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是关于失败

奥林匹克梦想激励无数人去追求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件好事。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1
Dean Mouhtaropoulos / Getty Images

我仍记得第一次看到它时的感受。 那是在1984年,奥运会在洛杉矶举办。 全球各地的家庭围坐在发光的电视机前,奋斗和胜利的故事涌入他们的客厅。

我当时只有八岁,如痴如醉。 火炬传递、开幕式、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埃德温·摩西(Edwin Moses)、玛丽·卢·雷顿(Mary Lou Retton)的非凡表现,一次又一次,美国国旗在奖牌仪式上飘扬、流着泪的运动员唱着我们的国歌——这一切都让我着迷。 最吸引人的是男子体操队赢得了金牌。 我的灵魂升腾起来。

或许你见过大海边码头上的海鸥。 当风向恰好时,鸟儿只需伸出翅膀,就可以腾驾于的气流之上。 就是这种感觉。 那是一个梦,一种渴望,也是灵魂的飞翔。

这种渴望改变了我的生活。 它激励我开始了体操职业生涯。 当我躺下入睡,它使我的脑海充满辉煌画面。 它支撑着我度过无数次的训练和一系列令人痛苦的伤病。 它把我带到全国各地,甚至是大洋彼岸,当我成为了全国青少年全能冠军和国家队成员。 它甚至把我带入了一所我根本无法负担的大学,并在大一时让我为斯坦福大学获得了NCAA(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冠军。

然后,它却轰然倾倒了。 在1996年奥运选拔赛前的几个月,我从单杠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 转眼间,我的体操生涯以失败告终,我还被判处终身脊柱损伤和慢性疼痛。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相信那段经历充满了上帝的旨意。 宇宙充满了目的,处处渗透着意义。 正如诗人所写,“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诗139:16)。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有 什么 意义? 如果只是以受伤和失望告终,那么这数千小时的训练和艰辛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中的意义何在?

当我在电视上观看东京奥运会时,同样的问题进入我的脑海。 又一次,我们看见在不可能的困难面前获胜的故事。 我们也看见更多失败的故事。 许多运动员发现自己的故事突然断了脉络。 伤害和意外介入其中。 原本被期冀获胜、甚至将主导比赛的运动员纷纷落败。 如果称这些为“失败”听起来会显得刺耳,那或许是因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失败可以是一个怎样的伙伴。

事实上,奥运会都是关于失败的。 奥运会毫无疑问地引发了大量的失败。

绝大多数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根本得不到奖牌,更不用说金牌了。 许多在一个项目获得金牌的选手在其他项目中也会落败。 然后,当然,绝大多数人早在争取进入奥运代表队这一点上就失利了。

以女子体操为例。 仅美国就有数百万女孩练习体操,每年都会有数万人参加比赛。 然而每四年最多只有六个人能进入奥运代表队。 如果有一百万个女孩因看了西蒙娜·拜尔斯(Simone Biles)或苏妮莎·李(Suni Lee)的比赛,怀着奥运梦报名参加体操班,也许其中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个女孩将无法圆梦。

当然,在这条道路上会有一些小小的胜利。 但即使是那百万分之一进入奥运代表队的体操运动员,也会对失败愈加熟悉。 学习新的技巧和新的常规动作都势必经历无数次的失败。 即使是像拜尔斯这样具有绝对优势的体操运动员,也必须在看似无止境的连续失败中奋力坚持。然后当她踏上奥运舞台时,她的故事可能会变得更复杂。 美国队的每一位体操选手都经历了她的成功和失败。 杰德·凯里(Jade Carey)前一天晚上还在哭泣,第二天就戴上了金牌。

重点不是要批评运动员。 重点是失败对于运动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奥运梦激励着全球数千万甚至数亿人去追求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在为这些梦想奋斗的过程中,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超越他们本来要成为的人。

我曾向许多奥运选手询问他们的经历。 他们都公认的一点是,这经历从来都不仅仅关乎奥运会本身。 这其实是关于在努力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他们成为了怎样的人。 很大程度上,这是失败对他们的造就。 胜利,当它真来到时,也是吊诡的。 它威胁要除掉失败所成就的一切。 胜利对灵魂更危险,失败却更有教益。

“失败使我们更强大”并非只是一句世俗格言。 失败并不总是如此。 有些失败如此具有破坏性或如此彻底,以至于很难找到一条救赎的路径。 一些失败把我们变得苦毒而不是更好。

然而,若我们愿意从它的指引中学习,失败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 《圣经》中充斥着失败的故事。 如果亚伯拉罕和摩西未曾失败,他们能成为信仰的典范吗? 大卫能写出他的诗篇吗? 《传道书》中的夫子试图在属世的追求中找到意义,我们却因他在失败中获得的智慧而蒙福。 如果彼得和保罗未曾因他们的失败而谦卑,他们会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吗?

回首往事,我才看得清晰。 失败——我一路所经受的失败,以及因受伤而未能进入奥运代表队的失败——如此深刻地塑造了我,以至于我几乎不知道若没有它我将会成为谁。 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尽头。 它让我学会了怜悯。 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罪孽和缺陷。 它让我看到我需要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 它照亮了上帝的恩典。 在某些方面,奥林匹克梦想扮演着类似于律法的角色(罗3:20,7:7)。 作为一个完美的理想,它激发了我们的努力、失败,并最终承认我们的弱点,和对神的完全依赖。

与其他无论是否进入奥运会的运动员一样,我的体操生涯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挣得几个闪亮的金牌荣耀时刻,而是为我接下来的生活做准备。 它从来不是为了让我成为冠军。 而是要将我培养成一个器皿。

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后,一位年长的体操运动员告诉我:“你学会了如何在一件事上做到出色。 现在把你所学到的一切都拿出来,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建树。” 这似乎是很有帮助的建议,也许这也正是当时的我需要听到的。 但我那时还未能抛开对胜利的崇拜。

现在,25年过去了,回首过往我有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运动员和我们所有经历过失败和失望的人,我想说:你已经学会在与神的团契中经历失败。 现在再去失败一次,把失败当作朋友来迎接。 因你的失败会磨炼你,如果你允许它这么做的话。 它将越来越多地塑造你,使你成为基督的模样。 在变得像基督的过程中,你会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

提摩太·达林波尔(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CEO。 在Twitter上关注他@TimDalrymple_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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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所有的先知对特朗普的预言都错了呢?”

一些灵恩派领袖正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谦卑,拒绝将政治偶像化,重新将目光定睛在在基督身上。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1
Illustration by Dorothy Leung

跟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数百万人一样,耶利米·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在选举之夜熬夜到深夜。当他在电视萤幕上看到唐纳·特朗普(Donald J. Trump)原本领先的差距不断下降,他难以置信地呆坐着。

许多人认为前任总统会赢得连任:约翰逊是美国灵恩派的领袖之一,他们声称有神的话语作后盾。

11月4日的早晨,当全国人民得知乔·拜登(Joe Biden)的票数仍领先的消息时,约翰逊向他的电邮群组发出了「先知警告」,声称他和「成熟并经过考验的先知们」有一致的看法:特朗普获胜了。

约翰逊在写给追随者的信中强调:「要么是说谎的灵充斥了美国众多值得信赖的先知们的口,要么是特朗普确实赢得了总统宝座,而我们却目睹一个极端惊人的邪恶计划正在展开,他们在窃取选举。我打从心底相信后者才是真实的。」

今日,每当约翰逊回想起那封信时,感到非常尴尬。

与那些继续坚持特朗普获胜的人不同,2021年初,约翰逊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现在他几乎认不出去年写那封电子邮件的人(他自己)了——他的妻子、工作人员或挚友也认不出来。相反的,他说,神充满恩典地使用因对特朗普预言错误所导致的混乱结果,让他的生命开始有「催化性和戏剧性的转变」。

约翰逊对《今日基督教》的记者说:「我原本和其他人一样非常坚持那些想法。」这是继他自一月份公开的忏悔,以及在三月份停止他本人的事工后所接受的第一次媒体采访。 「我告诉人们我感觉自己再次被救赎了——我体验到上帝的恩慈。我被祂管教,我流了许多眼泪,感谢主把我唤醒。」

约翰逊只有33岁,但每当他站在讲台讲道时,他的话语既严肃且坚定。回首往事,约翰逊看到2020年的选举日将如何永远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使他重新聚焦在上帝对他的呼召及事工上。

约翰逊追溯他的信仰至他出生前。他的母亲在怀他时做了一个梦,引导她为他起名耶利米。他出生时本来会死的,因为他的脖子被脐带缠住,但被医护人员救活了,大家称他为「奇迹宝宝」。

到了七岁时,约翰逊每天晚上都有预言性的梦。

约翰逊是一位灵恩派牧师的儿子,他从小就是一个延续主义者(Continuationist)——相信圣灵今天仍存在,而且很活跃,透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如哥林多前书12章中提到的那样(用医治和说方言)——并透过使徒、先知的角色在作工,在像约翰逊这样的人的圈子里,人们认为先知们能准确地、频繁地听到神的话,并知道预言的种种细节。根据哥林多前书14:3,他们期望使用这种恩赐「对人说话,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当约翰逊穿着牛仔裤、衬衫和西装外套在讲台上证道时,他有时会停下来传递一段他感觉上帝敦促他向某位会友传递的预言性的「话语」——可能是—段来得正是时候的肯定话语或圣经经文,或是提醒他上帝某个特定的属性。

整本圣经有多处提及预言的恩赐,多数五旬节教派和灵恩派传统也鼓励人追求预言的恩赐。但约翰逊和一群牧师、巡回布道家、作家及公众演讲者所呈现的形象是,他们更像旧约里的“先知的职份”(不仅仅是有预言的恩赐,而是先知),并声称上帝赐给他们一种能知晓国家和全球重大事件的「启示的灵」。但多数具有预言的恩赐的人则较不注重「预测未来事件」,而是较关注向上帝的子民发出劝告或鼓励性的适当话语。

在2015年预言特朗普将赢得隔年首次的总统选举时,约翰逊是佛罗里达州「天父之心」事工的牧师和植堂者。

当时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候选人有好几位,约翰逊说,他在一个梦中听到神的话,即特朗普有「先知性的宿命」,将会当上总统,特朗普将「像一头公牛在收藏瓷器的橱柜里一样」。约翰逊的异象吸引了一群灵恩派事工领袖们的注意,他们渴望对美国的政治议题做证道和发预言,因此将这位年轻的牧师提升到全国性的高度。

「因为我正在牧养教会,因为我参与在人们的生活中,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上帝在聚会时和我说话,我将它传递出去,然后这些话红遍全国,然后特朗普当选了,就是这样。』」他说。

但自2018年开始,约翰逊说,上帝又开始对他谈及特朗普了。他的一些信息包含对教会的警告——上帝要得到总统的心,而不是他的金钱和权力,于是支持者们开始「看到他犯的错」并「为他的灵魂呼求」。 2019年10月,约翰逊做了一个三合一的梦——就是道奇队会赢得世界棒球大赛冠军,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会在选举前宣誓就职担任大法官,以及特朗普会赢得2020年的大选。

梦的前两部分都实现了,于是约翰逊放大胆子,将梦的第三部分当作从神而来的预言。

如今回首往事,约翰逊认识到「同时拥有发言平台及一群渴望听到总统大选消息的听众」的危险。

「我的十篇讲道里有九篇是关于上帝的,与政治或时事无关,但只因为那一篇关于政治的信息能引起如此多关注,我认为它变得有害,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也变得很危险。」

