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告诉我们要在暗中祷告，但他也和朋友们一起祷告

在团体中代祷对基督徒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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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患有罕见的慢性疾病，她在黑暗中度过了大部分的岁月。蔡苏娟（Christiana Tsai）躺在黑暗的卧室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最终她学会了祷告。她的祈祷之旅收录在《暗室之后——蔡苏娟》（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一书中，这本书深深地塑造了我年轻时的信仰。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坚持祷告，以及在祷告中要有热诚。我了解到，当我们没有办法与其他人待在一起时，祷告可以表达对他们的爱和支持。因此，我认为祷告是一种崇高且喜乐的呼召。

蔡苏娟深深地启发了我，但她的榜样仅限于一种情况：当我们远离生活的困扰和责任，独自一人祷告时。我们常常强调独自祷告的重要性，本‧巴特生（Ben Patterson）说：“我所成长的传统中，我相信在壁橱里独自跪下祷告是最伟大的祷告，因为能与全能的神一对一。”

除非你熟悉马太福音 6:6 的经文，否则在壁橱里祷告听起来会很奇怪。耶稣指示他的门徒去内室（内室字面上的意思是储藏室），并且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独自祷告当然是圣经中一种祷告的方式，但如果我们读经只想到要在壁橱里祷告，就会错过丰富多样的祷告方式。

马太福音 6 章中，祷告是耶稣登山宝训中的一部分，紧接在奉献的教导之后，而祷告之后则是禁食的教导。所有三个主题，耶稣都说要“在暗中”或“私下”进行。我们在教导和讲道中提到祷告时，经常会抬高暗中的祷告，高于所有其他形式的祷告。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错过与他人一起祷告时所带来的益处和力量，也有可能看不见圣经中许多一起祷告的故事。

我写过一本书，叫做《禁食：超越食欲的灵性自由》（Fasting: Spiritual Freedom Beyond Our Appetites）。当我为这本书进行采访时，我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看马太福音 6 章所用的语言，包括奉献、祷告和禁食。我采访了几十位禁食的人，并请他们将我介绍给其他禁食的人。大多数的美国受访者都引用马太福音 6:16-18 作为基础，表示要在暗中单独禁食，仅有少数的美国人会与他人一起禁食。他们小组中的两三个人会一起禁食，或是全家人一起禁食，为患有癌症的亲戚祷告。

我也采访过香港、哥伦比亚和乌干达的基督徒，与他们在 email 中有许多交流。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会和会众一起禁食。事实上，他们都不会独自禁食。当我提起马太福音 6 章时，他们都说这段经文强调的重点不在于独自禁食。马太福音 6:1 的重点在于奉献、祷告和禁食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受访者说，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才去奉献、祷告或禁食。

他们还说，独自禁食非常地困难。他们确信，神定意要我们在禁食和祷告的时候相互扶持。其中一人还说：“独自禁食亲近神太难了，神不会给我们这么重的工作。”

我开始相信，他们的话同样也适用于祷告。许多时候，与他人一起祷告比独自祷告要容易得多。和别人一起祷告时，祷告的时间会更长。当祷告同伴提出新的议题或观点时，我们能为更多的需要祷告。与他人一起祷告时，感恩祷告也会变得更久，因为在我们没有观察到的地方，他们却可以看见神的美，也使我们得以看见更多神的恩赐。当我们听见别人的认罪祷告时，可能会感觉自己受带领，就在新的领域认罪。

世界的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需要，有时会令我们感到难以承受。当我们与他人一起代祷或在祷告中哀恸时，就不会感到孤单，自己一个人哀愁。当我们与他人一起祷告时，可以一起认信神是良善的、耶稣在悲伤中与我们同行，并且圣灵会引导和鼓励我们。

圣经提供许多种祷告的模式。在旷野与撒旦对峙时，耶稣独自祷告和禁食（马太福音 4:1-11）。耶稣清早独自一人去与天父相交（马可福音 1:35-39）。许多圣经教师都指出耶稣独自祷告的例子。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中在门徒面前的祷告有多么动人。客西马尼园中，虽然耶稣是独自祷告，在祷告声中与命运搏斗，但耶稣却请朋友们来陪伴他（马太福音 26:36–46）。神的儿子耶稣，在祷告的紧张时刻也会请朋友们来支持他。

圣经中还有其他许多例子，显明人们会聚集起来一起祷告。约拿单死后，大卫和他的部下们一起为他哀悼（撒母耳记下 1:11-27）。当圣殿举行奉献礼拜时，所罗门在以色列民前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列王记上 8:22–61）。当国王要求但以理解梦时，他回到居所，请三个朋友“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帮助他准确地为国王解梦（但以理书 2:17–18）。

关于团体祈祷和采取行动之间的平衡，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在尼希米记 4 章。以色列民刚结束放逐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却在重建城墙的时候面临阻碍。尼希米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9 节）。尼希米用了“我们”一词，暗示祷告就像保家卫国一样，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使徒行传 13:1-3 说到一群耶稣的追随者聚集在安提阿，他们敬拜和禁食的时候，圣灵指示他们要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安提阿的基督徒一起为朋友们的新使命祷告，而这项使命塑造了教会的未来。使徒行传中还有其他 11个例子，都说到基督徒成对祷告或一群人一起祷告。若想要更多生动的例子，可以参考使徒行传 4:24–30、12:12 和 16:25。

我在一个祷告支持小组服事了 20 多年。在疫情期间，双周祷告会改为在 Zoom 上进行，但祷告的模式保持不变。我们五人会彼此分享心中的想法，包含感恩的事项和代祷需求，然后开始感恩祷告。一般来说，我们会为彼此生活中美好的事感谢神。当我因神赐福给他们而感谢神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喜乐。一群人感恩祷告的时间，比我独自一人的感恩祷告都要长。

在小组中，代祷主要是在关心彼此的需要，而组员会分享需要代祷的紧急情况。当我听到时，我常常会被吸引住。

在 2020 和 2021 动荡的几个月里，为种族正义和其他社会需要代祷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宣教士和牧师在 Zoom 祷告会中为有需要的人代祷，延续了多年来基督徒一起祷告的传统，共同参与神在世上的工作。神将我们带到信徒的群体当中，因为我们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一个人跟随耶稣非常具有挑战性。

纵观历史，不仅在集体崇拜中能使用诗篇，独自祷告时也适用诗篇。许多人都称诗篇为“圣经的祷告书”，因为神借由诗篇，指示我们要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祷告。有时候会在“祷告壁橱”或黑暗的卧室里祷告，有时候会两两成对，或是与一群人一起祷告。赞美神，因为我们受到邀请，要带着我们的全部身心和一切所有的来亲近祂。

琳‧芭帛（Lynne M. Baab）著有许多书籍和查经教材，包括《如何守安息日》（Sabbath Keeping）和《禁食：超越食欲的灵性自由》（Fasting: Spiritual Freedom Beyond Our Appetites）。

翻译：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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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正统信仰需要广泛阅读的习惯

Matthew Barrett

福音派应该谦卑地从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中学习 —— 然而许多人对新教诞生前的神学一无所知或抱持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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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一个学生问我教神学多久了。 “十年，” 我说。但当我回到办公桌前时，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经过这十年后我给学生留下了什么？

在我自我中心的想像里，我认为我是赋予学生满车知识的人。但事实上，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将我的学生送进入现代事工风雨如磐的大海前，把教会历史所传下来丰富且通得过时间考验的智慧交给了他们。

我教书的时间越长，就越能认同 C. S. Lewis 的训诫：“现代教育者的任务不是在于砍伐丛林，而是要灌溉沙漠。” 然而，在神学院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沙漠，尤其是在整合大量基督教伟大的传统方面。

多年前，作为新教神学院的一名神学博士生，我收到了一份必读清单。在128本书中，只有三本 (!) 是出自现代化之前的作者（写于1世纪至15世纪）。

甚至当我因学位研究需求要跨入历史时，研讨会也是从教父时代直接跳到了宗教改革时代，又再直接能进入美国历史。但因为教会历史有一半的时间 —— 是的，一半 —— 是发生在中世纪，我的这个教育缺口就像一个大峡谷。所以我请求学校让我做对中世纪神学和历史的独立研究。

那么，神学教育到了今天有什么改变吗？

克里斯托弗·克利夫兰（Christopher Cleveland）记录了福音派神学院如何试图用保守的神学家取代自由派，且在这个过程中 —— 由于忽视或刻意回避 —— “ 产生了一整代对初代教父时期、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正统思想不熟悉的福音派学者” 。

作为新教徒，我们之中许多人都被教导说，基督教的一切都辉煌的始于初代教会，但随后教会就进入了 “黑暗” 时代。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家们重新点亮了灯，建立了自使徒时代以来失传了的真正教会。

我们错误地认为宗教改革家追求的是完全且彻底地与过去决裂—— 一场开创了新教的反叛 — 而不是寻求去更新那唯一的、神圣的、大公的、使徒性的教会。

这种心态的实际影响很严重：今天大多数新教徒不知道约整整一千年间教会发生过什么。然而他们对一件事有信心：现代化前的时代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认识，它们只会腐蚀基督教。

这是许多日常去教会的人的心态，其来源至终是从台上的讲道中流传出来。而且由于大多数牧师都在神学院接受过培训，问题的根源往往始于新教的学术机构观点。

福音派圈子之外的人经常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就读于世俗机构，在那里，这种知识的断层是无法想像的。我但愿我可以说这一切只是行政上的疏忽，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信念毕竟都是有后果的。

