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会以世界的方式斗争,会失去什么?

一位记者纪录下长期的冲突在一间支离破碎的教会里的代价。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Pexels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数个统计报告所呈现的,在美国,教会正在萎缩。基督教信仰日渐式微。 “无特定宗教信仰者”所占的人口比例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还多,而且这样的趋势仍持续进行着。

对于这个趋势的解释,如同读者们可能已在《今日基督教》的版面上看过——领袖危机、教派斗争、性侵丑闻——都剥夺了会友对牧者的信任。教会内也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候选人、Covid时是否带口罩、疫苗问题、批判性种族理论、对LGBTQ的包容、女性在领导阶层的定位⋯⋯等问题上意见不同而分裂。

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至少对我来说,它们越来越像一套抽象的概念。在过去几年里,这些解释被重复了太多次,以至于快要失去它们的意义,变得如此生硬,甚至掩盖了问题(教会在萎缩)本身的特殊性。

普立兹新闻奖得主Eliza Griswold在她的新书《盼望之环:对美国一间教会在爱、权力与正义上的反思》(Circle of Hope: A Reckoning with Love, Power, and Justice in an American Church )中,并没有以上面这些方式解释教会萎缩的问题。她透过多年来对《盼望之环》教会——这间在纽泽西州和宾州都有开拓小组的进步派福音派教会——辛勤详尽的观察,揭示了在特定情境中某些基督徒的历史、恩赐以及固有的罪,在他们所面对的文化压力下是如何做出反应的。透过作者的报导——严谨、节奏掌握得当,不狡辩争论——揭示了整个事件里最深刻的伤害。

彻底的失和

《盼望之环》教会于1996年由前Jesus Freak运动的Rod White和Gwen White夫妻创立。从一开始,这间再洗礼派的教会就与基督教右派的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走相反的路。 Rod穿着牛仔裤,用谱架当讲台;会众能在讲道中间插嘴并向他提问。另类的敬拜音乐场景让人心激荡不已。在往后的日子里,《盼望之环》教会里的和平主义基督徒抗议政府在外国发动的无人机攻击和美国境内非法贩卖的枪枝;教会向他们的黑人会友道歉并补偿他们(因国家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所受到的伤害),为在狱中的人的保释金募款,并为人们能有负担得起的房价向政治人物进行游说。

尽管有这些活动,《盼望之环》教会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计画。 Rod“认为自己是个政治运动份子”,如作者所说,“但他也教导人们‘不将耶稣放在生活的中心’的风险”。整间教会会一起读经,用日出的礼拜和印有十字架的饼干来纪念复活节,并在肮脏的特拉华河中为人们施洗。 “与邪恶势力战斗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支持政治进步派的政治目标,”作者写道。 “《盼望之环》教会也教导耶稣呼召人们对社会进行更彻底的改造:不只是有新的政策,而是[人们]有新的生命样式。”

但是,“拥有立场”与“圣灵所带领的真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教会可以在哪些方面“同意彼此之间拥有不同的想法”,在哪些方面则必须坚守真理的堡垒?哪些想法是所谓的“觉醒思潮”,哪些想法是“福音/好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些问题答案的分歧导致《盼望之环》教会关闭。作者透过《盼望之环》四位牧师的故事来纪录教会解散的过程:Ben、Julie、Rachel和Jonny,以及会众之中一位杰出的黑人成员Bethany。

他们五个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分歧。特别是,他们在关于种族、种族主义、权力和权柄等事上争吵。最后,教会内形成派系。会友开始离开教会、停止奉献。 《盼望之环》教会因想要成为支持LGBTQ群体的教会而离开原本的教派。牧师们纷纷彼此疏离。作者写道:“每一方都视另ㄧ方为人们逃离《盼望之环》教会的原因。“Jonny解释说,人们的离去是教会‘太白人’和滥权的结果。 ”而那些站在创始人家族那一边的白人表示自己“看到人们厌倦了斗争,也厌倦了Jonny。 ”

若是换成文笔较差的作家,纪录这间教会分手过程中的官僚主义、Zooms会议、口罩会议、电子邮件、找顾问的过程⋯⋯等等,恐怕会非常乏味。但本书作者以鲜活的方式详述这一切。整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教会扭曲的议程或不洽当的群众回覆,而是关于教会之中彻底的彼此疏离。这本书让人仿若身历其境,并感到痛苦。

这本书同时也具有丰富的视角。在《盼望之环》一书中,作者成功地做到教会无法做到的部分,让不同观点在书中共存。她将书中有瑕疵的人物以既审慎又有恩典的方式呈现,提供他们的背景故事,但并非要为他们惹麻烦的行为找借口,而是让读者能更完整地理解他们。 Ben牧师是创办人的儿子之一,他会在会议上对同事大吼大叫,但他也是医院的关怀牧师、会带儿子看星星的父亲。 Jonny会在X上发表尖酸刻薄的推文,与人画出分明的界线,但他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厨师,是一位为了逃避埃及的迫害而来到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孩子。

但即使世上有各种不同的人生背景,也不足以让牧师和他们的会众找到彼此的共通点。这间教会的问题,似乎正是其他美国人生命的问题:我们很愤怒。我们压力很大。我们很孤独。我们的两极化反映着我们在其他层面的分歧,不仅仅只在政治、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阶级上有分歧。这样看来,我们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基督徒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对待彼此──猜忌怀疑、愤怒、嗤之以鼻──那么,当教会关闭时,我们还能再失去更多什么?

事工仍会持续

当然,《盼望之环》教会接着失去的是他们之间共同的敬拜——虽然有点难确定教会是否在更早之前就已失去共同敬拜的性质。自创堂以来的几年间,在明显或较微观的层面,教会的敬拜似乎偏离了历史上正统的敬拜。 “创意发挥”的敬拜在何时结束,“胡言乱语”的场面在何时开始,往往无法简单分辨。作者并未试图加以区分,只是描述她所观察到的教会在经文诠释、“创意展示经文”和灵修上的实践。

归根结柢,上面列出的那些分歧问题的总结,是关于灵命的问题。 Jonny的信念真的只是粗鄙的机会主义吗?Julie是基于胆怯还是真实的信念才与他人结为派系? Ben真的尽力了吗? “爱你的邻舍”是否意味着指责他们、翻圣殿的桌子?虽然作者能观察到圣灵的果子——谁是谦卑的、谁是善良的——但即使是最敏锐的记者也不可能知道人心的深度。她无法评估每个人祷告时的真诚或每个人与基督关系的亲密程度。

比较容易记录下来的,是手和脚的失去,是基督肢体同心合力使国度降临的失去。即使《盼望之环》的神学或制度原本就可能有所缺陷,这种后来的失去也是显而易见的。

多年来,《盼望之环》的会友们曾互相照看孩子,互相帮忙还清债务。他们一同经营社区的二手商品店,并将收益捐赠出去。他们为街友提供义大利面,邀请他们进到温暖的地方。

“这个社区里曾有一种绝对的仁慈,一种‘身处这个世界而不属于世界’的活生生的例子,”作者写道。 “他们的委身程度之深,令人感动。但后来——世界不断用拳头敲打着他们的门。”

即使《盼望之环》教会关闭了,个别的基督徒仍然坚持着他们的事工。在教会分崩离析时,Rachel抱起一个瘾头复发的瘾君子,把他送到急诊室。当Ben不再是牧师时,他以医院牧师的身份,抱着一个垂死的婴儿,温柔地告诉他“回到主的怀抱吧。”

教会毕竟不是一栋建筑物、一卷文件或一个名字的集合词。只要人们坚持着信仰,教会的工作就会继续下去。

Kate Lucky 是本刊的文化与参与(Culture and Engagement)资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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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出狱后仍需代祷

警方在他们获释后仍继续骚扰并监视他们。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五月底,基督徒记者张展参加了秋雨圣约教会成员组织的每日Zoom祷告会。这位前律师和活动人士曾因报导武汉COVID-19疫情而被监禁四年。

“老实说,我真的很害怕,”她流着泪告诉中国成都这间著名的家庭教会。 “其实我并不坚强,是个经常哭的人。这种感觉很痛苦,因为我被监视,不方便去教会。我很渴望见到我的弟兄姊妹(基督里的),但我不敢拜去访任何人。”

一个半礼拜后,她在微信上分享,她受到当地警察的盘问和威胁,他们警告她,如果她再越过“红线”,他们就会把她送回监狱。张展写道:“你们都在保护谁的红线?人民的生命是红线吗?还是‘上级的意见’才是红线?我不想进监狱,该进去的也不是我。”

几天后,张展原定接受本刊采访的时间被取消,因为她的加密讯息应用程式帐号突然消失了。

“张展关注组”在英国的创办人王剑虹告诉本刊:“她仍然处于暴风眼中,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无止尽的审问或警察到她的住处访视。她在绕过[中国的防火墙]时必须小心谨慎。与海外人士联系会为她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服刑期满被释放的中国基督徒当中,张展出狱后所受到的持续性监视并非个案。宣教士曹三强、秋雨圣约教会长老李英强和贵州牧师仰华出狱后也继续活在监视之下,当局监视他们的行踪、社交媒体上的文章,以及他们所接触的人。一旦官员发现“可疑”的活动,例如公开谈论他们在监狱中的时光或与同行联系,就会威胁要把他们送回监狱。

