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文化和约会文化让我失望后

我找到了教会的团契生活。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3
Image: Ben Duchac / Unsplash

对福音派基督徒而言,“性纯洁”一直是在这自由放纵的时代里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尤其是1990年代的纯洁文化(Purity Culture)带来深远的影响后,已是公共领域里定期被讨论的话题。而发起这项运动的约书亚·哈里斯(Joshua Harris)近年來宣布他已离开基督教信仰。在他所谓的“解构过程(deconstruction process)”里,他早些年前对基督教纯洁文化的拒绝,是引领他走向拒绝基督信仰的其中一步。然而这样的转变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逐渐偏离的结果。

这个消息让我有一种空虚感。在过去几年里,我看着哈里斯人生故事的演变过程,也看到自己的人生在各方面与他的相似之处。然而,虽然我的故事与他有类似的起点,却是朝着“重建信仰”这相反的方向前进。我同样拒绝了纯洁文化,但我发现,取而代之的,却是对基督教美善的正统信仰有更深的委身、对道成肉身教义有更深的体会,以及对教会有更深的爱。

我的故事要从我青少年时期说起。我和其他许多福音派的青年男女一样,被纯洁运动的浪潮卷入,并且深信这是个人对信仰敬虔和委身的表现。然而,我的所有作为几乎完全受着“未来会有的结果”所牵动。换言之,我期望在这条路上一路走进婚姻关系,我很怕自己会毁掉遇见“那ㄧ位 (the perfect one)”的机会。我发誓要拒绝婚前性行为,并在左手无名指戴上守贞戒指来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高中时期和一个男生约会时,还强忍着不去牵他的手,因为我深信,从十指紧扣到上床仅有一步之遥。

19岁那年,我在普渡大学开始大一新生的生活,而等待着我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交往型态:约会文化(又称“搭讪文化”,hook-up culture)。我是个持守着福音派信仰及其性伦理的基督徒,身处于容许自由性行为的校园里。 “随意约会”及“炮友”是很常见的行为。每个星期日早上,我走在前往教会的路上,我的室友们则走在陪男友离开宿舍的路上。

每周一早上,朋友们在周末狂欢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上课,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性的坚定信念让我不属于他们的小团体。我视许多同学和宿舍室友为朋友,尽管他们从未因我的信仰嘲笑或排斥我,我还是有自己是个另类的感觉。

在普渡开学前,我已有会感到孤单的心里准备。但我没有真的预料到,大一这一年会是我人生里最孤单的一年。虽然我经历了主同在的安慰,星期日的主日礼拜也让我从枯燥的校园生活里得到甜蜜的缓解,但我仍渴望有更多的陪伴。

我希望神能减轻我的孤单感,赐给我一位至终会成为我丈夫的男友,并为此祷告。每当我遇到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弟兄,我会想知道他是不是主为我预备的“那一位”;我们会彼此认识、成为朋友,甚至约会吃饭;但不久后,他就会停止跟我的联系,或对另一个女生更有兴趣。

在我起起伏伏的浪漫史之间,我发现自己被“另一个人”深深吸引着:基督的新妇(教会)。这样的领会是经过长时间累积缓慢形成的。当我的约会生活一再失败时,我开始了解到,我将一套不合圣经教导的性观念换成另一种同样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性观念。我高中时期所拥抱的纯洁文化,就像约会文化一样,有所欠缺且会带来空虚感。

回顾起来,我很难说我所遇到的问题是来自我本身的问题(与仍处于成长过程有关)、又或是更广泛的纯洁运动所带来的扭曲观念所造成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两种因素都在其中,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厘清。在我父母的支持下,以及我与校园牧师和其妻子无数次的谈话,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在对曾经学习过的不正确的圣经诠释及别人的个人意见里,去芜存菁的分析,理解纯洁文化里正确的论述以及不健康的教导的部分。

我也开始以圣经整体故事及教导为背景,研究圣经对婚姻和性的看法。我的新发现一开始时让我有点沮丧,但最终却让我感到自由。我发现,圣经从未承诺“只要我遵守基督教的性伦理,就会找到一位丈夫、嫁给他,并与他一起生养孩子。”我不得不去面对,单身的状态是人生里(不单是某个阶段)一个非常真实可能的选项,并且神说:这是好的。我还认识到,圣经呼召我过纯洁的生活,不是作为将来能幸福结婚的手段,而是“本身即是益处”——它的本质就是为了我生命得以丰盛及健康。我还了解到,即使我真的结婚了,我对神话语的顺服也不能保证我会得到一个完美的、在性上纯洁或幸福的婚姻。

最终,我明白了一个核心真理。在我大学时期经历的纯洁文化和放纵文化——尽管两者所提倡的行为非常不同,但存在着完全相同的问题——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性关系和恋爱关系上,并给人注入一种想法:性和恋爱关系是人类获得真实满足的必要条件。这两种文化都告诉我,性关系和恋爱关系都将使我不再孤单(编按:纯洁文化运动里大量强调“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节经文)。对此,神说:“非也,我有更好的计划。”

在我大一那年感受到的强烈孤独感,并没有因我开始与一位男性约会(最终以分手收场)而发生变化,反而是从我开始与神的子民“一起生活”才开始。

我所参加的查经班,起初对我而言只是一件“星期三要做的事”,后来却变成我每周的必需品。圣诞假期后,我回到校园,查经班的一位男同学邀请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公寓煮饭跟吃晚餐。这些晚餐聚会在整个学期里定期举办,隔年甚至成了每周的传统。这位弟兄毕业后,我和我的室友承接这个传统,每周四晚上邀请并招待人来晚餐。

这些晚餐聚会是我在神子民的群体里所收获的丰盛果实。我们参考使徒行传第四章里的异象——初代教会的共同敬拜及生活——并思想这样的异象对当今21世纪的大学校园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应用。

在这段时间里,我仍然期待能够结婚。但我并没有闲着什么事都不做。而我对婚姻的渴望再也不会让我感到困扰了。

凯伦·普莱奥(Karen Swallow Prior)在她一篇论及 “没有子嗣的呼召(the calling of childlessness)”短文里写道:“多年来,我的渴望是成为一位母亲。而我现在的渴望是成为神呼召我成为的女人;不多,也不少。”这段话可说是总结了我青年时期的人生历程。我过去最深的渴望,是过着纯洁文化所应许的恋爱会带给我的那种生活。但后来一个不同的渴望抓住了我的心:我要成为神呼召我成为的女人,不多,也不少。大学时期我所学习并面对的真理是:神对我的呼召不一定包含婚姻,但永远都包含着去爱的神的子民,以及与他们一起生活。

我的人生自十年前在普渡大学时开始改变。我放弃了纯洁文化——卡特琳·贝蒂(Katelyn Beaty)将这种文化形容为一种重新包装的成功神学。我现在是位及将30岁,已结婚五年的女人,养育着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我将我的丈夫和女儿视为我生命里最大的祝福之二,我因他们而感恩。但他们不是我生命的奖赏,也不是我的好行为的奖励。神创造并设计他们,并非根据我渴望被爱以及被了解的方式来设计,并且那也不是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目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背起那样的重担。

尽管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学到这门功课,但我深深知道,我的信仰紧紧抓住我的程度,远超过我紧紧抓住信仰的程度,这种“抓住”意味着:将我的生命注入在神的肢体当中,使他们与我相会、爱我、与我同工,并在艰难和痛苦的时候与我ㄧ同度过。我每天都被提醒,虽然我们的人生不总是有清楚的答案,但我们有一位救主,祂进到我们的孤独和痛苦中,与我们同在,并且祂应许终将使万物复兴。

哈里斯在他的《不再约会》一书中写道:“这个世界把我们带到一个闪烁着激情和浪漫影像的银色萤幕前,当我们凝视它时,世界说:‘这就是爱’。神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前,上面挂着一位赤裸和血淋淋的人,然后神说:‘这就是爱’”。

虽然哈里斯已不再是基督徒了,但我依然相信他曾经相信着的事:当耶稣进入我们充满苦难的世界,使一切都更新时,真爱就在道成肉身中临到我们身上。当我望着那赤裸、血淋淋的人在十字架上时,我看到那人如此爱我,以至于死,好让祂能叫我一声女儿。祂从未应许会给我婚姻,但当祂称呼我为祂的孩子时,祂引我进入一个新家——基督的肢体——这个家爱我,并会在我最孤单的时候与我同行。

亚比该·穆理什(Abigail Murrish)住在俄亥俄州的诺伍德(Norwood),她在自己的教会工作并负责时事通讯“Given Appetites”。您可以订阅她的刊物或拜造她的网站 abigailmurrish.com

翻译:荣怿真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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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也许会教书,但不会讲道

