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感的塑造力

属神的羞耻感使我们敞开心扉，让圣灵做塑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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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内·布朗（Brené Brown）在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超级灵魂星期天”节目上宣称：“我认为羞耻是致命的，羞耻让人毁灭，我们陷入其中太深。” 她的 TED 讲座“倾听羞耻”获得了超过 1400 万人次的浏览。在谈座里她警告说，羞耻就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讥笑我们并播放两段录音的的那个小精灵："你永远不够好”，或者，"你以为你是谁”。

这个比喻把羞耻感比作一个不断重复的陷阱：反复经历羞耻，让我们失去自尊而自卑，自卑又让我们感到更羞耻。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失控，可导致成瘾和破坏性的行为。对布朗来说，羞耻是一种完全没有建设性意义的有害情感；因此，我们必须唾弃它，并培养对一切形式羞耻的抵抗力。

人们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消除羞耻感是情有可原的，但这样做会削弱我们成为道德之人的能力。道德上的各种情感是交织一体的，它们不可能孤立存在。因此，正如克里斯塔·托马森所写的那样，我们“如要去掉或摆脱一种情感（如羞耻）”，必定会伤及其它。

而且，消除羞耻感可以助长无耻。正如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和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受到指控后不久，丹尼尔·亨宁格（Daniel Henninger）在《华尔街日报》上著文所指出的，“他们的行为显示出在自我克制方面的完全失败。这反过来又表明了良知的失散，根本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因此，当人问及这些人怎么能表现得如此粗俗和可怕时，一个答案就是，他们根本不知羞耻。”

亨宁格警告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这些人只是少数或异常。相反，它们是那种“不知羞耻和没有底线的文化”的产物。圣经也肯定了羞耻感的必要性，并大声疾呼反对无耻。先知们谴责以色列人的灵性麻木、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毫不脸红（耶3:3, 6:15; 番3:5）。保罗同样也谴责哥林多人的道德沦丧和不为他们自己的罪悲伤（林前5:2, 15:34)。

可以肯定的是，羞耻感可能会有害但也不一定必然如此。但我们必须区分属世和属神的羞耻感。有了属神的羞耻感，我们的良心受到的是合神标准的价值观，而不是属世价值观的烤炙。属神的羞耻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对与错，它与神的荣美、圣洁紧密相联。属神的羞耻感指导我们未来的选择、约束我们，不做任何可能给神、教会、他人和我们自己带来耻辱的事情。

它提醒我们，有责任欢迎所有信仰上的兄弟姐妹，不论其社会经济地位、移民或种族背景如何，因为分裂我们的城墙已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摧毁（弗2:14; 门1:16）。它要求我们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因为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受造的（创1:26-27）。

属神的羞耻感也按照不同于世界、并为福音改造过的思路来评价我们过去的思想、行动、所为或无所为（罗12:1-2）。它谴责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遭受的迫害和痛苦冷漠。要知道基督的肢体一处受害，其它部分也遭受痛苦（林前12:26)。属神的羞耻感让我们不再犹豫，一同为那些遭受种族歧视的人的哀恸，呼召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12:15）。它谴责我们热衷于在网上发推文表现自己的“美德”、尖刻地羞辱他人，却看不到他人实实在在的优点。

来自属神的羞耻感的谴责会令人不安、痛苦，但它帮助那些愿意接受试炼的人结出义的果实（希12:11）。来自属神的羞耻感，纠正我们错位的自尊，使基督徒成熟。

属世的羞耻感导致毁灭，但属神的羞耻感帮助重建。属神的羞耻感表明我们让圣灵忧伤，但也保证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希4:16）。属神的羞耻感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要求、怜悯的真正了解。作为对“你永远不够好”的回应，属神的羞耻感承认我们凭自己永远不够好，但因为有了基督，我们做到的已经超过我们所需。（林后5:21)。

回应“你以为你是谁” ，属神的羞耻感指明我们是罪人，但因为与基督的联合，又确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和天国的继承人（罗马书8:17）。属神的羞耻感与神期望儿女得到的荣誉并不矛盾。和悔改的浪子一样（路15:17），我们会感受到来自属神羞耻感的责备，督促我们醒悟、悔改和谦卑，然后促使我们回到父神的怀抱——我们被宽恕，被改变、我们的关系得到重建，属于我们的荣誉得恢复。属神的羞耻感是我们需要的羞耻感，它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作为神儿女的呼召。

刘德利（Te-Li Lau）是三一福音神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为耻辱感辩护——保罗书信所显示出的耻辱感的塑造力量》的作者。

翻译：曾广斌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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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警察说：保护弱者

Esau McCaulley

正如黑人基督徒们早已明白的，新约圣经对治安执法有很充分的神学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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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一个贫困社区长大。 16岁时我自信地认为，橄榄球定能将是我带进大学。大学教练的信件和电话只是个开始。我要做的就是在球场上好好表现，保持我的成绩，同时远离麻烦。

说到“麻烦”，我不是指自己的行为。我所害怕的是被警察骚扰，也担心自己会突然陷入失控的境地。

我是在罗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之后成年的。这也让我对警察的恐惧感更加强烈。但是，“黑人驾驶”不只是我在新闻上看到过的问题，它是我的亲身经历。

大学三年级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们打算去购物中心，然后去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派对。我们在加油站停下来买了点零食，加了油，准备继续出发去参加晚上的活动。油箱加满后，我钻回车里准备出发。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一辆黑色的SUV停在了我们后面。同时另一辆开到我的左边，还有一辆停在了我的车前。我以为我被劫车了。但谁会在光线充足的加油站劫车呢？

当警察从SUV中出来时，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把手放在我们能看见的地方”，一位警官说。

“我不会把手放在任何地方”，我的一个朋友说。

就在那一刻，我的未来仿佛在我眼前闪过。难道我所有的计划都将化为乌有吗？难道我用我的梦想换来的只是一袋薯片和几加仑汽油吗？

我告诉我的朋友要安静，照警官说的做。当警官命令我们下车时，我们照做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这个加油站是个出了名的毒品交易场所，他看到我们进行毒品交易。我忍不住想，这个地方更是个众所周知的加油站啊。但我们能怎么办呢？

整件事持续了不到20分钟。他们在搜查中什么也没发现。我期待会得到一些道歉，一些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他们拘留了我们，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年轻的黑人。然而他们只是归还了证件，告诉我们可以自由离开了。

但我感觉不到自由。我感到的是无力和愤怒。我差点失去了一切：橄榄球奖学金、摆脱贫困的途径和帮助家人的机会。我受到了恐吓——尽管很短暂。

多年来，我在路上或公共场所被拦下过七到十次。不是因为任何犯罪行为，只因我是个黑人。我所爱的人们也遭遇过被拦下、搜查、指控、甚至羞辱，几乎、甚至根本得不到任何法律解释。说这些可能会让人觉得我不喜欢警察。正相反，我认识很多好警察。我承认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也知道这个职业固有的困难。但有，做一份困难的工作并不能让人免遭批评；它只是把批评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这个更大的背景必须包含警察在国家中的历史——他们如何以法律手段执行了种族歧视，以及他们对黑人身体施加的恐怖。

最近发生的事件也让那段历史的黑暗淤泥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就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察手中被谋杀。在全国街道上游行的众多抗议者表明，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美国黑人“被压在膝下”已经不是几天或几周，而是几个世纪了。这种不断累积的压迫再次成为了我们国家意识的前线和中心。

作为一个还在适应和接受现有治安制度的国家，我们求助于书籍、播客、公共空间的对话，以及我们的社区项目，这都很好。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圣经，不是为了以经文为佐证，而是为了从神学上思考国家应如何为其居民提供治安保障。新约圣经特别指出了一种经常被平信徒、神职人员甚至学者忽视的治安神学。（阅读同样发表在 CT 9月刊的迈克尔·勒菲布夫尔（Michael LeFebvre）关于治安和旧约的相关文章。）

令人惊讶的是，新约伦理学的权威著作很少探讨这一主题，神学家们遗漏了些东西。国家应如何对待公民并非新约圣经鲜有的主题，查考这方面内容的黑人实际上也会找到救助和希望。总的来说，这些段落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美国警察制度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新约圣经中有两处为基督教神学在警察执法方面的应用提供了研究的基础。第一处是在罗马书13:1-7，这是一个备受指责和误解的段落。保罗关于“剑”的论述其实直接涉及了国家应如何为居民维护治安的问题。

乍看之下，罗马书13章的前几节似乎不是一个有效的着手点。这段经文如下：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拒绝的必自取刑罚。” （罗13:1-2）

这个段落似乎聚焦于个人，而非国家。而且保罗说个人要顺服于当局，因为掌权者是被上帝安置在那里。反抗者似乎会面临违背神旨意的风险。保罗在这里未加限定条件的论述引起了一般读者和学者的关注。

正如莱安德·凯克（Leander Keck）在他的《罗马书评注》中写到的，“不是因为这段话模糊难懂，而恰是因为它清楚明确的意思，给诠释者们带来了苦恼和意见的分裂。”

保罗是否认为基督徒对于不公正对待的恰当反应，并非革命而是要服从吗？我们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在离世之后那末日的审判吗？是的，末世的图景的确重要，但保罗在此处另有深意。他关于服从权威的话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理解。

首先，我们必须看看保罗对法老的探讨。对于罗马书13章的研究，几乎全都忽视了保罗对法老故事的运用。但这其实奠定了一个有圣经依据的关于警察执法的神学思想基础。保罗写道：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罗9:17）

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上帝的荣耀通过祂对邪恶君王的审判彰显出来。法老参与了对以色列人的经济剥削、奴役和严苛对待，上帝因他不公义的专制统治撤去了他的权势。

正如保罗指出的，上帝对法老权势的摧毁部分是通过摩西实施的。那么，法老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上帝借由祂的人类代理人除掉世上的权威。更要指出的是，保罗对这个故事的兴趣表明，祂对抵抗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

第二，我们必须了解保罗的国家观念。尽管保罗对个人的教导吸引了解经家们主要的关注，但他对国家的论述却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图景。

保罗要求个人对国家的服从，是建立在他对国家本身该如何做的描述之上的：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 （罗13:3-4）

为了要明白保罗关于“剑”的这些话，我们需要了解在保罗的时代，士兵扮演了维持治安的角色。克里斯托弗·J.·福尔曼（Christopher J. Fuhrmann）在《维持罗马帝国的治安》（Policing the Roman Empire）一书中写道，他们是“受官方指挥、在平民环境中以维持公共秩序和国家掌控为职责的这样一个组织”。尽管士兵在罗马帝国的功能与现代警察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实质上是最接近警察的一种设置。

在第3和第4节中，保罗专注于权力当局，并非警察本身。他似乎认识到士兵对城市居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发号施令者的影响。问题，如果有，也不全在具体执剑者，而在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的重点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权力的结构。

保罗的细心学生可能会反对这一点，指出保罗在第3节中说作官的（即控制警察的人）不会叫行善的人惧怕。他把这当作一个事实提出来。然而，鉴于上帝有鉴察国家和掌权者腐败行为的能力，很明显，保罗在此谈论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他对“做好事”授权的前提，是掌权者们自己也在对正确和错误的行为加以区分。这个前提是关键。

显然，保罗知道，一些掌权者的确是叫行善的惧怕。他在第9章中论述法老的部分就已清楚表明这点。在第13章，保罗继续概述掌权者的职责，而不直接解决邪恶统治者的问题。在这一更大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根据保罗所提及的埃及，以及圣经中更多对埃及的描述，来自由补充其中未详尽的信息。

那么，保罗对权力结构的关注，对今天意味着什么？这一关注的应用似乎相当明显。在美国，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种族主义是一种团体性、制度化的罪，并受到国家治安权力的推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里，我们的政府设计、制订了专门的法律来剥夺黑人的权利。这些法律随后由国家的利剑来落实执行。

按照保罗的神学逻辑，制定公民结构的政府也同样有责任分辨正义、消除不公正，并纠正制度上的错误。也因此，作为基督徒公民，我们有公民义务叫这些掌权者或民选官员对他们委派的代理人或官员的行动负责。

保罗的治安观念也来自于基督教神学对人的观念。这一神学思想提醒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国家只是一个管家或看管人。它没有创造我们，它不拥有我们，也不定义我们。有鉴于此，当我们提醒国家它的权力范围时，我们是在做上帝所召我们要成为的基督徒。

在更大的结合旧约、新约论述的语境中，保罗的话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是的，他是说了基督徒有责任服从政府，这没问题。我们不想要无政府状态。是的，他邀请我们一起来承认政府潜在的种种好处。但这些关于服从的教导，是从他更全面的劝告中来的。他呼吁政府按公义使用权力。

那警察们自己呢？是否有哪位圣经人物可以为这些代表国家的个人树立榜样？如果士兵是最接近现代警察的设置，那么新约圣经中与士兵有关的记载就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见解。在《路加福音》中，施洗约翰的事奉给了我们一个清晰有力的、关于理想中警察行为的愿景。