为无声者发声

张展在2015年成为基督徒后,开始参与人权和政治活动。在此之前,她在上海一间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直到公司因她拒绝伪造财务资料而将她开除。她归信耶稣的决定进一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做的事皆根基于福音,”张展在2019年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我希望基督徒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的和平改革或政治的改变。我希望能推动一些突破。”

当局在2016年吊销张展的律师执照,以报复她签署了一份反对中国律师不能组织团体、收集签名或发表公开信的新规定的请愿书。 2019年,她在上海市中心高举雨伞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并呼吁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结果被拘留了65天。

2020年初,当张展在网路上看到一篇关于政府对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保持沉默的文章时,马上搭火车前往武汉,并在武汉于2020年2月1日进入封锁状态前抵达。起初,她尝试派发福音单张。但她很快意识到,她需要让世界上其他人知道情况已经变得多么可怕。身为公民记者,她带着智慧型手机在武汉四处走访,拍下城市空无一人的街道和人潮汹涌的医院,揭露中国政府对COVID-19的不力回应。

2020年5月,中国当局拘留张展,并指控她“寻衅滋事”,使她成为四位因报导 COVID-19的爆发而入狱的公民记者中的第一位。

入狱一个月后,张展开始绝食抗议。 2020年12月,她在受审时坐在轮椅上的虚弱身影令国际人权组织感到担忧。张展不接受认罪,拒绝了如果承认自己的“犯罪事迹”就能从轻处罚的提议。

她的律师张科科告诉CBS新闻:“为了抗议这场‘非法审判’,除了表示公民的言论不应受到审查外,她几乎没有说话。”上海法院当天判处她四年徒刑。

为了避免被惩罚和强制灌食,张展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间歇性绝食。据报导,2023年7月,她的体重降到37公斤,几乎是正常体重的一半。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她因与营养不良有关的消化道疾病被送往医院。

距离她预期的2024年5月出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时,支持者担心张展会死在狱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她。直到5月13日,他们的忧虑才有所减轻,因为同为活动人士的彭永和拍摄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刚获释的张秀兰身穿睡衣,在她哥哥家向大家致谢。

两周后,她出现在秋雨圣约教会例行的“中国的下午五点钟”Zoom上祷告会。在一段独白中,她谈到自己如何为一位囚犯的流鼻水和另一位囚犯的牙痛祷告,并看见上帝治愈了他们。她也透露她感受到上帝呼召她坚持绝食,即使她的亲人不支持这个行动。

她在Zoom里表示:“看到家人承受巨大的压力,我真的很挣扎。他们尚未相信基督。我不忍心看见他们因着我持续地分享那些会让他们以及警方不悦的声明而不断感到恐惧。但我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献上我的身体作为活祭。”

目前,张展仍可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 7月6日,她上传了一段自己在上海公园散步的影片,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来和她一起查经。 “这个城市很美,公园很漂亮,但宗教自由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她感叹道。

“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

与此同时,在湖南省会长沙市,另一位最近获释的基督徒曹三强也继续受到监视。曹三强因“组织非法越境”而服刑七年──这是针对他的基督教事工而捏造的罪名──并终于在今年三月获得自由。虽然曹三强已回到家乡,但由于当局拒绝给予他中国身份证,他无法自由活动或申请护照。他的妻子和两个成年儿子住在美国。

曹三强在一个基督徒部落格上写道,6月4日是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日,警察在那天无故拘留他超过20个小时。(通常,在中国被视为“敏感的人物”会在这天被拘留)。两天后,他看见“两个工人样貌的人安装了一个高画质摄影机”对准他母亲的家,也就是他暂时居住的地方。中国当局还在公寓大楼的入口处安装另外两个摄影机。

他指出,这些摄影机不仅追踪他的行踪,也监视来探访的人。 “警方让人们知道,他们不会去追踪那些只来看望我一次的人,但第二次来看望我的人必定会进入公安的记录。”他认为政府的目的是要彻底孤立他。

曹三强告诉本刊,警方在6月份第二次拘留了他10个多小时。当他询问自己是否犯罪时,公安人员表示没有,但这是他们上级的指令。

“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他说。 “我之所以停止写作[在部落格上],是因为他们暗示我,如果我继续写作,他们就会禁止我离开[这个国家],并且不给我个人身份证明。我告诉他们:‘好吧。我会暂时停止写作。’”

牧师被“假的”释放

被释放的犯人所面对的骚扰是没有期限的。李英强是秋雨圣约教会的长老,在2020年被官方释放后,仍然遭遇监视和重复拘留。 2018年12月,当局在镇压教会及其敢于发言的牧师王怡期间,首次逮捕李英强。由于教会涉及敏感话题,如发言反对习近平对教会的迫害,因此处于政府的风口浪尖。 2019年,成都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怡九年有期徒刑。

李英强长老在监狱中度过了八个月,当局才释放他,并将他送回湖北老家,在那里保释候审一年。从那时起,他已回到成都,继续带领教会小组和网路上的聚会。

由于李英强长老继续从事他的事工,中国当局经常传唤他到警察局问话,并监视他和他的家人,甚至一度跟踪他每一趟外出,并阻止访客来到他们家。教育官员威胁要把他的孩子带走,因为他拒绝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而是选择送他们去教会未经注册的基督教学校。十一月,李英强在四川省达州的秋雨圣约教会主持洗礼和领圣餐后,被当局拘留了十天。

四川警方在2020年警告他,由于成都当局已正式解散秋雨圣约教会,他们不会允许教会继续聚会和敬拜。只要李英强仍留在成都,他们就誓言阻止他参与任何事工。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还有比中国更值得你投入一生的打谷场吗?”李英强长老在近期一次讲道中问会众,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的时段,反而可能是教会挖掘硬土、预备心灵、经历试验的时刻,为未来属灵的大丰收作准备的时间。”

在贵州省,当局同样跟踪贵阳活石教会的牧师仰华,他因“泄露国家机密”而入狱两年,当局于2019年释放了他。由于他的家庭教会迅速成长,并在一栋办公大楼购买更大的聚会场地,但拒绝加入政府登记管理的三自教会,中国当局因此镇压该教会。

即使在他被释放之后,仰华牧师“仍然处于监禁状态,因为警方不断对他进行无情的审查”,《对华援助新闻网》报导。在重大政治事件、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或外国外交官正式访问贵州期间,当局不是将他软禁,就是强迫他到别的省份旅行。

2021年,仰华牧师计划前往青岛与基督徒朋友会面,但警察把他带到警局,阻止他离开。一名警官审问他,然后开始打他,扇他的脸颊,“力道很大,后来我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仰华说。 “然后他开始咒骂,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他们释放仰华后,他就被送往医院。

仰华的一位朋友基于安全理由不愿透露姓名,他指出,虽然仰华已不再身陷监狱里,但他的释放是“假的”。

这位朋友说:“仰华从出狱就受到全天候的监视。虽然他在自己的城镇时相对算是自由,但如果他去到其他城市,他们就会警察密切地监视他。从他上路直到入住酒店,他们都会全程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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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性一起阅读圣经

圣经中对喇合和其他女性角色的戏剧化描述往往忽略了她们的贡献。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几年前,我受邀为一本新的女性研读版圣经撰写注解。这个企划出乎我的意料,也感觉很奇特,因为我自己从未读过专为女性而写的研读版圣经,我对于是否需要女性研读版圣经持怀疑态度。为什么我们不能都读同一本圣经呢?但在为这个提议祷告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接受这个邀请──盼望自己能为拿起圣经的女性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企划最终会为我自己带来多大的改变。

在我获得三个圣经相关学位,并在基督教学校、教会和其他事工机构工作的四十年岁月里,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以女性的身份”来为女性阅读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未曾自问过:当女性读到这里时,会想些什么?有哪些部分让她们感到困扰?哪些部分会吸引她们的注意力?

