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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偶像:当政治取代了灵命塑造

基督徒的灵命塑造才是公民社会复兴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0,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有许多选民是出于“觉得另一个阵营会欺负自己”的想法而出来投票。

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University of Chicago's Institute of Politics)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有相同比例的民主党(74%)和共和党(73%)支持者认为,另一个党的支持者“普遍 都是霸凌加害者,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强加在不同意见的人身上”。

同样的,两党中都有很高比例的美国人认为对方阵营“通常不会说真话,并且喜欢散播假信息。”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些社会科学家所称呼的“政治宗派主义”——也就是一种由“厌恶感、道德主义、将人们‘他者化’的想法”所组成的有毒鸡尾酒,而这种心态对民主 制度会构成重大威胁。

宗派主义之所以对民主构成威胁,是因为只有在一个“公民关心并思考关于自己以外的人的文化中”,民主体制下的自治才有意义。 然而,根据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美国选民认为公职人员是为了增进自己的个人利益才寻求公职的。

更深层的危险在此:政治宗派主义及其所倡导的文化助长了一种破坏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想像。 有毒的政治能完全改变一个人,连带影响他们与人的关系和生活实践。 有毒的政治甚至会带来灵命的伤害。 我们的公民文化不仅会影响国家的管理,还会不断扩大对社会和人们情感领域的影响。

我们也会面对我们的公民文化对我们的神学所提出的要求及影响。

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主日,我的牧师大卫·汉克(David Hanke)在布道中分享了巴纳研究(Barna)的以下两个统计数据:第一,有57%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有权利透过暴力的方式保护自己。第二,11%的基督徒认为耶稣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千百年来,基督徒不断在争论第一点。 然而,第二点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

那天早上,汉克对我们说:“这不仅是关于暴力的问题,也是关于任何事的问题。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却认为耶稣不会同意你的观点,那么就有问题了 。如果我们都能承认我们有多爱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的文化就不会变得如此暴力。事实上,我们现在很难分辨究竟暴力在哪些方面有必要之处,因为我们太喜欢它、 已经爱上它了。”

提出“政治宗派主义”概念的社会科学家也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写道:“过去几十年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越来越蔑视对方的党派,而且蔑视的程度差不多。然而,直到最近,这种厌恶感才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支持的党派的 喜爱⋯⋯‘更讨厌哪ㄧ党’如今已比‘更喜欢哪ㄧ党’成为更好预测投票结果的指标。”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这点。

对其他政党的仇恨已变得比对某个党的热爱更强大了。 如今有许多选民宁愿放弃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意味着他们会错过伤害对手的机会。 我们失去了以助人为乐的政治的想像力,转而相信一种能合理地伤害他人的政治逻辑。 我们告诉自己,游戏就是这样玩的。 如果我们不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会这样对我们。

但,耶稣会同意吗?

尽管我们过去曾犯错及失望,我仍坚信我们拥有能书写一个不同的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首先,尽管政治宗派主义正在兴起,许多美国人(包括基督徒)也正在与这种反社会的思想模式搏斗。 他们主要是透过地方参与,而不是透过国家政治。 他们透过行动来改变,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手段。 他们这样做是为着具体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抽象的文化变革。我们需要将这些实际的基督教行动(及其背后的资源)与那些主宰我们政治生活的扭曲的叙事连结在一起。

其次,基督教信仰为打击政治宗派主义和其他许多困扰我们的政治问题提供丰富的资源,但我们必须将这些资源与我们的公共生活和政治联系起来——基督徒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要“仁慈、 温柔和喜乐”。但确实还有许多人需要被说服,使他们相信选择走耶稣的道路也能胜任政治任务。这些基督徒需要相信,公共领域也是基督徒展现信实地爱邻舍、爱仇敌的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每项政策都变成宗教教条。 恰恰相反! 基督徒能为我们的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关心政治,但不把它当作偶像,然后提醒我们周围的人,政治决策很少是单一简单的教条问题——视我们的法规为若不属基督教,就是属世界的——更多的时候,公民法律关乎的是需谨慎处理的问题。

即使无法将公民法律归结为我们自己持守的教义,我们也应追求对上帝、对邻舍的信实服事。

第三,这种信实可以以服事我们的社区和国家来展现。 多数的美国人都不喜欢政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们已筋疲力尽,无法反击或建立新的东西。 但我们的人民其实比我们以为的更愿意接受那些能做出真正贡献的公共领袖,而不是那些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并攫取权力的领袖。正是在像如今这样的时刻——当一切似乎充满争议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能有什么可以为美国公众补上的,投身于此就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事了。 而我们确实拥有我们能为世俗社会添加的事。

这些信念正是基督教与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成立的基础,该中心是我与我们的董事会和员工本周在美国首都成立的一个新的无党派机构。我们的使命是为基督教资源在公共领域的可信度和为着公共利益奋斗。 我们透过两项并行的工作来推进这项使命:公民影响力和灵命塑造。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领袖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失调的问题没有灵丹妙药,我们应该对那些所谓“快速的”解决方案持警醒态度(例如:xxx选上总统就能马上彻底改变美国/我们生活的现状)。 我们需要许多不同的领袖、机构、教会和基督徒之间相互鼓励、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信实于上帝、以爱来服事大众的基本愿景。 这个愿景不仅仅是我们机构愿景的关键,也是基督身体的关键。

当我们审视我们的公共生活,看到帕克·帕尔默(Parker J. Palmer)所说的“服事心碎者的政治”时,我们需要有同理心。 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人感到人生被干扰且无助。 是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

我渴望能有更多的工人。

魏乐德(Dallas Willard)将喜乐定义为“普遍而持续的幸福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说,我们的政治充满普遍且持续的幸福感? 有多少人会说,我们为自己的政治带来喜乐的精神?

如今,我们社会上最大声的声音是敦促人们分裂和相互排斥的声音。 他们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充满冲突,政治是我们发泄怨气和仇恨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大声喧哗,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威胁、感到脆弱。 他们认为自己的福祉始终处于危险不安的状态。 他们的愤怒反映的是信心和信念的缺乏,而不是信心和信念的丰盈。

但政治需要的是充满喜乐且有自信的人,这些人并不从政治——而是从耶稣里面寻求安全感。 我们可以打破政治的恶性循环。 我们有一种更好的故事能说。 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生命讲述这样的故事。

麦可·维尔(Michael Wear)是基督教与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的总裁兼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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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自由正在缩减,一位基督教媒体编辑解释他为何留下

在香港政府通过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后,基督教新闻报导变得更加重要。

《时代论坛》的报导

《时代论坛》的报导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Newspaper Courtesy of Lo Man Wai

编按:香港官员于本周二一致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该法规可能会将犯下政治罪(如叛国罪或境外势力干涉)的人终身监禁。

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必须制定国家安全法,但由于担心该法会限制自由,香港人过去曾对此法提出抗议。 现在,由于香港议会支持北京的意见,该法案以创纪录的速度通过。

香港最高领导人李家超(John Lee)表示,香港需要新的法规来弥补北京在2020年强加给香港的现行国家安全法中的漏洞。 称赞该法的通过是“香港人等待了26年的历史性时刻。”

包括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和美国参议员马可罗·鲁比奥(Marco Rubio)在内的77位来自各国的议员和公众人物联合发表声明,谴责第23条立法,称其“公然违反 ”香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国际人权法。

虽然已有许多香港人离开这座城市,但也有一些人决定留下来,例如《时代论坛》总编辑罗民威。 在香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刻,他在《时代论坛》写下他在香港的工作经历。

首部国家安全法实施四年以来,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多几十年来为这座城市奉献的市民,包括著名的民主运动家、记者、舆论领袖、社会工作者和政治家,都从公共领域消失了。有些人被拘留,有些人流亡海外。 还有一些人留在香港,但被禁止公开发言。

曾经以自由著称的香港,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排名已跌至末端。 公民社会里弥漫着的恐惧感导致公民开始自我审查。支持民主的报纸和网站纷纷关闭,支持民主的报纸和网站纷纷关闭,记者在社群媒体上开设自己的新闻频道。尽管政府不愿承认,但这座城市目前正经历严重的人才流失

所以,我还在香港经营基督教新闻平台做什么呢?

《时代论坛》创刊于1987年,是一份小型的周报。 透过新闻报导、特写、观点和灵修文章,我们以基督徒的视角回应社会议题,并展现不同宗派和神学背景的基督徒之间的讨论。《时代论坛》与香港其他基督教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新闻报导。

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的使命更加有必要性,因为威权政府很容易忽视弱者和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再加上,基督徒需要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感受到香港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多作者和消息来源宁愿匿名发表文章。 由于人们需要自我审查,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们的读者分享心底观点的基督徒。

教会同样面临独特的挑战。 香港有许多教会与中国大陆的教会有着历史上、教派上和社会上的连结。大陆迫害基督徒的故事——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逮捕与暴力,至2014年拆除十字架——让香港教会了解到未来自身的宗教自由状况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随着会友教牧人员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和其他国家,香港的地方教会也经历到人才流失。 由于会众人数减少,加上香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危机,教会面临资金日益短缺的问题。这些都是《时代论坛》持续报导的重要趋势和故事。

虽然我们的读者继续透过订阅和捐款来支持我们,但我们的广告收入却有所波动。 基督教机构、教会和基督教地方社区成员是我们的主要广告客户。在政治变化后的几年里,由于许多教会和机构需要填补移居国外者留下的空缺,招聘广告的数量激增。2023年下半年,共有222间教会在我们的网站和宗派网站上发布职缺广告。

但最近几个月,招聘广告的数量正在下降。 我们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尽管香港目前正面临股价房价出口下滑的经济颓势。