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施洗约翰在一个更大的、关于基督的记叙中的作用。根据福音书作者的记载，上帝派约翰作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和弥赛亚时代的先驱。他们都把他和《以赛亚书》中所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3:4-6）约翰劝人悔改的呼声，实则是为上帝的到来做准备的命令。凡听见的都有一个疑问：我们当做什么才能与这将来的国度有份？

约翰给了不同的人群各不相同的可行建议。其中一个群体即是士兵，或就我们当下的情形而论，就是警察。他告诉他们，“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3:14）

如果罗马书13:3-4节的重点是在国家的集体责任，那么这处经文则向我们展示了执法者的个体责任。约翰谴责敲诈勒索，但这一批评的份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腐败。敲诈勒索涉及利用权力掠夺弱者，实现它的唯一可能是被勒索者完全无计可施。显然，约翰担心的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治安执法，即有社会地位的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剥削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因此，他对虚假指控的指责不能与他对敲诈勒索的指责分开，因为两者经常成对出现。如果被勒索的人拒绝服从，他可能就会被指控不曾犯过的罪行。

此时，约翰可能会想到，为了满足掌权者的一时兴起或为达成某些政治目的，士兵们会献上一个无辜者承担罪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他是真正的无辜者，却被国家杀害。

当使徒约翰引用彼拉多的话“你们看这个人”（约19:5），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肯定基督的人性。耶稣是一个值得被有尊严地对待的人。今天，黑人也对警察提出同样的良心主张：在各种情况下，都请视我们为值得尊重的人。

我们对士兵对待耶稣的方式感到极其震惊，因为在一切指控面前，他都是无辜的。但即使有罪之人也不该受到嘲弄和殴打。根据路加的记载，施洗约翰呼吁士兵在一切情况下，都要胜过诱惑免得失丧人性。他对作为个体的官长的劝诫，也充实了保罗对作为集体的国家的劝诫：使用你的力量，维护所有居民固有的尊严；永远不要为自己的目的使用刀剑。

当保罗呼吁掌权者妥善使用权力时，施洗约翰劝告个体的士兵不逞英勇之为，而求英豪之德。综合来看，新约神学对于警察执法的教导，是呼吁国家和警官们都要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保护弱者。

这些圣经和神学的原则在抽象的层面很容易得到肯定，但具体应用它们却往往难得多。有些人认为，教会不该和政治搅在一起。信仰的领域应该只是适度地（如果确实有的话）与国家事务重叠。

对这种心态，民权史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例子。

1963年1月16日，八位神职人员——两位循道宗主教、两位圣公会主教、一位罗马天主教主教、一位犹太拉比、一位长老会信徒和一位浸信会信徒——写了一封致阿拉巴马州公民的信，标题为“对法律、秩序和常识的呼吁”（An Appeal for Law and Order and Common Sense）。它呼吁结束围绕民权示威而产生的暴力，并恳请矛盾双方信任法院。但它未能对种族隔离提出强有力的反对立场。

三个月后，1963年4月12日，这个八人小组写了另一封信，其中包含了针对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南方基督教领袖联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uncil）参与者的不太含蓄的批评，称其为“外部鼓动者。”

他们质疑金和其他人的政治见证。他们认为，“诸如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行为，即使从技术角度看是和平的，也不会有助于解决本地的问题。我们不相信，如果在伯明翰的这种极端做法被当作合理，这样的日子会是充满新希望的日子。”

这种对金的作为的批评——以及对它背后黑人基督教徒的抗议传统的批评，来自某种白人的、南方的普遍共识。浸信会、循道宗、长老会、天主教会、圣公会和犹太领袖都反对他。金的答复，“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不仅针对这八位神职人员，也针对某种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更多地关注法律和秩序，而不是福音的要求。

金在答复中写道：

“我在伯明翰，因为不公正也在这里。就像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离开他们的村庄，背负着他们的‘耶和华如此说’，远远越过了家乡的边界；就像使徒保罗离开他的大数村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了希腊罗马世界的遥远角落；同样我也被迫背负着关于自由的福音走出了我的家乡。像保罗一样，我必须不断回应马其顿的求助呼声。”

在这封信发表近60年后，美国人仍在辩论教会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金对正义社会的追求是否确实与保罗和先知的工作相似，抑或仅仅是党派政治？他对权力结构的公开批评是否是他牧师职务的核心关注，抑或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表现？对于许多黑人基督徒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从未有过将信仰与政治行动分开的奢侈。

新约书信支持这种属灵和政治领域的紧密结合。

根据新约学者J·路易·马丁（J. Louis Martyn）的说法，保罗相信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世界是处在邪恶灵性力量的控制之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写的那样，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1:3-4）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指出，同样的这些力量也支配着世上执政的和掌权的（弗1:21）。因此，未得救的掌权者所制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就将其背后为上帝所反对的邪恶力量显明出来。这些力量——连同人类的罪的问题——正是上帝差遣祂儿子来击败的仇敌。

因此，回顾保罗的思想我们看到，对于属灵与政治罪恶的这种现代划分，是不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 “现今的邪恶时代”可以理解为罗马城中如魔鬼般罪恶的奴隶制度，也可以理解为其统治者对平民的经济剥削。两者都是被腐败的罗马执政者的政策所驱使，最终也都是被灵性力量所掌控。

其中的要点很明确：称一个体系为邪恶，既是一种政治评估，也是一种神学评估。今天，当黑人基督徒审视警官、政治领袖和政府的行为、并称他们为邪恶时，我们正以与保罗相同的方式提出神学主张。用金的话说，我们是被迫“背负着关于自由的福音”。我们的抗议并不违背圣经。我们对人类状况的分析必须以上帝自己对未来的计划为基础，这一点至关重要。祂的默示或许要等到一定的日期，但它就要来到（哈2:1-4）。

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些真理的应用是非常个人化的。我对治安的希望其实很简单。我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的世界。当我开车被警察拦住时，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警察一直是我、我的祖先和我的同胞生活中恐惧害怕的来源。

作为父亲，我担心我的儿女会经历同样的恐惧。这种恐惧汇集自一个经常把我们的皮肤视作危险的国家政府。

在某些人看来，我的恐惧似乎没有根据。我很想列出有关黑人、以及我们在警察手中所受待遇的统计数据。但我怀疑统计数字是否会说服那些对我们的目标怀有敌意的人。此外，对于我们这些心中有着在这个国家身为黑人的亲身生活经验的人来说，统计数字是不必要的。

美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没能保护我们。它用刀剑注入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黑人家庭和教堂中世代相传。但是，这种恐惧并不能最终决定一切。相反，黑人基督徒们已经提醒了自己，不要害怕那些只能杀身体的。在我们最好、最属基督的时刻，我们要求得到上帝儿女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应以我们的鲜血或恐惧为代价来购买。关于警察执法的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神学。

以扫·麦考利（Esau McCaulley）是北美圣公会（ACNA)的牧师，惠顿学院的新约助理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黑人读经：操练于盼望中的非裔美国人解经》（校园团契出版社学术书库）的作者，本文即摘自此书。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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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私刑这块历史疮疤

D. L. Mayfield

蒙哥玛利私刑纪念碑将怎样帮助基督徒悔罪，帮助全民愈合伤口

Lynching in Paris, Texas. 1893

Library of Congress

1902年，在我家南边只有几小时车程的一个俄勒冈海滨小镇库斯湾（Coos Bay），一名叫做阿伦佐·塔克（Alonzo Tucker）的黑人被人处以私刑，吊死在一座桥上。这是本州唯一有案可查的私刑案。但是这仅有的一点细节，就已足够让我的喉咙感到发紧了。因为有人指控塔克袭击一个白人女人，一群愤怒的暴徒纠集在一起，要把他当街处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不被众人伤害，他被关进了拘留所。在被关进去后，他惊惶失定，居然想办法逃了出去，在某个码头下面藏了一夜。

到了早上，一伙人发现了塔克。当他试图逃走时，开枪把他打中。尽管没人有把握，但塔克本来很可能死于枪伤。为了保证他必死无疑，也为了让此事昭示公众，在这个俄勒冈煤矿小镇的城中心，他们将塔克吊在四街桥上。

塔克的故事，是我在研究俄勒冈的种族不公历史时偶然发现的，于是在心中就久久挥之不去了。当我们全家要到海滨度假时，我告诉先生要绕道去库斯湾一趟，拜访一下塔克的罹难之地。他开车去五金店买木材，做了个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带着上路。

等到了地方，我却无法找到四街桥了。于是，先生在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把我放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当我尴尬地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起私刑的事时，他倒是恰好知道我要问什么。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还从地方史志中为我复印相关资料。我问他博物馆是否会考虑办一个关于塔克的展览，他伤心地摇头。“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他说，“阿伦佐甚至连张照片都不曾留下。”

原来，由于海岸地貌的变迁，塔克被吊死的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紧挨着高中的一条挺繁忙的街道，一边是橄榄球场，另一边是棒球场。

在公园里，我和先生、孩子们会合。我告诉他，也许我们不该去安放我们的纪念物，这个主意有点蠢。但是就在此时，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很大的雕塑，是一个下面带着铭牌的十字架，用来纪念在越南战争中参战、牺牲的本镇居民。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已的十字架愚蠢？为什么我对自己纪念塔克、承认俄勒冈历史上黑暗的一天的计划会犹豫畏缩，而老兵纪念碑却看起来这么容易接受。不管怎么说，纪念物是美国景观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用以选择纪念什么人、什么事情的那套标准。

从1877年直到195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兴起，有4000名以上非裔美国人被处以私刑。私刑是为了维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公开采取的一种粗暴手段，经常得到政府当局的默许。尽管我所在的家庭学校社区非常强调美国历史，尽管为引起世人对私刑泛滥的关注，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反私刑活动人士埃达·B·威尔斯（Ida B. Wells）等人进行了种种勇敢的努力，却从未有人向我教授这一部分文化遗产。

Courtesy Krispin Mayfield

Alonzo Tucker memorial in Coos Bay, Oregon.

我们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把车开到了高中。看着眼前不断的车流，我想，这可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情形。现在是午餐时间，到处都是学生，真不是一个进行沉思静默、致敬的地方。我在胶合板做的白色大十字架上写上“阿伦佐·塔克 1902”，先生试着把它钉到钢丝网眼栅栏旁的地里。我则呆在车里，安全地躲开人们的注视。他没办法把它插入坚硬的地里，而我们也没想到带什么东西来把它系到栅栏上。他只好把它靠在钢丝网上，拍了几张照片。

一辆警车驶过，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们会因此惹麻烦吗？我告诉先生快点，他就跳上了车。驶离那里，我深感到缺少个仪式。在开回海边的路上，孩子们在后座上哭叫，我则紧紧把住方向盘，依然不停地往后看，观察是否会被拦下。对于自己是如此的紧张、所做是如此之少，我感到吃惊。我的先生向我保证，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今天所做也是值得的。

我们这时还只是刚刚开始了解，这些纪念标志是被赋予了怎样的神秘权威，来决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哪些故事会被流传下去，哪些会被遗忘。在五月（2017年——译者注）的某个时刻，当时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关于是否移除新奥尔良邦联纪念碑的争论正达高潮，我们开始意识到，纪念性标志对于我们如何对待过去的罪，有着一种微妙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可以把这些罪遮掩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暴露在日光之下。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们宁可忘记、无人提及的历史。在我们最想忽视的那些集体之罪中，令人悲痛的美国私刑史大概名列榜首。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这个：人无法就被掩埋的罪悔改。

学习认识罪

为阿伦佐·塔克设立纪念标志，不完全是我的主意。几个月前，我拜访了布莱恩·斯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以及他创建的政策推动团体“平等司法倡议”（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的办公室。史蒂文森当了三十年的律师，为死刑犯争取司法公正。部分由于他的畅销回忆录《只是怜悯》，他在全国都有名气，已是为争取美国种族司法公正而发声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斯蒂文森在非裔美国人循道宗-圣公会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AME）长大，在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前，指导东方大学的福音合唱团。他在公共演讲中穿插圣经经文，说信仰是他事业的支柱。我想亲眼见识他的工作。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面巨大的墙。它几乎完全被摆在木架子上的漂亮玻璃瓶子遮住。瓶子里装满了土，揉合着绿到棕、金黄到锈红的不同色泽，一排又一排地层迭起来，从地板一直到高高的天花板。乍看起来感觉很漂亮，但凑近细看就不然了：每个瓶子上都有一个名字和地点。斯蒂文森告诉我们，每个瓶子装着的土，都是从阿拉巴马州内已被确认的某个私刑地点取来的。这整面墙，包括所有这些瓶子、这些名字，只是一个州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对这段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历史的快照。

斯蒂文森是在黑人的课堂上开始受教育的，亲眼目睹律师们为了消除当地学校系统中的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抗争。他非常清楚，美国人是各自按着差异显著的历史版本被培养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个，在为司法体系中系狱者的合理、公正待遇奔波了三十年后，他正在改变与种族偏见做斗争的策略。

“几年前我开始意识到，执法者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对历史的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响应敏感度，都在影响着他们。”斯蒂文森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就种族问题而言，我觉得美国在如何面对历史上做的不怎么样。”

斯蒂文森开始着迷于开拓一些介绍真相的空间。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几个地方你可以诚实地体验奴隶制的历史，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诚实地体验私刑和种族恐怖。”（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例外。比如在明尼苏达的杜勒斯，就为1920年一个巡回马戏团被处私刑的三名黑人成员，建立了一个纪念标志。）

于是，斯蒂文森决定自己建一个。明年（2018年——译者注）夏天，EJI将为一个纪念碑揭幕。来访者将看到从一个方型结构上悬下的一个个有字的大方块，从视觉上提醒人们曾发生私刑的八百多个郡。数不清的标志牌刻着数不尽的名字，这一景观将把俯瞰阿拉巴马州蒙哥玛利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岳，变成一处哀悼、纪念之地，一处恸哭、甚至集体忏悔之地。

它的名字是“和平与公正纪念碑”，还包括了主建筑旁延展开来的土地。每片悬挂的方块，都有相同的一片安放在那片地里，带出一种类似于墓碑的令人心悸的感觉。这些标志牌将由各郡的人来领取。斯蒂文森梦想着，会有不同人群来到蒙哥玛利，取走私刑史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他们的乡镇、城市显眼地展示出来。如果某地的人不想认领他们的那一片，它就将突兀留在蒙哥玛利的山顶上，成为无人承认之罪的扎眼标志。

Courtesy EJI

EJI’s lynching memorial will help ‘tell these stories, teach them to your children,’ said black minister and writer Leroy Barber.