我们未来的孩子或孙子不会听机器人讲道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lex Workman / Lightstock

ChatGPT是个在去年11月推出的异常精准的人工智慧(AI)信息收集和写作聊天机器人,它的诞生引发越来越多人的担心。

不少老师们担忧,当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几分钟内写出一篇完整的、富原创性的、有注脚的论文时,由人类写的高中或大学作业是否还有真实的可能性。有些人问,目前的或未来的人工智慧是否能发展至为员工的绩效评分。还有人开始思考,人工智慧是否会发展至另一个地方:教会的讲台。

记者马特·拉巴什(Matt Labash)在他的时事通讯中以愉快的“新勒得主义(neo-Luddite)”言论提及,纽约拉比约什·富兰克林(Josh Franklin)让聊天机器人为他写了ㄧ篇讲稿。他事后才告诉会众当天的讲道内容是别人写的。

当他让会众猜是谁写的时候,会众们认为是出于已故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他也许是过去20年里最知名的犹太布道家。想像一下,当被告知这篇他们非常喜欢的讲道内容并非由任何人类撰写时,会众的反应是什么。

难道这也是基督教讲台的未来吗?你可能会回答“当然不是”。也许你难以相信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但想像一下,试图向30年前的人解释google或智慧型手机上的圣经app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唾手可得的人工智慧同样可以每周为牧师写出完全正统的、符合圣经教导的、令人信服的讲道呢?

加里森·基洛(Garrison Keillor)曾说过ㄧ个小故事:有个人的牧师问他是否相信婴儿洗礼,那人回答:“相信?…我曾亲眼见过耶!”如果我们问的是人工智慧是否能理解圣经、研究圣经主题和背景,并写出对生活的应用及挑战人们去实践—— 那我们也已经亲眼见到了。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AI是否“做得到”的可能性。也不在于教会领袖的专业伦理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讲道?

当我12岁左右第一次跟我的牧师说,我觉得也许上帝在呼召我做全职牧师时,他叫我在三个礼拜后的周日晚上讲道。我说:“我不是说祂现在呼召我;我是说,比如说,等我长大以后。”他回答说:“好吧,但我现在就呼唤你去做,而且我会教你怎么做。”他确实这样做了。他给了我一本“讲道入门”的书、圣经经文的大纲以及可能的应用。他也教了我一些关于演讲及解释经文的技巧。

那个星期天晚上来临时,我走到我们教会洗礼堂旁的小浴室,在讲道之前跟之后各吐了一次。那篇讲道很糟糕——我很庆幸它没有被录下来。

当然,我不建议大家都用吐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但这其中有一些美丽的东西。牧师知道我会在讲台上看到我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他们是在主日学、培训会、假期圣经学校(VBS)里教过我的会众。牧师知道我会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向我微笑,让我放心;无论我如何结巴或失态,他们都会支持我。

牧师知道他们会在事后鼓励我、为我祷告,不管我的讲道有多糟糕。牧师还知道,这个小家伙在讲台上的存在会提醒着会众,主的福音会一直延续到未来——上帝仍然在 “传递着光”及呼唤蒙召者。

在那一刻,在我里面也发生了一些事——超越了书上教导的内容,或我说那些话的方式。事实上,我什至不确定我是否能真正描述那“发生的事”是什么。

多年来,在教授神学院课程或在牧师团体中服事时,我发现大多数学生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解析圣经真理的能力,也不是缺乏在众人面前讲话的能力。

我也知道有些前卫及充满抱负的传道人并没有很认真对待圣经或讲道的任务(我可不仅仅知道,我是亲眼见到!),但我教过的学生里几乎很少有这种情况。相反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本性是认真参考注释书、分析圣经经文,并列出重点、次重点和次次重点。

许多学生最后开始理解的是,讲道的时刻比所有其他准备的部分都更有意义。而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听众也会见证同样的事情。是的,讲道需要一个了解经文并能将其传递给人们的人,但它传递的不仅仅只是信息。

传道人传递的是好消息。即使在讲道中谈到上帝的审判时也是如此。施洗约翰告诉他的听众,他们是毒蛇,应该逃离那将要到来的愤怒,他们是即将被不灭之火焚烧的糠秕。稍后,路加写道:“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路加福音3:18)。

你在听一篇讲道时,你听到的并不是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演讲,甚至不是圣经课、神学或伦理学研讨会。人工智慧程式也许能做到以上这些步骤——甚至还能专注在教义传统、教派文化或用你偏好的圣经译本来讲道。

既然ChatGPT能根据指示复制海明威或莎士比亚的写作风格,那它就没理由无法模仿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约翰·派博(John Piper)或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的风格写一篇讲道。

对哥林多教会,使徒保罗是这样描述自己以及和他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林后5:20)。当我们听讲道时,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关于神的话语,而是来自神的话语。

试问,“基督的使者”有误传来自基督的信息的可能性吗?当然有。一个不择手段的基督使者会不会窜改信息内容?当然会,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身为会众,我们需要好的圣经基础及圣灵的智慧来查验所接收的信息。

讲道的严肃性与收集跟介绍资料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身为听众是在聆听一个被救赎过的罪人—— 一个与圣经经文摔跤过的人的话。听讲道的时候,我们与其说是搜集资料的研究人员,反而更像是失踪士兵的父母,我们在等门口的军官告诉我们孩子的消息。

事实上,我们期待听到的甚至比这类的消息更好——基督的好消息使我们的灵魂欣喜。

我们等待听到的消息——无论是“你的孩子被发现还活着”或是“你的孩子已经离世”——都能彻底颠覆父母的生活。传递信息所使用的措辞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类型的消息不应该透过手机简讯或电子邮件发出。这种改变人生活的消息需要由人类亲自来传递。

聊天机器人可以研究圣经。聊天机器人可以写作。也许聊天机器人甚至可以演讲。但聊天机器人永远无法讲道。

罗素-摩尔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其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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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美国福音派里的五种异端思想

根据《神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在2022年的今天,但阿里乌教派(Arianism,又译“亚流主义”)和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正在卷土重来。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Getty

在今年一份由林格尼尔福音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 及生命之路研究机构(LifeWay Research) 共同研究发布的《神学现状》(State of Theology)报告显示,美国福音派的神学认知程度正在下跌,有超过一半的人认同异端观点中对上帝的理解。

该报告提及林格尼尔福音事工创始人史普罗(R. C. Sproul) 的教诲:“信徒皆神学家。”然而,史普罗博士也补充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神学家”。史普罗的警告依然适用于今天所有的美国人及福音派人士。

总体而言,美国成年人离对上帝及祂话语的正统理解越来越远,且逐年恶化。超过一半的人(53%) 如今认为圣经内容“并非完全真实”,这数据高于2014年首次调查时的41%。此份问卷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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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在这八年的数据中,一个“最明确且不间断成长的趋势”是拒绝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

研究人员写道:“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个人可以很轻易的接受跟他们有共鸣的圣经内容,同时又能拒绝任何与他们自己个人观点或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不符的圣经教导。”

在美国福音派(以其所信仰的内容及宗派来定义)之间,有着共同承认的的信仰宣告。例如,超过90%的人同意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有三个位格、耶稣的肉身复活是真实发生过的,以及相信人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称义。

但在一些领域上,即使是福音派内也有严重的误解,且与整个社会的趋势相差不远。

在2022年的调​​查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福音派信徒(26%)认为圣经内容并非完全真实,高于2020年的15%。他们也渐渐的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观点”且“并非客观真相”——在2022年有38%的福音派信徒抱持这样的想法,而2020年此观点的比例为23%。

以下为今年的研究报告中,福音派最常见的五个错误观念:

1. 耶稣并非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

高于2020年42%的调查结果,在2022的今天,有超过一半(56%) 的福音派受访者认为“上帝接受所有宗教的敬拜,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虽然这个问题没有提及亚伯拉罕诸教 (Abrahamic religions )之外的其他宗教,但也显示了多数福音派已开始倾向普救主义 (Universalism)——相信人类在接近上帝及接受上帝的过程中,可以绕过耶稣。

这与正统神学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耶稣在经文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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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稣是上帝创造的

让人惊讶的是,有73%的人同意“耶稣是上帝的第一个创造,也是祂最伟大的创造”的说法。

这是阿里乌主义(Arianism)的一种形式。阿里乌主义是流行于四世纪初的一种异端思想。因为一些相信此说法的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导致了基督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 在这会议中,初代教父讨论并谴责阿里乌主义及其他非正统的信仰为异端,因为它们的说词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初代教会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之后发布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该信经指出耶稣“并非受造物”,而是“永生的”且“自始就与父同在”,此教义根基于约翰福音3:16及14:9的教导。(编按: 使徒信经的内容为尼西亚信经的前身。尼西亚信经更近一步细述耶稣与父神本质相同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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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不是上帝

