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导致的教会关闭不是宗教迫害

对教会聚会的限制令人不安,有时甚至不合法。 但美国的基督徒们请不要把这些事和“迫害”连在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3, 2020
David McNew / Getty Images

在新冠流行导致实体教会的暂时关闭期间,我不断听到有人把这种“关闭”和“迫害”一词联系在一起。在此,我想很诚挚地对美国基督徒同胞们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我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都是在致力于推动全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 我听到过他们无数多的故事,看见他们的泪水和伤痛,我也有朋友被迫害致死。 从他们的遭遇中,我了解到宗教迫害是多么强烈、多么暴力!

因此,我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轻易用“迫害”这个词,不要让这个词失去它应有力度和真实性。

美国是宗教信仰最开放、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从最早一批寻求信仰自由的定居者,到我们赖以建国的基本理念,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起点,以及其后衍生的各项法律条文,还有多年来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胜诉,使得美国人,不管信仰什么(或者没信仰),都习惯了享受不断扩大的宗教自由。 这已经成为美国优越论(或称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译者注)的一个部分。

正是这种优越性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全球推动和保护宗教自由。 我在美国外交部为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工作过,我们一直在开展这项国际工作。我们推广宗教自由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理念,同时也直接对抗宗教迫害者。 在这方面,美国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倡导者——没有之一。 因信仰受迫害的人都祈盼我们的干预,并希望逃到我们这里避难。

随着疫情的发生,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健康为由要求关闭教堂的主日崇拜和聚会(这也包括犹太教堂、清真寺和寺庙)。这使我们深感不安。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但是我知道许多教会已经找到各种创新的方式,在网上或户外继续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 我自己的教会也不例外。 这总比没有聚会要好得多。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网聚使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可以彼此帮助,共同受益。

临时关闭教会可能对美国人来说已经很受不了,但在世界其它地方,政府动不动就会把敬拜场所彻底关闭。 而且很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司空见惯。 全世界的宗教迫害程度现在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在从事宗教活动上都面临严重限制。 这包括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其他信仰的人,甚至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每天都有可能因他们所信的而被逼迫。

在我的外交工作中,我见过教堂被封,敬拜被判违法。 我的书架上专门收集了一些实物的碎片,都是被各种专制政府强拆的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碎片。 基于这些经历,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应该明智地回避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情形随意贴上“受逼迫”的标签。原因有三。

首先,动机不同。 据我观察,在这样一个对疫情控制谁都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大多数州政府和地方官员都在诚心诚意地寻找损失最小的选择。 当然,有一些人怀有反宗教或反基督教的企图。 我也见过那些令人沮丧的决定,它们看起来前后矛盾,过于武断。 但如果他们的决定是违宪的,我们的司法系统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 要记得我们的政府官员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疫情,他们做决策时常常缺乏足够的信息,而且在不断地受到各种舆论的挑剔和指责。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仍在尽其所能地减低公共防疫对公民权利的限制。

第二是持续时间不同。 教堂因防止病毒传播而被关闭都是暂时的,只延续到疫情改善为止。 当地方官员做出这些决定时,他们并没有禁止我们的信仰,也没有把我们所信的定为非法。 事实上,我甚至见过政府官员亲自来鼓励信徒参加崇拜,只不过是在网上而已。 在许多行政区里,我们仍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或以较小的规模进行聚会,这些都不受到限制。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不同,真正的宗教迫害是凶残和暴力的。 早期教会信徒所受的逼迫,在希伯来书11章35-37节就有生动的描述。信徒们在几个世纪里都面临着这样的迫害。 在今日,我也可以举出不少实例。

这些例子是提醒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地不要把我们目前的情况贴上‘受逼迫’的标签。 虽然‘行政限制’和‘直接迫害’好像有些关联, 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有问题,美国的信徒们可以向法院 提出诉求,也可以利用不少经验丰富,同时又是无偿服务的机构为我们据理力争。 或者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民选代表直接去修改法律。 要知道这些强有力的保护宗教权利的工具在不少国家是根本没有的。

今天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不是迫害。 它只是把我们按部就班的日子打断了。 它使我们感到难受。 它使我们觉得不方便。 个别情况下我们可能遇到些不合法的事。 但这绝不是迫害。

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这里享有宗教自由,是多么大的福气。 的确我们不完美——排犹主义、反穆斯林情绪、种族主义等等各样弊端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去改善。 但是请记住,在当下的美国,宗教自由被限制的坏日子,也比其他地方的好日子要好得多。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新冠肆虐中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绝不该去碰“迫害”这个词。

诺克斯·泰晤士(Knox Thames)是美国国务院前宗教少数群体特别顾问,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任职。 说出来》是《今日基督教》的客座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一定代表杂志的观点。

翻译:以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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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爱上帝的律法吗?

《旧约》与《新约》中的伦理教导并不矛盾。 它澄清了它们。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3,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約”(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 六集系列中的第四篇。

督徒常有一个疑惑。 我们知道我们应以《圣经》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但有时《圣经》却对我们认为很明了的伦理问题含糊其辞。

比如说,《新约》并没有对奴隶制提出任何疑问。 保罗指示奴隶“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弗6:5)。 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这样的文字一直被用来为那些相信《圣经》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基督徒那些可怕的、非人性化行为辩护。

但《旧约》几乎从未对奴隶制度保持沉默。 它说,卖身的奴仆服侍你六年后就应得到释放。 为什么《新约》没有提到这个条例? 首先,很现实的一层考虑是,相较于以色列国,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人心变得更加坚硬了。 相比之下,《旧约》对奴仆制度的限制严格到几乎排除了对以色列同胞的实际奴役(最近一些译本在《旧约》中使用“奴隶”一词是有误导性的)。 《旧约》认为,工作通常是一种在群体关系中开展的行为。它对劳役有明确的限制。 以色列人从来都不会彼此“拥有”。他们所有的服侍都是暂时的,也都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而且有严格的规定确保外邦奴仆(被拥有的人)受到尊重和同情。

尽管我猜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旧约》是上帝的默示之言,但我们的表现常并非如此。 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发现《旧约》中某些内容似乎让我们感到厌恶,甚至骇人听闻。 但更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不曾寻求它的指引。 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益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的功用之一是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这段经文所指的《圣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保罗给提摩太写信时,《新约》还正被写成。 既然我们相信《旧约》是神所默示的,并且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多向它寻求伦理上的教导——圣经于我们有益这一应许的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如果我们照做又会怎样呢?

《旧约》不言自明

保罗告诉罗马教会,当我们随从圣灵,妥拉(Torah,这个希伯来词在现代圣经中被译为“律法”)对义的要求就在我们身上成就了(罗8:4)。 让我们把这句话和前面《提摩太后书》中的话放在一起思想:如果我们要随从圣灵而行,我们就需要知道《旧约》是怎么说的。 我们需要了解并熟悉《旧约》经文,包括我们很多人在读《旧约》时会避开的条例。 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了解神对人类行为的理想和期望,而这恰是重要的基础,为那些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最为全备、合乎圣经的答案。

当我们真的思考《旧约》和伦理时,我们通常会以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展开。 一个方式是在《旧约》中对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寻找见解或依据——例如关于正义、或关于创造、同性婚姻、照顾移民等问题。 另一种是不解于《旧约》似乎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比如一夫多妻制或对迦南人的种族灭绝等。 对于第一种方式,我们已经定意要让《旧约》为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事情说点什么。 (“看到了吗?《旧约》还是有用的!”) 第二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当《旧约》与我们的理解不一致时,我们就把它放到一旁。 (“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

但是,如果我们查考《旧约》本身看待伦理问题的方式,看它如何提出我们必须回应的关切,情况会怎样呢? 如果不让《旧约》来适应我们的需要,而是让它来塑造我们的理解,情况又会如何呢? 这样做很有挑战性。但对于活出信实的基督徒伦理来说,这是宝贵的,也是必要的。

成全律法

将《旧约》作为一个整体辨析其意义是一件难事。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不是一次性写成的。 《旧约》书卷由许多作者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写成。 它的文化背景也不同于我们的西方生活。因此,它会显得离我们很遥远。 而且它也好像可以接受一些我们以为上帝不会接受的东西。 经文内容所关注的事件又与我们当下的景况很不同。神需要圣经经文在不同的情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说话。

在指导我们孰是孰非方面,《旧约》并不系统。它不是按主题组织的。 《旧约》充满挑战且烟波浩渺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丰富多彩。 这些各不相同的书卷在恰当之时被集结成一本书。 它们要如何为我们所用呢? 耶稣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最早的教训之一,就是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太5:17)。 “成全”听起来像技术术语,但马太用的其实是个普通的词,意思是“填补”。 耶稣来,是要把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填满、并显明出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耶稣接着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 只是我告诉你们”时,他举了很多例子解释这种“显明”。 例如,人或许会谨守不可谋杀的诫命却忽略《旧约》中关于愤怒的警告。 耶稣所说的并非新的要求,好像《旧约》并未意识到愤怒是应当避免的一样。 《箴言》书已将这一点说明。 相反,耶稣通过点明《旧约》所明说或暗示的内容——后者恰是人们倾向于回避的——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要求。 他把经文的全部含义揭示了出来。

在另一个例子中,律法书中说:“要爱你的邻舍”(利19:18,和合本作“要爱人”——译者注)。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利未记》所说的邻舍与你相处并不融洽,你甚或视他为敌。 也许耶稣知晓一些人,他们以为只要爱自己的好邻居,就可以恨他们的敌人。 但《旧约》从未说过可以恨人,其他犹太著作也没有。 《利未记》本身暗示人必须爱自己的仇敌,但人可能会错过这一层暗示。 所以,在这样“显明”律法的过程中,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以此彰显了律法的真意:你的邻居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人,但你仍然要爱他们。

公正(justice)与公义(righteousness)?

