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坐在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在中国大陆、香港称为世界宣明会，在台湾称世界展望会——译者注）位于韩国首尔汝矣岛的九层办公楼的顶层。 办公楼距离国会就几个街区，与国家主要政治和金融区高耸的摩天大楼相形见绌。 建筑物个个高耸杰出。 但是这栋切合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的建筑与周围却是格格不入的。 我采访了许多韩国高级主管，请他们喝果汁，身边是上世纪70年代的复古家具。
我曾前往韩国研究世界展望会的起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 我本期待听到奋兴布道家鲍勃·皮尔斯（Bob Pierce）众所周知的事迹–他于1950年代目睹饱受马克思主义摧残的首尔，极度绝望。 皮尔斯与美国陆军合办了学校、孤儿院和教会，协助将战后的韩国从残破的境地拉出，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一个美国福音派的慈善机构在冷战焦虑的发酵底下诞生–对世界展望会创立的迷思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
通过与刚卸任的韩国世界展望会前会长朴正三（Jong-Sam Park）的交谈，我听到的却不同于这一广为人知的历史叙事，这让我震惊。 这位气宇非凡、白发斑斑的会长一一解答了我关于鲍勃·皮尔斯的疑惑，但他更想诉说一位我前所未闻的韩国牧师。 当朴智星会长还是ㄧ位以草席蔽身、在街头流离失所的孩子时，韩景职（Kyung-Chik Han）牧师伸出援手。
我不耐烦地听着，希望把问题回归美国传教士。 但是当我试图导回话题时，他却恼怒了起来。 他解释说，韩牧师也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始人。 “世界展望会韩国分会吗？” 我试图确认。 “不是，从头到尾，” 他回答。
回想起来，朴会长的断言符合我过去忽略的证据。 我看过几张皮尔斯和韩会长同台的照片，上面通常说韩会长是皮尔斯的“翻译”。 许多20世纪50年代初的历史资料证实两人经常一起现身，多数时候发生在首尔。 虽然韩会长曾经把皮尔斯的讲道翻译成韩文给会众，但是他自己也会以牧师的身份在全世界最大的长老教会讲道，也是数不清的人道救援行动的设计、组织者，为世界展望会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也有韩会长事奉的蛛丝马迹。 在1954年11月某个寒冷的晚上，在芝加哥音乐厅，在韩会长下离开舞台后，皮尔斯不讳言地表扬他的同工对福音和人道主义热忱。 他说，韩会长巧妙地将米和福音分享给“为战争所疲惫”的韩国人民。 此时此刻，骇人听闻的冷战降临，美国与苏联各拥核武，可能彼此同归于尽。皮尔斯的信息给了亚洲希望，部分也是韩会长在朝鲜半岛的功劳。 皮尔斯称他为“人子”，被圣灵充满，赢得了许多灵魂。 但是皮尔斯不全把希望放在韩会长—甚至是神上。 他称赞了首尔上空的美国轰炸机，也保证要尽己所能。 “我不指望死在病床上， 我只期望死在共产党人手中。”
聚会结束前，皮尔斯以推销员的口吻呼召会众来到台前：
“我祈求今晚我们当中有人能回应呼召，把心献给神，让圣灵来充满，破碎自己。。。。 这个月有600个孩子等待被领养。 我们有他们的照片。如果你可以在信封上写‘我愿意领养一个孩子‘，与上帝的立约，在之后的一年里每月奉献十块钱，十天内就有人会在上面填上他们的名字。 ”
接待员训练有素地把认献卡收回来，之后把人群排开，又再领新的一群人到台前。 之后皮尔斯又重复刚刚所说的。
在芝加哥筹募到的钱都进入了一个名为世界展望会的全新团体。 如同葛理翰和日益茁壮的福音机构，譬如1950年代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和《今日基督教》杂志，世界展望会酝酿了一股属灵复兴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 不同的是，世界展望会强调人道主义救济。 但是人道救援也吸引了许多美国的基督徒，随后将世界展望会推向高峰。 展望会援助的孩子从1954年的240位增加到1990年的100万个，再到2015年的350万个。