为我们自己的媒体网站招募工作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我们发布招聘资讯时,只有少数人应征。 而在过去,许多人愿意以实习生、志工记者或摄影记者的身分为我们工作。 虽然《时代论坛》还没有像一些地方教会那样,出现多达一半的会众离开的大规模外流现象,但要找到能够承担我们目前繁重工作量的员工仍然很困难。

我不会怪那些离开香港的人,尤其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正在崩溃。 离开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然而,人可以走,教会却不能走。 香港仍有人需要听到福音,需要知道福音能满足他们灵命上、情感上和物质上的需要。 香港的基督徒群体仍需要能了解当前实况的讯息,并做出明智的判断。 确实,基督教媒体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一个越趋威权的社会里,弱者和没有权力的人的声音越来越被轻视、忽视或压制。 像我们这样的独立媒体可以为这些声音提供一个平台,即使我们自己也要承担风险。 为了能继续出版,我们必须确保不触及政府的“红线”,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条红线在哪里。 即使是简单的编辑决定,我们也需要认真计算是否值得冒险。 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发表。

例如,2021年,也就是上一部国家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香港政府计划要求所有市民在手机上安装COVID-19联络人追踪app,每次进入公共场所都必须出示该app。 但对于买不起智慧型手机的穷人或街友来说,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使他们无法进入厕所、医院和市场等必要的公共设施。

服务这类人群的机构对法规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但他们担心,根据新法律,他们可能会因为讨论公共事务而受到惩罚。 公开批评政府的措施会触及红线吗? 尽管如此,一家基督教非营利组织还是决定采访一些会受到该措施影响的人,并将录音上传到社群媒体上。

《时代论坛》和其他几家地方媒体决定报导此事,即使要面对风险。 不久之后,政府修改了这项措施。 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可以向社工申请函件,让他们能以手写方式在公共场所入口登记个人资料。 香港政府并未提及他们是否因为公众的反对而做出改变,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报导是否有效。 但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编辑部曾多次面临像这样的讨论。 有时我们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当我们决定冒险时,有时我们能看到因着我们的报导而带来的变化,但更常是看不到任何变化。

身为香港的基督徒记者,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识别力。 我们希望更多人关心穷人、弱者、病人、无家可归者和监狱中的人,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31-46告诉我们要做的那样。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做到这一切,但我们盼望主能使用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微小工作来实现祂的心意。

香港的处境愈来愈收紧。 政府刚通过禁止叛国、煽动叛乱、叛乱、间谍和与境外势力合作的法律,该法律将于3月23日生效。 2003年,一项类似的提案曾引发50 万人的和平示威,导致该法的立法进程中止。

但这一次,由于自四年前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对抗议活动的严厉惩罚,没有发生抗议活动。 政府如今声称,有99%对新法提出意见的人都表示认同

最近有一项调查发现,香港人认为香港的宗教自由度高于平均水平,但同时认为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略低于平均水平(示威自由最低)。然而,宗教自由并不独立于其他自由。 我们不确定第23条法规生效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宗教自由度会维持不变吗? 地方教会还能与海外教会共建团契吗? 新闻媒体是否还有坚持新闻价值的空间? 红线会在哪里?

请为香港祷告。 我们也需要您为《时代论坛》祷告,使我们能继续忠心地服事这里的基督徒群体,为他们提供真相,并以文字记录我们深爱的城市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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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不) 谈论“基督教民族主义”

这个词越来越无用处——既对普通基督徒不公平,却又太柔弱,不足以谴责我们之中传扬着的“另一种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几年前,改革宗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下了一个实用的定义。他指出,在学术环境中,原教旨主义者基本上是个污辱人的词,有点类似⋯⋯(普兰丁格用了一个我不能写在这里的词)我举个例子吧,类似“蠢蛋”。

当然,除了羞辱人的意思外,普兰丁格认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意思是,“从神学角度来说,我和我的开明朋友们相当偏右”。 因此,学者、记者和许多基督徒开始用这个词来形容所有“神学观点跟自己相较之下,相当偏右的蠢蛋”。 但由于总是有人比自己更靠右边,所以“蠢蛋、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的定义基本上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参考物,但反正说的绝对不是我自己。

如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评价“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 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实质内容,变成相对性的词。 几乎在所有谈话中,这个词跟“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除了指那些“政见与我大相径庭的蠢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意思了。 “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几乎可以贴在任何事上:也许它指控的人是个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许它指的是ㄧ个非常关心堕胎及税收议题、终身支持共和党的人。

最近,一些有想法、有善意的人努力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定义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汇。 但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淘汰它,再也不提到它。 虽然它曾经对特定群体和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了;这个词汇剩下的只有面红耳赤的争论,没有光。 甚至多数时候,这个词汇都是被用于诽谤他人,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人们使用这个词来与人划清界限。

确实,有时我们需要的正是界线。 我不会给优生论者或否认犹太大屠杀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公平的听证会。 但这些都是边缘极端的情况,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讨论的本质是粗暴的、多元的,偶尔会令人不舒服。我们需要倾听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尤其当我们不同的程度很深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致力于热情待人和爱敌人的基督徒,我们倾听的意愿应该要更强烈。

此外,所有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反对者”——那些没有鲁莽地把这标签贴在所有比自己右边一点的蠢蛋身上的人——对这个词汇都有合理的担忧。 我认为有至少五点担忧。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往往带有一个修饰词:白人。

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抨击,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但请注意它令人担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种族主义。任何透过社会地位提升或透过政治特权使一个种族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来作为其定义的政治运动,都值得我们谴责,无可辩驳。

其次,反对者对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径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2021 年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典型例子。

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不愿意遵守规则。 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拒绝接受政治上的失败。有时,它意味着诉诸暴力。 除了基督徒出于公义的理由而参与的无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外,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展现形式应被所有基督徒谴责(罗马书第12-13章皆与此有关)。 在美国首都发动宗教政变的想法应在萌生之际就被基督徒斩断。

第三,批评者通常担心的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阴谋论和煽动恐惧。

小说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认为,恐惧“不是基督徒的思考习惯”。 她说得没错。 基督徒可以合理地辩论这个世界和我们国家的现状,但我们无法合理地辩论基督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或再临的盼望(提多书2:11-15)。 即使我们最恐惧的事情成真了——我们被某个禁止我们敬拜上帝的政权征服,和教会历史上以及今日许多基督徒的处境一样——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的:数算代价, 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至髑髅地。

第四,ㄧ些倡导要“把美国基督教化”的人似乎为非基督徒预设了一种次等公民的地位

此时,那些恐惧被穆斯林或世俗世界“奴役”的基督徒试图扭转局势,反身让基督徒身份成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 有时,他们会把圣经包装成一种管理文件,与宪法同等地位,或什至取代宪法。我承认,我怀疑是否真有大量的美国人真心希望这种事成真,就像我尚未遇到一个真的支持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人一样。 如果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学者将他们的抨击范围局限在这类支持神权统治的人身上,他们的目标便是正确的——只是我怀疑这样的目标会小很多。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评者非常正确地反对将上述几点——种族主义、不守法规、制造恐惧、不公义的行为——披上基督教信仰的语言和符号的外衣( 宣称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教教义”)。

这种将基督降低至自己在世俗生活得到益处的手段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腓1:15-18)。 这种做法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基督的名;这种做法宣称基督是所有人必须服从的主,同时却把祂的生命样式和教导放在一边。 它将圣灵所结的果子视为软弱无能,却将肉体的作为——敌意、纷争、忿怒、不和、放荡和党派纷争——视为策略资产(加5:19-23)。

如果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内容仅仅包含以上这五个问题——成为“对福音的罪恶扭曲”这种行为的代名词,我可能不会建议我们取消这个词。 但还有一些与上述无关、不应该被归类在基督教民族主义之下的正当政治参与。

以下是应该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脱钩的六种信仰实践。

1. 将上帝带入政治之中。 这一点我们能容易做到。 在美国,我们欢迎所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将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带入公共领域。 没有人需要假装。 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将信仰带入民主辩论及对话的舞台上,在道德上、神学上或宪法上都没有错。

2. 将政治带入教会里。 这一点比较棘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福音所公开宣称的内容与圣所围墙外的世界有关。 这些主张涉及基督对万国的主权统治,以及祂对穷人、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爱及关怀(路加福音6:20-26;马太福音25:31-46)。 对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敬拜永远不可能真正与政治脱离——即使是艾美许派的分离主义和其他和平派教会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动。

3. 支持基督徒候选人竞选公职。 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比渴望在民主集会中拥有代表权更自然的事了。 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希望投票给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的人,这种倾向并不值得担心。 有些基督徒只投票给基督徒同胞,这可能是不明智的——若这已经变成不容商量的标准,我觉得很不明智——但这还不至于上升到政治病态的程度。

4. 相信上帝带领着美国。 从微观的意义上讲,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上帝的权柄超越世上所有君王),而当无特定宗教背景的媒体对“天意”等相关的词汇反应过度时,单纯只是他们反应过度。 但确实有许多基督徒赞同一种更强烈的说法:他们说美国是世界之光,是那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在上帝对世界的计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但我希望基督徒同胞放弃这种信念。 这个信念所宣称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种宣称忽视了教会的存在、忘记了以色列的教训(罗11:1-2, 28-29)、过度将目光聚集在一个国家身上,而这个国家 和其他国家一样,终有一天会消逝(赛40:15;马太福音24:35)。 然而,实在没有什么比美国例外论还更美国的想法了。 从建国开始,这种信念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往往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意见相左的基督徒通常不是激进的右派分子,而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人(尤其以老一辈移民的标准来看),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不应被以如此贬义的方式贴上标签。

5. 相信美国“是”或“应该是”基督教国家。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所记录的,与美国例外论一样,不正式的形容“属于基督教的美国”的概念也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之中。 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最近在《第一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教文化一直是美国的共识基础”,而这一基础在今天既可以恢复,也应该恢复 。

霍利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 但他的论点并非在呼吁基督教神权统治,甚至不是呼吁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国家教会,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主张“属于基督教的美国”是合理的公共讨论范围。 它与主张“美国应是世俗的”的论点一样,都是美国式的。 这两种公共讨论的意见都值得一听。 两者都不荒谬,也不应被轻视。

6. 怀疑自由主义、民主或美国秩序。 好了,这一点是极大的症结所在。 也许特别有爱心的读者可以接受前五点,认为这是美国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不极端的观点。 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公开表示不支持自由,对民主持怀疑态度,或对整个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架构持不确定的态度。 难道他们这种想法没有太越界吗? 这种人不危险吗?难道我们不应用特殊的词汇来形容“这类人”,并且这个词应该要能强烈地表达我们的不赞同吗?