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说,基督教伦理现已成为原则主导,充斥着诸如“我与耶稣一同站在爱、公正和解放一边”这样的情怀表述。 我们自以为“爱、公正、解放”的意义是显然的。 要落实这些原则,我们必须冒风险去接受并鼓励其他或进步或保守的人委身于这些原则。 其中的危险则是,我们的思维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文化、社会背景所塑造。 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定是大体正确的——毕竟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委身于《圣经》,不是吗? 但或许我们所需要的恰是与我们的认知对峙,或至少是对它做一些调整。

以我们对“公正”的思考方式为例。 我们很容易认为,每一个人在一般意义上都会认同何谓“公正”。 然而,不同文化对“公正”的定义各不相同。 《旧约》有一个表述被翻译成“公正与公义”(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对它正确的理解应是《旧约》所表述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但这里所指的社会正义又不同于我们现在对这一表述的普遍理解。 单独地看,这两个希伯来词,哪一个都不能按照在英语中我们所用的这两个词的本义,翻译成“公正”或“公义”。 被译成“公正”的这个词(mishpat)包含着诸如合理行使权威和权力的意思。 而被译作“公义”的词(sedaqah)则意指信实,如在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中做正确的事,而对应的英文单词“righteousness”(义或公义——译者注)却意味着过一种高尚的个人生活。

对我们来说,关注“公正”可能主要意味着倡导何为正确。 在《旧约》中,“公正和公义”至少意味着你所做的与你所倡导的一样重要。 这一要求非常实际,要求实践;关乎每个人,并要付出代价。 它意味着个人要代表他周围的邻舍,做力所能及的事。 对一家之主来说,它意味着要确保家庭的资源要与家庭以外有需要的人共享,并且不能因为向外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就因此剥削他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要求就不再只局限于谈论一座城市应如何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它更是指当我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就在我家附近时,我可以做点什么为他们提供住处和所需的援助。 这不只是关于游说政府或企业去做一些保护的工作。 这更是关于我个人——如何少坐一些长途、大量污染环境的航班横跨大西洋。

最重要的事

虽然泛读《旧约》对了解基督教伦理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必须将它归纳为一点,那么律法书中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 耶稣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为我们理解圣经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马太福音22:36-40)。 犹太神学家喜欢争论哪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尽管答案几乎确定无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申6:5)。 与其他一些犹太教师相似,耶稣还用律法书中的另一个命令来强调这一条诫命,即要爱自己的邻居。他教导说,爱人如己应与爱上帝并列。

随后,耶稣又补充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那就是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但它也是理解《旧约》伦理的核心。 当你好奇律法中某个个别规则的意义、或不解上帝为何竟会要求某条特别的命令时,总是值得发问:“这条命令怎样叫人活出对神、对邻舍的爱?”

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例子:按照《旧约》的教导,人若埋葬去世的家人就会变得不洁;男人射精后也会变得不洁。 这些关于洁净的条例是如何表达对神的爱的? 我们很容易认为它们和罪有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关于洁净的条例本身并不关乎罪——直到你忽略了它们。 参加葬礼,或与合适的人发生性关系,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错的是忘记了造物主和祂的造物是截然不同的。

关于洁净的条例的一个重点,就是人与神之间的这种重要区别。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圣洁”的部分意思。 这些条例承认,上帝在祂的本体中与死亡和性无关。 我们很多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都避讳思考死亡,却痴迷于性。 《利未记》中的条例提醒我们,死亡是人类经历中的一个惯常部分,但也是非自然的,是由人类堕落而来的。 同样,这些也提醒我们,性是人所有的,固然好,却不在神性的范畴。 这一切都进一步说明,伦理在《旧约》中并非一个独特的范畴。 我们是谁,神是谁,与我们应该做什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求神祝福我们坚硬的心

《旧约》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据此陈说。 我们在耶稣与一些法利赛人关于离婚的讨论中清楚看到了这一点(马可福音10:1-12)。 当被问及对此问题的看法时,耶稣反问他们:“律法怎么说呢?”他们表示律法允许离婚。 但耶稣指出,律法允许离婚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刚硬。 如果回顾创世之初,神造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时,你无法想象离婚会是这场景中的一部分。 但在《申命记》颁布这些条例时,神承认有些男人会把妻子赶出去,所以祂提供了一个规则来规范这种骇人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妻子提供一些保护。 就像奴隶制问题一样,在这里,律法既阐明了上帝创造之初的理想和愿景,也为我们没有能力达到这个理想和愿景的事实留出了余地。 这种模式丝毫没有削弱神的公义,反而更加突出了祂对我们的怜悯。

那么,我们今天应如何应用《旧约》及其所描述的道德准则呢? 基督徒要怎样才能遵守被使徒和早期基督徒珍视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益都是有益的”经文呢? 在我们在努力学习《旧约》、寻求按着神的启示生活的时候,可以提三个问题:《旧约》中教导的涵义需如何“显明”出来? 《旧约》中的教导是如何表达对神和对邻舍的爱? 最后,《旧约》所阐释的创世理想究竟有多完备,却又在多大程度上体恤了我们的顽梗心肠?

可以肯定的是,追求创世之初的理想、而不仅仅满足于妥协,这是很大的挑战。 但《旧约》的伦理是耶稣教导的基本内容,他给了我们实践这些教导所需的工具。 如果《旧约》对耶稣来说有如此的核心要义,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从“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把《旧约》伦理应用到生活中去”变成了“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耶稣已经让我们有了做到的可能,藉着祂的死和复活,在我们还根本做不到时祂就已经覆庇了我们。

约翰·戈尔丁格(John Goldingay)是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旧约》教授。 本文改编自他的《旧约伦理学:导览》一书(校园团契出版社学术书库)。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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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分裂

2020年的选举,让在投票意向上最犹疑不定的美国亚裔群体内部出现了代沟。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5, 2020
Jantanee / Lightstock

蒂娜·邓-汉森牧师(Tina Teng-Henson)是在旧金山湾区一个以美国亚裔为主的小型教会的牧者之一。她最近讲道时,以路加福音第8章,讲有关耶稣对家庭的教导。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21节)。

她为何选择这段圣经? 她告诉我:“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 压力很大,很紧张。”

当然,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性的瘟疫之中,但压力明显有一部分是与总统选举有关,它使美国亚裔沿着世代和文化而分裂。

白人福音派、黑人新教基督徒今年各自的投票情况比较一致:78%的白人福音派支持总统特朗普,88%的黑人新教基督徒支持前副总统拜登。可是美国亚裔选民,在教会内外,都呈现一个复杂得多的情况。

在邓-汉森自己的虔诚基督徒家庭中,有拜登的支持者,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她在台湾出生的父母相信特朗普会更好地支持对抗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另一位家庭成员是QAnon和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邓-汉森本人从小是共和党,但成年后在政治上向左转。 她告诉我:“在过去的20年里,我已经确信,重要的民主价值观是允许个人决策,和支持给予人民最大的政治自由和有机会体验政府的慷慨。 这使我支持民主党。”

尽管美国亚裔是美国选民中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之一,但他们往往被政党、专家和研究人员所忽略。 符合条件的美国亚裔选民人数,从2000年至2020年增长了139%,主要是因为归化入籍。 今年,4.7%的美国选民将是亚裔,为历史新高。

然而,美国亚裔不能被视为一个整体。 按其源自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不同祖籍国,他们可以归为20个以上的族裔群体。 他们的信仰、文化和背景都大不相同,如何投票也不例外。 例如,大多数美国印度裔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美国越南裔则较一贯地投票给共和党。

美国亚裔人口中最大的单一族裔是美国华人,2015年他们的人数为490万,占美国亚裔人口的24%。 其中有100多万人自认是新教基督徒,另有40万人自认是天主教徒。 今年,他们也是总统选举的亚裔选民群体中未决定比例最高的:相当惊人的23%,而一般选民的未决定比例为5%至11%

造成这样的统计数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最近的华裔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不像前几代人是从更倾向于民主的香港和台湾迁来的。

基督教作家柳安·哈斯卡解释说:“我认识的人中,很多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像我的父母,并不特别觉得有政治参与感。”她三岁时从中国南方移民到美国。 “这与我们的背景有关——他们来自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发言权的国家。 他们带着这种缺乏参与感的心态来到了这个国家。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和过好的生活。”

曾长期在旧金山唐人街三藩市播道会担任牧师的电台主持人苏颖睿认为,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也让一些华人入籍公民不参加投票。 他说,一些第一代移民“对政治非常冷漠, 他们不会说英语, 根本不了解美国主流社会。”

从历史看到,美国亚裔——尤其是美国华人——的参选率低于除了拉美裔以外的其他族裔的人。 但大家似乎一致认为,这次总统选举不是普通的选举,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 在本文采访的十几位基督徒中,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每一位都已经投票或计划提前投票。

这次总统大选中的许多争议问题,对美国华人来说,都很有关键性。 与中国进行中的贸易战冷战升级,与COVID-19一起增长的反亚裔情绪,特朗普政府强烈的反移民立场,以及围绕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都使国家政治变得更加与个人相关。

美国华人基督徒如何解读这些问题,他们优先考虑哪些问题,以及他们觉得倾向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似乎受到一系列广泛的身份标志所影响:包括家庭历史、年龄、原籍国、教派、地域、教育、文化认同和经济地位等等。

在我采访的美国华人中,有几位觉得,像关于乔治弗洛·伊德的抗议活动,就是福音的呼声所驱动的正义和平等的具体例子,尤其对那些学习社会科学或参加多族裔教会的信徒。 其他的人,多是比较年长的第一代移民。其中一位用“无法无天”来形容抗议引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威胁到对圣经中关于和平和尊重政府当局的教导。

同样,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也没有一个单一的立场。 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移民,以及逃离中国迫害的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反共和支持特朗普的倾向。 其他来自中国的移民,无论是出于对原籍国的情感,或是个人或职业上的关系,都认为拜登是恢复美中关系的更好人选。 苏解释说:“如果你是亲中国政权的人,那么你可能会投票反对特朗普。 如果你反对中共,那么你就会投特朗普的票。”。

但这种二分法并不是对所有美国华人基督徒都适用。 西雅图的圣经学者、香港本地人曾思瀚(Sam Tsang))称这是一个“神话”。 他更关心的是这里的威权主义,而不是国外的。 他在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这样写:“特朗普似乎支持很多威权主义的理想,而香港和台湾正是希望从其中得到拯救”。

而很多美国华人选民根本不考虑中国。 林修荣是一位在香港出生的基督徒,他领导的财务管家事工遍及全国,他的政治优先与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人士更为一致。

林修荣发了给我一份他认为是特朗普最伟大的成就清单,以支持他觉得基督徒必须投票给总统的信念:“反对堕胎(他是第一位参加一年一度的“为生命步行”活动的总统),消除牧师在讲台上讲话的障碍("约翰逊修正案"),尊重和保护以色列,消除奥巴马有关通融变性学生而对学校所产生的威胁,将祈祷会和查经班带回白宫,任命保守派和基督徒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等等。”

林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在网上关注亲特朗普的华人牧师和演讲者,也密切关注保守的福音派领袖,如前自由大学校长Jerry Falwell Jr.和“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创始人James Dobson

做了四十年浸信会牧师的播客节目《亚裔美国》主持人冯健(Ken Fong)认为,与白人福音派在政治上如此接近并非偶然,源于西方传教士在东亚的悠久历史,以及一些华人对西方神学和文化的优越感,挥之不去、或潜意识的信念。

他告诉我:“不少华人基督徒移民,对于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优越感心态全盘接受,内心厌恶自己华人背景。” 支持特朗普可能是显出“要像白人一样, ……和这个家伙站在一起,这就是作为一个保守的美国人。”

但华裔移民的子女、孙子、曾孙(被称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往往对自己和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比如冯健自己的年青女儿,是第四代美国亚裔,“在文化认同和自爱方面,比我21岁时的水平要领先很多”。 她的世界,远远超越了我们成长的边界和界限。 她对自己的身份更加淡定了。 她越接受上帝安排给她的身份,就越能够为那更大的美善做出贡献。” 因此,她和许多同辈的人所关注的政治问题,与他们的前辈截然不同。

