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内地推进

戴雅各（James Taylor）对中国的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令他憧憬的是，那些曾经著名的帝国，如波斯、希腊和罗马都在兴盛之后衰亡，唯有中华帝国依然存在——中国是世界上追念古旧时代最伟大的纪念碑。1832年初，在他位于英格兰约克郡巴恩斯利城（Barnsley）繁忙的药店后面的客厅里，他与24岁的妻子贺美亚（Amelia）一起跪着祷告：“亲爱的上帝：如果你给我们一个儿子，请赐他在中国为你工作的机会。”

他们的孩子于 1832 年 5 月 21 日出生。戴雅各和贺美亚夫妇给他起名为詹姆斯·哈德森·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哈德森是他母亲的娘家姓。后来孩子长大，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戴德生。年幼的哈德森在一个对中国着迷的卫理公会家庭中成长。有的时候，他会脱口而说出，“当我长大成人时，我要成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尽管他的父母几年来都还没有将他们的祈祷的事告诉过他。

虽然如此，他其实对自己的信心与生命的呼召并不一直都是清楚的。到17岁时，他处于精神低迷状态，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他在缺乏耐心的父亲面前经历了“青少年不安和叛逆”的过程。他成为他的姐姐和母亲等人焦急的祷告关注的对象。这在后来的宣教历史上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根据戴德生自己的说法，1849 年 6 月，当他 17 岁时，他的母亲将自己锁在离家 50 英里的一个房间里。当时她正在探望她的妹妹，她受到感动，觉得不仅要为戴德生能成为真基督徒祷告，甚至要继续留在那房间里，直到她确定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戴德生后来回忆说，同一天下午，他拿起一本有关基督已成就的工作的福音单张，而因此接受了“这位救主和这救恩”。

在戴德生的余生（一个一心一意，甚至意志坚强的一生），这样的“巧合”将多次的伴随他。以致他一生完全致力于一件事：将福音带到中国内地。

中式衣着

在戴德生自称的这次“重生”经历后的几个月，他在一个迫切祈祷之夜得到了对中国宣召的印证。那晚，戴德生“带着难以言喻的敬畏并难以言喻的喜悦”俯伏在上帝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疯狂地准备，他学习医学和语言，并更深入地沉浸在圣经和祷告中。

最后，在 185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戴德生登上了不到 500 吨吃水量的三桅小快船邓弗里斯（ Dumfries）号，悄悄地溜出利物浦港，前往中国。年仅21岁的他，深情地和母亲告别。

对戴德生来说，生活变成了信仰的冒险，他学会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信靠上帝。而这旅程的第一段航程就增强了这样的信仰形态。

在威尔士海岸附近，这艘船遇到了一场持续数小时的严重风暴。船长将当时的海况描述为他“所见过的最狂野的大海”。戴德生在恐惧和信任上帝的眷顾之间交替辗转。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但那时的他确信他们最多再能撑半个小时。他转向戴德生问道：“你那要在中国为主工作的呼召有用吗？”

戴德生说，他不期望处于任何其他的情况，而且他仍然认为会到达中国。但如果到不了，“我的主会称赞我，说我是良善忠心，因为我努力地试图服从他的命令。”

事实上，他们确实在风暴中幸存下来，并于 1854 年 3 月抵达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上海。1842年的《南京条约》结束了英中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联系，条约赋予外国人在这通商的五个口岸城市生活的权利。戴德生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福传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同工的工作，这是一个在先驱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的启发下成立的新兴独立宣教组织。一位当地教师教戴德生普通话，中国各地都使用普通话的变体（方言）。

同年，他做出了一个同时受到嘲笑和赞扬的激进决定：他决定穿上中国衣服，扎起辫子。

他的决定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深尊重和他对宣教士角色的看法。当那些都穿着西式服装的新教传教士批评他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时，他指出，那些最了解中国人的人开始欣赏他们的习俗。他认为，许多中国人反对基督教，因为它似乎是一种外国宗教，倾向于以西方国家的方式塑造皈依者。戴德生，就像几十年前采用中国服装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一样，走在了他的时代前面。

中国内地的第一步

在中国的前几年带给年轻的戴德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奇。许多欧洲人在上海过著奢侈的生活，戴德生认为一些传教士是“世俗的”。然而，政府官员对他们作为口译员的需求量很大。热情的社交气氛对一个严谨的卫理公会信徒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震惊。