鉴于上述关于耶稣是受造的错误神学,福音派中有43%的人认为“耶稣是个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此想法为阿里乌主义(Arianism) 中的另一种形式——也就不让人这么意外了。

这种说法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以及祂与父神皆为三位一体中平等且相同的成员、否认三个位格为同一个神。但自初代教会以来,三位一体论一直是经典的正统信仰,并且此教义跟基于多处圣经段落——例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体”(约翰福音 10:30)。 耶稣更因为宣称自己是上帝,被犹太宗教领袖指控亵渎上帝(并被威胁会被石头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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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灵不是一个位格

论到三位一体,有60%的福音派受访者对于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成员感到困惑,认为“圣灵是一种力量,但不是个位格 (Personal Being)。

公平的说,上帝的灵在整本圣经中经常以非位格的力量形式被呈现(有时是鸽子、云、火、风或水),但这些都只是对圣灵是个位格且真实与人同在的譬喻。圣经清楚地阐述圣灵是完全的上帝——就像耶稣和圣父一样,耶稣差遣圣灵到世上——例如,当圣经描述亚拿尼亚对圣灵和上帝说谎的时候(使徒行传5:3-4)。

5. 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原罪。

有趣的是,有57%的人也同意“每个人都会犯一点罪,但多数人本性是善良的”的说法。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个别的人类也许会犯下个人的罪,但人类的天性并非罪恶的。

这样的回应表明,许多美国福音派信徒相信人性本善。这种说法倾向于一种被称为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 的异端思想。伯拉纠主义否认“原罪”的教义,然而此教义也出自于许多圣经段落,例如罗马书5:12。甚至大卫在旧约中也承认人类生在罪中,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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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之中,强烈同意以下四点 ——1.圣经是最高权威 2.鼓励非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非常重要 3.耶稣的死挪去了罪的刑罚4.唯独信靠耶稣才能带来救恩 ——的受访者,被认定为福音派信徒。这个由四个认同组成的福音派定义于2015年被生命之路(Lifeway) 及全国福音派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采用。

虽然在一些关于上帝的问题上,福音派人士有远离正统信仰的倾向,但他们在文化及伦理方面的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

在福音派人士中,有94%的人认为“传统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一种罪”,以及有91%的人认为堕胎是一种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百分比是自调查报告开办以来所得最高。

你可以在stateoftheology.com上参与《神学现状》的问卷调查,以及查看完整结果和数据。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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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Story

教会在应对滥权侵害的问题上“完全辜负”了上帝

这位身处于创伤知情照顾(Trauma-informed care)第一线的心理学家指出,教会领袖经常选择保护机构,而不是人。

Diane Langberg

Diane Langberg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3
Image: Colin M. Lenton Photography / RNS

在黛安·兰伯格(Diane Langberg) 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担临床心理学家不久后,一位客户告诉她,她曾是她父亲的性侵受害者。当下,兰伯格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她寻求主管的意见。

兰伯格回忆说,这位主管拒绝接受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他告诉我,这些事情都是女性捏造出来的”,兰伯格说, “我的职责是不被她们骗倒。”

主管的回答让兰伯格陷入两难。她应该相信她的客户吗?还是遵照上司的建议?

“在今天来看,我当时该做的决定是显而易见的”,74岁的兰伯格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这样说。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兰伯格一直是照护曾遭受虐待和创伤幸存者的领衔专家。在她刚开始工作的年代,别说在教会里,整个社会氛围都还只有很少人相信性侵害的存在。教会依然被视为是受苦及受伤害者的避难所,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她说,时至今日,人们对性侵、滥权及其他类型的不正当行为,尤其是现今滥用属灵权柄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许多会众和教会领袖依然没有意识到,当教会对侵害幸存者的痛苦视而不见时,已对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兰伯格是一位空军上校的女儿,她从小就随着爸爸的派遣,在各处参加过许多不同教派的礼拜。尽管基督教领袖和机构会犯下各种错误,她仍然对上帝持有信心,仍然是一名去教会聚会的基督徒。她指出,这些教会和机构需要在许多事上悔改及做出弥补。

兰伯格是《救赎的力量:理解教会的权力及滥权》(Redeeming Power: Understanding Authority and Abuse in the Church) ㄧ书的作者。她接受宗教新闻社(Religion News Service)的采访,谈及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面临的性侵丑闻危机,以及她在过去五十年里学到了什么功课,和为什么她在教会存在这么多缺陷的情况下,仍保持着信仰。

(由于兼顾内容的清晰及文章长度,此采访已经适度编辑。)

每当谈及性侵及滥权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我们已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他们是否意识到教会长久以来对性侵指控的不当处理已带来了长期后果?

也许我们先抛开教会这个范畴,来思考一下婚姻的范畴,会对我们更有帮助。如果有人外遇了,他们哭着说他们很抱歉。然后一年后,他们又和其他人有了外遇。在你最终选择离开前,你能容忍配偶多少次的外遇?

这就是发生在美南浸信会的事。这样的情况已持续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而现在他们想要简单的说“好了,我们明白了。”但说这句话的时间太早了。即使他们正在努力做一切对的事,期盼能有好的结果,现在仍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教会领袖如何才能开始重新获得信任?

首先,不要想着去问如何才能获得信任。第一步应该是说:“我想知道这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知道这些事在哪些方面对你造成了伤害,我想真正明白我们做的事造成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事是如何影响着你——不仅仅是如何影响了你对教会的看法,更是如何影响了你对神的认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神所爱的人,已被我们这些代表上帝的人所伤害,单靠我们自己是无法修补任何事。

我们完全辜负了上帝。我们保护自己的机构和名誉胜过保护神的名誉及神的子民。我们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上帝爱的是这些机构(教会),而不是羊群们。

在过去50年的工作里,你学到了什么?

我认为我们并未真的了加害者欺骗的严重程度及广泛度。我们往往认为,如果他们哭了或是说他们很抱歉,是很好的事。但这样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及机构里所行的各种欺骗及隐瞒的行为。我们在这方面非常的天真。你必须长时间的把自己浸泡在各样的谎言及自我欺骗里才有办法这样持续性的伤害别人——而这样由内而外的行为,是不可能单单靠一句“我很抱歉”就彻底改变你的灵魂。

人们对儿童受到性侵的危险性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教会方面也有诚意解决这个问题。但许多教会对“成年人也会被侵犯”的概念则较难接受。常见的想法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那牧师很难能侵犯你。

我觉得这种想法简直让人气愤得无法容忍。 “权势侵犯” 这个词意味着对权力的滥用。我认为我们无法完全体会牧师的地位能带来的权力。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认为牧师一定不会滥用权力吗?他们是超越试探(如同基督)的存在吗?

不论我们谈论的对象是谁、是个多完美敬畏上帝的牧师,这都是种荒谬的想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欺骗的天性。我们都会欺骗。如果仅仅因为某人是牧师就认为他们不会有滥权侵犯的行为,就太天真了。

如果现在有一群美南浸信会的领袖在你面前,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我会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谦卑。你不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不断做错事后,说声“哦,我们很抱歉,我们做错了” —— 然后就认为你现在已经知道如何正确地处理问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哭着说你很抱歉,请求饶恕以后,曾经的一切瞬间就全修补好了、都过去了。我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对罪及盲目的人性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认识,都在在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你从受害的幸存者那里学到了什么?

我们没有意识到受害者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勇气及这样做的困难的程度。特别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如果受害者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要面对控诉加害者的压力,还要面对控诉上帝的子民、祂的教会的压力,甚至这些压力全部加起来,让他们有“控诉上帝”的压力。

并且,受害者往往会失去他们在教会里原本的角色。他们失去曾有的名声。他们失去了荣誉。他们失去了别人的信任。这些,都只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你是否曾想过干脆放弃算了?

