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为上帝会赐我一个漫长的生命——让我可以全力追求事业和家庭，直到拥有孙辈。 然后，在我39岁时，我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治愈的癌症。 我预期的生活情节被打断了。 现在，作为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期望已经改变。 癌症可能会使我的生命减少几十年的时间；我每天所经历的痛苦和疲劳消耗着我的力量。 尽管我以前对上帝的期望似乎合理，我却已经看清我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成功神学（prosperity gospel）。 我曾相信上帝应该让我长寿。
这种想法非常普遍。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研究，在美国相信上帝的人中，56%的人认为“上帝会把健康和免于疾病的恩典赐给有足够信心的信徒”。 在世界其他地方，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比例甚至更高。
在某些方面，这种信念符合《旧约》中关于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的教诲。 箴言13:21说：“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 成功神学将这样的智慧碎片与耶稣的医治事工结合起来，以一种确凿的公理的形式来解释疾病：既然上帝爱我们，祂就不希望我们生病。 因此，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一定是这人犯罪的后果，或至少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无论怎样，生病的人都咎由自取。 虽然许多福音派人士会拒绝这种“极端”的成功神学的表达，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却会接受一个较为婉转的说法，但其实也只是前者的一个推论：即如果我寻求顺服神并在信仰中生活，我应该可以期许长寿，享有属世的繁荣和相对的舒适。
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关于她在一个基督教夏令营担任中学生辅导员的工作。 有一天营员们参加了一项活动，旨在帮助他们在一些小的方面培养对残障者的同情心。 一些学生被蒙住眼睛，另一些被蒙住耳朵，还有一些为了当天的活动坐上了轮椅。
半天过去，一个女孩扯掉了她的眼罩，并拒绝再戴上。 “如果我失明了，上帝会医治我，”她说。 她对耶稣有信心，并努力顺服上帝。 就像某种可预测的交易一样，她相信如果她尽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指望上帝赐她一个她认为富足的生活。 如果她失明了，上帝会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思路的问题不在于对上帝能够医治而且上帝爱我们的确信。 问题在于，《圣经》中的神从未承诺过这位营员所期待的那种顺遂。 当然，若医治来到，包括通过医疗手段的医治，这是上帝赐予的美好礼物。 当我们觉得自己处于黑暗的“坑”中，好像诗人一样（诗30:1-3），我们可以也应该哀叹并祈求解救，这包括在痛苦和疾病中的呼求。 我们理所当然地向上帝祈求医治，就像我们在主祷文中向天父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一样。 然而，医治，就像我们日用的饮食一样，是短暂的、已逝的。 无论我们是活几年还是几十年，《传道书》用一种广角镜的视野让我们看见，“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5:15）。
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被死亡击倒，这个伤口任何药物都无法医治。 尽管《箴言》正确地指出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普遍智慧，但这并非宇宙运作的神圣法则。 约伯为人“完全、正直”，却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失去了孩子、仆人、财富和健康。 （伯1:1，13-19；2:7-8)。 使徒保罗凭着献祭式的信心服侍基督和教会，但从未能摆脱那根 “肉体上的刺”（林后12:7-10）。 没有一个人能免于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损失。 尽管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基本的人生现实从日常生活中推开，但我却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每天提醒自己生而为人我们终有一死的局限性，可以使我们干涸的灵魂重新得力。
值得为之去死的好消息
诗篇39篇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如飞而去”（fleeting），我们的年日在永恒的神看来不过“窄如手掌”。 在创造之主再来使万物更新之前，我们加入诗人的祈祷：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诗39:4-5）
这段祷告与今天普遍认同的文化假设形成了一种对比。 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构建关于自己故事的倾向，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文化仪式的一部分。这一仪式是一整套塑造我们欲望的方法，它巧妙地引导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就处在整个宇宙的中心，而我们的故事——即使并非我们在地球上实际存活的年数——将永远不会结束。 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这一假设不过是一种幻觉。 在纽约和底特律这样的城市甚至需要动用冷藏车来收集死者尸体。这一事实令人震惊地证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无法避免意外死亡的发生。 此外，正如对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抗议活动所揭露的那样，关于“我的故事永不结束 ”的论调实则是一种文化上的特权。 黑人教会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团体早就对人类生命的短暂性了然于胸。 “逃走吧，逃走吧，逃去耶稣那里，”黑人灵歌中如此咏叹。 因为“我在这里无法久留”。
死亡于我们的前人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 除了危及生命的传染病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这一现实之外，美国的死亡文化更多是一种公共性的事件。 丧葬仪式始终提醒着人们死亡的存在，因为所有人都会参加，包括儿童。 这些仪式传统上侧重于强调我们如何不属于自己，而是或生或死都属乎基督。 与之形成对比的，现在更常见的做法是根据死者的特定人生故事进行个人追悼会，只有家人和朋友参加。 我们可能会关心别人的死亡，但只有当它对我们自己的故事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才是重要的。 死亡是发生在 别人 身上的事。