圣经与纪念

对于美国人来说，纪念碑、纪念物就是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建筑砌块。就像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家柯克·萨维奇（Kirk Savage）所形容的，它们试图“保存那些值得记住的，而丢弃其余”。

对于基督徒，这也是圣经的关键功能。圣经就是一系列神启的回忆，通过传统和社区而流传下去。这么多的故事，尤其是旧约中的那些，并不是俗套的道德故事或者励志型陈年旧事。这些故事钩勒出的，是一个为爱神和爱邻里而挣扎的民族，里面充满了告诫的警句和对更忠诚、更正直的敦促。记住与神的约，记住神的诫命。

不能遵守神的诫命，即使在个人层次，也可能招致深深的集体伤痛。在《约书亚书》第七章中，亚干从耶利哥城中盗窃被禁财物的决定，并不仅是一件他独自承担后果的个人之事 — 亚干的家族和其他三十六个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作为对集体之罪的回应，先知们树立了集体忏悔的样板。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为在别处、别的世代犯下的罪忏悔，他认为把自己包含在这些集体悔罪中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这样祈祷的：“主啊，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但9:8）同样地，时间和距离都意味着尼希米个人并未参与拜偶像、压迫人这些他所忏悔的罪。但他知道，为了他的人民，必须公开承认这些罪。

集体之罪超越时间和世代，这一概念并不限于旧约。“使创世以来，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路11:50-51），“是的，我告诉你们，这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在听彼得讲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徒2）的众人中，没有几个是当时在各各他现场的。实际上，这里的“你们”，包括了“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省、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亚拉伯人”。

利洛伊·巴博（Leroy Barber ）陪我拜访了EJI。这位著名的黑人牧师兼作家，经常在教堂中谈及种族问题。对他来说，这个土样搜集项目和建议中的纪念物是对逝者表示尊敬，是疗伤，而且非常个人化。“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蒙哥玛利南边一点，一个叫做门罗维尔的小地方，”巴博告诉我，“当我在那里查看标有所有私刑地点的地图时，我母亲出生的这个小镇就有七、八处，这真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我的家人要生活于这种现实中，实在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对于巴博等人来说，在蒙哥玛利这种地方设立纪念物、纪念碑不只是关于集体忏悔、改过，尽管他也认为这些很重要。关于正确叙述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先例。“《申命记》中说，‘这些故事，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以免你的子孙忘记，要让你的子孙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是基督徒的立场。”他说道，“布莱恩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让很多黑人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儿女、孙辈再现历史叙事。”

巴博的话让我想起，多年前参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纪念大屠杀博物馆时，我被纪念厅中用大字展示的《申命记》4:9节经文：“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

我从未想过这些经句的重要性。但对于神的子民保守信仰与传统，它们确实是必不可缺的。在圣经语境中，这一劝诫让人们记住与神之约以及违约的严峻后果。对于任何经历过种族、民族暴力冲突的国家、社区，这已成为一条共同的脉络。牢记再牢记，以使你们不会忘记，不会重犯同样的暴行。

正如斯蒂文森经常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斥着邦联的标志”。这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偏颇复述，也挤掉了悔改的空间。“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忏悔，我们就不会被原谅，在这个国家我们就无法把这件事处理好。”

面对我们过去的罪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倡议，EJI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名流支持，包括与谷歌合作发表它的研究成果。斯蒂文森也曾在纽约市的救赎者长老教会和柳溪协会的全球领导者峰会上发表演讲。但他还是非常渴望能把EJI介绍给更广泛的基督徒听众。

说基督教在美国的种族不公问题上（包括奴隶制、私刑和反民权政治）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还是有点轻描淡写。一方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颂扬像英国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样的基督徒废奴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蓄奴制不仅受到作为个体的基督徒奴隶主和庄园主的支持，也受到教会、各宗派和神学家们的支持。

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中，基督徒经常是活跃在最前列的。但是基督徒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这样的。南方教会积极地为施行奴隶制辩护。例如，1864年南部邦联的长老会代表大会宣称，“我们的对手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挑衅，使我们内心更加相信，家庭蓄奴是神的旨意 … … 我们毫不犹豫地确认，保持奴隶制，并使它成为对主人、奴隶双方的祝福，是南方教会的特殊使命。”

直到最近几十年，各宗派才开始公开地面对自己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过去。主要因为与北方浸信会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而于1845年创立的美南浸信会联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影响广泛的宣言，为在体制性种族主义中的共谋行为道歉。而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则在2002年为其先人在维护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忏悔。2016年PCA通过了另一项提案，为民权运动时期教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而悔改。

但是这些高层的忏悔姿态有多少会涓流触及到各个教会、每个信徒，这就很难说了。我们美国人，天生具备捧高成功的本事，但在选择纪念哪个悲剧时，就矛盾的多了。斯蒂文森喜欢提到，为“911”事件的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只花了十年时间，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国家级纪念碑。

Courtesy EJI

EJI’s museum in Montgomery displays soil samples from Alabama lynching sites.

宗教与暴力搅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许多有很高基督教人口的国家里，你可以在种族冲突的双方都找到坚信圣经的基督徒。在访谈中斯蒂文森经常提及，在柏林，“你走不上一百呎，就会看到一座纪念碑，安置在被绑架的犹太人家庭住宅前”；或者，真正的人头盖骨就展示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博物馆里。但在美国，他指出，“我们不提私刑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编造了一种反叙事，说我们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们的过去是浪漫而荣耀的。”

经上告诫我们，悔改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一种让我们远离罪、另选他路的工具。在悔改中，我们认识到罪在我们的灵魂和社会所造成的裂隙，进而承诺去做修补的工作。“我对用历史来惩罚美国并不感兴趣，”斯蒂文森告诉我，“我想使我们得解放，找到让我们得救赎的道路。但如果不愿意让我们过去的真实情况为人所知，我们就不能达到救赎。”

没有几个地方像蒙哥玛利一样，把这种不情愿明显地表露出来。这里有五十九个纪念、颂扬邦联的标志物，但直到2013年为止，还没有一个纪念国内奴隶贸易的纪念标（EJI现在已经设立了三个这样的标志，注明蒙哥玛利作为美国最繁忙的奴隶交易港之一的角色）。“我觉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寻求真相为和解，“斯蒂文森是这样说的。“只有真正寻求这些，我们才会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寻求交集

在斯蒂文森的私刑纪念碑行动中，可以听到逝去的基督教改革的回声。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有大量著述，讲述了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派系 — 一派强调集体之罪，另一派注重个人之罪 — 如何在十九世纪初走到一起，发动了戒酒和废奴运动。一方面，当时公认的主流正统基督教组织强调圣约化社会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全国性之罪对于美国的威胁，呼吁加强教会的道德权威作为解决方案。成对比的是，那一时期新兴教会，例如循道宗、浸信会及其他较小的宗派，更倾向于把罪视为个人之事。

但是在1830年代，基督教的这两个派系在某些社会关怀事业上找到了交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酗酒和奴隶制。而这两者都被视男扭曲个人和集体道德的力量。部分基于新的着重点，同时强调全民之罪和个人、公众忏悔，这些基督徒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运动之一。特别地，中产阶级基督徒妇女热切地参与纠正社会弊病。在她们的公开抗议下，许多教会公开地摒弃奴隶制。至1838年，已有1348个专门的废奴社团登记在案。在其他社会组织还在保持沉默之时，这一情况表明了人们要解决时代的道德之罪的渴望。

“北方的白人废奴主义者，随着第二次大觉醒带来的属灵复苏而迅速扩展开来，将个人之罪和全民问题联系起来，”杨在访谈中说到，“内心情感的深度与社会运动的广度相结合，是这次运动的动力。”

例如，1837年纽约州West Bloomfield 第一教会通过的反奴隶制决议在总结声明中说：“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我们对此做出承诺。”这种情绪在废奴主义者中是很普遍的，迫使宗教组织与信徒个人将忏悔作为一种结束全民之罪、使自己灵魂免受刑罚的手段。

杨注意到，这就是旧时忏悔运动与斯蒂文森希企通过EJI、私刑纪念碑所要实现目标之间的关键相似之处：比许多现代抗议示威中表示出的愤慨要深刻的多的，一种个人转变的要素。“所谓'忏悔抗议'的核心观念在于它没有那种自义的成份在内，”杨指出，“做见证的人差不多承认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悔改的另一面

Steve Jurvetson / Flickr

Bryan Stevenson

肖恩·卢卡斯（Sean Lucas）对于公开忏悔是知道一些的。为帮助整个PCA做到这点，他忙碌了好多年。

这位改革宗神学院教授参与起草了2015年长老会的一项决议案，就教会在民权运动时期所犯下的践踏民权共谋之罪表示悔改。这项议案在当年的代表大会上没有通过，但是其修改版在2016年通过。

“特别是对于改革宗里的人，这不应被视为奇怪或疯狂的想法，”卢卡斯说。长老会在圣约社区这个概念上有着深久渊源，甚至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所有的基督徒与其他正在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是结合在一起的。

卢卡斯知道，像斯蒂文森所鼓吹的那样，对以往的罪进行公开的纪念、忏悔，并不就意味着通向得救。但是，“尽管这样不一定就会得救，但是实际上得救的证据就在于对你自己罪的承认，以及认识到祖辈犯下的罪是怎样对你和你的社区持续地发生影响。”

在斯蒂文森开始为死刑犯们服务后，他被悔改的威力打动了。他还记得，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是怎样将他的客户、他所代理的人视为潜在的使徒的，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其过去所为可以几被饶恕，成为被救赎者的楷模。

“我们基督徒对于悔改的另一面、认错的另一面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修复，”斯蒂文森说，“如果我们强调指出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整个民族，就历史上烦扰我们已久的偏执、歧视，更好地从中恢复、认知和做出响应。”

建立新的纪念物

纪念碑和纪念标志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它们几乎总是在事后树起，给出一种更深刻的叙事。这叙事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它们要纪念的历史，更在于一个社会所希望保存的那些价值。所以，因其在影响、拓宽我们对历史、社会不公及其他问题的理解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当前对这些纪念物进行再评估的讨论是有很意义的。

例如，当一些教会领袖努力保留住一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教堂中的一座反犹雕塑时，这正是他们的意图所在。他们不是把雕塑移走，而是加上一块铭牌，唤起人们对大屠杀的恐怖暴行悔改，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公共空间中，一类纪念碑充斥泛滥，而另一类却明显缺乏，于是我们许多人多多少少因此而形成了一套扭曲的历史观。在这种前提下，当基督徒投入到相关的社会问题中，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们某些人，这正好意味着需要去蒙哥玛利朝圣，审视这段历史负担。对于我，则意味着亲自来到俄勒冈的库斯湾，和我的先生和两个孩子一起，举起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向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名字和记忆致敬。

我们临时搭起的纪念物倒底有什么长远的意义？这个很难说。会有学生走过塔克的十字架，然后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吗？会有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学生上一堂历史课吗？它会招致投诉吗？这就像附近越战纪念碑上的十字架引起“免除宗教影响”团体的抗议一样，提醒着我们，无论结果如何，塑造记忆的争斗本身又在被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所塑造。或者，干脆就是某个清洁工找到它，然后扔进垃圾箱，而没有让任何人感到自己对走过的这片土地的冲击？

