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世界展望会创始人

一位韩国牧师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 他为何从历史中消失了?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 2021
照片:感谢韩景职基金会提供

几年前,我坐在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在中国大陆、香港称为世界宣明会,在台湾称世界展望会——译者注)位于韩国首尔汝矣岛的九层办公楼的顶层。 办公楼距离国会就几个街区,与国家主要政治和金融区高耸的摩天大楼相形见绌。 建筑物个个高耸杰出。 但是这栋切合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的建筑与周围却是格格不入的。 我采访了许多韩国高级主管,请他们喝果汁,身边是上世纪70年代的复古家具。

我曾前往韩国研究世界展望会的起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 我本期待听到奋兴布道家鲍勃·皮尔斯(Bob Pierce)众所周知的事迹–他于1950年代目睹饱受马克思主义摧残的首尔,极度绝望。 皮尔斯与美国陆军合办了学校、孤儿院和教会,协助将战后的韩国从残破的境地拉出,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一个美国福音派的慈善机构在冷战焦虑的发酵底下诞生–对世界展望会创立的迷思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

通过与刚卸任的韩国世界展望会前会长朴正三(Jong-Sam Park)的交谈,我听到的却不同于这一广为人知的历史叙事,这让我震惊。 这位气宇非凡、白发斑斑的会长一一解答了我关于鲍勃·皮尔斯的疑惑,但他更想诉说一位我前所未闻的韩国牧师。 当朴智星会长还是ㄧ位以草席蔽身、在街头流离失所的孩子时,韩景职(Kyung-Chik Han)牧师伸出援手。

我不耐烦地听着,希望把问题回归美国传教士。 但是当我试图导回话题时,他却恼怒了起来。 他解释说,韩牧师也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始人。 “世界展望会韩国分会吗?” 我试图确认。 “不是,从头到尾,” 他回答。

回想起来,朴会长的断言符合我过去忽略的证据。 我看过几张皮尔斯和韩会长同台的照片,上面通常说韩会长是皮尔斯的“翻译”。 许多20世纪50年代初的历史资料证实两人经常一起现身,多数时候发生在首尔。 虽然韩会长曾经把皮尔斯的讲道翻译成韩文给会众,但是他自己也会以牧师的身份在全世界最大的长老教会讲道,也是数不清的人道救援行动的设计、组织者,为世界展望会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也有韩会长事奉的蛛丝马迹。 在1954年11月某个寒冷的晚上,在芝加哥音乐厅,在韩会长下离开舞台后,皮尔斯不讳言地表扬他的同工对福音和人道主义热忱。 他说,韩会长巧妙地将米和福音分享给“为战争所疲惫”的韩国人民。 此时此刻,骇人听闻的冷战降临,美国与苏联各拥核武,可能彼此同归于尽。皮尔斯的信息给了亚洲希望,部分也是韩会长在朝鲜半岛的功劳。 皮尔斯称他为“人子”,被圣灵充满,赢得了许多灵魂。 但是皮尔斯不全把希望放在韩会长—甚至是神上。 他称赞了首尔上空的美国轰炸机,也保证要尽己所能。 “我不指望死在病床上, 我只期望死在共产党人手中。”

聚会结束前,皮尔斯以推销员的口吻呼召会众来到台前:

“我祈求今晚我们当中有人能回应呼召,把心献给神,让圣灵来充满,破碎自己。。。。 这个月有600个孩子等待被领养。 我们有他们的照片。如果你可以在信封上写‘我愿意领养一个孩子‘,与上帝的立约,在之后的一年里每月奉献十块钱,十天内就有人会在上面填上他们的名字。 ”

接待员训练有素地把认献卡收回来,之后把人群排开,又再领新的一群人到台前。 之后皮尔斯又重复刚刚所说的。

在芝加哥筹募到的钱都进入了一个名为世界展望会的全新团体。 如同葛理翰和日益茁壮的福音机构,譬如1950年代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和《今日基督教》杂志,世界展望会酝酿了一股属灵复兴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 不同的是,世界展望会强调人道主义救济。 但是人道救援也吸引了许多美国的基督徒,随后将世界展望会推向高峰。 展望会援助的孩子从1954年的240位增加到1990年的100万个,再到2015年的350万个。

如今,世界展望会接受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捐款和个人小额捐款,是美国接受 其美国分会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世界宣明会全球母会的总收入为

只是65年前在音乐厅两位弟兄催生世界展望会的这一提法已逐渐在历史中流逝。 当皮尔斯成为传奇人物、广交各国总统为朋友、成为公认的展望会创始人时,韩会长正黯然退下,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美国版叙事

皮尔斯和其他许多受经济大萧条摧残的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了南加州。 他信主后生命改变,在克服了动荡的童年和触礁的婚姻之后,皮尔斯火热地以过来人的经历传道。 他的魅力使他扶摇直上,席卷了美国南方阳光地带的南加州浸信会、拿撒勒人会(Nazarenes,或译宣圣会——译者注)、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皮尔斯在几间教堂担任青年团契核心同工和副牧师后,遂成为青年归主协会的传道人。

皮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末首次跨国到中国布道,助长了他的反共产主义信念。 在一次巡回布道成功获得17852位“决志信主”的亮眼成绩后,他同时也目睹了共产党军队对医院、学校和宣教机构的破坏。 美国宣教士新结识的中国牧师们被杀害。 有时离前线只有几英里远的皮尔斯,差点没在毛泽东拿下整个中国之前逃出。 共产主义的幽灵变成了阴森的景象。

中国沦陷之后,皮尔斯把目光转向韩国。 而一次1950年初的访问加深了他的警觉感。 俄国军队就驻扎于北纬38度线上,而就在皮尔斯返回美国之后几周,北朝鲜便南侵。 触发韩战的这次进攻迅速席卷了首尔,迫使韩国人退守至南方海岸。 直至1950年9月,共产党人占据了朝鲜半岛9的0%以上。

麦克阿瑟十一月大胆进攻仁川,才夺回了首尔。 事实上,美国和联合国部队一直向北进攻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 然后,局势再次逆转。 中共军队的突然参战扭转了战局的进展,根据皮尔斯的描述,使得首尔成为一座“血迹斑斑、被打烂的城市”。 战争继续着,往复拉锯,直到1953年根据停战协定在三年前开始敌对行动的同一条战线上划定了非军事区。

如同在中国ㄧ样,皮尔斯在韩国事工成为针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生存性回应。 那数年的战争时期,他服事的步履不曾停歇。 在战争初期,他从美国的基地焦虑无助地关注着局势,也开始为这冷战前线的最初热点之一募款。 在1950年印第安那州维诺纳湖(Winona Lake)的一次聚会中,皮尔斯以一段段基督徒殉道的故事来呼吁听众慷慨奉献。 随皮尔斯之后发言的葛理翰牧师对会众说:“我本来打算买一辆雪佛兰的敞篷跑车,但我现在要把钱捐给鲍伯·皮尔森,来援助韩国人民。”

在属灵方面,皮尔斯传福音的攻势也持续进行。 他光是在战争期间就接触了25000名韩国平民、韩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呼吁他们“从拜偶像和不信的黑暗中转回至福音荣耀的光中”。 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是一位基督徒,他盛赞皮尔斯的成就。 皮尔斯在一份代祷信转述李承晚说:“青年归主协会这一类的传道方式能遏止无神论正在远东泛滥的浪潮”。

如果皮尔斯这种浪迹天涯式的复兴并非超乎寻常,那他对苦难的回应则是。 虽然福音派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建医院和学校,但是在1920年代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至少从言辞上使福音派避开含有社会福音意味的事工。 皮尔斯目睹中韩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致使他在神学和言辞上再次投身于人道救援活动。

皮尔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个人遭遇被唤醒,而后者则成为世界宣明会的创立神话。 他在中国认识了一位叫白玉(White Jade)的女孩,她信主之后被父亲毒打并断绝了父女关系。 白玉实际上成了孤儿,无家可归。 当地的宣教机构已经无法收容更多孤儿。 所以皮尔斯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现金都给了这家机构和白玉,并承诺会按月奉献支持。

这次经历打动了皮尔斯和同行的人,让他在自己的《圣经》封底写下:“求主使那让神心痛的事情也让我感同身受”。 这成为世界宣明会的宗旨,并催生了儿童认养计划。 在美国的基督徒可以每月捐出十块美金认养在韩国的孤儿,在衣食教育以及信仰教育上提供援助。 1954年至1956年间,皮尔斯口中所称的“我的孤儿院”所募集到的善款从57000美元跃升至450000多美元。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展望会在人道主义救援界可以堪称为翘楚,甚至为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所知。 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金(David King)所表明的:“世界展望会调和了基督教宣教事工中传福音与社会责任无法相容的局面”。 皮尔斯似乎就是开启这股运动的自然之力。

这是世界展望会的官方历史。 但从韩国版本的故事却截然不同,与美国版志得意满的叙事截然不同,倒是韩国基督徒反过来影响着美国人。

韩国版叙事

韩和皮尔斯的发迹截然不同。 韩在1902年出生于儒教家庭,生长于平壤以北25英里的一个贫困农村。 复兴的浪潮在韩出生前后的几年间席卷了附近的村落,使他的家人以及邻居都信主成为基督徒。 很难想像在成为无神论的北韩首都以前,平壤曾经是亚洲基督徒属灵的首都。

韩本人是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教会领袖们回忆到,他亲切的性格、过人的智慧、勤奋的工作态度和活泼的生命,让他的潜力很快被发掘。 各地的捐款资助他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在著名的神学家J·格雷舍姆·梅辰(J。 Gresham Machen)的门下学习。 梅辰的智慧和神学令他神往,但他对其好斗的基要主义不以为然,韩在两方的神学立场之间走出一条温和、寻求合一的保守路线。

这样的特质,使得韩起初在中朝边境上的大城市新义州牧会的时候游刃有余。 如果皮尔斯的社会承担是基于养尊处优的美国人目睹境外贫穷带来的震撼,那么韩的念头则是来自于长期牧养受苦的羊群。 尽管时势艰难,会众深受各种社会问题困扰,他在遥远的朝鲜北方十三年的服事依然结实累累。 日本不断高涨的帝国主义倾向扩张钳制了教会的活动。 他的教会面临各种财务困境,人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自由。 日本当局曾一度对韩施以酷刑,逼迫他去神社参拜,这让他一生后悔。 即便在种种困境中,韩却依然监管教会建堂、一间孤儿院和一间养老院。 韩跻身为宗教和公共事务发声的关键人物。

当二战结束,日本向盟军投降时,韩的崛起显得更为明确。 韩被日本总督任命,监督光复期间的社会治安。 他成立了新义州自治协会,组织青年男子维持治安。 但是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喜悦很快就被绝望掏空。 美国在朝鲜北方的统治却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实现。 相反,南北方以北纬38度线划界,新义州则在苏联的监督之下。 共产党立即镇采取压行动,对数百万人施以强征土地、酷刑和大规模处决。 当对他的逮捕令发出时,韩伪装成街头难民, 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南韩。在1945年底,南韩仍然百废待举。

韩的领导力在首尔得到完全的发展。 由于北韩难民的大量涌入,首尔的状况如新义州一样糟糕。 走在乞丐、游民和娼妓之间,韩深感绝望。 “我控制不住我的心,”他在一篇名为《一无所有之人的福音》 的讲道中悲痛地说道。 “我抬不起头,所以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 他立刻搭建起帐篷,安排难民加入合作社,分配工作职责,并建立学校。 他于1945年12月第一次为27位难民在永乐(Young Nak)长老教会举行崇拜。因为该主要会友多半是受安置的北韩人,该教会被称为“难民的教会”。 在半年内,教会据称已有1000名会友。 在之后的两年成长到4300人。

四年里,这些难民都在帐篷下聚会。 然后,通过韩在美国的人脉,永乐教会募集到了2万美元的奉献,用于徒手建造一座巨大哥德式建筑的材料费用。 与此同时,韩的人道主义工作不曾间断。 1947年,他启动了六项新工程,包括几间孤儿院、一个寡妇之家、更多的学校和一间葬仪社。 1948年,他争取让北韩难民享有投票权。 “必须把帮助贫困弱势者放在首位,” 韩说。

1950年6月25日,悲剧再次降临。 在永乐教会会堂落成几周后,北韩入侵了。 随着交战双方犯下暴行,贫困弱势者与日俱增。 一名教会领袖在永乐教会的大门被处死,罪名是拒绝入侵部队进驻,把教堂用作军械库。 曾有报导流传汉江有3,000名牧师在共军胁迫下被迫投江。 几个月内,整个半岛几乎被夷为平地。