本文所采访的每一位第二代或以上的美国华人,都投票给拜登,他们的首要议题——气候变化、性别和种族平等、移民问题、和瘟疫——几乎与第一代移民的议题没有重合。 他们对福音的看法往往超越了个人的敬虔和单一的议题。

冯志明(Justin Fung)是华盛顿特区一家多种族教会的牧师,他在香港出生,父母是入籍的美国公民,年青时移居美国。

他向我解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被呼唤去持守一个一致性有关生命的伦理,从母腹到坟墓。 我不相信被定义在一个单一议题上 ……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他在香港的一个南浸教会长大,那是一个非常非政治化的教会,但现在他相信“生活中没有任何领域是神的工作所不能触及的。 如果耶稣是要来救赎所有的受造物,那么上帝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话要说。”

不足为奇的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观、优先顺序和对圣经的解释都有不同看法的群体中,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 有些美国华人基督徒,一辈子都是共和党,第一次投票给民主党。 有些第二代美国华人,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关注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并以此来进行投票。 与我交谈过的一位长期做教会开创事工的人,他所持的价值观大多是保守的,但他无法投票给任何一位主要候选人;他反而选择另一位独立候选人。

但大家都能认同的是,今年的总统大选特别具有分裂性。 在加州圣荷西领导一个多种族福音派教会的黄柏德 (Brad Wong)感叹道:“感到全国的氛围更加两极分化。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与不同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比较快地倾向怨恨和暴力。 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震惊、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场国家危机。”

对于许多美国华人基督徒来说,在这个选举周期中,他们与父母、子女、和社交圈的矛盾,几乎不可能维持在政治上做一个孤岛。 分裂和紧张就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家庭和会众中。

林俊杰(John Lin)是第二代美国台裔,在休斯敦一家以亚裔为主的美国教会担任牧师,他非常担心这种激烈的政治分歧会在更大的美国华人基督徒群体中产生影响。 林说:“我真的很想知道,也很纠结,对教会来说,得到医治的样子会是怎么样的。 很多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想法和我是如此的不同。”

播客主持人冯健这样说:“当和事佬不在同一阵营时,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把目前的分化比作华人移民教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随着下一代的成长,他们从主日学到青年团契,再到分开的英语崇拜。 很多时候,这个英语崇拜最终会完全分出去,成为另一个教会。 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实在太大,父母和孩子不可能继续留在同一个会众里。

这次大选后,处于政治分歧不同阵营的美国华人基督徒“可能需要学会分开一段时间”,冯健说。

林认为,未来和解的任何希望,都是建立在我们共同的上帝的良善和力量上。 他说:“我知道基督在呼唤我们,要有一个不寻常的合一,藐视这些所谓‘人类正常的倾向’。 这将是上帝超自然的行动,让我们重归于好。”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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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精神疾病与“医学神义论”的陷阱

为什么当听到是身体而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时,我们会感到明显的如释重担呢?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 2020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dolfo Félix / Dadalan Real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五年前,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告诉我,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友人自杀了, 但没人知道为什么。

布莱恩(Brian)是一位成功的医疗专业人士,他有妻子、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我们许多人没有发现任何显示问题的迹象,只有一些与他亲近的人知道有些不对劲。直到一天早上他起床不久之后,就自杀了。大家都非常震惊。

你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消息呢?人类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早上与所爱的人说再见,之后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被邀请在布莱恩的追思礼拜中做证道。我的信息是传讲哀恸的诗篇,和神永恒不止息的爱。我试图帮助人们看到,神所应许的喜乐也包括苦难,而哀恸之诗提供了信实的言语,就我的朋友所做的,以及神竟没有救他这件事,来表达我们的伤痛、破碎、愤怒和失望。

两个肯定

布莱恩是基督徒;他是耶稣所爱的人,他的家人和许多朋友也是一样。不过,虽然福音有很大的安慰,但有些人对他因自杀身亡的立即反应不是安慰,而是恐惧。尽管使徒保罗坚定地保证,“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但他们还是为布莱恩的永生未来担忧。我想这就是超认知神学(hypercognitive theologies)的问题所在,它认为我们永恒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爱手中。如果死或生都无法将我们与神的爱分开,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死亡,甚至是因自杀身亡。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恩典。

接受神不会撇弃那些自杀的人,还是认定自杀行为不是神对人的期待,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合的问题。正如杜克神学院神学家沃伦·金霍恩(Warren Kinghorn)曾经提醒我的,基督教对自杀的看法,有两个肯定是不可缺的:

  1. 自杀是一个悲剧和损失,从未被基督徒鼓励或视为正面的事。
  2.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

我们基督徒如果只强调这两件事其中的一件,我们就错了。我在布莱恩的葬礼中的讲道就是试图说明这两个陈述间复杂的关联。哀恸之诗阐明悲剧和损失的现实与神无限的爱这一事实并存。这种解释虽不能挪去我们的痛苦,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安慰的盼望。我想来参加葬礼的人从那篇讲道中得到了帮助。

但后来事情改变了。

验尸报告出来,结果发现布莱恩的脑下垂体有问题,那可能是导致他的忧郁症和自杀的原因。有些人听到这消息后,似乎奇怪地松了一口气。“啊!原来不是他的精神(mind)。而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是的,原因或许是如此,但当我们思考人们有这种反应时,需要考虑两件事。首先,信仰二元论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如果布莱恩的死与他的精神有关的话,那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但如果与他的身体有关,那就是一个医学问题。其次,与第一点也相关,看到有些人把医学当作治疗神义论,用来解释能感知到的邪恶和苦难的存在,是很有意思的。如果问题出在人的精神上,而人的精神是决定我们是否得救的地方,那么布莱恩的问题就严重了。但是,如果是生物学的问题,那么医学知识就可以解释它,不需要围绕着神的本质和人类苦难的意义提出棘手的问题。

现代西方人的问题之一是倾向于将灵魂与精神划上等号。在文化层次上,我们对智力、理性、思维敏捷性和学术能力等赋予过高的社会评价。某些神学思维流派因为把界定的重心放在智力和语言能力上,同时将口头宣扬耶稣的名作为我们得救的核心和必要,于是就会陷入这种超认知的陷阱。当我们抱持如此的想法时,精神受到的任何损害就会或暗或明地演变成对灵魂的损伤。

这可能会使基督徒特别难以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脑损伤或痴呆症等。暗示实际上是灵魂受到损伤,这种想法就如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徘徊人们意识中。我的一些心存善意的基督徒朋友因为接受医学神义论而显露出的如释重担,仅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例,而且少说也是令人担忧的。

一种得释放的言语

把时间从五年前快进到几个月前。我刚从阿伯丁飞到伦敦,正朝机场出口走去,一位陌生人拦住我。“你是约翰·斯温顿吗?”他问我。如今对于这问题,我永远都不确定要说是还是不是了!但那时我说是的。他说: “你五年前在布莱恩的葬礼上讲道。我只想感谢你。我从未那样想过苦难和喜乐,我更从未想过,向神生气,并借着诗篇把愤怒和困惑说出来是可以的。我只是想说谢谢。” 说完,他就走了。

我离开机场,搭列车去伦敦市中心。当我想到那短暂的相遇,我开始意识到,当布莱恩自杀后,许多人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的朋友们没有适当的言语来对那件事和神发泄他们的痛苦、失落和愤怒。他们的信仰生活中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用幸福和希望的话语来表达肯定和自信,但当遇到痛苦、破碎、失望,尤其是什么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喜乐时,他们就完全不知道如何说。

他们听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约16:20),但他们却不明了这段话的意义。这种言语的缺乏导致他们转向医学和生物学去找寻智慧和心灵安慰的出路。他们求助于那些学科,不仅是要减轻他们对布莱恩永恒命运的担忧,那也是他们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医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让他们有安全感。在他们所了解的神学传统中,他们找不到适当的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恐惧。医学和生物学的思维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在机场遇见的那位陌生人告诉我的是,我讲道的信息提供给他一种言语来表达他的悲伤、痛苦和愤怒,而尽管这种言语就在他的传统信仰中,他以前却没有注意到。我对蕴涵在《诗篇》中的这种能力的阐述,鼓励他从沉默转为张口表达。也帮助他重新认识哀悼和喜乐。

经由了解喜乐的本质和目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忧郁症,这将为我们提供另一条途径来讨论忧郁症(或是保持沉默),这使我们得释放和——我盼望——医治。透过基督教喜乐的角度来看忧郁,可以帮助我们更广更深地理解忧郁症,并作忠实地回应。

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在实用神学和牧者关怀方面的教授,也是“灵性、健康和残障中心”的创立主任。他也是《在风暴中寻找耶稣:面对心理健康挑战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Eerdmans 出版社)的作者,本文内容即取材于该书。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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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福音派对于现任总统意见分歧

我们分裂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能走到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 2020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Eddie Brady / Tasos Katopodis / Stringer / Getty Images / Jesse Zhou / Unsplash

四本福音书都描述了发生在客西马尼园的暴力事件。 耶稣在橄榄树下独自哭泣,祷告那苦难的杯从他身上撤去。 当他回到疲惫的门徒当中,面对的是士兵和宗教领袖。 彼得的反应是,一挥钢刀,把一个名叫马勒古的人的耳朵削掉。 “收刀入鞘吧”,耶稣一边医治马勒古,一边对彼得说。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18:11)。

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然后到了罗马巡抚面前。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对彼拉多说,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天国是难以捉摸的。 它不是带着刀剑,而是带着祭品来的;不是戴着铁冠,而是戴着荆棘冠冕来的。 它的到来不是通过世界的力量,而是通过十字架逆世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于无权无势的力量。 彼得挥刀, 耶稣却喝了这杯。

随着总统大选临近,我们之间分歧深刻,我想到了这个故事。 长期在同一禾场劳作的福音派信徒,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敌对的阵营。 一个阵营宣称,他们无法理解,与他们拥有同样信仰的男女怎么可能支持现任总统; 另一阵营则想知道,被神的道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拒绝现任总统。 阵营之间不仅意见不合,而且无法相互理解。 由于看不到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双方都声称对方沦于无理性、偏见,或屈于对权力或认可的欲望。

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对方观点的合理性,更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想象力的失败,而不是对方在理性上的失败。 双方阵营之间的区别,不能是一方是真正的基督徒、另一方不是,也不能是任何一方垄断了好的想法和善意。 在两边都有无数的男男女女在动用自己的每一根筋骨,去努力跟随耶稣。

如果只是保守与进步派福音派基督徒的分裂,还容易理解。 然而现在这是保守的福音派教徒之间的分歧,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挣扎着试图把其缘由理清。 也许我现在还没有明白,但我想尽我所能解释一下。 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神的国度的不同异象。