如今，世界展望会接受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捐款和个人小额捐款，是美国接受 其美国分会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世界宣明会全球母会的总收入为
只是65年前在音乐厅两位弟兄催生世界展望会的这一提法已逐渐在历史中流逝。 当皮尔斯成为传奇人物、广交各国总统为朋友、成为公认的展望会创始人时，韩会长正黯然退下，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美国版叙事
皮尔斯和其他许多受经济大萧条摧残的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了南加州。 他信主后生命改变，在克服了动荡的童年和触礁的婚姻之后，皮尔斯火热地以过来人的经历传道。 他的魅力使他扶摇直上，席卷了美国南方阳光地带的南加州浸信会、拿撒勒人会（Nazarenes，或译宣圣会——译者注）、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皮尔斯在几间教堂担任青年团契核心同工和副牧师后，遂成为青年归主协会的传道人。
皮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末首次跨国到中国布道，助长了他的反共产主义信念。 在一次巡回布道成功获得17852位“决志信主”的亮眼成绩后，他同时也目睹了共产党军队对医院、学校和宣教机构的破坏。 美国宣教士新结识的中国牧师们被杀害。 有时离前线只有几英里远的皮尔斯，差点没在毛泽东拿下整个中国之前逃出。 共产主义的幽灵变成了阴森的景象。
中国沦陷之后，皮尔斯把目光转向韩国。 而一次1950年初的访问加深了他的警觉感。 俄国军队就驻扎于北纬38度线上，而就在皮尔斯返回美国之后几周，北朝鲜便南侵。 触发韩战的这次进攻迅速席卷了首尔，迫使韩国人退守至南方海岸。 直至1950年9月，共产党人占据了朝鲜半岛9的0%以上。
麦克阿瑟十一月大胆进攻仁川，才夺回了首尔。 事实上，美国和联合国部队一直向北进攻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 然后，局势再次逆转。 中共军队的突然参战扭转了战局的进展，根据皮尔斯的描述，使得首尔成为一座“血迹斑斑、被打烂的城市”。 战争继续着，往复拉锯，直到1953年根据停战协定在三年前开始敌对行动的同一条战线上划定了非军事区。
如同在中国ㄧ样，皮尔斯在韩国事工成为针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生存性回应。 那数年的战争时期，他服事的步履不曾停歇。 在战争初期，他从美国的基地焦虑无助地关注着局势，也开始为这冷战前线的最初热点之一募款。 在1950年印第安那州维诺纳湖（Winona Lake）的一次聚会中，皮尔斯以一段段基督徒殉道的故事来呼吁听众慷慨奉献。 随皮尔斯之后发言的葛理翰牧师对会众说：“我本来打算买一辆雪佛兰的敞篷跑车，但我现在要把钱捐给鲍伯·皮尔森，来援助韩国人民。”
在属灵方面，皮尔斯传福音的攻势也持续进行。 他光是在战争期间就接触了25000名韩国平民、韩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呼吁他们“从拜偶像和不信的黑暗中转回至福音荣耀的光中”。 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是一位基督徒，他盛赞皮尔斯的成就。 皮尔斯在一份代祷信转述李承晚说：“青年归主协会这一类的传道方式能遏止无神论正在远东泛滥的浪潮”。
如果皮尔斯这种浪迹天涯式的复兴并非超乎寻常，那他对苦难的回应则是。 虽然福音派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建医院和学校，但是在1920年代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至少从言辞上使福音派避开含有社会福音意味的事工。 皮尔斯目睹中韩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致使他在神学和言辞上再次投身于人道救援活动。