我曾尽全力帮助越战老兵以及那些向我诉说遭受侵犯的妇女(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叙述)。那时,战后创伤症候群(PTSD)还没有被正式的定义及诊断出来,所以人们认为这些退伍老兵在编故事,因为他们很软弱。而受害妇女编故事是为了得到关注。这是一条非常孤单的路。我曾跟上帝说我想要退出。显然的是,祂说服了我不要就这样离开。然后当我意识到教会里也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时,我又想离开。上帝再次说服我留下来。如今,我很高兴我从未放弃。

翻译:Harry Chou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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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初代教会学到的独身教导

基督教独身主义的历史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复杂。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6,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近期,美国有不少基督徒将注意力和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转向初代教会对于单身和与性相关议题的教导。许多讨论集中在关于历史上的独身主义及属灵操练,和早期教会领袖对单身的教导。

有些人认为,早期教会领袖积极地“拆毁”婚姻在教会里的核心地位。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今天对(所谓的)“独身的恩赐”的理解直接承传自使徒和初代教会。

身为一个历史迷、实用神学家和尚未结过婚的基督徒,我可能无法同意以上任一种假设,但我很高兴看到关于我们应如何从新的角度看待初代教会单身观念的讨论得以复苏。毕竟,教会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个古老的时代充满关于单身议题不少有趣的见解(以及相当多的难题)——其中有许多议题仍与今日我们对信仰和教会生活的探讨息息相关。

关于单身的教导,我们可以从早期教会学到极多且重要的想法,但它们既不简单也不好懂。事实上,早期教会领袖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单身生活的单一种论述。然而,当我们单独考究基督教独身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我们的对话会涵盖不少复杂又有趣的内容。

那么,当我们忠实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首先,正当的历史研究法涉及观察过去种种细节和细微的差别,而不是粗略地一笔带过。

我们必须牢记,初代教会时期跨越了近500多年和几个不同大陆。在那个时代和空间里,对尚未结婚的单身基督徒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不少的共识,但也有强烈的分歧。

例如,回顾一下第四世纪的教会是如何回应曾是修道士的乔维尼安(Jovinian):只因他勇敢提出“处女、寡妇和已婚妇女,只要接受过基督的洗礼…… 就有同等的地位”这种不考虑基督徒的婚姻状况,直接肯定他们在基督里同享平等地位的想法,最终导致乔维尼安一生在多个宗教会议里被判定为异端。

这样的论述还激发了教父们大量且长篇的论述,如早期教父耶柔米(Jerome)(他疾呼,“如果读者被迫阅读乔维尼安写的恶心垃圾,不要因此感到不安”),甚至是奥古斯丁(他感谢教会“非常一致且有力地反对这个邪恶的人”,同时“用主赋予我的所有力量”阻止乔维尼安“秘密地㪚播毒素”)。

或者我们能想想,在帝国东部地区的未婚基督徒的生活的特征,与西部地区的完全不同。约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期,两个地区对于基督徒的单身生活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神学论述和实践方式。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初代教会对我们现今所谓的“单身的议题”的理解很复杂,并没有简单或单ㄧ的观点。

第二,若想探索过去,必需坚定不移的去理解历史的动态性。

近期,“独身主义”一词在福音派圈内热门起来,但现代的讨论往往将独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终生的、或正式地对某种特定单身型式所作的承诺及委身。

一些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认为独身主义直接继承于古早历史里的一种属灵操练。然而,在其最初的记载中,celibat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caelebs,这个词单纯意指“未婚”—— 与我们如今的“单身”一词有异曲同工之意。

更重要的是,在修道院的模式成型以前(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独身主义时通常会想到的群体),有各式各样的未婚人士,包括巡回教师、独居沙漠的隐士、苦行派的成员、独身神职人员、一般的处女、寡妇和鳏夫等等。

在教会初期的年代,未婚基督徒所呈现的生活样式不仅更加多元,而且其中一些还被认为是神学上有问题的。

以禁戒派(Encartites)为例,这是在第二世纪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他们强调以不吃肉、不喝酒,或最重要的排斥性行为来作自我约束的操练。禁戒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他们“完全拒绝婚姻”。

这个运动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到了第三世纪初,初代教会教父如爱任纽(Irenaeus)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积极反对禁戒派。他们认为,禁止婚姻(以及婚姻中的性行为)是异端邪说。正如大卫·亨特(David Hunter)在他的《古代基督教中的婚姻、独身与异端》(Marriage, Celibacy, and Heresy in Ancient Christianity)一书中所指出,“此时期的‘正统’的基督教意味着接受婚姻和摒弃激进的禁欲主义”。

无论这情况对我们这些现代的历史读者带来多大的不便,但初代教会里完全没有明确的“独身生活”的定义,或单一的实践方式。

第三,与过去打交道需谨慎地注意历史的连续和不连续性。

我们必须认知到,现今的“单身生活”在文化背景上与初代教会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今天的单身基督徒在决定为何结婚、与谁结婚、何时结婚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这种婚姻的独立性对古代的基督徒而言是无法想像的。对他们来说,婚姻基本上是社会结构的一部份,以及经济上的必要存在——往往由他们的长辈或家人作主,无论他们喜欢这种安排与否。事实上,在最早的几个世纪里,多数未婚的基督徒并非”从未结过婚””的成年处女或处男,而是丧偶的丈夫或妻子。换句话说,长期的独身状态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曾有过一段婚姻之后!

即使当更委身的独身操练开始发展了,选择委身于这样的生活形式也被视为一种稀有的奢望,有时甚至是自我的放纵。这种特权一般只有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菁英才可享有,因为他们有能力违背家庭的期望。

虽然我们可能会想画一条线把现代和过去的单身生活形式连结起来,但历史上的不连续性远远超过连续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经验不能为现代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

但这也确实表明,今天的基督徒们努力想解决的许多问题与古代信徒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身为负责任的历史读者,我们必须很愼重,不要傲慢地把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强加于过去的方式之上。

最后,“挖掘过去的历史”这行为本身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对自己的动机诚实。

当我们今天谈论著基督徒的单身问题时,我们必须坦诚——对我们自己以及对别人——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想利用类似的历史例证来支持我们已有的信念吗?

在《修正性的神学》(Theology as Retrieval)一书中,作者大卫·布斯查特(David Buschart)和肯特·艾勒斯(Kent Eilers)称这种错误的动机为“内线防御工事(retrenchment)”。这种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能巩固我们已经挖好的战壕,并把我们的双脚和旗帜牢牢地插在里面。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对今日教会面对单身议题的方式感到极度失望,以至于想把一切都抹煞掉,从新开始?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一成不变地接受过去的方式?这是布斯查特和艾勒斯所说的死灰复燃——用美好的眼光怀旧地看待过去的一切。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不该利用历史来巩固已有的立场,也不该一成不变地承继过去——那么历史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尤其是当我们思考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社群内的单身议题时?

那趋动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前辈是如何思考一个未婚基督徒与神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动机,应该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回归本源(ressourcement)——也就是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应定意致力于根据它的历史上下文来真正的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丰富的资产,以便在今日增加我们对单身生活的理解、能去活出并赞颂单身的状态。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式也强调一种委身的态度,即完全按照另一种标准来积极地审视教会历史——但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标准,而是基于上帝自己透过《圣经》所启示的标准。

历史上修道院的独身做法也许与我们对于如何在今天的社会里“作”单身的基督徒有某种呼应。事实上,许多初代教父在他们的著作里高抬单身的价值,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是多么地美妙(以及陌生!)。

但是,在我们能感激过去的经验以作为今日的资源前,我们必须先下工夫读《圣经》。当我们在思考是否接受某种结论,或应用过去历史里的属灵原则时,我们必须将每个观点放在神话语的亮光下检视。

首先,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即基督的肢体在我们所属的教会群体内的展现,是我们属灵家庭身份的主要来源(哥林多前书12:12)。同样地,我们反对任何对历史粗暴的解释,认为初代基督徒完全拒绝婚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并没有)。

最后,我们必须努力了解初代基督徒是如何及为何会有他们当时持有的想法——他们的结论是否有《圣经》的依据。

在现代许多关于“单身的恩赐”(林前7:7)的解经中,有些人会用“向来如此”来为某段经文的单一解释作辩护。但是,若我们真诚地把历史当作重要的资源时,我们必须确认它是否确实一直只有这种解释方式。

而每当谈及“单身的恩赐”时,教会历史里往往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即使假设当年真有一个标准答案,现今的我们仍需用神的话语去检验,以确定古代和现代读者的解释都没有偏差。

身为历史学家,我们知道历史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最终只有一样无价的资源(圣经)。归根结底,只有透过经文的检视及倚靠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明辨出教会在单身议题上的历史进程,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为何以及是如何的重要。

丹妮尔·特维克(Danielle Treweek)是一位神学作家、讲员,也是“一心一意”(Single Minded)组织的创始董事。她关于单身的博士研究将于2022年由InterVarsity出版。

翻译:江山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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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飞行员在莫桑比克被囚禁

自11月4日以来,使命航空團契(MAF)的瑞安·科赫(Ryan Koher)和两名南非志愿者因被怀疑帮助德尔加杜角的伊斯兰叛乱分子而被拘留。

MAF missionary pilot Ryan Koher and family

MAF missionary pilot Ryan Koher and family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5, 2023
Image: Courtesy of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一名美国宣教士飞行员因被怀疑支持叛乱分子而在非洲南部国家莫桑比克被拘留了近一个月。

31岁的瑞安·科赫(Ryan Koher)通过其在莫桑比克的合作伙伴大使航空有限公司(AAL)为使命航空团契(MAF)服务。他本应将维生素和其他物资运往蒙特普埃斯(Montepuez)地区教会管理的孤儿院,该地区位于莫桑比克北端动荡的德尔加杜角省(Cabo Delgado Province)。