他说,坦白而言,「无论你是否会称之为诱惑⋯⋯但这就是人们想听的。」

在特朗普确定败选后不久,约翰逊说,他从上帝那里听到另一句话:「你做错了,而我要用这个机会让你谦卑。」

这是一个惩戒性的指责。约翰逊向所有的人道歉,并离开公众的视线,禁食祷告长达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放弃了事工合作伙伴和追随者,后者仍然敦促他回应并评论其他政治性的预言。他关闭了「耶利米·约翰逊事工」,也因此失去数百位富有的赞助者。

当他把这一切抛在脑后时,他感到一股自由和轻盈的感觉。

他形容这种经历是上帝带领他离开一间「充满陷阱」的房间,在那里,属灵的事物与政治问题被搅和在一起。他说,「那个房间里有足够的耶稣使你留在那里,但没有足够的耶稣让你定睛在祂身上。」

约翰逊一位长期的属灵导师——来自丹佛的罗伦·桑福德(Loren Sandford)牧师同样预言特朗普会连任。两人在选举前后有所联系,并于同日发表个人的道歉信(就在选票认证被国会大厦发生的暴动打断之后)。和约翰逊一样,桑福德也承认自己预测错误,并面临类似的后果。

然而,令他们两人都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因悔改受到的批评比他们因预测错误而收到的批评还要更多。

当约翰逊和桑福德感到懊悔时,其他灵恩派的领袖正在为持续的抗争作准备。许多预言特朗普会连任的人,以及许多牧师,在选举后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坚持特朗普续任总统是上帝的旨意。有些人对自己的预言变本加厉,孤注一掷。

里克·乔伊纳(Rick Joyner)是一位作家及创立「晨星事工」的布道家,他与电视布道家吉姆·巴克尔(Jim Bakker)一起预言,说美国应该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内战做好准备。

奋兴布道家杰夫·詹森(Jeff Jansen) 宣称特朗普仍然是总统,军方正在将拜登赶下台的程序中。

随着拜登就职日的过去,数百万人开始思考为什么预言里所宣称的軍方接管没有发生。灵恩运动更进一步陷入「绝对的混乱和冲突」里。

「许多上帝的百姓受到伤害,这个世界在嘲笑我们,认为我们对耶稣的信仰就如这些失败的特朗普预言一样虚假,」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一篇谴责此类预言的文中写道,他是自1990中期布朗斯维尔复兴运动(Brownsville Revival)以来备受尊敬的灵恩派领袖,也是约翰逊的另一位属灵导师。 「毕竟,」他们想知道,「怎么会所有的先知都错了呢?

如今,布朗、桑福德和约翰逊渴望解释导致选举预测错误的原因,并让神利用这个引人注目的失败作为重新审视看待预言和使先知们有问责机制的指导原则的机会。

约翰逊在二月份:「我相信神想在灵恩运动及预言运动中动工。我相信神要我们谦卑自己。我相信神要我们自我反省。我也相信神要我们去思考那些会让我们感到难受的问题。」

七山(Seven Mountains)理念

现代的新灵恩运动圈子(他们或被称为第三波灵恩运动、新使徒改革运动,或独立网络灵恩基督教)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基督徒群体之一。该运动理念的一个特征是它着重于“七山策略”,也就是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占领七个关键的文化领域:媒体、政府、教育、经济、家庭、宗教和娱乐——来作为赢得万国的关键途径,为主的再来作准备。

七山理念已经存在几十年,起源于著名的福音派人物,如比尔·布莱特(Bill Bright)、洛伦·康宁翰(Loren Cunningham)和法兰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最初,这是对当时一些基督徒的文化分离主义心态的回应,鼓励基督徒在各个文化领域带来福音的影响。

布朗说:“问题在于,当我们把七山理念与统治神学主义者的心态结合起来时,我们基本上掌管属灵领域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将其与后千禧年神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基督徒不仅被呼召在他们所居住的文化领域里事奉上帝,更要在地上的权力结构里占有领导地位,好为基督在地上的千禧年国度的统治做准备。

虽然统治神学主义的指控被反对者视为贬义词,但这个词起源于它的运动本身。前富勒神学院教授C.彼得·瓦格纳(C. Peter Wagner)在2010年出版的《统治!神国行动能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接纳了「统治神学」,几位早期推崇这种神学的灵恩派领袖,包括使徒领袖兰斯·瓦尔瑙(Lance Wallnau)和约翰尼·恩洛( Jonny Enlow)也是如此。

这些领袖认为,特朗普的成功和影响力使特朗普成为帮助基督徒「恢复基督教文化」的理想人选。

即使在拜登宣誓就职后,恩洛仍然坚持特朗普赢得选举,并宣称「如果你能看到天堂里有什么,是谁坐在宝座上——上去看看天堂里的总统席位,看看谁在那里。不是拜登,是特朗普。」恩洛还在其他地方说,「在天上,特朗普总统被视为地球的主要领袖。」

恩洛还把对特朗普宿命的预言与七山统治主义及QAnon阴谋论连结在一起,声称「现在山顶上的全球网路里有献祭儿童的恋童癖者」,而上帝派遣特朗普参与这个神圣的「救援行动」。

虽然这类言论听起来可能有些极端,但瓦尔瑙和恩洛在该运动一些最大的灵恩派网路里广受人们的信任,与他们一起发表意见的还有其他不少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如拥有25万订阅量的预言网站「以利亚名单」的史蒂夫·舒尔茨(Steve Shultz),以及北加州一间巨型灵恩派教会及事工中心,伯特利教会(Bethel Church)的比尔·强生和贝尼·强生(Bill & Beni Johnson)。

预言的责任

早在2016年,当时只有少数领袖预言特朗普将赢得第一次总统选举,有一些灵恩派人士对此充满盼望,但多数人则持怀疑的态度。在特朗普任期的几年里,关于他连任的预言持续增长。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白人五旬节派基督徒认为总统由神所膏抹,这些「预言选民」成为特朗普福音派基本盘的代言人。

根据布朗的说法,声称有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关于特朗普连任的预言的人只是一小部分。

但他表示,由于这些人在网路上强大的影响力,这个“说着同样的话的少数声音”有效地接触到灵恩运动里多数的人。

对灵恩运动的批评者来说,现代先知声称听到来自上帝关于总统选举的信息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对特朗普连任的错误预测也不是。最严肃的是,当这个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许多人不愿意承认。

布朗说:「不负责任的预言是个严重的问题已经有一定的时间了。」 他称之为「现代五旬节运动」的祸根。

在新约里,使徒保罗敦促他的跟随者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林前14:1)并警告他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前5:20-21),因为在地球的这一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林前13:9-10)

「每一个真正的预言都需要受现实的检验。」桑福德说。他仍然记得千禧年(2000年)发生的事。当时,「知名的先知们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所有电脑都会坏掉。」时至今日,他说,「我还没有听到发出那种预言的任何ㄧ人说过ㄧ句道歉的话。」

「一年前,在逾越节前后出现了许多预言,」他说。这些预言——在2020选举开始前几个月——声称冠状病毒在抵达美国边境之前就会开始消失。 「嗯,这件事也没有发生,」他说。

虽然桑福德和布朗对一些尚未为对自己错误的预言公开表示悔改的人持悲观态度,但他们开始对整个预言运动的发展感到乐观。

桑福德拥有富勒神学院的道硕学位,他回顾一些为公开性的预言拟定的圣经原则,例如:「虽然我珍惜来自圣灵的属灵经历,但我不会把主观经历和判断力置于圣经教导之上」,并发誓要对任何错误的预言作出完整的认错、悔改和道歉。他加入另一群人,计划在2021秋天开会讨论关于发预言的改革。

早在2021年2月,布朗就已重新审视了类似的原则,他开始与美国使徒领袖联盟(US Coalition of Apostolic Leaders)主席约瑟夫·马特拉(Joseph Mattera)主持每月一次的线上会议,参与者包括约翰逊在内的20至30位全球不同类型事工的领袖,为他们的社群制定为预言负责任的指导方针。

这份由包括兰迪·克拉克(Randy Clark)、丹尼尔·科伦达(Daniel Kolenda)、克莱格·基纳(Craig Keener)、R·T·肯德尔(R.T. Kendall)、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和韦恩·古德恩(Wayne Grudem)在内数十位倡议者所签署的一份新声明指出,这是一个「主的肢体对于预言的恩赐和先知的事工怀有诸多疑问的时刻。」

《新约与今日预言的恩赐》一书的作者古德恩是1980年代的关键人物,他提出,这种属灵恩赐可与有扎实教义的福音派信仰并进——此立场在21世纪改革宗灵恩运动中已在全球被广泛接受。古德恩曾是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最著名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之一(但在一卷记录特朗普聊天时以“随意摸女性”为笑话的录影带被公布后,撤回了他的支持)。

另一个签署者是伯特利教会(Bethel Church)资深领袖克理斯·瓦洛顿(Kris Vallotton),他也预言了特朗普的连任,但后来为此道歉。瓦洛顿通常用「话语(word」 来表示一个预言信息, 他写道,他「一年前收到关于谦卑的话语⋯⋯每当我迷失或不知道在这个疯狂的时刻该怎么做时,上帝总告诉我,『谦卑才是往前行的正路』。」

《Charisma》杂志的编辑史蒂夫·斯特朗(Steven Strang)和前编辑珍妮弗·勒克雷尔(Jennifer LeClaire)也在此声明里签名。斯特朗很早就积极宣传关于特朗普会连任的预言,他将许多预言特别发表在他的《斯特朗报告》专栏里。选举后不久,他也继续敦促他的追随者向上帝争取推翻选举的结果。

珍妮弗虽没有预言特朗普将会连任,但她曾是预言特朗普2016年会选上总统的阵营一员,她当年形容,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扩大红州(支持共和党的州)的版图有如「耶稣鲜血」的象征。

如今她也加入警示人们的行列。她说:「即使我们无法支持同一个政治旗帜,我们也必须在基督的旗帜下合一。」

悔改和谦卑

在2019年因预言特朗普将连任而成为福斯新闻台焦点的加州教会领袖肖恩·博尔兹(Shawn Bolz)回首往事时,认识到特朗普的一些追随者带有「弥赛亚情结」 。

博尔兹:「这些人(包括曾经的他自己)严重的把信仰跟选举结果绑在一起,以至于当我悔改时,我好似一个逃兵,不再属于这个团队。」博尔兹因着他为曾经错误的预言道歉而收到死亡威胁。一封手写的信警告:当特朗普再次当选时,博尔兹将被吊死在白宫门前,因他是假先知。

珍妮弗·托莱多(Jennifer Toledo)说:「无论人们怎么跟你说——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以及人们的行为表现——他们的盼望不在神,而在特朗普身哨,这点无庸置疑。」托莱多与她的先生及博尔兹在洛杉矶一起创立名为「Expression 58」的灵恩派教会。

无论特朗普是否会在2024年再度参选,像博尔兹和托莱多这样的领袖都祷告他们牧养的地方教会和更广泛的灵恩派教会能进行对话,讨论他们在灵里的盲点,并重新将目光定睛在基督身上。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他的支持者之间最常提到的经文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7:14)这是一段很五旬节派基督徒欢迎的经文,在灵恩派圈子里也经常被引用,最终成为预言性的呼吁,呼召人们为特朗普的选情和连任禁食祷告。

虽然许多灵恩派的领袖以古列王比喻特朗普——这位波斯国王让神的子民从流放中回归,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托莱多的会众却以《以赛亚书》58章作为他们的指引,在这段经文里,上帝谴责以色列人没有看到真正的复兴和由上帝而来的恢复并非仅仅在于人们对公义的改革的追求,而是出于人们全面性的悔改与相互和好。