在去年12月CT前主编马克·盖利(Mark Galli)发表社论,以及我的声明就其关注的主旨予以肯定之后,从值得尊敬、爱戴却又感到心碎的众多朋友那里,我听到了回应。 他们说,我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挽救未出生的生命。 我们站在前线,捍卫允许家庭和教会凭良心生活的宗教自由。 他们说,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倾听基督徒的担忧,并尊重基督教价值观的政府和文化。 这些信读起来让人感到痛苦,想必写起来也一样痛苦,因为亲爱的朋友们觉得我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事业。

除了少数几例外,这种情绪一般来自于那些在基督教曾经是,或最近是主导文化力量的环境中长大的人。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基督教伦理一直是一种正面影响,随着它的减弱,他们感到不仅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社区的共同利益也在恶化。 他们还认为,多年的进步主义外交政策削弱了我们在全球的地位,对基督教在海外受迫害视而不见。 这些担忧使他们支持一个在个人行为上与基督教价值观相抵触的政客。但是他们相信,他在公共空间中推进了基督教的价值观。 他们并不欣赏他的人格,也不接受他的辞藻,但他们相信他和他所代表的党派将为整个社会迎来最大的福祉。

我将称这一派称为统治型教会(the Church Regnant)。 统治型教会认为,作为我们努力目标的神的国度,是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自由追随信仰的世界,生命从孕育到死亡都是神圣的,家庭可以在圣经真理中养育他们的孩子,教会在慈善事业中起带头作用,政府为有意义的企业的繁荣提供稳定的秩序。

统治型教会的成员关心外交和经济政策,但觉得特别需要支持本届政府对生命和家庭的立场。 如果不投票给共和党,就会使这个保护骇人听闻的堕胎体制、推行导致极度混乱与痛苦的性伦理的政党获得权力。

可以肯定的是,支持现任总统的人中,还有远为恶毒的派别。 但也有充满爱心和理智的支持者,善意的分歧要求我们将兄弟姐妹的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把我们信仰内的兄弟姐妹丑化,对我们的信仰没什么好处。

上述立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非理性或不道德。 这就导致统治型教会更多地注重获得和使用政治权力。 统治型教会把这次选举鲜明地看成是一场善恶之战。 当世界的美德悬于一线时,总统的恶行显得很渺小。 赢得政治权力,就是要保护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将真理与美善的种子播撒到文化中,从而将神的祝福带给这片土地。 失去了政治权力,就意味着文化将跌入更深的不道德和不真实,侵蚀社会的基础,导致所有人遭受更大的痛苦。 那么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削弱对总统的支持,就是削弱基督徒以保护教会和造福世界的方式影响政策的能力。

当然,另一方对盖利的社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 他们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他们把气球送到了办公室。 他们鼓励我们坚强地面对刻薄的批评。 他们深深地感谢,终于有人就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清晰地阐述了在伦理和属灵方面的深刻担忧。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两个群体并不是按照神学路线划分的。在特朗普运动之前,这两个群体都会被认为是保守派。 他们学习同样的《圣经》,肯定同样的信条,唱同样的赞美诗。 核心伦理方面,从宗教自由和生命的神圣性,到上帝对婚姻和性的充满爱的意图,他们也大多持有相同的信念。

我们且称第二类为余民型教会(the Church Remnant)。 与统治型教会不同的是,余民型教会往往来自基督教在文化上不占主导地位,或者在政治上不掌权的地方。 当然,这些都是笼统的说法,但余民型教会比统治型教会余更向于年轻化、多元化和城市化。 余民型教会的成员更可能生活在权力的边缘,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被排斥的。

这一派的队伍比你想象的要庞大。 当按信仰来定义福音派,并将所有族裔都包括在内时,在2016年只有58%的福音派选民支持特朗普——这还不要说那些根本选择不投票的人。

余民型教会为关于神的国度一个根本不同的异象所吸引。 在这种观点中,神的国太神圣了,根本不能将其与赢得选举和通过法律混为一谈。 它不是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秩序。 它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 相反地,当万王之王派来的男男女女寻找失丧的人、侍奉最卑微的人之时,神的国度就会打破时空界限。 当我们用言语和行动宣讲福音、为无家可归者和难民服务、与受苦的邻里在一起时,天国就在我们中间。

对于余民型教会来说,神的国度与其说是获得权力,不如说是剥离权力,就像基督一样放下我们的权利和特权(腓2),去服侍无权无势的人。 换句话说,基督世界并非神的国度,代表基督教世界与代表基督并不是一回事。 天国不在于刀剑,而在于那杯,不在于自卫,而在于自己走向死亡。

为此,余民型教会把教会的纯洁性看得比国家的繁荣更重要。 国家的繁荣很重要,但国家花开花落,而教会却长存到永恒。 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见证了基督的神圣品格(约17),不能妥协。 这使得余民型教会对丧失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一事更持正面态度。 权势的宫廷拥有巨大的引力,往往扭曲了我们清楚看见和见证基督的能力。 有时教会需要在旷野中漂泊一阵子,好让她记住自己是谁。

余民型教会宁可教会失去影响力,也不愿意教会失丧正直,哪怕失去宗教自由会导致迫害。 什么时候逼迫打败过教会? 可以确定的是,那同一位用话语创造星辰、将全世界的教会延续了两千年的神,也能保存美国教会,抵御四年在政治上的流放。 教会只会从内部死亡。

但如果教会在正直方面缺丧,从而失去了见证,那么它周遭的文化就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对于余民型教会来说,福音派对总统的拥护推动了文化中腐蚀性价值观的发展——鼓励自恋和物质主义、贪婪和欲望、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一切即使不比错误的政策更有破坏性,也是差不多。

对盖利社论表示感谢的读者,并没有向勉强投票给特朗普的主内信徒扔石头。 他们更关心的,是福音派领袖给人的印象,即整个教会都围着他转,特别是当这些领袖不愿公开谴责他的不当行为或捍卫他的言论的受害者时。 在他们看来,这玷污了基督身体的见证。 这使得他们的朋友离开了教会,使得他们的孩子弃绝了他们从小受到的教养。 不论多少政策上的胜利都不能证明其正当性。 他们认为,白人福音派赢得了选举,却失去了一代人。

统治型教会和余民型教会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如说是优先级不同。 统治型教会会回应说,他们也重视教会的见证,常常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传福音和服务,但基督徒被呼召为神所重视的事情奋斗,即使这样做使我们不受欢迎。 余民型教会会说,他们也关心生命的神圣性,保护教会和家庭,并会以其他方式为这些事业而奋斗,但他们不愿意以正直为代价来获取影响力。 很多人还会急忙补充说,由于另一位候选人支持堕胎权的观点,他们无法支持他,所以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凭良心投票给其中任何一位候选人。

那么,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今日基督教》社区内,有人属于统治型教会,有人属于余民型教会。 虽然我对双方都很同情,但我属于余民型教会。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羞辱那些有不同感受的弟兄姐妹,而是为了让他们能理解我的心。 我相信,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的结盟,推进了人的国度,却没有推进神的国度。 我担心它破坏了文化,玷污了我们几代人的见证。 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我希望我是错的。 但我哀叹,现在很多人看福音派,看到的是特朗普而不是基督,我担心我的孩子会因此在一个更敌视他们信仰的社会中成长。 而我心痛的是,这么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基督徒,被白人福音派对总统的支持伤害。

但爱要求我理解属于统治型教会的(各个族裔的)男女。 这些也是我的兄弟姐妹,是心智健全、心地善良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基督教》仍将是一个福音派人士可以深思熟虑、充满爱心地进行这些讨论的地方。 今年早些时间,我们举办了“圆桌””系列活动,讨论关于福音派政治参与的不同观点。 我们已经发表了支持和反对两位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论点。 我们与“基本原则”项目合作,深入到党派分歧之下,重新发掘基督徒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对话还会继续。

在一个激进的两极分化的时代,最后的激进的行为是爱和理解双方。 2020年已经留下了很多残骸。 向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伸出援手,表现出基督的爱。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在这废墟中引入神的国度,帮助我们的人民重新找到希望。

Timothy Dalrymple 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CEO。 在Twitter上关注他@TimDalrymple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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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我们需要读耶稣所读的圣经

《旧约》对于理解《新约》至关重要, 其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旧约》一直是批评基督教的人的方便目标。 从表面上看,其严苛的道德准则和古老的文化规范在今人看来,往好里说,是过时的,说的难听点,是野蛮的。 虽然这样的看法并非才有,但呼吁淡化其重要性的呼声最近增大了。例如,著名牧师安迪·斯坦利(Andy Stanley)在2018年就建议基督徒应该将其神学与《旧约》“脱开”。 但是许多圣经专家并不同意。 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約”(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 六集系列中的第一篇。

在二世纪,著名的异端马西昂(Marcion)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旧约》对基督教几乎无所贡献。 他因其观点而被革除教籍。 在20世纪,纳粹成功地将《旧约》从基督教信仰中剔除,无数的“日耳曼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是1932-1945年间德国教会内部兴起的一个以反犹、种族主义和亲纳粹为标志的流派——译者注)则竞相效仿,最终以可怕的结局收场。 到了现在,不论是微型教会, 还是多堂址超大教会,牧师们都在为如何对待《旧约》而挣扎。 许多人尽力而为,也有很多人并不费那劲。 在某些人看来,除了将《圣经》的两约“脱开”外,没有其他出路。

关于《旧约》的所有这些困难实在是不幸的,因为《新约》的每一页都依赖于《旧约》,如此广泛,以至于解释后者要几乎完全依靠前者。 《马太福音》的第一节经文就是一个例子:“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 没有《旧约》,读者就不明白“基督”意味着什么,大卫和亚伯拉罕是谁,或者所有这些人物之间都有什么关系。 原文更加具有暗示性:“家谱”在希腊语中是 biblos geneses, 明显是在暗指《创世记》(Book of Genesis)。

但《新约》对《旧约》的依赖不仅仅是在信息方面。《新约》的某些段落表明,就传达使人得救的关于神的知识而言,《旧约》本身就已足够了。 考虑一下耶稣关于富人和拉撒路的寓言(路16:19-31),其中亚伯拉罕告诉富人,没有人会从死里复活去警告他的放荡不羁的兄弟,因为,“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第31节)。

像《马太福音》一章或《路加福音》十六章这样的内容在《新约》中随处可见,无疑地可以因此导出用意良好的声明:“不了解《旧约》,你就无法理解《新约》。”或者,如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新的隐藏在《旧约》之中,旧的在《新约》中展现出来。” 诸如此类这样的自明之理是没有错的,但在彻底解决难题方面它们似乎并无多大果效,因为事实上,许多基督徒依然对《旧约》存疑,而对《新约》他们就根本没有疑惑(也永远不会有)。 因此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当今的基督教,《旧约》 到底 提供了什么?”