韩的人道主义工作在战乱中快速发展。 战争开始的隔天,他便成立了韩国基督教全国救助协会。 他还领导了基督教联盟战时非常时期委员会。 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协调,从美国陆军调拨帐篷,分发给难民营使用。 1951年3月,韩担任南韩在联合国的代表,突显了他作为一名完美幕后工作者,促成了高层人道主义工作。 韩天生拥有行政的手腕,同时负责着数十个韩国机构。

身旁试图了解韩的行政恩赐的同工说,他谦逊低调的魅力“鼓舞激励”着同工跟随他。 也有人称韩精通协调,能以温柔的劝说达到共识。 他效率极高,不曾懈怠地工作,以维持最佳成果。 一位旁观者打趣说,韩的思考像是理性的商人,“尽管他只叫自己是上帝的老仆人。”

面向西方世界

对于鲍勃·皮尔斯对韩国基督徒的“救援”,以及西方世界对他与韩——“一位外国的翻译”——之间关系的描述,当(基于东方)面向西方世界时,所看到十足迥异。 在皮尔斯踏足韩国之前,创立世界展望会的基础已经铺好了。 作为一位精通英语的牧师,韩已经在国际间建立人脉协助安排救助工作。

虽然美国的福音派从来没有这样描述,但是准确地说,皮尔斯和韩两人的关系是相知相惜的。 在1950年代初期,邀请皮尔森到永乐教会讲道是韩在ㄧ位美国宣教士的建议下促成的。 韩很快意识到,皮尔斯可以为他的人道主义计画做出贡献,便在他抵达首尔的当晚接待了他。 皮尔斯写道,他曾经对1500名会众讲道,当时“人群簇拥,万头钻动”,韩立即邀请皮尔斯在首尔的大型露天奋兴大会分享,让这段新建立的友谊更紧密。

当几周后战争爆发时,韩依然向皮尔斯随时通报情势。 1950年底,他们再次在韩国釜山会面,并共同举行了一系列的牧者聚会。 皮尔斯是最高潮那场聚会的讲员,他还自掏腰包办了这场聚会。 正如美国人不断想表达的,韩理所当然要为皮尔斯进行口译,但他和皮尔斯之间并非从属关系。 韩筹办了整个一系列活动。

这次的安排变成两位人道主义者的合作模式。 皮尔斯带头筹款和宣传,而韩则负责监督世界展望会的幼童事工。 其中大部分的事工甚至在皮尔斯参与之前就已经运作了。 在韩的影响下,双方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常以社会赈灾的形式出现,之后便成为世界展望会在世界活动的核心价值。

皮尔斯加入的是韩早先建立好的人道救援的人脉网路。 在世界展望会之前有永乐教会;在永乐教会之前有新义州(教会);在新义州之前,则是平壤郊外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世界展望会的身世是深源于韩国的。

只是随着岁月流逝,韩在世界展望会诞生的故事中的样貌逐渐模糊。 根据作家理查德·格曼(Richard Gehman)在1960年的描述中,在首尔机场迎接皮尔斯的韩国代表团时,简短地提到了韩。 文字中赞扬了西方慈善团体所做的孤儿院事工。 1972年的悼词形容韩为虔诚的圣徒和“温柔、敬责的牧师”,他为难民建造了数间孤儿院和学校,但其中没有提及世界展望会直接来自韩在韩战前后的事工。 1983年,葛福临再提这句老话:“优秀的口译员韩博士”将皮尔斯的信息翻译成“人们听得懂的韩语”。

皮尔斯的女儿玛丽莉·皮尔斯·邓克(Marilee Pierce Dunker)尽管韩不间断参与国际世界展望会和其韩国分会,但他的功劳被西方福音派关于社会行动的胜利主义式叙事所淹没。

皮尔斯本人并不是有意掩盖韩的贡献。 世界展望会最早的文献描述了韩,甚至向他热烈致敬。 在他的第一本回忆录《不为人知的韩国故事》中,皮尔斯盛赞韩为人民服务的勇气、敬虔和心力。 “走出过去的混乱,”皮尔斯写道,“这位神人为他的人民开创了未来。” 在接受《今日基督教》的采访时,邓克说,她的父亲“将是第一个说,‘我有异象,但做成的不是我。’ 我号召大家捐款, 我居中协调。 是一线的同工做成。 ”

韩似乎也不埋怨皮尔斯成为宠儿。 事实上,韩从首尔飞往洛杉矶,在1978年这位同事(即皮尔斯——译者注)的追思礼拜上讲道,说:“韩国人民永不会忘记他,因为他是韩战期间来自海外最知名的传道人和社会工作者。 。 。 。为着他赞美神。 ” 但韩口中的“来自海外”一词也证明皮尔斯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创始人。 韩国人一直把世界展望会视为皮尔斯和韩合作创立的。 前世界展望会韩国分会朴会长说,皮尔斯“是一个照剧本演出的表演大师。 但90%是韩国人成就的。 世界展望会虽然算在美国诞生,但事实上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北韩牧师在首尔的贫民窟创建了它。

在一个名为“单一故事的危险性”的TED演讲中,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美国基督徒渴望体现自己国家英雄的虔诚和进步时,便会这样做。 结果导致了单一明确的故事,强调强大仁慈的美国和贫困绝望的韩国。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专业帮助韩国走出了灾难的低谷。 皮尔斯的功劳不可磨灭。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韩国的基督教欣欣向荣,比美国人更有活力、反过来教导美国人热切祷告、社会救济和发展事工的价值。 有时,口译员不仅仅是一名口译员。

如今,像韩和皮尔斯之间的跨国合作,正成倍成长,让信仰在这迷茫的新时代开枝散叶。 目前, 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美国将在2040年代成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

许多美国机构,从国际希望会(Compassion International)到校园团契(InterVarsity),到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都在期待新的现实,激励基督徒到世界各地成为领袖。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有色人种塑造信仰的机构不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现实。 这些都是持续发生的。 该是宣教和人道救援组织回头寻找自己历史上的韩景职的时候了。 谁是建立起跨国的基督宣教机构,但是却在历史的记忆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

对于世界展望会来说,2018年埃德加·桑多瓦尔(Edgar Sandoval)受命为其首位非白人美国执行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将其管理国际化。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以多元化的候选人为特色——这应是自然而然的进程。 将韩纳入它的创始叙事更符合世界展望会原本的初衷:建立一个深远国际化、多种族的慈善机构。

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叙事正在转变。 在写完父亲的传记40年后,邓克说她正在写下一本书。 书中将介绍韩的故事,以及其他教会和个人的故事,是他们为世界展望会成为当今有全球影响力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大卫·斯沃茨(David R。 Swartz)是阿斯伯里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 他是《面对西方:世界基督教时代的美国福音派》(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的作者。

翻译:王宁杨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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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牧师们应对同居问题进退两难

更多的福音派信徒在婚前住在一起, 教会领袖们很难做出回应。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30, 2021
图片:麦特·钦沃斯(Matt Chinworth)的插图

2019年初, 媒体援引这对未婚伴侣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作为他们等到订婚后才同居的原因。 很少有人认为普拉特的同居和他作为一个“

对于那些承认圣经禁止婚外一切性活动的人来说,这似乎很奇怪。 但是普拉特和施瓦辛格所做的选择并不是限于在好莱坞——这是美国自称是福音派的年轻人的新常态。

2019年底,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对一群福音派牧师演讲时,问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经常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对同居的问题。 大多数人举手。 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已经停止主持婚礼,因为他教会里有许多订婚伴侣已同居,而当他谈到这事时会生气。 另一位说,当他解雇了一名拒绝停止同居的教会雇员时,遭到了教会会友的严厉批评。

多年来我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中所看到的,和在2019年对一系列牧师的访谈中所听到的,都与这些轶事相吻合:福音派信徒,尤其是40岁以下的人,越来越多认为同居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大多数的年轻福音派信徒都在这样做或预期会这样做。

简单地说,同居比基督徒意识到的要普遍得多和更被广泛接受。 美国牧师们正在研究如何向同居者制定婚礼政策和婚前辅导。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教会要维护和保护婚姻,它在这方面的方法必须改变。

同居的习惯

与一般美国人相比,福音派较不赞成同居。 不过,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 最年轻的美国人对同居的看法要自由得多,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同居在道德上有问题。

在福音派中,这种年龄差异也很明显。 2012年,只有四成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的福音派信徒在社会调查中表示他们不同意以下的说法:“两个人住在一起而不打算结婚是可以的。”

其他研究发现,等到结婚后才住在一起的想法被视为更加过时。 最近一次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做的全国家庭成长调查于2019年完成。调查发现,15至22岁的福音派信徒中有43%表示,他们将来肯定或可能同居。

只有24%说他们肯定不会。 在29至49岁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至少同居过一次。 目前,在第一次婚姻中的福音派信徒,有53%在合法结婚前同居。

根据 由于越来越多的伴侣可能会推迟结婚,许多人 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压力不会影响福音派的单身人士。

塞威克利市(Sewickley)是宾夕法尼亚州里一个相当富裕的地区,比尔·亨利(Bill Henry)是在那里的圣士提反圣公会(St。 Stephen’s Anglican Church)的资深副牧师。 他曾为至少75对订婚伴侣提供过辅导。他说其中有许多“选择在结婚前住在一起和/或睡在一起,而不知道(或选择忽略)这是罪。”

亨利估计,他教会中大约有一半的少年人和青年人觉得同居没问题,和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也是这样想。

牧师处理同居的经历因不同的因素而异:教会的规模和地点、教会接纳会友的严格程度和婚姻要求,以及他们为非会友举行婚礼和婚前辅导的程度。 但我采访过的所有牧师都同意,同居在福音派中已经成为正常化了。

里奇·赫布斯特(Rich Herbster)在普莱森特山教会(Mt。 Pleasant Church),一间在匹兹堡郊外的福音长老会服事。在他20年的事奉生涯中,他看到了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平行趋势:同居的扩张和婚姻的衰落。

赫布斯特说:“在我们会众的规模增加了超过一倍的时候,我只收到四分之一的婚礼请求。 我们的千禧一代结婚的速度,根本不会与上一代的人相同。 ”

也有些理由给予希望。 在那些神学观念保守并且每周参加聚会的人中,同居习惯并不那么严重。 即使文化态度不断转变,研究表明,经常参加聚会或认为自己的信仰对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福音派信徒不大会计划同居或实际同居。 教会的出席和个人信仰的承诺产生了巨大的不同。

内特·德夫林(Nate Devlin)是匹兹堡附近的贝弗利高地长老会(Beverly Heights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师。他指出那些在他的教会长大并在那里结婚的人通常不会同居。 他说:“然而,在探讨在比佛利高地教会结婚的人中,会众的朋友和远亲,以及那些与教会关系松散的人,比较多在婚前同居。”

但是,即使在那些认为同居是错误的福音派信徒中,也很少有人能解释原因。宾夕法尼亚州埃农谷伯特利福音长老会(Bethel 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杰拉尔德·多兹(Gerald Dodds)认为,尽管他的《圣经》教导清晰保守,但在他教会的农村会众中,对于为什么婚前生活在一起是错误的,大多数少年人无法从《圣经》中找到解释。 他说:“有时候这个信息似乎无法传递进去。”

伊利第一神召会(Erie First Assembly of God)的主任牧师尼科尔·施赖伯(Nicole Schreiber)仅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辅导了四对订了婚的福音派同居伴侣。 许多人不再认为同居与他们的信仰相悖。她认为这是由于对《圣经》原则“缺乏理解”,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保守公理会(Conservative Congregational)在纽约市有一个小的教会,叫“布朗克斯信仰之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这教会担任共同牧师,最近退休。 他说,教会的年轻人很少会公开对教会在婚姻范围内性生活的传统立场持有异议,只而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则会选择不加入教会。 在南布朗克斯,同居一直是常态,教会的外展活动经常出现关于同居的自由派观点。

教会最新的牧师乔丹·罗伯茨(Jordan Roberts)在紧密结合的会众中长大。 他说:“我会说,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年轻人同居要么为零,要么保持非常沉默。” 然而,对与他一起在教会长大却离开教会的同龄人来说,同居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涉及育儿时。

杰伊·斯洛库姆(Jay Slocum) 在过去20 年里一直在圣公会和英国圣公会担任牧师,最近是在匹兹堡约拿的呼召圣公会,但也曾在北弗吉尼亚牧会。 在少年人和青年人中,他观察到大多数新基督徒和“文化”基督徒——他指那些在教会长大,但很少参加聚会的人——认为同居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他的经验,即使他认为是“有承诺”的基督徒,也可能有三分之一是同居的。 斯洛库姆说:“这些信徒中许多人对同居有很强烈的罪恶感,但可能被住在一起的实际利益所引诱而妥协,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或在基层工作时,经济因素是一个肯定的原因。”

无论是更富有,或是更贫穷

实际的考量、方便和经济因素往往是支持同居的理由。 在塞威克利的牧师亨利采访了八对婚前伴侣,作为他教牧学博士学位研究的一部分,其中三对是同居的。 当他问他们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选择同居时,“方便”一词被使用了七次。 可是,财务是普遍得多的理由,被提到两倍之多。