在整本圣经里,先知们代表上帝向祂的子民宣讲的正是这样的信息。

布朗说,先知们「对圣灵有着独特的依赖——为了得到祂指引、启示、洞见和灵感——使他们能传扬祂的话语并牧养人群。先知们需要维持专注立,走在正道上,紧抓上帝所看重的事,并确保一切不会偏离正路。」

但正如耶利米·约翰逊所目睹的,许多先知们因着其他事情分心,反成了上帝子民的「绊脚石」,因为「当先知分心时,百姓就会分心。」

约翰逊说,「我们曾提过把政治当成偶像崇拜,但人们也可能把先知当偶像崇拜。只是没有人谈论这一点。」他说他相信「先知们已成为教会肢体的偶像」,虽然「先知们已被神教训谦卑了,神的百姓也需要为崇拜先知悔改。」

约翰逊还忧心,许多基督徒已经忘记了预言的恩赐在事工里的主要作用:不是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或预报选举结果,而是引人归向基督

在2021年初为期三个月的禁食祷吿中,约翰逊专心聆听神的声音时,他听到神说:「一个人正在死去,一个事工正在死去,我要你开始专注于一个新的运动⋯⋯帮助基督的新妇(教会)为我们荣耀的新郎耶稣,我们大君王的再来作准备。」

放下了「耶利米·约翰逊事工」,约翰逊牧师开始一项名为「全球祭坛」的新事工。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的教会和事工总部举行的长达三个小时的敬拜聚会上,他在讲道中呼吁大家重新将目光定睛在基督身上。 「主啊,求祢掌管我们的动机和意念,使我们将纯洁且单ㄧ的真心献给耶稣。」

随着越来越多灵恩派领袖加入这个日益壮大的觉醒运动,约翰逊相信灵恩派的会众将重新拾起他们的异象。「神的灵正在使预言运动谦卑降服于祂。很明显的,神正在呼唤祂的子民回到祂身边。」

史蒂芬妮·麦克德(Stefani McDade)是《今日基督教》的撰稿人,她居住在乔治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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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对阿富汗投入是否值得,还是浪费?随着塔利班重新掌权,基督徒在哀恸、祷告和学习

在全世界争论美国撤军行动之时,15位各界领袖反思了他们如何运用自己的信仰来理解在撤军后如何最好地倡导正义的问题。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3, 2021
图片: Paula Bronstein /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30日,阿富汗喀布尔,在安静的美国大使馆围墙上人们所看到的壁画。

很难忘记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阿富汗人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不顾一切地冲上即将起飞的飞机的画面,有些人徒手扒在飞机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继续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塔利班迅速接管,以及在疏散翻译和其他面临迫害风险的人方面似乎缺乏协调和规划,都引发了全世界强烈的愤怒和悲伤。

美国境内外的基督徒对美国政府和军队应该做什么有不同意见。 但他们正试图运用他们的信仰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在事后最好地倡导正义。

CT调查了15位领袖,了解他们对美国撤军和塔利班接管的哀恸;他们如何为阿富汗的未来祷告;他们认为美国基督徒可以从这场战争中学到什么;他们如何看待对宣教领域的长期影响;以及美国军队和外国基督徒工作者几十年的投资是值得的还是浪费掉了。

调查的参与者

克里斯·塞普尔(Chris Seiple)

是全球参与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的荣休主席,也是《人道主义干预中的美军与非政府组织关系》一书的作者。

保罗·米勒(Paul Miller)

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国际事务教授。 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主任。

玛丽亚·多斯特扎达·古德布雷克(Mariya Dostzadah Goodbrake)

和她的家人曾经是阿富汗难民。 她现在担任Global FC的执行董事,该组织为堪萨斯城地区的难民服务。

尤金(Eugene)

是一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服务了几十年的基督教工作者,由于正在进行的事工,他要求匿名。

珍妮·杨(Jenny Yang)

是世界救援会(World Relief)负责宣传和政策的副总裁,该组织是全国福音派基督徒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人道救援分支,是美国九个难民安置机构之一。

马克·图利(Mark Tooley)

是《神意:基督教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Providence: Journal of Christianity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的编辑和宗教与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的主席。

汉弗莱·彼得斯(Humphrey Peters)

是巴基斯坦教会的主教和白沙瓦教区的主教,该教区延伸至喀布尔。

瑞安·布拉谢(Ryan Brasher)

是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福尔曼基督教学院(Forman Christian College)担任了七年(2014-2021)的政治学教授。

马克·莫里斯(Mark Morris)

是 RefugeeMemphis.com 的负责人和联合大学(Union University)的城市神学研究教授。

曼苏尔·博尔吉(Mansour Borji)

是“第18条款”(Article 18,即《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译者注)的宣传主任,该组织支持伊朗受迫害的基督徒。

乔希·曼利(Josh Manley)

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进行教会植堂的高级牧师,他与阿富汗牧师们建立了关系

福阿德·马斯里(Fouad Masri)

是“新月计划”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位黎巴嫩裔美国牧师。

胡伦尼萨·法里德(Hurunnessa Fariad)

是一位阿富汗裔美国穆斯林,也是“多信仰邻居网络”的外联主任,该网络在各宗教社区之间建立关系,以减少猜疑或对立。

另一位参与调查的是一位来自东南亚的资深传教士,他要求匿名,因为他仍在受影响地区活动。

最后一位参与者是一位在美国的阿富汗人,她与一位阿富汗牧师结婚,由于在阿富汗的个人关系,她要求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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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撤军和塔利班的接管,你最哀恸的是什么?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没有人准备好。 据说是9月,但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 我的单身妹妹无法逃脱。

胡伦尼萨·法里德: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一个人民富有韧性和顽强精神的的国家将继续遭受痛苦。 40多年的流血和恐惧已经够多了,在今天的社会不应该发生。 阿富汗已经回到了黑暗时代,简直是一夜之间。

第二,加尼(Ghani)总统放弃了他为阿富汗人民服务的责任,这是多么懦弱。 ……他出卖阿富汗,把它留给了狼群。 第三,美国的撤军计划和执行得太差了。 随后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恐慌和夺路奔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超过8万名SIV(特别移民签证)申请者将如何处理,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许诺,但却被困在喀布尔,随着塔利班的接管而担心自己的生命。

第四,将对阿富汗妇女施加的暴力和控制。 一想到妇女又要被迫穿上罩袍,在没有合法的男性护送情况下不被允许离开家,不被允许上学和工作,被迫与塔利班成员结婚,我就会热血沸腾,为我的人民心痛。

保罗·米勒: 我几乎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哀叹失去的生命、失去的自由、猖獗的不公正、暴政和恐怖的胜利。 坏人赢了。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历史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集体说服自己,他们无力阻止一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野蛮状态,而且,由于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告诉自己安慰性的神话,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我感叹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和编织的神话,这些被用来使我们对自己做出的道德上冷酷无情和懦弱的决定感觉更好。

珍妮·杨: 我关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以及缺乏规划,使许多脆弱的阿富汗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需要撤离的人的选择有限。 有许多群体对塔利班重新掌权意味着什么感到恐惧:与美国军队有关的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妇女和女孩——特别是那些抓住机会追求教育的人。 我们与他们一起悲痛,并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动塔利班尽可能多地扩大对他们的保护。

曼苏尔·博尔吉: 人权和民主这些来之不易的价值观正在被进一步玷污,因为西方大国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承诺,对这些价值观口惠而实不至,从而给专制政权和意识形态提供了剥削国家、诋毁人民尊严的弹药。

乔希·曼利: 虽然我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许多现实感到悲哀,但我最悲哀的是,这使阿富汗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处于危险的境地。 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感受到(相对而言)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安全。 我感叹新环境对他们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感叹他们现在突然知道的恐惧和担忧。

马克·图利: 这场战争和所有战争一样,反映了人的堕落。 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逃避的。 然而,我们可以钦佩所有美国、阿富汗和各种北约人员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的牺牲和勇气,他们为了阿富汗能够摆脱过去的蹂躏而努力和牺牲。 有许多成功之处:在这二十年里,更长的寿命、更多的健康、更多的教育、更多的自由。 这些胜利不会完全被塔利班所扼杀。 而且我们可以认为,阿富汗的教会,无论多么小,都已经播下了种子,其果实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在未来几代人中收获。

你将如何为阿富汗的未来祷告?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为了妇女的自由。

克里斯·塞普尔: 我的祷告是,新的装备和服务方式将被揭示给阿富汗和中亚其他地区的教会。 我特别希望整个阿富汗和该地区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教会能够成为创伤护理的场所,从而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和解,为全社会服务。

马克·莫里斯: 为塔利班领导人的获救祈祷。 祈求上帝将那些最危险的人从恶人的恶手中隐藏起来。 为福音的推进和基督在阿富汗磨炼他的教会而祷告。

曼苏尔·博尔吉: 愿人们的生命得到保护,特别是那些有信仰和/或信念的人,像塔利班这样的偏狭团体认为他们会威胁、破坏其极权统治。 阿富汗将像凤凰一样从灰烬中重生,这一次将更强大、更明智。 上一次塔利班统治时,阿富汗人民意识到伊斯兰主义革命者的承诺是空洞的。 新一代人将重温这一经历。

保罗·米勒: 我为上帝国度的胜利,也为和平和正义祈祷,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事情显然是不可能靠人的努力实现的。

彼得斯主教: 我们祈祷圣灵触动塔利班,让他们保持柔软的心,承认所有人的人权。 基督的全球肢体需要向塔利班人表达基督徒的爱和同情,并分享上帝赋予我们的祝福和喜悦。 如果在撤军之前,我们每天为阿富汗祈祷一次,现在我们应该祈祷10次。

珍妮·杨: 我最迫切的是为那些急于逃离的人祷告,希望上帝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并为他们开辟一条道路——不管是通过美国政府还是其他方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找到避难所,使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得到充分尊重。 除此之外,我还为阿富汗人民的蓬勃发展祷告,尤其是那些特别脆弱的人,希望他们能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体验到自由和快乐。 我祈祷国际社会将继续敦促塔利班改善妇女和儿童、宗教和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经常与其持异见并可能在其统治下受苦的人的权利和自由。

胡伦尼萨·法里德: 我为阿富汗儿童祷告,希望他们永远不必在炸弹和枪声中入睡。 我为一个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商业、旅游——促进和保护妇女以及阿富汗各民族的人权的国家祷告。 我祷告阿富汗能像苏联入侵前那样被承认为一个有力量、有尊严和有毅力的国家。

尤金: (我祈祷),阿富汗人民开始决定他们的未来,而不是由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他们的国家控制和谈论国家建设,而这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自己做的事情。 (我的祷告是,希望)塔利班坚持他们的承诺,即建立一个更自由的社会,让妇女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让女孩/妇女上学。 希望耶稣的追随者在数量和成熟度上有所增长,并以改变性的行为和言语来祝福国家。

福阿德·马斯里: 为秘密信徒的保护和倍增而祈祷。

祈祷阿富汗人能够看到,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不可能成为多样化的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合法领袖。 为在美国的阿富汗邻里祈祷,让他们遇到能够安慰他们的基督徒朋友。

玛丽亚·多斯特扎达·古德布雷克: 我特别祷告有勇气、有韧性、有决心的一代人站起来。 我相信,得到解放和基本尊严滋味的一代人不会忘记。 我们侍奉的上帝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要记住、要思考我们冒险走过的道路。 我深深地祈祷,这一代人不会忘记民主的芬芳,而是勇敢地站起来,打败敌人。 我祈求在阿富汗人民的心中进行超自然的干预,让神国的价值观和原则像种子一样奇迹般地种植在阿富汗的土壤中,像树木一样生长,结出我们无法理解的果实。 没有民主是在20年内建成的。 没有什么是浪费的。

美国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反思这场战争?