那么，我们如何改变现状呢？答案与谦卑有关。

我们都知道鲁益师 (C. S. Lewis) 的名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该书强调了他对正统—— 即古典基督教 —— 的坚定委身是不容改变的。

然而许多人忘记了，在这部经典的护教学书中，鲁益师用了整整两章来检索尼西亚信经的错综复杂及其关于圣子永恒受生的教义。他还为基督教历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东方教父亚他那修的《论道成肉身》写了一篇序言。

鲁益师建议 —— 不，甚至是恳求 —— 他那一代的现代人要阅读更多的旧书。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现代化前的作家没有缺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点。但他们的盲点并不一定会跟我们的盲点一样。

“我们谁都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盲目性，但如果我们只阅读现代书籍，我们肯定会增大盲点，并削弱我们对它的警惕，” 鲁益师说。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几个世纪前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脑海，而这只有通过阅读旧书才能做到。”

例如，鲁益师经常深思以上帝为中心的中世纪神学观，他认为这是对他那个时代盛行的充满怀疑的现代主义对世界幻灭的解药。正如杰森·巴克斯特 (Jason Baxter) 在他最近的书中指出的那样，鲁益师认为 “他的责任不是拯救这个或那个古代作家，而是拯救漫长的中世纪的普遍智慧，然后将其白话化讲给他的时代。”

在现代主义对世界幻灭的威胁下，鲁益师对他那个时代“贵今贱古”的风气没有耐心。由于担心这样的怀疑主义会破坏基督教正统本身，鲁益师认为这种自命不凡的态度不仅无知而且不敬虔。

而我们也应该如此。

对于自认什么都懂的人而言，怀念传统并不是值得吹嘘的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需要带着谦卑之心愿意停止说话— 无论我们有多沉迷于自己的声音，转而聆听。

G. K.柴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在《回到正统》里说：“传统拒绝屈服于那些只是碰巧遇到他们的人的小而傲慢的寡头统治”。柴斯特顿和鲁益师都呼吁他们这一代人谦卑自己，聆听 “死者的民主”。否则，教会只会落入各种新、旧的异端。

许多我们信仰的先驱也都有类似的心态 — 包括新教改革的领袖们。

当时，罗马教廷指责宗教改革领袖太过标歧立异，因此是异端—— 并将他们与当时的激进派混为一谈。这些激进分子认为，从使徒时代直到激进分子到来前，教会在黑暗中迷失了。他们声称只相信圣经，并唾弃古代思想家。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教会。

宗教改革领袖对激进分子的傲慢感到愤怒，对被误认为是他们的一份子感到沮丧。与激进派不同的是，宗教改革领袖不是一心只想分裂教会的叛逆者或革命者 ——那些本质上的分裂主义者。打从一开始，宗教改革领袖的目的就是更新教会，他们认为罗马教廷不能垄断信仰的普遍性。

正如我在《作为更新的改革》中解释的那样，宗教改革领袖不断的诉诸圣经，但他们通过援引过去的神学家来证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圣经是他们上诉的最终法庭，但不是他们唯一的权威；他们相信教会需要对信经负责。这些信经保守了教会忠于圣经本身的见证。

虽然他们在救恩和圣礼等教义上对罗马教廷表达严厉的指责，但他们也对罗马教廷许多其他的教义表示同意。若非如此，他们的正统观念也会令人质疑，因此而更加证实教廷对他们的指控。

研究宗教改革的专家理查德・穆勒 (Richard Muller) 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宗教改革家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义。”

虽然救恩论和教会论等教义需要认真纠正。然而，作为基督教核心的教义 “上帝、三位一体、创造、天意、预定论和末世论在被权威的宗教改革家所接管后，几乎没有改变，” 穆勒说。几乎没有改变 —— 真正的新教教会能站立起来吗？

新教教父们不仅继续撷取初代教父的神学，而且他们受惠于包括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在内的中世纪经院学者远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多。

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神学家能像阿奎那那样，将关于上帝和基督的正统且符合圣经教导的教义长远延续下去。

正因如此，我经常在我任教的福音派神学院的三位一体论课程中提到阿奎那。每年，学生们都兴奋地向我报告他们有些讽刺的发现：他们发现阿奎那在三位一体论上比一些当代福音派更正统。

但有一天下午我走进教室，发现讲台上有一个巨大的念珠、十字架和这一类的东西 —— 上面写着 “给巴雷特教授” 的字条。这想传达的信息很明显：会把阿奎那的书指派为教科书的教授一定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如果不是因为替这个匿名的学生感到难过，我会笑出来的。作为新教徒，我们是否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于我们无法受益于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其中一位思想家 —— 尤其是在像三位一体论这样重要的教义上 —— 仅仅因为我们可能会在救恩论和教会论上不同意他的观点？

甚至宗教改革先辈们在他们的新教信仰中也有足够的信心在无数领域使用阿奎那的神学 —— 从释经学到上帝的属性，从三位一体论到伦理学和末世论。改革宗神学家不仅用阿奎那反对罗马天主教徒，而且迈克尔・霍顿 (Michael Horton) 也证实，宗教改革先辈中的许多人甚至比他们的对手更加的是托马斯主义(Thomistic)的跟从者。

那些避开阿奎那的现代福音派神学家通常会借鉴清教徒思想家约翰·欧文 (John Owen) 等新教经院哲学。然而，新教经院的研究方法和神学之所以忠实于圣经正统正是因为他们是阿奎那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关联是如此无法反驳，以至于福音派出版商 Crossway将要出版《为新教徒编写的阿奎那合辑》套书 —— 由一群新教作者团队联合撰写。

归根究底，我们并不打算供奉阿奎那或任何其他思想家。相反，当阿奎那揭示他那跨越时代、卓越的思想时，我们将批判性地但谦卑地聆听，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在这逐渐幻灭的世界中重新找到上帝永恒的良善、真理和美丽。

福音派，有着所有现代文化的倾向，经常喜欢充当法官，将基督教历史上的“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 只为了尊崇前者而消灭后者。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会无情的偶像化和抹黑历史人物。

这种心态不仅助长了分裂的宗派主义 ——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教会 —— 并且缺乏同理心。我们无法理解过去的人、运动、机构和整个时代的复杂性，更不用说从中学习了。在这种论断主义背后隐藏着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暗藏的议题和派系思想。

俗话说，人们总是对其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被掩饰在敌意的言辞中，转化到未来的教会领袖的课堂上，再进一步影响平信徒。

我最近与一位对今天的福音派深感灰心的年轻人进行了交谈 —— 因为福音派转变为原教旨主义者，对所有现代化之前的事漠不关心或抱持怀疑 —— 他想知道福音派教会是否还有任何真正的历史根源可以提供。

如果今天的福音派领袖不能追随他们新教先祖的带领，去拥有那大公的教会，下一代会去寻找一个能如此做到的教会。

虽然改变路线绝非易事，但我相信我们可以从鲁益师开出的治疗方法开始，透过阅读让正统的干净海风吹过我们的脑海。

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是《简单的三位一体：不受控制的父、子和圣灵》的作者，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神学副教授，以及《信条》播客的主持人。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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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主日赛跑之人的第二重人生

Owen Strachan

《烈火战车》的英雄李爱锐怎样为了宣教禾场，将奥林匹克的荣耀放置一边。

Valery Bareta / Shutterstock

这一幕不难重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伴随着范吉利斯（Vangelis）的音乐，在慢镜头下，一群年轻的运动员在沙滩上奔跑着。镜头转向埃里克·里德尔（Eric Liddell，中文名“李爱锐”）那张年轻、洋溢着幸福的脸，电影《烈火战车》的魔力再次征服了你。这是部伟大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故事——一位独特的奥运冠军，一位被良心驱使的基督徒，拥有卓越的奔跑才能，也在极速奔跑中感受着从神而来的喜悦。

For the Glory: Eric Liddell's Journey from Olympic Champion to Modern Martyr

Duncan Hamilton (Author)

Penguin Press

400 pages

$32.45

而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烈火战车》并没有讲述李爱锐卓越人生中震撼人心的部分。邓肯·汉密尔顿（Duncan Hamilton）的新人物传记《为了荣耀：李爱锐从奥林匹克冠军到现代殉道者的人生旅程》（For the Glory: Eric Liddell’s Journey from Olympic Champion to Modern Martyr）弥补了这项空白。汉密尔顿的书涵盖了这位奥林匹克冠军的一生，让我们得以一窥李爱锐在中国的宣教工作。这个世界可能最爱运动员成为英雄的时刻，但基督徒将在汉密尔顿的笔下，发现李爱锐忘我牺牲的劳苦，更令人动容。

汉密尔顿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几度获得体育文学奖。这本近400页的著作内容详实，没有赘言，新颖比喻频出，充分展现了汉密尔顿的卓越才能。与《坚不可摧》（Unbroken）、《激流男孩》（The Boys in the Boat）这类真实故事同承一脉，《为了荣耀》也因其展现的戏剧性与不凡力量与上述著作比肩。该书就像一支在奥运场上的摄像机，不会让我们长久停留在李爱锐故事的一个侧面，而是随着作者快速切换，在他清晰精确的遣词造句中，完全聚焦在这位冠军身上。

“每个人都要来到自己的十字路口”