教会必须敏感地了解到,经济和实际压力可以使同居伴侣很困难在结婚前分开住。 当我做教会长老时,我的教会遇到了一个情况,一对悔改的同居伴侣不仅贫穷,而且一起抚养孩子。 虽然他们愿意结婚,但他们在婚前辅导和婚礼完成之前,看不到如何能够分开生活。

这种压力并不仅限于年轻夫妇。 多兹指出,许多丧偶老人都希望结婚,但担心“结婚会影响他们的政府福利”。 他们认为同居是他们不独处的唯一选择。

杰克·罗伯茨(Jack Roberts)也是布朗克斯信仰之家的牧师,目睹了设计不善的社会政策和高昂的生活费用对希望结婚的年长信徒所构成的威胁。 一位新参加聚会的人有兴趣加入教会,但她已经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了15年,甚至帮助抚养他的孙儿孙女。

罗伯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结婚。” 教会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合法结婚才能加入教会。 她愿意,但她的伴侣不愿意。 “他们都在领社会保障的残疾金。如果他们告诉社会保障局他们现在结婚了,他担心他们的残疾金会减少。 因此,他们没有结婚。她没有成为教会的会员,反而停止来教会。 ”

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的压力也可能会迫使伴侣们无法住在一起,而不是相反。 亨利的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不想放弃独立生活,便利和财务诱因也可能导致他们继续分开居住。 家人的不赞成也很重要。

但对于信徒来说,教义和承诺似乎占据中心位置。 正如亨利的一位受访者在谈到当今不同居的年轻人时所说:“我认为他们等待到结婚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和相信这是正确的做法。”

婚前问题

当同居伴侣寻求婚前辅导或想为婚礼预订教堂时,教会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对于许多牧师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实际上严格来说,福音派信徒中的大多数同居者,甚至不再是“婚前”状态。

在进行这项调查时,在曾经同居的福音派信徒中,只有47%的首次同居导致结婚。 当时正在同居的福音派信徒中,只有14%的人订婚,另有21%的人在开始住在一起时有明确的结婚计划。

在我采访的12位牧师中,只有4位愿意为婚前没有分开住的同居伴侣进行婚前辅导和主持婚礼。

亨利的教会虽然愿意为非教会成员主持婚礼,但如果同居伴侣在牧师的辅导和指示后,还不在结婚前分开住并停止性生活,就不会为他们主持婚礼。

他们明确说明关于同居的立场。 亨利说:“我们在婚前辅导流程开始时就提出这个问题,所以除非他们撒谎(这曾经发生),否则我们知道谁住在一起。” 在必要时拒绝婚姻服务对他没有问题,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选择离开他的教会,或不让他主持婚礼。

他说:“我将‘离开,联合,一体’的观点作为一种准则和上帝最好的安排呈现出来。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住在一起,就要搬出去,直到结婚;如果他们开始睡在一起,也要停止,直到结婚。 ”

德夫林的匹兹堡地区教会也坚持那些同居的人必须分开,停止性生活,直到他们结婚。 他主动提出帮助这对伴侣管理他们的临时分居,并常鼓励他们“大大加快婚礼日期”。

斯洛库姆回忆说,他参与的一家教会制定了婚前课程和婚前契约,伴侣双方同意要么分开房间住并且不发生性关系,要么搬到不同的地方住。

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把一些伴侣集中起来经历一个门徒训练流程,在那里我直接教他们一种模式,包括:贞洁,然后结婚,然后买房子,然后生孩子,同时借着从事的职业爱社区。 我们教会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下降, 因为情侣们不断结婚生子! ”

我采访过的其他牧师在牧养伴侣们并谈论同居问题时,并不要求他们停止同居。

例如,赫布斯特(Herbster)看到,尽管情侣双方普遍倾向于在承诺结婚前,以一起生活来“测试”他们的关系,可是没有研究表明婚前同居可以降低离婚的风险。 他告诉他们,有很多“世俗的研究” 例如,全国家庭成长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采访的福音派信徒中,首次同居后的婚姻有45%已经破裂。 在首次结婚而从未同居过的福音派信徒中,79%的婚姻仍然完整。

他告诉我:“如果我决定辅导这婚姻,我会试图与这对情侣建立关系,引导他们走向婚姻的最佳道路,并希望用祈祷的心态与他们一起努力,为他们的共同生活拥抱一种合乎《圣经》的愿景。”

要求同居的会友在结婚前必须分开的教会,应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带来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如果涉及儿童,或老年人将因合法结婚而失去需要的收入。 这可能意味着加快婚礼日期或帮助其中一个伴侣提供临时居所。

在需要的情况下,一些福音派牧师甚至建议提供教堂婚礼和誓言,但放弃法律上的结婚证。 我确信,将来许多福音派教会将开始认真看待教会的婚礼和婚礼誓言,就算没有预期去领政府的结婚证,也依然是有庄严的具有约束力的。

牧师也可以主动处理这些困境。 首先,教会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参加崇拜的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知道并理解《圣经》中关于婚外性行为的教导。 基督徒经常抓住一些迷思,用以支持同居是正当的,例如认为一对情侣需要“实习”生活在一起才能成功。

教会需要装备和训练信徒,除了教导基督教教义外,还要传递现实生活的经验和实际的智慧。 这个信息可以看来很简单,例如:从道德和神学上看,这就是上帝关于同居和婚外性行为的教导;这就是证据,表明祂的方式确实是得到幸福、稳定、充满活力的婚姻的最佳途径。

我采访过的牧师有许多这样做。他们讲道时顺着《圣经》的书卷,就算有文化上的困难,也不避开有关性方面的教导。 另外有人利用主题讲道、主日学课程、青年团契或作为客座讲员的机会宣讲这样的信息。

第二,我们彼此对待时需要谦卑和正直。 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中,同居或有婚前性行为的人,比我们意识到或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也许这是该诚实承认的时候了,帮助年轻的信徒从我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年轻一代并不比父母或祖父母的一代更有罪:他们只是面对着不同的自我满足和自我辩解的机会和压力。 我们应该用横向的(即平等的——译者注)心态对待有关性的门徒训练——带着鼓励和同理心与弟兄姐妹并肩而行,作为罪人去帮助其他罪人去爱和服事主。

第三,正如数据和我采访的牧师们所表明的,经常参加实体教会崇拜和团契的信徒比在这些方面马马虎虎的信徒情况要好得多。 如果器官被切断了人体血液供应,养分是无法到达那里的。 同样,当基督徒在上帝的恩典中选择深深地致力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更有可能“听到。。。和遵行”上帝的真道(路11:28)。

大多数牧师和教会领袖已经鼓励信徒要每天活出基督教信仰和每周参加教会聚会,但也有许多其他领袖却忽略跟进那些变成偶尔参与的会友。 应对同居与应对其他罪的引诱一样,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操练是成长所必需的。

第四,计划结婚的情侣往往为大型婚礼存钱而同居。我在自己的大家族里就见过这样。 这是把优先放在婚礼庆典,而不是在婚姻的神圣和对上帝的顺服。 其实并没有理由能阻止两个人先结婚然后才搬在一起,然后再为以后一个更大的婚姻庆祝存钱。

在同性婚姻和性别认同成为分裂信徒的主要性问题的时代,同居似乎是福音派牧师可以淡化、甚或忽视的。在我采访的牧师中,至少有一位那样暗示。

然而,我们的上帝不仅是仁慈、长期忍耐、富有怜悯的,祂也是一位公义和圣洁的上帝,祂的话语是完美的。 当我们把自认为是“较轻的罪”放在一边时,我们在不敬畏祂。

而对那些经历性别困惑或同性吸引的人来说,在讲台上忽视某些性方面的罪或诱惑看起来并不是明智或善良,而是虚伪。 如果我们忽视一个,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另一个。 如果我们呼吁一个人要圣洁,我们必须呼吁另一个人也要圣洁。 真正的怜悯与同情是根据真理,而不是根据谎言。

在那些对《圣经》有关性和婚姻的教导持同样了解的人当中,对于如何处理教会里信徒的同居,还是可能有出于诚意的不同看法。 但是我们必须应对这个问题。 出于怜悯和智慧,我们可以教导和应用上帝的真理,即无论一男一女是否生活在一起,只有婚姻才是男女性结合的合法理由。

大卫·艾尔斯(David J。 Ayers)是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的社会学教授。 他是即将出版的《超越革命:性与未婚的福音派信徒》(Beyond the Revolution: Sex and the Single Evangelical)(Lexham Press,2021)和《基督教婚姻:一个全面的介绍》(Christian Marriag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2019)的作者。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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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再用“枯燥无味”来形容《圣经》的某些内容?

如果你问对了问题,《圣经》就是一扇门和一场盛宴。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1,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Bailey Zindel / Ivras Krutainis / Unsplash

当我开始在教会带领查经班时,选择《圣经》中的哪一卷书作为来学习的第一本书,曾经让我很为难。我不记得我到底为什么选择《耶利米书》,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告诉一位神学院的学生这个决定时,她脸上的表情。“你必须得先警告他们,”她说,“这是一本很难的书。”

因此,当我宣布我们将用接下来的六个月的时间学习《耶利米书》时(因为 这是学习52个密集的章节所需的时间),我重复了一些《圣经》教师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知道这本书很枯燥无味,但我们会学到一些东西。” 我想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为他们或为我自己降低期待值。 我把标准定得很低,这么一来,如果《耶利米书》哪怕能引起他们的一点点兴趣,那也是一种成功。

但回想起来,我很后悔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说的不是事实。《耶利米书》并不枯燥无味。《圣经》并不枯燥无味。即使是人们常被人们说为枯燥无味的部分,其实也是不寻常、扣人心弦和令人敬畏的。如若我们愿意试试它们的话,这些章节绝对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

《圣经》中有些书因为冗长乏味而口碑不佳。 我们知道,我们 应该 认为《利未记》很重要,或者先知书的内容今天仍然适用。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认为它们 “有点难懂”,大家都会点头同意。

经过多年的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令人吃惊的是,《圣经》中被我贴上“无聊”标签的那些部分居然占用了相当部分的时间。《民数记》以人口普查开始;《历代志》似乎只是重复《列王纪》而已;一直到《启示录》,每个人都“知道”这本书是很奇怪的。 在我的教会里,每个人都同意整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但没有人会责怪你只喜欢读福音书、《诗篇》和使徒书信。

当我在高中时第一次从头到尾读完整本《圣经》时,我略感愤慨。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在这些所谓“无聊”的书卷中有如此引人入胜的阴谋、戏剧,还有美好和良善?

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其1917年的著名演讲《圣经中的陌生新世界》(The Strange New World within the Bible)的开头问道:“《圣经》里有什么? 《圣经》这扇门引导进入的是怎样的一座房子? 当我们把《圣经》打开时,什么样的国度在我们眼前展开?”