也许吧。 但请听我分享我的理由。

基督徒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是以一种近视的“历史终结”的心态来进行的。 它无视基督教大部分的历史,并视自由民主为人类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最终形式”。 在这种观点看来,我们正处于漫长进步过程的最后阶段。 我们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只能保持自己的卓越。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 教会能够并且将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存活,历史的终结不是21世纪初的美国,而是基督的再来。 政治更迭、政府兴衰、地图重绘,在耶稣再次显现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历史已经终结。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值得珍惜或保护的东西。 但是,把现在的情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最好被冻结在琥珀中,这在神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的结果是什么? 基督徒可以质疑任何事。 我们可以自由地对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有时,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 但通常情况下,对既定秩序持怀疑态度的基督徒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错过的东西。 多萝西·戴(Dorothy Day)、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康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都曾对一些现代思潮打上问号:自由主义、民主、人权、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核心家庭、数位科技、美国 帝国——无论哪一个,他们都曾将其置于被告席上,对其进行质疑。 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人不再支持我们了。 但有时,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此,“怀疑民主”也不应被诋毁为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 至于我在最前面所形容的五种病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我们有理由反对,也有理由为它们贴上其他贬义的标签,但“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最好的标签。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过于强烈。 而是它太软弱了。 使徒保罗有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基督教民族主义”:“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而这个更改过的“假福音”在政治上的展现只是这种精神疾病的症状。 但这类福音确实以现在进行式出现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过,在我们振奋对抗假福音的同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除了圣灵的大能,没有什么足以医治这样的假福音。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 他着有四本书,包括《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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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体无法被木乃伊化

圣经中一具常被遗忘的木乃伊告诉我们,偶像崇拜会使人死亡,但耶稣能唤醒人。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9,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过去几周,我与《今日基督教》的几个组员一起,在埃及尼罗河上下游讲授《出埃及记》。一路上,我们参访了一些庙宇和坟墓——多数都收藏着古埃及国王和王后的尸体。

参访这些庙宇和坟墓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美国的教会。 在所有关于要“出埃及”——离开基督教——的讨论中,有些很合理,有些则不太合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错失重点。 也许美国教会并没有死。也许它甚至尚未在“消亡中”。也许我们面对的困境比这更糟:也许美国教会已经木乃伊化了。

木乃伊不仅仅是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它也代表了古埃及人对生死的一种特殊看法。毕竟,将尸体木乃伊化并不容易。只有像古埃及这样技术先进的社会才能完成尸体的防腐处理,将其保存数千年。将尸体木乃伊化反映了当权者的某种稳定性。那些被制成木乃伊的人——法老和他旗下的统治者,以及他们选择与之来往的人——反映出一种假设:未来(即使千年之后)关于权力的定义仍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 ;那在前的仍然在前,在后的仍然在后。 如俗话所说,不愿意面对真相不过是埃及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徒常常忘记圣经中最著名的木乃伊的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是以色列12个孩子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位,并被当成奴隶卖掉。 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在埃及崛起掌权。他完全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他的亲兄弟们见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创世纪最后几章里,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请求他们在上帝将他们送回应许之地的那天,带着他的尸骨一起回去。

这卷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头的书,最终以“人用香料将他薰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结束。 乍听之下,创世纪的故事似乎很虎头蛇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叙事上的悬念手法。 这样的铺陈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出埃及——而“应许里所说的出埃及”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掌权。

在描述约瑟的信仰时,希伯来书并没有以我们以为的方式赞扬他:约瑟的解梦、拒绝性上的罪、从牢房兴起至掌权,或他用谷物储存技术拯救世界免于饥荒 。 希伯来书甚至没有提到约瑟饶恕了那些对不起他的人。 相反的,希伯来书写道:“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来11:22)。

在他人生故事的结尾,约瑟是个埃及人:在法老的土地上成为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木乃伊。约瑟的信心在于,他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约瑟的骸骨是出埃及记中反覆出现的主题。圣经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出13:19)。 当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约书亚记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约书亚记24:32)。

约瑟并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摆脱埃及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影响的人。 以色列人围着金牛犊跳舞,称金牛犊为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如此崇拜偶像的关键原因,如基督教殉道者司提反所说,是因为“(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以色列人离开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度,他们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偶像,一个他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偶像,一个能团结他们群体的源泉,毕竟,“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徒7:39;出32:1)

先知以赛亚谴责以色列人埃及化的情感,因为以色列人试图透过埃及的力量寻求保护,免遭敌人的伤害。身为盟友的埃及和身为压迫者的埃及一样糟糕,甚至可能更糟。“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3)。无论是选择相信埃及人的雕像,还是相信埃及人领导的军队,以色列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转向偶像寻求保护和未来,而不是走神的道路——根据法老或凯撒的说法,神的道路 看起来肯定会失败。

先知们警告道,制造偶像——那些取代我们终极忠诚度的物品、观念或隶属关系——充满破坏性。 但此时此刻,这些偶像似乎并没有杀死我们。它们似乎在帮助我们成功。但实际上,这比杀死我们更糟糕——它们使我们变成行尸走肉

偶像是有用的。它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它们给人们一种意义感,一种能为之出生入死的事业。 没有什么比如“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类的歌声更能调动民族主义的认同感了(使徒行传19:28)。 然而,圣经说它们毫无益处,正是因为它们能起作用。

偶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们是自我创造的,也是死的。 那位与聊天机器人“坠入爱河”的人,可以拥有所有看似爱情产生的感觉。但最终,他终将知道,他“爱上的”的是他自己——演算法重复展示给他的东西,是他一开始先放在那里面的。圣经警告我们,偶像是死的。 更糟的是,“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诗115:8)。

在通往偶像之路的尽头,你最终会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但一部分的你知道,控制你的是你自己所建造的机制。此外,你最终会越来越深的死去——对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根源麻木不仁。 然后,为了解决这种行尸走肉的感觉,你又建造一些其他的偶像来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脉动。

几年前,当有人警告美国教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理无处容身”——对基督教教义浅薄的理解正在掏空我们时,我会深表赞同。但我如今想知道,是否从当时直到现在,我们更深层危险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无处容身”。

没有祷告、一成不变的麻木生活使基督徒厌倦,他们失去了冒险精神,试图在政治偶像崇拜、公共领域、以及沈溺于网络视觉上的性爱或网络语言暴力中寻找冒险精神。由于缺乏在圣灵中的真正生命所带来的信心,我们陷入对法老的饥渴中——渴望教会或国家的强人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我们的代价是对他们说: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没有了生命,我们试图透过选择正确的论点、逮捕“正确的异端”、打一场正确的文化战争来证明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科技未曾如此先进,我们却也未曾如此死气沉沉。耶稣曾警告我们(启 3:1),但在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的问题上,耶稣没有给我们所谓的“十个策略”。祂告诉我们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启3:2)。

约瑟的防腐工程是一件很埃及的事。然而,他的信仰让他明白,他所掌握的一切不过是将一具尸体保存起来,而“生命”有更深远的意涵——取决于一个能把他从迷失的地方带回来的民族,取决于一个能数清他所有骨头的上帝。

也许美国宗教也需要这样的生命。你不能既有法老又有天父。你不能既服事上帝又服事木乃伊。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带领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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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领养是美好而珍贵的呼召

对领养简单粗浅的期待会伤害领养过程中的每个人,包括我的养子。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COVID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一天晚上,我把三个孩子哄睡后,一边观看国家剧院制作的《简·爱》,一边挤出时间在健身车上运动。 当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同理简爱的感受,反而共情她刻薄的阿姨时,一股寒意悄悄袭来。

简爱的阿姨里德太太在不情愿中成了她的养母,我惊恐的发现自己竟然与里德太太对简爱的怨恨产生共鸣。 里德太太认为简爱是个外人、入侵者、问题的制造者。 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对我们五岁的养子有着同样的情绪。 我们一年多前才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家庭。 看着自己的情绪在银幕上的里德太太——剧中的反派角色——身上呈现,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准则已然塌陷。

从小,身为一个总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孩子,我总是记得从初代教会直到现代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照顾孤儿的重视。 在我所听过的讲道及读过的基督教书籍中,人们对领养的描述都是正面的:圣经用“领养”的概念比喻上帝如何接纳我们进入祂的家庭(罗8:14-17, 弗1:5);领养满足了一个孩子最重要的生存需求;领养是一种美好的爱的行为。 做一名热情洋溢的传道人或跪地祷告的勇士可能不是我最擅长的事,但至少我能做到欢迎一个孩子加入我的家庭。

当我开始和我未来的丈夫约会时,我刚从在中国一间孤儿院服事残疾儿童的暑期义工回来。 在我们的愿景中,领养一直是我们建立家庭并将上帝宽广的爱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计画一部分。

