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和对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论者对话

在西方，关于宗教、无神论和基督教的文化土壤正在改变。我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三则新闻提醒我们，这种转变能发生得如此快。

世界知名的无神论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越来越多地严厉评论变性运动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progressive ideology）。流行播客主持人乔·罗根（Joe Rogan）的节目每月有超过1.9亿次的下载量，他邀请了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专家斯蒂芬·梅耶尔（Stephen Meyer）做客他的节目，梅耶尔主张宇宙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上帝，并批判天择进化论的内容。

在英国，首次发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在每十年进行一次的英国人口普查中，在信仰栏位选择“基督教”的人数下降到46%，而选择“无宗教信仰”的人数上升到37%。这一下降也反应在美国的调查里，几乎有一半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年轻人如今认为自己是“nones（无宗教信仰者）”。

但是，在勾选“无宗教信仰”栏位的人之中，鲜少人认为自己是理查·道金斯式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事实上，“无宗教信仰者”更倾向描述自己为“追求灵命但不涉及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仍然会偶尔祷告，参与新纪元运动里的一些宗教实践，甚至涉足神秘学。

也就是说，现代人不一定“不信宗教”，他们只是对不同的事物带有宗教信念。当人们拒绝接受“制度性宗教”时，他们会以其他东西填补内心的“上帝洞”。

当现今一些最教义式的无神论领袖视“文化战争”为他们新的神圣事业时，他们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听取世俗主流之外对科学和现实世界的本质的其他观点。

在《对上帝信仰的惊人重生》一书中，我探讨了新无神论（New Atheism）是如何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超自然解释的新的开放态度。例如，许多世俗知识分子——如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历史学家汤姆-霍兰（Tom Holland）和记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正在重新审视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

许多曾经支持理查·道金斯和他提出的新无神论的骑士团发现，他们为世人提出的人生答案（追求科学和理性，摒弃宗教）并没有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光明和生命。在这些新世俗思想家的引领下，许多人如今受到启发去挖掘圣经中的古老智慧，走进一、两间古老的教堂——或什至跨入信仰里。

这些世俗主义者在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中意识到“意义危机”，也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叙事以不易忽视或重塑的方式塑造了整个西方文化。即使他们宣称自己个人对上帝的存在并不确定，他们也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生活。

这一切都促使了“对基督教充满好奇的不可知论者”的兴起：这些现代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曾经相信的这个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叙事里是否存在某些真理（或至少“有用的”道理）。

但是，我们这些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曾经活着又死而复活，使人类与祂重新建立关系的基督徒，该如何与这些“对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论者”打交道呢？以下是我在与新一轮无神论运动的领袖和其跟随者交流时学到的三条经验：

1. 让他们希望这个叙事是真的，然后向他们展示叙事的真实性

17世纪数学家兼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写道：“让宗教具有吸引力。让好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后证明它是真的。”这句话至今仍是明智的建议。

在过去，基督教思想家经常在与新无神论者的辩论中使用基于逻辑的护教学策略，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对一些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心的不可知论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太直白的理性工具。

相反的，文化护教法对他们而言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安德里亚·迪尔利（Andrea Dilley）之前为《今日基督教》撰写的一篇文指出的那样，文化护教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将人们与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在电影、书籍和音乐中寻找美感的部分联系起来，”对文化护教法来说，“目标不是增长一种模糊的超越现实感，而是让人们能与永生的上帝相遇。”

我们都曾受艺术、文学和美感的启发——受到这些作品里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追求“超越性的目标”的故事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哈利波特》、漫威电影和《魔戒》。

现实的故事/叙事常常围绕着政治、经济和生物学，我们在其中缺失着意义，我们渴望重新激发我们对朋友和邻居的想像。他们所渴望的正义、他们所寻求的身份认同，以及深深打动他们的艺术和音乐，都源自某种更深层的东西。这些皆是那个经常被遗忘的叙事的回音，是上帝的形像在人类身上留下的印记。

鲁益师（C. S. Lewis）巧妙地创造了纳尼亚世界，一个充满骑士、龙、会说话的动物、英雄主义、勇气和牺牲精神的神奇国度，由一位名叫亚斯兰的狮子王统治，他非常慈爱但不受命于任何人。鲁益师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成年人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待今天的慕道友，在他们的想像、盼望、梦想和渴望里与他们共鸣。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为何他们会如此盼望这样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着超越性的目的的世界真实存在。只有这样，有些人才会准备好聆听传统上为着上帝和圣经的历史真实性的护教论述。

我们应向他们表明，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个世界背后有着一个爱、美善及公义的终极源泉，并且这个泉源亲自前来寻找我们。

2. 保持基督教的“怪异性”

我曾与许多似乎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的非基督徒交流，但他们不想要一个和他们本身文化极为相似的教会。这一点在与我交谈过的不可知论思想领袖里尤其明显，他们之中一些人似乎怀着一股渴望回到教会的心情。

例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较为保守的副主编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基督信仰，但现在他给自己贴上“基督教无神论者”的标签。他承认基督教在西方传统里的价值和美德，但他无法全然相信这个信仰。

穆雷曾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要他重返教会，他需要在教会里见到比世俗人文主义的温情版本更深刻、更奥妙的东西。

同样的，当教会试图模仿名人文化和娱乐产业的价值观好让社会觉得教会也没那么跟不上时代时，有着很大的危险。记者宾·西克史密斯（Ben Sixsmith）就注意到教会的这种倾向——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开放、好奇、不安的不可知论者”。

西克史密斯越来越被天主教传统里严肃的信仰和哲学所吸引，并斥责那些为了显得自己更有包容性或跟上时代而“淡化信仰信息的教会”，他写道：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资格对基督徒的信仰指手画脚，告诉他们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不过，如果有那么ㄧ群人的信仰值得我追随，我觉得他们的信仰应该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当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时）。但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我有90%的相同之处，那他们的信仰就没有什么特别能打动我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想让我变得更像他们，不如说他们想要变得更像我。”

著名历史学家和播客主持人汤姆·霍兰（Tom Holland）在他回归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第一世纪的基督教所展示的价值观有多“激烈”（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极为不同）——并明白现代的他所持的一些价值观和道德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他在他所著的畅销历史书《统治：基督教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里讲述了这个故事。

然而，霍兰感叹道，教会常用了无新意的“每日默想”等短文来“鸡汤化”基督信仰，或一些政治正确的宣传来取代基督教里神奇可畏的叙事。他继续说道：

教会需要⋯⋯绝对地拥抱他们的信念，而不是对他们的信念略感尴尬。 ……教会必须尽全力坚守其信念⋯⋯包括最怪异、最反文化、最奇特的那些信念。不要回避所有关于天使之类的东西——坚持住这些！

这个建议似乎有违常理。许多教会都把尽可能把“正常”和“没有威胁性”当作自己的使命，努力把人们带进门来。

但是，许多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心的不可知论者走进教会的大门，是为了寻找与他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想要进入另一个世界，听到另一种不同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