这些问题对我所成长的青年团契来说是陌生的。 我们提问过的问题包括,“《圣经》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些规则中哪些是我必须遵守的?”。而这些问题正是《圣经》中大量“枯燥无味”的经文没有做出太多尝试来回答的。

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美感并不容易被译为命题式声明,它们影响信实的读经者的方式也不总是能用“具体应用”来精确地描述。

我们许多福音派教徒务实到了极点,骄傲地把我们的“尊崇《圣经》”(high view of Scripture)像徽章一样戴在身上。 但是我们在应对那些怪异、困难或枯燥的经文段落时,就会否认这一现实。

当一切都必须归结为可应用的道德原则,以直接的方式与替代性赎罪联系起来,或勾画出“上天堂”的方法时,让人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有道理:《圣经》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似乎最终是没有必要的。

接下来,巴特在他的演讲中把读经者描述为进入新世界的一位旅行者:与亚伯拉罕一起在哈兰生活,听到前往新地的呼召;与摩西一起在旷野中游荡,与以利亚一起倾听那依然微弱的声音,跟随以“令人信服的力量”说话的耶稣,并在他那群笨拙的追随者身上看到他生命的“回声”。

但是,除非你期望找到它,否则你无法进入这个新世界。 如果你要寻找枯燥无味、无关紧要的故事,你找到的就会是这样的故事。 如果你要寻找上帝的陌生新世界,你就会找到这样的世界,而不是枯燥无味的故事。 正如巴特所写的:“饥饿者因它得饱足,而对于饱足者来说,在他们打开它之前就已经饱足了”。

当我开始读神学院时,我经常被警告说,我需要确保我的信仰不会变得“枯燥和学术化”。 奇怪的是,实际发生的是,我对《圣经》中所谓“枯燥和学术化”的那些部分,爱得越来越深。 我得到了无数的资源来提出探究性的问题,还有无数使我能够深入了解最奇怪的故事细节的作业。 我原以为索多玛和蛾摩拉对我的中产阶级郊区教会来讲没有什么可说的;相反,它提醒我们记住:人们是根据我们如何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行为来评断我们的社区的。 我曾被《启示录》中的奇怪图像所困扰;取而代之的是,我发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神的国度与这世界的各帝国的对抗。 我原以为《耶利米书》会让我的《圣经》学习变得枯燥乏味;相反,我们发现自己认同耶利米对其人民的罪孽的心痛。 在神学院,我了解到,每当我深入研究一段《圣经》经文时,我都会发现一些超乎我所思所想的更美丽、更具吸引力的东西。

但你甚至不需要一个完整的神学图书馆就能在“枯燥无味”的故事中找到兴奋点。 《圣经》中对会幕的详细描述让艺术家为之着迷,《创世纪》中的家庭剧就像肥皂剧一样的错综复杂,而《旧约》中的法律和节日规范就如描绘异国风俗的奇幻小说一样的全面。

《圣经》是历史,是戏剧,是艺术。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简单故事,即上帝救赎祂的创造物。 但是,如果我们在简单化或系统化的过程中,最终将《圣经》的所有经文都归于枯燥无味的无关紧要,那么我们就错过这条线索,即上帝选择以令人惊叹的故事形式向我们启示祂自己的心意。

或许我们最好的《圣经》学习工具是正确地培养期望,这种期望由信心而生,靠实践来维持,即使在“枯燥无味”的部分,也会有美好、真理和良善,因为上帝就是如此。

翻译:Holly Chen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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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圣经》比禅定承诺了更好的收获

基督徒不需要透过神秘主义或安静的空虚就能从重复默想获得亮光。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1
Jurica Koletic / Unsplash / Edits by Rick Szuecs

当你想到操练默想(meditation)时,你会想到什么图像?像许多人一样,你可能会想像一个人用莲花座的方式盘腿(lotus position),闭着眼睛,伸出双手,嘴里不断地发出“欧姆”的声音。

这是一个许多基督徒并不认同的讽刺性图像(caricature),甚至很多基督徒直接地在形式上拒绝。普遍的看法是,默想是为神秘主义者和瑜伽士所预备的,不是为上帝的儿女所预备的。

但事实上,默想是一种基督教的操练。不仅如此,它还应该成为我们的特征。但在你穿上你的弹性长裤(stretchy pants),摆出莲花座开始默想时间之前,让我们区分一下神秘主义冥想的操练和《圣经》中默想的操练的不同。基督教默想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它?我们该如何操练呢?

《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被称为有福之人的特点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昼夜思想[律法]”(第2节)。当诗人说到默想时,他默想的对象是神的律法(妥拉)、神的应许、神的作为和神的道路。这些事物的记录可以在我们现在称为《旧约》的圣书中找到。如今,独一真神的追随者知道我们默想的对象包括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因此,我们默想的对象是《圣经》。但我们默想的原因也很重要,它与瑜伽士的冥想的原因形成对比。神秘主义的冥想是 为了停止而倒空心灵。那些追求冥想好处的人被告知要专注于他们的呼吸,安静他们的思虑,以缓解压力或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精神痛苦(mental distress)或混乱。

相比之下,基督教默想是 为了行动而充满心灵。它是一种通过反覆接触相同的思想来学习的方法。它包括研读、反思和反刍(rumination)。与神秘主义的冥想不同的是,基督教的默想将理解(understanding)视为对任何有德性(virtuous)事物 进行思考 的结果(腓4:8)。基督教默想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结出正确生活(right living)的果实。在约书亚记1:8中,上帝告诉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但基督徒默想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神秘主义的冥想方法有时会影响基督徒的操练:“如果我读一节经文,并保持非常安静,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圣灵就会在我心中空出的地方带来亮光。”虽然用意良好,但这种方法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的误解。它倾向于跳过对一段经文背景的任何思考,而承诺以应用或鼓励的形式给予立即的效果。

是的,《圣经》有圣灵可以光照的明显含义(plain meaning),但当我们把经文作为我们反复默想的对象时,它们也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换句话说, 反刍(rumination)会产生亮光。圣灵通过给予洞见、智慧和理解来回应我们勤奋地应用心智。

基督徒的默想持守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格言:重复是学习之母。我们通过持续地阅读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可以前所未有的方便接触到《圣经》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先读一种译本,然后再读另一种译本。我们可以听手机应用程序(app)朗读经文。我们可以听到经文的歌唱,并自己学习歌唱经文。我们可以把经文一行一行地抄写在日记里,并边写边祷告。我们可以在空白处画出我们所读的内容。我们可以在社群小组或家庭环境中大声朗读经文,作为实践,“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话语的方法(申命记6:7 )。

思考,研读,反思,反刍。默想神的律法、祂的应许、祂的作为和祂的道路,可以训练我们按照它们来思考。它促使我们按照我们应该的方式行事。它也许不能保证有禅定般的境界,但它能保证更好的事物:超越理性的平安,以及定睛在神的事物上所结出心灵的果实。

珍·威尔金(Jen Wilkin)是一名作家和圣经教师。作为《圣经》素养的倡导者,她的热情是看到其他人成为善于表达和坚定的基督跟随者。你可以在 JenWilkin.net 和播客“认识信仰(Knowing Faith)”找到她。

翻译:Addison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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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欧洲堡垒: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美国应该效仿 “基督教 ”欧洲大陆吗?

随着西方反穆斯林情绪的滋长,欧洲福音派顾问急切寻求比罩袍禁令更好的对策。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1
I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Monstera / Spencer Davis / Christopher Cintron / Lina Kivaka / Mhajr Invincible / Pexels

图片:Rick Szuecs的插图/图片来源:Monstera / Spencer Davis / Christopher Cintron / Lina Kivaka / Mhajr Invincible / Pexels

十年内,穆斯林可能占欧洲人口的14%。

据统计,作为在历史上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大洲,欧洲在2016年有5%的穆斯林人口。如果大量移民的模式保持不变,欧洲的人口到2050年构成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且,鉴于穆斯林家庭平均比欧洲大陆其他人群多生一个孩子,皮尤研究中心预测,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将近每五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穆斯林——三国的比例依次为17%、18%和20%。 瑞典将成为拥有30%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而奥地利的预测值则是20%,令人警惕。 这个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最近公布了一份在线伊斯兰教地图,以确定清真寺和其他政治化的宗教中心。

据欧洲宗教专家所言,三分之一的欧洲穆斯林并没活出他们的信仰。

然而,这也恰好表明,三分之二的穆斯林相信并实践伊斯兰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五个西欧国家的人口中至少每月教堂的中位数为18%,依据《圣经》相信上帝的中位数为27%。

一个最终的 欧拉伯 (Eurabia)——一些欧洲基督徒的担心是否合理?

抑或,这样说是仇视伊斯兰教吗?

抑或,恰恰相反,美国人应该放眼大洋彼岸,考虑法国的政教分离主义法律和瑞士的罩袍禁令,以追求共同的世俗主义?

对关心此事的福音派人士,伯特·德鲁特(Bert de Ruiter)有自己的疑问,与他们自己的信仰有关。

“如果伊斯兰教正在占领欧洲,这是个问题吗?”这位欧洲福音派联盟的穆斯林—基督徒关系顾问问道。 “上帝会不会突然陷入恐慌?”

他认为,穆斯林不会占领欧洲大陆,并指向皮尤关于2050年穆斯林人口的另外两个估值:如果移民数为“零 ”,则占总人口的7%;如果移民数为 “中等 ”,则占11%。

但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上帝都会信实于他的教会,德鲁特说。 他曾经是荷兰一个政党的主席,“对穆斯林有一种热情,用基督的爱去接触他们”。

然而,他说,太多欧洲基督徒的行为反倒像政治家一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背离了基督对邻居的爱。

根据《2019年欧洲仇视伊斯兰教报告》(EIR)收集的统计数据,37%的欧洲人对穆斯林有负面看法,29%的人不愿意与穆斯林共事。 而在丹麦,28%的人至少部分同意“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境”这一观点。

同一个统计数据的反面,则再次显示绝大多数人对穆斯林都没有什么意见。

EIR报告的编辑之一法里德·哈菲兹(Farid Hafez)说,仇视伊斯兰教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极右翼的积极宣传,试图制造一个替罪羊。 政治家们夸大其词,反恐叙事的推波助澜,让观念成为了现实。

哈菲兹说:“人们经历的敌意越多,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团体就越有感情。”他也是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名讲师。 “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待这个问题;穆斯林是社会的一部分。”

他说,“禁区”和 “平行社会”等标签反映了欧洲不同于美国,没有能力采用接受多重身份的心态。 欧洲人与穆斯林的关系并不稳定,而这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集体选择。

“奥地利曾经有遭受过维也纳之围,但它也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哈菲兹说。 “历史为如何讲述你的故事提供了许多选择。 那么,我们将选择合作还是冲突的叙事方式?”

德鲁特在他为重点报道欧洲的新闻网站“聚焦福音派”(Evangelical Focus)撰写的专栏中,有许多参与者试图塑造这样的叙事方式。

其中包括土耳其和摩洛哥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它们建造清真寺并提供阿訇。 跨国网络,如穆斯林兄弟会和苏菲教团,为获得信徒和定义伊斯兰教而竞争。 互联网上的瓦哈比传教士打破了传统的权威界限。 而与国家相关联的穆斯林协会则努力在世俗社会中实现融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穆斯林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作为受邀的移民劳工来到欧洲。 他们逐渐带来了家庭,结婚生子。 虽然最初由于语言问题而被孤立,但他们建造清真寺和开设学校,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上留下自己印记。

一个曾经欢迎他们的欧洲社会开始变得不自在。

“我们邀请了客座工人,”德鲁特引用了一句常见的话。 “但事实证明,他们实际上是人。”

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

因此,他在最近为 聚焦福音派 撰写的分析报告中写道,基督徒有四重任务(四个R):

  • 探寻(Research):马太福音第10章讲到,要在你所到的村庄里找到有“配得”的人。 同样地,基督徒必须了解穆斯林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媒体塑造的形象。
  • 思考(Reflect):诗篇139篇邀请神洞察我们的内心。 反穆斯林的偏见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根深蒂固,基督徒只要谦卑,就能忏悔,并有怜悯的态度。
  • 联系(Relate):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中,保罗描述了他如何与试图接触的人分享他的生活。 基督徒必须发展与穆斯林的关系,希望也能分享福音。
  • 放松(Relax):在诗篇第46篇中,主提醒信徒, “要安静,知我是神”。 无论欧洲发生什么变化,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祂将在各国中得到尊崇。

在美国,沃伦·拉尔森添加了第五个R:代表(Represent)。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为受迫害的穆斯林发声,”这位哥伦比亚国际大学(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Zwemer穆斯林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教授说。

“我们必须通过对穆斯林的恩慈、温暖和慷慨,在我们中间和世界各地积极行动。”

拉尔森曾是服事巴基斯坦的传教士。他说,面对认为美国在阴谋破坏伊斯兰教的暴徒时,正因有穆斯林保护他的家人,他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今天,他指出正在对中国西北部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

但是拉尔森在指导中国基督徒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许多人不知道这些暴行,或者像他们的政府一样,完全否认这些暴行。 他说,其中一些可能是恐惧,因为中国使用复杂的技术来监视其在世界各地的侨民。

但这也可能与欧洲和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有相似之处。 他注意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为香港发声,但不为新疆辩护。

“一位服事维吾尔人的宣教士甚至说中国只是在对付恐怖主义,”拉尔森说。 “有没有可能她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担心维吾尔人可能会做什么?”