我自己的回答是:很多, 也许是一切。

《旧约》至少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四件重要礼物。 如果这些礼物不是《旧约》所独有,它们在《旧约》中也比在《新约》展现得更多,因此构成了神整个引领的宝贵诸多方面。

诚实

《旧约》是直率的,甚至是残酷的直率。 《旧约》中经常醒目的、也偶尔令人不快的直率,常常冒犯现代人的情感。 例如,想一下《诗篇》中各处流露出的对敌人的恶毒情绪,甚至出现在像《诗篇》139篇这样备受喜爱的篇章中。 这是我岳母最喜欢的诗篇(第19-22节除外)。 但这种诚实是一份礼物,而不应引起恐慌。 如果我们自己是坦率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敌人会有类似的想法或希望,而不是总是为他们祈祷! 世代以来,特别是在艰难时期,正是《诗篇》这种残酷的诚实,使它们受到欢迎。

但这不仅限于《诗篇》。坦率地说,整个《旧约》是诚实的,而这正是以许多基督徒做不到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想一下以色列人的不顺服、过犯的故事。 这些常常为进行道德说教,甚至为基督徒对《旧约》(和圣经时代以色列人)的贬低提供素材。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正是因为它们的坦率,这些记载才得以保存在《旧约》中。 正是因为以色列是如此诚实,将这些故事留传后世,基督徒才得以知道它们。 对于罪和苦难的诚实,是《旧约》为我们所树立榜样的两种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在神和世界面前保持诚实,如何 神和世界保持诚实。 以色列历史中的失败并不比没有比教会的更多,而教会历史中也确实充满了各种极端恶劣的失败。 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诚实。 这是一个需要效仿的礼物。

诗歌

毫不奇怪,像《旧约》这样诚实的一本书充满了诗歌。正如加里森·基勒(Garrison Keillor)所说,好的诗歌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的叙述比我们所习惯的更真实”。 《旧约》的整整三分之一,也许更多,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 相形之下,《新约》为我们提供的只是是珍贵的少量诗歌。 而且,这少量的诗歌——特别是在《启示录》中——也通常充溢着《旧约》的语言和象征意义。

《旧约》的诗歌主要是展现在《诗篇》中,但也展现在先知书中,(借用马克·吐温的话)先知们是在寻找“正确的词”,而不是“几乎正确的词”,因为那是闪电(lightning)和萤火虫(lightning bug)之间的差别。 如果说《诗篇》中的诗歌是以祷告形式表达的赞美和痛苦,先知书的诗歌则就是“神的话语”。

“雨雪 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 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它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赛55:10-11)

在其他书卷中,诗歌也是一个主要特征,它成为讨论生命智慧(《箴言》)、苦难(《约伯记》)、死亡(《传道书》)甚至爱情与性(《雅歌》)的理想媒介。 但是,诗歌主题并不局限于这些,这些书卷也不是。 不论在哪里出现,似乎对于棘手的主题,人们更喜欢选用诗歌——还有什么比讨论神和神在世上的道路更困难的呢?

谈到《旧约》的大胆形象,沃尔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写道,“没有什么简单的语言能将神的话语表达正确”。 诗歌不是简单的语言,因此当谈及无限之神时,要比用平淡的散文好得多——当然比直截了当的命题更胜一筹。 诗歌表面上回避,实际上却在暗示;在刻意模糊、保持缄默的同时,它也在唤起、揭示。 在沉默 揭示中,诗歌传达 保护神的圣洁,就是那掌管并高于一切语言的主。 基督徒可以从《旧约》对诗歌的钟爱,学到对神的奥秘的深切尊重,而不应该对其轻易妄言。

神学

第三个礼物与第二个礼物密切相关,这就是 神学。在这里,我们将它狭义地定义为关于神的演讲。 在普通英语圣经中快速搜索“神”,在《新约》中会出现1109次,而在《旧约》中则出现3189次。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奇怪。 《旧约》的39卷书占新教基督教《圣经》的78%(在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的正典中甚至比例更高)。 但是关于这第三份礼物,并不简单地就是关于《旧约》比《新约》更长这个事实。

长久以来,《旧约》一直被看成是关于神——更具体地说,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的信条的主要资料库。 从它这里,人们最初,最主要地,也是最广泛地了解耶稣称之为“父”的那一位。 鉴于福音书中记述的是道成肉身,《使徒行传》中记录的是圣灵降临,那么要指出的是,《旧约》是让人们对于“全能的父神”能有特别的深刻了解的地方,尽管基督徒们都很快承认这三位是一体。 但是,每当基督徒站在马西昂一边,将“《旧约》的神”与新约《新约》中的耶稣对峙时,神的一体型就会被忽视了。

这种情绪展示的,不仅是对《旧约》的无知,同样也是对《新约》的无知,尤其是因为这种区分通常是谈到神的愤怒和审判时做出的。 在《新约》中,这方面的议题和《旧约》中一样多,而且不仅仅是在《启示录》中。它们常见于耶稣的讲道,正如他的先行者施洗约翰清楚地看到的(太3:7-12)。因此,与其他议题一样,在这件事上耶稣和父也是一体(约17:22)。

两约之间的以及三位一体不同位格之间的这种统一表明,神确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诗7:11)。但它也解释了这种愤怒是为什么:它是为了伸张正义,因为“神正义的审判者”(诗7:11)。尽管有神的正义标准,神对恶人的死亡并不喜悦,而是希望所有人都回转,得以存活(耶18:7-8;结18:32;拿3:10)。在整部圣经中,包括《旧约》 《新约》,神的审判有一个对象:罪和不公正。 当它们被纠正时,愤怒就会消失。

神的子民

《旧约》教导了基督徒一些涉及教会论(ecclesiology)的关键事项,即如何做神的子民。 其中一项,是要完全公义的主一样去像爱公义的行为(诗11:7)。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关于神的子民必须做什么的事、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旧约》中这方面的教导可以列出很多页。关键之处不在于所有那些细节,而是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简单事实。

当然,《新约》也是同样。 “教会学”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 ekklesia,在《新约》中用于教会(例如太16:18)。但是 ekklesia 也出现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中,反映的是希伯来语单词 qhl(“ 聚会”),表达的是大致相同的意思,即信仰社区。 尽管如此,这第四份礼物关系到以色列作为 一个群体 的特质:先是一个家族,然后是一个民族,再然后是一个拥有土地的国家——它与神立约(出19:8),以祈祷和赞美连结在一起,作为 一个群体, 一起得奖赏,有时也一起受惩罚。 《新约》也反映了集体的理解,有时是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现的(参见如徒5:1-11)。

尽管如此,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在个性化、工业化的西方——却是把《新约》的内容主要理解为私密化的事情,即“耶稣与我”,而不顾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和社会公正。 在马太福音25:31-46中,审判绵羊和山羊的王知道得更清楚,他用来做出决定的标准和判决的严厉程度,听起来与在出埃及记22:21-24中立法照顾移民、寡妇和孤儿的主所做的一模一样。这是两约统一的又一实例。

《旧约》的第四份礼物教导基督徒,信仰生活很少是限于孤独的、个性化的敬虔,也许永远不会是。相反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件 社区 事物,远远超越了内心事物。诚然,如《申命记》第6章所述,主的话必须刻在的心上,但不能止步于此。肢体外表也必须标记这主的教导,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让人总能看见,要写在房屋、城门上,甚至体现政体上(申6:6-9)。

《旧约》的标记

结论是:“没有《旧约》我们就无法理解《新约》”是个事实,但光是这个还不够。因为《旧约》本身对基督教信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奥古斯丁的名言也是这样,虽然准确,却并不充分。按着基督教神学,《旧约》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是 全部 ——都已展现出来(参见前文圣奥古斯丁对新、旧约关系的阐述——译者注),更不要说提摩太后书3:16所做的见证了(其中“圣经”指的是《旧约》)。

正如那节和下一节经文所指明的,《旧约》“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非常) 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这是真实的,因为“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

想象一下这样的基督教:以诚实为标志,而不是掩盖与否认真相;谦逊而巧妙地——充满诗意地——谈论神,因为神的奥秘超越所有语言;注重于三位一体的神学,以怜悯和判断将世界从罪和不公正中释放出来;作为神的子民的合一群体, “从各支派、各语言群体、各民族、各国家,为神赎回”(启5:9)。这将是一个充满着《旧约》礼物的基督教信仰。

Brent A. Strawn 是杜克神学院(Duke Divinity School)旧约教授。他是《旧约正在消亡:诊断和推荐疗法》(The Old Testament Is Dying: A Diagnosis and Recommended Treatment)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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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敬拜保存我们共同的机体、各人的身体

网上敬拜是否让我们适应于屏幕?我们的敬拜可以再次实体化吗?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 Aaron Menken /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去年夏天,我给朋友的女儿施洗。 受洗者虽然小,摇摇晃晃,但在父亲的怀抱里依然很平静,我轻轻地把水倒在她的头上。 她的教父教母和哥哥围着水池,另一位牧师为我拿着礼仪用的器皿,而我为这位教会的新成员祈祷和祝福。

在我的圣公会传统中,会众参与这个祝福,并许愿要帮助抚养新受洗的人,使之成为神家庭的一员。 当天早上,他们宣告:“我们接纳你进入教会的团契。 承认基督钉十字架的信仰,宣告祂的复活,并与我们一起和祂所有子民同作君尊的祭司。” 当我听到身旁、身后、与身前的声音时,我感到很震撼,一个人的洗礼需要有这么多的身体参与。

洗礼的仪式是有形的,也是团体的。 它是把一个身体、一个人,引进基督的团体和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 洗礼象征着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性质和形态:跟随耶稣就是成为祂的身体(林前 12:12)。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罗6:12-13)。 我们谦卑地把我们个人的力量献给神家里的其他肢体,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罗12:3-5)。

团体敬拜每周都会展示这个现实。 我们的身体聚集在一起,将自己的全人献给神,赞美祂和感谢祂。 我们把手举起来唱诗,我们跪下来认罪、祷告,我们用手拿着饼来吃。 但是,我们也以身体组成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将我们个人的信仰嵌入到一个更大的、团体的现实中。 基督教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人的和私密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家庭之间的。 我们与神的交往是一个家庭里的团契。

这场瘟疫使这些现实在我们的视野里模糊不清。 放弃公开敬拜,强制性的必要的隔离,是我们对邻里爱心的一种表达。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对虚拟相交的适应——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与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没有联系——有可能使我们忘记自己是谁。 网上直播(streaming)或播客式(podcasting)的教会礼拜诱使我们以为,我们的心灵依附于闪存条,我们的敬拜只是下载基督教内容而已。 当我们通过耳机“补上礼拜”,或是在开车时,或是在沙发上叠衣服时,我们失去了与身体参与的敬拜发生接触(双关语)的机会。