因为我的牧师和神学教授都是男性,我读过的大多数关于圣经的书也都是男性所写,所以我学会了用一种笼统的方式读经——尽可能地忽略自己,以使我能透过和男性一样的眼睛看世界。我的一些教授曾考量女性的困境或女性的角色,但他们无法身历其境的进入圣经里关于女性的故事,以她们的感受来理解她们的处境。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会让他们的教学因此变得与我无关,但确实让我对圣经的理解不那么完整。

当我重读旧约和新约,并将重点放在文本中的女性和阅读此文本的女性身上时,许多圣经故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我眼前更生动地展开。我被迫真实地面对那些对女性而言难以下咽的段落,与这些经文摔跤。但是,当我在其他专家的帮助下与这些故事摔跤时,我发现了关于上帝的美善的深刻见解。

以女性的角度读经让我更常意识到,圣经中的女性经常被边缘化,或被贴上妓女、小姊妹、诱惑者、寡妇等扁平的标签。这些标签不仅有时不准确,而且往往会分散人们对她们品格中更重要的ㄧ面的注意力,比如她们的勇气、忠诚、创造力和决心,以及她们对圣经叙事所勾勒出的上帝救赎计划的重要贡献。

喇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提起她时往往还会紧跟着另一个字──妓女。喇合的故事常常被归结为一句老生常谈:上帝愿意使用最糟糕的罪人来实现祂的目的,甚至是外国妓女!但她的品格为以色列的叙事贡献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喇合是迦南地的公民,是占领着应许之地的“敌人”之一,耶和华在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中提到了迦南人:“我必使你一切的仇敌回转逃跑”(出23 :27)。上帝的计划包括以某种方式瓦解迦南人对巴力和其他神灵的崇拜。因此,当我们发现《约书亚记》记录下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第一次对话以上帝应许将会保护喇合和她的家人结束,其实是很不寻常的。

《约书亚记》常被人形容是本描绘着一个暴力的、嗜流迦南人血的上帝,但喇合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过度绝对地解读这本书。为了调整我们的期望值,让我们从上帝具体的指示开始,看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究竟该做些什么:“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申命记7:5)。是的,你没有在这些经文中看到血,因为上帝指示的毁灭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他们所崇拜的石头。

至于迦南人本身,以色列人被禁止与他们结婚或签订条约。禁止的原因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申命记7:4)”。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人是“禁地(herem)”,是禁止接触的对象。上帝的首要计划是把迦南人赶出这块土地(如果他们死了,这就不可能了)。是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迦南人死了,但杀死他们并不是重点──摧毁他们的异教崇拜、持守以色列人的对上帝的忠诚才是重点。

在2010年梦工厂出品的电影《驯龙高手》中,一个维京村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来防御和保护自己免受龙的攻击。他们的孩子甚至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屠龙。但是,当村里的一个男孩(名叫小嗝嗝)遇到一条受伤的龙(一条“夜煞”),并为它取名叫“没牙仔”时,他没有杀死这条龙,甚至与它成为朋友,为他制作义肢尾翼好能重新飞翔。小嗝嗝的行为被村人认为是鲁莽的,甚至是叛国的。驯服龙不是村民的计划,“驯服”迦南人也不是以色列的计划。

那么,为什么喇合能从耶利哥之战的毁灭中幸免于难呢?

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说起:约书亚在进攻耶利哥前派了两个探子去查看耶利哥及其周围的情况(约书亚记2:1)。这里的矛盾之处是,尽管上帝指示他们不要与迦南人发生性关系,这两个探子却还是在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躲起来。也许妓院是城里唯一可以让访客花钱住宿的地方,也许妓院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开人们的视线及关注。

但无论如何,国王还是发现了他们,并要求喇合交出探子。喇合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藏了起来,并撒了谎,让国王的人四处追捕。为了换取自己的人身安全,探子向喇合许诺,她和她的家人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幸免于难。但问题是,以色列探子是否在此公然无视上帝关于迦南人的指示?还是喇合是个特例?

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喇合效忠的是耶和华和以色列,而不是耶利哥王。她对探子说的话是整本希伯来圣经中外邦人口里最有力的信仰宣言之一。她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约书亚记2:9-10)。

喇合讲述了以色列人战胜西宏和噩的故事,这两个亚摩利国王拒绝让以色列人平安地通过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她总结道:“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2:11)。”

喇合的证词非常明确,她承认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神。她的话与《出埃及记》第15章的《米利暗之歌》如出一辙:

外邦人听见就发颤,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

摩押的英雄被战兢抓住,

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喇合都不再是迦南人了。她已经宣告效忠以色列的上帝。饶恕喇合符合上帝在创世记12:3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回到我们前面电影的比喻,喇合就像“没牙仔”,而探子则是以色列驱逐迦南人计划中的“小嗝嗝”。但《约书亚记》的作者并没有认为探子们的行为有问题。事实上,喇合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救了她的命。我们知道,喇合的故事有幸福的结局,因为她嫁入以色列的群体里。有趣的是,喇合的丈夫撒门是迦南女子的第四代孙,这个背景也许使他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外国人”。

喇合和撒门后来生了一个儿子波阿斯,波阿斯娶了摩押寡妇路得,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路得记4:18-22;马太福音1:2-6) 。路得是另一位从以色列的“禁地”变成以色列人的外邦人。透过对以色列上帝的忠诚,这些女性不仅不是以色列故事的边缘人物,而是核心人物。喇合,就像他玛、米利暗、西坡拉以及其他许多女性一样,在圣经阐述的上帝救赎计划中,不仅仅是装饰品,而是主要工具。

和迦南人他塔(创38章)、基尼人雅亿(士师记4章)和摩押人路得(路得记1-4章)一样,喇合成为我们信仰的典范和上帝子民的盟友。在拯救以色列间谍的过程中,她赋予“他者”人性尊严,并参与执行耶和华上帝的神圣计画。喇合是个光辉的榜样,她证明了这样的叙事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原本注定要被毁灭的人,可以有机会和以色列人一起敬拜唯一的真神。

因此,当马太福音将喇合列为耶稣的祖先时,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因为祂也选择了拯救并“驯服”那些曾与上帝为敌的人——我们——即使我们曾注定要被毁灭。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欧拉大学 ( 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她为两本女性研读版圣经撰写注释,第一本于2024年4月23日发行:Every Woman’s Bible (NLT),可在丁道尔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购买。

翻译:Jane Hao/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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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追忆彭蒙惠:台湾人ㄧ生的朋友

愿意为上帝去到地极的彭蒙惠,透过《空中英语教室》和小喇叭,将耶稣介绍给台湾人。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9,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过去70年,透过英语和音乐向数百万名台湾人分享基督的美国宣教士彭蒙惠(Doris Brougham)于周二逝世,享年98岁。

彭蒙惠建立的《救世传播协会》(简称ORTV)透过广播电台、电视、杂志、现场表演和亲自上课,教导台湾从中学生至政治人物说英文。与此同时,她每周举办英文查经班,并成立广受欢迎的《天韵合唱团》。

由于彭蒙惠对台湾的贡献,她于2002年获得台湾最高平民荣誉——紫色大绶景星勋章。去年,时任总统蔡英文拜访《空中英语教室》,亲手将台湾护照交给彭蒙惠,在她抵达台湾72年后给予特殊贡献的尊荣。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998年出版的彭蒙惠传记《爱是ㄧ生的坚持》序言中写道:“她的故事使人落泪。她是两千万人的英文老师,造就了难以计数的英语人才⋯⋯听过她的广播、看过她文章的人,又何止两千万?”

虽然今天彭蒙惠可说是台湾最知名的美国人,但她一开始并非计划来到台湾:这位宣教士最初的目标是去中国宣教。但中国内战迫使她改变计划,搬到台湾。她对耶稣及音乐的热爱使她创办台湾第一个基督教广播电台,后来持续加入更多深具影响力的媒体事工。

“我来这里服事全是上帝的带领,”彭蒙惠于2023年接受CNA访问时说。“我只是每ㄧ天都想着要服事祂。然后一天变成几个月,再变成几年,还后哇!72年后我还在这里!”

彭蒙惠于1926年在西雅图出生。她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母亲负责照顾家里八个孩子,她排行老六。尽管生活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她的母亲总是教导她和她的兄弟姐妹要想办法帮助更不幸的人。

热爱唱歌的父母将对音乐的热诚传染给彭蒙惠。有一次,父亲的客户负担不起修车费用,恳求能用萨克斯風当作工资。父亲把萨克斯風送给彭蒙惠,她开始每天练习,并加入学校的管絃樂团。后来,她学会吹奏小号和法国号,这些乐器陪伴了她的余生。即使到了90多岁,彭蒙惠仍会在台湾各地的音乐分享会上演奏她的小号。

12岁那年的夏天,在一次暑期圣经夏令营里,中国布道家计志文面向这一群美国人,问到:“有谁愿意去中国,帮助那里人民的需要?”对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蒙懂无知的小彭蒙惠举起了手。身旁的大人都笑了,认为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五年后,纠结着是否要拿伊斯特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给的全额奖学金就学时,彭蒙惠想起她要去中国的承诺。诗篇2:8浮现在脑海中:“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列国?地极?这是指中国吗?彭蒙惠踌躇者。最后,她回应上帝:“如果祢需要我,我愿意为祢去到地球最远的地方。”

完成圣经学校的课程后,彭蒙惠加入协同会(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并在 1948年春天登上前往中国的船。抵达中国后不久,内战情况加剧。为了躲避战火,彭蒙惠和其他宣教士从上海逃至兰州,再到香港。一路上,她为士兵包扎伤口、在难民营带领查经班,并向蜑家族人传福音。最终,宣教士们被迫选择去到其他地方宣教,于是在1951年,彭蒙惠选择了听说住着不少中国人的福尔摩沙——台湾。

来到台湾后,彭蒙惠没有和多数宣教士一样去到台湾西半部,而是选择重重山岭外的台湾东岸,花莲。她很快就发现她的中文派不上用场,因为她服事的原住民不是说族语就是说日语。尽管如此,她仍透过吹奏小号和教人们唱歌,与当地孩子建立友情,并慢慢学会当地语言。那段时间里,她在玉山神学院教授音乐、训练主日学教师,并成立一间小型教会。

彭蒙惠学习到,要接触人们,“你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她告诉《世界杂志》。“你必须与人有连结,而不只是与人有沟通。”为了将福音传给更多人,她在1951年创办台湾第一个基督教广播节目。节目内容包括诗班颂歌、讲道、戏剧,以及她的小号演奏。

