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得出的结论：“在基督徒中组织和建立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美国的问题已经从建立民主演变为维持民主，但美国基督徒面临的根本挑战没有改变。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被要求以基督的教导思考民主，正确回应民主，并忠实地生活在民主共和国中。这意味着，在其他事项外，要弄清楚如何看待目前改变美国左派和右派政治的民粹主义浪潮。
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民粹主义”。而事实证明，这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乍一看，这个词似乎如此可塑，以至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可以出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中。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两位民粹主义者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unders)。想一想，什么样的现象能弥合这么大的鸿沟？
消耗一切的紧迫感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 政策 转移到 战略，答案就会开始成形。统一民粹主义的是其一贯的修辞方式——它用来描绘政治问题、吸引选民和一旦执政就把行使权力合理化的独特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基于事实的政治论点在影响我们投票方面起著很小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政治论点被包装成故事。这些故事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的生活，解释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害怕什么，以及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为了评估民粹主义，我们需要关注它所讲述的故事。
民粹主义故事的情节简单、不变、夸张：人生处于“普通人”和剥削他们的精英之间持续的斗争中。前者是高尚的、善良的、正义的；后者是腐败的、傲慢的和自私自利的。消除社会弊病和不公正的关键是帮助“人民”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并动员起来打败他们。
在这个基本范本中，可以插入广泛的具体细节，有点像民粹主义版的疯狂填字（Mad Libs）游戏。左派的民粹主义者经常把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家、“不劳而获的亿万富翁”、或无定形的“美国公司”作为剧情中的恶棍。那些右派的瞄准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好莱坞自由主义者、或主流媒体的主播。
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谴责“大科技公司”，以及在“政治机构”里与人民脱节的官员和官僚。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也倾向于拥护有魅力的英雄、坚强和“直言不讳的”领导人，这些人承诺要改变现状。
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囘应了美国政客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出的典型呼吁。在美国人从19世纪早期就认识的民主制度中，寻求选票的人经常奉承人民的智慧，并将道德权威归咎于他们的喜好。他们谴责政治腐败，自称是“局外人”。他们声称是人民的拥护者，把选举说成是“我们对抗他们”，并警告说，如果对方获胜，普通民众的境况会更糟。这些言论不断地在民粹主义中囘应着。
民粹主义言论增加了恐惧、愤怒和耗竭精力的紧迫感。这些特征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从左派还是从右派——如果没有它们就会枯萎。在不是它们自然出现的地方，它们必须被积极地鼓吹，因为共同的委屈和痛苦感给民粹主义带来独特的情绪激动。
在最理想的民主言论中，美国人的团结被描绘成是基于对《独立宣言》所阐列的原则的共同承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他们对抗”的政治斗争可能是混乱和有争议的，但它们是一种有原则性的斗争的一部分，为的是如何最好地活出共同的信条。但民粹主义强调说，我们的政治对手不仅仅是对手，他们是敌人。他们离我们的原则很远，他们憎恨我们热爱的东西，鄙视我们珍惜的东西。
这一假设陆续地将每一次全国选举变成一场世界末日般的摊牌，一场“93号航班”的紧急事件（借用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2016年所写的那篇非常流行的文章中的描绘），我们必须冲进驾驶舱或是为尝试冲进去而牺牲。在这种心态下，失败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国家的终结，是不可逆转的丧失自由。
令人不安的倾向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故事？美国人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美国的民主？美国基督徒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福音信息的纯洁和教会的见证？
我们将依次处理每一个问题，但首先提出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民粹主义言论有一些好处，至少有关其政治后果，我很容易想像出，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党派分歧的双方——会觉得民粹主义言论鼓舞人心。此外，我不抨击被民粹主义信息吸引的选民的动机，也不质疑他们的诚意。我的目标不是责备，而是劝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