此外，金钱很快成为一个痛点。虽然教会宣教士协会的单身男子每年可获得相当于700美元的工资，不包括租金，但他的年薪仅为80美元，这还包括支付租金。

尽管如此，戴德生还是坚持要把福音传给在内地从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中国有18个省份，其中只有七个省有宣教士，即便如此，他们也只在少数沿海城市工作。戴德生不满那些将自己限制在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中的宣教士。他为中国内陆无数未得之民感到忧心。他立即着手尝试接触他们。

1854 年 12 月，在他抵达后的九个月内，戴德生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扬帆起航，肩上扛着一袋袋中文圣经和福音单张，他们去了几个黄浦江沿岸的小村庄。在松江，这两个相貌特殊的洋人的出现吸引了人群，他们讥讽这两个人，嘲笑他们，并威胁要把他们拖到一条通往河边的街道上。戴德生和艾约瑟勉强逃脱这些人（跳上过往的船），继续他们200英里的往返旅程。戴德生很快又去了几次内地。最终他决定以宁波为基地，那里有许多宣教组织。

事实证明，中国福传会用心良苦，但越来越无能为力。它未能及时支付宣教士的工资，又经常在对他们的工作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派遣宣教士。经过多次祈祷和挣扎，戴德生于1857年辞职。他不知道他接着的工作将如何获得金钱上的支援。他早已决定不去募集捐款，甚至不让朋友和亲戚知道他的需求。他只相信上帝会供应他。

戴德生也一直在寻找妻子。他在英国被两个女人拒绝过，一个在他去中国之前，一个在他去了中国之后。这让他非常孤独。但在1857年，他遇见并立即爱上了20岁的玛丽亚（Maria Dyer）。她是早期来华，已故的宣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的女儿。尽管宁波宣教机构中的一些人因势利眼而强烈反对（戴德生的中国服装和缺乏精致使他们失望），这对年轻夫妇还是于 1858 年 1 月结婚。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幸福婚姻，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向中国传福音有着深厚的热情，他们定意，即使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也要向中国传福音。

戴德生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既治疗病人又传道，到 1860 年 3 月，戴德生在宁波桥街的教会已经发展到 21 名成员。但到了1861年夏天，他染上了某种疾病（可能是肝炎），完全削弱了他的体力。在中国服事七年后，他被迫返回英国进行长时间的康复。

寻求不可能

虽然他应该在英国休息，但他继续他疯狂的工作步伐，翻译圣经，招募传教士，并获得助产士资格。

戴德生在英国为了英国人对中国缺乏兴趣而感到困扰。1865年，当他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时，他向玛丽亚口述了《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内容。

他写道：“（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缺乏认知而正走向灭亡，而这个认知正是英国人所丰丰富富所拥有的。这丰富的知识，使英国成为英国，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英国所有的基督徒能袖手旁观，静坐不动吗？我们的主是怎么教我们的？难道不是说，如果一百只羊中有一只迷失了，我们就要离开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只羊吗？而现在这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我们呆在家里养一只羊，而不理会那九十九只将死的羊！”

戴德生确信，中国内地的福音需要一个特别的组织——去把福音突破到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当时，宣教士只能在通商的五口传福音。）他也决心不从原有的宣教机构脚下抽取财政基础，但这样的组织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

他开始计划招募24名宣教士：在中国十一个没有宣教士的内陆省份各招募两名，另外在蒙古招募两名。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足以让任何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感觉热血沸腾。当时，许多经验丰富的宣教组织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90名新教宣教士。戴德生一手就想把这个数位提高25%以上。

这将是一项巨大的财务承诺，因此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内地会）的名义开设了一个银行帐户。很快，甚至在他正式承诺领导这个新的宣教协会之前，就有了钱和五名宣教志愿者可以派往中国。

他犹豫要不要迈出承担领导的这一步，因为他发现自己被怀疑所困扰。在1865年的好几个月中，无数的担忧在他的脑海中环绕。他很少一次睡两个小时，有时根本不睡觉。一方面，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没有福音盼望中死去而痛苦，另一方面，他与他所谓的“不信”作斗争：他害怕承担将年轻男女送入中国内地的责任，在那里他们会受到拒绝、疾病和迫害——所有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戴德生认为他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两三个月来，激烈的冲突……我以为我将要失去理智”。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戴德生迫切需要休息，于是邀请他到英格兰南海岸的布莱顿（Brighton）去度6月24日至26日的周末。