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和先生在本州内，到离我家不到一天车程的一个地方进行了一次参拜之旅，来向一位种族暴力受害者的名字表示敬意。通过安放我们自己的纪念物，这样一件细小而不起眼的行动，这次旅行使我们发生了改变。我们所发现的，是不会被忘记的；我们也无法抹掉过去的恐怖。我们试图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来面对它。认错，和悔改、哀恸一起，是我们在成长中作为基督徒学到的基本功课。为了尽力尊重我们的历史，我们就必须完整地把它叙述出来，我们也要尽力把它们教给我们的孩子，以免我们都把历史忘记。

作者梅菲尔德（D. L. Mayfield ）为《今日基督教》的定期投稿作者，并著有《是融入，还是回归故国》。近作包括《今日基督教》的封面故事“为什么我不再酗酒”（2014年六月号）。她生活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安迪·奥尔森关于本文主题有另外报道。

译者：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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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先知之声溯源

杰瑞·泰勒

为什么非裔美国人教会仍然必须重视《出埃及记》。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約”（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最后一篇。

在11岁时，我看了一部关于马丁·路德·金以及民权运动的纪录片《定睛奖赏》。伯明翰的黑人妇女被消防水龙冲倒在地的画面在我眼前闪过。警犬冲向人群。表情愤怒的白人，对试图进入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的黑人孩子大声喊叫种族主义脏话。

在田纳西州西南部的一个黑人小教堂“哈齐街基督教会”长大，在讲道和主日学课程中，我知道了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故事。看完《定睛奖赏》后我明白了，黑人在美国的遭遇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样。这一认识激励我追随摩西、旧约先知和士师们（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战士”）的传统，以及小马丁·路德·金的遗产。对于当前美国黑人经历的苦难和压迫，《旧约》是持反对态度的。那些日益受惑于成功神学和中产舒适的黑人教会，需要继续植根于这一遗产。

《出埃及记》的威力

《出埃及记》的故事在非裔美国人教会中具有持久影响力，因为这一叙事正好讲到了其会众所面临的困境。一代又一代的非裔美国人，在《出埃及记》中找到了那位看顾向祂哭求的被压迫者的神：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出3: 7-8）

非裔美国人读到的神，反对那将神的子民不当人看的强者。他们相信，就像听到了以色列人的祷告一样，神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这是神对受拣选之人的用语，表明被压迫者是属于神的。这就是历史记载的，祂不仅知道选民们在哪里，而且知道他们的处境质量如何，并将他们的被奴役视为不属神的非法之事。

非裔美国人教会指出，神不仅看到祂选民的痛苦，也听到人们的哀声：“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所见所闻导致神采取行动：“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出埃及记》提醒我们，解救的行动是被压迫者受苦时神做出的自然反应。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为奴的痛苦，所以神来审判压迫者，解救被欺压者。《旧约》，尤其是《出埃及记》对非裔美国人教会的重要性，在于它肯定了我们的神是一个看得见、听得到受难者，并为他们做主的神。

当然，内战前的奴隶主们明白，如果奴隶们知道了《出埃及记》的故事，就等于找到了强有力的神学依据，将自己的解放看作一种神圣的权利。因此，除了不让太多奴隶受教育外，那些有意于让自己的奴隶们皈依的基督徒奴隶主使用的是所谓的“奴隶圣经”，其书名为《为英属西印度群岛黑人奴隶选用的圣经节选本》。这本“圣经”删除了近50%的新约内容和90%的旧约内容。毫不奇怪，几乎整卷《出埃及记》都被删掉了。毕竟，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就可以把种植园主置于扮演法老的角色，而非裔美国人奴隶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在埃及受奴役的犹太人。白人奴隶主们知道，圣经这本书会为非裔美国人基督徒带来何等的力量，而且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解放的遗产

被许多非裔美国人视为黑人摩西的马丁·路德·金当然知道黑人的痛苦和苦难。尽管他在白人至上的教育体系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并不因此就对黑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就像摩西所做的一样，与解放之神的亲身相遇，促使他采取行动，在那代表南方白人暴行的令人生畏的宝座前，将他的人民从跪姿中解救出来。

在《永不离开我们：小马丁·路德·金的祷告生活》一书中，路易斯·鲍德温（Lewis Baldwin）提到旧约对金的影响。金相信，《诗篇》作者和先知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以不懈的祷告来支撑大胆行动的圣经理想。鲍德温写道，“这位民权领袖显然对祷告有着基于圣经的理解，从这些以及其他希伯来圣经资料，他对祷告的本质有了深刻的理解，为将祷告视为每日与神对话、同行的观点找到了依据。” 正如鲍德温后来所说，“对于金来说，祷告的迫切性不仅来自于在神面前感到个人的有限，也来自基于非裔美国人的宗教体验，特别是黑人教会传统的一种深刻认知。”

对于旧约先知传统的详熟，使得金的眼睛能够敏锐地抓捕到淹没在白人财富汪洋中的大量贫穷非洲裔美国人。在白人学校所受到的中产阶级教育，并没有使他对那些身陷贫穷者的困境无动于衷。相反地，金利用所受的教育来释放思想的力量和先知的精神，并释放他的口舌为被剥削者辩护。

对于丧失权益者苦难的敏感，同样也深刻体现在金的导师和知己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身上。在《耶稣与丧失权益者》一书中，瑟曼讲述了自己孩提时代的某天晚上，被母亲唤醒去看哈雷彗星的故事。在自家后院中，他们默默无语地看着巨大的光扇在天空中蔓延。当霍华德表示担心彗星可能撞击地球时，他的母亲打破了沉默，说：“霍华德，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神会看顾我们的。” 他接着说，“在那晚之后，我还见过很多事情。有无数次，我体会到生活是艰难的，像坩埚钢一样坚硬；但是随着岁月的展开，母亲那令人振作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其宏大威力，在我自己的属灵上敲击出它有节奏的吟唱。这就是信仰和认知战胜恐惧，并将其转化为力量去奋斗、实现…，而不是屈服。”

瑟曼从母亲和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这种深刻信念，深深植根于《出埃及记》和先知传统。在苦难中，被压迫者没有什么其他权柄来源可以诉求。这种抬头的姿态是一种隐含的期望，即解放之神将下来解决被剥夺者的痛苦。

从埃及人到白人基督徒

当然，《出埃及记》的故事不仅帮助非裔美国人基督徒诠释他们的历史和被压迫的经历，它还帮助他们解读那些压迫他们的白人，其中许多人自认为基督徒。通常，白人基督徒告诉非裔美国人，他们无法理解黑人的经历。因为没有经历过永久的奴役和剥削，白人基督徒无法理解黑人的痛苦。如果白人基督徒要了解黑人受压迫的经历，一定要是内心有那个愿望。

《出埃及记》告诉黑人教会，他们的白人基督徒兄弟姐妹就像以特权继承人身份住在法老家里的摩西。在《出埃及记》的记述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在与神的神秘相遇之前，摩西对解救以色列同胞感兴趣过。当然，埃及王子所受的教育，不包括学习怎样关心那些建造埃及宫殿和金字塔的奴隶们。正如摩西所处环境使他忽视自己人民的痛苦一样，许多白人基督徒的背景也导致他们忽视非裔美国人的受压迫历史。即使是最好的白人教育也常常仅限于产出那些自称是“无视肤色”的人，而实际相当于从历史角度对于黑人长期受压迫的历史视而不见。

非裔美国人从《出埃及记》（以及先知书、流放期著作和后流放期著作）中学到的是，神不是色盲。神听到被压迫者的呼喊、看到人民受压迫，就会采取行动。当摩西得知他的人民所受的苦难时，他果断地行动以拯救他们。真正的同情导致人们为被压迫者采取行动，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危险置之度外。也许白人基督徒故意无视他们的黑人兄弟姐妹的苦难，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甚至仅仅是冒失去其他白人的亲情、接受和关爱的风险。

回到《出埃及记》的根

白人基督徒与黑人的苦难脱节，使他们难以理解深受旧约叙事影响、在整个民权运动中始终为自由而奋斗的黑人教会。在激发受压迫黑人对自由的渴望方面，《出埃及记》是最具影响力的故事。然而，当民权运动失去了金这一精神领袖后，新一代人开始试图将政治引入仍然由白人居主导地位的那一压迫性体系。金像先知一样在那压迫体系的边缘运作。但在金死后，黑人教会变得不那么以先知为导向。

金的许多追随者不是继续带领黑人教会走向应许之地，而是领导黑人教会倒退，退回到安稳政治的法老宫殿内，尽管地位有所提升。纯粹追求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损害了黑人教会与神的灵力之间的充分联系，而正是后者激发了金和旧约先知们不惜冒生命危险去抵制压迫性政治体系。黑人牧师们发现，像先知那样对着掌控政治的主导体系大胆宣讲真理，远没有像政客一样来运作更有吸引力。

这些从先知变成的政客没有意识到，白人当权者并没有同情心，也不关心怎样减轻黑人的痛苦。黑人教会的许多领袖发现，不当先知，而是像政客一样操作，可以获得好白人的帮助。潜在的黑人先知声音被白人神学院接纳，获得价值三十枚银币的少数民族奖学金，那曾孕育了民权运动的先知精神则最终被驯化。曾经在黑人教会起勇敢领袖作用的先知讲道传统被粉饰遮掩。

许多黑人升入由中产阶级白人学术机构培训出来的牧师所领导的中产阶级黑人教会。一些中产阶级黑人教会开始选择那些不会冒犯中产阶级黑人情感的牧师。同时，中产阶级黑人教会与下层黑人的联系越来越少。渐渐地，中产阶级黑人教会对白人权力结构的先知性批判越来越少，并更加看重披着宗教伪装的白人至上主义议程。

尽管如此，其他中产阶级黑人基督徒还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去解放贫穷的黑人群众。毫不奇怪，这些教堂的讲道植根于《旧约》中大量的神将被压迫者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故事。黑人小女孩、小男孩在讲道中听到，英雄人物如何反抗那奴役他们人民的压迫性体系，这些英雄有摩西、以斯帖、约书亚、参孙、底波拉、但以理、尼希米、大卫、瓦实提、基甸、路得、以赛亚、耶利米、阿摩司和弥迦。

原本根植于宣讲旧约、以旧约祷告的丰富传统的黑人教会，如今显示出被卷入中产阶级黑人和下层黑人之间拉锯战的迹象。正如PBS专辑《美国黑人的两个国度》所指出的，二十多年前，我们既有历史上最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也有历史上最大的黑人底层阶级。非裔美国人现在必须注意白人种族主义的另一面，即黑人中的阶级歧视。

马文·麦克米尔克（Marvin McMickle）在他的《给黑人中产阶级讲道》一书中认为，黑人中产阶级和底层之间的这种分歧也许是对黑人教会牧师的最大挑战。一些中产阶级黑人教会更致力于与白人财富体系，而不是与底层黑人保持联系。麦克米尔克引用《阿摩司书》6:1的话说：“在锡安… …安逸无虑的有祸了。” 中产阶级黑人教会要想在街头有信誉，黑人讲坛必须再次满足黑人群众的需求。

当然，无论在哪里，金都会利用讲坛，描述来自《出埃及记》、《以赛亚书》和《阿摩司书》的场景。历史上拥有着像金和他的前人这样的牧师，今天的问题是：中产阶级黑人教会会重新致力于关注被压迫的下层黑人的痛苦吗？中产阶级会倾听被压迫者的呼求、制定战略，以解救他们受苦的兄弟姐妹吗？

今天当我们定睛这个国家受苦的广大黑人群众时，《旧约》以神的同情心使我们的心被打动。中产阶级黑人教会必须找回其先知的声音，回到为奴之地，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神是自由的神，祂仍然进入到压迫性的体系内，解救出那被称为祂的子民的被压迫的受害者。在前行的时候，愿我们让我们已得解放的头脑，通过我们已得解放的口传达话语，动摇暴政的基础，矫正那建立在人类苦难基础上的体系。如果黑人教会想在不公正的人类制度中再次作为一种解放性机构起作用，就必须保持其继承下来的、注重《旧约》神启解放性影响力的传统。

杰里·泰勒（Jerry Taylor）是阿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圣经、宣教和j教会事工副教授，是卡尔·西班牙（Carl Spain）种族研究和属灵神行动中心的创始主任。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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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在属灵上是件危险的事

Jeremy Sabella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 “前新冠”岁月当作金牛犊来崇拜。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ragana991 / Getty / Elizeu Dias / Bundo Kim / Unsplash / Agung Pandit / Pexels