瑞安·布拉谢: 美国的基督徒应该:a)感谢阿富汗历史上的那段开放时期;b)当美国政府提出对外军事行动时(这很可能是合理的,但二战后,成功且道德的军事干预的例子很少,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要有智慧和辨别力,而不是不加批判地爱国;c)对接受来自阿富汗和其他战乱国家的难民,包括进入自己的社区方面,持开放态度。

克里斯·塞普尔: 这个问题的措辞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碰巧成为基督徒的美国人,还是碰巧成为美国人的基督徒? 无论哪种方式,都有世俗的和教会的方式来反思这场战争,认识到上帝对两者都有主权,而且圣灵在两者中积极工作。

在“属灵”方面,我们可以问,一个基督徒是否应该关心这些事情,特别是由于“已经获得胜利”。 我是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被呼召去建立上帝的国度,“行在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我们还需要在公民神学以及参与神学和苦难神学方面做一些工作,为形成能导致正面改变的世俗理论提供基础,解释我们信仰的运作如何为共同利益服务。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成为可信的基督徒,和可信的美国人。 而要做到可信,我们必须具备参与的技能。 请记住:上帝并不需要我们来执行祂的意志。 但祂渴望我们与祂已经在做的事情并肩作战,正是因为我们参与世界不是为了改变它,而是因为祂已经改变了我们。

曼苏尔·博尔吉: 美国人用他们的汗水和鲜血为这场战争付出了代价。 他们的税收被投入到战争中,他们的年轻人死在战场上。 这场战争是为了拔除一种孕育了9/11事件的意识形态;而这并非像去野餐一样轻松! 美国的基督徒应该让他们的政府负责,以便他们展示出美国人想要的价值观,而不是重复同样的外交政策灾难,这些灾难只会让他们的敌人更加胆大。

亚洲宣教领袖: 美国基督徒根本不会(也不应该!)对这场战争感到自豪,或者更糟糕的是,对美国撤军的方式感到自豪。 每当他们遇到任何阿富汗人时,都必须保持谦逊,并准备让阿富汗人说话,而自己只是倾听。 他们不应试图争辩或为美国的行动辩解,而是要有同情心,向阿富汗的邻居表达爱。

胡伦尼萨·法里德: 战争和入侵不应该是首选答案。

应该寻求外交手段和与他人接触,直到最后。 我们都是这个地球上的居民,一个地方的战争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所有人。 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可以说,我们必须站起来,为正确的和道德的东西而奋斗,这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是巨大的。 我只是觉得,作为美国人,当我们决定把阿富汗留给塔利班统治时,我们抛弃了大部分神圣的信条。

保罗·米勒: 正义战争的目标应该是更好的和平,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为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在其国家作战的人,争取持久的平安条件。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这些选民是如何允许并使我们的民选官员通过我们的被动、忽视和冷漠而无视这些正义的要求。 我们发动了一场权宜之计的战争,一场无休止的打击恐怖分子的运动,而不考虑在阿富汗或为我们自己建立持久的和平条件——因为我们告诉自己这太难,太昂贵。 当然,我们正在见证替代方案有多昂贵。 而最糟糕的是:建立持久的和平条件不会是简单的施舍;但是谨慎的战略最终会比我们过去做的这些更有效。

彼得斯主教: 数以百万计的巴基斯坦人正在庆祝塔利班的统治,认为这是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美国的胜利。 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占人口的1.2%)一直忐忑不安,谨慎应对。 他们担心塔利班的势力会蔓延到巴基斯坦。

全球教会不可能一直都是批评和消极的。 这个地区的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超级大国都没有成功地在这里建立统治。 鉴于这种波动性,我们需要接受塔利班的统治。 当我们与塔利班在1995年时的暴行和流血事件比较时,这一点更加变得紧要,这次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行为要人道一些,这可以归功于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存在。

尤金: 我是美国人和瑞士人,在阿富汗人中间生活了25年,与他们交往了约40年。 在任何战争中,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作为美国人,对于没有让人民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承担这艰难的责任,。 首先,我们向阿富汗人提供了足够的弹药来打败俄国人,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来取代战争文化,以支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来取代它,并以良好的方式取代它。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能说我们在那个国家表现得像一个敬虔的民族。

现在,我们必须祈祷阿富汗人民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建立他们自己的公民社会,并慷慨地奉献我们的祈祷、时间和精力来支持这一增长。 虚心大胆地说明我们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国家对阿富汗的破坏令我们心碎。 然后分享和实践基督的爱,尊重阿富汗人民,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前进的道路。

玛丽亚·多斯特扎达·古德布雷克: 在我们的反思中,我们想保持积极,并地说出所谓基督徒该说的话:“上帝会胜利”,“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正义并不在生命的这一边”,或者 “我们已经得胜”。

是的,这些评论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已经得胜的上帝。但是,我们能不能暂时悲痛,而不必不说那些”正确的“基督徒的话?

我们能站在正义的愤怒中吗? 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一刻,邪恶占了上风? 我们能不能在伤害和不公正中置身一会儿?

这是为了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受到阿富汗人民和那些为战争而失丧、牺牲的人的一丝痛苦和动荡。 当我们这样做了,与悲伤保持一致,我们才会记得明天我们将继续战斗。

如果美国参加的战争一开始就不明智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否是停止并完全撤出,以示忏悔?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这么快就离开是个糟糕的决定,但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 但不应是以这种方式。

马克·莫里斯: 恕我直言,这真的不是一个有用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猜测和重新校准过去,没有尽头。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是的,两党在各自掌握权的时候,都重复了通常的以自我为中心、文化上无知和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失误。 我并不指望美国能悔改。 相反,我们将看到我们的领导人互相指责,怪罪于对方。 每位领导人,每一方都将为他们所做的决定以及这些政策决定对人类造成的损害或好处而被上帝追究责任。 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现在要如何回应。

瑞安·布拉舍: 在谈到美国的外交或军事政策时,我对谈论“忏悔”有点犹豫。 美国政府不是教会或基督教团体的代表。 此外,2001年还不清楚事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参与似乎确实是 明智的,尽管在完成的速度上可能是不明智的。

珍妮·杨: 我无法评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角色问题,但对我来说——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很清楚的是,我们有义务为那些在我们离开时将处于弱势的人做准备并提供帮助。 当我们真的离开时,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护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人。 在几十年来向盟友承诺我们会支持他们之后,现在放弃我们的盟友,将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道德污点,其影响将持续几十年。 我们离开阿富汗的方式将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印记。

福阿德·马斯里: 这个问题有误导性。 我认为我们混淆了教会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是保护国家,制止针对公民的邪恶。 教会的作用是关于怜悯和正义。 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我认为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耶稣希望我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耶稣还希望我们为这些最弱小的人说话。 必须制止塔利班对哈扎拉、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妇女的杀戮。 伊斯兰教法(sharia)与上帝的诫命直接相反。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我们正在用错误的武器来打这场战争。

亚洲宣教领袖: 如果美国军队参加了一场不明智的战争,那么他们应该在能够不造成更多影响和损失的情况下才撤出。 这意味着他们应该留在这里更长时间,帮助发展国家,并确保在他们离开时,阿富汗军队和政府足够强大,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实力,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坚持下去。 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这将是美国为不明智地加入战争而不得不付出的昂贵代价。

玛丽亚·多斯特扎达·古德布雷克: 美国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没有回头路可走。 这场战争并非不明智,而是计算错误。 美国参加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并不是像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为9/11事件的肇事者复仇。 乔治·W·布什总统以一个更大的叙事来捕获阿富汗人和美国人的心,为阿富汗人民带来尊严、安全和保障。 这种战争的理由要持久得多,也更有持续性。 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呆了20年,并不是为了报复恐怖分子,他们是为了解放阿富汗人的心,让他们看到新的希望。 拜登将战争最小化为仅仅复仇,是对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和士兵家属的一记耳光,他们现在必须问自己:“牺牲是白费的吗?”

你认为这将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宣教领域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如果有人在信仰上软弱,有些人就会堕落。 社会媒体将被塔利班摧毁,这将使信徒们难以得到来自外部的鼓励。

马克·莫里斯: 一个没有好答案的问题是:传教士在哪里? 国际慈善机构在哪里? 阿富汗人感到被遗弃,因为外国人在脸书上发帖,对带他们出来的军事运输表示感谢。 阿富汗基督徒今天一直在谈论这一点是多么的不敏感。 “你庆祝你的逃脱,但你甚至不提那些你留下受苦的人。” 在我们现在分享的话语中,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就我们离开的性质,人们对西方并不欣赏。 一个更好的计划可以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示我们的人性和关注。

曼苏尔·博尔吉: 就在昨天,我被告知一些阿富汗基督徒现在正在焚烧家中的文献和其他基督教材料,因为它们可能会使他们暴露在塔利班面前,塔利班现在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以确定他们的目标。 这些急于在阿富汗境外找到安全保障的基督徒中,有许多人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经过多年的祈祷、门徒训练和忠实的服侍后结出的果实。 当然,他们对社区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但也许不会像以前那样有效。 此外,伊朗政权现在感到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的国土两边都没有美国军队。 他们觉得可以继续他们的恐怖统治,这不仅在伊朗,而且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都已经伤害到了教会。

保罗·米勒: 阿富汗将像2001年之前一样,成为一个对宣教关门的国家。 巴基斯坦西部和南部可能也会实际上对于宣教关上大门。 宣教将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

尤金: 要赢得与阿富汗人或其他这种背景的人全面分享福音的权利,一直是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自由但谦卑地谈论基督和他奇妙的改变大能;但现在我们有一些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因为我们以科技为后盾的干预并不能使人感受基督的大能,而现在又匆忙退出。

彼得斯主教: 中国已经表示有兴趣与阿富汗建立外交关系。 因此,如果形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期望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教会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借助伊斯兰教义在宣教上取得进展。 穆斯林对耶稣和马利亚非常尊重和敬畏。 这是与这些人接触的桥梁。

亚洲宣教领袖: 当地的阿富汗人和周边地区不会轻易相信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因为他们有被美国背叛的感觉。

他们可能会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更容易接受或开放。 中国很可能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与阿富汗建立贸易关系和业务,这将为中国传教士作为商人进入阿富汗提供机会。

但是从长远来看,福音的传播必须主要由阿富汗当地的信徒来完成,并得到散居国外的信徒以及语言接近达里语(Dari)的伊朗信徒的帮助。 卫星电视以及数字和多媒体技术也将成为帮助接触阿富汗人民——包括那些流离失所者——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珍妮·杨: 根据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的数据,在阿富汗,只有不到3%的人自己认识基督徒——不仅仅是几乎没有人听过福音、读过《圣经》、去过教堂,而是几乎没有人认识一个基督徒。 可悲的是,在塔利班掌权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我们为人们被迫逃离自己国家这种可怕的不公正状况感到悲哀和难过时,我也看到了神如何通过人的运动来吸引人们归向祂。使徒行传17:26-27明确指出,这是神在历史中的主权目的的一部分,要叫男男女女 “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邻国的基督徒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欢迎阿富汗难民,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全球教会对阿富汗难民持欢迎态度,我相信这将使许多阿富汗难民了解并感受到基督的爱。

马克·图利: 对这个已经对非伊斯兰教声音非常敌视的地区,塔利班的胜利是对任何近似宗教宽容的巨大打击。 将会有更大的迫害。 但塔利班政权的折磨最终将使其伊斯兰教品牌丧失信誉,就像伊朗的神权主义者在伊朗创造了几代不可知论者和宗教怀疑论者,其教会规模仍然非常小,但在不断扩大。