诗篇39篇划破了这样的幻想，但它也饱含希望。 虽然我们是暂时的受造物，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将我们最深的爱投入到那位永恒的主身上而找到真正的繁荣。 彼得·克莱基（Peter Craigie）是一位极具洞见的《诗篇》注释者。他指出必须根据生命的有限性来理解生命的价值。 “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克莱基曾写道。 “如果要找到它的意义，必须在上帝的目的中去寻找。祂是所有生命的赐予者”。 的确，认识到我们生命的“转瞬即逝”是“一个起点，它让朝圣者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获得其理智”。 克莱基在1983年写下这些话，收录在他计划为一个著名的学术注释系列编写的《诗篇》三卷注释中的第一卷。 两年后他死于一场车祸，留下尚未完成的注释系列。 时年47岁。
克莱基的生命在他和他所爱的人能预见之前就被夺去了；在他能够完成他美好并有价值的世俗目标之前就已终止。 然而，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为那令人惊叹的永恒疆界作了见证。 他见证了如何一边拥抱我们必死的有限性，同时将我们的凡人之躯献给生命的主。 我们不是世界的英雄，我们也做不了太多。 但我们可以慷慨地去爱，可以为那位既是生命之始又是生命之终的永恒之主作见证。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救主，祂已经并且还要成就的都是我们靠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
对拒斥死亡的解药
我们的信仰不应被当作一种缓冲器，使我们免受我们“终有一死”这一令人清醒的现实的影响。 事实上，这种否认死亡的态度在今天“温和”的成功神学中非常普遍，但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于这叫死人复活的神。 到头来，一个无法应对我们的死亡的信仰根本不值得拥有。 使徒保罗坦诚了这一点：“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他在关于基督复活的著名章节中如此说。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4，19）。 每天承认我们在死亡面前的无能，可以让我们把自己交给复活的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制造一个“兴盛”的世俗生活。
奇怪的是，用这种方式承认我们对死亡的无能为力却可以使我们摆脱被死亡恐惧的奴役。 社会学家们在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拒斥死亡》的启发下，记录下了文化如何倾向于将政治英雄或国家财富作为偶像，以此来否认他们生命的有限。 当人类否认自己终有一死时，我们就会变得具有防御性，只信任自己的政治集团，或自己的种族和文化群体。 但生活在复活的希望中就不再需要把有缺陷的领导人当作偶像，或去粉饰罪恶的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公开承认我们无法战胜死亡。 相反地我们却可以相信到那最后的日子，“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15:54）。 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我们渴望着它的来临，那时基督的国度将完全到来。 我们对它的希望，以及对神的目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的希望，使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变得不再一样。
在复活希望的光照中，保罗相信“外体虽然毁坏”，但我们身体上的衰败却非终点。（林后4:16）。 不仅如此，即使是我们身体上的苦难也与那托住我们的现实融为了一体：我们与被钉十字架又复活了的主如此联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林后4:11）。 无论我们是否看得见或能否走动，无论我们活5年、40年还是90年，我们的身体都属于主，我们外体消逝的过程也可以成为我们救主谦卑之爱的见证。 令人惊奇的是，圣灵将身体上的缺陷纳入了祂在世上的工作中。 作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身体上的朽坏正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 如此，我们希望的锚并非在于脱离这衰败的过程，而在于和被钉死十架又死而复生的基督联合。 这种与基督的联合将在即将到来的复活中达到完全，同享那远超我们现在苦楚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死亡提示的馈赠
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即使当我们的身体还充满活力、死亡似乎尚在远方时，我们也应与死亡熟识。 “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熟悉死亡，”他在1518年的一篇布道中写道，“当死亡还在远处、尚未开始行动时，就邀请它进入我们的生活。” 路德为何如此建议？ 他的理由并非一种病态的倾向，而是与诗人所说生命在上帝面前不过“窄如手掌”的原因一样：我们以为自己是世界这一出大戏中的主角。但死亡戳穿了我们的傲慢。 对我们终有一死的提醒可以指向生命的神——那叫枯骨又长出肉的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的时代。 正如路德提醒我们的那样，“既然每个人都必要离开，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神，死亡的道路正是将我们引导至祂的面前。”
无论顺境逆境，快乐痛苦，我已开始接受死亡的提醒，并将其视为一种奇异又美好的礼物。 它使我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不过一介凡夫。 但我们生活在希望中——身体的脆弱和朽坏不会成为衡量我们生命的最终标准。 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宇宙这出戏剧的故事主线并非我们一生的故事。 相反，作为小小的被造物，我们却可以为上帝在基督里的爱所呈现出的奇妙和戏剧性欣喜不已。
就像约伯那样，作为被造物，我们的家庭、财富以及属世的将来都会在我们此生的终点被夺去。 但是，即便看到必死的结局——事实上尤其是因为有这个结局——我们可以和使徒保罗一起“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
J·托德·比林斯（J. Todd Billings）是位于美国密歇根州荷兰市西部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戈登·H·吉罗德（Gordon H. Girod）归正神学研究计划的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 本文包含改编自他的新书《基督徒生命的终结：拥抱死亡如何使我们真正地生活》（The End of the Christian Life: How Embracing Our Mortality Frees Us to Truly Live）中的部分内容。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