，我们的苦难是上帝展开新创造的地方。透过如此再生、救赎的方式，我们瞥见祂国度的真实。
露营事故发生后，茱莉亚曾对我说：“如果没有你一起同行，我再也不会去任何露营。”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曾看着我们家那惨澹的、一无所有的财产，觉得我们的生命黯淡无光，面目全非，一无是处。但茱莉亚却视我为传道者，一个有治愈能力的人。奥斯卡·罗梅洛主教曾说：“有很多东西 只有透过哭过的眼睛才能看到。”
我开始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负伤的治疗者时刻”不断干扰着我；它们像射入我生命的爱的飞镖和箭。像上帝袖子里藏着大把大把的花招，不惜炫耀自己。
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的人生如此破碎，经常会因为紧急情况和看诊而缺勤，但他们仍一直打电话来倾诉他们的悲伤和不安全感。 “你可能没时间听我说，”一位事工伙伴朋友说，“但我真的很需要一些妳的智慧。”母亲们向我倾诉她们的问题，在我倾听的时候一边擦着眼泪。年轻的女孩会在深夜发讯息给我，或在教会结束后俏皮地侧身与我交谈。我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生命故事交织在一起。
那年夏末，我取消去探望我最好的朋友的计划，因为我找不到可以安全地照顾我孩子的人。我感觉自己被困在家里，既失望又担忧。我偶然间打电话给一位邻居，想知道她找房子的状况。她告诉我，她一家七口隔天就要搬家了，卡车明天早上就会到。
“有谁帮你搬家呢？”我问。
“没人，”她说，“我太忙了，没时间问别人。”
“我和我的三个孩子能过来帮忙吗？”我提议道。我们帮他们把物品装箱，搬到卡车上，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指挥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一起帮忙。我曾祷告得到某种拯救，但在没有拯救的情况下，我却瞥见了耶稣受苦的心，以及服事他人的神圣机会。也许我可以像鲁益师（C. S. Lewis）在《裸颜》里描写的奥鲁尔女王一样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祢不回答了。祢就是答案。”
几周后，我拿出圣经，用手指抚摸着皱巴巴的书页。我还能去找谁呢？在主那里有永生的话语，我完全被祂迷住了。
温蒂·清见（Wendy Kiyomi）是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一名养父母、科学家和作家，她关于信仰、领养和友情的作品曾发表在《犁季刊》、《图像杂志》和《恩格尔伍德书评》上。她于2023年曾获颁格尔奖（Zenger Pr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