在结婚并有了两个亲生孩子后,我的医学训练终于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阅读有关领养子女的书籍。 我参加网路上与领养相关的论坛。 我们也认识了其他曾领养孩子的家庭。

当时,与领养议题相关的批评声越来越多。 已经成年的被领养者以及其他倡议者合理地强调美国国内跨国领养流程里的系统性缺陷。 其中包括从腐败到胁迫、跨种族家庭关系到诉讼纠纷。 领养孩子的过程比我在教会里被灌输的简单画面要复杂得多。

然而,我仍然坚信,对家庭的需求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患有病症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因此我们继续透过一个有信誉的海外机构寻求领养。 那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人,是有爱心的父母。 爱任何一个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简单,尤其是爱一个和我们有相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孩子。

然而,当我们把从台湾领养的孩子——我们家的老三带回我们家时,实际的感受却像一颗炸弹在我们原本平静的家中爆炸。

我们没有预料到,要向我们新来的四岁孩子自然轻松地展示如我们对待我们两个孩子那样的爱有多困难,尤其当他似乎已决心拒绝我们的爱和温柔,好让每个人感受 到他的痛苦那样——被迫与他原先的照顾者、国家和熟悉的环境分离。 虽然这在领养过程中很常见,但情绪的云霄飞车还是让我们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我不断提醒自己,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带回家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选择权。

更具挑战性的是,我们五岁和七岁的孩子也很难适应。 他们并没有这样要求,但突然之间,他们有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会弄坏他们的玩具,偷吃他们的万圣节糖果,还会故意挑衅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反应。 他们和老三之间没有经历过甜蜜的婴儿期来培养对彼此的依恋。 就像一道闪电,突然之间,他们原本的生活、家庭和家里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的保护天性在我心里相互矛盾:我最年幼、最新、最脆弱的孩子需要我无条件的爱、大量的正面肯定和一对一的关注。 同时,我原本平静而快乐的老大却反覆地用头撞地板,把痛苦发泄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该打弟弟(虽然这确实发生了,是的,我们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治疗) 。

这样的家庭氛围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远超过我们被告知的“最初几个月”的适应期。 四年过去了,我仍常常感到绝望。

我们很幸运拥有一个理解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主任牧师和他妻子领养了11个孩子。 他们成立一个每月相聚一次的领养小组,在这个小组里,我们看到大家暴露自己的脆弱,彼此坦诚敞开。听到其他在领养路上走得更远但仍在应对巨大挑战的父母的故事,既令人生畏又带来安慰。

但是,即使有这个宝贵的空间和其他支持着我们的友情,身为养父母的挣扎所带来的深深的羞耻感还是让我感到崩溃。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教导领养是美丽的、珍贵的、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需要解释ㄧ下引领我至这一步的神学。 在教会里,领养孩子常常被用来与上帝“领养”我们进入祂的属灵家庭相比较。 但当人们使用这种比喻时,经常忽略领养的概念在过去两千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至于非常不幸地,养父母在这种类比下常被视为“拯救了”孩子的人。

这种思维忽略了孩子曾经历“被抛弃”的打击。 我们领养的孩子,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里已经历过太多的失去和悲伤,而这可能以依恋障碍、信任受阻和创伤等形式展现出来。 我们不是上帝,无法奇迹般地治愈这些伤痕。

然而,当教会将领养过度简单化——仅仅视其为上帝计划的荣耀体现、解决堕胎议题的答案,或宣教的一种形式——我们扭曲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让养父母从一开始就 陷入失败的境地,因为这种思维使我们扮演一个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的角色。 领养不是万能解药;相反的,它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

教会应该对领养有更细致、更现实的描述。 有些领养家庭从一开始就能茁壮成长,有些则经历多年的辛劳。

透过重塑我们谈论领养的方式,认识到领养源于人性的破碎,让人们聆听各式各样的领养故事,而不仅仅只有那些简单或已度过难关的案例,我们可以让未来的父母更 好地做好准备,并将领养家庭可能面临的困难正常化。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否定领养,而是确保领养是在现实的期望下进行的。

教会不应视领养为照顾弱势儿童的唯一(甚至是最佳)方式,而应认真对待保护原生家庭的努力。我们可以努力对抗那些迫使原生家庭放弃孩子的系统性不平等,并给予单亲家庭相应的支持。 当一位孕妇为如何抚养她的孩子焦虑不安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应是主动提出领养,而是作为一间教会团结起来,分享资源,使她能负担住房、托儿所、衣服和食物 的费用,并承诺成为她的支持性社会网——某种意义上更大的大家庭。

对于已领养孩子的家庭来说,提供他们实际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每当有人对我说一次“哦,我也一直想收养孩子!”时,我就能得到一顿饭,我大概已经累积够我吃ㄧ辈子的饭了。

临时照护——由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照顾被领养儿童几小时或几天,给养父母一个充电恢复的机会——可以成为不堪重负的父母的救命绳。 在领养前和领养后,以创伤为基础的教牧关怀可以帮助调整人们的期望。 这样的机制应成为一种标准,就像人们期望(甚至要求)要有婚前辅导那样。

在这段领养旅程中,最让我痛苦的是,我为自己没能成为孩子们应得的那种母亲而经历极深的羞愧感。 我不想承认,我在电视萤幕上看到的这个尖叫、愤怒、哭泣、苦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不想承认我已经变成里德夫人了。

甚至,这个动词——“变成(里德夫人)”都算是对事实的掩盖。 我的自私一直都在,只是在领养孩子后才暴露出来。 也许这正是领养给我的最大的考验:在我作为一个耐心、无私的父母的外壳被打碎后,我被迫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真貌。 一旦外壳出现裂痕,我的自我谴责就会无情地对我叫嚣,使我臆测熟人和网友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论:我不应该为人父母,其他更好的人能有更多恩典来 处理领养所面对的困难。

的确,我所缺乏的正是恩典——无论是对待我自己还是我的孩子们。 但上帝未曾停止供应恩典。 每当我感觉自己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时,祂的回应总是无止尽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地接住我。

我们都是普通而破碎的人,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正如我一位同为养母的朋友所说,当领养之旅很顺利时,养父母不应该被视为圣人;当我们暴露自己的挣扎时,我们也不应被视为异类而被边缘化。 上帝既在和谐中,也同样在失序中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的家庭可能永远无法弹奏出完美的和弦。

在我们领养孩子的第六年,我们经历到喜乐的瞬间,建立了真实的纽带关系,并开始愈合,但也许我们永远都会有尚未化解的悲伤和伤害——不仅仅是来自我家老三痛苦的 身世,也来自我养育他和他的手足的不完美的方式。

当我遇到其他和我一样的领养父母时,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也不再被羞耻感吞噬。 我想向其他在领养之旅早期阶段的父母提供这种安慰和智慧,并敦劝其他基督徒弟兄姊妹也这样做。 当教会把领养形容得太简单,没有认识到孩子和原生家庭曾经历过的悲伤和失去,以及领养父母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时,我们不经意地导致这些未来的父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 领养之旅,并让那些正在挣扎的养父母沉默,不敢分享他们的辛苦。

上帝呼召我们照顾孤儿,但上帝并没有承诺这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不应如此。

克里斯汀·T·李(Kristin T. Lee)在《余烬》(The Embers)上撰文探讨信仰、归属和团结的交会点。 她也在Instagram上发表关于各类书籍的评论。 她住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市,正在撰写她第一本关于亚裔美国人基督信仰的书。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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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教育不应专属于传道人

我们是否能在教会内、在我们身处的社区、甚至在餐桌上向人们提供神学宝藏?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2, 2024
Illustration by Paige Vickers

多年以来,巴泰尔(Caleb Bartel)一直希望加深自己对圣经和神学的理解。

“单单从主日讲道或主日学得到的东西根本不够,”在德州大学站中央教会(Central Church in College Station, Texas)聚会的巴泰尔说:“当然你可以透过自学来成长,但是 你的学习远远达不到神学院的水准。”

巴泰尔未曾有感动被呼召成为传道人。 他是一名房屋装修工,也是一名已婚有五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念神学院对他来说是不现实的想法。 但由于他所在的教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位33岁的基督徒现在也有机会接受神学装备。

事实上,全美国各地的教会都陆续展开内部的神学训练计划,目的在吸引像巴泰尔这样不追求全职服事,但仍想更深入地学习神学、教会历史和圣经的基督徒。 有些课程,如中央教会所提供的课程,努力复制正规神学院的训练,仅仅只缺少正规神学院的学习环境,以及没有每年高达1万6千美元(约50万台币)的学费。 另外一些教会提供神学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能接受神学装备。

在凤凰城救赎教会(Redemption Church in Phoenix)服事的泰勒·强森(Tyler Johnson)20年前就已开始这样的工作。 他想让那些可能从未读过希腊文圣经或不知道什么是“释经学”的人,也能更深理解福音并将福音实践出来。 他与教会其他建堂牧师一起发起为期一年的神学训练计画,命名为“激涌(Surge)”。 任何愿意每周上课,参与长达一学年神学装备课程的人都可以报名。

“我们常常觉得,有很多更深入的神学宝藏都藏在教会外的圣经学校中,”泰勒表示。 身为一名建堂牧师,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教会内、在我们身处的社区、甚至在餐桌上向人们提供这些宝藏?”

