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很热，我盯着眼前洁白的桌子，小心翼翼地不敢抬眼，全身肌肉紧绷。 我的左边是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简称RZIM）国际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坐在桌边，透过视讯参加会议。 我的右边是律师，其中一位律师正准备向我们宣读一份长达12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对RZIM事工创始人拉维·撒迦利亚性侵指控进行的长达数个月的调查。
紧张的气氛溢于言表。 会议室感觉似乎过于昏暗，尽管这很符合当时的气氛；我们之中一些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明亮的灯光。
我担任RZIM董事会成员的经验彻底改变了我对当今事工的看法。 我相信有许多事工的董事会是失能的——或至少他们对自己可能面临的挑战毫无准备。
当我提及“董事会”时，我指的是广义的意义。 你或你认识的人可能不会在国际知名的非营利组织董事会里任职，就像巅峰时期的RZIM。 但你可能在你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教区委员会或牧师招聘委员会服事。 你可能为你子女就读的基督教学校提供建议，或非正式/官方地帮助指导你地区的食物银行或教会的主日学计划委员会。
我学到的惨痛经验几乎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组织领导模式，尤其是在事工环境中，但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情况。尽管如此，事件具体的需要和情况总会有所不同，所以我把我学到的教训以问题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希望任何担任董事会领袖的基督徒能和同工一同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1.你们是否应要求董事会成员持续接受教育/装备？
在我短暂的任期内，我不仅没有受过成为董事会成员需有的装备，而且对那种可能暴风式席卷事工的危机也毫无准备。 据我观察，即使是长年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人，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时代”也毫无准备。
回想起来，一个问题是，事实上，那些问题并非“前所未有的时代”。 事工领袖犯错了。 没有人注意到亮起的红灯，或者更糟的是，这些红灯被人故意地忽视。 学习关于“机构背叛人”的理论，以及“加害者如何混淆事实并言语攻击受害者、推卸责任”这些都有助于我理清RZIM的轨迹。但是，如果我们能在危机发生前就学习、接受关于这些危机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装备，会更有帮助。
如果您是董事会/某个机构领袖之ㄧ，请思考一下您可能有哪些知识上的不足，以及这些不足可能会如何限制您的服事？ 在会议中，您常会遇到哪些高层次的问题？ 您还需要了解哪些观点？ 您是否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学习和成长？ 您如何获得信实服事神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推动同工也这样做？
2.你们如何选择哪些人成为董事会成员？
RZIM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拉维·撒迦利亚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都对事工和拉维·撒迦利亚投入大量的心思；由于这种私人关系，他们贡献自己的时间、专业知识、金钱和人脉。 从我这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都拥有非常相似的技能。 RZIM非常重视忠诚度。
我是这个团队中一个意外的新成员，也是管理委员会中第一名女性成员。 我与拉维没有任何关系，也未曾领导过一间成功的公司、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联络人名单。 这让我在表达对机构的担忧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当我与其他董事会成员意见一致时，他们认为我的技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当我跟他们意见不同时——我愿学习新事物的心志、倾听的热忱以及对自己坚信的事情敢于发表 意见的能力——就成了我的负担。
你们是如何选定董事会的成员的？ 我指的不仅仅是聘任的程序，这当然很重要（但这个决定往往是由组织章程或教派规则所制定的，不在你控制内），我指的是在文化层面上：什么样的特质和 技能更受青睐？ 你们是否考量其属灵恩赐和属灵成熟度？ 除了干事或办公室职员外，你们如何让领导团队更加完整？ 你们是否寻找能为团队提供独特视角的人选？
3. 你们是如何看待募款/赠与的？
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董事会成员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他们的捐款和筹款能力。 在RZIM工作之后，我认为这是权力与金钱的危险结合。 财富不应成为衡量一个领袖对组织的委身、信心或贡献的标准。 这种衡量标准会助长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感，并为领导团队带来虚假的安全感。 当董事会席次只由那些能为事工提供稳定经济来源的人担任时，董事会的结构就会出现权力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不健康的关系。