但他于11月4日与两名南非志愿者一起在沿海城市伊尼扬巴内(Inhambane)被拘留,该地在德尔加杜角向南很远。

两名南非人是77岁的W.J.杜普莱西斯(W.J.DuPlessis)和69岁的埃里克·德莱(Eric Dry),他们带来了上述物资,但警察阻止他们把物资装上科赫的塞斯纳飞机。

科赫现在已被转到莫桑比克南部马普托省(Maputo Province)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MAF说科赫是无辜的。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大卫·霍尔斯滕(David Holsten)今天呼吁莫桑比克当局释放这名飞行员,以使他能在圣诞节前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团聚。

霍尔斯滕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敦促全世界的基督徒为瑞安安全并迅速地获释祈祷,并呼吁莫桑比克和美国的当权者尽其所能解决这一错误的拘留。”

“瑞安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柔的人,”他补充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和妻子努力学习莫桑比克的语言和文化,以便更好地服事那些需要我们服务的人。”

MAF网站上关于这个家庭的简介中说,这对夫妇从《马太福音》12:21中获得启示,希望 “和与世隔绝的人们分享基督的盼望”。

科赫的妻子安娜贝尓(Annabel)和两个儿子埃利亚斯(Elias)和希西家(Hezekiah)目前已经按照MAF的安全协议回到了美国。

MAF missionary pilot Ryan Koher and familyImage: Courtesy of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MAF missionary pilot Ryan Koher and family

据MAF称,自2014年以来,AAL每年都向蒙特普埃斯的孤儿院运送物资。

但这一次,这些物资通过机场扫描仪时被保安关注,随即科赫和两名南非志愿者被拘留。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面临什么指控,不过看似与“支持叛乱活动”有关。

科赫的飞行目的地是一个天然气丰富的沿海省份,这里的局势日益紧张。

自2017年10月以来,德尔加杜角一直被暴乱笼罩,已造成4000多人死亡,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2021年3月,冲突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叛乱分子袭击了帕尔马镇(Palma),这是为该省大型液态天然气项目工作的国际人员的枢纽。数十名平民在这次袭击中被杀害,其中一些人被斩首。

叛乱分子自称是莫桑比克伊斯兰国(ISM),也称Ahlu-Sunnah Wa-Jamaah。莫桑比克军队与来自卢旺达的部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区域性部队一起,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进行了反击。

周四,欧洲理事会宣布向卢旺达国防军提供2100万美元的支持,该部队有2500名士兵驻扎在德尔加杜角。

但动乱继续造成伤害。上周,区域性部队的两名士兵——分别来自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在与坦桑尼亚交界的南加德(Nangade)地区发生的激烈冲突中丧生,30多名叛乱分子死亡。

几天前,试图从南加德南部的蒙特普埃斯区击退叛乱分子的一个当地民兵组织的五名成员在蒙特普埃斯镇附近被叛乱分子抓获并被斩首。

观察家们说,面对国际军事干预,ISM的战士不得不分散,但他们在警力薄弱的地区重新集结,比如有沼泽地和森林的南加德区。他们还在该省南部的一些地区开辟了新的行动组织。

据收集冲突实时数据的独立团体利加杜角(Cabo Ligado)说:“平民再次成为主要受害者,因为叛乱分子为了生存而进行掠夺。”

独立的济塔迈尔新闻社(Zitamar News Agency)上个月报道,ISM叛乱分子威胁要屠杀所有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除非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或缴纳某种税项。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条手写信息中,ISM还威胁莫桑比克的军队。

上面写着:“我们的愿望是杀死你或被杀死,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殉道者,所以,或者服从我们或者逃之夭夭。”

随着冲突的加剧,MAF的飞行员一直在帮助双方交火中受到影响的平民。

AAL的飞机,包括一架塞斯纳大篷车,在帕尔马袭击发生后疏散了800名平民。它还将医护人员、援助人员和超过24吨的食品、药品和救援物资运入该地区。

据MAF声明:“2021年底和2022年初,随着该地区从袭击中恢复,[我们]在该地区进行了几个月的医疗疏散飞行”。

同时,美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被允许到马查瓦(Machava)监狱探望科赫。他的律师达尼洛·曼加梅拉(Danilo Mangamela)说,该飞行员保持着振作的精神。

曼加梅拉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他很好,在信仰上保持坚定,并向上帝祈祷,希望能立即澄清案件的真相。”

他说,目前还不清楚科赫何时会被带上法庭,这取决于州检察官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调查,以便提出正式指控。“调查的最低期限是四个月,但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特殊的复杂性要求延长期限。”

两名南非人的律师阿比利奥·马查查(Abílio Macuácuá)上周告诉卢萨通讯社(Lusa News Agency),他的委托人需要“非常天真无知”才会让试图运送给恐怖分子的物资通过伊尼扬巴内机场的扫描器。

“根据我被告知的情况以及我从伊尼扬巴内的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我的委托人正在为慈善事业付出代价,只因为他们想帮助他人。”

翻译:湉淙 / 校稿: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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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有穿内衣吗?

孩子们问我一些最难以想像的神学问题,考验着我的神学学位。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3, 2023
Image: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2012年,当我走上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的毕业典礼台时,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在毕业服底下,我的身心都感到很充实:前者是因为完成了硕士学位,得到所有必须的神学知识,后者是因为期待自己即将成为母亲。

毕业后,在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她放在腿上,读着一本教导小孩认识英文字母的书,该书以奥古斯丁(Augustine)开头、以济宙拉斯(Zizioulas)做结尾。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心正在想方设法,使我可以从人生的一个篇章翻到下一个篇章。但是,正如所有新生父母都可以见证的那样,有关婴儿的一切事情总是让人难以预料。

我的第一个孩子比预产期稍晚一点出生,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她是一个健康的粉色宝宝,不过这场龙卷风撕碎了我理智、有序的生活。三年后,我的第二个女儿奥利维亚(Olivia)出生了。

在令人精疲力竭的十年里,我和丈夫一直在两个孩子和两分全职工作之间挣扎,一边要写 email,一边要换尿布(包括后来改用可以容易换上的穿戴式尿布,以及女孩子自己可以换穿上的半长裤),几乎没有时间阅读神学书籍。

我有很多人所谓的“妈咪脑”:我很精于打扫床头上的头发、清除地毯上的污渍,还会制作莓果冰沙,但却很难要我去说出我在《系统神学II》这门课程中所学到的各种赎罪的理论。

即使我那时能保持最佳的智力状态,要我去向女儿们解说基督教的信仰可是件要竭尽脑力的事(就像现在的状况一样)。

为什么?因为孩子是一群特别的听众,他们与大多数在神学院课堂上看到的同学完全不同:他们同时是“属灵的”,却又是“属世的”。

贾斯汀•巴瑞(Justin Barrett)是一名认知和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研究显示,儿童的思维结构,使他们容易有信仰。就此意义来看,信仰是一种感知,即现实充满了意义和秩序,并且有一位超级动因(上帝)在掌管。

例如,有一天,六岁的奥利维亚在抓挠被蚊子叮咬的地方,她感叹道:“妈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蚊子?”

当时我已经教导她足够的知识,知道创造是上帝的主意,祂负责创造并维持秩序。所以,令她受搔痒折磨的源头,可能只是宇宙中一个随机的、意外产物的这个观念,是奥利维亚最难想通的念头。

这也意味着她不得不去思考,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种无情的吸血鬼存在于世上,她便会反思蚊子做了什么好事,或者蚊子在创造中有什么意义。

顺便说一句,我告诉她,我以后一定会对她的问题给她一个答案。

孩子们同时也是世俗的,他们对宗教教条或信仰规条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教导他们去接纳这些信念。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越轨的问题。他们很纯真,又无所不问,他们也不怕问的问题,会被人看为异端,或是对神不敬。

回答女儿关于信仰的问题是作为父母教养子女过程中令人愉快又充满折磨的经历。我尽力认真回答她们的问题:考量到她们成长的阶段,要使用她们已经掌握的、有限的概念和词汇来回答。坦白说,没有任何的规则或标准,能够让你完全准备好应对他们随机做出的关联。

有一天,我正开车送孩子们放学回家,奥利维亚随口问了一句,耶稣是否有穿内衣。有几秒钟的时间,空气安静地只剩下方向灯的滴答声。我最后回答:“有的,可能是亚麻布的。”(毕竟,耶稣仍然有人类的身体)。

我的女儿接受了这个资讯,点了点头,继续盯着窗外。

以前,她曾经问我:耶稣怎么会“住在云里,身体却不是由云构成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问题很无知或可笑,但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就会变得更有趣。

