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是纽约市的一位牧师，他牧养城市里的职青及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以自身的榜样教导他们——即使在一个看似没有盼望的城市，美好的基督徒见证也能赢得人们的心，让人们对福音感兴趣。凯勒与胰腺癌搏斗三年后于周五逝世，享年72岁。

凯勒在曼哈顿建立了一间改革宗福音派教会、创建了一个植堂事工网络、共同创立了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并写了多本关于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畅销书。

无论走到哪里，凯勒的讲道都离不开罪及恩典。

“福音就是这样，”凯勒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们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们想要相信的还要多，但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爱和接纳也比我们敢于希望的还要多。”

凯勒经常被人指控——尤其在后面的几年里——指控他与这个世界的文化妥协。他既拒绝用文化战争来抵抗世俗化，也拒绝以“碾压自由派”的方式布道。人们指责他过于强调教会要与世界连结，是为了被社会接纳以致于淡化甚至背叛基督教的真理。

但在凯勒的讲道和教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偶像崇拜。凯勒坚持认为，人们是破碎的，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明白只有耶稣才能真正修复他们。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满足人最深的渴望。

在他位于曼哈顿的教会讲台上，凯勒告诉这个国家的文化精英们，他们崇拜着假神。

在2009年的一次讲道中他说：“我们都想觉得自己是很美好的。我们想感觉到被爱。我们想感觉到活着的意义⋯⋯这是我们如此努力工作的原因。而这就是罪的根源。”

凯勒向《纽约》杂志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于罪的古老信息。但是当许多人听到“罪”的时候，他们只想到性、毒品或偷窃之类的罪。然而，对于凯勒试图以福音触及的现代创新阶层菁英而言，他们被许多更有害的罪——那些试图取代上帝的爱的罪——所深深影响着。

“与世界有连结”的目的是要辨认出那些辖制着人们灵魂的偶像。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住在曼哈顿的人们“一生都生活在父母、音乐老师、教练、教授和老板的影响下，不断告诉他们要做得更好、更出色、更努力”，凯勒于2021年反思道。“听到上帝透过耶稣的生命和死亡满足了祂对公义的要求，并且祂对任何相信祂的公义的人再无谴责——是极为美好且自由的信息。”

凯勒就读于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时听到了这个信息。他于1950年9月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敦（Allentown），父母是威廉和路易丝·克莱门特·凯勒（William and Louise Clemente Keller）。他们家在一间路德教会聚会。小时候的凯勒参加了两年的坚信礼课程，但他在那里主要学到的课题是：宗教就是劝人为善。

1968年，凯勒上了大学，加入校园基督徒团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他加入的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基督徒似乎很关心民权运动。但凯勒很快就相信基督教是真实的，并大量的阅读英国福音派的书籍，特别是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布鲁斯博士（F. F. Bruce）及鲁益师（C.S. Lewis）的作品。

在晚年，凯勒喜欢称鲁益师为他的守护圣徒，并引用鲁益师所说的“信基督教的理由”（编按：鲁益师曾说：“信基督教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基督教是真的”）。

1972年毕业后，凯勒去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凯西·克里斯蒂（Kathy Krist）的同学。凯西是因着阅读鲁益师的著作而信主的，并且与鲁益师通信直到他过世（那一年她13岁）。凯勒与凯西相爱，并在1975年毕业前夕结婚。

凯勒在美国长老会（PCA）被按立，这个教派1973年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成立，旗下有约300个教会。凯勒接受了维吉尼亚州霍普韦尔镇（Hopewell）一间教会的呼召。霍普韦尔是里士满（Richmond）南边的一个小镇，位于一座联邦监狱和詹姆斯河（James River）之间，詹姆斯河被霍普韦尔所生产的Kepone杀虫剂所污染。

身为一位年仅24岁的新牧师，凯勒从错误中不断学习。

他告诉《世界》杂志，“和其他人一样，我的讲道太长了，我的牧养方式对一些人来说不管用——我有时候太直接，有时又不够直接。我曾开办过没人感兴趣的事工项目。但由于会众是如此支持及爱护我，我犯下这些错误时，没有人攻击我。”

凯勒学会缩短他的讲道，不推出教会不需要的事工项目。更重要的是，他学会如何将他的牧养工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凯勒说：“我学会了不把事工建立在领导魅力（反正我也没有）或讲道技巧（早期没有那么多）上，而是建立在对人的牧养和在我犯错时的悔改上。⋯⋯在一个小镇里，如果人们信任你——你的品格——他们就会跟随你，而这种信任必须建立在个人关系上。”

九年后，凯勒离开维吉尼亚，回到宾州。他在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实用神学（Practical Theology），专注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执事的事奉。

他还开始为PCA工作，帮助该教派的建堂工作。但是，当他在1989年试图招募人一同在纽约市建立教会时，他失败了。

他所接触的每个人都拒绝了他。他们都说这是个坏主意。

凯勒后来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曼哈顿是怀疑论者、批评家和愤世嫉俗者的天下。中产阶级通常是教会的主要市场，但因为犯罪率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中产阶级正在逃离这个城市。”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逃离。白人逃离后留下了许多充满活力的城市教会，转服事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社区。这座城市还吸引了年轻的白人——这些雄心勃勃、受过高等教育、有抱负的世界领导人——他们比其他人更不可能去教会，或相信基督教能带来什么好处。

凯勒和他的妻子在曼哈顿建立了救赎主基督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以接触这些年轻人为目标而开始事奉。