让我们从美国的民主开始。《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寻求我们社区的和平与繁荣。而民粹主义故事是怎样教导美国人在政治方面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呢？
从正面看，民粹主义言论往往能找出真正的社会弊病，并突出阻碍国家繁荣的关键障碍。它可以激励更多的公民关注公共领域，就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教育，并追究当选代表的责任。这些都是民主健康的基本特征，没有这些特征，自治就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形式的言论。然而，基层激进主义的品质与其影响同样重要，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两种倾向尤其令我们感到震惊。
首先是它倾向于把对手妖魔化、非人性化。这些故事常说，反对民粹主义议程的政治精英是邪恶的种族主义偏执狂，或是有同样决心破坏我们自由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同意他们观点的选民并不一定是恶毒的，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美国”的公民。
由于民粹主义歌颂老百姓的智慧和美德，民粹主义逻辑规定那些反对该运动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的一部分。当民粹主义领导人援引“人民”时，他们真正想到的是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而其他人都是敌人。这种说法把政治世界分成两组，这并不是新鲜事，但它接着又坚持说，这两组中只有一组值得有发言权。在这个极端里，民粹主义的讯息与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从根本上就不相容。
第二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倾向于将选举失败的后果灾难化。这不仅放大了“我们对抗他们”的敌意，更大的危险是，这将逐渐削弱我们对法治的承诺，并增加我们对用威权来解决所面对的“存在威胁”的容忍度。如果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真的岌岌可危，放弃宪法程序的理由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几年来，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系的特点是“一个不必为国会或选举操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就在今年夏天，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发现，15%的受访者（包括28%的共和党人）同意“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而不得不诉诸暴力”的说法。若非民粹主义信息的必然后果，这是什么？
总结，如果我们把民粹主义的故事吸收进入心里，我们很可能会对复杂的解决方案缺乏耐心，会减少与其他观点进行建设性接触，会降低与对方妥协的开放性，会减少真正多元化的空间，也会降低和平地接受选举失败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倾向于不容忍，更接受威权主义。
就我们受到民粹主义承诺影响的程度而言，它对民主的长期威胁是可怕的。但它对教会及其见证的长期影响可能更糟。
恐惧加剧、希望错位
民粹主义故事公然地（虽然可能是无意的）削弱了基督教正统观念的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原罪的教义，即了解到我们进入世界时的身份，都是反对我们的合法统治者的天生反叛者。第二个支柱是 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这教义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赋予我们所有人平等的尊严。
用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话说，这些真理生动地提醒我们，“善与恶的分界线”从来不会整齐地根据政党或政治运动来划分。相反地，它“穿过每一个人的心”。
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言论意味着，威胁我们的危险完全是从我们外面来的。邪恶是真实的，但它只住在我们的敌人里。实际上，“我们对抗他们”的民粹主义故事否认了我们身上的罪恶和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它教导我们，不用改变我们的心也能够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两个世纪前，我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这种言论树立了模式。老山核桃木(Old Hickory，杰克逊的绰号——译注)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他们“廉洁不会腐化”，并且“以高尚的道德品格而闻名”，但那些反对他议程的同胞们是“肮脏的”、“邪恶的”、“懦弱的”、“污秽的”和“卑鄙的”。杰克逊还警告人民，他们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中，他指控华盛顿官员收受贿赂，并暗示没有他，人民的前途是无望的。
最近，我们聆听了我国第二位民粹主义总统唐纳德·川普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川普称赞他的追随者是“善良贤惠的人”，并谴责他的政治对手是“懦夫”、“人类败类”和“坏人”，说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川普指责华盛顿的“叛徒”一心想摧毁美国，他嘲笑联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呼应杰克逊的宣称，“只有我能解决它。”
把辱骂挪开后，两位总统的基本信息仍然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一个天生伟大的人民正被在他们中间邪恶的敌人所背叛。政府机构不再值得信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跟随人民的拥护者，一个承诺拯救他们的强人。