还记得在新年夜，当时我们以为2020将是属于我们的一年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当世界停止运转，类似的讨论、梗让社交媒体的气氛轻松起来。对于昔日的向往，现在弥漫于我们生活中最平凡的角落，比如日常的驻足咖啡店、在睡前查看体育成绩，还有在杂货店见到货架上摆满了卫生纸。我们甚至怀念每天的烦恼：在高峰时间挤地铁、堵车在路上，或者隔壁派对上吵闹的音乐。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新常态的毁灭性影响：人们独处、长时间与人没有接触，或者失去亲人却无法举办得体的葬礼。与亲朋好友无法直接往来，少了那一份温暖，于是我们感到，无论他们是在欢呼胜利，还是在痛苦中挣扎，我们都无法与之共同分享、经历那一刻。也许这就是我们真正怀念的：能够真正以现场、亲身参与的形式与人同喜、同悲。

不论是Instagram过滤器的温暖色调，商店橱窗里展示的怀旧时尚，还是那抓住了集体想象力的政治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怀旧式的渴望贯穿在人类体验的各个领域。就像毕业典礼或者婚礼上播放的幻灯片，它以再普通不过的形式，对事情做了某种愉快的总结。但是，这种渴望也会使我们把那些亟待解决的伤痛抛在脑后，诱使我们将过去的岁月以一种扭曲的洁本形式呈现。在诸事紊乱的当前，人们更容易一厢情愿地渴望一个更单纯的时代。如果不加遏制，这种怀旧情绪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

从在埃及为奴被奇迹般地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庄严地起誓，要持守十诫，禁止崇拜别神或雕刻的偶像。但就在几个星期后，人们逼着大祭司亚伦，要求他为他们制作新神来崇拜（出32:1）。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沦落于偶像崇拜？

他们不再相信耶和华了吗？这似乎不太可能。以色列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十灾、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引导他们的云柱和火柱。他们目睹了神的威力。他们的行为是因为害怕吗？摩西登上西奈山已经有四十天了，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否会回来。也许是因为要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面对旷野，这一前景使他们感到紧张？然而，当摩西第一次展示十诫时，人们对神的同在是如此恐怖，以致于他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心（出20:20）。他们完全有理由惧怕上帝甚于惧怕荒野。

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背叛，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以色列人民已经深陷于怀旧。随着跨越红海的欢欣消退，漂泊旷野的现实来临，人们渴望埃及的面包和炖肉的锅子。于是神给他们赐下了吗那（出16:3）。在日复一日地吃吗那后，他们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具体：鱼、黄瓜、韭菜、葱、蒜（民11:4-5）。所以神给了他们鹌鹑（出16：12-13，民11:31-32）。但他们在烹饪方面的渴望也唤醒了更深层的东西，他们渴望四百年来所熟悉的稳定的、可预见的生活节奏。这种渴望缠绕着他们，以致于他们忘记了为什么原来被解救出来。

然后摩西又消失在西奈山上。他的缺席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以前的生活描写得尽可能美好——盛宴、庆祝、宗教习俗。大祭司亚伦从人们当中收集了与埃及相关的黄金饰品，并把它们塑成一个偶像。第二天，人们在金牛犊面前狂饮喧嚣，以致于摩西的同伴约书亚把喧闹误认为是争战的声音（出32:17）。

他们在金牛犊问题上的大错是故意失忆的产物。以色列人想念熟悉的环境、日常的作息，以及在埃及生活时的其他美好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那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前的新世界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旷野。他们如此深陷于怀旧，以致于无视那为奴的四百年，违背了第一、二条诫命，以编造一个理想化的扭曲的过去。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完全失丧，在摩西干预之前，神考虑将他们灭绝（出32:11-14）。

这一切都始于渴望吃顿好饭。

***

像怀旧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怎么会在属灵上事实证明是如此危险呢？ C. S. 鲁易士在《魔鬼家书》中评论到，圣灵的工作是在当下展开的。回应圣灵，要求人们“服从当下良知的声音，背负当前的十字架，领受当前的恩典，为现时的欢欣献上感恩”。因此，罪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隔断了我们与现时的联系。鲁易士指出，大多数恶习，如恐惧、野心或过份的性欲，都诱使我们沉迷于未来。相形之下，怀旧是面向过去的。因为它把我们推到与大多数其他恶习相反的方向，我们往往认为它比较无害。但从属灵上讲，与现时失去联系这件事情，比怎样失去的更重要。如果某种恶习使我们越长地无法面对当前的挑战、感激当前的祝福，它在属灵上的腐蚀性就越强。正因为怀旧让人觉得愉快且无害，它的效果可能是毁灭性的，使我们长期无法与圣灵的工作同步。

偶尔为之，怀旧可以让我们感到充实：在与老朋友叙旧后，谁不感到神清气爽呢？但是，无节制的怀旧会使我们紧紧地抓住金牛犊。它让我们想着过去，而认识不到是云柱和火柱在引导我们度过这动荡不定的当前。关于偶像，《诗篇》的作者是这样提醒我们的：“有口却不能说话，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 并在诗歌的最后警告道：“做偶像的必和它们一样，所有倚靠它们的也必这样。”（诗135:15-18）。因为回望所多玛，罗得的妻子变成了盐柱（创19:26）。她停滞、固化在她所渴望的、想象的昔日时光中。从属灵上讲，当我们把记忆中失真的过去当作偶像时，我们有遭受与她同样命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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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怀旧使我们在属灵上瘫痪呢？第一步是要对自己诚实。我们自己认为的2020年之前的“正常生活”，无论是什么样子，都已不再存在。当流行瘟疫升级为全球流行大瘟疫的时候，当阿莫德 · 阿伯里（Ahmaud Arbery）、布里奥娜 · 泰勒（Breonna Taylor）和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呼出他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了。没有任何经济奇迹或行政命令能挽回失丧的人的生命，恢复我们的安全感，或者回归我们的生活节奏、惯例。

直面这个现实会搅动起心中的悲伤。我们应该留出空间，来处理我们的集体损失。圣灵可以把悲伤转化为“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带来悔改和得救。但是，我们必须对圣灵的工作敞开心扉，以免我们陷于那叫人死的“世俗的忧愁”（林前7:10)。

正如鲁易士所强调的，对圣灵的开放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服从当前良知的呼声，背负起当前的十字架，接受当前的恩典，为当前的欢欣献上感恩”——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付诸实践呢？

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中，十字架是显而易见的。欢欣可能更难辨别，但从属灵上讲，认知和感激至关重要。我发现，当我通过笔记本电脑的屏幕，重燃旧日友情时，它就体现在那里。当为了免得幽居症，我和妻子在我们的新泽西小镇上每天散步时，它就呈现在那里。当我们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时，停下来和邻居们聊天的频率要比以前高得多。我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如杂货店店员、邮递员、卡车司机、收垃圾的工人，并感激他们是如何使现代生活成为可能。我正在学习享受每项日常任务，如烹饪和收拾院子。这些“当前的欢欣”会因人而异，但他们很可能就是让我们存活的吗那。

这时，信仰社区可以提供比怀旧更具启迪性的事物，这就是盼望。如果完全从圣经的角度看，盼望产生于艰难：“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之所以能持久，就是因为它是圣灵的工作：“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3-5）。面对当前的考验，当神的子民听从圣灵的提示时，盼望就扎下了根。而另一方面，怀旧则可能诱使我们沉溺于对旧日时光田园诗化的幻影中，而不是面对困难的现实。沉迷于对旧日的幻想，会蒙骗神的子民失去培育盼望、克服绝望的机会。

我们舒适、安定的美式生活已经让位于旷野的季节。旷野的环境让我们感到，我们的生活随时可能发生改变，为此内心深感不安。神在这样的环境中给我们提供的吗那，尝起来不像我们习惯的味道。但与从前安定生活中的丰盛食物相比，它以其所不能的方式滋养我们。随着目前的危机继续，我们将非常希望再现一个理想化、选择性记忆的过去，而不是致力于当前的需求和忧虑。但神的子民必须约束好自己，专注于现时、现地。因为圣灵就在此时此地展开工作，让一切更新。

Jeremy Sabella是达特茅斯学院关于宗教方面的讲师。他是《美国良心：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故事》（Eerdmans出版社，2017年）一书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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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赖特：这场大瘟疫应该让我们谦卑下来，并且彻底脚踏实地

采访者：安迪·班尼斯特（Andy Bannister）

我们不能确定它为什么发生，或者如何阻止它，但圣经呼召我们与圣灵一起悲伤，并要服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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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全时段的新闻报道、对公共卫生专家的访谈以及专家对不同抗疫策略利弊的探讨之间，对于COVID-19的信息和各种看法，我们可是一点也不缺乏。然而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的回答依然心中没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回应？当这一切发生时，神在哪里？在《神与大瘟疫：基督徒对冠状病毒及其后果的反思》一书中，神学家和作家N. T. 赖特向我们展示，圣经是如何解答我们的迷乱和疑惑的。苏格兰“唯独公共基督教中心”的主任安迪·班尼斯特（Andy Bannister），与赖特就他的新书进行了探讨。

关于这次流行全球的大瘟疫，许多基督徒已有著述——从约翰·莱诺克斯（John Lennox）到约翰·派博，甚至还有许多不叫约翰的作者的著作。是什么促成你写出自己的书？

早在三月份，《时代》杂志就问我是否愿意写一篇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文章。标题很有刺激性：“对于冠状病毒，基督教没有答案，也不应该有。” 我要说，这件事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立场，即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与我们一同叹息（26节）。保罗这么说，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告诉我的是，面对此事，我们应该谦卑，而不是以为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答案。

文章发表后，我开始接到反馈。人们发电子邮件问我，“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有人把人们在推特上怎么说的转告给我（我自己从来不上推特）。与此同时，我一直听到人们在用不是那么恰当的方式引用圣经。这本书试图探索的是，就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在其整个叙述、展开中，圣经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

当COVID-19袭来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感觉意外。你是否觉得，西方的教会在舒适和安全中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如何应对黑暗、痛苦和危机吗？

绝对是这样的！几周前，当我和一位教会资深领袖谈论这件事时，他说：“汤姆，你知道的，在哀恸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很好，对此我们不习惯。但是，在喜庆方面我们也没有做的很好。似乎我们主要在做的是满于现状。” 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不断听到基督徒问，“这会是世界末日吗？”我想提醒他们，这样的事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过。例如，在1917-18年间，西班牙流感流行全球。在此期间，世界一些地方的教堂被关闭了一年。我们忘记了，我们以前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此外，对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来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还没有经历过过战争，也还没有过流行全球的瘟疫。当然，我们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但都不管怎样，最后我们都挺了过去。于是，我们就只是稀里糊涂地接着混下去，仿佛不会有什么太糟糕的事发生。我们忘记了历史。

最近重读马丁·路德书信时，其中的一封让我特别着迷，我在书中引用了它。每隔几年，路德就不得不应对这种事情，或是为自己，或是为邻近乡镇哭号的人们，“帮帮我们吧！我们这里瘟疫闹得厉害，人们正在死去，我们该怎么办？” 路德谈到遵守有关服药的规定，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可能有传染性，就不要妨碍防疫、把疾病传给别人。他很务实，实际上就是在说，我们就应这样对付瘟疫。我们无需在神学上对此做过深的讨论。

您的著作涉及到很多《旧约》的主题，特别是《诗篇》和《约伯记》中的。关于后者，您认为，“《约伯记》的部分主旨恰恰是其悬而未决的特色。” 你认为，当今的基督徒处理不好模棱两可的情况，是因为他们的《旧约》根基不够稳吗？

我认为《新约》也有模棱两可的地方。在《新约》中有很多处是以那种省略号或者问号的方式结束的，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凭信心而活。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问题部分是由于过去两、三百年里西方世界所崇尚的、也已浸入教会中的理性主义。比如，批判基督教的理性主义者这样说：“啊哈，看吧，现代科学向我们表明，基督教信仰是假的！”作为回应，理性主义的基督徒会说：“不是的，让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一信仰是如何完全理性的！”这会导致我们想要对每件事情都有个答案，于是我们想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神有绝对主权的，祂要么是故意这样做，要么至少是故意允许它发生的。”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能够搞明白祂要做什么。但我真的不认为我们被赋予了这种能力。

《新约》中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是在保罗为奴隶阿尼西母写给腓利门的那封信中。他写道，“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暂时离开你，使你永远得着他。”（1:15）。换句话说，保罗认为，也许他能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神到底要成就什么。但他不会说得那么明确。

这里有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谦卑。当然，这也会被引申，导致相反的另一种态度，“既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谁还在乎呢？”这也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已被授予了方向指南。但就如俗话所说的，去了解所有细节，不是挣我们这种工资的人该操心的事。这是神的工作。我们的职责是，一旦神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去执行。

当您说到福音书，你强调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的例子。对于一位正在就“人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挣扎的非基督徒，你会怎么对他说呢？他会问：“哭泣的神有什么用？我可以哭，任何人都可以哭泣。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需要做点什么！耶稣哭泣能帮什么忙？”