你们的董事会是否会因潜在人选没有能力捐赠大量金钱而忽略他们？ 你们是否不自觉地认为组织的规模越大就越好？ 你们如何才能确保自己谨记“寡妇的微薄之力”以及“智慧与财富不可兼得”的教训？
4. 你们的董事会是如何沟通的？
对我来说，真理和透明度一直都很重要，但在经历过RZIM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
RZIM有个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之外单独私下开会。 该委员会做出所有重要决定，据我回忆，在我任职的一年里，全体董事会未曾收到或审查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执行委员会向董事会其他成员提出建议，而我们则被强烈鼓励全票通过他们的建议。 我观察到——并且被这样告知——投下弃权票比投“反对票”更好。 随着拉维性侵案危机的不断进展，董事会内部这种孤岛式的保密做法和RZIM内其他类似的“正常程序”一样为RZIM带来严重的问题。
你们的董事会是否也有类似的秘密寡头政治？ 在你的组织中，保密是预设做法还是例外的措施？ 为了使董事会成员做正确的事，是否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潜在的法律风险？ 你们机构的财务保障是否总是机构的优先考虑事项？ 董事会成员是否将世界“运作的方式”应用于事工？ 你们是否愿意向自己和他人说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即使这样做有可能引起骚乱？
5. 你们机构的问责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董事会成员理应管理其所服事的事工的问责机制。 但又是谁问责董事会的成员呢？ 随着RZIM事件的发展，我们听到许多捐款者和内部圈子以外的关键人物多次呼吁董事会辞职。 董事会不想辞职。 我听到的借口是：“应该由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如果我们辞职，谁来带领(RZIM)？”这个董事会没能让一个在性上犯罪的加害者退出事工，却继续 拒绝人们对其运作透明度的呼吁，甚至要求自己能得到匿名的待遇——拒绝扛起被人公开点名这个最基础的责任。
在危机发生之前，确认以下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你们的董事会是否已经到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地步？ 需要发生什么情况才能取消董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 机构里公开且严重的失败事件是否需要机构公开的忏悔？ 董事会将如何自我评估或接受外部的评估？ 具体来说，你们机构的问责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6. 你以为你是谁？
在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事工中担任董事会成员是一种身分的象征。 一旦人们发现我是RZIM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就会对我所拥有的权力印象深刻、充满好奇和着迷。
在董事会内部，人们普遍感到耶稣需要我们来做这份工作。 推特上的横幅骄傲地展示董事会成员在RZIM舞台上的照片，或与RZIM相关名人的合照。 Facebook上也有关于董事会为上帝国度所做的伟大事工的贴文。我们有特别的晚餐、豪华的酒店、漂亮的设施，以及一种普遍的优越感。社群媒体是种炫耀成就的管道，直到人们发现它也可以成为人们要求问责的管道。
你的董事会是否理解承担如此大的责任所必须具备的仆人式的领导方式？ 董事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从董事会角色中找到自我价值感？ 我们如何确保自己不仅在正式的规则和程序中，而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权力始终离不开责任？
RZIM事工一直以来非正式座右铭是“没有任何疑问是个禁区”。但作为董事会成员，我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亲身经历了我们机构的失败。 我犯错了——起初，我什至不相信受害者，后来，我试图改革这个支离破碎的系统。
但错误不一定能远永定义我们，相反的，它应该是除锈的过程。 对我来说，犯错激发了我的热情，让我想要帮助在其他机构董事会任职的成员避免犯下我们在RZIM没有避免的那种功能失调和滥用权力的情况。 担任领导职务的基督徒必须坦然承认并改正机构和个人的错误，而不是隐瞒和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上帝能救赎我们每一次犯下的错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全彻底的饶恕。
虽然责任重大，但事工委员会/董事会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仆人式领导的最佳典范。 所以，请扪心自问：耶稣会掀翻你们董事会的桌子吗？
卡苏尔克（Stacy Kassulke）热衷于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独特的天赋，为基督和祂的国度拨乱反正。她于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在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董事会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