该人物传记不是圣徒传，但它确实对李爱锐的品格和榜样高度称赞。尽管有些读者希望保持一些批判距离，但作者展现的情感却情有可原：李爱锐不单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深深地信靠，刻苦地训练，讲道触人心怀，常带笑容，无畏奔跑。

李爱锐活出了充实的人生，但不是现代所谓“我顽强地致力于活出自我享乐”的那种人生。李爱锐全力以赴的人生异象乃是衡量选择，计算代价，奉耶稣基督的名迈出最危险的一步。这计算是简单的：“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每一阶段来到自己的人生路口，”汉密尔顿引用了李爱锐讲道中的一句，“必须要决定自己是为他的主而活还是与之为敌。”以基督为中心的逻辑对李爱锐意味深远，尽管对世界而言，这无足轻重。当李爱锐要活出信仰时，遭到了剧烈质疑，无论是那个不在主日跑步的著名决定还是退出竞赛回应宣教的呼召。

这位榜样可以对现代信徒投身信仰生活提供帮助。今日，较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总是花许多精力让文化的倒退不至太过，竭力与非信徒交好，又不能用过分强调的基督信仰冒犯他们。李爱锐的方法却更直接。根据他最喜欢的经文，登山宝训的教导，他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认信出列，同时在爱邻舍上毫无迟疑。由此带出的基督徒见证既简明又激励人心。

李爱锐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汉密尔顿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李爱锐与家人长时间的分离。李爱锐1934年与勤劳的弗罗伦丝（Florence）结婚后，有了三个孩子。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汉密尔顿注意到，他的首要优先仍是宣教工作。这意味着当李爱锐在肖张镇（河北农村）以及之后的天津工作时，都经历了与家庭长时间的分离。工作总是艰巨的，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又实在是个可怕的地方。李爱锐经常被抢，忍饥挨饿，处于糟糕的卫生情况下，也定期被妨碍他工作的官员找去谈话。

一段时间后，李爱锐回家探访之路完全中断了。1941年初，当日本的战争机器开进中国时，李爱锐与家人分别，把妻儿送去了安全的多伦多。他与所爱的家人道别，轻吻他们，步行离开，再也没有转身。据他女儿回忆，他无法承受分离之痛，也可能在那时感知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在宣教工作中，常由最爱的人付上最高昂的代价，这实在是令人悲伤的现实。

在令人心碎的道别后，李爱锐返回了宣教禾场。他是个非常实在的人，而《为了荣耀》一书则是本被行动驱使的书。在汉密尔顿的叙述中，我们有时希望看到更多他生活背后的思考。我们知道他的神学某种程度上建基在存有争议的活动家和布道家弗兰克·布赫曼（Frank Buchman）的主张上。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李爱锐关于神的“荣耀”这一概念的详述，但这恰是李爱锐为之劳力的。部分原因在于汉密尔顿没有在神学事物上花太多笔墨，另一部分原因则在李爱锐自身，他关注的是日常的门训关系。如果有更多关于李爱锐归信和对福音恩典的认识。应该能增强《为了荣耀》这一主题。

李爱锐常被称为“殉道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的。但他不是与家人分离后，死在烈火中。《为了荣耀》一书在最后三分之一对此有出色的记载，如其所述，李爱锐在潍县日本集中营度过了最后两年，不详之感如影而至。汉密尔顿记录了这新家的苦涩之味：“上帝的律法似乎被远远地关在墙外，因为墙内只有近1800名被关押者的喧闹，他们挤在仅150码长200码宽的狭小空间里。”

对这位宣教士来说，集中营并不是一个为基督而设的伟大舞台。李爱锐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活着。他教授数学和科学，他最初来中国就是作教师的。不像我们在教堂听见的那些振奋人心的宣教讲道，他没有做任何耀眼之事，他所做的就如每个基督徒的日常一样，籍籍无名。李爱锐把水烧开，可供饮用。他和孤单的孩子踢足球。他为营妓搭建架子，而其他人则对她们避之不及。日复一日，李爱锐做着这所有一切，还不止如此。在他们中间，他的品性耀眼如光。据一位妓女回忆，他是唯一一个服侍了他人不求“好处”的人。

最后的问题看起来像个细节，其实它不是。《为了荣耀》和《坚不可摧》及《激流男孩》可喜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回应了我们的时代对有勇气、有德行男子的文化渴望。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中，灰色地带和反英雄才有市场；我们这个性别中性的时代里，许多年轻的男子缺乏热情和勇敢，随波逐流，没有定向。从邓肯·汉密尔顿记载的李爱锐身上，我们了解到一个被基督得着的人可以成为怎样的男人。

日日忠心

李爱锐的一生绝无浪掷。他日日忠心，置他人于自己之上，满有基督的样式，带来了巨大的不同（约翰福音15:13; 以弗所书5:25-32）。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摆在这个男人的面前——一枚金牌，一个诱人的剑桥职位，有机会品尝这世界在有毒的餐桌上布散的每一丝快乐——但他都因着爱他人的缘故放弃了。“他被每一个人珍爱着”是他得到的回报——1945年2月李爱锐去世后，他的一位集中营同伴如此说道。哀伤弥漫在残酷冰冷的潍县。

汉密尔顿所记载那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呼召今日的男人们不再作小孩子，从李爱锐那因致命肿瘤而僵硬蜷曲的手中拿起福音的旗帜。除此以外，《为了荣耀》也提醒每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颠覆性本质。并不拥有世界的我们，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如此坚定地忽视着，却如此轻易地渴望这个世界，而李爱锐个拥有通往地上的国度的钥匙的人，却对此毫无渴望。

他选择的道路是一场竞赛，但在其中没有一个慢动作，也没有背景音效。没有沉重的奖牌，没有欢呼的人群。在他早期的生活中，李爱锐看见他的救主走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迎向死亡。于是这位速度之王，深受国人喜爱的赛跑名将，离开了跑道，追随他的主。他往那遥远的、被战争愁云笼罩的国家去，在毫无光彩可言的劳苦和持续的艰难中度过他的年岁，以便人可以因此认识耶稣。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李爱锐放弃了人的荣耀，拥抱了十字架的荣耀。

藉着《为了荣耀》一书优美的讲述，我相信他的故事将带领许多年轻的男女跟随他的脚踪，前赴后继。

史朝恩（Owen Strachan）在浸信会中西部神学院担任系统神学教授，是《伟大的设计：祂所造的男人和女人》（The Grand Design: Male and Female He Made Them一书(Christian Focus出版)的合著者。

翻译：周怡，校对：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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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教：前仆后继的坚毅先锋

Kevin D. Miller

六位以坚韧的心改变中国的宣教士。

David / Lightstock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败”的新教宣教士

1807 年，25 岁的马礼逊航行到了广州港，他充满了热情，渴望见到中国人认识基督。27 年后他在中国去世，去世前他一共只有为十个中国人施洗。虽然马礼逊死时心灰意冷，但他的开拓事工，包括一套六卷的中文词典和一本圣经译本，却为后来的宣教士打开了大门，从而让他当初梦寐以求而未得的数百万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马礼逊在一个严厉的苏格兰长老会家庭中长大，他阅读了教会杂志上的宣教故事，从此激发他对海外宣教的兴趣。然而，他的母亲却要他承诺，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不要出国。直等到马礼逊二十岁出头，母亲去世后，他才开始在伦敦接受传道培训。经过两年的学习，他被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录取。当他还在寻找男同工一起去中国的时候，他跟一位住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学习了一年的中文。最后马礼逊没有等到他的伙伴，就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当时，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前往中国的英国船只，他们拒绝让马礼逊登船，马礼逊只好被迫由美国前往中国。

马礼逊一生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一直是互取所需，却又互不信任。该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严禁包括马礼逊在内的西方人士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担心宣教士们会冒犯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但在马礼逊抵达中国后，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语言能力，于是聘请他担任翻译。他们虽然为马礼逊提供一份薪水，但也试图限制他的宣教活动。例如，1815 年，当东印度公司得知马礼逊秘密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后，就威胁要将他遣送出境。

1809 年，马礼逊与玛丽‧莫顿（Mary Morton）结婚。六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而此时身患重病的玛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英国。直到六年后，马礼逊的妻儿才回到广州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和丈夫。玛丽去世后，马礼逊将孩子们送回了英国。三年之后，他亲自前往英国，度过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再次回到广州时，他带上孩子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他与伊丽莎白又育有四个孩子，享受着美满的婚姻。

1834 年，宣教先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印度去世两个月后，马礼逊也相继去世。当年轻的马礼逊时第一次航行到中国时，有人问他：“在充满偶像崇拜的中国，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吗？”马礼逊的回应像是在说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预言：“先生，我没有办法，但我相信上帝会有办法的。”

郭实猎（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义者

历史学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郭实猎：“一个圣徒、一个怪人、一个充满异象的人、一个真正的先驱，和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郭实猎是一个悲喜参半的例子，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但是基督还是藉他被传讲开来。

马礼逊晚年的时候，有一位同样有热诚的青年郭实猎，他的船正沿着中国海岸前行，他沿途分发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小册子。郭实猎是一位不属于任何差会的宣教士，他过去几年在印尼和泰国宣教。最近，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到了 1840 年代后期，有关郭实猎在中国的事工报导非常耀眼：郭实猎训练了 300 位中国人从事中国的福音事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分发了数千本新约圣经。据统计，受洗的归依者不少于 2871 人。在他本国内的支持者感到很兴奋，直到 1850 年这场骗局被揭开。