中国媒体以2009年开始在新疆发生的种族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为由,对维吾尔人进行了无情的宣传。 联合国已经认识到欧洲存在类似的针对穆斯林的模式(虽然由不是政府主导)。

欧洲反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荷兰,媒体对荷兰人最常见的描述为 “普通”,乃至 “美丽”。 然而,穆斯林主要被描述为 “激进 ”和 “恐怖分子”。

在瑞士,一个联邦委员会发现,关于穆斯林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他们未能融入社会,而只有2%的媒体报道是他们正常生活和成功融入社会的例子。

在一份支持联合国3月发布的仇视伊斯兰教报告的声明中,世界福音联盟赞扬了其瑞士分部。该分部谴责了对一座清真寺的纵火袭击,并为其修复提供了资金。 在印度、斯里兰卡和中非共和国,类似的声援努力也受到赞扬。

“我们重申人类大家庭每个成员的独特价值,”该声明说。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但牵涉到穆斯林时,阿斯玛·乌丁说,这个形象就不一样了。

“许多福音派人士认为伊斯兰教是撒旦的谎言,从根本上就是暴力和邪恶的,”《脆弱的政治:如何在后基督教时代的美国修复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一书的穆斯林作者说。 “于是他们把声援穆斯林误认为是声援他们鄙视或不信任的宗教。”

她说,与她合作过的福音派声援者都很虔诚,但是只是极个别的人。

2017年皮尤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63%)的福音派白人认为伊斯兰比其他宗教信仰更鼓励暴力。 这是宗教团体中的最高水平。

但这个问题也与党派相关。

超过一半(56%)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穆斯林中至少有 ”相当 ”数量的极端分子。 而这样说的民主党人只有22%。

乌丁说,由于自由派与捍卫穆斯林的权利相关联,政治部落主义致使许多保守派忽视了歧视的严重性。

哈菲兹认为,欧洲的环境是不同的。

虽然英国的穆斯林在学术界和政界已被很好地代表,但他们在监狱人口中的比例也过高,占16%。 德国在整合其庞大的移民社区方面仍存在问题。

而法国的世俗主义愿景不仅将教会和国家分开,也将宗教和社会分开。 再加上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哈菲兹将这个国家列为欧洲对穆斯林社区最糟糕的国家。

但他强调,伊斯兰恐惧症并不是指反穆斯林的漫画, 也不指是对伊斯兰教的批判或是对穆罕默德的批评。 其实质是利用一般化的身份创造替罪羊,并将其排除在众人皆有的权利之外。

他说,欧洲的新教徒也经常感受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只有从1861年开始,他们才被允许建造教堂尖顶(steeple)。 今天,当穆斯林想要一个清真寺尖塔(minaret)时,这些新教徒中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情。

同样地,许多人对《伊斯兰地图》的出版感到不安。

奥地利福音路德教会的主教迈克尔·查鲁普卡(Michael Chalupka),他不会接受自己的社区这样做,并加入了停止出版的呼吁。

作为一名穆斯林,哈菲兹说:“当你软弱时,你要站在弱者一边。 耶稣也与弱者站在一起,而在欧洲,穆斯林是最弱者之一。”

德鲁特发现,在道德问题上,相比世俗荷兰人,他更认同穆斯林。 同时,他也知道被一般化的痛苦。 有一次在俄罗斯布道时,他被反复询问的,不是关于他的布道,而是关于荷兰在毒品和卖淫方面宽松的法律。

他告诉CT,依据《圣经》的教导,国家有义务保障安全、正义和人权。 但信徒要欢迎陌生人,爱他们的邻居。 如果塑造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被利用,基督徒就不能退缩。

毕竟,耶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这个信息,德鲁特经常被人愤怒地指责:“你对保护你先辈们的所立之物漠不关心吗?”

但他说,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通常围绕在物质主义、身份和社会地位周围。 如果他们希望扭转在后基督教社会中遭受的损失,有一个比恐吓穆斯林更好的方法。

这种斗争采用了世界的武器,必须予以拒绝。

对所有人来说,它将失去福音。

德鲁特说:“如果我们想让事情发生变化,穆斯林就必须在我们身上看到真正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把门关上,他们就看不到。”

编者注:本文已经更新,使用了皮尤关于15个西欧国家的教会出席率和对上帝的信仰的中位数调查结果。

翻译:LC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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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谈基督教徒应如何帮助遏制COVID-19

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的对话。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1
Pool / Getty Images

在过去一年的美国新冠疫情中,一些起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因其适时的专业知识而进入全国人的视野。 美国人向他们寻求信息、洞见,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牧养关怀。 这其中就包括兼具医生—遗传学家身份的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以下简称“柯”),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和BioLogos的创始人。

《今日基督教》杂志总裁兼主编提摩太·达尔林普尔(Timothy Dalrymple,以下简称“达”)和《今日基督教》杂志的执行编辑泰德·奥尔森(Ted Olsen,以下简称“奥”)最近与柯林斯讨论了德尔塔变体(Delta variant)、福音派教徒对疫苗的犹疑,以及基督徒应如何与仍受病毒折磨的社区站在一起。

达:我知道现在的一项努力是要让更多人在7月4日之前接种疫苗,这也是这次访谈的原因。 但首先请给我们讲一下德尔塔变体。

柯:让印度这个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这种德尔塔变体,正在导致各种可怕的悲剧。 它现在还蔓延到了英国,这让他们在怀疑是否能够真正开放——他们之前计划这样做——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它的传染性比之前的记录保持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阿尔法变体的那个——高出约50%。 德尔塔变体的感染力要强得多。 不幸的是,这种病毒现在已经来到了美国。在过去的几周里,从受感染者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中约有6%是这种德尔塔变体。 就是因为它的传播能力,它现在可能会发展得非常快。

它似乎也非常善于在年轻人中传播,而这些人往往还没来得及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这对自己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威胁。 而这当然会成为一种威胁。

达:所以我所听到的是,德尔塔变体更具传播性,也许更有可能导致住院,然而疫苗似乎对它有效。

柯:这(疫苗有效——译者注)是个好消息。 如果你接种了两剂疫苗——不仅仅是一剂,而是两剂——辉瑞或摩德纳疫苗,你就能得到大约90%的保护,不会因德尔塔变体而生病。 而这正是你真的不想放弃的东西。

我知道仍有约9000万人尚未卷起袖子打第一针,许多人仍在犹豫不决,“这真的安全吗? 这真的是我想为自己做的事情吗?”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可以让我们放下顾虑。

看一下这些数据, 里面有很多信息。 如果你有兴趣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去那个叫做 getvaccineanswers.org 的网站。 然后做出决定,因为不这样做。就有可能会毁掉我们将生活恢复接近正常状况的计划。 如果在我们某些社区里疫苗接种水平仍然相当低,德尔塔变体就有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爆发。而如果我们现在能迅速采取行动,把疫苗注射上,这是可以预防的。

达:我每天都会查看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的疫情动态表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上面每个州都是蓝色的,这表明感染率仍在下降。 现在我看到有几个州又开始显示粉红色或红色。 你是否开始看到有几个地方对疫情的遏制有些不起作用?

柯:我认为这是很不幸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所有50个州的感染率都在下降。在经受了过去失的一年半之后,看到这一点实在太让人兴奋了。 仅仅就在1月份,那里每天还有数十万个新病例、数千人死亡。

与那时相比,我们的疫情已经大大和缓,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下降了90%,但这并不保证这种好转会持续下去。 正如你所说的,当你开始看到一些地方趋势发生逆转时,这就是一个警讯,我们并未完全处于应达到的位置。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疫苗,从最初的大规模试验开始,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是可以实现对疫情的控制的。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在实际应用中它们是多么有效、多么安全。对于那些还没有发现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疫苗好处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再次做考虑的好时机。

让我说说我们必须考虑的另一件事,那就是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 这些将是12岁以下的孩子。 还有那些患有癌症的人,他们正在接受化疗。 他们可以进行注射,但可能不会有效果。 他们不会有一个能对其作出反应的免疫系统。

达:对。

柯:或者是我的接受了肾脏移植的朋友,因为他必须接受抑制治疗,所以对疫苗没有反应。 这些人指望我们其他人能够发展出足够的社区免疫力,使这种病毒不会继续下去,不会威胁到他们。 所以,是的,这是一个那种 “爱你的邻里”的时刻。 这不仅仅是关于你的自我保护。 这也是为了帮助你周围的人——似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被呼召去做的事,并且我们一直能够回应这一挑战。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做这件事。

达:明显的,我们一直在关注福音派基督徒对疫苗的疑虑。 你有数据表明这种犹疑的情况是否在减少吗? 我们是否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任何最新数据。

柯:我看了一下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和其他机构发布的各种民意调查, 并不怎么令人鼓舞。 是的,因为我是一个福音派基督徒,这确实让我感到困扰,这(即福音派——译者注)似乎是一个对疫苗的怀疑特别强烈的群体。 这是有多方面原因,人们有很多问题,尽管对于其中很多都已有非常好的答案。

但出于某种原因,在许多教会中,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既然我们在这里对神有信心,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伸手来利用这些疫苗,因为根据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一些消息,这些疫苗可能有问题。

首先,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请不要太关注那些, 要去看看真正的数据 —— getvaccineanswers.org 是一个好的去处。 其次,如果你一直在祷告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冠的伤害,现在有了这些疫苗,而且安全有效,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对祷告的回应。 作为研发过程的参与者,对我来说,感觉似乎就是这样的。 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神给你的礼物——但前提你必须要拆开这个礼物。

这意味着卷起袖子,接受疫苗接种。

奥:对那些接受了两剂疫苗注射,并一直戴口罩的人,我很好奇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不知道谁可能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进一步表现出对邻里的爱? 我已经做了被要求去做的事,我接种了疫苗,但现在我想,“有这个德尔塔变体的威胁,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区。

柯:这是个好问题。 我确实认为,现在是我们这些已经有机会接受免疫接种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去和那些仍然对于疫苗接种犹豫不决的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了。

去谷歌输入“We can do this”(“我们可以做到”),它会带你到一个网站,该网站列有数百个组织、数百个教会,全国福音派教徒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你会看到他们就在那里联合起来,在那个空间里试图为那些仍犹豫不决的人提供鼓励。 个人可以成为传达信息的使者。 只要进到“We can do this”的相关网页,它们就会给你发送一长列信息链接,你可以用它们来回答别人的问题。

这是因为有时人们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形成的——不是因为他们听到像我这样的政府人员说该这样做, 而是因为某个邻居有这方面的信息,或他们的医生、他们的牧师,或他们的神职人员。 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信赖的声音。 顺便说一下,90%的医生都接受了免疫接种,这说明了他们对疫苗的重要性有怎样的看法。 如果你想成为那些值得信赖的声音之一,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做,那么 We can do this 网站就是这样一个给你指导的地方。

达: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网站。 在国际方面,你是否担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可能成为下一个印度?

柯:我真的很担心。 我一直担心,因为卫生保健服务上的局限,非洲处于一个脆弱的位置;直到现在,人们获得疫苗的渠道还是非常有限;当然还有这些传染性更强的变体的出现。 到目前为止,非洲还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没有理由在未来不会受到冲击。

因此,作为地球上的公民和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人,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我们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尝试帮助确保疫苗真正尽快变得容易获得。

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我们也有一个全球健康使命——就是尝试着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使疫苗生产能力得到更广泛的分布。 为什么我们不在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南非进行疫苗生产,而只是依赖世界上的几个地方? 我们需要从长远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奥:最后一个问题。 除了祈祷之外,美国的基督徒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海外的人们? 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在一线的组织?

柯:当然,对于那些长期致力于支持非洲卫生保健的组织来说,现在是确保他们拥有所需资源的关键时刻。 因为这将不仅仅是疫苗剂量的问题。 这将是关于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和怎样在难以到达的地方提供疫苗。 我想,人们大多有自己的最喜爱的组织,无论是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还是其他什么。 这是一个需要加倍慷慨的时刻,而基督徒在这方面相当擅长。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christiansand thevaccine.comgetvaccineanswers.org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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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八卦做出定义对教会处理性侵、滥权问题很重要?