这个故事中是有足够的行动的，而行动是来自于眼泪的。事实上，福音书里的眼泪经常是最关键的因素。它们所展示的是，创造了世界、并道成肉身为拿撒勒人耶稣的神，不是坐在楼上某处，俯视着说，“好的，我会收拾你的烂摊子。” 相反的，神前来亲自动手，使双手被刺穿，以便就在我们中间，并将我们从那里拯救出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中所说，当我叹息的时候，耶稣与我一起叹息，圣灵在我里面叹息，知道这些是令人深感安慰的。这是表明基督教信仰不同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世界观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新约》的其余部分——特别是关于圣灵的角色——在如何应对这一大瘟疫方面，有什么教导吗？

我刚才提到的《罗马书》八章是整个圣经中最伟大的篇章之一。当我还任主教时，如果面试应征教区工作的人，我有时会问：“你会把哪段圣经经文带到荒岛上？”为了增加难度，我还会补充说，“你已经有了《约翰福音》二十章和《罗马书》八章，所以不用提它们。那些都是很明显的。”

《罗马书》八章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救赎，充满了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很容易得意忘形，想象着一旦完成了《罗马书》七章的艰难部分，我们只需扬起风帆一路向前，抵达保罗所确认的终点，即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与神的爱分隔（8:38-39）。但是，你仍然需要穿过《罗马书》八章18-30节的黑暗隧道，尤其是第26、27节说到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中为我们代求。

对于那本来就一团糟的世界，尤其是像当前这种情形，很容易想象着教会退后一步说，“世界如此混乱，真可怜。但我们至少还知道答案。” 但是保罗说，不，当世界在生产的痛苦中呻吟时，甚至我们自己——拥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神新的创造在我们体内搅动——“也在内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8:23）

你可能会说，好吧，所以世界的混乱教会也有份，但神肯定知道祂在做什么。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神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就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神三位一体的奥秘，因为保罗说，在那一刻，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内里叹息。此外，引用最出色的哀歌之一，即《诗篇》四十四篇，保罗说，“那位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代求。”（罗8:27）换句话说，父神知道圣灵的意思。但圣灵的意思，对于目前事情有多糟却没说多少。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意。但我认为，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为了拯救世界，神以祂儿子的位格降临，把罪的重压放到自己身上；神以圣灵的位格降临，在教会中、在这个世界经受痛苦的地方叹息。这就是神如何通过这些生产的痛苦，从目前世界上的恐怖、羞耻状态走向救赎，就是那应许给我们的全新创造。

关于圣灵悲伤和叹息的见解让我回想到你之前提过的一件事，就是哀恸。贯穿整本书，你一直在说，我们需要 “拥抱哀恸” 。这件事情，是我们现代教会有所忘记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如何重新发现它？

是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把它忘记了。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引用诗篇的人来说，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从较频繁的哀恸中走出。当用《诗篇》祷告时，日复一日地，我常常会撞上哀歌中的某一篇。因为在我生活中发生的那些糟糕的事情，它经常正好就是我所需要的。

在别的时候，即使当我个人感到很欢快时，也可能会碰到某些哀歌。于是，作为一种属灵操练，我尝试着将我的思路放入世界各地我所知道的人们的境况当中：或是我的朋友，或是在电视上或新闻中见过的，当前处境糟糕的人——身处可怕、肮脏的难民营，或者其它情况的人们。我用哀歌祷告，试图在神的爱中拥抱他们。

我们要记住，不光是在大斋期期间才有哀恸。当我们为圣诞节做准备时，它也融入了将临期之中。我们可以用这些节期来培养侧重哀恸的敬拜仪式，用哀歌将世界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比如像《诗篇》二十二、四十二和八十八篇，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祈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有时，祷告的结果是事情走向光明的另一面。而有时，就像《诗篇》八十八篇那样，却根本不会有那样的结果，一切仍在黑暗之中。但有一种感觉，即使在黑暗中神仍与我们同在。

在书的末尾，您谈到教会及其对各种封城令的反应。您认为，我们如果愿意暂停现场聚会，转而进行网上敬拜，可能会意外地强化将信仰视为私人活动的那种世俗观念。我们如何解决人们对集体敬拜的需求与强调公共健康重要性之间的矛盾？

我一开始就讲到，路德已经指出，我们不能传播感染，这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如果我们爱教会的建筑物甚于爱我们的邻里，那么我们有祸了。事实上，英国大多数的教堂都是老建筑，因此很难对它们进行深度清洁。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我也担心网上教会很容易导致我们说，“哦，我们不需要亲自见面聚会，因为这些是属灵的事情。”

那么，你能在卧室里穿着睡衣，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崇拜神吗？嗯，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的。但基督教是一项团队运动，是我们一起做的事情。想想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和节制（加5:22–23）。这些事情都是要我们一起做的，你不能大家分头各自实践。因此，我们如能以明智的方式回到一起，那是越早越好。

至于领受圣餐，是的，我们可以在屏幕上领受，但是还是会感到一种禁食、被剥夺、流放的感觉，因为基督的身体，即神子民的大家庭，没有和我们实地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对邪恶和苦难最重要的回应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即使行动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方面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因此，鉴于这一大瘟疫所造成的苦难：基督徒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们该怎样生活呢？

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中，有一段非常吸引人，里面讲到安提阿的门徒们听先知说要有一场饥荒（第28节）。他们的回应不是：“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啊？神在生我们的气吗？这是否意味着主会再来？” 不，他们非常实际。他们问的是：谁最可能有危险？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们应该派谁去？结果是保罗和巴拿巴被派往耶路撒冷，带钱给那里贫穷的教会（第29-30节）。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开头，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故事也与此类似。耶稣极其实际，并劝阻他的门徒问到底是谁的错，或是否可以归咎于某些罪（第3节）。实际上这不是任何人的错。重要的问题是，上帝会让我们怎样来回应。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从邻里、朋友和家人开始，问询我们能否带着食物、工具或医疗用品去帮助谁。也许我们的教会可以参与经营类似食品银行的那种机构。简言之，我们应该问：我们能做什么？

在其精彩之作《主权：基督教革命是如何再造世界的》中，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指出，过去教会所做的以及只有教会才做的许多事情，现在已为更广泛的世俗社会所承担。因此，有许多不会自称为基督徒的医生和护士接过了照顾他人这一强烈使命，甚至可能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但在古代世界，只有基督徒才这样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基督教理想已经扩散到世界中。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但在教会里，从第一天起，我们就一直在做医疗、济贫和教育方面的事情。它们深植于教会的DNA中。因此，基督徒应该恢复这一传统，并坚持它，而不仅仅是当瘟疫横行的时候才做。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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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终结了“心灵伴侣” 的婚姻模式，这是个好消息。

W. Bradford Wilcox，Alysse ElHage

对于新冠瘟疫之后的美国，会有一条难得的正面消息：更多的已婚夫妇将把家庭放在首位。

Illustration by Keith Negley

流行全球的新冠瘟疫及其经济后果，对于美国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数百万计的父母失去了工作；数以万计的人正在死去，其中有许多祖父母辈的人；在全国各地，为人父母的要应对动荡、无法确定的未来，他们及他们子女在以后若干年里的生活都将受其影响。

这一切对于婚姻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亲身遭受到失业打击的夫妇们离婚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尤其是如果丈夫失业了的话。就我们所知，没有全职工作的男性离婚的可能性要高出33%左右，而女性失业并不会增加离婚的风险。另外，由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封城居家的压力，家庭冲突、暴力也可能增加。《经济学人》最近对采自五大城市的数据分析表明，虽然大多数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下降，但家庭暴力的案例却在上升。

正如社会学家马克·雷格纳斯（Mark Regnerus）所指出的，在COVID-19爆发之前，结婚率已经在下降，在2018年创下了历史新低。目前的经济衰退将使结婚率进一步降低，因为当自己的经济前景不明朗时，未婚男女们不大愿意结婚。受这种婚姻衰退影响最大的，将是经济、财力方面最不稳定的那些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劳工阶层。结果就是，在当今的年轻人中，永远不会结婚的比例会非常惊人——按有人的估计，不少于三分之一。

人们不愿结婚，加上经济压力和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到21世纪中叶，数百万美国人将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光棍”，即没有亲属的男人和女人。这些“光棍”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天际酝酿着的风暴，不论那是重现的瘟疫、社会动荡、主权债务清算，还是又一次经济危机，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面对着变迁的狂风，这些男女将缺乏他们在中年，尤其是晚年时，所需要的经济、社会或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男女中的许多人，将缺失婚姻和家庭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方向和幸福。对于那些没有宗教归属、无亲属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切将尤其如此。

对于美国家庭来说，这是坏消息。

然而，在所有这些动荡之中，也许还有一点好消息：“心灵伴侣”的婚姻模式很可能会渐渐消失，“家庭第一”的婚姻模式将会出现。这种将家庭置于首位的婚姻环境将更强健、更稳定，更有可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心灵伴侣这种婚姻模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背后的理念是，婚姻主要应基于两人之间强烈的情感或浪漫联系。只有当这种联系处于快乐、充实状态并使双方充满活力时，婚姻才应该持续。在大量的歌曲、好莱坞电影以及同样多的自助图书中，我们看到这些心灵伴侣的故事。想想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美食、祈祷、恋爱》，或者丹+谢伊（Dan + Shay）和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歌曲《10000小时》吧。这一广受欢迎的神话，导致男人、女人们带着极不切实际的期望结婚，而正是这些期望随后使他们陷入毁灭性的失望，经常导致离婚。

心灵伴侣这一模式也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心理学家Eli Finkel认为，从五十年前开始，夫妻们感到他们可以自由攀登他所谓的“马斯洛山”了，即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界定的需求层次。这背后的想法是，随着市场和国家越来越多地解决诸如食物、居所之类的基本需求，美国人在满足这些需求时将不再那么依赖家庭，已婚夫妇可以自由地专注于那看似更崇高的“实现自我”的需求，如情感联系、个人成就和婚姻幸福。

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个以经济保障欠佳、疾病横行和政府无能为标志，更黑暗、更困难的世界，对大多数男人、女人来说，心灵伴侣这一神话将变得不那么现实、不那么有吸引力。夫妻们会发现，政府和市场是多么的不可靠，而夫妻之间必须互相扶助，以哺育（和教育）他们的孩子、照顾他们的花园或住家、启动家庭企业，或帮助照顾年长的父母。他们将重新发现，婚姻的空间会主要用于抚养孩子，而终身承诺和的社区的支持——包括当地教会的支持——对它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他们将重新学习有关维系婚姻的各种渠道，而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波动的感情。

在COVID-19之后，大多数婚姻不会崩溃，而是会得到加强。最近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点。根据我的研究，大衰退期间的艰辛导致许多美国人加深了他们的婚姻承诺，有很多人取消了他们离婚或分居的打算。事实上，自上次经济衰退以来，随着美国人对婚姻生活越来越投入、谨慎，离婚率已经下降了20%以上。

家庭居首位的婚姻模式有赖于“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的伦理。家庭研究所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那些认为分居是可行的夫妇相比，接受上述伦理的夫妇较少担心离婚。这些相互委身的夫妇也更有可能婚姻幸福。就加州的夫妻而言，在那些只做有条件承诺——“爱情在，婚姻在”——的人当中，77%的人对他们的婚姻感到满意。但在那些认为“不应离婚”的人当中，82%说他们对婚姻满意。毫无疑问，对婚姻采取更委身的态度，让夫妻间有更加相互信任，感情上更有安全感，对未来更有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提高了婚姻幸福的几率。

随着婚姻的加强和生育更有选择性，在完整家庭中养大的孩子的比例将会上升，对于许多美国孩子来说，这增加了家庭稳定优势。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大衰退之后，这样的现象发生了。离婚率下降，加上非婚生婴儿比例下降，导致儿童中由亲生已婚父母抚养的比例上升。在全球瘟疫期间和之后，以家庭为首位的婚姻模式将加速其发展趋势。

此外我们将看到，此次全球瘟疫结束后，与单身或者离婚的美国人相比，能维持住婚姻的美国人将会在感情和财务上处于更佳状态。研究表明，总体说来，已婚成年人往往比单身成年人幸福得多。最近我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佩顿·罗斯（Peyton Roth）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已婚美国人感到孤独的可能性比单身美国人要低30%左右。已婚夫妇也将享有更好的经济保障，比单身夫妇挣得更多、储蓄更多，更容易向亲属求助，获得经济支持。

在家庭居首位的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激励着他们的婚姻。同样的，挂记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避免财务困境、帮助其他家庭成员，并履行他们在一起的誓言，也都起着激励作用。在这种“相守直死”的婚姻模式中，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在更广泛的社区中，教会都特别适合扮演支持性角色，家庭研究所（我是其成员）的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其宗教社区并经常一起祷告的夫妇更有可能享受充满活力的婚姻。正如雷格纳斯所指出的，去教会的基督徒也比其他美国人更有可能把结婚摆在首位。