美国军队和外国基督徒工作者几十年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还是白白浪费?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在2001年,有那么多的人接受了基督,并且正在实践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从外国人那里听到了福音。

克里斯·塞普尔: 如果你的视角是属灵的,你对成功的定义不是世俗的衡量标准,而只是顺从,那么基督的追随者在阿富汗进行的以实际存在为标志事工,将以我们还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成果。 尽管如此,这种时候总是适于对基督教事工进行重新考虑和评估他们的参与神学,以及他们的苦难神学,反思 “存在”现在应是什么样子。 因此,也应该重新审视领导和(董事会)治理的组织方法,确保参与战略植根于《圣经》和文化(不一定是派遣国及其文化方式)。

换句话说,当教会怜悯当地人——当它与他们一起受苦时,教会总是在成长。 《新约》中充满了基督徒这样的故事,他们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也没有逃离,而是把每一个困难的处境看作是分享基督之爱的机会,实际地服务那些无法逃离战争、饥荒和瘟疫的人。 愿我们无愧于我们属灵先辈的榜样。

保罗·米勒: 20年来,没有来自南亚的国际恐怖袭击。

这是一个我们不应该认为理所当然的胜利。 第二,我们让一代阿富汗人尝到了更好的生活的滋味——我希望他们能把这种记忆作为灵感,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除此之外,很难不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在本周被塔利班的胜利化为灰烬,美国政府决定抛弃我们的盟友,背叛我们的目的,使无数在那里工作和服务的人的牺牲和艰辛化为乌有。

瑞安·布拉舍: 外国基督徒工作者的投入绝对是值得的。 基督的工作不取决于政治和政治事件,而且永远值得。 至于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投入,我相信塔利班也会对他们当年被赶走后国家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表示赞赏。 这将使他们更容易执政,不管是好是坏! 阿富汗是另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开发不是由当地条件、当地需求、当地伙伴关系和当地所有权驱动,而是由外国利益和国际捐助者的短期资金周期需求驱动。 强大而有效的国家不能进口;它们必须从当地条件中发展。

尤金: 这是一把双刃剑。 一些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团体的工作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各种改变生活的项目中,如眼科护理、社区发展、与残疾人有关的人和社区之间的工作、医疗、农业、经济和其他领域,所有这些都已经建立起来。 另外,在该国和阿富汗侨民中,有越来越多的耶稣追随者,这些个人和家庭在对基督的信仰中不断成长,这一点令人欣喜。 这些东西不能被夺走。

福阿德·马斯里: 当人们获得学习的自由、去学校、有创造力、听到耶稣的教诲时,这总是值得的。 见到阿富汗的基督徒是多么令人喜悦啊。 看到马拉拉(Malala)去上学是多么令人喜悦啊。 为自由而牺牲总是值得的。 我想到我所有的阿富汗朋友,他们有机会学习、旅行、出人头地,并听到耶稣的好消息。 你看到的是各国、阿富汗、美国和国际社会缺乏长期思维。

亚洲宣教领袖: 已经有了属灵的果实,近年来阿富汗地下信徒的数量不断增加就是证明。 那些留下来的信徒将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在未来继续传福音的工作。 但是,看看美国政府花了多少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大部分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多建学校和医院,创造企业和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结果会怎样呢?

玛丽亚·多斯特扎达·古德布雷克: 民主的种子已经种在了人民的心中。 基督教工作者在该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脚印。 现在感到无望并不等同于失败。 基督徒和阵亡士兵的鲜血不会被洗掉。 没有什么东西是浪费的……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东西仍然有可能有带来更多的东西。 这一切值得吗? 我不确定,但我所坚持的是,阿富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国家重新获得民主,这只是提醒我们并使我们谦卑,我们只是在一个更大的故事中的一个小角色。 阿富汗有一句名言,我父亲在这段时间提醒我:“Dika Dika, Darya Maysha,” 翻译过来就是 “一滴一滴,造就一条河”。 现在的感觉是这条河流已经干涸或变空了;但一滴一滴地,将取得进展。

马克·莫里斯: 我们的阿富汗耶稣追随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还有什么想说的而我们没有问你的吗?

阿富汗牧师的妻子: 记念阿富汗的基督徒, 为他们祈祷, 鼓励他们。 信徒们感到被抛弃,感到困惑。 请为我们祈祷。

克里斯·塞普尔: 阿富汗只是众多问题中令人不安的一个——例如,瘟疫大流行、种族、我们的政治等等——这些都应该挑战基督徒,思考如何组织起来见证他们内心的希望。 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基督教组织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的战略、结构和人员配备是否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其人员是否得到充分的装备,以符合福音的方式参与。

亚洲宣教领袖: 人们可以从伊斯兰革命后80年代和90年代伊朗的教会快速发展与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教会快速发展之间得出一些相似或并行之处。 让人感兴趣的是,在这次塔利班入侵之后,阿富汗是否也会在未来10-20年内出现平行的教会快速增长。 它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仅举几例:存在强烈的反西方和反基督教背景;长期的苦难和贫困历史;极其专制和严酷的政府政权;由于缺乏社会自由,大量的年轻人心怀不满;人们对自己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伊斯兰教)一直失去信心。

乔希·曼利: 目前,我们的阿富汗兄弟姐妹都在躲藏。 想想他们为坚守福音所付出的代价吧。 虽然政治很重要,当然也有真正的重要性和适当的位置,但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向阿富汗的兄弟姐妹们学习,如果我们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政治上。

美国的基督徒是否因为太看重美国政治,忽略了教会的使命,以致无法完成我们的使命? 目前,在宣称拥有相同福音的美国基督徒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团结的破裂以及明显的冲突,这难道不是我们也许有的证据?

作为美国基督徒,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和能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祝福,但我们是否也可以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权力的阿富汗兄弟姐妹学习? 对于将如何推进教会的使命,以及他们要依靠谁来推进这一使命,我们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丝毫不困惑。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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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CRT)的辩论分散了对神的正义的注意力

在关于种族问题的冲突中,“只要传福音”就会错过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8,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Tim Mossholder / Unsplash

这篇文章是关于种族正义辩论的两部系列中的第一部分。 在此阅读第二篇文章。

还记得在我中学生时代被告知的二战故事。 我穿着二手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木头桌子前,它对我日益长大的黑皮肤躯体来说太小了,教室里全是心不在焉的男孩和女孩。 阿拉巴马州教室的空调是不可靠的,这意味着汗水是我们教育中永远的伴侣。

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揭示了美国和英国的勇气。 这些伟大的国家将琐碎的关注放在一边,转而关注他人的需要。 坐在那张难受的桌前,有人告诉我,国家和个人在压力下发现自己。 当狂热的信仰遇到苦难的无情现实时,我们最深的信念才会显示出来。 当癌症侵入人体并给婚姻带来压力时,爱和承诺的真正深度就会变得清晰。

在更近的历史中,COVID-19对美国及其教会来说是一种类似的压力和类似的启示。 就像有一些测试揭示了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也有一些国家经历的考验让人明白一个国家是什么。

COVID-19的大流行对美国教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在压力下暴露了自己是谁? 我说的不是病毒本身。 我说的是这一流行病带来的社会危机,它使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正在经受的种族主义和不公正暴露出来。

教会有机会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信仰如何让我们为所有人争取更好的待遇。 相反,一些人决定对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合理性进行诉讼。 随着黑人和亚洲人的鲜血在美国城市的水泥街道上风干,一些人决定辩论系统性种族主义是否存在。 他们没有看事情本身。 相反,这件事本身成了使人疲惫的争端之处。 这一辩论揭示了在由空气传播的传染病到达我们的海岸之前,教会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已经患病并需要治疗的。

在基督身体上的这些生病的部分告诉我们,“只管传福音”。 对基督徒的合作来说,将福音武器化来反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呼吁正义之声,很少有比这更有害的了。

只有在种族不公正的背景下,我们才被告知要专门阐述救赎计划。 当婚姻处于挣扎状态时,我们不只是向夫妻宣扬福音。 我们给他们实用的工具,让他们更好地彼此相爱。 当父母在寻找如何教育孩子的线索时,我们不是简单地宣扬福音。 我们给他们提供有《圣经》依据的工具,以做好父母的工作。

正如所有保罗书信所表明的那样,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就是要表明福音的影响是如何向千里之外扩散的。 同样,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民展示,基督教信仰在我们应对世界的苦难方面如起作用。 否则就是做门徒的失败。

在居家令(lockdown)开始后,在我前往芝加哥参加抗议活动前,我没有参加过大型聚会。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热量从混凝土上反弹到挤在布朗泽维尔(Bronzeville)街道上的群众身上。

有黑人、白人、亚洲人和拉丁裔,身体被压得太近。 我们对病毒的了解还在不断深入,我很害怕自己会生病。 但我还是去了,因为阿玛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他们悲伤的家人促使我去。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希望他们的死亡能迫使美国在她儿子被谋杀后做玛米·蒂尔(Mamie Till)想要的事情。 当解释她在儿子埃米特(Emmett Till,1955年密西西比被以私刑杀害的黑人少年——译者注)的葬礼上采用开放式棺材的决定时,她说:“让人们看看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过去五年的死亡视频记录是美国的敞开式棺材,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在黑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所有种族背景的教会都能声援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苦难。这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与福音相反的世界观的表现,而是因为律法、先知、著作和整个《新约》所呼吁的: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表示怜悯。 保罗呼吁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12:15)。

但要哀悼或哭泣,我们必须看到。 相反的,作为一个教会和一个国家,我们却转过头去。

我们没有就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公民进行全国性辩论,也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汹涌的精神健康危机,这种危机往往使警察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暴力互动如此悲惨。

一些人认为将任何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贴上“批判性种族理论”或“觉醒主义”(wokism,指对社会上种族、性别不平等现象的重视——译者注)标签会更容易,这样做会使该理论变成对共和国的一种威胁。 换句话说,一些人发现更容易制造一个新的红色恐慌,而不是解决一直存在的肤色界限问题。

例如,我们看到了亚洲人在亚特兰大经营的按摩院受到攻击,以及无尽的视频描述了对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无端攻击。 这些视频明显显示了反亚裔暴力事件的统计数字上升。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COVID-19病毒的种族化讨论了吗? 我们是否最终评估了常见的种族迷思所造成的长期损害——有些掩盖了一些亚裔人口的贫困,还有一些则将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对立起来。

不,我们把亚裔社区的安全问题变成了一场关于政治正确言论的辩论,似乎我们觉得可以因此消除我们言论的影响。

最后,这场瘟疫大流行的考验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和政治上,教会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对我们的所有要求。 我们需要回到学校,最终学习我们一直拒绝学习的课程。 我们的相互仇恨和不信任只会使我们变得更弱。

当我长大了,离开了阿拉巴马州的那所学校,我意识到那里讲述的战争故事有明显的遗漏,或缺少强调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用红色的夏天(Red Summer,指1919年在美国多处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针对黑人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译者注),而不是阅兵式来奖励从战壕里回来的黑人士兵。 我们对吉姆·克劳(Jim Crow)法加倍执行。 是的,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纳粹,但我们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关押了日裔美国公民。 世界大战的考验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而且发生在社区和城市。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直在不断尝试将我们反复失败的瓦砾捡出来,并用这它们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枕依之处。 这次瘟疫大流行的后果提醒人们,这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很失败,但教会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这个未来,不是作为党徒为右派或左派辩护,而是作为忏悔者向彼此和世界忏悔我们的罪过。 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失败的所有方式。 这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赦免罪恶的神。