我们有否把舌头过份驯服?基督徒努力恢复有关“有害的传言”与“健康的批评”的《圣经》教导。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6, 2021
安德里亚·乌西尼(Andrea Ucini)插图

在希瑟·富尔克(Heather Fulk)的丈夫乔恩(Jon)去年5月被基督教金融大亨戴夫·拉姆齐(Dave Ramsey )的公司解雇之前,她不记得是否听说过拉姆齐的无八卦政策。

但是“拉姆齐解决方案公司”(Ramsey Solutions)内部的人,以及数百万遵循他关于领导力的教导的人,都知道他对队伍中的消极情绪几乎不能容忍。拉姆齐 将八卦定义为 “与那些不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人讨论任何负面的东西”。这意味着批评必须直接告诉领导;向同事抱怨是“不忠”。

在拉姆齐工作的人可能有抱怨——从批评每周会议的客座讲员这样的小事,到更大的担忧,比如关于他们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但他们必须小心,不要与可能举报他们的同事分享。

一位今年离职,但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雇员说:“在建立新关系时要有一点谨慎,找出谁是安全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沉默延伸到了公司之外。另一个人说:“他们觉得跟配偶说话,或者和朋友说话,那也是八卦。”

他们知道不要做希瑟·富尔克所做的事。在去年疫情初期,她在个人Facebook网页上分享说,她对“乔恩的公司”重新开放办公室感到担忧。一位同事向拉姆齐解决方案公司报告了这个仅三句话的帖子。不到一个月,富尔克的丈夫被解雇了。

根据录音,在离职面谈中,拉姆齐的人力资源主任证实,她的社交媒体帖子是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她的丈夫说:“我们显然对八卦的定义有不同见解。”

在他被解雇后,她收到了一封停止令信函,所以她一直对Facebook的朋友保持模糊的讲法,说如果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不再在拉姆齐了,他们可以给她发短讯。

当教会一位女性领导人就所发生的事情与她联系时,她仍在为所发生的感到内疚。富尔克以为她会提供支持,两人在她家的门廊见面。根据富尔克的说法,相反地,这位领导人质疑她最近的帖子,说:“感觉就像你只是想说流言。”

基督徒听从《圣经》对八卦、秘密和谎言的警告是正确的。然而,美国教会也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即领导人引用这种教导来压制和诋毁受害者和揭发人(whistleblowers)。

在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的机构中,最早在内部对创始人在国外的行为表示担忧的团队成员之一,因“散布谣言”而 遭到处罚 。在柳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指控创始人 比尔·海贝尔斯(Bill Hybels)性行为不端的妇女们,被说成是在发起一场运动,以“虚假指控”推翻教会。

在《抵制八卦》一书出版后的十来年里,马修·米切尔(Matthew Mitchell)牧师也注意到了这种模式。两年前,米切尔在一篇 博文 中说,他担心有控制欲的领导人会利用他的书来打压教会内部的批评者。

米切尔告诉CT,随着#MeToo和#ChurchToo运动将受害者的观点带到了最前沿,他有更多的机会考量,“当你受到当权者不当对待,然后又承受被指为八卦的额外压力时,直言不讳是多么困难。”直觉地诋毁那些提出顾虑的人,可能是滥权文化的危险讯号。

但米切尔和其他专家同意,答案不是要教会停止教导八卦的危险,而是要从正确地理解八卦开始。

威廉·范德布洛门(William Vanderbloemen)的顾问公司服务基督教机构,帮助它们有关招募与工场文化。他说越来越多客户在员工手册里加入无八卦条款,尤其是因为社交媒体让人们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可能具有破坏性的资讯。为了执行这些规则,有关什么算作八卦,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思考一些主观的边界或为这术语建立一些范围。

从前在休斯顿作牧师的范德布洛门说:“仅仅 称它为一个'祈祷的需要' 并不能阻止它成为流言,因为这就是流言的伪装。 ”

八卦和马太福音18章

《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单一的定义,而是用多个词句来谈论我们所说的八卦。根据“箴言31章事工”的讲员,《保持关闭》一书的作者凯伦·埃曼(Karen Ehman)的说法,在《旧约》中,这些术语通常是指一个人——一个讲坏话者或秘密交易者——而不是一个行动。她说,《新约》中关于八卦的术语是“世俗的虚谈”(提前6:20)和“谗言”(林后12:20)。

埃曼说:“我们的概念是'在别人背后说话'就是流言。但这也许是、也许不是。 ”她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圣经》对讲话的指导,以遏制自己陷入因讲话而引起麻烦的习惯。 “如果事情是真的,而且我没有以诽谤或恶意的方式说,那就不是真正的流言。那只是在他们不在房间时说到他们。 ”

对基督徒来说,八卦与其说是言语的一种分类,不如说是说话的一种动机。有时,八卦是出自我们的自私和虚假的崇拜:我们希望得到关注,并被视为知情人士。有时,这是出自没有爱心的动机,希望歪曲他人或泄露会损害他人声誉的秘密。

称任何负面或敏感资讯为“八卦”却是没有抓到重点。

米切尔说:“有时候,当事人不在场,而我们必须告诉别人一些有关他不好的事情,而这些事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为的是警告大家有可能因那人而受到同样的伤害。 ”他引用提摩太后书4章讲到铜匠亚历山大所造成的伤害。保罗说:“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们的话”(15节)。

作为提高透明度、信任和问责制举措的一部分,基督教机构正在更仔细地思考,它们有否为那些要正确地直言不讳的人提供了途径,让他们说出真相,指出罪恶,和保护他人免受伤害。

据“最佳基督教工作场所协会”执行长艾尔·洛珀斯(Al Lopus)的说法,在某些方面,COVID-19期间的远端工作迫使基督教雇主更清楚地沟通,建立更多的信任。

基督教教会、机构和公司希望创造一种积极的工作场所文化,让员工展示圣灵的果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避免消极情绪。

有关开放交流可以使组织更有创作能力,洛珀斯说:“我们鼓励我们事工的合作伙伴创造一种环境,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当在问题和想法上意见不一时,可以产生健康的冲突。 ”

根据马太福音18章的教导,在讨论别人罪的行为前,应直接先对当事人讲。而基督徒经常因为没有做到这个而被贴上“八卦者”的标签。

桑德拉·格拉恩(Sandra Glahn)曾经帮助过一个教会关怀很多提出被教会执事性侵或性骚扰的妇女。她说:“我花很多时间思想所谓八卦指控。当我们考虑到权力差异的因素时,一个更直接适用的指导是《提摩太前书》,在那里使徒告诉他的门生:'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提前5:19–20)”

在处理教会中领导人的性侵指控时应有其他人在场,而不是让受害者与被指控的性侵者一对一会面。

格拉恩说:“那两三个人在面对这事件之前必须有一个会谈,这会谈不是八卦。那两三个人可能还需要咨询属灵的顾问,这进一步拓宽了参与的人。那聚会也不是八卦。 ”

这种谈话不仅应被允许,而且应是一种问责形式。

马萨诸塞州一位牧师斯蒂芬·维特默(Stephen Witmer)曾写过关于教会中八卦现象的文章,他说:“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有权势的人能够伤害他人——有时多年如此——并能够逃脱惩罚,部分原因是受害者是孤立的,彼此不知情,部分原因是该组织保护其领导人免受适当的批评。 ”

把谁带进圈子里是重要的决定。无论是提出重大顾虑,还是只是小批评,基督徒都应该寻找一个不是只能听他们发泄的人。

维特默说:“当我们与第三方谈论我们察觉到某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第三方是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要仔细选择他们。也许他们会帮助思考当我们去找那人时该说什么。也许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去和那人说话。他们不应该只是听我们发泄的人。 ”

对于那些因恐惧而保持沉默、反复思想和担心并责怪自己,以至于他们处于属灵所系末端的受害者来说,那一小群值得信赖的听众可以成为一条生命线。这样做也可以揭示有关性侵模式的证据,使之令人心碎却又令人欣慰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在沉默时感到的孤立——他们并不孤单。

梅丽莎·霍根(Melissa Hogan)是与CT进行了交谈的十几位前“拉姆齐解决方案公司”员工、配偶之一。她说:“当他们称之为八卦时,当他们不允许处理和解压时,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你需要这个。你需要你周围的人。 ”

换句话说,不只是老板或人力资源部能够很好地处理你的顾虑;你旁边的人也可以听,或说“我也是(Me too)。 ”

霍根的前夫克里斯·霍根(Chris Hogan)是拉姆齐解决方案公司的顶层人物之一。当这对夫妇因他的婚外情而出现婚姻问题时,公司监督了一个“恢复过程”。戴夫·拉姆齐在2019年告诉他的员工,梅丽莎·霍根来找他,愤怒地“指控克里斯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在拉姆齐所形容的这个“糟糕的离婚”过程中,公司站在了克里斯一边。因为“行动和行为”不符合“拉姆齐解决方案的核心价值观”,克里斯·霍根 在三月份离开了公司,。

梅丽莎·霍根在五年前通过公司的妻子俱乐部与一群女性建立了联系,她说:“这完全是上帝的作为”。离婚时,霍根觉得由于拉姆齐的禁言令,她无法向她们敞开心扉。现在,她们是她的后援系统——在Voxer应用程式上交换短讯,一起研究精神上的虐待, 提高人们对此的意识,以希望其他人也能够逃离受人操纵的环境。

《有些事情不对:解码施虐的隐藏策略——并把自己从它的控制力中解脱出来》一书的作者韦德·马伦(Wade Mullen)描述到,当有人告诉别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并意识到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时,所会引起的集体行动,会使充满滥权、恶毒氛围的组织感到害怕。

他说:“在对曝光回应时,领导人所用的一种报复形式,是歪曲讲真话者的道德伦理和把事情说出来的理由,将他们塑造成只是散布谣言的苦涩和报复性人物。我看到有些时候,宗教领袖将性侵的披露归因于撒旦破坏上帝工作的努力。他们把披露贴上八卦的标签,然后辩说流言和说流言者被魔鬼自己用来攻击教会或事工。 ”

“最佳基督教工作场所”的洛珀斯说,在基督教环境中工作“应是人们能够把全身放在工作上的地方”。因此,员工可以与他们共事的人建立更深入的联系,并对领导层有更高的期望。

即使是工作场所管理不善的情况也会导致属灵方面的后果,使人们责怪自己,或者开始对基督教领袖不满,认为他们没有耶稣的心肠。

“以真理、爱和正义的心态说话”

有些基督教资源旨在帮助牧师保护自己和他们的教会免受流言或诽谤。范德布洛门说,在充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和淫秽故事常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时代,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更大的威胁。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广播网络…这可能是一种新添的细节,因为八卦是一个古老的现象。”

虽然《圣经》可以指导人在教会面前指出领袖的罪过,但当时却没有办法在他们社区以外的人群面前这样做。 (同时,当时的领导人也没有当今受欢迎的牧师、作家和机构领导在全球的影响力。)

他说:“我知道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案例,'这些人没有直言不讳是因为他们认为会失去工作,而事实证明,那家伙已经是好多年的性侵者。'我知道有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不想淡化这些故事。但我也知道,流言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你可以用零真相毁了一个人的人生。”

范德布洛门说,在过去五年中,非贬低(non-disparagement)条款(通常是遣散协定的一部分)正在扩大适用范围,延及家庭成员,以此避免社交媒体上的闲聊、猜测和侮辱。

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犯了错误,这样的协定允许教会继续前进,而不必在公共场合处理冲突。从法律的观点,这些协定是要保护双方免于责任——前雇主不会出来批评离职员工有关事情如何结束,如果员工及其家人同意也是这样做的话。

但是,对教会和机构使用非贬低条款和保密协定(NDAs)的关注, 引发了对隐瞒不当行为的担忧。范德布洛门澄清说,“一个好的NDA总会包括一些解释,说如果出现犯法行为,你绝对有权把它提出来”,允许人们报告资金管理有问题,受不当对待,或性骚扰。

教会也因非贬低政策而保持沉默。在美南浸信会性侵危机之后, 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容许那里的教会能够向潜在的雇主披露前雇员或志愿者被要求离开的原因,而不需付上因非贬低条款而来的责任。

凯伦·埃曼说,“当你在某人找工作时做参考人,给出你诚实的意见”,这不算流言,而是提供有帮助的资讯给需要知道的人。

但是,展示具有强大破坏性的资讯给你所有的社交媒体追随者或整个互联网,又如何?

有些人认为,滥用权力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影响力,要面对更高的标准,应该公开处理,即使他们已经悔改。格拉恩回忆说,《提摩太前书》教导说,要“在众人面前”责备有罪的长老作为警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动机和心态是决定这是否八卦的因素。米切尔告诫每个人——受害者和旁观者——不要把这样的冲突当作看戏,不要把打倒一个领导者当作娱乐。

他说:“弱势群体仍然需要小心他们如何谈论有权柄的人:这并不是刻薄人的借口。连被侵犯的人也需要以真理、爱和正义的心态说话,而不是出于报复的欲望,或抱怨,甚至娱乐的欲望。”

作为一个专注于研究八卦的基督徒,米切尔的确听到牧师们讲论有关他们的教会被八卦分裂。他说,但要教会摆脱八卦的原因是要给羊群提供一个健康的地方,而不是要让牧师不必处理批评。

米切尔在过去23年是宾夕法尼亚州兰斯播道会(Lan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的牧师,他说:“对基督教领导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高位的人被呼召做更多的弯腰,这可能意味着接受多过你想要的打击而不反击,但这是基督教领导的喜乐。”

牧师们肯定会面对抗拒和耳语——一年来,要求戴口罩和对聚会有争议性的限制,显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必须决定何时该放掉、何时该跟进一个评论。

佩珀雷尔基督教团契(Pepperell Christian Fellowship)首席牧师维特默(Witmer)说:“在我当牧师的岁月里,我听到过关于我的八卦批评。我通常听从查理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的建议,牧师应该一只眼瞎,一只耳聋,应该把那只瞎眼和聋耳转向八卦。我不理会匿名表达不满的二手报告,不然就要求报告的人指示那些不满的人与我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对田纳西州的希瑟·富尔克来说,一位前教会领袖朋友说她试图进一步激起关于拉姆齐的流言,仍然使她感到刺痛。

在展望她丈夫被解雇的周年日时,富尔克说:“我只是在想这是何等的伤害。”她看到自己是创伤的受害者,仍然在恢复中——因丈夫的突然被解雇,和因害怕在她把事情讲出来时会遭到进一步的报复。