彭蒙惠提到,当年,她喜欢在节目播出的时段骑脚踏车到街上,听听各家各户和寺庙里的人收听她的节目。有一次,有个尼姑打电话给彭蒙惠,悄悄地问她哪里可以找到圣经。看到她的成功,远东广播公司邀请她开发更多中文节目,并在中国大陆播放。

在英语资源稀缺的年代,台湾的领导人,包括当时的总统蒋介石,都曾请彭蒙惠教导政府工作人员英文。她的学生甚至包括蒋介石的内阁成员。

1962年,教育部要求国营广播电台制作一个教英文的节目。于是他们邀请彭蒙惠前来主持,《空中英语教室》就此诞生。播出后,因受到听众热烈欢迎,许多人请求将节目中的对话印出来,让他们能在家里学习,于是就有了《空中英语教室》杂志。

同年,在台湾刚开始出现电视机的时期,台湾只有一家电视台,彭蒙惠需要与佛教和天主教竞争宗教节目独播的时段。因为她的节目总是有音乐,电视台选择了她。她还记得人们挤在寺庙所拥有的当时罕见的电视机旁,观看她制作的讲道和诗班演唱节目。“你能有多少机会在佛教寺庙里布道呢?”彭蒙惠说,“上帝早已计画好这一切的发生。”

然而,新成立的福音广播事工极度缺乏资金。彭蒙惠想起可以变卖父亲生前送她的萨克斯風。她心痛的想着:“如果我舍不下自己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帮助我们呢?”她最后卖掉了这支萨克斯風。为了募款,彭蒙惠多次回到美国,与教会和基督徒企业家分享她的愿景。她不断鼓励内向的自己:“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上帝。”

她为了制作电视节目所成立的《天韵合唱团》成为台湾第一个基督徒歌唱团。自此之后,天韵合唱团录制了30多张专辑,并在36个国家巡回演出。

几十年来,ORTV的音乐事工及英语教学不断成长。《空中英语教室》的节目和杂志扩展到为低年级学生设计的《Let's Talk in English》和高年级学生的《Advanced》杂志。今天的《空中英语教室》节目将木偶、音乐和实地游记融入英语教学,旗下的老师们也到台湾各地的公立学校举办交流活动。 ORTV至今持续为政府官员举办英文课程,以及每个周末为全台北士的学生开放的英文圣经查经班。

已故艺人孙越曾说,在台湾,几乎所有60岁以下学过英文的人,都可以说:“我是听《空中英语教室》长大的!”他认为彭蒙惠的人生“是个传奇”,因为她坚持着自己从12岁开始的信念,并坚持了一辈子。“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彭老师的一生,以及她那和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选择。”

2001年,台风纳莉造成的大雨和洪水严重损坏了ORTV昂贵的设备和建筑物。但彭蒙惠鼓励员工,“不要为失去的东西难过,这些不过是工具罢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这里,可以继续服事上帝。”

多年来,从未结婚的彭蒙惠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她提及一次与葛理翰(Billy Graham)的对话,当她问这位布道家她是否应该在65岁退休时,葛理翰回答:“Doris,圣经里没有[退休]这两个字。”彭蒙惠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即使后来需要靠轮椅代步,她仍每天去ORTV的办公室,直到97岁。

在去年12月的圣诞音乐会上,彭蒙惠与观众分享:“我在亚洲已经70多年了,我时常告诉大家上帝非常爱每一个人,祂差派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到天堂度过永生。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根据彭蒙惠的遗嘱,她计画捐出她所有一切,并将安葬于台北。

Angela Lu Fulton提供进一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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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敬拜领袖需要神学家的帮助

我们是否更倾向求上帝的帮助的歌,而不是赞美祂本质的诗歌?

图中央为瑞德曼(Matt Redman)

图中央为瑞德曼(Matt Redma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Courtesy of Integrity Music

在使徒行传17章中,保罗来到雅典,发现一件奇怪的事——那里有个刻着“未识之神”的祭坛。

当然,他巧妙地将这个时刻转化为讲述关于独一真神叙事的机会。但我总是觉得,对于任何不巧前来崇拜这个神祇的人而言,这个碑文简介一定毫无帮助——因为这个神祇既不为人所知,也无法为人所知。

我们对这个神祇的本质、性格和特性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祇是否曾行过任何伟大的事迹、做过任何神迹或赢过任何胜利。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神祇的形象。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些神祇对祂的崇拜者有什么样的要求或期望?我们毫无头绪。

但对耶稣的崇拜者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敬拜的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祂愿意被看见、被认识。祂书中的每一页都揭示着关于祂的知识——不只是暗喻、碎片的线索和耳边低语——而是完整地描述祂是谁、祂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祂如此绝对地值得我们敬拜。

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祂既威严却满是怜悯,既有大能却如此和平,既圣洁又谦卑,既荣耀又恩慈。圣经也告诉我们如何最好地亲近祂,以及什么样的献祭是祂所喜悦的。

每当谈论到敬拜,我们总是很清楚,我们不能随意捏造出我们自以为祂会喜欢的事物。

也许一场敬拜永远不会包含上帝真理的每个层面,但是,正如已故的神学家唐慕华曾提醒我们的,“敬拜绝对不应该为我们带来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尽全力不错过与我们所敬拜之真神相遇的关键要素。

二十年前,我曾写信给几位牧师、传道人和神学家,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目前展现的敬拜里,缺乏哪些重要的圣经主题?”

我收到的许多回覆里都提到:上帝身为创造者、上帝身为审判者、上帝身为三位一体的神。虽然他们对现代敬拜音乐有着正面的评价,但他们也挑战了现代敬拜音乐:为了教会的益处和上帝的荣耀,我们的敬拜音乐必须做得更好。

几十年后,我很好奇我们有了多少进步。敬拜音乐在创造力上已有显著的进化和进步,比以往有更多的音乐类型。我们制作音乐的方式也向前迈进了。但在敬拜歌词、神学内容方面,我们是否也能这样说呢?

有些现代具有圣诗风格的歌曲在这方面表现的很好:例如Hillsong的《万王之王》深刻地讲述关于上帝的故事,并提到使徒信经中25个重要主题里的15个。 Phil Wickham的《永活盼望》(Living Hope)也涵盖了其中11个主题。这些都是可唱、美丽、有份量的歌曲。但综观全局,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多么倾向于歌唱求上帝的帮助,而不是求祂的圣洁。我们倾向传唱上帝直接且明显对我们有益处的一面──祂是牧羊人、安慰者、避难所或拯救者。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些当然能是于我们有益的歌。但我们也必须拥有许多关于上帝本质的神圣性的诗歌——那些赞美上帝的价值的歌——无论我们自己是否出现在歌词里。这些诗歌的主题诉说着上帝的宏大、公义和祂的无可比拟。正如《诗篇》在赞美上帝的圣洁和祂对人们的帮助之间取得平衡那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我们在教会里唱什么样的歌,大部分的责任落在现代的敬拜领袖和作曲家身上。敬拜领袖和敬拜运动必须以圣洁敬畏的心来承担他们的托付。光是推出一张在音乐上吸引人的新唱片或填满一整场演唱会的观众是不够的——这些事可以很美好,但如果我们不小心处理关于神圣的主题,它们实际上会变得很可悲。

每个地方教会的敬拜领袖也要接受同样的呼召。我们是否尽可能地选择尊荣上帝的歌曲?还是我们有时会仅仅因为某首歌的音乐气息太吸引人而在不经过任何神学查验的情况下采用它?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新鲜、创新且有创意的音乐形式,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兼具神学及音乐性。

牧师们,你们在这方面也有权柄。你们是教会敬拜的守门人。你们可以呼召我们、激励我们这些敬拜领袖做得更好。你们可以禁止你们认为内容太少或什至与圣经教导互相矛盾的歌曲。请你们指出我们选取单中遗漏的圣经/神学主题,要求我们加入其它歌曲或什至要我们为某个圣经/神学主题写歌。不要让我们因为缺乏神学底蕴而毁了原本美妙的音乐。

不是每首歌都需具备如《拥戴祂为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的悦耳神学——但如果我们有太多歌曲远远低于所要求的标准,请各位牧师、神学家们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帮助我们成长。也许你们不需要给我们太多音乐上的建议,但请不要让我们独自负责所有圣歌的神学。

许多敬拜领袖——包括我自己,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帮助。我们成为敬拜团的领袖可能并非因为我们曾有神学院教育或密集的神学训练;我们通常是因着喜爱音乐并能弹奏或歌唱而进入这个服事领域。

我们谦卑地承认,单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思想家、神学家和牧师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其他作曲家和敬拜领袖帮助我们磨出刃来(箴27:17)。

在詹姆士王版本的英文圣经里,有1200百多处告诉我们要以举目(behold的姿态敬拜,这并非偶然。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位希望被人认识祂是谁的神。我的祷告是教会能在这方面成长──我们将能看见意义更深刻、更真实的诗歌——并带领一种能帮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举目注视耶稣的敬拜。

Matt Redman是敬拜领袖和作曲家,他的著名诗歌包括《真实的敬拜》(The Heart of Worship)》、《颂赞归于祢》(Blessed Be Your Name)和荣获格莱美双奖的《千万个理由》(10000 Reasons)。

Matt Redman也是WOR/TH(英文字母代表“敬拜”及“神学”)的创办人,WOR/TH是一系列装备作曲家、敬拜领袖和音乐家的研讨会,即将在美国举行两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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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为什么出埃及记的真实性很重要?