这种个人化、随意的做礼拜,也有可能使我们忘记敬拜的大团体——教会。 我们唱诗的时候看不到其他会众,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没有面对他们的眼泪,也没有被他们个别的挣扎所提醒。 由于网上直播敬拜的广泛存在,我们很容易“串教会(church hop)”,跳到不同会众的Zoom礼拜,甚至完全忽略敬拜神,用观看其他基督教媒体内容来取代。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0年,罗德尼·克莱普(Rodney Clapp)在他的《过境点》(Border Crossings)一书中,他就现代基督教的所谓“双重分离”预言性地写到:

“门徒……与教会的社交团体分离,于是他们的信仰,作为一种信念,与自己的肉身和所居住的社会、物质世界分离。 与个人敬拜相比,团体敬拜被放在次要的地位,附属于或用来辅助实践私人自行的敬拜。 ……当然,这种敬拜和灵命是非常符合资本主义的精神,因为资本主义赞成无止境地增加个人的选择。”

美国基督教受到了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 资本主义重视个人,教导我们从顾客满意的角度来看一切,包括教会。 这使我们很难把教会当作一个我们所隶属的家庭,我们应该对其负有责任。

我们在瘟疫中的被迫隔离,并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分离。 但它制造了条件,加剧了消费主义对教会的影响:我们众人的身体分散,使我们更依赖私密化、虚凝化的敬拜,加强那谎言的诱惑,说我们只是一些基督教内容的匿名消费者,而不是基督教团体中相互依赖的成员。 这个谎言拆散了我们的敬拜,拆散了我们的团契。

解决办法是什么? 在瘟疫肆虐的时后,网络崇拜仍然是需要的。 但我们即使在肉体上是分离的,也可以“明辨出身体”。

首先,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身体参与敬拜。 我们可以在客厅里一起唱诗。 我们可以在听讲道时跪下,或举起双手,或做笔记,或用其他的方式让身体参与。

身体参与崇拜也可以帮助孩子更投入。 我的幼儿们很难在整个线上敬拜中坐在那里,但他们喜欢在唱诗时跳舞。 家庭可以招募比较大的孩子,在周日早上在家里培养一个神圣的空间,用蜡烛、十字架、圣经或其他有形的东西来做装饰,提醒大家进入到神同在的时空里。 崇拜不仅仅是内容消费,也在于回应。

其次,我们可以用创意性的方法,重新参与到与我们一起敬拜,一起隶属的社交群体中。 有些教会在主日崇拜中添加短片或会友的祷告需求。 我的教会有几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守望小组,让他们还可以一起敬拜。 研究表明,现场礼拜比预先录制的礼拜更能促进联系。但是,即使必须观看录制礼拜的人,也可以在一周内,通过电话与教会朋友讨论讲道的内容和一起祷告。 另外,在礼拜之前或之后,设立“直播聊天视窗”、“虚拟咖啡时间”,还有虚拟诗班献诗等,都是促进参与和互动的方式。 见到别人的脸孔、说出别人的名字,都会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消费品。

第三,我们可以求神用这场瘟疫来医治我们的“双重分离”。 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已经使大家重新渴慕实体的联系。 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握手、与朋友共进晚餐、一起唱诗,现在我们都很珍惜和渴望。 也许这个独处和社交衰退的时期,会带来教会的更新。

我们可以祈祷,让我们的孤单显出我们对真正归属的需求,暴露出数字化亲密关系和匿名消费的不足。 我们可以祈祷,让大家对教会这个众身体的群体有更多的承诺——虽然有时因时空的分离,但却被复活的基督紧紧相连。 我们可以祈祷,求神赐下恩典,提醒我们记得在接受洗礼时所许的诺言。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林前 12:13-14)。

汉娜·金(Hannah King)是北美圣公会(ACNA)的牧师,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Greenville)市乡村教会(Village Church)任副牧师。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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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约》对抗焦虑

挣扎在紧张与压力中的我们,在古老的经文中惊奇地找到了帮助。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6,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約”(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 六集系列中的第三篇。

禧年这代人被称为“焦虑的一代”。 大多数人的日子充满压力。焦虑导致歇工的机会比其他年龄族群的人高出一倍。 世界各处患心理疾病的人都在增加,而千禧代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做为千禧代之一的我,这些问题我全部中枪。

直到不久前,我都一直以为我是个从不焦虑的人。 在随后的一年里我就碰到这些事:我先是在英国撰写博士论文,同时必须靠几份的兼职来维持生计;在我妻子怀孕36周的时候,我不巧把膝关节韧带(MCL)撕裂了;我很快就初为人父;找到了一份大学的教职;我于是申请到工作签证,举家搬到了大西洋彼岸;紧接着就是找房子安顿,完成头一个学期的教学,同时还要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 这些当然不都是坏事,或者像天塌下来那样糟——很多是非常好的事。但到了最后,我被搞得精疲力尽,焦虑万分。

我这样的经历一点儿都不特别。现代社会工作场所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危险就是孤独和过劳。 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做任何一件他们想做的事,但是为这种生活买单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 其中严重的,包括吸毒、(药物)滥用、慢性病、失业、无家可归,还有形形色色在困扰许多人的问题。 因此一个针对性的“健保产业”应运而生并且蓬勃发展,甚至还配上了图享( Instagram)治疗师、健保狗、和减压玩具。 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看到一个医生或一本心理自助书比读圣经更能改善心理健康时,你也许会感到纠结——甚至会有点儿内疚吧。

我虽然为我的焦虑症寻求过专业的辅导,但我的康复从始至终都是植根于《圣经》的,尤其是靠《旧约》中的这句话:“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赛41:10)。 如果按照许多媒体,甚至有一些基督教领袖的见地,我从焦虑症中的解脱不该以这种方式发生吧——怎么可能会借助于那本干巴巴、布满灰尘的《旧约》呢? 但是当别人以为《旧约》这些文字只能做悼词用的时候,我却发现它们充满生命的活力。

幸好,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 有许多颇具疗伤性的敬拜歌曲都引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比如“扬声唱哈利路亚”和“称颂你圣名”。 弗莱明·拉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的获奖著作《十架受难》中也观察到,那些世世代代被边缘化的(基督徒)族群,在《旧约》记载的流放和被解救的故事中找到慰藉。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也采用了《旧约》的主题,包括间接引用了《诗篇》30篇,来安慰他忧心忡忡的听众。

虽然圣经的文字——尤其是旧约——十分古老,远在我们今日的心理健康危机之前很久就写好了。 但是,《旧约》绝不是与我们毫不相关,或者仅仅是“比较有用”的《新约》的背景资料。 事实上,它记载了很多不同的人以及他们最艰难的经历,(在今天来看),《旧约》简直就像是在提供一个特别的“小组治疗”(即Group Therapy,今天心理治疗的一种常用方式,它通过一个小团体内成员共同的分享和聆听达到治疗效果——译者注)。

从实例中学习

《旧约》之所以可以解决焦虑问题,首先是因着它的内容结构。 它是由几十位作者在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中完成的。 因此它记载了大量的震惊性事件,从亚伯谋杀案、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虐待,到他玛被强暴、流放巴比伦等等,不一而足。 这不同于《新约》,因为《新约》的内容很集中,成书很快,以至于第一世纪期间发生的一些类似震惊性事件都没有记载,比如圣殿被毁,以及著名的火山喷发不仅将庞贝城掩埋,还很可能导致几十名早期基督徒死亡。

想象一下,如果911那天,你刚好站在世贸中心附近。 你会有什么样的念头和感触?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至今都清清楚楚的记得在那个灾难的日子里他们在哪里,那不断重播的世贸大厦倒塌的镜头所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觉。 《旧约》经文的背后也有着相似的体验。 几乎每一本书卷里都至少会叙述一件说令人不安的事件——从自然灾害,军事入侵到举国被掳或政治丑闻。

因此,“不要惧怕”这句经文在《旧约》中远多于《新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凝聚了百年、千年智慧的文本,带给我们最睿智的长者和大师的启迪,教给什么是“信靠上帝”的真意。

将心比心

《旧约》给焦虑者带来安慰的方式之一,是依靠两种有血有肉的文学体裁。 第一种是历史性叙事文体,例如《创世纪》或《约书亚记》。 《旧约》的历史性叙事完全不同于当代的社交媒体的内容。我们在社交媒体中读到的大多是经过精心勾画的人物素描,它只会展示了一个人最好的、最精彩的、最成功的一面。 而《旧约》的历史性叙事则是展示一个更完整的人。这里记载一个人物的成就,也记载他的弱点。 有害怕在人前说话的摩西(出4:10);有绝望的亚哈斯王(王下16:7);还有苦命的婆婆拿俄米(得1:20-21)。 阅读这些人物和故事,现代的焦虑者便不必自惭形秽,因为我们的神愿意使用残缺不全的人。

诗篇的体裁与上面的历史叙事互补,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幅个人应对焦虑的场景。 当大卫问上帝,“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诗13:1)时,这里不是一个苦尽甘来后的总结,诗人是将我们直接带进他当下的苦情里,于是我们也可以一样地向神发出这样的恳求。 亚萨弗说神只给他“眼泪做食物”(诗80:5),一笔勾画出那难以言喻的痛苦。 更重要的,这些诗人的声音为焦虑者点明了信心的答案:“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诗118:6) 当我们想到这些文字是上帝所启示的,并且是为了唱出来的时候,诗篇的安慰会更感真切。 正如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说,当我们在苦痛中咏唱诗篇时,就如我们沉浸在圣灵的歌唱中。

当然,《旧约》并不都是以这种安慰的方式用来对抗焦虑的。 有时,甚至更像是狠狠的给你一拳,比如《弥迦书》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弥2:3-5)。还有像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献祭这样的考验(创22:1-18)。 这些文字远不仅不能安慰我们,好像反而增加我们的焦虑。 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令人冒冷汗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伴随者后面的救赎。焦虑只是暂时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信心和盼望中更接近神。 《旧约》作者绝不会对信徒内心的恐惧轻言肆口,更不会夺取他对一个美善的上帝的丝毫信心。

存在与虚无的问题

在讲完了故事,给与了慰藉之后,《旧约》经文通常会发出一个挑战:你能够为你所信的付诸行动吗? 这看似老生常谈,但这正是焦虑者需要听到的。如果我们内心的焦虑至少有一部分是头脑意志的产物,神的话刚好可以矫正这个头脑中的习惯。 我的心理咨询师擅长“优势法的辅导”(Strength-based Counseling,治疗理论和方法是在回溯以往痛苦经历的过程中,将内心自我的专注从一个脆弱的受害者转移到有内在潜力的幸存者——译者注)。 他虽不是基督徒,但却一直问我这个问题:“你的神不是有无限的能力去爱和关心你吗?那你还焦虑什么?” 被非基督徒这样质问,令人不爽,但他切中要害地指明我的“正统的信仰”和“正确的行为”之间的脱节,他是对的。 我们可以在《宁静祷文》中(Serenity Prayer,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作的一篇著名的祷告——译者注)一直祈祷要“有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这句话不再只是个宣告,而变成行动呢?

