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的好男人

有些人把男女之别过度简化为“男生着重理性、女生着重情感”。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纯粹的二元对立，我们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来论述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情感与理性、肉身与灵魂、超越与限制、男与女等，从来都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建立的。即我是有理性的情感人、有情感的理性人；我是有肉身的灵魂人、有灵魂的肉身人；在超越下受限制的人、在限制下超越的人；有男性特质的女人，有女性特质的男人，等等。

情感与理性

情感是指因与周遭世界互动而产生的即时心理和生理反应，例如，喜悦、惊慌、忿怒、心跳加速、出汗等。伦理学上，情感主义（emotivism）有别于主观主义（subjectivism）。情感有关态度和感受，与事物的真实与否无关。情感是自然和直接的，没有经过理性处理。年纪愈小的孩子愈反映这份自然和直接的情感，但同时，他们的情感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和需要道德来提升。

例如，有人对黑人的情感反应是负面的，看到黑人就联想到犯罪、暴力和通俗文化等。首先，对黑人的负面情感可以是很自然和直率的表达，但表达情感也要顾及他人的情感。所以，不应该为了自然和直率的缘故，就放任情感，认为情感不需要接受教育。第二，对黑人的负面情感不单纯是个人的，更可能是集体的情感，即我们在集体意识下，接受了社会对黑人的态度，并使之成为群体的习性（habitus）。第三，情感不牵涉事物真实与否，但当当事人和听众将自己的情感等同为事实时，由情感制造出来的偏见就更难得到处理，因为情感不再是想像，而是被视为事实，可以讨论。基于以上原因，社会认为理性比情感可信赖得多。情感可以建构它所认为的事物，但理性不会，也不可以这么做。理性讲求客观、证据和更好的理由。

不论是社会化结果还是身心结构原因，男人相对地倾向理性，女人相对地倾向情感。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下，情感受到压抑、不被重视，甚至被视为弱者的表现。例如，“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等讲法，进一步分割理性与情感。

话说回来，理性不是想像中客观、不受情感影响和不需情感支援的。我们总要问“那一个理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就跟自由主义的理性不同；环保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理性也有不同取向；原住民对狩猎的看法与现代人对动物的看法就不同。理性所反映的，可能只是某群体的价值和思考，甚于我们所以为的普世性。理性可能只是包装着某种情感或反映某种社会叙事，骨子里仍是情感。即理性其实取决于情感，为情感服务，而非完全客观。国族主义某程度上就是一例。

此外，理性也可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当工具价值主导社会时，我们不可能只靠价值理性来对抗，更需要仰赖来自情感的勇气，来坚持价值理性，我们需要情感来保护价值理性。同样，价值理性也需要培养恰当的情感。当我们习惯说“知、情、意、行”，将“知”放在“情”之前时，我们也要考虑“情、知、意、行”，甚至“行、情、知、意”等不同模式。

理性与情感不是对立，而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以辩证方式交织。习惯了理性思考和理性表达主导的男人，可以如何多培育和运用他们的情感资源？

经验与弱势群体

我在大学从事近三十年教学和研究，已不自觉训练出多用理性来表达。所以，有些读者认为我的文字很难懂。事实上，我的论文和讲道源于经验（情感）多于抽象思考。经验是相遇，以感官接触世界，感受其中的人与事，继而思考：“他们要向我说什么？”“我要放下什么才可以听见他们所说的？”“我接触了一个人还是一堆资讯？”“与他们相遇的经验修正了我什么？”按照布伯（Martin Buber）的理念，一切关系大致可分为“我—你”（I-Thou）、“我—它”（I- It）两种。承继犹太宗教Shekhinah的信念（意即「上主临在万物」），布伯认为我们不但可以从万物中感受到上主的临在，上主也在万物中彰显祂的光辉。那么，我—你不限于可见的“你”，因为在你之中，“我”可以遇到上主。此外，我—你也不限于人，因为上主临在万物当中，树木也可以是你。我—你与我—它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的你是完整和独立的个体，不是由我支配；而后者的“它”则是由我支配。若要与“你”有真实相遇，我就需要放下理性和情感所建立的偏见。然而，这并不代表，需要否定一切我—它关系，因为这样在生活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不是我—你与我—它的对立，而是当我—它关系与我—你关系切割，我—你就不再为我—它提供相遇基础。