当时，郭实猎正在欧洲推广他的宣教事工，但有证据显示，他已经知道自己被中国同工骗了。他们编造了归依者的人数，秘密将郭实猎付钱印刷的新约圣经重新卖给了印刷商。然后，印刷商将这些圣经再次卖给毫无戒心的郭实猎。

还有更严重的事：郭实猎担心失去经济上的支持，便选择去隐瞒数字上越来越严重的不一致。当事情曝光后，他感到很丢脸。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中国，试图收拾残局。一年后，郭实猎就去世了。

如果历史断定郭实猎是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就必须补充说他是一个傻瓜，并且是个为基督癫狂的狂热份子。在印尼和泰国的宣教期间，郭实猎和他的妻子将整本圣经翻译成暹罗语。在所有他曾经宣教过的地方，无论是印尼、泰国或中国，他“愚蠢”到像他想要传福音的对象一样穿衣、吃饭和生活，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很激进的行为。他巧妙地将福音主义与社会关怀作结合，就像 1842 年他协助谈判，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

尽管郭实猎创立的传教组织“福汉会”（Chinese Union）与他一同消逝，但“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却在其根基上茁壮成长。1853 年，也就是郭实猎去世两年后，中国传道会将戴德生差往中国。戴德生称郭实猎为“中国内地会之祖”，以此来纪念和尊荣他。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

古约翰的背部、颈部和头部被剑砍伤，血流不止。他认为自己肯定会成为下一个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中被杀的数十位中国宣教士之一。然而，古约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与妻子罗莎琳（Rosalind）一起逃往安全的南方继续宣教。这段宣教之旅将为他赢得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的荣誉。

最初为了孩子的健康，罗莎琳反对古约翰的策略。他的策略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地区或城市传福音，并且培养出一位本土布道家继续牧养新信徒。每年一次或两次，他们会回到这些地方，鼓励初信的教会会众。

古约翰因有其源源不绝的精力而闻名。他经常会一天讲道八小时，并且好几次他甚至向 25,000 人讲道。因为古约翰一家巡回宣教，他们迁至满洲和朝鲜待了一段时间。但他们持续影响最久的地方是中国，1908 年至 1913 年间，有 13000 多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1918 年，古约翰带领了一场五旬节式的复兴活动，包括基督徒将军冯玉祥在内的一些中国士兵都有参加。经过为期两周的传道，近 5000 名官兵参加了圣餐崇拜。

古约翰一家承受了一些争议和心痛。1920 年代，当基要派与现代主义的争论达到高峰时，古约翰与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交战，他说这些宣教士在传讲一种淡化的福音。古约翰一家 11 个孩子中有 5 个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1934 年，74 岁的古约翰失明后，他们一家才终于退休，回到加拿大。不到两年，古约翰就去世了。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宣教事工的推手

“她是我们宣教士中最好的一位。”《美南浸信会宣教杂志》如此赞美在中国宣教一辈子的慕拉第。1912 年平安夜，72 岁的慕拉第去世了。她打破了大男子主义对宣教妇女的限制，还成功地让浸信会宣教事工，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将福音扎根在中国人当中。

慕拉第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长于一个维吉尼亚州的贵族家庭中，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南方淑女。她却成为一个不太可能的宣教士候选，因为她在大学期间曾对基督教保持怀疑。然而，家庭对她的影响来说更深远。她的叔叔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arclay）是第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宣教士。她还有一位虔诚的母亲，常常为她得救祷告。慕拉第有一个妹妹，她比慕拉第早几年来到中国，并最终邀请慕拉第加入她的行列。慕拉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经历巨大转变，归依成一位基督徒，在预备跟随妹妹去中国前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托依（C. H. Toy）的求婚。托依有自己的宣教计画，还是未来的哈佛教授。虽然慕拉第很爱托依，但她认为托依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使得他们不会成为一对好伴侣。

在中国，她曾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传统的女性角色限制了她传福音方面的恩赐。慕拉第在《浸信会宣教》期刊上写道：“当一个女人计画了有展望的事工，却发现自己被束缚在教导几个女孩的琐碎工作中，我们是否会对平凡感到厌倦和厌恶，感到能力遭到浪费，并且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她又说：“来到中国的女性想要的是自由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从事工作。…女人有权要求完全的平等。”

慕拉第与其他在中国的男性宣教士，在哲学理念上有歧异。当时她已经 44 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她搬到了平度县，试图在那里建立教会。起初，宣教工作既困难又令人沮丧，但不久慕拉第发现并报告说，她“在中国从未见过如此渴望学习、如此追求属灵的人！”她又说，“肯定没有什么比灵魂得救更喜乐了。”

得救的灵魂中有一个是李寿丁，他成为教会的牧师，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为一千多名归依者施洗。

然而，山东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使喜乐变成了绝望。最后的几年间，慕拉第为数千饥饿的人募集资金和食物。美国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于是她清空自己的银行帐户，但仍然有很多需要。这使她陷入抑郁之中，无法吃下任何食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她去世了。

尽管如此，慕拉第的产业依然持续了下去。在她去世的 85 年后，美南浸信会每年会透过“慕拉第圣诞奉献”筹集数百万美元以支持宣教。

师达能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励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当师达能夫妇被共产党俘虏、带去处决的时候，有人问他们：“你们要到哪里去？”

师达能说他不知道士兵们要去哪里，而后又加上一句：“但是我们是回天家。”

师达能（夫）和史文明（妇）在慕迪圣经学院相遇，他们都觉得上帝呼召他们去中国宣教。史文明的父母都是资深的宣教士，在史文明抵达中国的一年后，师达能也跟随她的脚步，不过是在不同的地区宣教。一年后，1933 年 10 月 25 日两人结婚，并于 1934 年 9 月生下海伦（Helen Priscilla），两位都以他们的女儿为傲。

三个月后，2,000 名共产党人袭击了对师达能夫妇居住的旌德县城，他们夫妇和婴儿都被拘禁。共产党密切监视了师达能夫妇好几天，最后允许师达能向中国内地会总部写信。一封信中，他转达了逮捕者两万美元赎金的要求，最后他说“求主保守你们、引导你们。至于我们夫妇，无论是生是死，愿上帝都得着荣耀。”

他们虽然知道红军带着强烈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情绪，但却无意中听到士兵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此感到震惊。12 月 8 日上午，当士兵们准备杀死海伦的时候，一位农民听说了师达能夫妇的情况，就挺身为孩子的性命求情。士兵们告知那位农民，要以他的性命来换孩子的性命。农民同意，当场就被处决。

隔天早上，当史文明正在给海伦洗澡时，师达能夫妇突然被带离房子，而且没有机会带上孩子。两人被剥光内衣，游街示众。当他们被判处死刑时，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位中国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后一刻为师达能夫妇求活路，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判处他死刑。师达能反过来为医生求情，却无济于事。然后士兵命令师达能夫妇跪下，很快两人都被斩首。

全世界的基督徒听闻这对年轻宣教士的死讯，也知道中国的基督徒们大胆地救下了小海伦，他们将海伦藏在一个米筐里，经过一次百里的长途跋涉，将她送到外祖父母手中。

尽管师达能夫妇只服事了三年，他们勇敢的殉道精神却鼓舞了一代人。师达能夫妇的传记出版后，数百人自愿加入宣教的服事工作。

凯文‧米勒（Kevin D. Miller）是《今日基督教》的助理编辑。

翻译：思慕，校对：T. N. Ho

（本文为《今日基督教》教会历史栏目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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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不要期望从你的灵修中获得即时的满足感

Jen Wilkin

Columnist

15分钟的读经时间可能无法扭转每一天的局面，但它会在适当的时候产生效果。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Ales Krivec / Nathan Dumlao / Unsplash

20世纪80年代，当第一台自动取款机出现在我的家乡时，我感觉它就像魔术一样：插入你的卡，就能取出现金。

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喜欢上了在每一个领域都不用等待的生活方式。我们想买的产品在一天之内就能到达我们的门口。饭菜在几分钟内就能做好。想看想听的电影、书籍和音乐立即出现在我们的设备上。

这很好。但同时也值得我们仔细权衡利弊。快速交付告诉我们，等待是一个需要消除的敌人，挡在我们和我们渴望的东西之间。随着每一个更快、更方便的方式的研发，我们正在削弱我们等待的能力。

但能够等待是基督徒的特点。事实上，它是基督徒成熟的一个标志。圣经中提到了等待主，坚定不移，以及结出耐心的属灵果实。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我们已经是住在即时满足的环境中，但很少有人评估过“不等待”是如何在精神上塑造我们的——具体来说，它是如何塑造我们对圣经的态度的。

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接受了“花时间在圣经上”的属灵训练。像许多人一样，我被鼓励有一段“灵修时间”（QT，quiet time），读15或20分钟的经文，最好是在早上（因为耶稣就是在早上早起）。这种做法应该是为了校准我的一天，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往我的属灵油箱里加油。

这里潜在的信息是：有灵修时间，就有好的一天；跳过灵修时间，那就不一定了。当我把这一点跟我即时满足的倾向相结合时，我开始认为任何不能立即产生情感慰藉或平安的灵修时间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我逐渐把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变成了一种交易，而不是养成性的事情。它成了获得我想要的东西——在我想要的时候，以我想要的方式来获得它们——的时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是这样。

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中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或受到鼓舞，而是为了跟上帝建立关系。

我听到的最常见的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是，尽管每天都有灵修的时间，但基督徒觉得上帝离我们很遥远。从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圣经文盲”来看，我们每天的灵修时间可能没有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养成性效果。