《旧约》刚刚好就是要赋予我们这种行动力。 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要刚强壮胆进入迦南(约1:18)。 《箴言》拿惧怕和焦虑来划分恶人和义人:“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箴28:1)。 在《以赛亚书》中,当亚哈斯王担心被邻国吞灭时,先知找到他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赛7:9)。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发出这些命令的并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上帝,当我们被生活吓坏了的时候,祂不是只会指责我们。 祂随时与我们同在,甚至在他命令我们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在与我们同行,正在领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能走的路。 这就是《诗篇》23:4传递的信息,有的译本将其译为:“我虽然行过黑暗幽深的山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译自英文国际标准版(ISV),作者在'黑暗幽深的山谷'下面加了重点——译者注)。 这个译本帮助我们看到,上帝与我们同行,不只在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生命里所有黑暗的时刻,祂都会在那里。 祂总是在那里。

当无处不在的上帝要求我们大胆勇敢时,我们发现对付焦虑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形。 凭信心的生活是困难的,它要求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要超越我们的眼见。 但不信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因为它会屈服于惧怕,也在随之而来的恐慌中看不到上帝。 上面的情形都不是通常所说的‘怀疑挤掉了信心’。 怀疑可以帮助我们质疑自己是否惧怕、为什么惧怕;而削弱信心的是焦虑本身。 作为一有个焦虑问题的信徒,我们需要明白,要看到:焦虑与爱我们的上帝是是互相矛盾的,是互不相容的。 技术手段或者药物会帮助我们,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这个信心的挑战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 我是个非常会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人。 我可以未雨绸缪,把手中的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条,并且可以坚持不懈。 我能把自己的日子按小时的精度来计划,有时甚至比这更详细。我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无论是我的妻子还是同事,我对家庭和工作中的责任不会厚此薄彼。 但在我最黑暗的时刻,特别是当我疲惫的时候,我竟然会对那些我根本无法掌控的事忧心忡忡:比如飞机失事,担心癌症——甚至与陌生人的交往都使我烦躁不安。

如果不去除这些焦虑的想法,它们就会成为我生活的背景噪音。 所以,很感恩有人告诉我,焦虑其实是我自己在制造各种幻觉。换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的话,——这是一位经历过无人可及的险境和焦虑的改教神学家——他说:除了让我们变得焦虑,撒旦其实做不了任何伤害我们的事,因为主是”坚固的高台,义人奔入它,便得安稳”(箴18:10)。

回归三一神的医治

从先知到君王,《旧约》以众多的人物刻画,展现给我们这些波澜起伏的故事。我们读他们的故事,体会他们的挣扎。可是到最后,我们仍会有一种不完全的感觉。 因为仅仅从人来的帮助和劝解总是有限的。 所以,这些故事的合集是要把我们提升到上帝亲自的开启和劝慰中。 是上帝亲自以十灾帮助摩西;是上帝让以赛亚传给亚哈斯王的话语;是上帝应允了拿俄米苦情中的祷告。 这众多的声音所指向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解决方案。 然而即使做到了这一步,约伯仍觉不够,他还是呼叫着说:“我们中间也没有仲裁人, 可以联络我们”(伯9:33,当代圣经译本)。

这正是《新约》圣经出场的地方! 它着力所记载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变——上帝儿子之死,并且因着这件事,《旧约》中众多的灾情苦难得以解脱。 《新约》的到来,并没有抛弃《旧约》的拯救之道:在那“黑暗幽深的山谷”中,同行的主依旧带给我们安慰。 在伯利恒那充满预示的夜晚,因着耶稣道成肉身的降生,上帝完全地进入我们的苦难里,甚至包括我们的各样的心理和心灵的苦痛。

到了客西马尼园时候,耶稣说他在苦痛中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太26:38)。 “甚是忧伤”这种表达方式来自希腊语lýp(发音为loo-pay),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人们最害怕的一种情绪。 有学者认为,这等同我们现在“(极度)抑郁”的概念。 以试图避免负面情绪而闻名的希腊斯多葛学派,觉得这种情绪是如此的棘手,他们认为是不治之症。 没错,这的确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精神状态。

注意,当这个在极度苦痛和绝望的神人(God-man,即耶稣——译者注)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在做什么?没错,你猜对了,他转向了《旧约》。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诗22:1)。 在此刻,我们进入了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奥秘。 当耶稣在经历他濒死时莫大的苦痛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圣灵对他说了什么。 有可能与他所呼喊的诗篇有关:“他们将来必要传扬他的公义,对未来的世代说,这就是他所行的。”(诗22:31,根据英文稍作调整——译者注)。

这里的希望和期盼预示着耶稣的复活,以及复活那无以复加的,无法想象的深远影响。 如果耶稣可以在客西马尼走进人类心灵最黑暗、痛苦、无望的地方,然后竟然复活,(走出坟墓,)证明他生前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也会因着信靠他,被赋予新的生命,并让我们痛苦挣扎的心灵得见光明。 明白了这一点会给焦虑的人带来多么大的鼓励啊。

对我来说,焦虑的状态总像是一种厄运将至的感觉。 我摆脱不掉,灾难似乎不可避免。 没有任何一次心理的咨询,没有任何一条贤达的建议能完全把它挪移开。 但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医治中,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焦虑最终会结束的”。这样来透视我们的日子,我们就可以承受焦虑的生活。 更好的是,这个应许还叫我们看到,有一天当我们有了新的形体,与复活的主一同庆祝祂得胜的时候,我们会从焦虑,以及所有的精神疾病中得到完全的自由,我们知道上帝”完全的爱”,“就把惧怕除去”(约一4:18)。

B.G. White是纽约市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in New York City) 圣经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牧师神学家中心(Center for Pastor Theologians) 的研究员。

翻译: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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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危机时期,学习也不是浪费时间

新冠肺炎(COVID-19)不能成为忽视上帝呼召我们去学习的借口。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Chris Koehler

我独自躺在病床上,灼烧般的疼痛蔓延全身。 三个月来,我一直无法站立或坐着超过30分钟。 医生对我持续的神经疼痛和令人虚弱的肌肉痉挛毫无办法。 在痛苦中,我寻思着我的基督教教育和学术生涯是否已经到头了。

在疼痛开始之前,我是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相当健康,也挺成功。 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完成了一笔经费可观的研究工作,并在我协助建立的一个项目中享受与博士生的课堂讨论。 2017年3月,我去做了一个我以为很常规的体检。 不久之后,我就陷入痛苦之中。

我成了疼痛的俘虏。 为了控制它,我只能卧床不起。 我无法再去上班、锻炼、开车,不能再和家人坐在桌前吃晚饭。 我觉得与朋友和教会隔离了。

我也不能再履行一个教授的基本职责。 在那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里我根本不想看书,更别说写作了。 在我约伯式的自怜自艾中,我觉得似乎一切带给我成就感或认同感的东西都被突然夺走了。 “我现在是谁,既然我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自忖。 我还能用同样的方式去教书、去写作、去学习吗?

新冠肺炎的余波很有可能会让一些教育者和学生提出相似的问题。 也许你(或你的亲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应对着长期的并发症。 也许你的生活安排已经被在线学习、封锁令或者经济影响而颠覆。 危机总是让人产生疑问,我们是谁,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想要提醒大家我们身负学习使命的原因,并尝试解决危机常会给我们带来的障碍和干扰。

让祷告主宰

“我不想死。”一天晚上当我们在餐桌上讨论新冠肺炎时,我的小儿子说。 他今年16岁,免疫系统受损。我妻子也是。 我另一个儿子以前得过哮喘。 我还有一双81岁的父母,其中一个只有部分的肺。 我爱的每个人似乎都很脆弱。

我知道我的经历并不特别。 我们都害怕失去我们爱的人。 死亡的幽灵缠扰着我们。 我们可能会因此忽视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使命。 当死亡的恐惧分散了我们对这使命的注意时,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祷告。 几个月前,当妻子告诉我她身体不适时,我感到了一种令人瘫痪的恐惧的冲击。 是新冠肺炎吗? 当恐惧威胁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必须代之以祷告。 我们祷告,祈求我们的心与神的心一致。 通过祷告,祂安慰和引导我们,提醒我们祂是谁,我们是谁。

危机时期的祷告应是怎样的? 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我的姐夫也生活在难以忍受的慢性疼痛中。他教我说有时候你只要祷告说:“主啊,帮我好好地活过接下来的一小时”,或者“主啊,帮我好好地活过接下来的五分钟。” 其他时候,祷告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多彩。 在我生病期间,我的许多祷告不过是对神大喊大叫。 如果你最近对神大喊大叫过,那很好。 这意味着,即使在极端病痛中,你也和神保持着关系。 不仅如此,正如《诗篇》提醒我们的那样,神可以承担。 其实,唯有神能为我们背负恐惧的重担。

然而,《诗篇》还给了我们更多东西。 在我住院期间,一些大学的老友从弗吉尼亚州来探望我。事实证明这是天意。 他们为我祷告,使我精神振作。 后来,其中一人送了我一本《诗篇》。 当然,我已经有一本《圣经》了。但不知为什么,这本单行本的《诗篇》让我更多地阅读,祷告和背诵。

通过这三种操练,我想起了要活在关于神的故事中。 从哀歌中我学会如何表达痛苦:“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诗69:3)。 我呼吸着充满希望的渴望:“耶和华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诗38:15)。 我又想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34:18)。

牢记第一个大使命

一旦我们对付了麻痹的情绪、重新沉浸在与神的交通中,我们就可以再次专注于完成我们在神的故事中的使命。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二战初期的讲道“战时求学”提醒我们,人类一直在面对死亡和永恒审判的现实。 路易斯邀请基督徒学生们扪心自问:“让每时每刻都要么在走向天堂、要么在走向地狱的被造,花此生仅有的这点时间——即是只是其中一点点——在文学、艺术、数学或生物学这些琐碎学问上,是正当的吗?甚至有其心理可能吗?”

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在思考类似问题。我最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了我学习的阻碍。 在我的心目中,纯粹的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按我那时对它们狭义的理解)优先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我发现自己如同路易斯的听众一样,被他提出的尖锐问题折服:“你怎能如此轻率、自私,去思考除了人类灵魂救赎之外的事?”