上文提到，我的论文和讲道源于经验（情感），就是指我—你的相遇。我十几岁时就进入弱势群体中担任义工，聆听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行。他们是精神病康复者、智障者、孤儿。之后，我接触滥用药物者、失智者、同性恋者、贫穷者、失明者、丧偶者、临终者等。他们的遭遇不只开拓我的视域，更丰富我的情感世界。事实上，他们的遭遇（尤其受到社会歧视）搅动我的情感和理性世界。人不是简单分为好人与坏人、成功与失败、信徒与非信徒、理性与情感。与他们相遇，使我对社会给予我的理性训练抱持一定怀疑，甚至也怀疑以教义（dogma）之名出现的教会真理。例如，失智者挑战一般以理性、个体和品格等对人狭隘的理解。智障者不会用严谨辩论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逊我们，只是他们并非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生活。这不是说理性思考和表达不重要，而是理性的排斥性和霸道性，令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排斥、分类，甚于丰富和多元。

人际相处离不开权力，而权力多以理性运作，人也以此维护其权力。直接地说，权力就是论述。例如，博物馆的陈设并非如我们想像中客观，关于昔日的陈列、选材和陈述就牵涉权力。女性主义质疑，为何女人的声音和样貌都在公共领域消失？为何女人一定要跟随既定的理性规则参与讨论和表达？我们唯有放下惯常的理性，才可恢复受压抑的感情，从而听见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从他们的角度认识世界。

反思丧偶

1.自我存在的解体

我比较不守规则（某种理性规则），并游走于不同弱势群体，这些都培养了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帮助我更坦诚地面对信仰，不拘于压抑生命的教义。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内子离世，将我抛入一个理性暂时无效的生活。第一，人从不是孤岛，人透过倚赖而存在。因此，她的离世让我陷入存在的解体。存在的解体，源于关系中断而无法弥补。我开始明白为何很多失恋者和离婚者会陷入极度困扰。情感的伤痛让我明白主耶稣向我们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十一25）这是一句充满情感和爱的话，而非一则教义。释经并不帮助我明白这句话，只有情感才可以。哲学家马赛尔（ Gabriel Marcel ）说：“爱一个人，就等于对他说‘你永远不会死！’”这正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使祂必使我们复活。因此我们可以说：“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在天家就会再见。”

2.承担自己的烦忧

与这点相关的是第二点：我因内子离世而承担自己的责任。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说：

从他人那边取走烦忧（care）而将自己的关注（concern）放到那人的职分（position）上，这就是为他人代劳。这样的关怀乃是为他人接管（take over）其关注之事。于是，那个人被逼失去了（thrown out）自身的职分，让他从已经涉入的事件中向后退回，转而等待接收那已经被处理完成的事务，或者完全将自身从那个事件抽离（disburden）。在如此关怀的情形下，那人遂成为一个被宰制者和依赖者，这种宰制对他而言甚至是无声的，并且是持续潜藏的。这种关怀是一种远离烦忧的代劳，以更广泛的范围决定另一个存有，并且是一种以附属的方式成为「应手之物」（ready-to-hand）之关注型态的极致表现。

离世的内子为我代劳多年（照顾我们），她的离世迫使我面对和承担自己的烦忧，包括当时只有七岁和四岁的女儿。不会有太多人期待烦忧，但人却不自主地被抛进烦忧当中。在烦忧当中，人被迫从“应手之物”（ready-to-hand，即“什么都准备好”）进入“手前之物”（present-at-hand，即“摆在前面，需要人自行整理”），思考当下可以和应该如何自处之外，也要面对焦虑的情感。例如，“我可以让女儿健康成长吗？”“若我也离去时，我可以交托女儿给谁？”“手前之物”不单纯是个理性课题，重点是我不再可以将自己假手于人。我要有勇气和责任面对“假如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所带来的震荡。

3.意义的突破

第三，因自我存在的解体和承担自己的烦忧，我进入一个意义突破（sense-breaking）的过程。简单来说，意义得以突破，是因为昔日意义（sense-making）不再足以承托我今日的遭遇。若仍停留在昔日意义当中，我就可能需要压抑情感或否定情感。若我忠于自己的情感，我就需要有勇气突破昔日意义，重构新的意义。例如，祷告对我而言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所以，若只从“上主应允”来理解祷告，我们就误解祷告了。上主应允只是我的额外收获（bonus），所以，若上主没有应允，我仍会祷告。任何意义的突破都会一定程度冲击某种理性的习惯或理性背后的权力。经验过某种存在的解体，我就不再介意别人批评了。

或许，对读者来说，以上三点分享很抽象。这一切源于经验内子离世的反思。这些理性反思是关于情感、伤痛、存在。理性暂时无效之际（受情感挑战），需要重构，达到“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此外，以上三点反思是否很男性中心？无可否认，这可能是受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影响。但如果我们从来都是“有男性特质的女人，有女性特质的男人”，我们就无须受限于男女二元思维，反而可以开放地聆听其他人的反思。当然，这讲法没有霸道地以为我自己的观点是放诸四海皆准，而不受自身性别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