这些建堂牧师首先列出一份包含书籍和文章的清单。 他们认为这些书和文章大致概括了他们教会的愿景──“生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他们将这份书单扩充成一门课程,书单中的基本核心教材包括Craig Bartholomew 和Michael Goheen 所著的《圣经戏剧》和 Christopher J. H. Wright 所著的《救赎源于我们的神》。

在每次的Surge聚会中,参与者以小组为单位坐在一起,聆听牧师、客座讲师和所读的书的作者演讲。 每年之中有几次,所有来自其他教会加入Surge课程的学员会一同参与称为“Surge Table(激涌之桌)”的密集训练课程。

在20年的经验之后,Surge计画已经扩展到亚利桑那州的几十间教会里,每个教会都采用相同的核心课程内容。

现任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Storyline教会主任牧师的J. T. 英格里许(J. T. English)也有类似的信念──教会应该重新找回其教育上帝子民的角色与责任。

“有太多教会把门徒训练的责任交给非营利组织、神学院、一般大学或其他机构,”英格里许表示。 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深度门徒训练》(Deep Discipleship)中提出在地方教会的层面提供平信徒神学装备的理由──“基督徒不应该需要离开地方教会才能成为更深入学习神学的门徒。 ”

2015年,英格里许在德州创办了乡村教会学院(Village Church Institute )。 第一年就有近500人申请,这让英格里许感到惊讶,“因为这个培训计画的要求非常严格。”

教会内部提供的课程与神学院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都包含阅读大量书籍的要求。 该课程刻意强调学术标准。 学生的任务除了背诵经文外,也包括阅读如亚他那修(Athanasius)、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和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内的神学家的书籍与文章 。

乡村教会学院与 Surge类似,是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每周上两小时的课,包括讲座和小组讨论。 学生需要撰写并缴交他们的神学教义声明,并在20分钟内撰写并讲述“圣经故事”。

中央教会的执行牧师丹尼尔·帕特森(Daniel Patterson)说,无论平信徒是否学到艰深的神学词汇,理解基督教教义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帕特森说,尽管教会在布道、主日学和查经班中都有神学教导的成份,但不一定能提供更深入的神学学习,而这通常也不是教会生活的优先事项。

“对教会每周共同的敬拜聚会来说,我们的优先事项就是一起敬拜,”帕特森说。

中央教会的成员也会在周间生活小组里一起读经,但小组的重点是建立关系。 因此,在教会于九月开展的神学课程中,神学教育将会是优先事项。

中央教会将该课程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固定在该教会聚会的三千名会友之外的人。 有些人视该课程为教会长老教育训练的一部分,但也有不少人单纯视这为增长信仰知识的一种方式。

今年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包括文章最前面提到的房屋装修工巴泰尔。

“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并不知道除了进入神学院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在信仰上继续成长,”巴泰尔说。 “我只是想把信仰应用在我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中,例如在工作之中,以及与我周围的人的相处中。”

森林公园教会(Forest Park Church)是马里兰州一间隶属于Acts 29机构的小型聚会点。 今年是该教会实施核心课程计画的第二年。 该计画与整个学年同步开始,这间教会的培训计画也更加密集,书目繁多。 尼尔·郭柏乐(Neil Grobler )牧师指出,正是英格里许提出的深度门徒训练(Deep Discipleship)的概念,促使他在这间约有200名会友的聚会点开设这些课程。

“我们教会需要四位长老,但教会负担不起四位牧师。所以这些学员都将成为平信徒领袖,”郭柏乐说。 “但我确实认为神学训练对他们很重要。”

郭柏乐本身拥有圣经研究学士学位,但他还没有念过神学院。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去神学院深造,但身为一名牧师,他认为教会的职责是向所有基督徒提供坚实的基础神学装备。

他说,在去年森林公园教会首届核心课程开学之初,他惊讶地发现新生中“存在严重的圣经和神学知识上的匮乏。”

“他们知道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多是来自他们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里听到的故事,”郭柏乐说。 “但他们很难看见这些故事如何连结到贯穿着整本圣经的上帝的救赎叙事。”

某些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和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观念,对一些人来说什至是全新的概念。

实际执行这些神学训练计划的牧师们坚持道,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神学院,为有神职呼召的人提供教育。虽然有些教会甚至会与经过认证的神学院合作,提供课程学分或学位。 几年前,亚利桑那州的 Surge建立一个名为 “宣教培训中心”的合作事工,该中心提供圣路易斯圣约神学院认可的学位。 德州乡村教会学院(The Village Church Institute)的学生也可以修得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学分。

虽然这些课程大多偏向改革宗神学,但强森和 Surge 的其他领袖已将课程推广至各个教派。 今年,参与Surge 计划的成员包括长老教会、圣公会、五旬宗和浸信会教会的会众。 这些教会举办自己的Surge Table聚会,但偶尔也会聚集在一处进行密集训练。

这样的模式凸显了强森及其团队创立 Surge 的最初动机。 Surge计划的命名,某种程度而言是源自 2007 年美军向伊拉克发起增兵行动的代号:Surge。

如今,强森虽不愿强调该名称背后充满的军事意涵背景,但这个训练计画以及全国各地教会中类似计划的核心使命依然相同──装备教导平信徒关于上帝创造世界、耶稣前来拯救 这个世界,并且这个真理应成为所有基督徒生命的标志──包括牧师、水管工,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基督徒。

玛丽亚·贝尔(Maria Baer)是本刊的特约撰稿人,现居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 Ohio)。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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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梅米:献身中国东北的爱尔兰女宣教士

她经历了土匪、侵华日军和红色政权的骚扰,但服事中国的心依旧勇敢无畏。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2,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1923年,爱尔兰女宣教士梅米·约翰斯顿(Mamie Johnston,中文名“韩悦恩”)受爱尔兰长老会差派,由妇女传教会(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赞助,前往中国东北法库县,时年26岁。她在中国生活了28年,经历了土匪侵扰、日本侵华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1949年被转派至昆明,1951年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1981年,她以残疾之躯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往事如昨:中国记忆1923年-1951年》(I Remember it Well: Memories of China 1923-1951),记录了当年的宣教经历、东北的乡村生活、中国文化中诸多温暖与残酷的细节、她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以及被迫离开中国的惨淡记忆。

不变的约定

梅米8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爱尔兰长老会的女医疗宣教士伊莎贝尔·米切尔(Isabel “Ida” Deane Mitchell)医生正预备启程前往中国东北,她邀请小梅米长大以后走出家门,走出英国,到中国去帮助她。梅米始终记着这个约定。

1905年,伊莎贝尔踏上赴东北医学宣教之路,进驻法库,成为当地第一位西医大夫,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优雅的中国名字“齐幽兰”。1917年,她在救治一位白喉患者时被感染去世,时年38岁。

梅米在陆续完成学业后,发现走出英国、追随伊莎贝尔到中国去帮助她的愿望已经破灭。但她还是向教会递交了做海外宣教士的申请,目标地区是印度或中国。最终,爱尔兰长老会派遣她前往中国东北做教育宣教士。

1923年,梅米坐船到达上海港,再转道北京,去语言学校学汉语,之后赴沈阳一家师范学院工作。1924年,她雇骡车前往此行目的地法库。途中,在大车店过夜,老板娘看她没带随身被褥,特意安排她住进主人的卧室。她在那间弥漫着鸦片气息的房子里朦胧睡去,听见老板娘用怜悯的语气说:“这姑娘连个铺盖都没有,真可怜。虽然她是个外国人,也和我们一样,知道辛苦。”然后,就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像照顾孩子一样把被子掖实。她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的心深感温暖。这里就是我的国,我的民。”

当她辗转到达法库,安顿下来之后,发现安排给她的宿舍正是伊莎贝尔医生住过的房子。显然,那位掌管时间的主也记着那个最初的约定。

与土匪打交道

法库地处偏远,常有土匪出没,闯入人家绑架勒索。一天,晚饭前,梅米和室友听见墙头有声音,便赶紧召集女子学校的老师,有人敲钟,有人弹琴,有人吹笛,梅米则和室友一人拿一根长棍,冲出房门,朝黑暗处挥舞棍棒,大声吹哨,扮演凶恶的“洋鬼子”。幸运的是,那伙土匪一时被吓住了,迅速退走,学校算是躲过一劫。

梅米和其他宣教士在来中国之前,都了解一项“潜规则”:因为绑架宣教士非常容易,所以教会绝不会向绑匪付赎金。否则每周都会有新的绑架发生,教会根本付不起。这让梅米在宣教途中随时做好被绑架撕票的心理准备。

30年代末,她与中国女助手同赴汉蒙边界探访先前建立的教会。晚上,在一处客栈休息时,闯进来一伙到此歇脚的土匪。面对这群粗鲁的东北蛮汉,两位女基督徒以谦逊大方的态度和对圣经的通俗讲解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信任。这群土匪的头目名叫“大家好”,他甚至传令让梅米所经之地的匪帮暗中保护她们顺利到达终点。土匪中唯一有文化的师爷还教梅米和助手学了一套行走江湖必不可缺的“春典”(黑话)。

后来,梅米从报纸上知道“大家好”在与日本人的战役中战死,她为自己失去了一位中国朋友深深地悲痛。

与日本人周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政府。日本军人把宣教士当作竞争对手,他们要基督徒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天皇,如果拒绝,中国信徒和宣教士就会受到迫害,甚至送命。宣教士宣讲福音的布道词必须先提交给警察,来往信件都会受到审查,外出需获得通行证,并详细说明行程目的。

1937-1944年正值爱尔兰长老会总会财政困难,无力承担过多海外宣教开支。有35位宣教士陆续离开东北,没有新人被派遣补充进来。法库的宣教工作和教育事工全部落在梅米身上。她在编写教材的同时,还要随时应对日军突袭式检查。凡是封面写有“中国”二字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都会被销毁。她和同事偷偷把书打包藏到教会一处靠窗座位下面的活动空间里。当天,她在这里接待两位搜查的日本官员,他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听她报告学校图书馆清理后的书单。