她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以想像的方式,刺探基督的神人二性:她正在用一种简化的方式,试图调和基督的人性和神性。这个教义的难题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在早期教会迦克敦大公会议上得到解决,有了正式的正统表达。

有些人可能会说,讨论耶稣是否有穿内衣是相当的危险,又没有圣经依据的猜测。这是一种当代流行的混合主义(syncretism),可能会伤害到孩子。虽然我也担心孩子会误入异端,但我不同意这种对话是危险的。

信经、信仰规条和圣经本身都是我们的护栏,使我们不至于在上帝的自我启示上打滑,能在这些约束下保持明智。但任何经验丰富的艺术家都会说,约束会带来创造力,而创造力是神学研究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孩子们特别有创造力。

我相信,如果想把好消息传给下一代,就不能用成人的教义和正式的“基督教语言”来介绍福音。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需求,靠着圣灵即兴发挥,以展示我们的信仰。

赖特(N. T. Wright)探讨了不同保守派之间解读圣经的方式(参考《圣经新探索》Surprised by Scripture 和《神话语的力量》Script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God,后者的内容更全面)。他感叹,“福音派”的经文研究“常常意味着闭关读经,而不是打开读经”。

有些人声称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圣经想告诉我们的事,赖特却认为,没有哪一代人完成了“研究和理解上帝话语”的任务。他:“每一代人都必须以当代所理解的历史为基础读经,因为每一代人都需要成长,而不是单单查考正确的答案,因而停留于一个婴孩的状态”。

与孩子们讨论神学,或与任何真实的寻求者来研究神学,都像一场现场的戏剧,要对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观众保持敏感并且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讨论到弥赛亚是否有穿内衣。

现在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一些,我却没觉得自己真正毕业了。我的墙上挂着一张文凭,但我仍然是一个学生。这部分是因为,事实证明,“做妈咪”本身就是在读神学院。

其中最棒的一件事,是看到孩子们如何将信仰融入到生活的各方各面,将生活与信仰连结起来。看着他们思考神学问题时,我得到了提醒,信仰中的奥秘是上帝的礼物,而不仅仅是理性的产物。

诚然,必定是耶稣看见了这种真诚的、全生命的门徒训练,祂才会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凯萨琳‧李(Katherine Lee)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目前正在写一本回忆录,追溯她家庭中的女性如何定义“母亲”这个身分,她的神学硕士学位大大地影响了她的想法。

翻译:思慕 / 校稿: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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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基督徒在网络上非常活跃

随着塔利班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限制增加,富有创新精神的牧师们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开展神学教育及布道。

Image: Courtesy of SAT-7

Image: Courtesy of SAT-7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 2023
A Church4Afghanistan program

自2021年8月阿富汗沦陷以来,当地的基督徒几乎无法找到能进行团契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以前就很容易。

目前生活在土耳其的帕尔文·胡赛尼(Parwin Hosseini)说:“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我想探索关于上帝的问题,却找不到地方教会。当我在国外找到了答案,我就接受了耶稣”。

出于安全因素,我更改了她的姓氏,以保护她的签证身份。

胡赛尼于马扎里沙里夫市(Mazar-i-Sharif)的一所大学毕业,在2019年离开家乡。与多数当地阿富汗人不同的是,她不是一位难民。她逃离了叔叔所安排的婚姻(对象的年龄几乎是她的两倍),取得居留权并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一位伊斯坦堡的土耳其牧师送给她一本达利语圣经,因为达利语(Dari)是她的母语。之后胡赛尼搬到安卡拉(Ankara),牧师将她介绍给一间阿富汗教会。

在阿富汗时她曾听说过这本“好书”。如今,她成为教导人们如何研读这本书的老师。

身为新成立的阿富汗圣经学院(Afghan Bible College,简称ABC)的助教,胡赛尼说:“我想要向妇女们传福音,并装备她们进入事工”。

2020年,一名韩国宣教士在土耳其创立ABC,这是一所线上学院,偶尔会有面对面的培训。该学院有10名专任讲师,其中三名有博士学位。 ABC的目标是预备下一代的阿富汗基督徒领袖——在塔利班接管以前,阿富汗有接近一万二千个基督徒。

没人知道还有多少人留在阿富汗,但至少有12人是ABC的学生。

由于美军的突然撤离,许多基督徒加入了全国性的逃难潮。在收容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的国家中,南边的巴基斯坦位居榜首,一共收容了150多万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有8名为ABC的学生)。西边的邻国伊朗和德国紧随其后(各有3名ABC的学生),土耳其则收留了十四万名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其中有20名ABC的学生)。

ABC的50名学生横跨了五个国家,胡赛尼成为其中15名女性的导师。当塔利班在2021年底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时,她们的干部比国内其他人有更高的权利。阿富汗有超过六万名妇女被140所私立大学录取

ABC目前正在寻求通过亚洲神学协会(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的认证,该协会是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的附属机构,在33个国家中共有361个会员。

然而,很少有学校像他们一样受到如此大的挑战。

ABC的创办人约翰·金(John Kim)说:“阿富汗的信徒正处于危险中,面对着逼迫。学生们渴望能学习圣经,但他们也很害怕”。

敞开的门(Open Doors)在《全球守望名单》上列出“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五十个国家”,2021年的第一名是阿富汗。在塔利班重新取得控制之前,阿富汗曾长期位居第二。这个支援受迫害基督徒的机构指出,若被人发现信奉基督教,基督徒可能会被冠上伤害家族荣誉的罪名,而被家庭成员杀害,或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胡赛尼只需面对来自家人的愤怒。然而,对于一些住在土耳其的阿富汗人来说,他们的情况惨烈得多。

沙·比比(Shaah Bibi):“他们威胁要把我们剁成肉块,然后送回阿富汗。基督教并没有(为家人)带来战争和痛苦,但他们还是这样对我们”。

Kim之前住在安卡拉,他于2017年开始植堂。五年后,阿富汗希望教会(Afghan Hope Church)共有150名会友,在土耳其各地有10个聚会点。平均每个聚会点有10到30人,并且几乎都有阿富汗牧师。

Kim说:“这是间初生的教会,但它正在成长”。

在故乡阿富汗,福音的果子更为丰硕。 ABC回报,透过线上事工,教职员工已经协助带领300名阿富汗人归向基督。学生们透过制作影片使新信徒能听到见证、敬拜和十分钟的证道,带领他们成为门徒。

但是,这些追随耶稣的阿富汗基督徒能去哪找到团契的地方?

虽然不是团契的替代品,但Church4Afghanistan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触新信徒。 SAT-7 PARS原先是服事伊朗人的一家福音卫星电视台,他们于十一月推出新节目,为秘密的家庭教会和分散各处的基督徒带来由牧师主讲的谈话性节目。

自2010年以来,达利语节目一直是这个频道的一部分,SAT-7每周都会播出两个长达ㄧ小时的节目,并即将再推出两个新的节目。 Church4Afghanistan目前是半小时长度的发展状态,很快将会有一小时的节目,与其他SAT-7频道一样,Church4Afghanistan的节目结合了传扬福音和门徒训练的材料。

但Church4Afghanistan的特点是:完全在Facebook上播出。

由于塔利班的控制,SAT-7 PARS的策画经理列扎·贾法里(Reza Jafari)说:“在阿富汗的卫星电视台非常危险,因为屋顶上的天线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因此,教会实际上存在于网路上。”

除了安全因素外,将重心放在线上也是更好的策略。

因为只有20%的阿富汗家庭有卫星电视,但在美国占领阿富汗期间, 越来越多人拥有智慧型手机,目前已占据70%的市场。同时,塔利班关闭了几十家电视和广播机构,并禁止许多外国新闻节目,例如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BBC、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等。

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使用社交媒体,但塔利班并没有像伊朗当局那样对网路进行限制。相反地,他们似乎热衷于在第二次竞选政府时利用这个媒介,发布许多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的影片,例如士兵们坐着彩色碰碰车。有一部讲述智慧型手机被没收并销毁的影片在网上盛传,但影片内容是假的。

在网上开始一个月后,Church4Afghanistan的不重复浏览纪录(Unique Pageviews)达到8000次,而且有88%来自阿富汗境内。奇怪的是,使用波斯语并以伊朗人为目标的SAT-7 PARS的Facebook页面里,来自阿富汗的浏览次数却是最多。在2022年的50万次不重复浏览纪录中,有49%来自伊朗的邻国阿富汗。

福音事工领袖们注意到 ,伊朗境内来自伊斯兰教的迫害会促进教会的发展,并且类似的迹象也能在阿富汗见到。但贾法里(Jafari)说,两国的情况也有不同之处。尽管网路受到限制,但伊朗公民只需远离公共场合,就能有更多人身自由。他继续说,伊朗的教育部门更加完善,而阿富汗的更为保守。因此,伊朗人私下有更多空间探索自己的信仰,而阿富汗社会随时会打击任何信仰上的异类。