当我们把灵修时间看作是交易时，我们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借记账户，一个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为我们提供意义或感觉的东西了。每天我们插入我们的借记卡，提取15分钟的灵感。

但我们应该做的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像使用储蓄账户一样，忠心地存款到账户里，在几天、几周和几年的时段里投资自己的时间，而不期望立即获得情感或智力上的收益。

如果我们坚持采用借记账户的方法，我们就会刻意回避圣经中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理解的部分，或者我们会曲解它们，以满足我们错误的期望，迫使它们为我们的时间表服务。我们会倾向于阅读灵修书籍，而不是直接阅读圣经。

相比之下，储蓄账户的心态是懂得如何等待。它是坚定的，有耐心的。它知道每天忠实的存款一定会结出果实——“按时候（在适当的时间）结果子”。

如果你曾经走过试炼的幽谷，你就知道当你发现多年的忠实存款产生红利时是什么感觉。耐心、长期的方法是关键。以西结书可能不会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但如果你把灵修的时间交给它，它可能会在漫长的考验中支持你。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中的养成性收益更有可能在15年后出现，而不是在15分钟后。

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中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或受到鼓舞，而是为了跟上帝建立关系。它训练我们倾听上帝在祂的话语中的声音，并教导我们祂是谁。这是上帝在邀请我们跟祂对话，目的是与祂建立关系。

正如在任何关系中一样，我们与上帝高品质的在一起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但高品质的时间要靠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它不会在我们想要的时候立即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会完全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成就事情。我们不能安排它或要求它。它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运行，而且往往是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发生。

不要落入带来即时满足感的借贷账户思维，以为由于你每天与上帝共度高质量的时间，上帝就欠你什么，祂就必须给你可以衡量的胜利、深刻的见解或温暖的感觉。

相反，要考虑到你的灵修时间是靠时间积累的储蓄账户的日常存储。你与上帝的关系在耐心和坚定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在你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的过程中，等侯主。

珍·威尔金（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亲和圣经教师。她是《真道妇女》（Women of the Word）和《无人像祂》（None Like Him）的作者。她的推特账号是@jenniferwilkin.

翻译：平凡的瓦器，校对：Sean Cheng

Church Life

讲台上的道德缺陷会导致会众的道德伤害

Laura Howard

教会和牧师的滥权会引发一种独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lex Green / Pexels / digitalhallway / Getty

我第一次接触到道德伤害（Moral Injury，或译“精神伤害”）的概念是在芝加哥大学修读道学硕士时，在一门名为 “人类经历暴力之后 ”的人类学课上。

道硕学程要求我们每人在学程之间一年自选实习机构，我选择在我聚会的教会里服事。那ㄧ年稍早之时，我们教会发现了牧师滥用权力的情况，解除了他的领导职务。

起初，我学校的主管人员担心，让我在一个多数会众仍然感到被背叛和不安心的教会里工作，会是个坏主意。但我想在一个正在探索如何好好的“建造社区并正确地管理自身权力”的教会里实习——而不是在一个为了让教会运作更顺利就掩盖掉这类对话的教会里实习。

实习进行到一半时，我选修了这门课，希望它能帮助我理解我所在的社区正在经历的事情。教授告诉我们，她的目的是探索“曾经遭遇过的暴力会如何改变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暴力是如何『未曾离开过』我们。”

透过研究各种案例，我了解到，创伤不一定是指某个人如何受到伤害，而是指他们如何背负着自己受到的伤害。我还学习到，创伤后压力症（PTSD）的概念是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治疗越战老兵时所提出的。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道德伤害（精神伤害）的概念。这是一个由在军队服务的心理咨询师提出的专业名词，他们注意到退伍军人身上典型的PTSD症状的触发原因，并非来自关于自己性命受到威胁的记忆，而是来自深深违反他们道德认知的行为。例如，当士兵服从其所信任的上级的命令，去执行他本人认为应受谴责的行为时，道德伤害就可能发生。

虽然典型的PTSD和道德伤害有许多相同的症状，如愤怒、焦虑、失眠、噩梦、脱离现实和自我毁灭等自我应对机制，但像后悔、悲伤、难过、内疚和羞愧这样的情绪通常更集中出现在受到道德伤害的情况。

理论家们对如何准确定义道德伤害的细节仍无共识，但多数文献似乎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行事的基本假设”。而当我们目睹或必须亲自实行与这些深层假设不一致的有害行为时，会因此而罹患道德伤害。

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也可能是出于其他人、某个团体、某个组织，或以上共同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会将潜在的道德伤害事件理解为对 “正确行为模式 ”的背叛，可能是有权威地位的人亲自做出，也可能是某个人在与自己有重大利害的情况下所做。

最终，道德伤害可能取代一个人对自己、他人和超越的存在（如神）的信任，使其开始有“预期自己会受到伤害、剥削和羞辱”的感觉。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教会和我个人所经历的情况符合可能导致道德伤害的事件。事实上，宗教环境中的权力滥用可能是造成道德伤害的最佳例子。我们领袖的错误行为背叛了正确的价值观——而这种背叛发生在教会这样一个旨在引导其成员塑造其道德（根据基督的教导）的机构中。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认为教会领袖代表着关于“上帝是谁、祂正在做什么，以及祂想要我们做什么”的合法榜样及权威——这些关乎着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灵性事实。对于许多人来说，“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关乎着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信徒之间的社区，以及我们自己的灵魂。事实上，许多理论家一致认为，当道德创伤与一个人的神圣感（宗教生活）有所关联时，人所受到的伤害会更加严重。

以这个方式思考教会和我个人心中的伤口，让我感到一种解脱。几个月以来，我不断羞愧地想着：我怎么了？我们怎么了？难道我不知道基督徒也会做坏事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教会领袖可能会误导羊群吗？但对道德伤害的理解让我想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不是为了背叛而生——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背叛他人或被他人背叛。

我们不应再视属灵虐待所带来的悲痛为愚蠢和可耻的表现，而是意识到，“背叛”能如此深刻地伤害和破坏我们，正是因为，身为上帝的创造物，我们被造来追求善良及不可动摇的相互信任关系——这是我们的盼望和荣耀所在。

被破坏的信任是所有受造物受到 “败坏的辖制 ”的一个层面（罗马书8:21。因为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写道。“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2-23,26）。

身为拥有圣灵初结果实的人，我们和圣灵一同与受苦的受造物叹息。

道德伤害引起的PTSD是否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深切叹息——我们的身体表达出内心深处感受到的破碎，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呢？可否假设，因着我们身体承载悲伤的方式本与上帝对受造物的心意相一致，所以这种伤痛不应让我们感到羞耻？

这样的观点让我们不会束手无策的任凭这种悲痛对我们造成破坏。相反的，它让我们充满盼望的等待着，同时参与著身心灵上救赎的复原。不仅如此，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应对彼此的悲伤时能更加温柔和智慧。

了解道德伤害可以帮助我们在自身、教会、人际关系和事工里更多地注意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在面对他人的伤痛时不责怪对方，那么，不带着羞愧感的认识并治疗自己的伤痛非常重要

由于教会中滥用权力的现象如此猖獗，可以预料教会社群内或外有不少人会怀疑我们提出的支持及援助——因为他们以前曾被这些手段所操纵过。

我想起2019年《今日基督教》的一篇新闻标题，“每10个年轻的新教徒中就有1人因为教会权力的滥用而离开”，以及自那时起无数个类似的标题都提到了宗教解构（deconstruction）的崛起和大量基督福音派基督徒的“出埃及（离开福音派，exodus from evangelicalism）”。

今天，许多基督徒在经历了假先知的滥权后，对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声称“听到了上帝说⋯⋯”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对教会领袖感到气愤，因为他们曾被这类人背叛过。另一些人则对自己感到厌恶，为着自己曾经滥用权力的行为，或者曾经袖手旁观而感到内疚。还有更多的人对上帝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曾手无寸铁的被人“以上帝之名”伤害，深深受苦。

但是，我们可以在曾被伤害和背叛的男女中与神相遇和共处。

在我教会实习那年的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期间，另一间地方教会邀请我帮他们教会圣周的灵修书籍画些插画。他们请我描绘耶稣受难前一周任ㄧ时刻的侧写。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犹大出卖耶稣，并以一个吻问候祂那ㄧ刻——正是这个举动导致耶稣被折磨和处决。

后来我意识到，我所描绘的正是我在那次圣周最需要见到的画面：一位救主，就像我们一样，被朋友背叛，被宗教领袖出卖。而这位救主的生命、死亡和复活却正是为着那位朋友和那些宗教领袖。

我想起，犹大做了这件事后所感受到的恐惧正是种明显的道德伤害，并最终导致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没有看到基督用自己的生命应许祂终将结束一切暴力。

但在所有暴力被终结以前，让我们认真对待我们所拥有的权力及责任，将之用在爱我们的邻舍上。愿我们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愿我们的吻带来的是真正的祝福，而不是即将到来的伤害的预兆。愿我们对公义的上帝的敬拜反应在我们对祂所代表的公义的顺服。

否则，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不仅是死的，而且还会带来死亡。在我们等待上帝的救赎的同时，我们仍有工作要做。

Laura Howard生长于德克萨斯州，毕业于惠顿学院，不久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得道学硕士，现居伊利诺伊州的惠顿（Wheaton），力求在圣经、神学和文化等方面促进基督教教育。她的道学硕士论文是对福音派中滥用权力现象的神学回应。