她也曾被密切监视,课堂上总有警察出现。在火车上,一个人伪装成同行者,接连几个小时问她各种问题。车一到站,马上把她带到车站派出所审问。幸好她一直保持警觉,没有留下任何破绽和口实。后来,一位中国朋友看到警察局在她的名字边标记着“完全无害”的字样。

梅米有着雅亿的智慧和果敢。一次,一位中国牧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被关在铁岭的军事监狱。她很想帮助他,但无法拿到开给外国人的通行证,便乔装成中国妇女,戴一顶皮帽盖住金色的头发,穿一件当地老年妇女的破烂外套,把高鼻梁埋在褐色的厚围巾里,悄悄坐上凌晨从法库开往铁岭的公共汽车,去向一位参与审讯牧师的朝鲜族翻译尚先生传递信息,激励牧师坚持下去。回程时近黄昏,警察会细查入城通行证,梅米便在法库附近下车,穿过冬天的田野,爬过电网下面的沟渠,带着一身泥土,在夜半时分回到住处。这件事,她持续做了多次,直到那位牧师被释放。

从东北到西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米与其他遭日本人驱逐的宣教士被迫离开东北,先去加拿大,半年后回到爱尔兰,然后赴印度,从那里重返中国。

1945年,东北已经由红色政权掌管,她随即被派往云南,为当地教会建立主日学,负责幼儿园和教师培训。1949年底,昆明被红色政府接管,教会开始宣扬接受来自国外的帮助都是叛国的论调,并认为宣教士极可能是间谍。梅米注意到,作为服事的环节之一,牧师必须呼喊反对外国人的口号,不然就可能带来会众的分裂;但她是教会里唯一的外国人,牧师喊完口号,会特意用赞美诗来安慰她——“耶稣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在基督里,我们不分东与西!”她意识到自己成了教会的一个负担,但她已经不能说走就走了。去留不再取决于她的意愿,而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几经周折终于被允许离开时,梅米由各类军人看管着,从军用飞机到轮船到临时监狱再到宾馆,从重庆到武汉到汉口到广州到香港,她从衣冠整洁到衣冠褴褛,从能自由用餐到被限制进食,从与人共处一室到与鼠共处一室,直至被迫目睹军人枪毙一车囚犯。在中国的最后行程,她可谓经历了人间炼狱。

当警卫故意在夜半冲进监牢用火把晃她的脸,高喊:“你们现在落在共产党手里了!”梅米突然意识到一股奇异的喜悦力量充满全身,她没有了恐惧,反而代之以深深的平安和笃定——“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这种认为自己配得上“为耶稣受苦”的意念,让她由衷地产生爱和怜悯,让她愿意喜乐且忍耐地与周围人相处,并生出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坦然和自由。

她回到故乡,写下在中国的见闻。在一次访谈中,她满怀深情地说:“中国,那是我们的献身之地。”

苏拉密,基督徒作家、编辑,曾在东北某大学文学院任教。

穆斯林的斋戒月改变了我的观念

真正的禁食和祷告是对我们欲望的反叛,是一种透过实际行动活出来的神圣的不满足。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约旦安曼省一个闷热的星期五下午,夕阳西下。 阳光透过空气中的尘埃,照亮楼下的建筑物和街道,汽油味从我打开的窗户飘进来。

我刚从卡西德阿拉伯语学院结束一天漫长的学习和祷告,在家准备招待我的穆斯林朋友,一同共进晚餐。 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自己家里为我准备晚餐时展现极大的热情好客心肠,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与他们的爱心和诚意并驾齐驱,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达到墨西哥母亲传承给我的烹饪标准。 更重要的是,我深深希望自己做的饭菜能充分表达我对他们的深情厚谊。

毕竟,这个月是斋月——穆斯林的圣月,在这个月里,他们从黎明到黄昏都要禁食,以增进好客之心、祈祷之心和灵性的净化。 我应如何做,才能将我从穆斯林朋友那里学到的关于禁食和祷告的深刻体会与基督的馨香之爱融合在一起呢? 我默默地祷告:“天父,求祢在一整日的禁食后祝褔这些烤鸡薄饼,并让我们美好的交流时光充满活力。”

蒙上帝的恩典,我做的烤鸡薄饼很受欢迎,我们一行人围坐在桌旁,享受几个小时的美好谈话——关于福音、祷告,以及在一个似乎正在走向世俗主义的世界里拥有 真诚信仰的感受。

我在约旦度过的短短三个月时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上帝的认识。 在基督教神圣的四旬节期间,我开始根据自己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环境中阅读福音书的经历,重新思考禁食和祷告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

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我,过去一直认为禁食的意思就是不吃某些食物,并赞扬那些委身于严格饮食限制的人。 高中时期拥抱新教后,我开始认为禁食是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为了获得救赎而做的事——而我,一个跟随改革宗教导的基督徒,显然比这些人更清楚这个事实。 因此,我会透过放弃一些我喜欢的事物来“禁食”,以此向上帝表明我对禁食这件事的认真态度。 而我在“禁xx”时期的悔改祷告则是关于请求上帝更深刻地进入我的内在生活,让我变得更圣洁。 我非常相信上帝的主权,以至于我期待祂做所有改造我生命的工作。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误解了禁食和祷告等灵修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无论是身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我。禁食与食物无关,与变得越来越像消瘦憔悴的圣耶柔米无关。 禁食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圣洁而放弃某些东西。 我如今的理解是,真正的禁食和祷告,确实如同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是对我们欲望的反叛,是一种透过实际行动活出来的倾向。

在马太福音第6章中,耶稣在讲述了天国八福后,教导祂的门徒禁食时不要愁眉苦脸——这是虚伪的标志。 祂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17 -18)。

禁食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甚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耶稣似乎在告诉我们,禁食是为了上帝。 那些脸色阴沉、在脸上涂灰的人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 他们的“虔诚”显而易见。 他们追求圣洁的动机是自我满足和他人的关注。 他们认为自己在灵里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全身充满宗教活力和委身。 但这不是上帝想要的那种虔诚。

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8章中批评以色列人在寻求上帝祝福的同时却压迫他人,他说,“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58:3 )。 他描述以色列人如何呼求上帝赏识他们的禁食,因为他们“垂头像苇子”,躺在“麻布和炉灰”里(58:5)。

然而,以赛亚的回答是:你们不能以今天这种禁食方式指望你们的声音被上帝听见(58:4)。 相反的,上帝所希望的禁食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 以赛亚进一步嘱咐听众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这种禁食将使以色列的公义“像早晨的光”闪耀,这样他们“所求的医治”很快就会出现(58:6-8)。 以赛亚说,只有这种公义的禁食才能为上帝带来荣耀,唤起祂的祝福。

以赛亚批评的是那些对圣洁行为活力充沛的人,因为他们做出禁食的外在行为,并期望上帝和社会认可他们的虔诚。 他们在忙着禁食的同时对上帝的心愿漠不关心。 他们的“自我牺牲”——无论是透过禁食,甚至是透过施舍穷人,都成了用以推进自我议程的一种手段,导致不公义的事实。

上帝在以赛亚书中呼召的禁食不仅使人照顾受压迫者,还要他们结束系统性的剥削和暴力。 以赛亚要以色列人透过解决让穷人一直贫穷的不公义制度来“解开不义的锁链”,而不仅仅是施舍给穷人(58:3-6)。

上帝希望我们的禁食能反抗这世上系统性的残缺——是种能推翻不公义、解放受压迫者、让饥饿者吃饱、赤身者穿得暖的“禁食”。禁食的目的不是饿肚子,但人必须感到饥饿。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但必须是种自我否定。 禁食是一种叛逆的行为,让我们对自己渴望的事物说不,为了在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一种饥饿感——饥渴上帝完美的公义和正义。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各种事物不断要求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被各种娱乐分散注意力、关注自己在网路上的形象。当我们饿死我们欲望的偶像时,我们会感到饥饿、紧绷和不安歇。 因此,我相信上帝想要见到的“禁食”是一种让我们内心深处感到不安的“禁食”,在这种禁食中,我们无法感到真正的安歇,直到我们与欲望的终极对象——上帝——深刻的连结在一起。 简单地说,禁食能让我们的灵魂经历到只有上帝才能满足的饥渴。 禁食中的灵魂与上帝亲密连结,不会渴望他人的赞美。 毕竟,当上帝全然占据着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时,别人的赞美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的资本主义消费者心态告诉我们,要得到幸福,就要更多的消费——禁食正是反抗这个谎言的方式。 将灵魂扎根在上帝里的人不会因着喂养穷人、解放被压迫者和反对不公义的事而感到负担过重。 相反的,禁食的灵魂会感受到上帝渴望做这些事的急迫感。 像这样与上帝连结的灵魂会情不自禁地渴望上帝的国度降临人间。

正是这种对上帝在人间的公义和自由国度的渴望,促使禁食中的灵魂祷告。 禁食的灵魂对自己“住在上帝面前”和“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之间感到张力,而这迫使他们祷告。 一方面而言,与上帝同住的禁食灵魂对上帝国度中所有受造物的潜在荣耀有种憧憬;另一方面而言,今生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必须参与祂的创造,而不是躲在神圣的庇护所,远离受压迫者和穷人。

事实上,我们在基督变像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彼得想为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搭三座棚子”,暗示着他想永远保持这种状态(马太福音17:4)。 然而,耶稣带着他们离开荣耀山,并立即治愈一个被鬼附的男孩(17:14-20)。 耶稣向门徒表明,虽然看见主的荣耀是件好事,但在世界需要医治的时候,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是不够的。

在四旬期的季节里,我们应该思考禁食中的灵魂如何使基督的跟随者从“渴望着什么”转变至祷告所启发的真实行动。 当我们禁食时,我们训练自己的灵魂专注于它真正的渴望:上帝。 禁食的灵魂远离偶像,渴望上帝。 然而,面对世上的巨大需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祷告呼求。 与禁食一样,祷告不是为了他人的赞美。 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因为这样的人从神那里得不着赏赐(马太福音6:1)。

耶稣教导门徒在隐蔽处用心祷告,因为上帝在我们开口之前就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马太福音6:5-8)。 这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 一方面,人类需要使用语言祷告,因为没有语言,我们很难沟通。 然而,当我们使用字词时,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假定上帝会按照我们的认知行事,将上帝限制在我们的字词所能传达的概念里。 例如,当我们祷告求“xx事/人的益处”时,我们受限于英文和我们的文化背景。 当一个基督徒用阿拉伯语祈求Ḥasan时,他求的是好的、卓越的或有利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而言,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说话之前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超越人类语言的限制。 上帝既容纳我们话语中的意图,也超越我们有限的语言概念。 我们对“好”的概念的理解难以将上帝的心思意念全然纳入,因为上帝是不可言说的,超越人类的思维。 禁食的灵魂明白这一点,因为已放下自己的智力偶像,这样的灵魂对上帝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行事持开放态度。 事实上,上帝比我们对良善的有限的认知更伟大。 赞美上帝!