然而,来自伊朗的证据表明,宗教逼迫越苛刻,人们就越愿意接受其他信仰选择。

出生在德黑兰(Tehran)的贾法里说:“当人们听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暴力无关,而是与爱有关时,他们会很震惊。阿富汗人迈向基督的步伐比较缓慢,但人们对基督教却越来越感兴趣”。

还有其他接触基督教的管道正在等着他们。帕米尔事工团队(Parmir Ministries)与环球电台(Trans World Radio,TWR)合作,利用AM和短波频率播放达利语波斯语的节目。 Heart4Iran则提供创伤咨询和人道主义援助。

但与此同时,当塔利班禁止妇女在国际组织工作后,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和其他大型非营利组织也暂停了在阿富汗的运作。

因此,无论是藉由广播、卫星电视还是网路,阿富汗人民只能从分散的个别基督徒那里取得帮助。阿富汗的国情只允许极少的人道相关事工。

但在散居的各处各地,福音事工仍在继续——而且往往是顺着家族的关系网。胡赛尼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个留在马扎里沙里夫市,而她的家人也开始接受她的新信仰。她的一个妹妹甚至开始自己探索基督信仰——ABC的专员也送了她一本圣经。

胡赛尼说:“(阿富汗人)信靠基督会需要点时间,但我知道上帝正在工作”。

杰森·卡斯珀(Jayson Casper)是《今日基督教》的中东特派员。

翻译:思慕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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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王怡:出于信心的不服从者

遭受逼迫的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因为信仰入狱,英文新书记录了他和其他中国教会领袖对政教关系的思考。

王怡牧师

王怡牧师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 2023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 Edits by CT

本文是王怡等著、

Hannah Nation

J. D. Tseng

编辑的英文

Faithful Disobedience

(《信仰的抗命》)一书的序言,©2022

。该书近日荣获IVP读者首选奖

。经IVP Academics

出版社许可使用。

我第⼀次⻅王怡时, 他领我到⼀间会议室, 从那⾥看出去,是市中⼼⼀片老旧而略显破败的写字楼。我们在中国⻄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那时是2011年,他的教会当时叫秋雨之福教会,后来才改名叫秋雨圣约教会。和许多没有在政府注册的教会⼀样,秋雨之福也设在写字楼⾥。这栋楼挺旧,三部电梯有时只有⼀部可以用,吭哧吭哧地开到教会所在的十九楼。我瞧了⼀眼就径直去爬楼梯。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InterVarsity Press

288 pages

$23.17

我向王怡解释说,我正在写⼀本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书(《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我去过许多农村教会,它们遍布于传统的基督教核⼼地带,比如河南省。但我觉得王怡所牧养的这种⼤型城市教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他能让我旁听主⽇崇拜,采访教会的会众吗?

王怡牧师当即就答应了我,但他提出两个条件:⼀、在教堂内不能拍照,⼆、我必须得到当事⼈的许可才可以引⽤他们的话。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秋雨之福教会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是公共机构,谁来都欢迎,教会也不会限制任何人的写作。所以如果我想参观他们的教会,那是我的权利。如果我想写点什么,那也是我这位一个⾃由人的权利。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是为了尊重到教会聚会的人的隐私,及保持主⽇崇拜的庄严性。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作。我知道我定期拜访他的教会,会带来⼀定的⻛险。我问王怡,楼下的大楼保安⼈员会不会向当局报告有个外国⼈经常进入⼤楼,⼀路爬到⼗九楼。他说,“会的。但当局没有禁⽌外国⼈参加教会。我们是公开组织,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来和我们⼀起敬拜吧。”

我们⼜聊了⼀会⼉,我发现与秋雨教会⾯临的诸多挑战相比,我这件事的影响可能微不⾜道。于是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开始定期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主⽇崇拜、访问教会的神学院、加入⼩组祷告会、与会众交谈,前前后后⽤了数百个⼩时,⼏乎所有⼈都乐意和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就这样,我开始了⼀段不寻常的宗教体验。我在加拿⼤的⼀个安立⽢教派(在美国叫圣公会)的基督教家庭⻓⼤,去教会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主⽇崇拜吸引我的主要是⾳乐,还有国王钦定版(KJV)圣经和公祷⽂⾥使⽤的莎⼠比亚式语⾔。我接触过⼀些牧师,绝⼤部分牧师的证道并不让⼈信服,教会⽣活⼏乎就只是礼拜天上午有一堂值得去参与的敬拜,其中会有关于如何活出美好生命的重要教导。

可是坐在王怡主持的主⽇崇拜中听道却全然不同。他的讲道不是那种快快讲完⼤家好去⼤厅享受咖啡甜点的类型。他讲的是字字珠矶、逻辑缜密、让人受益匪浅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道。他的讲道时间⼀般都挺⻓,讲半个⼩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多数都要讲四⼗五分钟,但却不会让人觉得⻓。他⼝中的基督教并不是⼀项义务或者例⾏公事,而是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社会不可或缺的信仰。那年他38岁,仅仅六年前(2005 年)他才信主。 所以他也是一名还走在路上的基督徒,⼀边学习圣经⼀边教导我们。

秋雨之福教会曾经在一栋写字楼的19楼聚会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秋雨之福教会曾经在一栋写字楼的19楼聚会

这篇序言不是一篇歌颂赞美王怡的文章。和中国许多未注册教会的牧者⼀样,王怡是⾃学成才,他熟读圣经,但看问题的⽅式有时候会带点教条主义。我不认同他对女性在教会担任职务的看法——他认为女性不能做⻓老,更不⽤说牧师了。他还会与意⻅相左的⼈激烈地争论,给人不是用基督徒合宜的⽅式来解决问题的印象。我觉得其他会众也有类似的担忧——有些⼈会对他的做法翻白眼,有的拿他的急躁的脾气来开玩笑。

但对我和这些会众⽽⾔,参加王怡牧养的教会是很深刻的经历。一部分原因是会众觉得这间教会的运作完全透明开放,他们可以参与进来,帮助管理。这在中国是⼀个激进的想法,因为中国人的⽣活是由他⼈——通常是中国共产党——来掌管的。

还有部分原因是王怡的个⼈魅⼒、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他的证道像是带电一样激动人心——这不是说他修辞有多么华丽,⽽是因为他能清晰深刻地解释圣经,让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能够听懂,并且感觉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他谈论⽣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并且把它们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基督教并非是“⻄⽅的”或“外国的”宗教,⽽是⼀种普世的信仰,只不过这个信仰的发源地碰巧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方。

我在《中国的灵魂》这本书⾥也记录了中国汉族⼈信奉的其他宗教,为此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与佛教徒、道教徒和⺠间宗教信徒交流。他们也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努⼒为⾃⼰的宗教的追随者提供某种道德支撑——这对许多中国⼈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社会就成为基本上是没有道德观的社会,这给很多中国⼈带来很⼤的冲击。许多这些其他宗教的领袖也有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的跟随者在他们的信息中找到了意义和价值。

但王怡(以及其他未注册的新教教会的领袖)的会众最能与他(们)心灵相通。教会的成员给了王怡最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是最好的——包括开办教会学校、神学院,组建青年团契,等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 2010 年代国家开始打压之前,新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发展得最快的宗教。

王怡很清楚他⾯临的⻛险。他知道⾃⼰随时可能被捕,但他拒绝被拖进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那种偷偷摸摸的文化里。因此,他反对使⽤“地下教会”这个词。他的教会只是⼀间与官⽅认可的“三自”教会⼀样有理由存在的教会⽽已。教会没有注册的原因是因为她选择不去注册。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说服⼒,所以在我的书⾥,我更愿意使⽤“未注册”这个词,因为它比“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的用词更准确——实际上这些教会通常也不是真地在地下聚会,或者只是⼗来个⼈(在家里聚会)的⼩组。这些教会一般都是租⽤办公楼,开办幼⼉园、神学院,甚⾄还有书店。他们是一种政治学家称之为“公民社团“的不受政府管控的团体。

不是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群体都需要面对这些未注册教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宗教群体很幸运,它们处在开放的社会中,享有宗教⾃由。还有些是国家批准的,它们在享受国家⽀持的好处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约束。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宗教群体都必须决定应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王怡和其他中国未注册教会的领袖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试着通过声明和宣⾔来给出答案,其中许多内容都收录在本书(Faithful Disobedience,《信仰的抗命》)中。