翻译：湉淙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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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为什么神学家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不像社会学家那样兴奋

姚西伊

你对教会成功与否的看法会因你的专业而有不同。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 Images: Getty/Unsplash

2022年3月1日，中国政府对网上进行的宗教交流、培训和传福音工作实施了广泛的限制。现在，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宗教团体才能进行这些活动。

世界各地的各种媒体都分享了这个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当我们思考或谈论中国的基督教时，我们注意到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以及对人权和中国国际关系等问题（而不是其教会牧养和神学的发展和挑战），有不成比例的广泛关注与报导。

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的基督教时，我们可以应用许多方法和途径。但这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如何从总体上解读基督教？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学科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当一个学科的学者开始跨越其他研究领域的界限而声称他们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时，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关系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立，在态度和评估上是多么不同。

传统上，神学家认为教会从受迫害的少数族群转变为国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然而，近几十年来，他们越来越认为这个转变是对早期教会异象的一种背叛及悲剧结果。

另一方面，某些社会学家对早期基督教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日增的兴趣导致社会学对教会从少数派向建制派地位的过渡进行评估。他们将基督教的历史转变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说明一个宗教在其规模和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和文化主流就必须将之纳入考虑，甚至要包容它。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书：《基督教的兴起：一个无人注意、边缘化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中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宗教力量》。在这里，斯塔克将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增长归因于早期教会强大的皈依网络以及信徒的高生育率。

神学家对“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焦点从基督徒人数和规模转移到他们的门徒训练，从数量转移到基督徒群体的品质。相对的，社会学家却仍继续讨论“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并持续将其数量和影响力作为研究的重点和评估的主要依据。

我们不必决定谁对谁错。我的观点是，只要它们留在各自的领域，这两种方法都是正确的。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耶稣教导的中心和早期教会的异象是一个与一般世界看法相对紧张甚至对立的激进的门徒训练方式。

但是，这种教导和异象在教会成为主管世界并消除先知声音的“基督教社会”模式后，基本上就迷失了。于是，我们变成为一个属灵软弱又与社会合作的教会。

随着“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在西方的崩溃，教会再次发现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呼吁教会恢复失落的早期教会的异象，并回到在一个在不太友善的世界里作忠诚的少数人的见证方式。

当社会学解释出错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会从边缘群体转变为主流群体，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但是，当社会学家开始超出对基督教的实证和科学研究，进而使用社会学方法来引领出神学结论时，问题就会发生。

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他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即主张在社会中建立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鼓励教会在数量上成长，并提高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是确保基督教在世界上未来地位的唯一途径。正如《每日电讯报》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宣称的那样：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国家”。

然而，这种教会成长的方法与我们的全球社会现实并不完全匹配。随着曾经基督教化的西方迅速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是否会在21世纪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持续的文化和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在教会一直在崛起及基督徒占多数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此外，仅仅因为某件事在社会学上是正确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圣经或神学上也是正确的。在一个社会中，一个文化上强大、人数占多数的基督徒，对教会的属灵健康和见证来说，未必是好消息。

教会历史和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基督徒在没有过度妥协的情况下参与文化，并在没有过度孤立的情况下与文化保持分离，”神学家杰拉尔德·西特瑟（Gerald L. Sittser）在一篇探讨了早期教会如何作为少数族群的运动蓬勃发展的文章中如此写道。“基督徒想出了如何既忠心又能赢得胜利的方式。他们遵循了当时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这个短语最早出现在二世纪写给一位名叫狄奥尼图斯（Diognetus——的罗马官员的信中。”

最后，从圣经和神学上讲，基督教化的社会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应该追求的现实。然而，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讲，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确实存在，它们仍然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请容我再重复一遍：社会学和历史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在神学上是可取的和值得称赞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由基督徒占多数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只对福音价值观进行口头服务，或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歪曲福音价值观。

要避免的神学陷阱

当然，当神学家超越自己的领域时，问题也会出现。

一些神学家可能过于严厉地谴责“基督教王国”，以至于他们完全忽视了“基督教王国”在西方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建设性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但圣经的观点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后者。

话虽如此，我不认为这些神学家的“冒犯”是过于严重了。毕竟，当他们谴责“基督教王国”及其对教会带来的所有伤害时，他们主要是在对自己的圈子（教会）在说话。但是，当一些社会学家高度评价基督徒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似乎在预测教会的发展方向，并且对教会将来应该做什么提出建议。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安和误导的。

关键是基督徒要在社会学现实和神学价值和真实性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界线。如果我们不区分这些，后果可能是直接和严重的。

这在当代学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解释中尤为明显。

在我看来，一个压倒性的社会学解读，如果没有足够的神学思考来平衡，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助长了西方媒体（不论是世俗的媒体还是基督教的媒体）过分强调中国基督教的数量增长以及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影响的倾向。这样的导向是以牺牲教会的神学和牧养趋势为代价的。

结果，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等问题主导了中国关于教会的对话。这些问题错误地定义了中国教会的基本议程。更不幸的是，“基督教化社会”成为中国教会努力的目标。

为了纠正这种不幸的情况，作为中国基督教的解释者，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充分注意每个学科和观点的优势和局限性。在阅读当代中国基督教这样复杂的现象时，也需要有谦卑之心。

姚西伊是哥顿康威尔神学院世界基督教与亚洲研究的教授。

本文前曾刊登于“华源协作”（ China Source）网站。

翻译：贺宗宁 （T. N. Ho）；校对：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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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邓紫棋新歌《Gloria》：从精神的废土到恩典的乐土

Sean Cheng

G.E.M.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是一场救赎之旅，而带领她从眼泪和痛苦走入恩典和怜悯的，是上帝那测不透的大爱。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7月，中国著名歌手邓紫棋（G.E.M.）发布包含14首歌曲的新歌专辑《启示录》，8月9日，专辑第一首主打歌《Gloria》MV在网上发布，邓紫棋还录制、发布了一个短视频谈及她创作《Gloria》的心路历程。

邓紫棋说“Gloria”其实是她的本名，是她小时候她爸爸为她取的名字。她说她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是充满荣耀的感觉”，这首歌用自己本名，是为了“让真实的我，更加没有框架地呈现到大家面前。”

《Gloria》MV大部分画面的背景是灰暗、苍凉、毫无生机的废土，同时包含很多新科技特效，给人置身于元宇宙的感觉。女主人公站在废土之上，眼泪“落在旷野”。她走进 “幻土”（Afterland），却发现那里并非“乐土”，而是充满痛苦和麻木之地。然而盼望之光渐渐照亮，她听到一个“若隐若现、细雨绵绵”的来自天上的声音。她慢慢转身，穿过一片废墟来到晨曦初现的海边。MV背景渐渐开始出现颜色，女主感动流泪、跪下祈祷，背景出现震撼人心的红海被分开的画面，伴随着“我在等你，等你回来”的歌词，她走向一扇发光的门……

邓紫棋自己说，她希望MV的视觉效果“对于听众来说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与我一起走过那些痛苦的、绝望的、获得救赎的时刻。”她说整个《启示录》专辑的灵感来自一次超自然的经历：她曾有一次被忧伤压倒，边哭边祈祷，然后在浴室洗澡时竟然不自觉地哼出一段旋律，她感觉那就像是天使的歌声，带给她超越坏境的平安。她于是萌发出一张专辑的灵感，她要用她的新歌述说自己的挣扎、心碎和祈祷，也记录上帝如何垂听祷告，在她的生命中施行救赎、赐予恩典。

《Gloria》MV的发布，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中引起热议。在“凡事茶屋”最新一集的YouTube直播（录像）中，基督教圣诗创作团队“荆棘火乐团”的崔宇说，当他看到MV中红海被分开的画面，他的心确实被深深震撼。他说他尤其佩服的是，无论是MV的画面，还是歌曲的音乐结构，邓紫棋的创作都有极高的专业性，而这样的专业性正是今天的中文基督教圣诗创作特别缺乏的。

沙龙牧师说他自己对邓紫棋的歌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感觉，而且他提醒基督徒，邓紫棋的歌毕竟只是包含福音元素的商业歌曲，不是为教会创作的圣诗。但他特别感慨邓紫棋用新歌来见证自己的基督信仰的勇气。他说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基督徒艺人要公开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显然是要冒商业上和政治上的风险的。邓紫棋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在亿万人收看的热门节目中，她是不会得到任何做见证的机会的。但她明知在歌曲里表白基督教信仰可能会掉粉甚至招到攻击，还是勇敢地用自己的音乐发声了。

同为“荆棘火”成员的小旭说，作为流行歌手的邓紫棋在歌中使用《圣经》经文中的语汇来表达信仰，可以说是很好的“福音预工”。有一些基督徒因为《Gloria》这首歌里没有出现“上帝”“主耶稣”而感到失望，是过于苛责了。教会不能指望靠一位基督徒明星把传福音的全套工作都做了。邓紫棋通过她的音乐作品可能让一些听众生发了对信仰的好奇，而对福音进行更完整地阐述，是这些听众身边的基督徒的责任。

尽管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基督徒质疑、批评《Gloria》背景过于灰暗，而且只讲“爱”、没有讲到罪与悔改，但很多基督徒都肯定这首歌曲对基督福音和信仰的艺术呈现。