富尔克夫妇现在参加另一个教会,在瘟疫期间,已经与一个小组联系,一起观看在线崇拜。她能够定期与教牧同工讨论有关照顾好受害者的敏感性。

富尔克说:“我们非常自然地说这些事情是属灵的,其实却是侮辱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用《圣经》经文把它包装起来,它看起来很漂亮,但现在我了解, '不,我不认为它是那个意思。'”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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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本圣经,由七名士兵十一次带上战场

基甸会(Gideons)的一份礼物,本只被当作平安符,但后来的含义变得更多。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1
图片:Dan Bejar绘画

杰西·莫普(Jesse Maple)把《圣经》带在身上,一开始是由于他母亲教导他要敬重这本神圣之书。于是,他把《圣经》当作某种平安符,但不久,莫普就把它视为神爱他的证据,并且那《圣经》陪伴他穿梭在越南的丛林中。

自1967年起,一共有七名美国士兵携带过这同一本小书。到了2019年,他们带着《这圣经》在五个国家经历了十一次战斗之旅。对他们每一位,《圣经》是安慰的来源、保佑的确据,是与神建立更全备关系的应许。他们带着《圣经》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他们还在《圣经》的字句里找到更深的保障。

就外观上来说,这本《圣经》并不起眼。据莫普自己估算,他的《圣经》长约5英寸,宽约3英寸,是英王钦定版(KJV)。外面包着黑色的皮套,饱经风霜,边缘破破旧旧的,里面几乎都脱页了。

“你不会相信那本《圣经》经历过了些什么,”莫普说。

他在越南服役期间就把那本《圣经》带在身上。他被征召入伍时,只是一个19岁来自俄亥俄州西拉斐特(West Lafayette)的少年。他告诉《今日基督教》,他当时过着放纵堕落的日子,但后来一个国际基甸会的人送给了他一本《圣经》。因为他的母亲教导他要敬重《圣经》,所以他就把它塞进口袋里,再也没离身。

即便在一次激烈的交战中,子弹打穿了他背上的背包,他的《圣经》仍在身上。一阵子弹打中了包里的水果罐头,而他却毫发无伤。随后,当莫普还站在那里,果汁往下漏,一位天主教神父路过,告知他说,“主今天与你同在” 。

莫普立刻想到口袋里的小本《圣经》。

根据宗教研究教授乔纳森·埃贝尔(Jonathan Ebel)的说法,士兵对战争暴力和创伤的回应常常被视为迷信和非理性。但是,他们的回应更应该从神学方面去理解。在战斗的混乱中,人们撇弃物质的解释转而寻找灵性的答案。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当教授的埃贝尔在《战争中的信仰》一书中写道:“我们经常看到,士兵们会放开视线、思维,超越从眼前的、明显的答案——不论是一颗精准射击的子弹或炮弹,还是一次时机精准的攻击,或是一名热切过头的指挥官——而给出更深层更神学的解释。许多士兵纷纷证实,在战区,神才是人命运的主宰:神的作为无处不在。”

也许这就是美国现役军人被部署到战区时更愿意读《圣经》的原因。根据美国圣经协会和巴纳集团(Barna Group)进行的“2020年《圣经》现状”研究,约略3%的退伍军人基本上“以《圣经》为中心”,意即他们经常阅读《圣经》,并说《圣经》影响着他们生活中的决定。但根据这项研究,在上过战场的老兵中,这项数值上升到10%。

在陆军服役20多年后,以中校军衔退役的保罗·麦库洛三世(Paul V. McCullough III)说,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说,面对死亡,你会反思永生,想到“我需要弄清楚我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 。如今,麦库洛是美国圣经协会的牧师,为军人及其家人制作推广资料。

麦库洛说,“我希望向他们传达,与那宇宙之神建立深厚的个人信仰有多么重要。当人们接触并植根于神的话语时,他们变得更快乐、更健康,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是满足的。 …他们得到了生命的目的。”

莫普在越南阅读基甸会的《圣经》时找到了信仰。

“感谢神带我回家,”他说。 “我有好几次小命差点不保”。

当他回到家,得知他同在服役的兄弟比尔(Bill),正被从原来欧洲的驻地调到越南打仗时,就决定将他自己的那本《圣经》送给他。

“我那时真不是个好基督徒,”比尔说。

虽然他与耶稣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但《圣经》却给他一种熟悉感。

“就像婴儿不脱手的小毯,”他对《今日基督教》回忆到。 “感觉像是穿上了额外的盔甲。”

比尔在战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在几年后才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他说,神使用他妻子和兄弟忠心的见证,以及在越南的经历,吸引他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甚至在他信主前,他就知道那本黑皮的英王钦定本《圣经》有多么特别。在离开越南之前,他把那本《圣经》送给了他要好的朋友罗杰·希尔(Roger Hill),一位和莫普同样在西拉斐特长大的军人。

希尔用塑胶袋把《圣经》包裹着,保护它免受雨季雨水的伤害。即便他在最后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受了重伤,希尔仍然把那本《圣经》带在身边。

希尔说:“我依然每天向神祷告,感谢他又赐给我一天。”

这本《圣经》随后又传到另一个西拉斐特人,参与波斯湾战争的克里夫·麦克皮克(Cliff McPeak)手上。随后是札克·米勒(Zac Miller)。札克在2001年十七岁时得到了父母首肯,加入了俄亥俄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他于2004年被派往伊拉克。

在米勒离开西拉斐特之前,杰西·莫普邀请他到家里来。这位老兵告诉米勒这本《圣经》的经历,他从战场归来的故事,以及他认为神在这其中的作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米勒明白《圣经》不仅仅是护身符。在多次战场的经验后,《圣经》仿佛带有特殊的含义。

“我开心地收下且带着它,”他说。当米勒完成他第一次战地派驻之后,他把《圣经》送给了同乡的另一对兄弟,札克(Zac)和威尔·艾伦(Will Allen)。他们把《圣经》带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上,然后于2019年将它交还给米勒保管。

米勒自己出版了一本 ,讲述七位老兵的故事,以及与他们一同经历11次作战之旅的同一本《圣经》。米勒说到,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得知这群士兵并对信仰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并不都虔诚。但他们都因为这本《圣经》得到坚固、安慰和勉励。

“在非常时刻把《圣经》带在身上,让你能放心知道自己受看顾,并不孤单,”他说。

把这本《圣经》带上越战战场的莫普兄弟,现在已年纪老迈,也面对着不同于过去的“艰难时刻”。比尔因为失明再也没办法读《圣经》了。他深信,是美军在军人作战的丛林洒下的落叶化学橙剂导致他失明。现在他有电子设备读书给他听,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圣经》。

他说,“早上一醒来,在床上我就打开《圣经》来听”。

Adam MacInnis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名记者。

翻译:王宁扬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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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洁净”:耶稣与礼仪性不洁的世界

这些《圣经》的命令正确地提醒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9, 2021
图片:插图

在他的畅销书《按圣经生活的一年》中,世俗犹太人A.J.雅各布斯(A. J. Jacobs)努力在一年内按字面意思遵守《圣经》律法。 在关于混合织物、用石头砸破坏安息日的人、摆弄毒蛇和尊敬寡妇等方面,他的恶作剧令人着迷,常常令人捧腹大笑,并催生了一部CBS情景喜剧

作为其中的一条,他解释了在妻子来月经时,他是怎样试图避免与生殖器分泌物相关的礼仪性不洁行为的(利15:19-23)。 因为对此感到不快,她在他回家之前特意把家里的每一把椅子都坐了一遍。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可移动的便捷座椅——说实话,有谁能确定什么人可能刚刚在地铁的某一特定座位或餐厅包厢坐过? (瑞秋·海尔德·埃文斯(Rachel Held Evans)在她2012年出版的《圣经女人年》(A Year of Biblical Womanhood)一书中完成了一个类似的半开玩笑的挑战)。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幽默,部分原因是其完全的荒诞性,尤其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西方视角来看,而这一点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我们认为,如果因为某个女人来了月经我们就以不同的方式行事,这将是很尴尬的,更不用说对此做出询问了。因此,《圣经》对女人的月经期做出规定或限制的概念似乎很荒谬。

在《圣经》中礼仪性洁净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是人们很容易忽视或无视的。 这远不是什么律法主义和陈旧的《旧约》怪事,因为与不洁净打交道对耶稣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礼仪性洁净制度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生活的基石,而耶稣的所所为显示,他体现的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圣洁性,而这种圣洁克服了那污染神的子民的不洁之源。 如果不了解礼仪性洁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耶稣的行动是如何证实了神的圣洁降临这世界的,我们就会错过《新约圣经》中某些不寻常的见证。

例如,在马太福音9:18-26中,我们读到记述一个管会堂人的女儿死了,而这个记述又突然被另一个关于一位 “患了血漏”12年的女人的故事打断了。 我们英译本的语言掩盖了这段经文中与第一世纪犹太人背景相关的关键方面。 这些故事似乎互不相干,使这段话的构成显得怪异而杂乱无章。 而恰恰是对礼仪性洁净体系的理解,以及耶稣对它的态度,帮我们解开了这段特别经文的含义。

约学者马太·提森(Matthew Thiessen)在《耶稣与死亡的力量》中解释说,古代以色列人的集体生活是围绕着两个二元结构展开的:圣洁与玷污普通的,以及 洁净与不洁净。 圣洁的主要场所是安息日(出20:8-11),会幕或圣殿(出40:34-38),以及以色列民自己(利11:44-45)。 因为神确实住在这些实体中,所以必须特别小心地保护和管理它们。

学者们将《圣经》中的不洁行为松散地分为 礼仪性的道德性的。 礼仪性不洁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的、可传播的,但不是罪恶的,一般可以通过 “洗涤和等待”(通过礼仪性沐浴和与神圣空间一定时间的隔离)来处理。

礼仪性不洁分为三大类:皮肤病(希伯来语为 tsara’at,希腊语为 lepra,经常被误译为 “麻风病”)、生殖器分泌物和尸体。 正如提森所解释的,每一种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着死亡的力量——与人类生命和繁荣对抗的力量。 处于礼仪性不洁状态的人不可能接触到神的圣洁,因为神会躲开不洁(结10-11)。 因此,虽然礼仪性不洁本身并不是罪,但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正确地处理它,它就会使人陷入不圣洁,无法与神同在。

成对比的是,道德上的不洁指的是罪恶的行为(拜偶像、乱伦、谋杀),它导致人民、圣所和土地被玷污。 道德上的不洁是可避免的、故意的、不可以传播的,会引起神的责罚,需要赎罪,并且(如不加抑制)会导致流亡。

在福音书中叙述的他非凡的传道故事中,耶稣面对了礼仪性不洁的所有三个来源。 通过对礼仪性洁净律法的理解,我们意识到马太福音9:18-26(及路加福音8:41-56、马可福音5:22-43中的平行段落)着重于礼仪性洁净问题。

英译本所微妙地掩盖了的,是这个女人的“血漏”是一个属于生殖器异常分泌的问题,这使她变得不洁净,因此在出血的12年期间不能进入圣殿的庭院,可能也不能进耶路撒冷城(利15:25)。 鉴于耶路撒冷圣殿是敬拜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这对她在无论社交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马太福音第9章中有一条线索,表明耶稣对《旧约》诫命的严肃性。 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大多数英文译本中,这个女人向耶稣伸出手,触摸 “他的衣服边”(第20节,和合本作“他的衣裳䍁子”——译者注),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奇怪而过时的翻译。 希腊文实际上说的是,她伸手触摸了他衣服上的 kraspedon(䍁子,流苏)。 在民数记第15章中,神命令以色列人佩戴䍁子,以提醒祂的子民对圣洁的追求,这条戒律今天还被许多犹太人遵守。

值得注意的是,当同一个希腊词(kraspedon)出现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的炫耀——英语版本将这个词翻译成 “䍁子”。 这两章的对比掩盖了耶稣与犹太教习俗的联系,并使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习俗保持距离。 实际上,耶稣和法利赛人都佩戴䍁子。 正如提森所写的,耶稣确实是“那个犹太人”。 恰恰是耶稣的犹太人身份向我们揭示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反过来,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使命也将是什么样子。

同样地,管会堂人的女儿代表着尸体的不洁净,因此是与以色列人的生命和福利对抗的另一种力量。 在祭司洁净体系中,尸体是最严重的礼仪性不洁源;其他两个源头是要通过触摸才传播的,而即使接近尸体也会使人在礼仪上不洁净(民19:14-16)。 所有三本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都以一种象征性的三部曲形式,在这段文字之前,都记述了耶稣医治一个 大麻风 患者的故事。

根据关于礼仪性洁净的律法,当那个患血漏的女人触摸他的衣服,以及当耶稣触摸死去的女孩使她复活时,耶稣应该进入礼仪性的不洁净状态。 在现实中,情况完全相反。 他们的不洁净并没有转移到他身上,反而是他那具传染性的圣洁转移到了他们身上。