禁食加上祷告的共同实践培养了灵魂与上帝交流的渴望,并透过在这个世界上的实际行动寻求上帝的国度。 禁食的灵魂会忏悔:“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禁食唤醒一种愿望,就是什愿能放开那些不公义的束缚,打破压迫 的枷锁,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敞开家门,为赤身露体的人提供衣服。 从禁食的灵魂中产生的祷告往往会带来具体的行动。 正如拉比赫舍尔(Abraham Heschel)在与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从塞尔玛返回时所说,当有人问他是否抽出时间祷告时,他回答,“我 用脚祷告”。

六月末的那个傍晚,我坐在公寓里,听着隔壁的清真寺回荡着渐弱的祈祷声,感到非常饥饿。 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那时是穆斯林的斋戒月,我和穆斯林朋友一起禁食,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展现。 连续几天的禁食,只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食,我已经习惯了身体饥饿的感觉。

然而,在那一个月里,我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更深层的渴望——那是一种对上帝的国度在我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中得以彰显的属灵渴望。 我希望看到那为着穷人和受压迫者而来的福音的实际行动:我盼望那位推着驴车拉油罐的男子能摆脱贫困,盼望我的难民朋友们能找到一个安全和永久 的家,盼望我居住的城市繁荣昌盛。 我渴望宇宙能拥有只有在它的造物主里才能找到的安歇。

虽然禁食结束后我们吃了饭,我还是饿着肚子离开了。 虽然我们一直聊到深夜,我仍感到不满足。 禁食唤醒了我新的视角,一个不满足于知识或物质利益的视角。 在斋戒月期间禁食后,我开始意识到,当一个人面对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需要那些生命被上帝彻底改变的人做些什么事的世界时,会感到神圣的不满足感。

如今我已离开约旦好些时间了。 我有个美满的家庭,工作充实而有意义,别无所求。 然而,在安静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的灵魂不安地渴望禁食。 在四旬期和斋戒月期间,让我们透过禁食来清晰看见我们灵魂对上帝的渴望,让这种清晰迫使我们进入祷告,让这些祷告激励我们有所行动。

亚历山大·马萨德(Alexander Massad)是惠顿学院世界宗教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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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悲痛欲绝的心灵低语

在梦想破灭的狂风烈火及孤独中,与上帝相交。

《在曠野的以利亞》莫里茲·貝倫特(Moritz Berendt)的畫作

《在曠野的以利亞》莫里茲·貝倫特(Moritz Berendt)的畫作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1,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让我们想ㄧ想他泊山(Mount Tabor)上发生的事。 回想耶稣变像时的荣耀光辉,以及以利亚和摩西令人惊叹的同在,想一想那个时刻有何等的份量感,以及那个时刻在彼得的脑海和心灵中意味着什么、它如何证实 了那时占据着彼得心思意念的梦想以及他的属灵想像。 那个他日夜渴望见到的荣耀时刻——在山上感觉离自己如此难以置信的靠近、好像马上就要发生——与耶稣稍后被捕、被嘲弄、殴打、被蔑视、脱衣羞辱、被处决 的现实之间形成让人难以忍受的认知失调。 再然后,基督就这样躺在坟墓里,死去多时。

这两幅画面全然不ㄧ致:基督变像时洁白的亮光、如今包裹着耶稣尸体的灰白亚麻布,以及关上坟墓的深黑色巨石。 彼得曾如此盼望以利亚:从天而降的火焰,一片洗净后不再有邪恶的土地。 但彼得实际得到的画面却是——也许彼得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个画面命名,便脱口而出,我不认识祂

但也许彼得也不真的认识以利亚。

有时,我们所期望的事最终成为我们痛苦的根源。

当彼得看着以利亚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能征服世界的英雄。 但他只注意到了故事的一部分。

当以利亚羞辱巴力的先知时,围观的人群倒在地上,大声喊道:“耶和华是神!”(王上18:39)。 随后,他们屠杀了假先知,洗刷假先知对这片土地的压迫。 以利亚祈求降雨,雨就降下来。 亚哈逃到耶斯列,他无法否认自己亲眼所见。 以利亚的任务完成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耶洗别回应了亚哈的报告,承诺会杀死以利亚。 羞辱和死亡的威胁压得以利亚喘不过气来。 他逃到沙漠,倒在一棵扫帚树下,祈求死亡。 以利亚说:“耶和华啊,罢了!求祢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王上19:4)”。我放弃了我逃跑了我失败了我希望我死了。这是幻灭和绝望的呐喊。

上帝给了以利亚在扫帚树下沉沉睡去的礼物,然后叫醒他,给他食物,再让他睡一觉。 当以利亚第二次醒来时,上帝再次喂他食物,使他有前往西奈山这遥远旅途的力量。

以利亚从扫帚树到西奈山的旅程花了40个昼夜——这与歌利亚嘲弄以色列军队、大洪水淹没地球上所有生物,以及后来耶稣在旷野禁食的时间长度相同。 以利亚在长途旅行中的忍耐并非毫无目的。 40个昼夜的另一端是与上帝的交会点,以利亚很快就会与上帝相交。

上帝在西乃山的山洞里向以利亚提出的问题,也是祂向我们所有感到幻灭和迷失方向的人提出的问题。 “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王上19:9)

这与耶稣在福音书中问祂遇到的几乎每ㄧ个人的问题并无不同:“你想要什么?”

答案并不容易找到。 要说出“我想回去”实在太难了,因为你知道你所怀念的故乡/画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幻想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幻灭是一份礼物,尽管是份令人不开心的礼物。 但是,实际描述自己想要什么更好的东西去取代它也并不容易。

以利亚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但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答案(好似真有所谓“正确的”答案),而是因为他指出另一条可以走的路:他抱怨。 大声地抱怨。 毫无保留地抱怨。 “我把一切都给了祢,上帝。但现在我孤身一人。我没有归属之地。没有任何神圣之地,每段回忆都刺痛着我的心。我所深爱和信任的每个人, 不是背叛了我,就是和我一样被击垮了。”

我从小就不喜欢抱怨,认为抱怨是不道德的。 我还被灌输许多关于上帝的神圣性的知识,以及我们在祂面前可以说或做什么、不可以说或做什么。 但我所持有的这种“现代观念”与希伯来文圣经里许多我们的信心之父及之母的态度有种有趣的矛盾。 他们胆大妄为,敢于与上帝争辩、抱怨,或什至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而祈求。 也许这就是拥有孩子般的信心的一个面向:在权力和控制不对称的关系中,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上帝叫以利亚走到山上去。 从经文来看,以利亚似乎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山洞里看着狂风肆虐,足以把山撕成碎片,粉碎岩石。 但上帝不在风中。 接着是地震,但还是不见上帝。 然后是大火,而上帝同样不在火中(王上19:11-12)。

关于上帝在狂风、地震和烈火中缺席的记载,与其说是关于上帝,不如说是关于以利亚。 他是曾为上帝站在迦密山上的光荣老兵。 他如今站在可以说是耶路撒冷以外最神圣的地方——上帝曾在这座山上壮观地显现,与亚伯拉罕的子孙重新立约。 但以利亚再也看不见上帝的荣威了。 狂风吹不动他。 地震不会让他颤抖。火焰让他感到寒冷。

当最后一丝风声平息,最后一簇火焰化为余烬时,山间笼罩着深深的寂静。 在那ㄧ刻,以利亚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像耳语ㄧ样。 不过,这与以利亚之前一直在与之摔跤的上帝的声音有些不同。 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甚至吸引着他走到洞口,似乎想听得更清楚一些。

我认为这个故事描述了一段心灵之旅。 它描绘了在悲伤的心的另一侧所发生的转变。 也许这不仅仅关于上帝缺席于狂风中那么简单。 (谁知道祂“在狂风中”又应意味着什么?)而是关于以利亚失去了在狂风中找到祂的能力。 以利亚眼里所见到的画面变得太复杂了,被失去感缠绕得太紧了。 以利亚那慌乱无歇、悲痛欲绝的心需要在狂风烈火的另一侧沉默不语,才能聆听并辨认出上帝的声音。