这些⽂章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处境而写,但也反映出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的信仰激增现象。宗教信仰在中国⻓期以来被封禁,但现在却迅猛增长,令当局感到困惑。国家试图拉拢一些宗教,特别是佛教和中国本⼟宗教—道教。但它们在得到国家的⽀持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另一些宗教则受到明显的打压,比如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新疆⻄部地区,伊斯兰教受到政府残酷的管控。还有⼀些宗教,例如天主教,(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谈判。⾄于新教,政府的⽬标⼀直是迫使所有教会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组织。那些拒绝接受管控的教会——如秋雨之福教会,就会面临被摧毁的结局,或者最起码教会的规模会被急剧减小。

王怡与妻子蒋蓉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王怡与妻子蒋蓉

许多在中国发⽣的争战都会影响到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的佛教国家,它试图把这一点当成在其他佛教国家的⼀种软实⼒而加以利用。它对伊斯兰教的镇压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主办的一些⼤型活动,例如 2022 年的冬季奥运会,已经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中国与梵蒂冈的谈判吸引了全球⼤约 12 亿天主教徒的⽬光。与此同时,中国对新教的打压也引起了⼴泛关注——部分由于社交媒体的原因。

在中国,政府颁发了新的法规来控制宗教。这些法规不是用来保护⼈⺠的宗教⾃由,而是用来限制宗教自由。这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存在更⼴泛的问题。理论上,法律本应该是置于统治者的旨意之上的——这叫“法治“(以法治国)。但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法律被⽤作压迫⼈⺠的⼯具——这是“法制”(以法制人)。在过去的⼗年⾥,正是这种国家控制的法律体系把⽭头对准了中国未注册的教会,导致王怡在 2018年被捕。有些⼈认为对王怡及其教会的镇压是个案,因为他太直⾔不讳了。但这些指责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是政府对所有宗教都很警惕,它们早晚都会成为管控的⽬标,⽽这正是发生在王怡和秋雨之福身上的事情。

我⼗年前⻅到王怡时,他显然知道这⼀切的⻛险。他在写作⾥经常提到被捕的可能,以及应该如何⾯对国家的逼迫。但是他的结论是要走⼀条彻底公开化的路。他的证道都有录⾳或录像,来教会的⼈——⽆论是信徒还是警察,都可以去听录⾳或看录像。秋雨之福教会的会众并没有偷偷摸摸地从后⻔溜进来,⽽是佩戴名卡,穿着正式的服装来参加主⽇崇拜。他们为来这样的教会感到⾃豪,没有半点遮掩。这是属于他们⾃⼰的教会,她就好像是国家管控之海当中的⼀个有⾃决权的⼩岛,由⼀位精⼒充沛的理想主义者带领着。

“这么公开是有⻛险的,”那天早上他这样告诉我, “但我觉得如果躲在地下,⻛险更⼤。如果我们没有⾃由的行动,我们就没有⾃由的心态。基督徒最基本的态度是我们有⾃由。你如果认为⾃⼰是个罪犯,就不会⾃由地⾏动。所以,我们努⼒去走公开化的道路。”

王怡真⼼诚意地走了那条路,直到他⽆法再走下去。现在他⾝陷囹圄,我想起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跟妻⼦蒋蓉的⼀段对话,在其中他提到如果他被抓了她该怎么办。 他是这样写的:

“我还是传道⼈,你还是师⺟。昨天以福⾳为⽣,明天还是以福⾳为⽣。因为召我们的,既是昨天的神,⼜是明天的神。”

翻译:小灵,校对:JDT

Ian Johnson (张彦)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知名作家、记者,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

Books

“靠近我一点。”

约瑟对苦害他的兄长们的反应邀请我们重新衡量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 Pexels

编者按:以下是《今日基督教》第二届(2022年)多语言国际征文比赛的中文第一名获奖文章。
去年,我们宣布为用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写作的基督徒举办一个征文比赛。中文的征文比赛得到很多读者回应,收到来自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肯尼亚和美国等地的27篇参赛文章。我们深深感谢所有以宝贵的文章投稿支持这个比赛的作者。
收到的文章由我们每种语言的编辑团队仔细审查,然后由一个评委团队进行匿名评估。以下是三位评委的简介:
* 陈凤翔(台湾):编辑、神学院讲师、作家。拥有信义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台湾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台湾神学院旧约神学博士进修中。台湾“信望爱”网站主编。
* 安平(美国):新媒体牧师、制作人、出版人。美国“普世佳音”机构中文部主任。
* 陆尊恩(美国/台湾):传道人、培训教师。拥有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道硕学位,目前正在完成神学博士学位的学习。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副主任。
今天,我们很高兴与我们的中文和英文读者分享中文第一名获奖文章。恭喜获奖作者蔡盛勇!
更多关于此次征文比赛其它语种的获奖文章的信息请见这个英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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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靠近我一点。”他们就近前来。(创45:4)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却是一个复和的行动。

约瑟,作为一位被害者,向他的兄弟们——施害者,提出一个普通的行动。对于一个曾经被伤害的人,有不幸的过去、沉郁的心理、纠结的情绪等积淀。被伤害者约瑟不断面对生命中的悲哀,如今位处高位、权倾朝野、飞黄腾达,重新面对施害者们,绝对可以轻易报复他的兄弟们,以平衡自己心理和现实上的伤害。可是,他却选择向兄弟们自白,既感恩神的奇妙安排,也安抚兄弟们的复杂情感。

“靠近我一点。”这句话可能也是被伤害者约瑟一直的阴影。在约瑟幼年时,他年少无知,当神报给他异梦,他就主动靠近兄弟们,诚实地告诉异梦的内容,却招来兄弟们妒忌。后来,父亲雅各要约瑟去找兄弟们,他也顺服地出去,满心欢喜地想靠近兄弟们。可是,兄弟们靠近约瑟的结果,却是要杀死他、卖走他。靠近,就是约瑟的最大伤害。

对于兄弟们,靠近约瑟是他们的心魔。所以,当他们被约瑟关在监里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弟身上实在犯了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痛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创42:21)这一次的靠近,令他们勾起当年靠近少年约瑟的恶毒计谋,以致想到这是神施予他们的报应。

施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从来都是复杂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欲断难断。施害者好像是拥有权力的一方,去压制无权力的一方。被害者好像受压者,被加压者欺凌。可是,施害者可能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懦弱,所以作出欺压及伤害的行为,而不一定只是强暴、横蛮的表现。施害者可能是想靠近受害者多一点,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法,以致形成伤害。

家庭关系破裂,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常出现的不幸情形。其中,“手足不和”在现今家庭普遍存在,兄弟阋墙、子女争产等也有新闻报导。日本有一位11岁女生把与弟妹日常争吵的情况,变成暑期功课的题目:“兄弟姊妹为甚么吵架?”以自己、8岁弟弟、5岁妹妹、3岁弟弟为研究对象,竟然录得10天发生了100场争执。子女间的争执,每天发生,积怨日深。可是,调解者却很难介入,厘清对错;施害者和被害者亦是一种互动关系,随时置换。

以上的情况让我们看见亲密而靠近的关系,最终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个别性格差异、父母管教偏侧、成长年龄不同、处事能力高低等,都可能是原因。例如有一个案例,是两兄弟个性不同,由于父亲得了失智症,所以需要商量照料的责任。弟弟一向做事优异,长年在外国生活,认为哥哥性格自卑无主见,所以自愿承担更多责任。可是,哥哥却不配合,弟弟因而感到挫折。在兄弟接受咨商后,弟弟发现哥哥原来已能独当一面,甚至认为”弟弟不尊重人”。后来,两兄弟敞开沟通,合作照顾父亲,才重新互相了解。一次机会,令长期分歧,得到疏解。

兄弟相争、夫妻相害、父子相残,我们时有所闻,圣经也有记载。家庭是应该予人安全、舒适、自由的关系,却最终导致惶恐、无助、禁锢的关系。被害者现今可以寻求机构、教会等支援,在身、心、灵上得着合适的辅导和帮助。施害者若自我醒觉,也同样可以有相应的引导和扶助。这都是疏解这段纠结关系的合适方法和途径,逐渐步向复和。

然而,人心才是问题的症结。当约瑟回望自己一生的际遇,认识和经历受害都是源自神的安排,他内心里的阴影就褪去,情绪上的郁闷也释怀,使他可以走出被害者的桎梏,重新以正常人的心态说出:”请靠近我一点”,向弟兄们伸出复和的橄榄枝。当被害者竟然能够安然地向施害者传递复和的讯号,就令施害者突然醒悟自己过往的错误。于是,施害者也愿意向前靠近一点。

复和,是修补破裂关系的起点,是止息强暴关系的终点。这并非世人“以暴易暴”的想法,乃是圣经“以善胜恶”(罗12:21)的道理。

蔡盛勇,从事基督教机构编辑逾十年,编校书刊数十本。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硕士、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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