西方法律、民权运动和基督教本身都依赖圣经故事的历史真实性。

雷克米尔墓壁画中的细节,据说描绘的是埃及人与努比亚人和闪米特奴隶在一起的场景。

雷克米尔墓壁画中的细节,据说描绘的是埃及人与努比亚人和闪米特奴隶在一起的场景。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Dea / S. Vannini / Getty Images

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真实发生过,是很重要的事吗?艾兴瓦德(Kurt Eichenwald)曾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长篇大论,嘲笑圣经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质疑人们是否有任何理解圣经经文的可能性。反驳艾兴瓦德的各路声音很快就出现,而且都十分有力。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讽刺之处:曾经在传奇编辑肯尼思·伍德沃德(Kenneth Woodward)的领导下以出色的宗教报导为特色的《新闻周刊》竟然让这样一篇研究不力的文章通过编辑审核。然而,艾兴瓦德的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提醒我们,关于圣经的真实性仍是非常重要的讨论。

2014年,一部纪录片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讨论。《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是一部花费十年制作的纪录片,2015年在美国约700家戏院上映。该片探讨了围绕着圣经历史的可靠性争论的核心问题:摩西是否真的曾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在干地上穿过红海,进入书珥的旷野(出埃及记15:22)。导演马霍尼(Timothy P. Mahoney)并非旧约学者、考古学家或神学家。他是个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并承认自己有时会怀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以自己的身分出现在银幕上,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我能相信我手中的圣经文本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霍尼前往中东采访埃及卢克索文物局长曼苏尔·巴拉克(Mansour Baraik)和特拉维夫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及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等著名学者。这些专家和其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他们和其他人在考古记录中发现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这部片也邀请了美国最大的犹太教会之一、洛杉矶西奈圣殿(Sinai Temple)的拉比大卫·沃尔普(Rabbi David Wolpe)出镜。沃尔普阐述了他的观点,即信仰不一定要与历史或科学事实相符,尤其是妥拉中叙述的出埃及事件。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并非“非黑即白”的立场。他告诉电台脱口秀主持人迈克尔·梅德维德(Michael Medved),“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内核很难说。但我对此更深层的信念是,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经文都是真实的,而这是两码事。”

马霍尼探讨了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犹太人于拉美西斯王的时代(Rameses)在埃及生活。他从学者那里得到的答案仍旧是“没有”。如果学者们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马霍尼将这些论点联系起来,解释其中隐含意义的严重性:“若当时的埃及没有犹太人,则意味着没有出埃及这件事。若没有出埃及,则意味着犹太教的基础是个神话(myth)。而对基督徒来说,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们都搞错了,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摩西和出埃及的现实,并将他们的教导建立在摩西和出埃及的现实之上。”

确实如此。在福音书中,耶稣多次提到摩西和上帝指示摩西的诫命,祂的口吻像是摩西确实记录下那些诫命。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将自己肉身的死亡——鲜血和身体——与摩西的逾越节羔羊在长子之灾中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连结在一起。难道耶稣将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与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连结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圣经整个叙事里的盟约本质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摩西从未存在过,拿撒勒人耶稣就不可能是“新的摩西”,我们看到的故事不过是安德鲁·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万世巨星》中的弥赛亚— — 一个仅仅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亚。故事就此结束。

救赎的历史现实

基督教信仰不仅完全建立在摩西叙事的历史性上,西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基础也是如此。我们的普通法和法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盟约观念。没有摩西,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对政府和人类权威权力限制的认知。而这种植根于妥拉的宪政主义的目标是什么?根据《牛津最高法院指南》,它“旨在防止暴政,保障自由社会所依赖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每一个关心自由的人都应该关注这场围绕着《出埃及记》的辩论。摩西的教导真的来自摩西吗?它们植根于一个超越性的源头吗?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马霍尼的电影在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上映也是个幸运的巧合。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恩在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被枪杀,我们举国缅怀这位民权运动领袖的生平和精神遗产。马丁路德·金恩一再将争取民权的奋斗置于“出埃及”的历史背景下。他明显将《出埃及记》视为与美国非裔的经验平行的历史记载。就在遇刺前夜,马丁路德·金恩进行最后一次的讲道。他是这样开始的:

孟菲斯市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你知道,如果我能站在时间的起点,对着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一种整体的、全景式的观察,而全能的上帝对我说:“马丁路德·金恩,你想生活在哪个时代?”我想我会选择从埃及出发,看着上帝的孩子们从埃及黑暗的地牢出发,穿越红海,穿越旷野,走向应许之地。

对马丁路德·金恩和他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一群英雄来说,以色列人经历的奴役和上帝将他们从法老手中解救出来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救赎的历史现实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被奴役的历史及被救赎的历史真实地发生过。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降临的荣耀”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或诗意的情怀。 (编按:此为马丁路德·金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

马霍尼本人在《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中采用记者的手段。他采访专家,考量各种情况,并对摩西和圣经的历史性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影片的主角最终回到圣经文本本身。是的,马霍尼让自己的信仰指引他。在我看来,这是场胜利。 《出埃及记》真的发生过吗?如果本文的读者知道马霍尼最终的回答是得之不易的“是”,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但是,马霍尼和执行制片大卫·韦斯纳(David Wessner)的方法并不是机械的护教方式。质疑《出埃及记》的人没有被视为稻草人,而是尊重地被主角视为一同探索历史真相的同伴。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愿意参与这趟旅程。

与《出埃及记》的真实性相关的问题的严重性应鼓励基督徒与朋友一起观看这部纪录片,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确实,自2014年的电影《出埃及记:天地王者》上映以来,《出埃及记》已再次引起全美国的关注。在一次关于该片的访谈中,导演史考特撇开了故事取材自过去历史的说法。当关于这部电影是否忠于圣经文本的问题引起争议时,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在报导的开头轻率地写道:“……很明显地,没有历史证据支持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的真实性。”真的是这样吗?马霍尼和其他许多学者还有别的话想说。

对于观看《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的基督徒而言,另一个正面的结果是,它可能会引发其他关于我们信仰的根基的严肃对话。这会是福音派基督徒“恢复出厂设定”的时刻吗?也许吧。我们当然可以好好地使用这个时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许多惯常去教会的基督徒可能已有非常多年未曾思考过那些挑战我们传统信仰内容的问题。有些传道人在文化上习惯避免谈论与质疑相关的内容,选择看似更虔诚、更属灵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尴尬地活成了经典电影《日落大道》里的主角——过气的默片女星诺玛·戴斯蒙(Norma Desmond):我们假装一切都很好,仿佛我们仍生活在我们最辉煌的时代;但我们的朋友却替我们感到尴尬,觉得我们已失去理智,干脆放任我们做自己。

在2011年接受《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采访时,备受赞誉的电影制作人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战争迷雾》的导演)表示,纪录片制作者的任务是帮助观众“重新发现现实”。他表示:

有些人走过来对你说:“好吧,我是后现代主义者。我真的不关心真相是什么,因为真相是主观的,或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真相:你的真相,我的真相,别人的真相。然后你对他们说:“所以对你来说,谁扣动了扳机并不重要吗?对你来说,某人是否犯了谋杀罪,或者监狱里的某人是无辜还是有罪,都只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

真相是什么确实非常重要。人们想要知道答案: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间、过程如何、以及为什么。如果不能提供这些微小的真相,他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这些事物背后最终极的真相。

//Speaking Out系列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Gregory Alan Thornbury是纽约市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的院长,着有《恢复经典福音派:应用卡尔亨利的智慧与愿景》(Recovering Classic Evangelicalism: Applying the Wisdom and Vision of Carl F. H. Henry)一书,由十字路出版社(Crossway)出版。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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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未识之神”的祭坛

我们是否看得见这个社会在灵性上的需求?我们能如何回应呢?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Screenshot from X

巴黎奥运开幕典礼的表演因被认定嘲讽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而引起的争议,将我们带回到古希腊。但不是最初的奥林匹亚市,而是雅典,如福音书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记载的那个雅典。当时的基督徒与现在的基督徒一样,都得面对福音悲剧性地被人误解,而使徒保罗面对希腊人的愚拙所展现出的耐心(林前1:23)在我们观看2024年奥运会时也许可以派上用场。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保罗在赞美迷信的雅典人的宗教信仰时,一定是口是心非。但当我花越久的时间研读这个故事,我就越相信我最初的解读是错误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使徒行传17章22-23节: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里并没有讽刺语气。保罗的赞美似乎是真诚的。尽管这个城市众多的偶像让他“非常着急”(徒17:16),他还是找到了这里头值得欣赏的地方,并利用雅典人的极端迷信作为福音的开端。我们在巴黎可以尝试和保罗同样的方法吗?

但首先,我必须承认,这场表演的艺术选择无疑是尴尬的,对观众的接受度严重缺乏远见,充其量不合人胃口。我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基督徒感到被冒犯——尽管我也必须指出,关于表演者原意是什么的证据还没有定论。学者们对于这究竟是刻意的戏仿还是无意的影射意见不一,被冒犯者不太可能得到满意的道歉,困惑的人也不太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

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也还会再发生。除了生气或视而不见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更有帮助的方式来反思这件事,甚至可能效法保罗借此机会来分享福音?