皮尔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个人遭遇被唤醒，而后者则成为世界宣明会的创立神话。 他在中国认识了一位叫白玉（White Jade）的女孩，她信主之后被父亲毒打并断绝了父女关系。 白玉实际上成了孤儿，无家可归。 当地的宣教机构已经无法收容更多孤儿。 所以皮尔斯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现金都给了这家机构和白玉，并承诺会按月奉献支持。
这次经历打动了皮尔斯和同行的人，让他在自己的《圣经》封底写下：“求主使那让神心痛的事情也让我感同身受”。 这成为世界宣明会的宗旨，并催生了儿童认养计划。 在美国的基督徒可以每月捐出十块美金认养在韩国的孤儿，在衣食教育以及信仰教育上提供援助。 1954年至1956年间，皮尔斯口中所称的“我的孤儿院”所募集到的善款从57000美元跃升至450000多美元。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展望会在人道主义救援界可以堪称为翘楚，甚至为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所知。 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金（David King）所表明的:“世界展望会调和了基督教宣教事工中传福音与社会责任无法相容的局面”。 皮尔斯似乎就是开启这股运动的自然之力。
这是世界展望会的官方历史。 但从韩国版本的故事却截然不同，与美国版志得意满的叙事截然不同，倒是韩国基督徒反过来影响着美国人。
韩国版叙事
韩和皮尔斯的发迹截然不同。 韩在1902年出生于儒教家庭，生长于平壤以北25英里的一个贫困农村。 复兴的浪潮在韩出生前后的几年间席卷了附近的村落，使他的家人以及邻居都信主成为基督徒。 很难想像在成为无神论的北韩首都以前，平壤曾经是亚洲基督徒属灵的首都。
韩本人是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教会领袖们回忆到，他亲切的性格、过人的智慧、勤奋的工作态度和活泼的生命，让他的潜力很快被发掘。 各地的捐款资助他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在著名的神学家J·格雷舍姆·梅辰（J。 Gresham Machen）的门下学习。 梅辰的智慧和神学令他神往，但他对其好斗的基要主义不以为然，韩在两方的神学立场之间走出一条温和、寻求合一的保守路线。
这样的特质，使得韩起初在中朝边境上的大城市新义州牧会的时候游刃有余。 如果皮尔斯的社会承担是基于养尊处优的美国人目睹境外贫穷带来的震撼，那么韩的念头则是来自于长期牧养受苦的羊群。 尽管时势艰难，会众深受各种社会问题困扰，他在遥远的朝鲜北方十三年的服事依然结实累累。 日本不断高涨的帝国主义倾向扩张钳制了教会的活动。 他的教会面临各种财务困境，人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自由。 日本当局曾一度对韩施以酷刑，逼迫他去神社参拜，这让他一生后悔。 即便在种种困境中，韩却依然监管教会建堂、一间孤儿院和一间养老院。 韩跻身为宗教和公共事务发声的关键人物。
当二战结束，日本向盟军投降时，韩的崛起显得更为明确。 韩被日本总督任命，监督光复期间的社会治安。 他成立了新义州自治协会，组织青年男子维持治安。 但是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喜悦很快就被绝望掏空。 美国在朝鲜北方的统治却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实现。 相反，南北方以北纬38度线划界，新义州则在苏联的监督之下。 共产党立即镇采取压行动，对数百万人施以强征土地、酷刑和大规模处决。 当对他的逮捕令发出时，韩伪装成街头难民， 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南韩。在1945年底，南韩仍然百废待举。
韩的领导力在首尔得到完全的发展。 由于北韩难民的大量涌入，首尔的状况如新义州一样糟糕。 走在乞丐、游民和娼妓之间，韩深感绝望。 “我控制不住我的心，”他在一篇名为《一无所有之人的福音》 的讲道中悲痛地说道。 “我抬不起头，所以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 他立刻搭建起帐篷，安排难民加入合作社，分配工作职责，并建立学校。 他于1945年12月第一次为27位难民在永乐（Young Nak）长老教会举行崇拜。因为该主要会友多半是受安置的北韩人，该教会被称为“难民的教会”。 在半年内，教会据称已有1000名会友。 在之后的两年成长到4300人。