我用了两年大学时间才明白了路易斯在文章的几段话里阐明的内容。 你不能用前线心态过一辈子。 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即使一战的前线士兵也很少谈论战争。 相反,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正常活动,包括阅读和写作。

对新冠肺炎的战争也没有改变这一现实。 当然,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洗手、社交隔离、远程办公上。但我们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吃饭、交往、工作、学习等日常事务上。 我们的课程、聚会、礼拜以及和朋友的聚会要么以线上形式举行,要么是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但它们还是一样开展着。 正如路易斯对他的师生听众说的那样,如果你在危机中暂停你所有的智力和审美活动,“你能做成的只是用一种更差的文化生活取代了更好的。” 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沉迷Netflix、还是上课学习、还是与朋友家人培养更深的感情–区别只是是选择在线方式还是与他们隔着2米不到的距离。

用神学的语言来说,即使在危机中,我们也不应因着神颁下的第二个使命(即使人作门徒)所具有的约束力,就忽略了神给我们的第一个使命(即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创世记第1章有一段关于人类及其使命的惊人之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6-27)。

上帝创造。 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那我们就被设计成了有创造力的人。 事实上,上帝在他颁布的第一个大使命中,就呼吁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1:28)。 我们被赋予了创造文化的尊荣。 我们制造工具,创作音乐,甚至建造城市(这些正是创世记第4章中所描述的人类活动)。 我们用道路和桥梁、用语言和书籍构建起了整个文明。 我们创办企业和慈善机构,创办医院和大学,建立艺术馆和剧院。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神使我们寻求祂,认识祂的思想和品格。 祂把我们设计成渴望真、善、美的人,叫我们渴慕祂的智慧(箴1,8)。 12世纪的教育家圣维克托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提醒我们,追求智慧意味着与神的活泼心灵相遇,就像一个人建立起了“与那神性的友谊”。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金钱或工作,虽然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学习是因为神按着祂的形象造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创造力、真理、良善和美。 我们也学着去恢复那形象的全貌,与基督一起扭转堕落对我们个人生活和整个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基督徒在全世界设立学校,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推动这些目标。

疫情只是放大了这一点。 如果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在大学时无视上帝赋予的学习使命,他们现在就无法准备好对抗病毒。 我们需要经济学家来帮助我们克服财务困境。 我们需要心理学家、诗人、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来帮助我们处理所感受到的混杂情绪。 我们需要牧师、敬拜领袖和有神学装备的平信徒帮助我们透过神的大故事来看这个瘟疫。

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徒应该是最喜欢学习的人。 面对危机总是需要神的智慧,这是我们在圣经和人类最好的传统中能找到的。 相反,正如《箴言》反复说的那样,唯有愚妄人藐视智慧、训诲和聪明。 我们通过寻求知识和巧妙地运用知识来向当前的流行病开战。 我们的医护人员和医学研究人员当然应该利用人类的创造力和上帝的恩典所能提供的一切恩赐。

也许你不确定在这段时间里应该继续求学还是暂缓计划。 如果你真的爱慕知识,也听到它对你的呼唤(箴1:20-33),你必须现在就去寻求它,而不是等到一切“恢复正常”。 就如路易斯笔下那群人类中最伟大的学习者那样:“知识和美,他们当下就要,不会等那个永不会来的恰当时机。”

新的纪律形式

我们无需为疫情中断了教学工作感到惊讶。 重大危机往往如此。 不过,我们还是要防备,不要让不利的环境消耗我们,使我们疲惫不堪。

对恐惧的执念会成为阻碍人坚持下去的主要因素。 焦虑是否占据了你的生活,占据了你清醒时每一刻的想法? 我可以为这种危险作证。 当我第一次遭遇严重的健康问题时,我听任它们主宰。 我花了几小时在网上寻找答案。 我因痛苦和精疲力尽陷入沮丧。

当我放任自己追求这些虚无缥缈时,我的妻子分享了一些我急需的智慧。 十年前,当她卧床一年才从自己的健康问题中恢复过来时,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被强制的“隔离”。 主一点点教导她安排好每日生活的重要性。 她提醒我在每天的一开始应与神共度,然后做一些伸展运动和练习,帮助我安抚不听使唤的肌肉,也重新集中游离的心绪。 渐渐地,我重新学会了照看自己的身心灵。

要想在流行病蔓延期间更好地学习,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和节奏,才不至于被当下的压力击垮。 在持守神所命定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尝试用非常规的方法来完成它们。

在剧烈疼痛发作期间,我无法长时间坐着或站立。 为了继续写作,我不得不开动想象力,学着使用一些新工具。 我订了一个电脑架,让我可以躺在床上写作。 靠着神的恩典,我很快发现专注于工作分散了我对痛苦的关注,也帮助我恢复了之前的创作力。 事实上,我以这种发式写完了两本书。

就像被迫卧床迫使我以新的方式写作一样,新冠肺炎也迫使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教学和学习活动。 在尝试过线上和线下授课后,我毫不怀疑面对面授课对学习更有利。 在网上上课的学生很容易因手机或周围的环境分心,原因不乏宠物、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厨房里的零食。 保持专注需要一种新的纪律形式。

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我们应视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一样,是神给我们生命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我们要把它视为成圣道路上的一种灵性操练。 认真倾听是一种爱的技巧。 在线学习让我们不得不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践行这一美德。 第三,我们要操练道德行动力(moral agency)。 这包括保持精神集中,不要尝试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换句话说,放下手机!)在线学习不是三心二意的借口。 正如路易斯在《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中所说的那样,“上帝不喜欢知识懒汉,正如他不喜欢任何懒汉一样。”

最后,我们用安息日的休息和娱乐来犒赏自己。 如果我们觉得在疫情期间每周必须工作7天,我们很可能是倚赖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神。 如果我们觉得为了生存需要跳过与神的交通,我们就没有把时间交托给神。

新冠肺炎危机只是证实了基督徒早该知道的事:自从人类堕落以来,生活从来没有“正常”过,世代总是反常地邪恶着(弗5:16)。 撒旦、世界和我们有罪的肉身不断合谋,要分散我们对神对我们生命呼召的关注。 然而,祂的恩典仍然使忠心的基督徒–无论课堂内外–有能力寻求祂的陪伴,知道祂的心意和计划,并完成祂对这个世界的目的。

Perry L. Glanzer 是贝勒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教授,同时也是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的常驻学者。 他也是《基督教教义的骇人观念》(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Teaching)和《基督化的学生事务:基督教思想与实践领域指南》(Christ-Enlivened Student Affairs: A Guide to Christian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的合著者。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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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牧师的妻子, 自杀使我成为牧师的遗孀。

在丈夫不幸去世后, 我对心理健康和相关事工的了解。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0
Courtesy of Kayla Stoecklein

当我十九岁遇到安德鲁时,我很快就坠入爱河。 他是一位牧师的孩子,他也受到神的呼召要作牧师,所以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就是过牧师妻子的生活。

我从小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但我是在和安德鲁的家人相处时,才一瞥在事奉工场最前线的生活是如何。 每当我靠近、倾听和学习时,我看到,虽然在事奉工场的服事是有意义和美好的,但在幕后也可能会充满压力、失望、沮丧和孤独。

在2015年,安德鲁成为他父母亲所属教会的首席牧师,而我也很快就担负起作为一位首席牧师的妻子应该作的事。 我曾在妇女事工团队服事,周三为MOPS(Mothers of Preschoolers)的聚会作准备。 每个主日,我也要在第一场主日敬拜之前准时到教会。

牧会成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整个世界就是围绕着教会,和上帝对安德鲁一生的呼召打转。 他的呼召也成了我的呼召;他的热情,是我的热情;他的目的,是我的目的。

但在2018年8月25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极度疲惫、忧郁和焦虑的打击之后,我钟爱的丈夫安德鲁不幸自杀了。

我所熟悉的生活,从此彻底地改变。 我成为一位寡妇,以及要抚育三个小男孩的单亲妈妈。 突然之间,我们成为互联网上的悲伤故事。 我看到,我日常生活的图片和我家人的照片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我们在瞬间被推到镁光灯下。

当世界注视着我们、俯身贴近,要仔细聆听时,我选择不沉默。 我不会让自杀作最后的定论。 就在安德鲁回天家的三天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也把它贴到我们家庭的部落格里。 “你的名字将会以大有能力的方式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承诺说, “你的故事可以拯救生命,改变生命,改造教会支持牧师的方式。 ”

正是因为那封信,我开始看到上帝的手在作工,挽回已失去的,甚至把人从自杀边缘救回来。 我们收到了数百封信件、礼物、捐款、书籍、毯子和花束来自完全陌生的人, 他们的爱心震撼人。

我最初就注意到,以及最近这几年中我学到的是,安德鲁的故事并不是不寻常。 刚好这周是全国预防自杀宣传周,令人难过的是,年复一年更多的美国教会领袖因自杀而丧命。

许多牧师和在事奉工场中服事的同工在与他们的心理健康作挣扎。 可悲的是,他们并不总是觉得有空间能让他们与同侪或会众分享他们的挣扎。 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立场、害怕失去发言份量、害怕失去同工的尊重,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从我和安德鲁相处的经验中,我了解到教会预备教会领袖们作回应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事奉疲乏的时候。

每个牧师周遭都需要有一群让他能感觉到安全的伙伴,跟他们在一起他可以表现得比较脆弱。 牧师们需要亲密和值得信赖的朋友群,在其中他们可以放松戒心,脱下牧师的头衔,单纯地做自己。 安德鲁经常说,“在高处是孤独的”,但不需要是如此。 我们从来不是被创造过独自的生活;这是行不通的。

与孤独相关的是沉重的责任包袱。 安德鲁经常称自己为“灵魂人物”,他是把一切事工维系在一起的人。 我会不断地、有爱心地将他的目光转回到耶稣基督,提醒他谁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 在担任牧师的职位时,必须要与同工团队分担领导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让别人一起承受重担,我们将会在所有的压力下崩溃。

当教会事工的需要持续增多时,这种负担尤其让人感到无法喘息。 安德鲁担任牧师多年期间,每周要找一天休息都很难。 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空出来作休息,我们将没有精神力气继续往前行。 在我们该休息的日子我们必须要执意关掉手机、不打开电子邮件或远离电脑。 休息是成功的关键。

在我作为牧师妻子时我发现的事实是,牧师也是人。 他们不是超人,他们是凡人。 他们不是击不垮的,他们不过是破碎的器皿,他们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这非常黑暗和绝望的世界里,作一盏明灯。 但是为了能继续保持亮光和精神体力来领导,牧师们必须也要仔细考虑如何照顾自己。 牧师们需要有同工群,他们需要分担事工的重担,他们需要给自己空档来疗养和休息。

对那些向教会和上帝承诺将不计代价服事的牧师们,要说个人付出的已经是太多了可能很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但事实是,你的生命和健康比你的事工更重要。 如果你的事工正在置你于死地,如果它正在摧毁你的家庭,如果它正在加剧你的抑郁,这是要赶快告诉别人的时候,要让自己休息一下。

再次强调,这对我们任何人都难做到,对于那些回应主的呼召,奉献自己一生为主所用的教会领袖们,这尤其困难。 但是,在像基督一样领导时,我们的牧师们不需要如基督一样领导。 因为基督已为我们作了最大的牺牲。 牧师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挣扎,知道他们从不需要独自承担。

Kayla Stoecklein 为那些遭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人发声,也是三个小男孩的母亲。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入她的行动: kaylastoecklein.comInstagram@kaylasteck 。 她的第一本书《当恐惧失去控制时》本周(指原文发表时间,2020年9月10日——译者注)出版。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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