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让我们自问:“为什么这个场景的创造者一开始会想借用基督的桌子的形象?”这在艺术界并非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艺术界不乏对达芬奇等经典图画的参照。现代艺术家影射或挪用基督教的图像一直都是常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引用/参照本身并非新鲜事或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被赋予的意义

举例来说,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于1987年的摄影作品《尿浸基督》基本上不存在理解这个作品的不同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持续引起基督徒愤怒的原因。相较之下,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以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为题,创作了一系列庞大的画作。这些作品持续启发人们(包括基督徒在内)更深的反思,也改变学者对安迪·沃荷的灵性生活的认识。

安德里斯·塞拉诺的《尿浸基督》(左)与安迪·沃荷的《最后的晚餐》(右)WikiMedia Commons / WikiArt
安德里斯·塞拉诺的《尿浸基督》(左)与安迪·沃荷的《最后的晚餐》(右)

要判定这些艺术参照是否是“故意冒犯”,还是单纯是艺术学校毕业生的内部玩笑,抑或是雅典人的迷惘渴望的化身,往往是个艰难的选择。这正是巴黎奥运开幕式宴会图像的争议所在。主办单位是在尊重原作——致敬达芬奇的杰作和/或荷兰艺术家Jan van Bijlert于17世纪创作的《诸神的盛宴》——以增加其意义,或是在贬低原作,又或是在重新定义它?

Jan van Bijlert所绘的《诸神的盛宴》WikiMedia Commons
Jan van Bijlert所绘的《诸神的盛宴》

我相信答案就在于我们是否认定这场可能参照了《最后的晚餐》的表演,以非常不恰当或不合原貌的方式描绘基督和门徒的形象。表面上看来,答案似乎是明确肯定的:门徒被换成了变装皇后,最后的晚餐桌上是个涂成蓝色几乎全裸的男子。

不过,尽管奥运会坚持这场表演唯一的参考是希腊神话,仍难摆脱与达芬奇的关联性,部分原因在于巴黎的表演者似乎在探讨“谁有资格坐在那张特殊的桌子上”。而我们必须记得,耶稣传道的时候,也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同样的问题:祂曾与“罪人和税吏”一起用餐(马可福音2:15-17)。耶稣扰乱既定的餐桌交友规范让祂惹上不少麻烦——而尽管这场表演让许多观众感到不舒服,却可能是一次试图做和耶稣同样的事、问同个问题的尝试。

撇开巴黎奥运不谈,基督徒或许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基督教形象的“占有感”。我能理解被冒犯的感觉。身为基督教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我经常发现自己对“我们的东西”被人粗暴地挪用感到愤怒。我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列出近期在电影和电视上让我恼火的“冒犯基督教”的例子。

然而,回想以下两件事或许有助于缓和这种“被冒犯的反应”。首先,我们古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既拒绝偶像,同时又描绘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们经常挪用他们邻近的希腊罗马国家现成可用的视觉文化。请看义大利拉文纳(Ravenna)亚略洗礼堂(Arian Baptistry)天花板马赛克的中心场景。耶稣受洗时旁边出现的那位是河神吗?(为何被画得那么像希腊的河神)

《基督的洗礼》,亚略洗礼堂中的马赛克画Ввласенко / WikiMedia Commons
《基督的洗礼》,亚略洗礼堂中的马赛克画

又或是,让我们拿许多描绘约拿在藤蔓下的图像(例如大英博物馆的约拿石棺)与古代世界描绘戴欧尼修斯神(Dionysus)或恩底弥翁(Endymion)斜躺在垂下的藤蔓下的图像作比较。无论是否是基督徒,艺术家们都会互相参照作品,初代基督徒使用异教的图像作为视觉上的掩护,让他们在罗马迫害最严酷的时期得以生存。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颠覆熟悉形式的做法逐渐演变出创造全新的形式。 (回想一下,基督徒在基督复活后的八个世纪内,都未曾描绘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判定巴黎奥运上的表演:《诸神的盛宴》本来就看起来很像《最后的晚餐》,所以即使奥运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只参考了Van Bijlert的画作,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是很像达芬奇的画作。这些作品都有共同的来源,一代人的艺术必然会影响另一代人。我们不能双重标准——当相互参照的艺术对我们有用时就接受它,当它对我们没有用时,就抱怨别人使用我们的艺术。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像达芬奇这些由教会创作、为教会创作的杰作,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继续启发后代艺术家,产生大量杰出失败的作品。我们期望的不正是这样吗?也许我们可以学着惊叹这些图画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产生持久影响力的能力。

这让我想到我们应该抵抗自己出于本能的“反感、谴责尚不认识神的人”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如达芬奇那样的图像仍能引起世人共鸣?为什么现代世界少见的真正全球性的活动(奥运)的筹划者,选择使用这个图像?

我相信这个选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灵性需求。奥运艺术总监对于反弹声浪的回应,是形容这个场景是一幅包容的画面。他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价值,但他选择了这个图像——无论好坏,能让人联想到耶稣与背叛祂的人共进晚餐,并设立那顿所有基督徒应以此纪念祂的餐点:圣餐。

我们真的对艺术总监的这个选择感到失望吗?或者我们能在这里看到一种在绝望、孤独和无意识地渴望上帝的情况下,对真理做出的笨拙的抓取—— 一种值得我们同理的抓取?我们是否可以像保罗在使徒行传17:27所说的一样,盼望这场表演的筹划者和粉丝能“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

耶稣也曾严重地被祂的朋友和敌人以错误的方式描绘、呈现。无论祂走到哪里,祂对随处而来的人们的迷惘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祂的回应不是愤怒或冷漠,而是以更深入灵魂的问题、适时的呼召悔改以及宣告好消息来回应。即使是严厉的保罗,在因周遭充满粗劣的偶像感到着急之际,也找到了能将失丧的人们引导至上帝的方式。

Taylor Worley是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艺术史客座副教授,也是《Memento Mori in Contemporary Art: Theologies of Lament and Hop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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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魅力,神仆还需其他特质

推动教会运动需要有魅力的领袖,但最好的领袖需要的不只是魅力。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 2024
Illustration by Tim McDonagh

埃马德(Emad)在很多方面而言都是个例外。他在一个巨型贫民窟长大,后来却升任首都一间银行的分行经理。他所在的地区多数人都信奉回教和万物有灵论,但埃马德敬虔的基督徒母亲将自己的热情传递给他,他立志向失丧的人传基督。这与他牧养的地方教会的想法不符,他发现教会会友对传福音不感兴趣。

经过几年牧养上的“失败”后,埃马德垂头丧气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上边走边祷告。在那里,他感到圣灵指引他去见一位萨满(shaman)巫师。这位巫师近期梦到会有一个人来告诉他关于“永生神”的事。后来,巫师兴奋地将埃马德介绍给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很快地,越来越多人开始归向基督。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已有接近7000间教会建立,这些教会都可以追溯至埃马德和巫师那次的相遇。这个建堂运动已在三个国家共五个不同族群中展开。

身为研究与建立教会相关理论的神学学者,我们想要了解那些和埃马德一样,在原本基督徒数量寥寥无几的地方倍增耶稣门徒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所称的“先锋领袖”,我们想了解包括埃马德在内的这个特殊群体(全世界约有1500位先锋领袖):这群人的门徒后来又带领了新的门徒,而新的门徒又再带领出其他门徒,并一同建立至少100间新的教会。我们也以“运动催化者”来形容这类人。

埃马德和其他参与我们研究的人表示,只有在他们的回覆是匿名不公开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参与这个研究,这也是研究的标准做法。此外,许多这些先锋领袖的事工区域并不安全,尤其是对传福音的人而言。

在我们的研究中,“运动催化者”的个人特质与我们的研究有紧密的关联性,能部分地解释当一个以前没有新信徒的地方突然出现许多新信徒时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研究发现有21种特质是多数运动催化者的特征,使他们有别于没有成功发起门徒训练运动的同侪。

这ㄧ发现这绝不影响是圣灵借着福音的大能在这些运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事实。没有特定一种个人特色和品质的组合能保证一定能引发一场运动。但是,既然上帝选择透过祂所呼召的男男女女来作工,他们所展现及培育而来的特质就是祂在世上作工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培养人们拥有这些特质。

尽管任何福音运动的起因不能简化为一个公式,但经验证据显示,每当出现一场能诞生许多新基督徒和新教会的福音运动,都有一位具有某些显著特质的先锋传教士。

最常被观察到的三个特质前两者为:大量地为社区里的人的救恩祷告,以及十分专注于带领更多门徒。

第三个特质则是魅力(charisma,也译作圣灵恩赐/神授的能力)。

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魅力是领导力的核心。近年来,有关“转化型领袖”的研究发现魅力是一种罕见的特质,似乎在全球各地的领袖之中都很重要。有一整个学派致力于研究这ㄧ现象,管理学学者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于1977年称之为“魅力型领袖”理论。

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运动催化者”之中,魅力是自信、无私的行为以及透过个性(不仅仅是透过地位或头衔)影响他人的能力的结合。人们对于能与这样的领袖有所关联感到非常荣幸。