四年里，这些难民都在帐篷下聚会。 然后，通过韩在美国的人脉，永乐教会募集到了2万美元的奉献，用于徒手建造一座巨大哥德式建筑的材料费用。 与此同时，韩的人道主义工作不曾间断。 1947年，他启动了六项新工程，包括几间孤儿院、一个寡妇之家、更多的学校和一间葬仪社。 1948年，他争取让北韩难民享有投票权。 “必须把帮助贫困弱势者放在首位，” 韩说。
1950年6月25日，悲剧再次降临。 在永乐教会会堂落成几周后，北韩入侵了。 随着交战双方犯下暴行，贫困弱势者与日俱增。 一名教会领袖在永乐教会的大门被处死，罪名是拒绝入侵部队进驻，把教堂用作军械库。 曾有报导流传汉江有3,000名牧师在共军胁迫下被迫投江。 几个月内，整个半岛几乎被夷为平地。
韩的人道主义工作在战乱中快速发展。 战争开始的隔天，他便成立了韩国基督教全国救助协会。 他还领导了基督教联盟战时非常时期委员会。 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协调，从美国陆军调拨帐篷，分发给难民营使用。 1951年3月，韩担任南韩在联合国的代表，突显了他作为一名完美幕后工作者，促成了高层人道主义工作。 韩天生拥有行政的手腕，同时负责着数十个韩国机构。
身旁试图了解韩的行政恩赐的同工说，他谦逊低调的魅力“鼓舞激励”着同工跟随他。 也有人称韩精通协调，能以温柔的劝说达到共识。 他效率极高，不曾懈怠地工作，以维持最佳成果。 一位旁观者打趣说，韩的思考像是理性的商人，“尽管他只叫自己是上帝的老仆人。”
面向西方世界
对于鲍勃·皮尔斯对韩国基督徒的“救援”，以及西方世界对他与韩——“一位外国的翻译”——之间关系的描述，当（基于东方）面向西方世界时，所看到十足迥异。 在皮尔斯踏足韩国之前，创立世界展望会的基础已经铺好了。 作为一位精通英语的牧师，韩已经在国际间建立人脉协助安排救助工作。
虽然美国的福音派从来没有这样描述，但是准确地说，皮尔斯和韩两人的关系是相知相惜的。 在1950年代初期，邀请皮尔森到永乐教会讲道是韩在ㄧ位美国宣教士的建议下促成的。 韩很快意识到，皮尔斯可以为他的人道主义计画做出贡献，便在他抵达首尔的当晚接待了他。 皮尔斯写道，他曾经对1500名会众讲道，当时“人群簇拥，万头钻动”，韩立即邀请皮尔斯在首尔的大型露天奋兴大会分享，让这段新建立的友谊更紧密。
当几周后战争爆发时，韩依然向皮尔斯随时通报情势。 1950年底，他们再次在韩国釜山会面，并共同举行了一系列的牧者聚会。 皮尔斯是最高潮那场聚会的讲员，他还自掏腰包办了这场聚会。 正如美国人不断想表达的，韩理所当然要为皮尔斯进行口译，但他和皮尔斯之间并非从属关系。 韩筹办了整个一系列活动。
这次的安排变成两位人道主义者的合作模式。 皮尔斯带头筹款和宣传，而韩则负责监督世界展望会的幼童事工。 其中大部分的事工甚至在皮尔斯参与之前就已经运作了。 在韩的影响下，双方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常以社会赈灾的形式出现，之后便成为世界展望会在世界活动的核心价值。
皮尔斯加入的是韩早先建立好的人道救援的人脉网路。 在世界展望会之前有永乐教会；在永乐教会之前有新义州（教会）；在新义州之前，则是平壤郊外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世界展望会的身世是深源于韩国的。
只是随着岁月流逝，韩在世界展望会诞生的故事中的样貌逐渐模糊。 根据作家理查德·格曼（Richard Gehman）在1960年的描述中，在首尔机场迎接皮尔斯的韩国代表团时，简短地提到了韩。 文字中赞扬了西方慈善团体所做的孤儿院事工。 1972年的悼词形容韩为虔诚的圣徒和“温柔、敬责的牧师”，他为难民建造了数间孤儿院和学校，但其中没有提及世界展望会直接来自韩在韩战前后的事工。 1983年，葛福临再提这句老话：“优秀的口译员韩博士”将皮尔斯的信息翻译成“人们听得懂的韩语”。
皮尔斯的女儿玛丽莉·皮尔斯·邓克（Marilee Pierce Dunker）尽管韩不间断参与国际世界展望会和其韩国分会，但他的功劳被西方福音派关于社会行动的胜利主义式叙事所淹没。