如果一个政治家在每一次演讲中都坚持“上帝已经死了”，或“基督教是一个神话”，或“宗教信仰是弱者和弱智者的拐杖”，我们会存正义的愤怒站起来，谴责他。可是当一个公众人物宣称 我们 是善良的，他们 是邪恶的，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 他身上 时，我们为什么要欢呼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基督教真理有同样的腐蚀性吗？它们不是同样和福音对立吗？
民粹主义有关即将来临的灾难——要奋斗不然就死亡——的叙述，我们也应该对它持怀疑态度：它是为今天“困扰这么多白人福音派人士的恐惧”量身定做的，以引起共鸣，并在政治上利用这恐惧。历史学家约翰·费亚（John Fea）在他写的文章里有说服力地说，当对人的恐惧掩盖了对上帝的盼望时，我们公开的见证会受到的影响。保守派基督徒对美国文化的迅速世俗化感到悲哀，这是可以理解的，民粹主义的信息往往导致恐惧加剧和希望错位。
每当一个政治家承诺说要帮助基督徒“夺回我们的国家”时， 我们都应该听到警钟在响。这种承诺蕴含着一个建议：以文化力量换取政治支持。这种交易的价格很高。民主党候选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任何基础上呼吁白人福音派的支援，但共和党政治家经常提出如此诱人的议案。
毫不意外，川普把交易条款定义得最明确。在2016年竞选初期接受基督教广播网(CBN) 采访时，川普提出了一个主题，并后来反复强调。他哀叹道：“我们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得到适当的待遇。我想把权力还给教会，因为教会必须拥有更多的权力。”正如他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前对福音派听众说的，川普的总统任期将意味着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 你会有很多的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 。说出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狂妄自大的高峰。听到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偶像崇拜的缩影。
特洛伊木马式(Trojan Horse)的修辞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伤痛的哀歌，没错。我不是在遥远地暗示民粹主义 本质上 是民主的敌人，我也一刻都没有在想那些被民粹主义候选人所吸引的选民故意寻求民主的垮台。
但作为美国的历史学家，我深信两个真理：民主是脆弱的，我们过去许多最重要的发展都是无意的，而不是有预谋的。民粹主义资讯中有一种倾向，无论多么诱人，有可能微妙地腐蚀美国人对民主的承诺，从而削弱美国的民主。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以为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民主时，其实是在破坏民主。
我也并不是在争辩说民粹主义言论 总是 与基督教真理相悖，更不是在说支援民粹主义言论的基督徒总是有罪。但我知道，没有辨别力的热枕不是美德（罗10:2）。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一些倾向，我们必须抗拒。民粹主义的故事常常误导我们有关我们是谁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言论倾向于宣布一个虚假的福音，并宣布一个虚假的神。一个堕落的世界在倾听。危险是在于教会也在倾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回应？民粹主义不可能很快消失。它显示了太多的吸引力。只要选民奖励他们，就会有超过足够多的竞选者愿意宣告民粹主义的信息，就是选民“痒痒的耳朵”乐于听到的：“我们是善良的，他们是邪恶的，我们的心不用改变，也能使社会所有的弊病得到补救。” 但是，即使民粹主义的信息持续存在，我们也可以决心不无条件地肯定它，我们也可以积极抵制，不允许它塑造我们的心与重新定义我们的信仰。
这需要我们至少做两件事。首先，我们必须振兴那些与民粹主义相矛盾的基督教基本真理。我们需要重新感受到原罪的份量，并每天提醒自己，正如它标记我们每个人一样，它也把印记留在每一个我们崇敬的政治机构、我们拥护的每一个政党、我们鼓掌欢迎的每一个现任者、我们投票支援的每一个候选人。
同样地，我们必须再次敬佩 上帝的形象 的奇迹，永远与鲁益师（C.S.Lewis）一起记住没有“区区凡人”，即使我们最苦涩的政治对手，也是上帝所爱，上帝奇妙地按祂的形象所创造，并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独生子。
第二项任务，我们前面已经暗示了，就是我们必须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政治言论。近年来，福音派的政治参与被一种世俗的实用主义所定义，这种实用主义强调目的过于途径。我们说：“行动胜于言语。如果候选人在重要问题上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不就够了吗？”正如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在2020年大选前夕建议的那样，评价候选人时只要“把声音关起来”就行了。
当然，当我们最喜欢的政治家从事“更衣室交谈”或妄称上帝的名时，基督徒应该皱眉头，但除了这些过犯外，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如何描绘议题，只要他们站在我们这边，并似乎很可能带出结果？
这是对言论力量的悲剧性误解，我们需要放弃它。我主要并不是建议我们要提高对公共广场庸俗和亵渎言词的敏感度，尽管这也许不是件坏事。而是建议，当我们的领导人在征求我们选票时所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要用《圣经》中的原则来审查。特洛伊木马式的修辞，充满了令人心动的假设，若疏忽了就会进入险境。即使候选人提倡我们珍视的政策，他们还是可能会用与我们宣告的福音对敌的叙述来描绘。
罗伯特·特蕾西·麦肯齐（Robert Tracy McKenzie）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惠顿学院担任亚瑟·福尔摩斯（Arthur F. Holmes）信仰和学习的主席。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著作《我们，堕落的人民：美国民主的创始人和未来》。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