尽管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况总体上很暗淡，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已婚家庭的在全球瘟疫之后的前景看起来却是光明的。婚姻变得更加强壮、稳固，而且更有能力为儿女提供茁壮成长所需的安全基础。所有这一切，对于敬虔的基督徒来说尤其如此。

W. Bradford Wilcox是弗吉尼亚大学全国婚姻项目的主任，也是家庭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Alysse ElHage是家庭研究所博客的编辑。在这里与我们分享你对这个故事的回应。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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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认识神》的作者巴刻去世，享年93岁

Leland Ryken

这位影响广泛的福音派神学家为教会留下了最后一课：以各种方式荣耀基督。

J. I. Packer

Courtesy of Crossway

詹姆斯·因内尔·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被许多人称为J.I.巴刻，是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之一。他于7月17日星期五去世，享年93岁。

1926年7月2日，巴刻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郊外的一个村庄。

他出身卑微，生于一个他称之为下中产阶级的家庭。家中和教会里的宗教气氛是名义上的英国圣公会传统，而不是以基督为救主的福音派信仰（在他的母会里，没人就这一点教导过巴刻）。改变巴刻人生的童年经历发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当时他受人欺负，被从校园里赶到格洛斯特繁忙的伦敦路上，结果被一辆运面包的货车撞倒，头部受重伤。于是在以后的人生里，他头部的一侧一直有一个明显的凹痕。然而，对于这神意所赐，从儿时开始即伴随他一生的记号，巴刻并无可抱怨，欣然接受。

对于巴刻，比这一事故更重要的是他的皈依基督，这发生在他进入牛津大学开始本科学习后的两周内。 1944年10月22日，在参加由“校园团契”在校分会所组织的福音活动时，他决志信主。虽然巴刻是一个认真攻读古典学学位的学生，但他的牛津生活心之所系却是属灵方面的。是在牛津，巴刻第一次听到鲁易士的讲座。虽然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个人往来，鲁易士对于巴刻的生活与事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1952年，当巴刻藉着对理查德·巴克斯特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离开牛津大学后，他并没有立即开始他的学术生涯，而是在伯明翰郊区当了三年教区牧师。

巴刻有着多变的职业生涯。其前半部分是在英格兰度过的，后来移居加拿大，度过另外一半。在英国时，巴刻曾在布里斯托尔的几家神学院任各种教职。在此期间，他还曾在牛津的拉蒂默中心任主任近十年，这是一家在英国国教会中代表福音派利益的智库。在这个岗位上，巴刻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福音派领袖之一（另外两位是斯托特和钟马田）。 1979年，巴刻转到温哥华的维真神学院就职。这一举动震惊了福音派世界，但在他的余生中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尽管巴刻是一个谦逊的人，拒绝成功学，但在别人看来他的人生确实是像一个成功的故事。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义与神的道》（1958年出版），在第一年就卖出了两万本，此后不断再版。 2005年，《时代》杂志将巴刻提名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根据《今日基督教》就塑造福音派的50本书进行一的项调查，巴刻的《认识神》一书排在第五位。他的名气和影响力不是他本来要追求的。他坚决拒绝培养追随者。相反，他是靠着他的打字机成名的（他一生都用它来撰文、著述）。

因为巴刻担任了这么多角色，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他有多个职业。他以教书为生，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就是位教授。但全世界大都知道巴刻是一位作家和演说家。

巴刻作为演说家的名声可与他作为作家的地位相媲美。在这两个领域，他的慷慨是无人可比的。巴刻从不会有因为观众太少或者场地太小而不尽最大努力的。在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上，他的出版生涯可以当作案例来研究。他的标志性著作《认识神》（已售出150万本）源于一家小型福音杂志编辑约稿的双月文章系列。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义与神的道》则源于与一群学生的对话（出版商约稿一本小册子，但巴刻却写成一本书）。也许历史上没有人比巴刻为别人的书写过更多的背书和序言。

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巴刻都是作为研究清教徒的学者知名，但他也是一个敬业的教会神职人员，说自己的教学主要是为教育未来的牧师，他花了大量时间在教会各委员会中服事。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与《今日基督教》的关系为巴刻提供了一个著文评论的平台，而他也经常就各种文化话题做出评论分析。巴刻还有一个职业是争论者（他向我交心说，这是出于必要，而不是有选择的）。尽管职业面这样宽广，巴刻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神学家，因此我们可以将这视为他的主要职业。

当谈到某位逝者留下的影响时，我们经常会错误地就某种无法预测的推测性身后影响进行考虑。巴刻留下的主要遗产，在于他生前对基督教世界各种事件以及人们生活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遗产，我将强调列出我所认为的，巴刻一生中影响基督教发展方向的最主要几个方面。

巴刻的第一本著作是为圣经的权威辩护。这既是他一生激情所在，也是他对福音派教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巴刻非常坚定地相信，圣经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话语。他提倡被认为不合时尚的圣经无误论的信条。就圣经的可靠性，他出版了多本著作。他担任圣经英语标准版的总编辑，称该项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巴刻使福音派在圣经权威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就我个人而言，在巴刻的遗产中没有哪个比这个对我更重要了。这始于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从家乡的一家基督教书店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平装本《基要主义与深得道》的那一刻。

面对自由化的趋势和攻击，巴刻如何成为保守福音派的发言人，是他一生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当巴刻满意地回顾他十年来在“圣经无误国际理事会”所起的领导作用时，他谈到在圣经无误问题上“守住战线”。这一比喻也适用于巴刻倾尽心力的几项事业。在许多神学问题上，诸如圣经的性质及其解释、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以及教会对同性恋的立场上，巴刻帮助守住保守福音派的立场。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从过去寻找真理。在《认识神》一书中，他引用了耶利米书6:16所勾勒的景象“古道… 是善道”，声称他的书是对遵循旧路的一个呼召。

巴刻一生中另一个统领主题是他对普通人的尊重。这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在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那些与普通人的共同点，巴刻从未丧失过。他作为后世清教徒的身份，也抚育了同样的精神。虽然巴刻可以写出最好的专业文章，但他感受到的呼召是写能让非神职人士看懂的中等专业水平的学术文章。他从不追求名利。为对他表示敬意而出版的作品集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为神的子民研究神学》。当Alister McGrath将巴刻归类为神学理论家而不是神学家时，巴刻感觉“这真是一大发现”，并因此得出结论，他是“一个针对成年人的教理学家”，致力于向普通基督徒系统地传授教义。巴刻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会因从未完成或发表过自己的系统神学著作而痛苦，因为他认为，为非神职人员写非正式的神学著作是他所受的呼召。

巴刻人生遗产的另一部分，是他堪称楷模的基督徒品格，为那些认识他的人效仿，并激励他们。他的敬虔在每时每刻都很明显，对于与他相处过的人，有他在身边真是一种祝福。他的话语是智慧的言语。他很勤奋，但同时对自己的时间并不吝啬。与他所爱的清教徒一样，巴刻认为，基督教信仰既基于清晰的思维，也与心灵紧密相关。巴刻以最优雅的英国方式精确地陈述，但同时也散发出属灵的温暖。对于我们这些有幸见过巴刻的人，立刻会感觉到他是我们在信仰中的属灵亲友、旅途上的伴侣。真实的属灵音符是清晰的。

巴刻的作品表明，什么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以及他认为教会应该最看重什么。因此，巴刻的部分遗产在于帮助基督徒制定正确的议程，去关注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情。巴刻的优先顺序是这样的：圣经、教会、正确的神学、生活的圣洁，以及职业。巴刻就如此广泛的主题写作，不仅是因为他思想活跃和宽广，而且因为他倾心于让基督徒在所有与生活有关的主题上都正确地思考。巴刻对于每个领域的真理都充满了热情。

同时巴刻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终生都是忠实的圣公会教徒，但在福音主义的不从国教派中同样感到轻松自在，同时也许在改革宗圈子里最具影响力。他是典型的英国人，但他成年后一半的时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影响最大。尽管巴刻是同时代最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但他从未在哪所名校里有过显赫教职，也从未长期就职于一个高知名度的牧师职位。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性格平静，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争议的中心，经常受到诋毁。

如果我们问，一个专心于自己事情的安静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著名和有影响力？答案是，巴刻发表的著作是他思想的传播工具。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对文字写作、出版的威力的一个见证。由于他的作品，巴刻也成为广为人知的讲员。在写作和演讲两个方面，他的内容总是深思熟虑、充满逻辑、清晰和充实。就他所要呈现的大量材料，他经常会发现时间不够。

巴刻将自己取得的名声和成功归于神的恩赐，很明显情况就是如此。他原本没想出名。他只是完成了放在面前的任务，结果会怎样则交托给神。在客厅里和青少年交谈，与在拥挤的礼堂里发表演讲，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任务。归根结底，巴刻服事的是神的国和它的王。

在晚年，当被问及他留给教会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巴刻回答道：“我想我可以把它归结为这几个字：以各种方式荣耀基督。” 因为巴刻一生的事迹，以及他现在对世界的影响，这句话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Leland Ryken是惠顿学院的退休英语教授，他在那里任教半个世纪。他著有巴刻传记，题目是《巴刻宣讲福音的一生》。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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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的道路上跌倒

约翰·吉尔

我们所蒙不妥协的忠心的呼召，在其中可有奇异恩典的空间？

Wang Ming-Dao

Portrait by Joel Kimmel

有人问我今日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我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 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像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谁能这样作，谁便能蒙神赐福，被神重用。他们要遭遇使徒所遭遇的，他们也要成就使徒所成就的，神的荣耀和大能要借着他们彰显出来，如同当日借着使徒彰显出来一样。——王明道，摘自王明道《顺从人呢？顺从神呢？》

逼迫的效果往往与迫害者所计划的相反。教父特土良写道，忠心的基督徒的殉难实际上刺激了早期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是常常被你们碾轧，我们的数目就增长得越多；基督徒的血是种子” （《护教辞》）。当牧者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殉道者的故事在他们事奉的最黑暗的时刻可能是很大的鼓励。

但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些殉道的叙述会让读者觉得，那些忠心地为基督受苦的人很少经历恐惧或诱惑的挣扎。例如，按照爱任纽的讲述，当卫兵准备把坡旅甲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说，“让我就这样，不必钉我；那位赐我力量忍受烈火的，也必赐我力量，让我不用钉子固定，也能在木桩上纹丝不动。” 虽然像坡旅甲这样的故事可能带给人鼓励，但他们也可能给牧者带来强烈的罪疚感——当诸如充满张力的预算会议这样简单的小事都会让牧者质疑他们的呼召时。

当我们倾向于相信真正的忠诚需要绝对完美的决心时，记得中国牧者王明道的一生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虽然他的信仰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他也经历过导致妥协的惧怕。王明道的生平和教导提醒我，基督“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的宣称是针对所有的人，包括牧者和平信徒的。

忠心、妥协和恢复

王明道是在北京的一间基督教教堂和学校长大的，但他直到14岁才成为一名基督徒。在一次重病中，他向上帝许诺，如果他幸存下来，他将放弃他预定的政治职业道路，进入全职事奉。

王明道把自己的名字从”永盛”改为“明道”，20岁前开始在长老会学院教书。 1923年，他在家中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1937年成为北京基督徒会堂。

在日本占领北京（1937年开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他对基督的忠心受到政治势力的挑战。在这两个时期，政府都试图利用当地的教会来促进政治目标的达成；在这两个政府之下，王明道都见证了基督徒屈服于政治压力的现实。

在日本人占领期间，王明道拒绝让他的基督教刊物《灵食季刊》被日本政府用作宣传工具。王明道还拒绝将他的教会与1942年成立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担心日本政府利用该委员会影响中国教会。他收到来自日本当局的许多威胁，以至于他购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中。

伴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产生了三自爱国运动。这是一个国家批准的、跨宗派的新教组织，它试图将中国基督徒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绑在一起。当政府要求教会领袖加入三自运动的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王明道拒绝投降。他的理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教义性的。许多加入三自运动的人否认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圣经的默示、童女怀孕、赎罪和基督的身体复活。王明道不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怎么能违背良心与他们交往，好像他们真是基督徒一样？

三自运动的领导人被激怒了，命令王明道加入他们的要求变成了威胁和迫害。王明道的反对者为了孤立他逮捕了最亲近他的人。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引用马太福音26:45（“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讲了一篇题为《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的道。他在讲道中说，为了向神尽忠，我们甘愿做出牺牲。不管别人如何歪曲事实、毁谤我们，我们都因为信仰而坚定不移。同一天，他与妻子和18名教会同工一起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被用绳子绑住，押到监狱，在那里的几个月里狱友（在当局的引导下）跟王明道分享了如果他拒绝合作将遭受的酷刑的恐怖故事。

这个策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多年的压力和迫害终于把王明道压垮，他承认了虚假的指控。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第二天，他在一个三自运动的集会上宣读了承认他的“罪行”的悔过书。王明道的跌倒既非微不足道，也不是私人性的。