以利亚来到西奈山上,对自己的生命和梦想走到尽头感到绝望。 但他离开时意识到,他的梦想中最美好的部分——以色列复兴并被恢复的盼望——始终在上帝手中。 以利亚不知道有另外七千人仍忠心于上帝。 他更深一层的认识是,他不必执着于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上帝掌控一切”这句老话的意思原来是真的,但这可能是我们只有在事情败坏后才能真正学到的真理,并且这真理也只有在事情败坏后才能解放我们。

与幻灭一样,绝望也是真正的信徒——所有梦想家和恋人——才会患上的疾病。 当生活分崩离析,当最亲近的人变得不可理喻,当我们所爱的人因谎言、破碎或死亡而离去时,我们的自我意义和目标感就会消失。 绝望折磨着那些孤独和被遗忘的人,那些在灰蒙蒙的天色下祷告的人。

那些未曾体会过绝望的人,常常会在他人身上遇到这种深沉的黑暗,难以理解这种感觉。 这时,将绝望道德化的诱惑很大。 诗篇中的“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很快就会变成“振作起来吧”等只会加深绝望感的语句,让处于绝望之中的人觉得自己有问题,自己的痛苦是无形的、没有 人能看见及理解,自己终究是孤独的。

我们在西奈上看到的一切,对那些曾经历精神上或属灵黑夜的人,以及那些深爱并希望能支持这些正在受苦之人的人来说,既令人眼前一亮,且充满希望 。 西奈上发生的事揭示出,这种黑暗是孤独的,就像以利亚在旷野40个昼夜,最终进入西奈山的山洞一样,他独自走完这段旅程。

但丁的《地狱篇》被后人认为是描述这种遭遇幻灭和绝望的最伟大的文学呈现。 没有人会想选择放逐自己,也没有人会选择经历属灵幻灭。 但一觉醒来,你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不知道光明在何处,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在《地狱篇》中,但丁发现自己被困在豺狼虎豹和地狱之门之间,而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黑暗。

梦想的破灭也是如此。 尽管我们可能会逃避这个事实或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它就像猎杀那位伟大的义大利诗人的母狼和豹子一样潜伏着。 我们的出口就是进入我们所恐惧的地方,对但丁来说,这意味着在通往天堂的救赎之路上,必须目睹世上各样巨大的罪恶。

对以利亚来说,这意味着在扫帚树下和西乃山的火光中找到孤独。 在那里,他发现了我们所有人在悲伤的另一侧都能发现的事——他并不孤单。 在暴风雨的声响和烈火的炙烤中,上帝低语着;在遥遥长路上,祂的语音未曾断绝。 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孤独。

麦克·科斯珀(Mike Cosper)是《今日基督教》媒体部门主任。

本文改编自麦克·科斯珀(Mike Cosper)的《Land of My Sojourn》。©2024年由麦可·D·科斯珀(Michael D. Cosper)着。 由InterVarsity Press 授权使用及翻译。 www.iv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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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玩耍的教会更能团结在一起

让会友们一起玩游戏在培养群体凝聚力和实践创意传福音方面有着各种好处。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7,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在巴纳(Barna)新的信仰家庭报告中,研究人员称,“充满活力的家庭”之所以能从众多家庭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他们能“与家庭成员和亲戚一起度过有意义、有趣 、有品质的时光。”这包括一起玩游戏(32%)、共进餐点(63%的家庭共进早餐,75%的家庭共进晚餐),以及一起享受其他休闲活动。 报告指出:“这些有活跃信仰的基督徒知道玩耍的意义——确实,有一半的人形容他们的家庭生活‘很有趣’。”

换句话说,这句老话依然适用:一起玩耍的家庭更有凝聚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展现出强大的健康灵命。

我们的教会家庭也是如此

从垒球联盟到读书会,从爵士乐团到手工艺之夜,玩在一起的教会似乎更能凝聚在一起,也更能一起成长、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动荡,建立起友情、同理心和集体的 韧性,而这些对一个强健的教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年轻家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我们的会众正在经历一些挑战和成长的机会。”密苏里州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凯蒂·尼克斯(Katie Nix)谈道。 “通常情况下,不同年代之间会分裂出“老油条成员”和“新来的”两种群体,但踢球游戏帮助我们打破陌生的壁垒,使我们能建立关系。我相信因为这两个 群体有了一起玩耍的机会,让我们教会免于潜在的抢地盘危机。”

其他牧师也回报教会肢体一起“放松身心”所带来的独特收获。

杰克逊·克莱兰(Jackson Clelland)是加州一间长老教会的负责人,他经常为教会的职员和董事会成员提供一起游戏的机会,为他们身为上帝子民共同服事立下好的基础。

“我的属灵导师,已故的查克·米勒(Chuck Miller)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内的关系需要适当的顺序。我们需要首先视我们的同工为兄弟姊妹,然后才视他们为同事,”克莱兰引用腓利门书1-2章说道。 他们教会的同工会议通常在会议室举行——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一个月前,同工们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克莱兰说。 “我们玩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享受彼此的同在,让我们之间不仅仅只是‘我们需要彼此去完成教会的任务’这样的关系。”

在最早的经文中,上帝要求祂的子民有规律地工作和敬拜、休息和娱乐。 除了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庆祝活动,摩西五经也提到七个节庆日。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又增加了三个。 当时的婚礼庆典通常会持续一周或更长的时间。 虽然一些现代教会确实能从参与这些古代教会的节庆和其他传统圣日活动中享受到乐趣,其他教会则能以更简单,甚至颇具童心的形式发掘乐趣。

安托万·拉西特(Antoine Lassiter)是北卡罗来纳州ㄧ间名为“思考国度(Think Kingdom)”的跨族裔教会的牧师。 他称赞一起玩乐的吸引力能让不同群体的人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我们教会是由两间教会合并而来的——原本是一间以黑人为主的教会和另一间以白人为主的教会。玩游戏是一种让平时没有太多互动的人们交流的方式 。我们以前会在门口鼓励大家——‘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和他们坐在一起!’——但大家并不会这样做。”

于是,拉西特和他的团队在主日崇拜中想出一个创意的解决方案。 “我会宣布‘所有人请拿起你们的随身物品!’乐手们配合演奏一些欢快的音乐,然后我们玩起音乐椅的游戏(注:类似大风吹抢椅子的游戏)。”

当拉西特负责协助两群会众度过合并的改变时期时,他认识到,身为一个领袖,游戏对他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教会合并)的前三个月,我更像个政治人物。我感受不到任何乐趣,事工变得暗无天日,我的压力变得很大。然后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工。这个事工需要圣灵的引导,”拉西特说。

“我们教会有很多爱打篮球的年轻人,所以我开始和他们相处,和他们玩在一起。这正是我认为教会开始转变的契机。”

其他国家教会的牧师们也注意到教会游戏在培养社区凝聚力和实践创意传福音方面的好处。

“健康社区的标志之一就是欢笑声,以及大家能够一起享受乐趣,”捷克共和国福音基督教团契传道人斯图尔茨(Ondřej Szturc)说。 “这样的教会很吸引人,能加快事工进展,并让事工变得更轻松愉快。招待人、让人感到被欢迎是我们的优先顺序之ㄧ。”

另外两位欧洲传道人,安德烈和妮娜夫妇帮助教会在斯洛维尼亚植堂。 安德烈说,“我们每年都会举行教会退修会,在退修会中,我们有意识地安排大家能玩在一起的时间——营火晚会、烤棉花糖、爬山或游泳。并且,我们的 领导团队每个月都会激励自己花时间一起玩游戏。”

这对夫妻发现,偶尔用一起玩游戏代替传统的教会敬拜,可以增进会众之间的友情和团契关系,尤其是在他的大部分会众都是年轻人的情况下。

“有几次,我们取消教会礼拜,大家一起出去喝咖啡,”安德烈说。 “当我们渐渐疏远、需要重新建立关系时,透过玩在一起,我们得以更多了解和欣赏彼此。”

乌干达圣公会牧师阿加巴·摩西(Agaba Moses)指出,玩在一起历来不是他教会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 “非洲的教会通常不会在讲台布道外让基督徒参与足球、游泳或戏剧等休闲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是‘世俗的’。但事实上,让会友们好好的玩在一起,对于处理冲突和 建造一间合一、有凝聚力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年底,我们邀请主教当特别来宾,参加我们教会的足球活动。主教本身会踢足球,他透过为教会罚ㄧ球展现他的实力。这完全让人们改变他们对教会的态度。”

研究表明,在一个组织里,如果成员无法玩在一起,组织往往会陷入不健康的严肃感,导致焦虑和抵制变革的情绪不断增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项研究皆显示,游戏能为人带来创造力、创新的思维、关系、恢复活力、及喜乐——所有这些特质都能在健康的教会(在敬拜时 及敬拜外)的共处时间中找到。

“如果集体敬拜的根本目的之ㄧ是宣扬和实践福音,那么我想,我们宣讲和实践福音的方式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指向这个好消息里惊人、无偿、甚至是特别有趣的本质, ”大卫泰勒(David Taylor)写道。

对牧师来说,教会的传统工作——讲道、探访、开会、行政管理——常常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要他们以任何形式推动教会一起玩耍的机会都可能让他们感觉是额外的负担。 但是,当会众一起参与休闲活动、让人大笑和有创意的活动时,他们之间能建立起有益于完成大使命的纽带,加深团契关系,并为门徒训练奠定关系上的基础。

“身为教会领袖,我们必须教导人们随着生活的节奏律动,”拉西特说。 “有时音乐是欢快的,有时音乐是肃穆的,但我们可以随着这两种音乐节奏跳舞。”

考特尼·埃利(Courtney Ellis)是位牧师和演讲家,也是《消除杂乱》一书的作者。 她与丈夫达里尔(Daryl)和三个孩子住在南加州。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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