星期天早上，他在敬拜后溜了出去。他后来回忆说：“我无法忍受一千多个基督徒的会众为自己的安全而欢欣鼓舞，而数百万人因缺乏认知而走向灭亡。我独自在沙滩上，在巨大的属灵痛苦中徘徊。”

在那次散步中，他突然得到了释放。“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为了这个事奉，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我告诉他，对问题和后果的所有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作为他的仆人，我应该服从和跟随他——他来指导、照顾和引导我和那些可能与我一起工作的人。"

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前面停顿了脚步的异象得到了证实。他立即在圣经的空白处写道：“为24名愿意，熟练的工人祈祷。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

戴德生确定内地会将具有六个显著特征。首先，它的宣教士将从任何教派中抽调出来——只要他们可以签署一份简单的教义宣言。

第二，他们没有保证的薪水，只能信靠主供应他们的需要。收入将分享。不能产生任何债务。

第三，不向人筹款。

第四，国外的工作不是由国内委员会指导，而是由他自己和最终在中国工场的其他领导人指导。

第五，该组织将向中国内地（“基督的名没有被称呼过的地方”）进军。

第六，宣教士将穿中国衣服，在中式建筑里做礼拜。

对异象的挑战

不到一年，一艘两年新的快船兰茂密尔号（Lammermuir）驶出伦敦的东印度码头，驶向中国。与戴德生与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船上有16名年轻的传教士，六男十女，他们期待着加入在戴德生指导下已经在中国工作的四男一女，成为在中国的传教士。

在杭州和萧山等城镇，内地会开始工作，在中国喧嚣的生活中，将医疗保健和传福音工作相结合。来自都柏林的内地会宣教士麦克悌（John McCarthy）描述了他1867年抵达杭州时迎接他的场景。那天是农历新年假期，一群人徘徊在内地会诊所外。轿夫排成一排，接送病人。食品和饮料小贩已经搬来东西售卖，并且生意兴隆。

在看似混乱中，戴德生站在桌子上向人们讲道。当麦克悌和他的家人被带进内地会的房子时，戴德生挥了挥手，向他们致以简短的欢迎，然后继续讲道。

戴德生每天要看200多名病人。他切除白内障的手术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奇迹一样。一位在戴德生的布道下皈依基督的宁波人崔先生也向在那儿等待治疗的人传道。

可以想象，富有远见和不知疲倦的戴德生对自己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他也对内地会宣教士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对此，其中一些人产生了迟疑。

他的一位宣教士倪来义（Lewis Nicol）拜访了教会宣教协会（CMS）的几位宣教士，并对一些发生在宁波新巷（内地会总部）的他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发牢骚。他很快就放弃穿中国服装的做法，并声称英国服装给了他更多的保护和尊重。他告诉戴德生：“我不会被任何人束手缚脚”。经过近两年的不愉快，最后戴德生将倪来义从内地会解职，其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散布关于内地会的谎言。另外三名内地会宣教士因同情倪来义而辞职。

大约在同一时间，两名教会宣教协会的宣教士抱怨说，这么多未婚男女在新巷住在一起很危险，而且戴德生对年轻女士太亲热了（他和玛丽亚在他们上床睡觉前亲吻了其中一些人的额头）。女士们自己否认戴德生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投诉仍然传到了伦敦，并一度导致对内地会的支援率下降。为了在观瞻上避嫌，戴德生不在亲吻女宣教士，但他拒绝停止直接监督单身女性。

然后在1870年，一位能干的年轻威尔士浸信会信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抵达中国，开始拉走一些内地会的同工，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西地区的成员。李提摩太强调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保护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免受暴政。他还认为，上帝会通过其他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工作。他认为，如果能指出这些宗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之处，那么追随者就可以被基督所吸引。因此，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最终将经历彻底转变为基督教生活。少数内地会宣教士因为受到李提摩太这类自由派观点的影响，而离开了内地会。

尽管存在争议，内地会宣教士的数量仍在增长。到1876年，有18名新的宣教士启航前往中国，使同工总数达到52人。内地会因此拥有在中国宣教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内地会宣教士越来越多地进入内陆省份：河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甚至至少有一位勇敢的人到达了西藏。