但王明道从监狱获释并没有终结他受到的折磨；它只是把折磨从外部转移到内心。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为了人身自由而牺牲了什么。据大卫·艾克曼说，许多人讲述他们看到王明道在北京街头游荡，重复说着“我是彼得，我是彼得”。

获释后，王明道本应加入三自教会，宣讲政府批准的信息，但他无法让自己这样做。最后，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收回了他签名的悔过书。王明道再次被监禁，在那个监狱里他被关押了22年。由于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他于1979年获释。他失去了所有的牙齿和大部分的听力和视力，但他的信心仍然完好无损。他和妻子在他们住的公寓里教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直到1991年王明道去世。

”我是彼得”

1983年，在出狱仅四年后，王明道写道，

有人问我今日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我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 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像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在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妥协之后，王明道呼吁其他人不屈不挠地向神尽忠。在他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在受苦中坚忍呢？从他重复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我是彼得，我是彼得。”

王明道呼召基督的追随者“跟着使徒的脚踪”向神尽忠。他多年的忠心忍耐类似于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勇敢地传扬基督的信息，而他避免迫害的妥协则跟门徒在基督上十字架受难前抛弃主类似。任何在使徒的道路上行走的呼召都必须为人的软弱这一现实提供空间。寻求宽恕和经历救赎是在信仰上不妥协的呼召的一部分。

甚至在他被监禁之前，王明道就对可能屈服于诱惑的信徒表现出了同情的敏感。他在讲道中说：

教会中有许多像彼得一样的圣徒。他们因为一时的软弱，跌倒失败，得罪了主。 …这时他们最需要明白主的赦免与饶恕，最需要知道主的慈爱与怜悯。

王明道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话最终会适用于他自己，但他寻求饶恕和最终回到监狱的榜样揭示了他早期教导的全部含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王明道来说，他的妥协可能让他在社会上获得显赫的地位，而他后来的悔改使他回到了监狱。相比之下，当我们看到今天一些基督教传道人陷入一些严重的、公开的罪时，我们常常会目睹这些传道人在离开事工仅仅很短一段时间后就试图重获他们的公共事奉平台。

王明道的例子向我们表明，终身事奉的呼召跟终身拥有事奉平台的呼召不一样。他被神的赦免所恢复的，不是自由或名望，而是22年的囚禁和折磨。虽然被囚禁——也许正因为被囚禁——他仍然能彰显"神的荣耀和大能”。

使徒彼得的生命就是忠心的恢复的样板。虽然他在十字架前三次否认基督，但他的主后来恢复了他的事工。基督三次问他，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心里伤痛，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 21：17~19）

彼得后来在早期的教会里做了大事，但他是在经常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事奉，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忠心的事工最后导致他殉道。基督教领袖真正的恢复不是通过是否重新得回名人的地位或牧职来衡量，而是通过恢复以悔改和信心为标志的生活来衡量。

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的事奉

牧养教会引导我面对自己的有限，这是我的其它工作不可能达到的。我个人的罪、我的缺点和无能都会因为牧养的工作浮出水面。如果说我曾经感到需要个人的谦卑和神的恩典，那就是在牧养事奉中。

没有基督徒，甚至没有牧师，对罪完全陌生。经常性地认识罪、认罪、离罪悔改，是忠心牧养工作的必要环节。尽管牧师的公开失败可能令人沮丧，但耶稣基督对牧师的牧养不亚于对平信徒的牧养。他是大牧者，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他的羊群的一部分。我发现经常提醒自己，虽然神呼召我做牧人，但我也永远不会停止做羊，是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在试探和苦难中驾驭牧养事奉，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觉得王明道的故事特别清楚地传达了在困难面前对基督彻底忠心的必要性和我们作为人的脆弱的现实。作为一个被呼召在信仰上不妥协的牧师，我永远不会忘记对主恩典的需要。

约翰·吉尔是加州浸信会大学基督教研究副教授及加州里弗赛德救赎者浸信会的门训牧师。

基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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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为信念发声的时候，我们应当彰显神的荣美

Tabitha McDuffee

在努力行义事的时候，反倒容易忘记行事的正确方式。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Mike Von / Unsplash

[Read in English]

在某位国会众议员的办公室外面，举着自制抗议标语的基督徒和身着长袍、戴着罗马领的神职人员在游行，就美墨边境上寻求庇护的家庭被拆散一事提出质问。他们一起高呼，“留下孩子，递解种族主义者！” 还有， “把他们关起来！”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为美国边境巡逻机构工作的人。在抗议拆散亲子的非人道丑行的同时，作为报复，他们将另一方进行同样的非人化处理，要求取消他们的权利、限制他们的自由。

在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基督教非营利机构的办公室里，当地教会的志愿者帮助年轻移民填写DACA申请。这些年轻男女在还只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和家人一起来到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属于无证移民，无论是在美国生活、工作或上大学，都要时刻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一起吃着甜甜圈、喝着咖啡，志愿者们与急切的移民们一边聊天，一边浏览、准备那些复杂的文件、表格，以便他们能够合法地留在自己的社区。

两个场景中的基督徒虽然可能就移民问题持相似的理念，但他们选择以截然不同的践行方式。是什么让我们立即认识到他们彼此不同呢？我要说，第二个例子中的基督徒，在践行自己关于移民问题的信念时彰显了神的荣美。我相信，一方面神期望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公义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信仰的形式是优美的。今天，我们以移民问题为例，来说明一下该如何批判性地评估自己的信念，并自问这些是否会在世人中展示神的美好。不过，我提出的框架可以适用于基督徒所持有的任何信念，甚至包括一些我们可能不同意的信念。

主的荣美

在我们发问自己的信仰是否反映了神的荣美之前，必须了解神的荣美是什么，以及作为基督徒，为什么在自己的信念中彰显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的目标。神学教授、《主之美：从美学看神学》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金（Jonathan King）解释说：“荣美是神所固有的，彰显在祂所做的一切中。” 《诗篇》的作者们作歌称颂神之荣美。大卫在《诗篇》27:4中的唯一要求是，“瞻仰祂的荣美”。以赛亚说，对义人的回报将是看到神的荣美（赛33:17）。牧师、作家约翰·派博（John Piper）将神的荣美理解为，“特别的均衡性，并且神的所有属性都是相互作用、彼此和谐”。换句话说，这一荣美包含了神的各种属性协同效力的完美方式，即使它们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公义与怜悯、善良与真实、圣洁与同情，这些神的的属性所表现出的对称、完美，正是祂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从圣经、历史的角度看，神的美好也与神的荣耀紧密相关。《圣经》中有数百处的地方，作者们使用“荣耀”一词来提及神的无上价值和美好，表明神是怎样区别于宇宙中其他所有一切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目的就是让整个世界知道祂独特的荣耀和美好。《诗篇》96:3 指示追随神的人，“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约翰则提出基督教的基础理念，即耶稣是神“道成肉身”，向我们揭示祂的荣耀（约1:14）。金将神的美好称为“祂的荣耀的外在表现”，“以祂的创造、救赎和成就大工的荣耀所具有的美学特质来表述，使人感知”。神在世界上的救赎行动不仅有效，也是优美的。

美国18世纪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神的荣美有大量著述。他认为，当基督徒得救时，神让我们睁开眼睛，以前所不能的方式看到祂的美好，让我们的心中，“对神本性的完美极致会感受到诱人的魅力和甜美的滋味”。基于这种理解，金提出，在世界上彰显神的荣美，是基督徒效法、追随耶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当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思考时，神的荣美可以定义为其属性之间的独特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神成就了祂在世上的大工，并展示祂的荣耀。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及其激发的行动要反映神的荣美，这有什么要紧的吗？

实践中的美好信仰

以神对于美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信仰和理念，可以确保我们的行为彰显神的真实品格，而不仅仅是其某一方面。基督徒高呼：“留下孩子，递解种族主义者！”这样做虽然可能是为了传达神对于拆散移民家庭的做法的悲痛和愤怒，但是却无法彰显祂对所有人的爱。即使他们成功地揭露了将移民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这一做法的恐怖，这样做的方式也使世人无法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同情这些属性。

相比之下，那些通过法律援助为年轻移民服务的教会会员，更能彰显神品格的对称和完美，因为他们既表现出神对移民的爱，同时也体现了对政府法律的尊重。在基督之美的光辉下践行他们对移民问题的信念，当这成为他们行动的目标时，圣灵就赋予他们能力，从神的永恒圣洁与无尽恩典之间的张力所在之处，表达他们的爱。

需要澄清的重要一点是，就那一移民问题的抗议而言，它的缺点不在于没有个人色彩，尽管第二个例子的特点是具体到个人、给予特殊关注。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是不具个人色彩的。大自然不能以可听见的方式单独地和我们说话，然而我们承认，它宣示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祂的美好。

在我们举的两个例子之间选择哪个也与务实无关。尽管第二个例子似乎比第一个能成就更多的好事，在践行我们的信念时寻求反映出神的荣美主要不是关于实用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那荣耀、美好的形象受造，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被那些在世界上反映他们造物主荣美的人所吸引，但我们不应该仅为了务实而追求美丽的信仰。使美丽的信仰如此有价值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反映了神的完美品格，并为一切不美好的事物所映衬，而不在于它们是否总能有效地吸引别人来追随祂。寻求在我们的信念中展现神的荣美是对神的忠实，即使它并不总是最有果效的。

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神荣美的光辉中活出自己信念的一个完美模式。就在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再次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他即将死去。他解释说，一颗麦粒必须埋入地下、死亡，然后它才能繁殖。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自然的、紧急的恳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12:28）在评论耶稣的祷告时，牧师、作家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承认，“荣耀根植于死亡和埋葬”。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信念显示神的荣美、荣耀祂，死亡是必需的。就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践行自己的信念，对于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假设，我们必须死去。对于那种惧怕被其他基督徒论断为“过于软弱”的意识，我们必须死去。对于那种需要让自己显得正确、并表明其他人如何错误的做法，我们必须死去。对于那种渴望让别人意识到我们持什么信仰的心理（无论是想被承认为是与世界分离、“激进的”，还是与现代道德标准接轨），我们必须死去。为了使我们的信念能够展示神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和荣耀，我们必须效法耶稣，无论是在生在死，他都是美好信仰的完美典范。

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们前面例举的那些当地教会的志愿者，花费大量时间，忠实地帮助年轻的无证移民，准备必需的复杂法律文件，以保证获得他们合法工作许可和驾驶执照，追寻他们的美国梦。在另一个中等规模的美国小镇，一位当地牧师确信，需要教导会众们圣经上对移民是怎么说的，并引导他们怎样好好地爱他们。当他们的州长宣布拒绝在他们州安置叙利亚难民时，几十个教会的会众参加了抗议，他们的标语上用手写着圣经中关于爱和欢迎移民的经文。教会的会员们还给州长办公室打电话，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使他们必须欢迎陌生人。他们的牧师与一群其他宗教的领袖一起去与州长会面。拒绝那种将反对欢迎难民的人非人化的诱惑，他们制定了一套抗议、倡导的具体做法，以彰显神的美好。

因为神哀恸于移民们在这个国家被边缘化、那些迎合恐惧而非鼓励信仰的不公正法律和政策，来自两个社区的基督徒在神里面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倡议、服务可以帮助弱势移民在他们的社区找到归属、安全感，来自两个城镇的基督徒都欢欣鼓舞。有时他们的行动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祈祷的结果，但是因为在践行自己的信念时，他们致力于忠实地反映神的美好，他们知道，无论具体结果如何，他们的行动将作为敬拜方式继续下去。

上帝关心我们信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在世界上活出自己的信仰。我相信，祂希望我们的信念受创造力塑造，我们那深沉的信念显示出令人惊叹的美丽。要思考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中如何彰显神的荣美，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审视我们的信念，特别是那些涉及争议性议题的信念，并问自己，我们谈论它们、采取行动的方式，是否主要是在强调神品格的某个方面。我们对神的真实的热情，是否使我们对祂的善良视而不见？我们对神的正义的热心，是否使我们看不到祂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对神的同情的关注，是否使我们淡化了祂的圣洁？一旦发现了任何缺陷，我们就可以努力在自己的言语、行动中，将所缺失的反映神性格的那些特征重新引入，培育那美好的信仰。

我们都有不同的信念，所以我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相信什么。我的祷告很简单，就是无论我们的道德、政治或神学观点如何，我们都会全心地借助于基督，在践行信仰的方式中彰显出神的荣美。你有没有哪个信念需要放到神美好品格的窑炉里烧培？我不能保证没有痛苦，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将是值得的。变得更像耶稣总是值得的。

Tabitha McDuffee 是一位作家、学生，住在南加州。她的博客是TabithaMcDuffee.com，并在伦敦大学完成有关保护难民和被迫移民研究的硕士学位。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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