对于运动催化者展现的魅力,我们无需感到惊讶。根据我们的定义,他们处于透过福音进行大规模的个人生命和社会层面的转变的最前线。

然而,我们当中不少人也曾与非常有魅力的领袖有过负面的经验。

这带出了一个问题:魅力如何维持着不仅仅只是“个人权力的来源”,而是一种“好的人格品质?”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认为魅力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恩赐,而是与其他特质相辅相成的。我们发现,那些能将魅力限制在安全范围内的“护栏”与领袖个人内在生活/灵命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技巧都有关联。

常,一个人的属灵操练(灵修生活)是一件别人看不到的事。然而,它们却能强而有力地影响我们外在的行为。

运动催化者建立魅力的方法之一,是透过“聆听上帝”这个他们私底下操练的属灵纪律。他们以倚靠上帝的姿态生活,时常花时间等候上帝对他们生命和事工的引导。这种习惯是灵命上的强效解毒剂,能防止魅力型领袖感染自我主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先锋领袖的另一个特质是他们有强烈的认真倾向,这也是心理学研究已证实的“五大领袖人格特质”之一。这些人的责任感是他们性格中相当稳定的一部分。认真负责的心态使有魅力的领袖不会太过冲动行事,也不会优先考量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

我们发现,运动催化者是那些明显自律的人,他们努力追求超越他人期望的成就,并能控制和引导自己的冲动。

虽然每个拥有权力的人都需要能控制冲动的能力——这是认真负责的一部分——但对有魅力的领袖而言,控制冲动的能力更加重要。有魅力的领袖通常不太受组织或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需要自制力

动催化者以他人为中心做事的方式,是防止魅力出错的第二道防线。

在我们的研究中,运动催化者似乎对他人有着异常深厚的爱。一般而言,这些领袖不愿意为了一己私利而利用他人。除此之外,运动催化者真心的关心他人的生活和福祉,并且以他人能感受到的方式展现这样的关心和在乎。

心理学上五大稳定的人格特质的另一种——合作的能力/亲和力(agreeableness)——同样塑造了运动催化者的魅力。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比一般的教会建堂者更关心社会和谐,并且通常是令人愉快的伙伴,与他人互动时也愿意妥协。合作的能力同样使有魅力的领袖不变成“爱支配他人”的人。

最后,我们还认识到,委身于“赋权/赋予他人能力(empower others)”的调节价值。这个特质在运动催化者身上什至比魅力本身更为显著。

缺乏赋权承诺/不愿赋权的领袖往往会自己收集权力,像磁铁一样把责任吸在自己身上。但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些福音运动催化者常以反向的方式运作——他们自由地放弃控制权。他们将责任交给他人,甚至冒着失败的风险。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展示了这种谨慎的态度:

每当危机出现时,我会约束自己去找我们团队当下正在训练的新领袖们说:“你们需要离开,为这件事祷告,一直祷告到你们得到答案为止。当上帝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的时候,再来告诉我。”当然,我总是担心他们会想出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总是做对了。他们会一直祷告,直到听到圣灵的声音,而圣灵总会给他们一些符合圣经且切合我们文化的奇妙建议。

当然,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袖。一个颇有成绩的福音运动催化者所具备的特质跟能力也许并不能同样有效地带领一间于文化上浸泡在基督教传统中但如今奄奄一息的教会。而一个没有魅力的领袖仍然可以引领教会生养众多。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显示,特别有果效的领袖通常具有魅力的个性,而光有魅力也是不够的。

但是当魅力发会它最大成效的时候──当有魅力的领袖有照护自己灵命的特质、他的爱心及合群的性格不断成长,并专注于赋予他人能力的时候──他的魅力个性可以成为一股力量,让福音在新信徒、新教会和新领袖身上深深扎根。

Emanuel Prinz是一位领袖、发展顾问和教会运动研究员。他是《运动催化者》(Movement Catalysts)一书的作者,并在Catalytic Leadership撰写部落格。

Gene Daniels和他的家人在中亚建立教会长达12年。他主要研究回教世界的事工,基于安全考量,本文以假名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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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差异使亚裔美国的年轻领袖却步

调查结果显示:亚裔教会的领袖年龄低于30岁的机率是非亚裔教会的一半。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31,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Lightstock / Unsplash

最早为亚裔美国基督徒所写的灵命塑造书籍之一,是由InterVarsity Press于1998年发行的《东方父母西方情》(Following Jesus Without Dishonoring Your Parents)。从书名上我们能认识到,这本书认为亚裔美国基督徒的信仰和门徒训练通常与家庭和文化密不可分。关于呼召、宣教、教会群体和属灵实践等问题,亚裔美国基督徒通常透过家庭义务文化遗产等跨越世代的镜头来看待——从而在事奉和门徒训练方面产生复杂的观点。

这种透过多层滤镜看待信仰的方式,使人们更好理解《亚美基督教创新空间》(以下简称ISAAC)近期进行的「全国亚裔美国教会领袖实践调查」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在接受调查的200多间亚裔美国基督教教会(或以亚裔美国基督徒为主的教会)中,约有35%教会表示教会董事会中没有30岁以下的领袖。这个比例是参与调查的非亚裔教会报告中缺乏年轻领袖的教会数量的两倍以上

ISAAC的调查结果也与更广泛的教会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许多亚裔美国人教会正在老化,而且越来越少年轻人认同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亚裔美国人的背景下,缺乏年轻的领袖显示出两世代之间在神学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影响了不同世代在关于社区认同、宣教的优先次序、领袖的多样性和牧职接班等议题上的观点。

Steve Wong是矽谷一间亚裔美国人小型教会的建堂牧师,他说像他这样的教会常常自问:“我们服事的究竟是哪些人?”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亚裔美国人这个名词包含了来自近20个不同族群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

此外,第一代移民可能与第二代或第三代亚裔美国人有不同的期望和习惯,使得年轻一代较难与长辈共处。

Jason Ashimoto在南加州一间有400名会众的Evergreen Baptist Church担任主任牧师时,还不到40岁。他明白,他的领导能力取决于他驾驭这些世代差异的能力。

他在这间教会从年轻的实习生做起,他知道教会里的长辈永远会认为他太年轻,而他也尊重这个观点。

他对本刊表示:“我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这些是我的长辈。我总是要尊重他们。”因为他选择像看待自己的祖父母那样看待年长的会众——关心他们、尊重他们,并承认他们的权威——因而随着时间推移,他能够赢得长辈们的信任。

但并非所有年轻的亚裔领袖都能如此轻松地适应差异。 Steve Wong发现,曾在白人会友更多的教会聚会一段时间的亚裔美国人,较难以适应亚裔教会典型的“间接沟通”方式,包括不愿直接地表达反对意见、避免冲突,或讨论一些较困难的话题。

他解释道:“在一间自认是亚裔美国人的教会里,沟通的节奏是不同的。我们可能唱着相同的音符,但时间的标记是不同的。”

Mia Shin曾在一间韩裔美国人教会担任平信徒领袖约20年,现在是加州中部一间新教会的主任牧师,她认为Z世代基督徒可能会因为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以及教会“避开”讨论那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话题而感到反感。

她告诉本刊,“透明度真实性在年轻人的优先清单上非常重要。但以亚裔美国人和福音派为主的教会多数都不想在讲台上谈论棘手的议题”。

曾长期在新英格兰州的华人教会和非裔美国人教会服事的牧师Grace May也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这显示了年长和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在神学上的重大差异。 “很多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心中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关于公义的问题。在神学保守的教会中,这个议题并不会被讨论,或并非出于真正的关心而讨论。”

May认为,许多亚裔教会缺乏探讨结构性的罪系统性的恶的训练或表达方式,更专注于个人的救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ISAAC的研究发现,在COVID流行期间,参与“停止亚裔仇恨运动”的亚裔教会(34%)远少于非亚裔教会(60%)。

另一个可能影响年轻人参与教会的神学障碍是女性担任领袖职务。 Shin和May在亚裔美国人教会服事时,她们的角色都受到限制,从不能讲道到被禁止服事圣餐。她们经常看见比自己年轻、经验更少的男性被赋予门徒训练及领袖的位置,而自己被拒之门外。

ISAAC的研究证实了她们的经验。在接受调查的亚裔美国教会中,有32%的教会不允许女性独自授课教导成年男性,这一比例几乎是非亚裔教会的两倍。 。

Grace May说:“也许本来会有更多女性蒙召担任牧职,但如果她们没有这方面的榜样示范,而且被教导性别互补论的神学,并被排除在任何训练之外,她们如何会考虑念神学院或从事牧职?”