皮尔斯本人并不是有意掩盖韩的贡献。 世界展望会最早的文献描述了韩，甚至向他热烈致敬。 在他的第一本回忆录《不为人知的韩国故事》中，皮尔斯盛赞韩为人民服务的勇气、敬虔和心力。 “走出过去的混乱，”皮尔斯写道，“这位神人为他的人民开创了未来。” 在接受《今日基督教》的采访时，邓克说，她的父亲“将是第一个说，‘我有异象，但做成的不是我。’ 我号召大家捐款， 我居中协调。 是一线的同工做成。 ”
韩似乎也不埋怨皮尔斯成为宠儿。 事实上，韩从首尔飞往洛杉矶，在1978年这位同事（即皮尔斯——译者注）的追思礼拜上讲道，说：“韩国人民永不会忘记他，因为他是韩战期间来自海外最知名的传道人和社会工作者。 。 。 。为着他赞美神。 ” 但韩口中的“来自海外”一词也证明皮尔斯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创始人。 韩国人一直把世界展望会视为皮尔斯和韩合作创立的。 前世界展望会韩国分会朴会长说，皮尔斯“是一个照剧本演出的表演大师。 但90%是韩国人成就的。 世界展望会虽然算在美国诞生，但事实上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北韩牧师在首尔的贫民窟创建了它。
在一个名为“单一故事的危险性”的TED演讲中，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美国基督徒渴望体现自己国家英雄的虔诚和进步时，便会这样做。 结果导致了单一明确的故事，强调强大仁慈的美国和贫困绝望的韩国。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专业帮助韩国走出了灾难的低谷。 皮尔斯的功劳不可磨灭。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韩国的基督教欣欣向荣，比美国人更有活力、反过来教导美国人热切祷告、社会救济和发展事工的价值。 有时，口译员不仅仅是一名口译员。
如今，像韩和皮尔斯之间的跨国合作，正成倍成长，让信仰在这迷茫的新时代开枝散叶。 目前， 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美国将在2040年代成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
许多美国机构，从国际希望会（Compassion International）到校园团契（InterVarsity），到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都在期待新的现实，激励基督徒到世界各地成为领袖。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有色人种塑造信仰的机构不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现实。 这些都是持续发生的。 该是宣教和人道救援组织回头寻找自己历史上的韩景职的时候了。 谁是建立起跨国的基督宣教机构，但是却在历史的记忆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
对于世界展望会来说，2018年埃德加·桑多瓦尔（Edgar Sandoval）受命为其首位非白人美国执行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将其管理国际化。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以多元化的候选人为特色——这应是自然而然的进程。 将韩纳入它的创始叙事更符合世界展望会原本的初衷：建立一个深远国际化、多种族的慈善机构。
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叙事正在转变。 在写完父亲的传记40年后，邓克说她正在写下一本书。 书中将介绍韩的故事，以及其他教会和个人的故事，是他们为世界展望会成为当今有全球影响力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大卫·斯沃茨（David R。 Swartz）是阿斯伯里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 他是《面对西方：世界基督教时代的美国福音派》（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的作者。
翻译：王宁杨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