凯勒回顾40岁时刚搬到纽约市的感受，并想着来自全国各地多少年轻人有和他一样的经历。

“首先，你被那些和你相似的人轰炸着，只是他们更优秀，”凯勒说。“你可能是德克萨斯州《热咖啡》店最好的小提琴手，然后你在宾州车站下了火车，让你惊恐的是，外面有人拉着小提琴乞讨，而且她拉得比你好。这让你深陷其中，不断地练习、练习、再练习。”

凯勒说，发生在纽约新移民身上的第二件事是，他们被一种他们在大都市以外无法体验到的多样性所冲击。新来的人每天都被那些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包围着。

“这个事实让你为了梦想拼命提出比以前更好的想法，或是让你把新的想法融进自己原有的想法里，”他说。

在教会里，凯勒两者都做了。凯勒使命的核心和他的信息与他在霍普韦尔时一样，但他和工作人员也努力将其转化适应不同的文化处境。他们的主要理念是“教会遵循旧法不会成功”，并一再强调“先例不能代表什么”。

教会在其第一个十年中看到了成功的影子。直至1989年底前，正常出席的人数约为250人。1990年秋天，教会吸引了600人，包括一些对凯勒讲道的内容感兴趣的非信徒。

凯勒带领的救赎主基督长老教会在2001年恐怖攻击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后，戏剧性的受到全国的关注。

事件发生的那个周日，有超过5000人来到凯勒的教会。因为教会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凯勒答应会有第二堂礼拜。有数百人回来参加第二堂礼拜。当纽约恢复到接近正常的状态时，救赎主教会的每周出席人数增加了约800人。

凯勒和救赎主的工作人员开始帮助其他想在大城市环境下建立教会的人。到2006年之前，救赎主在PCA内有16个子教会，并已帮助来自不同教派共约50个教会在纽约市起步。

凯勒还指导不同大城市的牧师如何在他们的城市里将福音处境化，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牧师都有。

几年后，凯勒出版了一部护教学著作：《我为什么相信？》（简体字版书名《为何是他》），该书认真对待所有对上帝的质疑，试图向怀疑论者分享他们自身“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并详述历史上基督徒在质疑的路上曾走过的路径。

凯勒与当时最盛行的信仰批评家——“新无神论者（New Atheists）”进行了交流，并借鉴了众多思想家的观点，为信仰的合理性提出依据，包括鲁益师和神学家N.T.赖特，以及哲学家索伦·奥贝·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以及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安·莱丝（Anne Rice）。

《我为什么相信？》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七，并为凯勒赢得了当时一些最菁英的文化场所的听众。凯勒在Google发表了关于信仰的演讲，并接受Big Think的采访。Big Think是一个新兴的网站，策划与“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大胆的想法”之间的对话。

凯勒当时成为许多福音派人士在文化参与上的榜样。他的方法尤其受到深感“文化战争”已深深伤害基督徒在世上的见证的基督徒的欢迎。文化战争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基督徒行为模式：对郊区（中产阶级式的生活）的强烈认同感、教会内的政治动员，以及强烈的反智主义。

一位《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写道，“50年后，如果福音派基督徒以其对城市的热爱、对怜悯和正义的承诺以及对邻舍的爱而广为世界所知，提摩太·凯勒会以身为新城市基督徒的先驱而被人铭记。”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愿景。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卡尔·楚门(Carl Trueman)不同意凯勒对城市的热爱以及他对可以接触到城市里的人的乐观态度。楚门写道：“对我来说，城市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唯一目的是为像我这样的乡下人提供一个偶尔去看戏的地方。⋯⋯而且我绝对不是像他那样乐观的改革主义者——相信我，事情只会越来越糟而已。”

凯勒也面临着不太友好的批评。一些人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高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为基督徒受众重新包装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特别厉害”。

当凯勒认为正统的基督徒不应拥护美国两党制中任一个政党时，有人说他深深误解了文化被改变的方式。他们认为，在一个已经对基督教真理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美好的见证人”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First Things的编辑詹姆斯·R·伍德（James R. Wood）曾经非常支持凯勒，他送给他的伴郎凯勒的最新著作。当他和妻子养了一只狗时，他们以这位纽约牧师的名字给它命名。

但在2016年的选举中，伍德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伍德写道：“当我观察到我们周围文化的氛围改变时，我不再那么有自信，认为我从凯勒那里学到的传福音样本能为现在这个文化性及政治性的时刻提供足够的指导。很多和我一样的前粉丝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若传道人希望透过将冒犯度降到最低来使人愿意聆听福音，也许会掩盖住我们在政治（决策）的时刻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年来，凯勒有对一些批评作出回应，但多数的情况下他似乎不会对批评感到不安。他继续牧养着在曼哈顿的会众，直到66岁时卸任。

尔后，凯勒继续服事于他的教会建堂事工网络“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在各地演讲及写作。

2020年，凯勒宣布他患有胰腺癌。在他接受密集治疗的同时，凯勒身为一个牧师，持续发表着关于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演讲和文章。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再次向人们谈论罪和恩典。

他不断要求人们去思考，自己在活着及死亡之时最深的渴望是如何指向基督的。

“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发生过，”凯勒告诉《纽约时报》，“在世界终末的那一天，上帝会纠正世上所有一切的错误。苦难会消失。邪恶会消失。死亡会消失。衰老会消失。胰腺癌也会消失。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发生过，所有的赌注都不存在。但如果它真实的发生过，这个世界就充满盼望。”

凯勒的妻子凯西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大卫、迈克尔和乔纳森仍然在世。

翻译：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