长期关注流行文化的校园事工领袖、密执安州兰莘（Lansing）华人教会的长老王星然跟CT编辑分享说：“邓紫棋在新专辑里公开她的信仰，而且主打歌和整张专辑的概念都来自于圣经，这在华语流行乐坛是罕见的。把信仰揉进通俗歌曲，美国这些年有Kanya West, Justin Bieber, DMX….的例子，但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邓紫棋的尝试是很新鲜的。一首反应信仰的作品，如果仅是包装几句属灵术语在歌词里的置入性行销（容许我说很多教会诗歌都是如此），那就没有生命力在其中，但邓紫棋在歌曲里赤裸裸地把自己破碎的生命历程摊在阳光下，尽管那是灰暗、不堪、破碎的，但她唱出自己对信仰的第一手体会，让她自己成为一台戏，让世人观看，这是很有福音能量的。”

基督徒作者拿细耳在微信文章中说：“邓紫棋是歌手，不是神学家，她以艺术的形式，且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呈现属灵经验，实属难能可贵。我们也不能因为整部MV里面没有提到罪与悔改，就视之为灌水的或廉价的福音，我们应该允许一部艺术作品一次只呈现一个面向。”

按照拿细耳的解读，整部MV想要告诉观众的是：Gloria曾是一个在废土之上伤痕累累、又被引诱进入虚假盼望的丧失了人样的人，在听到上帝的呼唤，回转到祂身边时，她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因此这首歌是呼唤在废土中的人们，弃绝在废土世界中寻找乐土的幻想，归向上帝的爱，进入真正的乐土。

邓紫棋刻意表现的废土之上的痛苦和眼泪，并非无病呻吟。邓紫棋从小在香港的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并且是学校圣诗班成员，但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华语歌坛获得外表光鲜亮丽的成功。2008年，年仅16岁的她即以首张个人EP《G.E.M.》在香港出道，其后在世界各地举办巡回演唱会。2014年邓紫棋进军中国大陆，在湖南卫视歌唱节目《我是歌手 2》中脱颖而出，在大陆人气爆增。因音域宽广被称为“铁肺歌手”的邓紫棋未满25岁便完成100场个人演唱会，获得音乐奖项无数。她是MV在YouTube上观看次数突破2亿的华语歌手第一人，也是福布斯2016年全球30岁以下精英榜（“30 Under 30”）中唯一榜上有名的亚洲音乐人。

但是为了成名，她也不得不忍受娱乐圈里常见的谣言、抹黑、恶意攻击。娱乐媒体和“吃瓜群众”不仅对她的穿着打扮和私生活评头论足、八卦恶酸，甚至“莫须有”地拿她的政治立场来攻击她。虽然她并不喜欢公开谈论政治，但在今天特别敏感的香港问题上，邓紫棋似乎“两边都不是人”——既有支持香港民运的人指责她支持特首，又有中国官方因为她在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期间为香港“痛哭”祷告把她列在“严控”名单之上。

她感到身心灵都备受煎熬。她常常恐惧、惊慌，试图逃避，多次在演唱会上崩溃大哭。但她也在社交媒体上坦承，是对上帝的信仰扶持她走过演艺生涯的艰难，让她在磨练中成长：“我慢慢发现其实结果的成与败并不是最重要，因为怎么样都让我赚了历练。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见证。”

《Gloria》并非邓紫棋的第一首包含信仰元素的歌。在此之前她已经创作、演唱过《新的心跳》、《Walk on Water》等含有福音元素的歌曲。在《Gloria》的歌词中，邓紫棋自己反复讲到“爱”，而且明显使用圣经的语言，说“不要害怕，爱里没有惧怕”，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她要见证的，是她的人生是一场救赎之旅，而带领她从精神的废土走入恩典的乐土的，是上帝那测不透的大爱。

当年邓紫棋出道，为自己起了个很有动感的艺名“G.E.M.”，意思是“让每个人动起来”（Get Everybody Moving)。作为一名基督徒G.E.M.歌迷，我愿意为她祷告，但愿她通过歌曲创作见证的基督福音，能够get everybody moved——感动、慰籍千千万万个在废土中挣扎的人的心。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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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家暴比死刑更可怕”

Kate Shellnutt

纳赫梅开始看到，上帝在意她身心灵的健康远胜过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她的婚姻。

玛丽安·伊布拉欣（Mariam Ibraheem）和当纳赫梅·帕纳希（Naghmeh Panahi）.

Courtesy of Naghmeh Panahi

当纳赫梅（Naghmeh Panahi）和玛丽安（Mariam Ibraheem）这两位朋友相互描述对方时，她们会从她们之间的差异开始。纳赫梅来自中东；玛丽安来自非洲。纳赫梅是新教基督徒；玛丽安是天主教徒。

尽管她们的背景不同，这两位女性经历了类似的困境，并最终使她们有相同的呼召——但这个呼召原不在她们预料之中。

纳赫梅和玛丽安第一次相遇约是在2010的中期。她们的家庭因美国福音派帮助受到迫害的国外基督徒而进入大众视野。福音派支持者集结声援纳赫梅的前夫赛义德·阿贝迪尼（Saeed Abedini），他因为在伊朗从事宣教工作而被囚禁；他们也为玛丽安声援，当时她因叛教罪在苏丹被判处死刑。

之后几年她们彼此失去联系，却在2018年因着一条清晨发出的、绝望的Facebook讯息重新建立联系。目前住在美国的玛丽安一直默默地承受一段艰难的婚姻，就像她认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妻子应该做的那样。但她越来越承受不住丈夫的暴力以待，而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即使在苏丹被囚禁时，玛丽安也未曾如此这样求问主。 “上帝，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需要一个答案，我要求祢给我答案。”玛丽安祷告。而上帝让她想起了纳赫梅。她想起多年前，纳赫梅曾向外界披露她那位名人丈夫的家暴行为。

两位女性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谈到那则Facebook讯息如何开启她们多年间的祷告、援助、鼓励和合作。纳赫梅和玛丽安知道，当教会为宗教迫害问题团结起来时，力量能有多大，因此，当家暴问题没有引起关注时，她们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们深深感到必须帮助这些妇女。

“当我们谈论宗教迫害时，我们俩都得到数百万的支持者，但当我们提及家暴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沉默，”纳赫梅说。 “回想教会处理家暴的方式让我们感到震惊。”

上个月，《华盛顿邮报》一项调查报导指出，纳赫梅前夫赛义德（Saeed）的支持者们敦促纳赫梅与他和解，其中包括葛福临（Franklin Graham），即使赛义德曾对纳赫梅施加身体及言语上的暴力。这些基督徒甚至一度要玛丽安劝纳赫梅继续和赛义德住在一起。

在过去的一年里，纳赫梅在特会《Restore Conference》、在宗教新闻社和“罗伊斯报告”播客中进一步分享她的故事。当关于她前夫的 #SaveSaeed浪潮在福音派人士之间盛行时，她被迫隐瞒这些家暴细节。（#SaveSaeed是声援因参与福音事工被穆斯林迫害的赛义德所使用的标语）

同时，纳赫梅和玛丽安也持续呼吁提高人们对全球基督教迫害威胁的关注；玛丽安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演讲，并于近期出版她的自传《枷锁》，主要讲述她愿意为信仰面对死刑。

“霸权政府强迫它所迫害的教会应该相信‘什么’。这与在家庭和教会里发生的霸凌事件如此相似——那是一种控制权的掌握，”纳赫梅说。身为伊朗裔美国人，她与伊朗的地下教会有事工上的联系。 “你能见到这两者的相似性和上帝对两者的心意。”

这两位家暴幸存者告诉《今日基督教》记者，当人们因身为信仰少数群体被攻击时，他们知道政府是敌人，即使他们在苦难中，也能感到自己站得住脚且能获得他人的支持。然而，家暴处境却是一种更孤独、更让人深感被囚的监狱。

尤其当你的家庭出现在公众视野，充满喜乐和欢庆合照的大标题掩盖住家里的困境时。

玛丽安说，她的家变得“比死囚牢房还可怕”。前夫对她的虐待让她想起在苏丹坐牢的遭遇。她回忆道，“我没有教我的孩子们阿拉伯语，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听懂吵架时他羞辱我的难听话语。”当玛丽安和她的新生儿一起关在牢房时，看守牢房的人用言语羞辱她时，她也有同样的想法。

“在监狱时，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在那里。但在家里时，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玛丽安说。 “你多希望家是个安全的地方。”

然而，她曾期望安全的地方却变得危险；她曾期望关心她的人在伤害她；而她所依靠的信仰却告诉她要留在这个地方。

纳赫梅意识到玛丽安为挽救这段家暴婚姻已耗尽心力，多年来，她在她帮助过的其他基督徒身上看到同样的模式。即使家暴行为一直存在，她们仍相信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孩子应该在父母双方的陪伴下成长，而上帝可以救赎破裂的关系。

她曾期望安全的地方却变得危险；她曾期望关心她的人在伤害她；而她所依靠的信仰却告诉她要留在这个地方。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纳赫梅与赛义德结婚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赛义德在伊朗被拘捕前，曾在美国被判家庭殴打罪，回国后仍受到保护令的约束（不得靠近纳赫梅）。

但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纳赫梅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她开始看到，上帝在意她身心灵的健康胜过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婚姻。像婚姻这样的机制，是为了人们能从中得到益处而存在，而非必需有婚姻，人们才能健康的存在。 “人的生命比社会机制更重要，”纳赫梅说。 “一只羊比整个制度还重要。”