我们也相信有一位神,他说忏悔的另一面还有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家和政党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时代。 他们把责任推给对方,因为他们认为脆弱就是软弱。 在他们的心目中,将对方非人化和摧毁总是更好的。

但我们知道,神正是通过他的脆弱、他愿意做一个弱者来赢得我们的。 而神的软弱比人的力量更强大。

我是一个父亲。 我希望这意味着我总是养育有方,对我的孩子说的每句话都是善意的、美好的、真实的。 但我是人。 我让他们失望了,因为对我来说,最难做的事情是看着孩子们的眼睛说:“爸爸错了。” 但我必须这样做,以便他们有机会犯错,有机会悔改,有机会重新开始。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庭不是由圣人(父母)纠正罪人(孩子)组成的。 相反,他们的妈妈和爸爸被赋予了一些东西来管理,而我们所有人在生命中与神一起同行。

在这个充满种族矛盾的时代,教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们的恐惧和失败。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模,并可能制定不同的路径,因为测试不会变得更容易。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就像CRT这样的理论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辩论。 没有任何理论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不能用这种辩论来希望放弃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这一更紧迫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有些人为了杀死他们自己想象中的怪物,而失去了《圣经》的朴素教义。 它本来是不必这样的。

有一天,历史学家会讲述教会在这个瘟疫大流行和种族纷争的时代的故事。 我的祷告是,他们能在这些年苦难的废墟中发现一个为万王之王作见证的民族,因为祂从未忽视过最需要帮助的人。

以扫·麦考利(Esau McCaulley)是惠顿学院的新约圣经助理教授,也是《《黑人读经:操练于盼望中的非裔美国人解经》》一书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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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橄榄球运动员起诉RZIM,称其滥用资金

这一集体诉讼指称该护教机构在表述其事工方面失实,并“欺骗”了忠实的基督徒捐助者。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8, 2021
Tim Warner / Getty Images

一名NFL橄榄球运动员和他的妻子正在起诉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RZIM),声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护教事工 “欺骗了忠实的基督徒”,并“从善意的捐助者那里骗取了数千万,甚至可能数亿美元”。

拉斯维加斯突袭者队(Las Vegas Raiders)的边锋德里克·卡里尔(Derek Carrier)和他的妻子多拉·卡里尔(Dora Carrier)是RZIM播客的固定听众,并在2020年1月给该事工提供了3万美元。

他们支持RZIM的使命,即“用福音的真理,感动社会上思考者和舆论引导者的心灵和智慧”,并相信该事工领导层的诚信。 他们不知道撒迦利亚曾拥有多个水疗中心,正是在那里他对员工进行性侵,对他在多个国家对妇女进行伤害的指控也相当可信。

现在卡里尔夫妇说,他们相信撒迦利亚和RZIM的领导层“没有真实表述他们事工的真实性质,以及如何使用那些支持其宣称目的的捐赠资金”。 拉维·撒迦利亚的遗产由其遗孀玛格丽特(Margaret)管理,她也被列为被告。

周四在亚特兰大提起的诉讼,要求联邦法院将卡里尔夫妇认证为受RZIM损害的捐赠者群体的代表。 据他们的律师说,这一群体将包括像卡里尔夫妇这样捐赠大笔资金支持护教事业的人,但也包括捐赠5美元、10美元或100美元的捐助者。

“可以想象,绝大多数捐赠者的捐款都在100美元以下,”代表卡里尔夫妇的律师金·约翰逊(Kim Johnson)告诉CT。 “没有人会为100美元提出索赔。 没有人能够为这么小的金额承担上法庭的费用。 集体诉讼使我们能够代表所有的捐赠者,让这个事工对这场真正的骗局负责。”

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她父亲2020年去世前几个月接替他成为RZIM的负责人,她没有立即回复CT的评论请求。

2021年3月,在发布了确认扎撒迦利亚性侵历史的调查报告后,戴维斯宣布RZIM将重组为一个赠款事工,将资金分配给其他专注于捍卫福音真理和照顾性侵受害者的团体。 RZIM董事会发表声明,为未能“向拉维·撒迦利亚问责”而向捐助者和其他人道歉

根据RZIM支付的独立调查,撒迦利亚将数万美元专门用于“人道救援”的事工资金,挪用于支付给四名按摩治疗师。 其中一名妇女说,在她收到财务支持后,撒迦利亚要求做爱。

据估计,该事工拥有3000-4500万美元,但自从2015年将自己重新归类为教会后,就没有向国内税务局(IRS)报告捐款。 当时,它每年收到约2500万美元的捐款。

RZIM和拉维·撒迦利亚的遗产托管方将有机会提出驳回集体诉讼的动议。 如果案件继续进行,法院将考虑是否存在一个法律上可接受的原告类别,并启动求证(discovery)程序。

卡里尔夫妇正在寻求进行陪审团审判,并要求获得补偿性、衍生性和惩罚性的赔偿。

这对位于内华达州的基督徒夫妇在多年聆听该事工的播客后成为RZIM的支持者,包括每日节目“进行思考”(Just Thinking)和每周的“让我民思考”(Let My People Think)。 2019年11月,他们听到撒迦利亚在寻求30万美元捐助。 他解释说,该事工在15个国家有93位讲员,需要捐助者的支持。

“如果你寻求主的心意,问他要你付出什么,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撒迦利亚说。 “没有你这样的捐赠者,我们的事工就无法继续将福音传给全球各地的人。”

撒迦利亚当时正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向播客听众保证,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作将继续下去。

卡里尔夫妇为此祈祷,并决定将他们的部分什一奉献捐献给该事工。 他们在新年度开始时向它奉献了3万美元。

德里克·卡里尔在橄榄场内外都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的信仰,经常分享他的见证,并告诉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他认为信仰和家庭比橄榄球更重要。

他曾对加州家乡的一家报纸说:“我做每件事时,都把它看在是在做敬拜。 最终,我会接受事情的结果,大概意思就是说,‘无论结果如何,关键是你的旨意得到执行,而不是我的心愿得到满足’。”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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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生孩子越来越少,福音派也不例外。

生育率下降和环境危机挑战我们对家庭、作好管家以及好邻居的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7, 2021
Jonathan Bartlett

莉莉·钟斯·霍华德(Lily Jones Howard)在加州南部一所拥有发展迅速的儿童和青年部的教会里长大。 这教会在下午和晚上有AWANA俱乐部,还分别进行初中及高中的青年小组。 她以此与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现在参加的教会作比较。 她猜测,成员的中位年龄大约是65或70岁。 霍华德说:“牧师已经明确指出,儿童是教会的命脉。” 会众特别热切欢迎像她这样的年轻家庭。

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会发现自己有类似霍华德家庭那样的教会经历,而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难找到有孩子的福音派教徒。

总的来说,美国人今天比两代以前生育较少孩子。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二战的高峰后,生育率在80年代下降到每名妇女只生育两次左右,此后生育率一直在这点徘徊。 然而,根据奥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学家撒母耳·佩里(Samuel Perry)和赛勒斯·施莱弗(Cyrus Schleifer)的说法,直到最近,福音派一直保持高于平均的生育率。

佩里和施莱弗分析了几十年 普及社会调查 (GSS)的数据,发现在1972年至2016年间,保守的新教徒由比主流新教徒多生6%的孩子降至大致相同的人数。 总的来说,这似乎意味着福音派现在拥有孩子的数量其他美国人大致相同。

随着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及总统选举的临近,人口统计学家、政治家和各权威都在关注人口数字。 有些人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另一些人则关注每个新人的碳足迹。

福音派也权衡看似矛盾的重点。 一些人看上帝在《创世记》中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为至高无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创造故事中看到管理万物的责任,这可能意味着要生育较少的孩子。

生育孩子如何配合上帝国度这更广阔的视野? 哪些价值观在影响——哪些价值观应该影响——我们家庭人数的决定?

全面下降

佩里和施莱弗着手探讨,对宗教的委身和信仰的差异如何与宗教派别一起影响生育的决定。 他们连续44年每年向大约1500名过了生育年龄(45岁或以上)的人进行抽样调查,比较了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徒和保守新教徒所生育子女的数量。 然后,他们问理解《圣经》字面意义和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等因素如何影响家庭人数。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无论是甚么基督教宗派,生育率都在下降,从1972年平均出生的2.7个孩子,下降到2016年的2.3个孩子。 研究人员观察了教会的出席率和对《圣经》有字面理解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家庭人数。 如果主流(mainline)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定期上教会的话,生育人数略有增加。 但是,在保守新教徒中,无论出席率如何,生育率都下降了。

佩里推测,这种差异与福音派如何定义自己有关。 “如果你是福音派,你已经相当保守了。”他说。 作为一个福音派,自然对教会委身和更字面上理解《圣经》。 然而,在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佩里说,在这两个组别中,经常出席教会和相信《圣经》的字面解释,表明更传统的价值观,这与更高的生育率有关。

然而,经济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认为,那些更虔诚的人仍然比其他人生更多的孩子。 “当你注意某些信条或宗教行为时——虔诚的人变得更与众不同。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巨大的转向。 生育率仍有一些下降,但是温和很多。”他说。

斯通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他指向一项调查:2014年皮尤宗教景观调查(PRLS)。 福音派平均生育2.3个孩子,比全国平均水平2.1个孩子高出8%。 与佩里和施莱佛的调查相比,皮尤调查使用了更大的一次性样本(超过35000名成年人),这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最近的生育率。

尽管结果不同,佩里和施莱佛的研究和皮尤调查都与最近的新闻标题一致:人们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 福音派也不例外。

福音派基督教的“主流化”

曼迪·科布(Mandy Cobb)和她的丈夫为怀孕而苦苦挣扎多年,并接受了多次生育治疗。 2015年他们儿子的出生是令人痛苦恐惧的,包括紧急剖腹生产,以及母亲和婴儿都曾留在深切治疗部。 科布说,由于健康理由,他们不会生更多的子女,讨论过收养问题,而收养数目应该也只是一个。 “有超迥两个或三个的话必会影响我的精神健康。”

科布是一名有全职工作的母亲,负责协调乔治亚州一所技术学院的放射科。 “我绝对喜欢我的工作。”她说。 了解她想继续工作的话,生育很多孩子便不符合经济原则。 她说:“我生越多孩子,我就要工作越多以应付照顾孩子的费用。”

虽然科布的故事不能归为社会趋势,但它让人看到福音派关于生育的思想如何改变。

在20世纪后期,福音派开始从分离主义、基要真理的根源转变,在社会中更广泛地参与。 贝勒大学历史学家菲力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说,妇女角色的变化是影响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最大因素之一。 研究 表明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数有相反的关系。 随着像科布这样的福音派女性越来越多在家庭以外工作,她们对家庭人数的微积分改变了。

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婚姻状况和结婚年龄。 皮尤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至2014年间,福音派的 结婚率 从59%下降到55%。 他们跟随整体美国人的模式:晚婚,有时甚至完全放弃婚姻和生孩子。 斯通说,晚婚可能可以解释过去20年大部份的生育率下降, 因为已婚妇女比未婚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

这一切都表明佩里所提出的大趋势——自70年代以来福音派的“主流化”。 简言之,福音派正在吸收周边文化的许多价值观,而周边文化是越来越不虔诚(2019年,26%的美国成年人 被认定为“无宗教”, 高于2009年的17%)。

改变对儿童的观念

维多利亚·里奥拉诺(Victoria Riollano)和她的丈夫住在弗吉尼亚北部,有六个孩子,由1岁到12岁。 当他们离家外出时,都会吸引很多目光。 “一旦你到了有三个孩子,人们开始注视你,就像你有三个头一样。”她说。 随着孩子人数的增加,里奥拉诺感到上帝呼召她去维护家庭,而不是接受这些假设。 当人们说,“你看你手忙脚乱。”她回答:“我很有福气。”或指著年龄较年长的孩子说:“是的,但他们是好帮手。” 她不想让她的孩子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是令人讨厌的。这就是她作为两个孩子之一成长的感觉。

对里奥拉诺来说,抚养孩子是她作为基督徒的召命的必需部份。 她回到创世记1:28,当上帝祝福亚当和夏娃时,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承诺的一部分。 养育孩子们是为了在世上保留名字和遗产。”她说。

里奥拉诺将她的观点与她那一代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生育孩子是一个选择,“假如对我来说方便的话”,就生孩子。 事实上,与过去的几代人比,儿童观发生了剧变, 以往,儿童是家庭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农场帮忙还是工作赚钱。

避孕的广泛使用也改变了我们对生育的看法。 贝勒研究员詹金斯指出,一个世纪前,不论任何宗教,每个家庭都有相约的孩子数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虽然某些避孕方法 较早已出现,但直到70年代,可靠、可长期使用的节育措施(如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才变得普遍。

惠顿学院的神学家艾米丽·麦戈温(Emily McGowin)说:“新教徒不经思索便参与了避孕和节育运动。 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究竟相信了甚么。” 麦戈温毫不奇怪我们仍在拼力去说明对儿童和家庭一致、忠诚的愿景。 她说,从神学上说,“要真正接受这一点,需要用上百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生育率的下降给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紧迫性:为甚么要生孩子? 家庭有甚么作用?