戴德生做出了另一个大胆的举动，招致其他宣教团体的批评：他开始将未婚女性送入内地——这是对这些女性的勇气的一个见证。

戴德生的大胆似乎无止境。1881年，他有胆量要求在1884年底再招收70名宣教士。结果他得到了76名。1886年末，戴德生又再祷告，求在1887年结束之前另外再增加一百名宣教士。一位资深宣教士告诉戴德生：“我很高兴听到你正在为大批增援祈祷。当然，在一年之内你是不会得到一百个，但你会得到的，一定比你没有要求的更多。”

“谢谢你的关注，” 戴德生回答。“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的祈祷现在得到了回应。我确信，如果我们都还平安，你将能分享欢迎第一百位来到中国的喜悦！”到1887年11月初，戴德生宣布102名候选人已被录取来中国事奉，并且已经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前往中国的路费！

内地会的许多早期宣教士几乎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有些人是大学毕业生。有些人是理想主义和热情的，但在灵命及心智上并没有为在中国内地宣教工作的严格要求做好准备。有些人傲慢自大，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有些人发现，一旦进入工场，他们并不喜欢戴德生的领导或内地会的理想主义严格要求。有些人在维持生计和吸取新文化并同时试图传播福音的压力下萎靡不振。事实上，在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也受到巨大的损伤。但内地会仍然忠于其宗旨，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宣教组织。而对戴德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所有18个省份都有了基督徒。

挫折和心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回到英国，戴德生都面临着周而复始、无休止的演讲、个人探访、通信交通，以及行政任务。尽管如此，他仍然用祈祷迎接每一天的日出。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当他的身体需要时，他日夜都能随时补睡眠。

一些当地历史中不可预见的事件往往会减缓工作进程。在1868 年的扬州教案中，一些反对洋教的群众袭击了内地会在扬州的房舍。包括戴德生家人在内的内地会成员在骚乱中受伤。当消息传到伦敦时，上议院开始辩论允许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是否有利于英国的贸易。

戴德生为管理内地会事务而在伦敦与中国分别建立了委员会。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导致近30名宣教士辞职。两者之间的问题是在于戴德生希望最接近工场的中国委员会拥有行政权力，但伦敦委员会不同意这个做法。

伦敦委员会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认为戴德生过于独裁，应该严格削减他的权力。他告诉戴德生：“当你的委员会与你观点不符合时，你试图迫使你的委员会接受你的观点。我希望你接受委员会的引导，让内地会自立，而你则应该专注于阐述圣经和鼓舞教会。”

戴德生可能对同工要求苛刻，看似专制，但在戴德生的心目中，他只是急于保护整个差会的完整性。在写给伦敦的关于新进宣教士的信中，他说：“我只希望得到那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国内地工作、穿着本土服装，并尽可能以本土风格生活的人的帮助。我不打算在将来协助任何可能停止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中国向所有人开放，但我的时间和力量太短，工作太大，不允许我试图与任何不同意我行动计划的人合作。”

作为一个在中国真正将一切奉献给基督的人，他发现很难降低对别人承诺的指望：“安静、爱安逸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可能为基督赢得中国的……我们需要的男人和女人的印记，就是将耶稣、中国、灵魂放在首位，而在每件事上，在每一个时刻，甚至连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必须是次要的。”

尽管他承认有过恼怒和不耐烦的时期，但他其实也显出宽容和弹性。他在经过两年的反抗之后，才不情愿地解雇了倪来义。有时，为了应对当地的情况，他甚至绕过了差会的一些规则（比如禁止单身女宣教士结婚）。

也许他的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尽管健康情况一直不佳，并且经常患有抑郁症，但他还是设法继续工作。1900年，戴德生在美国巡回演讲时，几乎身心彻底崩溃。正如他的妻子玛丽亚在几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我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他所经历的考验，他所受的诱惑，他遇到的冲突，他的失败与挫折，以及他克服的困难。”

戴德生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往往很高：玛丽亚在33岁时去世，玛丽亚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在10岁之前就去世了。（戴德生后来娶了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对内地会整体来说，更具毁坏性的事发生在1900年夏天。当戴德生在瑞士康复养病时，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全中国，杀害了58名内地会传教士和他们的21名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