对圣经教导的理解是纳赫梅逃脱的关键。当她在伊朗的枪口下被捕时，上帝拯救了她的性命。在美国，上帝也为她开了一条路，让她从家暴婚姻中重获自由。

“我开始真正的活着，自由的思考、读经。是上帝拯救了我，”纳赫梅说。 “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上帝的拯救。我无法否认，上帝真是维持着我们生命的那条线。”

纳赫梅最终帮助玛丽安找到安全的住处、律师代表和心理咨商师。玛丽安成为另一个神所拯救的见证。

“上帝透过人来回应我的祷告，”玛丽安说。 “上帝真的施行神迹。当我祷告呼求，祂便派人来帮助我。”

虽然她们对上帝的信仰没有动摇，但她们对教会的信任却受到打击。

她们说，“留在发生家暴的婚姻里符合圣经的教导”这种说词仍普遍存在于教会。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遭受身心灵上的迫害时，其他基督徒会想帮助他们逃离；但当基督徒在充满暴力的家里受到身心灵上的伤害时，教会往往会要他们待在这段婚姻里。

“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家暴的真实面貌，并告诉我上帝的心意不是见到我的生命被这样的婚姻压碎，”纳赫梅说。

虽然有越来越多基督教领袖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要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并谴责家暴行为，但纳赫梅指出，教会领袖往往在协助受害者支付离婚相关的法律费用上止步不前。

她和玛丽安带领Tahrir Alnisa基金会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她们不时去到特会和教会活动演讲。由于她们公开讲述身为家暴幸存者的经历，认识她们的人会把她们介绍给需要咨询或紧急帮助的其他受害者。

纳赫梅听到的家暴故事包含来自中东的移民，以及牧师和宣教士的妻子。她向其他教会牧师们提供咨询服务，让牧者们知道能如何帮助经历家暴的会友——并学习认识到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牧者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婚姻咨商，而是需要第三方家暴专家的协助。

纳赫梅认为福音派在重视家庭暴力议题方面如今终于“有一点点进展”，但“远不及教会对宗教迫害的重视程度”。

对基督教的迫害使教会为了同个目标团结在一起，但纳赫梅担心，家暴是个更严重的、能在教会内部造成更大破坏的问题。她说：“上帝确实关心宗教迫害的问题，但耶稣在世上时，最直言不讳的事是关于宗教如何被人用来压迫他人。”

住在爱达荷州的纳赫梅和住在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的玛丽安逐渐认识到，他们对抗家暴的努力不仅是神所许可的，甚至是能荣耀神的——就像对抗宗教迫害能荣耀神那样。

十年前，玛丽安未曾想过结束她的婚姻。她未曾想像自己会成为帮助暴力幸存者的人。如今她说：“上帝装备我们去做我们如今所做的事。我的生命来到神所带领我来到的位置上。祂的手总是遮盖、保护着我们。”

“我们并不想处在这个位置上，”纳赫梅说。 “但我感觉上帝带领女性勇敢站出来，让我们能透过这个平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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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爱丰富的小妇人

Catherine Allen

慕拉第是一位坚韧而果断的传教士，她号召整个教派踊跃地参与大使命。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Edits by Rick Szuecs

慕拉第在中国做传教士时，身高仅四英尺多一点。死后，她的体重瘦到只有50磅左右。然而，她对教会宣教历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1840年，慕拉第出生在维吉尼亚州一个农庄，家境优渥，地位卓越，她是美国南部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几位女性之一。有一位浸信会的教育家称她是他所认识的 "最有文化修养的女人"。她进入大学时还是一位怀疑论者，但在1858年12月成为基督徒。她在肯塔基州和乔治亚州兴学有成。然后，“如钟声般地清晰”，她听见了神的呼召，要她去中国宣教。

妇女的事工

慕拉第于1873年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传教士生涯。她是美南浸信会海外差会任命的许多单身姐妹中的第一位。她定居在山东省的沿海地区，当时被称为登州（Tengchow）（今称蓬莱, Penglai）的一个城市，人口约有8万人。

她是发展和扩大“妇女事工”相关概念的先锋。她是第一批有系统地向妇女和女孩子传福音和进行教育的传道人，而当时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倾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从她蒙召到去世，她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访问和教导妇女，将耶稣基督扎根于中国的家庭中。1878年，她创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是她为中国女孩和男孩建立的许多学校中的第一所。尽管中国人往往称西方传教士为“洋鬼子”，但她爱中国人，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对待。

慕拉第定期给美国的期刊和宣教领袖写信，敦促基督徒一生为宣教而服事，并呼吁教会通过祈祷和奉献来支持宣教。她还敦促浸信会信徒扩大女性宣教士的角色。她解释说，“来到中国的姐妹们所希望的是有自由的机会，让她们去做最多的工作”。

19世纪80年代初，她离开了在学校的工作，开始致力于她所谓的“乡村工作”。她无畏地走过一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拜访妇女，在她们的家里和街上分享福音。她在给海外差会执行干事的信中解释了她从事这项艰难工作时的力量来源。“当我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时，我感到主就在我的身旁，我听到祂轻声对我说‘拉第！我会一直与妳同在，直到终了’。”

她后来成为中国语言和民俗文化的专家。她不仅换上中国式的服装，而且开始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有出于心坎的爱。1885年，有一群人走了300英里，求她来向他们“讲授真理”。慕拉第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骑骡子走了四天的路程，来到了平度市（Pingdu）。她是当时在中国所有的外国宣教团体中第一位独自生活在中国百姓中间的女传教士，因此她是在美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外。她也是第一批在中国建立教会的妇女之一。在平度市外的沙岭村（Saling），除了给新信徒施洗外，她什么事都做。她通常在室内或是晒谷场边教导妇女。然而，当男人在纸窗外聆听，或在晒谷场边工作边听时，她就很高兴。著名的李寿亭（Li Shou-ting）牧师就是她带领信主的男性之一。后来他成为备受瞩目的传道人，并为累计共有1万多的人施洗。

竭力奔标竿

在近40年的服事中，她迎接了首位美南浸信会的医生传教士、护士、第一间医院、女子学院、社会工作机构和高水平的神学院。有很多传教士受到忧郁症、精神错乱或纠纷的困扰。许多人死于当时社会常见的疾病或动乱危险中。但凭着她的魅力、机智和智慧，她成为稳定新任传教士的支柱和帮助。

1912年，政治上的不安定以及饥荒威胁到平度会众的性命。她开始把继承的钱财捐给饥荒救济上。她还试图用其他的钱来偿还差会所负的债务，以致她自己挨饿，而且病入膏肓。年轻的宣教士们最后决定把她送回美国去接受治疗。当她搭乘的轮船在日本神户港停靠时，她不幸于1912年圣诞节前夕去世。不过，她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遗爱给世人

在她的一生中，慕拉第写了数百封的信致浸信会的期刊、教会和姊妹。由于她的信件，她激励了许多支持宣教的妇女团体在乔治亚州和维吉尼亚州成立，。她的信件是美南浸信会妇女宣教联会（Woman’s Missionary Union, WMU）在1888年5月成立时的主要推动力量。WMU并采纳了慕拉第的理念，决定在每年的圣诞节期间进行宣教奉献，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项目。这项奉献使得更多的女传教士能够去平度协助她。1888年，妇女们举行了 “平度圣诞献金”。结果，三名新的宣教士得到资助去了中国，让慕拉第在服事了14年后首次得以休假。

她为宣教牺牲过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给WMU的年度圣诞奉献带来了新的急迫性。1918年，WMU将海外宣教奉献重新命名，以纪念首次提出这一建议的人。这个募捐被称为“慕拉第国际传教士圣诞奉献”，直到目前为止（译者注：2009年），这一奉献已资助超过5500名美南浸信会宣教士50%的资金。2007年，浸信会各教会向慕拉第年度募款奉献了1.504亿美元。没有任何其他的年度奉献在时间和金额上能与这一记录相提并论。除了以她的名义募款外，慕拉第的故事也继续激励著信徒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作宣教士。

回响在中国

今日的中国教会遵循慕拉第生前的生活和奋斗的原则继续工作：自养、自传、自理。至少有两个当时她帮助建立的中国教会还持续存在着。

登州的教友们在1950年代后持续数十年的迫害中，一直不敢公开聚会。直到1987年后，老教堂的建筑和土地才被归还，并在美国捐助者的协助下新建了一个敬拜中心。在修复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从一堆乱石中还挖出了一个精美方尖型的纪念碑，那是中国基督徒在1915年为纪念慕拉第而树立的。精心设计的碑文上只有两个字被抹去了，就是“美国”的汉字。

在平度地区，来自周围约30个村庄的基督徒联合组成了一个城市地方教会，该教会声称有超过4000名会众。2006年5月，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新教堂正式落成启用。

妇女在这些教会和其他基督教会的领导团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平度教会的牧师是王霞（Wang Xia），她的高祖辈还是慕拉第当时的教友。另两位助理牧师也是女性。对于一个由女性所发起的植堂运动来说，这是多么合适啊！

慕拉第曾经说过，“直到我的工作完成之前，我是不朽的”。在太平洋的两岸，她似乎仍在作工。

凯瑟琳-艾伦 (Catherine Allen)是《新说慕拉第的故事》(The New Lottie Moon Story) 的作者。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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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要来到自己的十字路口”

日日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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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败”的新教宣教士

郭实猎（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义者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宣教事工的推手

师达能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励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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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关系

当社会学解释出错时

要避免的神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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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事工

竭力奔标竿

遗爱给世人

回响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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