生育孩子是《圣经》的命令吗?

许多福音派信徒会同意里奥拉诺的意见,如果你做得到的话,生育是圣经《创世记》其中一个命令。 “我们知道儿童是上帝的祝福和礼物。”经济学家斯通说。 “基督徒正在发生文化变革——我们选择不阅读《圣经》中关于大家庭喜乐、美丽和卓越的段落。”

另一些人质疑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命令今天是否仍适用于我们,或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个命令。 乔治福克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作家丽莎·麦克明(Lisa McMinn)说:“我们已经生养众多了。” 她在2010年 告诉CT: “人口和资源问题已经存在,爱我们的孩子、爱未来的孩子、爱所有人或全部孩子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我们的家庭人数。”

梅根·罗杰斯-沙尔内茨基(Meghan Rogers-Czarnecki)有两个亲生子女和一个领养孩子,她认为这是上帝创造人类来管理和照顾万物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只关心人。”她说。 她补充说,即使是关心人,也涉及为后代管理资源。

罗杰斯-沙尔内茨基在俄勒冈州的贵格教会长大,关心万物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她说,如果她和丈夫在刚结婚时花时间更彻底地思考,她就只会领养。 她说,在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现的时代,“增加人口似乎是不负责任的。” 这尤其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消耗了如此不成比例的世界资源。 而且,罗杰斯-沙尔内茨基补充说,“许多孩子需要家。”

斯通认为这种想法 是被误导了。 他说,碳排放才是问题所在,人口却不是。 这是一个“政策、资源配置和创新… … 问题。 它本末倒置了,试图通过减少人口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这些人正正就是会去享受我们拯救的世界的。”他说。 斯通看到我们应该为家庭去管理地球和财政,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麦戈温指出,在整本《圣经》中,没有牢不可破的家庭观。 《旧约》的愿景与《新约》不同,《新约》本身对家庭并不太友善。 “耶稣为了门徒,会淡化他的家庭闗系。 保罗对家庭是模棱两可的。”麦戈温说。

从麦戈温的角度来看,在与教会闗系的新契约中,家庭得到了意义。 “教会就是身体,就是那将持续到新天新地的载体。 基督的身体是首要的。 作为神家的一部分,家庭的主要工作是门徒训练——使父母和子女都成为门徒。 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应该要生育更多(孩子)。”麦戈温说。

创造关怀组织“祝福地球”的创始人马修·斯莱思(Matthew Sleeth)认为,耶稣的命令“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比《创世记》的更重要。 斯莱思在《服事神,拯救地球》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教导’万民而不是过份生育。”。

老龄化和缩小的社区

《华盛顿邮报》 最近刊登 了一篇关于缅因州使人沮丧的报导,缅因州是全国拥有最多长者的州份,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家中医疗照顾和护老院,但没有足够的人手。 结果,越来越多老年人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照顾,而家庭难以填补这些空缺。 文章认为,缅因州的情况是国家未来的预演。

福音派教会正在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起老化。 皮尤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4年间,福音派成年人的中位年龄从47岁上升到49岁。 虽然福音派人数继续增长,但它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却开始下降。 佩里和施莱弗预测,如果生育率继续沿着同样的趋势下降,福音派人口将会开始减少。

有些宗派已经在萎缩。 例如,皮尤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4年,美国最大的教派,美南浸信会损失了1.4%成员。 路德宗密苏里区会(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减少了0.3%。 佩里说,虽然离开宗派的成年人起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数的下降数字可能与孩子人数减少有关。

斯通使用皮尤数字计算当前生育率,以及成人离开和进入宗派的比率,计算了妇女需要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以维持现有的数字。 浸信会每名妇女至少需要有2.58个孩子。 2014年,每个45岁以上的妇女实际生育子女人数为2.27个。 相比之下,五旬宗通过皈信而引进的成员比因离教而失去的成员多,每个妇女平均只需要生1.89个孩子,以保持他们的宗派不会萎缩。 2014年,她们每名妇女有2.7孩子。

有些人看到这些数字,会认为有必要更努力传道,让更多人皈依信仰,以弥补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斯通指出,需要实事求是。 他说:“据统计,大约需要30-40名基督徒向一位成人传福音。”

北园大学(North Park University)神学家罗松城(Soong-Chan Rah,音译)看到了另一条路。 “教会成长的标准方法是生育孩子和使人皈信。”他说。 然而,第三个因素是移民。

罗指出,虽然许多白人福音派教会的成员人数正在减少,但移民和少数民族教会正在蓬勃发展。 “有一个令人很好的趋势是,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我们这里。 增加移民是减少人口减少的临时办法之一,能够填补后繁荣时代欠缺的人口数量。”

罗说,许多移民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填补了属灵上的空缺。 “我们正在寻找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答案。 但由于我们的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接受它。”

詹金斯说,虽然移民可能是部份答案,但应该还不足够,尤其是从长远来看。 移民的出生率通常较高,但在一两代人之后会与其他一般人口同步。 来源国的生育率也在急剧下降。 例如,墨西哥 的总生育率 从1960年代的每名妇女有7个孩子下降到今天的2.2个。

深入探讨其价值

麦克明说,无论一个人的道德论据倾向于多生或少生孩子,都会“很容易二元地把它概括成是全坏的或是全好的,而不是去思考推动(这些趋势)的核心价值。”

福音派生孩子越来越少,当中有很多重叠的原因。 佩里鼓励基督徒思考世俗价值观如何影响我们,比如消费主义是否驱使我们为了拥有更多东西而多工作,以至更难拥有一个大家庭。 他说:“我是被其么影响?是耶稣要我做的事,或是我如何内化或反省广泛社会告诉我该怎样考虑优先?”

佩里说,与此同时,许多家庭正在限制其人数,因为妇女希望在抚养儿童以外,在社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他肯定这一点。 他说:“如果扭转这种趋势,需要求妇女不上大学、不上班。要在教会面前去斥责女人赚钱、运用她们的恩赐和把孩子送进日托所都是很困难的。”

虽然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以慷慨的家事休假政策而闻名,但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提供更积极的经济诱因,以鼓励妇女生育,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例如,匈牙利极右派总统维克托·奥本(Viktor Orbón)最近提出了“生育,而不移民”的政策,给予大家庭大幅减税和无息贷款。 佩里说:“这些政策的核心是担心(白人人口)被外族人超越。”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孩子是为了“击退会改变国家文化和架构的棕色族群”,基督徒便需要以先知的声音去反对这种价值观,同时仍然支援以家庭为导向的政策。

面向未来的养育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丹尼尔·霍尔科姆(Daniel Holcomb)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一栋有一个大院子的900平方尺的房子里。 从社交和情绪方面考虑到自己的抚养能力以及家庭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后,他们有计划地决定自己需要多大的房子和孩子的数量。

霍尔科姆在东非长大,是传教士的孩子,他到过很多地方旅游,目睹了拥有超大家庭的经济压力。 他也看到,在短短一两代的时间里,他们从有八或十个孩子缩小到只有一个甚至没有子女时,家庭所面对情绪及长者照顾的缺口。

在波特兰,他经常与反人类情绪抗争,他们认为人就是世界的问题所在,因此,羞辱那些生育孩子的人。 他跟他由3到9岁的孩子谈论这些信息。 他希望他们“理解他们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同时知道“人类确实可以是环境的坏管家。” 他们谈论濒危物种,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甚至蜘蛛和蚂蚁如何发挥其作用。 在自己的家园中,他们造了一个森林花园,有植物和鲜花去维持蜜蜂的数量。

霍尔科姆和他的妻子努力解决孩子们为环境带来的影响,但得出以下结论,他们的孩子可以为后代带来正面的影响。 霍尔科姆说:“我们竭尽所能,即使是在年少时,已鼓励每个孩子成为自然界的保护者和好管家,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可以利用和开发的资源。”

最近,他亲眼看到,当没有足够年轻人来填补职位时,服务和照顾如何产生问题,他便开始从作为好邻居的角度来看生育问题。 霍尔科姆说,这种方法使“基督徒可以有他们足够的人数照顾自己或是其他主内肢体的父母。”

霍尔科姆承认他无法控制结果。 “我们不能紧紧抓住他们的未来。 他们是自主的。”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被召作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但对于那些可以做到的,“它可以是人生中最长的门徒关系之一。 生育孩子可以是祝福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方式。”

柳安·胡斯卡(Liuan Huska)是一位住在芝加哥地区的作家。 国际华文出版社即将出版她关于慢性疾病的书。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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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前马尔斯山教会长老表示,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仍“不思悔改”,不适合做牧师

这位牧师以前所服事的教会的几十位领袖要求他从三一教会(The Trinity Church)辞职,而那里正在离开的会员们也表示了早已为人熟知的那些担忧。

马尔斯山(Mars Hill)教会曾经是一个基于西雅图的多地点教会,在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于2014年辞职后,马尔斯山教会的各个分堂各自成为独立教会。

马尔斯山(Mars Hill)教会曾经是一个基于西雅图的多地点教会,在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于2014年辞职后,马尔斯山教会的各个分堂各自成为独立教会。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4, 2021
Emmett Anderson / Flickr

在马尔斯山教会的最后几年里与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同工的40多位长老公开呼吁他从目前的牧师职位上退下来,并寻求与他伤害过的人和解。

“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他突然辞职之前,这些过犯(sins)已经被教会的长老们调查、核实并提请他注意,但他仍然不思悔改。”他们在周一发布给CT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目前不适合担任教会的牧师职务。”

在马尔斯山教会就德雷思科的领导力所进行的调查结束后,他从那里辞职。两年后,即2016年,他在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成立了三一教会(The Trinity Church)。 最近几个月,几位马尔斯山教会的前长老从脱离三一教会的成员那里,直接听到了对德雷思科的担忧。