还有其他原因可能致使年轻的亚裔美国人不选择进入教会事奉。本文访问的每位领袖还有其他几个想法,包括来自移民父母渴望他们在财务上成功的压力;在营利或非营利机构里有更吸引人的宣教机会;以及Z世代重视工作及生活的平衡,而多数亚裔美国教会仍期望他们的领袖能全天候24小时奉献于教会。

因此,亚裔美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当年长的领袖与新世代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文化及神学上的差异时,如何吸引、留住年轻的基督徒,并最终使他们成长。在第一线服事的人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需要,也意识到亚裔美国人信仰群体的健康所面临的风险,因此正努力采取各种不同策略。

Steve Wong参与的福音圣约教会(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致力于培养和训练更多年轻的亚裔美国领袖。该教派呼吁更多亚裔领袖加入圣约教会,并将于2025年为年轻人召开一场领袖研讨会。

另一方面,Mia Shin透过她的年轻教会采取更草根的方式,与附近的大学校园以及吸引年轻人的社区艺术团体联系。

她说:“教会必须去到年轻人身处的地方,关心他们,然后在他们准备好时,以爱心将他们带入信仰群体。我们需要有弹性的适应能力,找到有创意的方法,在年轻一代现有的兴趣圈子中与他们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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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盟旨在团结因地缘政治分裂的华人教会

WEA解释其访问中国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领袖的原因。

准备前往教会的中国基督徒

准备前往教会的中国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31, 2024
Ng Han Guan / AP Images

任何想把全世界一亿多个说华语的基督徒连结在一起的人,都必须处理中国教会这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国,基督徒分成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和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注册教会)。此外,政治观点上的激烈分歧使得全球华语教会难以合一。

尽管如此,全球福音派领袖仍希望将华人基督徒团结起来。上周,世界福音联盟(WEA)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TSPM)和中华基督教协会(CCC)的领袖会面(这两个组织都由中国共产党监督),并向他们发出合作的邀请。

WEA于一年前成立世界华人基督教联盟(以下简称WCA),以智库、出版社、媒体中心、学术交流、资源分享和训练等方式服事华语教会。

WCA及新加坡WEA总干事Ezekiel Tan接受本刊的采访,谈论WCA的宗旨、目前的进展,以及将世界各地的华人集结在一起将面临的独特挑战。

WCA是WEA第一个以语言为基础建构的基督徒关系网路,而非WEA典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网路。为什么WCA选择以中文普通话作为此种尝试的先驱?

中文普通话是我们的第一个尝试,因为中文使用者很独特:他们多数具有汉族基因,祖先之ㄧ曾来自中国(地理地区)。其他国际语言群体,例如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则包括来自不同种族的人。

由于华人人口如此分散,只要接触到华人,你几乎能接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唯一的差别是有些人读写简体中文,有些人读写繁体中文。当你用中文生产一些东西时,会有一定规模的经济。

然而,“房间里的大象”是围绕着中国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很多时候,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会互相猜疑。我们不希望其他团体歪曲理解基督教群体,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

华人也具备不少财力资源。在许多亚洲国家,华人虽然是少数群体,却管理着不成比例的财富和资源。接触华人不仅能帮助我们改善社区之间的资源分享,也能促进全球运动中更大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捐赠。

WCA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平台,但这个平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构在现有的全球性网路上,例如在189个国家训练基督徒领袖的哈该国际(Haggai International),或是各国的圣经学会。

WCA是华人事工及外展的全球平台。它将所有华人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分享中文的基督教资源,例如主日学教材、中文敬拜歌曲,以及与全球华人教会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并提高他们各自工作的效率。最终,我们盼望WCA能帮助我们完成大使命。

WCA的目标不是什么?

秉承WEA的主要精神,WCA不是政治性的,我们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中立的平台,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此外,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有华人基督教机构的全球管理机构。 WCA是个让现有机构和组织互相交流的平台。我们不是要与任何现有的网路竞争。相反的,我们希望扮演一个补充的角色。

因此,我们邀请任何已致力于某项中文事工的机构加入我们。 WCA并非以地区为中心。虽然我们向华人传福音,但这并不表示亚洲是主要的基地。我们寻求以全球为中心,而非以地区为中心。

WCA 于去年七月正式成立。它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目前,我们专注于WCA的基础建设,预计还需一年时间。媒体中心仍在起步阶段,我们一直在与各方沟通。在资源分享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版了一些书籍。

培训中心是目前发展得最好的项目。在项目开始前,我们已举办过培训,每年有来自20个国家约二至三万人参与我们的培训。我们会在不同国家寻找知名的华人讲员,就我们认为有帮助的主题做演讲,例如亲职教育、沟通或圣经阐释。我们透过关系网络宣传我们的训练项目,邀请人们参加。

第二个层面是要触及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包括非洲、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的教会领袖。虽然我们的预算有限,但已有许多讨论和访问。

第三层面是我们如何与中国互动的问题。很明显地,绝大多数的“华人”正住在中国。在最近ㄧ次访问前,我们曾多次拜访不同国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地政府。然而,在中国,我们需要以非常官方及正式的方式做事,所以上周,由WEA国际理事会及其地区领袖代表组成的官方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三自教会的领袖重新建立关系。

在这次旅程前,WEA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次访问之后,再也没有跟进任何更有意义的互动关系。这次的拜访具有突破性,因为它标志着一个长期关系的开始。

我们希望为所有群体建立友好关系作出贡献。基督教是和平的运动,因此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加深已注册的中国教会与更广泛的全球教会之间的相互理解。

当WCA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工作时,需要考量哪些敏感的因素?

有许多中国人对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抱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与误解,而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也抱有许多错误观念和误解。

许多中国人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像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样——非常反中——或认为我们可能有破坏中国稳定的颠覆意图。但我告诉他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只是想要爱你们。

如果你以错误的观念来接触中国的已注册教会,你会过度戒备,以至于让敏感的情况变得更糟。另外,中国有它自己的规章制度,所以我们要在合法的框架下,寻求接近政府所监管的教会。

我们这次拜访中国,就是为了更多了解他们,了解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我们学习以谦卑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关系,就像那些最早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如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样。他们来到中国去,欣赏中国的文化,并与中国人一起服事。

在最近的中国实况调查之旅中,您学到了什么?

WEA的国际理事会在中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金陵协和神学院、爱德基金会(中国的基督教慈善机构)及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之一(爱德印刷厂)的最高领导会面。WEA国际理事会借此机会见到中国的三自教会,并提出问题。

除了建立友谊外,我们也能进行真实而热烈的对话,提出问题,并邀请彼此成为伙伴。举例来说,我们讨论的其中两个问题是基督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试图创造新版本的圣经。我们得以询问与我们会面的不同领袖,听取他们的看法。

首先,他们澄清,他们主要是在探讨“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实践信仰意味着什么”。他们并非在探讨核心教义,例如耶稣道成肉身或耶稣的神性,而是其他方面,例如中国人民如何敬拜上帝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我们邀请他们与全球福音派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做这件事。

在第二个例子中,他们指出他们并非要推出新的圣经译本,而是要修订自1919年首次翻译、广受欢迎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他们说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改动,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和非基督徒更好地理解圣经。我们再次告诉他们,我们有兴趣与他们一起参与修订,以帮助缓和紧张的气氛,澄清沟通上的误解。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出中国以外的人也可以使用的译本。

最后,国际理事会的成员非常感谢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领袖,并为这段新关系正向的开始感到鼓舞。

您刚才提到西方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反之亦然,但华语社群内部的误解,例如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间的误解呢?您计画如何将它们连结在ㄧ起?

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总是以联合国为例。全世界的敌人都聚集在那里,因为他们相信联合国的中立性。即使在今天,有些群体正在相互残杀,但他们还是到联合国进行对话。他们如同在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那样,能在联合项目上合作。

WEA并不会在个人喜好或倾向上选边站,而是支持全球福音派的大家庭。我们过往的成绩不言而喻——我们与整个福音派合作。我们希望将所有人包括在内,为所有人提供资源。

散居海外的华人团体对WCA的构想有什么反应?

有些人对此有些顾虑,但我很惊讶地收到压倒性的正面回应。他们说他们一直在寻找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收到如此热烈的反应,这表示我们现在必须以有限的资源非常努力地开展工作。许多团体都问:“你们现在能为我们做什么?你们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大家正面的回馈,但我们目前的工作有点赶不上。

当然,我们过去也曾与一些华人基督教团体有些合作,但从来没有这么全球化。尤其是许多海外事工都很想到中国探访或事奉,但却没有管道。此外,华人基督徒也想向外参与宣教事工,但因为他们只会说中文,他们能去的地方有限。有了WCA,他们可以与非洲的教会合作,用中文与住在那里的华人同胞交流。华人基督徒期待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此外,有些牧师有很好的教材,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传达给全世界,他们只在他们的会众或教会内使用。有了这个平台,他们的教材现在可以走向世界。

这个联盟与世界华福中心现有的交流网络有哪些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华福是从零开始建立的,而WCA则是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散居海外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在第一次洛桑大会的启发下,创办了华福,以连结全球华人教会。另一方面,WCA是代表六亿基督徒的WEA的分支,代表所有基督教教派和团体。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与中国数以千万在已注册教会聚会的基督徒建立关系。正如我们近期拜访中国之旅,WEA愿意与中国政府、注册教会在内等各方合作。这是我们与华福不同之处,也显示出我们是在补充华福的事工,在华福尚不能建立连结的地方建立关系。目前,我们已在几项专案上与华福一同合作。

您对WEA与中国合作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我们希望继续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对话,探讨他们与WEA和地区福音派联盟合作的方式,以及在WCA上的合作。

如果WEA能站在最前线,与注册教会建立善意及合作关系,真的会是很美好的事。我祷告能与注册教会以及其他可能担心、怀疑或害怕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团体有更多实际上的合作。我们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以我们的信仰为锚,屹立在这个地区及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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