整个《旧约》中,关于以色列的叙述有两条主线。 一方面,以色列人必须小心翼翼地守卫、保持和看顾神在他们中间的存在。 正如神在利未记15:31中告诉摩西和亚伦:“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神的圣洁居住在以色列、安息日、会幕和圣殿中间,指向创造的最终圆满——神不受限制的存在,以及世俗与圣洁之间障碍的消除。 犹太传统将未来的世界描述为“完全是安息日”(《米示拿·塔米德》(Mishnah Tamid)7:4;《创世记·拉巴》(Genesis Rabbah)17:5),而《圣经》提供了一个末世论的异象,在其中神的圣洁最终覆盖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亚14;启21)。

这里是叙述的第二条线索:住在以色列当中的神的圣洁将向外扩展到外面的普通世界。 这一轨迹从一开始就存在,起源于创世纪12:3中神对亚伯兰的呼唤(“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并在整个预言文学中得到了回应。

以赛亚想象有一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如同充满海洋一般”(赛11:9),并宣布 “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49:6)。 撒迦利亚书第14章设想了这样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最平凡的物品也将像耶路撒冷的圣殿器具一样神圣。

在希伯来《圣经》的叙述中,守护以色列的圣洁,与有朝一日神的存在将远远超出这些规定的边界和参数的异象是并存的。

以色列按神的命令与世界分离,与以色列将神的圣洁带到地极的使命之间的矛盾,在耶稣的生活和事工中得到了解决。 在基督里,圣洁压倒了不洁的源头;丰富的生命压倒了死亡的力量。

神的国度通过基督的圣洁和医治的触摸而降临。

在《马太福音》第11章中,当被问及如何认证他的事工和弥赛亚身份时,耶稣指出了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他的事工成果。 耶稣呼应《以赛亚书》第61章,宣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 大麻风 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5)。 这种通过基督向外传播的有形的、有形的恢复,证实了他的神的身份。

然西方的基督徒经常以一种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分开的方式来实践我们的信仰,这种划分对于希伯来世界观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基督教常常成为柏拉图二元论哲学框架的牺牲品,在这个框架中,两个独立的世界——一个是物质的、暂时的,另一个是不可见的、永恒的——相互对立。

这种世界观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属于物质世界,因此被桎梏于变化、衰退和终将死亡的物理过程中。 然而,我们的灵魂起源于不可见的灵界,死后会回归灵界接受奖励或惩罚。

相形之下,犹太教一直坚持一种具身的灵性,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实现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的战争。 的确,信仰在犹太人,就是看到和听到的(也包括吃的、穿的、背诵的和所宣示的)。 《妥拉》(Torah)教导犹太人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这必然意味着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正如犹太宗教史学家丹尼尔·博亚林(Daniel Boyarin)所解释的那样,基督教通常把人看作是具身(embodied)的灵魂,而犹太教则把人看作是具灵(ensouled)的身体。 根据犹太教的定义,身体不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偶然特征;相反,我们的身体从根本上构成了人类的意义。

就这一点来说,关于具身性以及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参与敬拜和门徒训练,犹太教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事实上,它会让我们更明白如何去读《新约圣经》,比如主祷文。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词汇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不去真正投入、冥想其含义的过程。

以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这段经文并没有说:“把我们拉到天上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到你的旨意得到实行的地方”。 这个意象是指神的国度的下行,它的存在和降临这个世界,而不是指我们超越这个肉体的、物质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神的国度即将到来的地方,而我们受命成为派往这个国度的使节——此时此地,在这些身体里。

耶稣的福音是关于神的国度和它在我们里面、我们当中的大能与存在。 它是关于神对所有敌对人类生命和繁荣的势力的最终的、明确的拒绝。 对我们来说,它是关于活进这个国度里,围绕它塑造我们的生活,并引导他人走向它。 它是关于耶稣所具身的圣洁的外展。

这一异象反映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中耶稣对其门徒的嘱咐中。 耶稣差派他最初的追随者出去做什么? “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第7–8)。可以理解,这一差派会使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舒服。 毕竟,我们什么时候让人从死里复活过?

即使对于我们当中并没有行复活神迹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像耶稣一样,仍然被呼召与我们文化中的有形的死亡力量作斗争。 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 它们是压迫神的子民,并在我们的生活和社区中敌对神的荣耀国度降临的任何事物。

成为这个国度的使者,意味着要深切关心身体和敌对它们的死亡力量。 如果神正在积极地做工以救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理自己的使命以及为这过度如何效力的方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

Jennifer M. Rosner是富勒神学院系统神学的助理教授,也是《寻找弥赛亚:进入福音的犹太性之旅》(校园团契出版社, 2022)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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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于这些在美国南方的华人家庭是信实的

一部新纪录片深入记录了一段令人惊讶的历史。这恰好也是我的故事。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3, 2021
照片: Giant Flashlight Media版权所有2021

是什么口音啊?

当人们看到我的中国面孔,又听到我的德州腔时,在他们头脑中,这兜不起来,尽管我是第三代的华裔美国人。但我为我的南方口音和我的家人在美国的故事感到自豪。

我在《远东深南》(Far East Deep South)看到了我家族历史的影子(可在PBS.orgWorldChannel.org或PBS应用程式上找到,截止日为6月3日),这部影片纪录邱家(Chiu)后代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寻根的故事。

在影片的开头,鲍德温(Baldwin)和爱德温·邱(Edwin Chiu)两兄弟对他们家族在南方的历史以及他们祖父与白人和黑人社区的关系所知甚少。成年后,在得知他们的祖父KC楼(KC Lou)被埋葬在河边的一个小镇,他们就和父亲查尔斯·邱(Charles Chiu)一起前往密西西比三角洲。他们与当地人联络上,后者与他们分享了KC的故事和照片。他们也联系历史学家,请他们帮忙描绘出他们家庭更完整的故事。

我们许多人在成年后才了解到家庭历史的关键细节。有些老一辈的人有意地隐匿了某些秘密,不急于重温以前的羞耻、痛苦或暴力。其他人也不会刻意花时间分享。然而,正如我的家族——蔡家(Choi)——历史以及《圣经》都提醒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子孙后代谈及我们的脆弱性,这使我们能够讲述神如何在我们一生的作为,以及是什么使我们的社区得以治愈。

分享一个家庭的历史通常意味着学习到你的祖先辛苦奋斗的历史环境。就邱家而言,他们的曾祖父查斯·楼(Chas J. Lou)于1877年在美国出生——八年之前,数千名中国劳工完成了横贯大陆铁路,而五年后,几乎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的《排华法案》生效。

这些政治现实对每个人都有影响。由于查斯是美国公民,有商人身份而不是工人,所以他能够在1919年把他的儿子KC带入美国。但是KC就不能带他的妻子或儿子查尔斯来中国。 (查尔斯一直到1952年才到达。)他不知道他父亲的故事,他以为KC从来不关心他。但在电影中一段触人心弦的时刻,他得知他的父亲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会放弃20年的生命,来换取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L-R) Baldwin Chiu, Charles Chiu and Edwin Chiu in Far East Deep South pay their respects to Charles’ father, KC Lou, and his grandfather, Chas J. Lou at the New Cleveland Cemetery in Cleveland, MS.照片: Giant Flashlight Media版权所有2021
(L-R) Baldwin Chiu, Charles Chiu and Edwin Chiu in Far East Deep South pay their respects to Charles’ father, KC Lou, and his grandfather, Chas J. Lou at the New Cleveland Cemetery in Cleveland, MS.

(从左往右)在《远东深南》一片中,鲍德温·邱、查尔斯·邱和爱德温·邱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新克利夫兰公墓,向查尔斯的父亲KC楼和他的祖父查斯·楼致敬。

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人在南方腹地看见中国人会感到很意外——邱氏兄弟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但许多中国人因为在别处找不到工作最后在那里定居。然而,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带来的苦难。南部各州认定中国移民是“有色人种”,并加于他们与非裔美国人相同的歧视待遇。包括KC在内的中国人并没有自我隔离,反而在黑人社区里开了杂货店和做生意。

在影片中,鲍德温和爱德温发现他们的祖父以慷慨大方而闻名,深受黑人社区居民的喜爱。这位中国商人从不会瞧不起黑人社区,也从未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相反的,KC增加了客户的信贷额度,其中一些客户是每年收成后才偿还债务的。

与邱家不同的是,我从小就了解我家族在南方历史,部分原因是我在休士顿出生和长大。我的外祖父Jim Toy Lee也是在密西西比州开杂货店,他是大约100年前来到加州。而我的曾外祖父Hoy Cal Jee则是在20世纪初从中国移民到三藩市。

1906年,臭名昭著的三藩市大地震引发的大火,烧毁了500多座建筑物,以及所有的移民和出生记录。这场灾难为移民提供了一个获到公民身份难得的机会,许多人声称自己就是出生在三藩市。 Hoy Cal Jee就是这样拿到了美国公民的身份。虽然有近三十年大多数中国人被禁止移民美国,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美国公民可以为在中国出生的子女申请归化。虽然移民官员会审查这些申请,还是有许多“纸生仔”(paper sons)混了进来,这就是我的外祖父Jim Toy和我的所谓“舅舅”Yett Gee在1920年入境成为美国公民的方式。

在美国待了几年后,Jim Toy回到中国,把我的外祖母Bow Sim以及他们的儿子Hugh一起带回美国。之后,全家再从三藩市搬到芝加哥,最后搬到了密西西比州的鲁尔维尔市(Ruleville),这是随着亚祖——密西西比河谷铁路(Yazoo and Mississippi Valley Railroad)的建设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农业小镇。 Jim Toy和他的“纸生兄弟”(paper brother)Yett Gee在一家杂货店工作。和KC一样,Jim Toy也被归类为“有色人种”,因此工作和教育的机会有限。由于担心他的儿子修会被迫去上隔离学校,受到较差的教育,Jim Toy于1937年左右将成长中的家庭搬到了休士顿。大多数中国人待在黑人社区经商,但Jim Toy特意选择在白人社区开一家杂货店,这样他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小时候听到了这些故事时,让我领会到作父母亲的辛勤劳动,以及为下一代做出的牺牲。但是像查尔斯、鲍德温和爱德温一样,在成年之后,我继续发掘新的事物,不断地问更多的问题。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访问了我的两位阿姨和另一个同辈亲戚,他们告诉我更多家族的故事。)

正如纪录片所暗示的,当我们的父母迟迟不愿透露或隐藏他们过去的细节时,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些历史并不重要,或者往事以矣。但从众多的家谱中;多次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呼求;以及用仪式纪念特别的胜利,神经由《圣经》强烈地要我们记住我们从哪里来。正如《圣经》所表明的,这些不仅是以往岁月中人们的互动——它们更验证神在这世界上的作为和祝福。

在《约书亚记》的开头,摩西的继任者担任以色列人的领袖不久,在奇迹般地阻断水流之后,带领全部国民走过约旦河。在水被断绝的情况下,神吩咐约书亚指示12个人在河里取出12块石头,并堆成一座纪念碑:“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书4:21-24)

跨过约旦河意味着,经过几个世纪的奴役和几十年的沙漠中漂泊,以色列人终于进入应许之地。神兑现了对他们的应许。这座纪念碑成为他们保存和维护属灵传承的一个象征。

在我父母亲的故事中,我很感激他们没有掩饰他们家人所遭受的苦难。我的外祖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搬到休士顿后,他们在高地(Heights)开了一家杂货店,那是一个白人蓝领社区。居民抵制中国人的商店,直到二战期间要用配给券,他们不得不进入店内采购。我妈妈告诉我,有五年多,他们家被禁止在社区拥有一间房子,他们被迫住在后储藏室内,在苹果箱子上吃晚饭和做作业。

六年后,一位白人顾客帮助他们买了一间房子,他自己先买,然后马上转售给我的外祖父母。他那时完全没想到,他帮助的这个家庭将抚养出休士顿市议会的第一位亚裔市议员,也是德州众议院的第一位亚裔女性议员——也就是我的母亲。

过去一年对许多亚裔美国人社区来说是艰难的一年。每周似乎都会有暴力和攻击事件发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记住这些事件,也不想转述给他人。然而,我们的伤痛和喜乐,我们的创伤和胜利神都很在意,正如诗篇107:2–3所强调的,“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祂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

“有时我们认为见证纯粹是个人的事情,” 《远东深南》导演林丽莎(Larissa Lam)告诉CT,她把丈夫鲍德温的家族故事拍成电影。 “然而,如果退一步想,我们可能开始认知到神是如何保守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

“如果你仔细想想,《圣经》是由众多家族的故事组成,”她接着说, “如果我们不讲述我们家族的故事,那么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家族经历的考验和胜利,从过犯到救赎的故事。神给我们各有独特的故事,由我们来决定如何讲述这故事。”

Kim Wong Chew是加州的作家。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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