签署该声明的领袖们说,他们感到有责任澄清对他的指控,以此来警告他所服在教会的现成员,并继续呼吁这位著名的牧师启动他在马尔斯山教会从未完成的悔过、恢复过程。

“这封信并不提供新的信息, 只是这些信息还没有被广泛传播。”曾在马尔斯山担任牧师,分管神学和领导力方面的瑞安·威尔士(Ryan Welsh)说。 “我们的希望不在于指责, 而是希望为人们提供保护,并通过圣灵的工作,能使马克做出回应。”

这41位签名者代表了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该教会任职的大多数牧师,当时德雷思科受到了正式指控。 名单中包括前执行牧师萨顿·特纳(Sutton Turner)和前教导牧师戴夫·布鲁斯库斯(Dave Bruskus),他们与德雷思科一起组成了执行团队。

他们的声明还包括了一份从未公布的2014年10月的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长老团成员在马尔斯山教会监事会的指导下进行的教会调查,发现德雷思科有哪些暴戾、傲慢和跋扈的行为。

教会要求他为这一系列过犯悔过、寻求和解,并为他制定了一个恢复计划。 但德雷思科在该计划实施之前就辞职了。

在德雷思科辞职后的那个星期天,部分调查结果向马尔斯山教会的会员公布,但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很少,完整的声明也从未公开过。 在其创会牧师离开后,马尔斯山教会就解散了,其中一些分堂成为独立教会。

在离开时,德雷思科提到了他已经 “承认并悔改”的过去的过犯,并说他 “没有取消自己的传教资格”。 他后来描述了他和妻子如何感觉到神在呼唤他们离开马尔斯山教会,并提到了反对他的人希望他离开。

而实际上,所建议的恢复计划包括了让他回到马尔斯山教会的事工和领导岗位。 长老们当时写道:“我们本希望能看到他复职,对于马克在我们能够与他一起走完这个过程之前选择离开,我们感到悲痛。”

七年后,在私下单独接触他之后,这些长老再次恳求50岁的德里思科“参与并服从基督徒的调解”,并“在可预见的未来”辞去任何具有属灵权威的职位。 周一的声明代表了呼吁其前牧师悔改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努力。 签署人承认三一教会前成员的指控与在马尔斯山教会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当我们得知,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三一教会担任牧师的马克·德雷思科,继续以一系列充满过犯的行为对待工作人员和会众时,我们感到很难过,”他们的声明开头这样说。 “这些充满过犯的领导行为似乎与他在西雅图马尔斯山教会担任领导职务时表现出来的相似。”

三一教会的一些前成员,包括最近辞职的安全主任查德·弗里斯(Chad Freese),已经开始在网上分享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描述和批评早于《今日基督教》最近的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该播客回顾了在德雷思科领导下,围绕着这个教会的成长和崩溃的诸多因素。

脱离三一教会的会员对这个亚利桑那教会的人际关系健康提出了担忧,并列举了会众中人际关系断裂的具体例子,这包括家庭内部。 据弗里斯说,其中一些人被禁止进入教堂场地。 他还描述了他认为的偏爱、不信任和来自德雷思科的威胁,包括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上个月,该教会认知了弗里斯提出的一些指控,其涉及到儿童事工中的一份事故报告。 但该教会在一份通讯中写道,这些声明是 “完全虚假的”,并认为它们是“‘扳倒三一教会’和‘毁掉教会‘的努力的一部分”。

弗里斯写道,他最初来到三一教会时,尽管“知道在马尔斯山教会的问题”,但被德雷思科的讲道吸引,想亲自去看看。

类似地,当埃内斯(Eneas)一家去年加入三一教会时,因为同为来自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移居者,他们觉得自己很适合。 蒂芬妮·埃内斯(Tiffany Eneas)说,每隔一段时间,德雷思科就会提到 “我过去的另一个教会”,但不会提到马尔斯山教会的名字。 (德雷思科领导了18年的教会也没有出现在他在三一教会网站的简历中。)

“我们甚至告诉我们的朋友,‘不要用谷歌搜索他,自己来看看就好了’,”她告诉CT。

埃内斯和她的家人因她认为的控制和霸凌行为而离开教会。 她对牧师如何对待教会成员感到不安,包括细究检查她与教会前成员的关系。

“我丈夫说,如果早知道这些,他甚至不会开车进入停车场,”埃内斯说。 ”我不觉得人们真的知道 …… 我曾在教会里有那么美好的成长经历。 我只是走过去,并信任。”

她很感谢一些马尔斯山教会前长老给她的建议,他们加入了一个有85名成员的脸书小组,这些人离开了德雷思科的斯科茨代尔教会。 她估计,在她现在参加的教会中,有100多人也是离开三一教会后转到这里的。

即使有会员离开,网上关于德雷思科的讨论也重新开始,最近的紧张并未被整个三一教会感受到。 新成员继续加入教会,并欣赏德雷思科担任教会的牧师和讲道人。

前马尔斯山教会的长老们承认,他们对德雷思科目前的角色 “没有正式的管辖权威”,但也表示担心,支持他决定创建三一教会的那些领袖没有考虑他在西雅图所受到的指控。

今年早些时候,三一教会的网站曾将德克萨斯州牧师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吉米·埃文斯(Jimmy Evans)以及基督教咨询师兰德尔·泰勒(Randal Taylor)列为 “智慧的顾问”。 现在他们的名字不再出现在网站上,也没有列出任何长老。

在马克·德雷思科牧师事工(又称“真实信仰”)的最新税务申报中,与牧养德克萨斯凯勒市(Keller)楔石教会的布兰登·托马斯(Brandon Thomas)和领导华盛顿州韦纳奇市(Wenatchee)恩典城市教会的乔希·麦克弗森(Josh McPherson)一起,泰勒也被列为受托人。 麦弗逊是“使徒行传29章”(Acts29,因《使徒行传》只有28章,此组织名称意为“新的一章”——译者注)前董事会成员。

前马尔斯山的长老们写道:“这种‘跨地区’的顾问结构使马克得以逃避他所需要的问责制度。 我们希望并祷告,在神的恩典下,马克会在当地教会机构和长老团队的属神领导和指引下,进入一个漫长的悔改更新时期。”

编者注:本文于7月28日更新,因为签署公开声明的长者总人数上升到41人。 41位长老的声明可在这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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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一季后,世界救援会(World Relief)任命了新的主席

对于在拜登政府领导下恢复强有力的难民安置计划,迈尔·格林(Myal Greene) 持乐观态度。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1, 2021
Courtesy of World Relief / Edits by CT

图片:世界救济组织提供/CT编辑

为世界救援会(World Relief)的资深工作人员,他制定了与教会合作的模式,扩展该事工的海外项目,并将在今年接任该组织的新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对迈尔·格林(Myal Greene)的任命,是在该组织经历了充满挑战性的一季之后做出的。该组织是全国福音派基督徒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人道救援分支,也是一个主要的难民安置机构。

“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段与难民安置计划和新冠危机相关的挑战性时期,它们给我们的组织带来了压力,这包括我们的运作、资源和开展我们的项目和事工的机会,”格林说,“但是我真的为我们的员工和志愿者的韧性和委身感到鼓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忠心地服事。”

由于特朗普政府限制性政策导致的难民接纳配额和安置资金的逐年削减,世界救援会关闭了其在全国的27个办事处中的8个。 在过去几个月里,在拜登总统治下,世界救援会开始扩充他们的资源和重建其基础设施。 该事工的领导人也与其他难民权益倡导者一起,要求拜登政府兑现其承诺的,却被被推迟了数月的提高难民人数限额的政策。

格林计划将在9月新财政年度开始前不久担任这一新职务。 他的前任斯科特·阿贝特(Scott Arbeiter)和提姆·布林(Tim Breene)于2月宣布退休。

除了在国内安置难民外,世界救援会还开展了一系列国际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危机中,继续为急需援助的国家中弱势人群服务。 在过去两年中,作为国际项目的高级副总裁,格林筹集了更多的资金,并将他们的全球触及范围拓宽了一倍多。 他以前还曾指导过卢旺达和非洲的事工运作。

今年早些时候,格林还参与了世界救济组织的一项名为“共同前进”(Forward Together)的大型倡议活动,该倡议制定了一套战略计划,以便进一步在机构内部及其各个项目中促进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

世界救援会董事会主席斯蒂夫·摩尔(Steve Moore)说:“迈尔对我们的工作有深刻的理解,他参与了这次战略更新。在我们前进路上的这一刻,他的基于团队的领导风格使他具有独特的效力。”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世界救援会人道主义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除了公共或政府拨款外,还依靠与当地教会和事工的合作。 自1944年以来,这个基督教非营利组织一直专注于利用教会网络来筹款、宣传和动员志愿者加入他们的使命。

CT格林进行了采访,以了解他的新角色和该事工的未来。

(CT)在拜登总统任下这头六个月里,世界救援会看到了什么新动向?在难民安置方面,你认为即将到来的新财政年度会怎么样?

(格林)我们相信拜登政府会对难民安置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了解到,他们愿意听取相关各方的意见。他们的反应能力、关注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认真态度,确实让我们感到鼓舞。 本财政年度将难民限额提高到62500人让我们感到鼓舞,我们对明年将限额提高到125000人的前景感到乐观。 我们对此感到兴奋。 虽然在经历了多年来的配额缩减后,这一提高将带来对资源和机构扩容的需求,但我们知道有许多教会和社区组织渴望参与这一进程,并准备响应这个机会,欢迎更多难民进入这个国家。

(CT)就其未来的扩展计划而言,世界救援会五年前的位置怎样,今天的位置怎样,你希望它五年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格林)我们当时非常希望能够增加我们运作的安置点数量。 今后,我们认为这是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式——有更多的机会和地点来进行重新安置。 安置专案数量的增加确实需要一个更多的运行支持。 至于我们梦想异象是什么样,我想说,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即对于被安置在我们的其他运作伙伴当中的难民,我们能够以全额来回应、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案,以迅速扩大我们的规模、考虑合作机会,以及开设新的办事处或重新开放以前关闭的地点。 我非常感谢提姆和斯科特的领导,他们帮助世界救援会度过了非常动荡的一季,并使该机构处于多年来未曾达到过的良好财务状态。 我对我们拥有的前进势头感到兴奋。

(CT)尽管最近面临的挑战,世界救援会是如何发展的?

(格林)在这一季的事工中,因为我们参与难民安置工作较少一些,使得我们能够专注于与教会和其他社区活动人士合作,为更大的移民社区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而不仅仅是难民——考虑我们如何让地方教会成为欢迎所有背景移民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我们从公共政策和公众舆论的角度来思考倡议活动。就我们所知,全国各地的教会接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因此,鉴于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两极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代表移民和难民向教会和信仰团体进行宣传方面,世界救援会可以发挥作用。

(CT)您准备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领导世界救援会?

(格林)我在世界救援会工作了14年,这种长期经验的好处之一是,我看到了那种起伏以及不同的外部危机和事件是如何影响这个机构的。 这种长远的异象可以帮助我,确保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专注于优先事项。

(CT)大多数了解世界救援会的人都会想到他们在国内的难民工作。但鉴于您的背景,能分享一下该机构在国际方面的活动吗?

(格林)我们在海外的工作是相当强健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组织的起源。 我们有三个主要的重点领域:第一个是人道主义或应急响应,即为难民营或境内流离失所者(IDP)营地中的人们提供服务,以及为那些返回家乡的人提供服务,这与我们在美国所做的工作有很多协同效应和相关性。 我们工作的第二个领域是社区和公共卫生。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捐助者的有力支持,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合作。 第三个则是以教会为基础的社区发展活动。在这一综合模式中,我们让教会参与满足其邻里的需求——从经济和社会到加强婚姻和儿童工作。

(CT)最初是什么促使你在2007年加入世界救援会的使命的?

(格林)自从我成为基督的追随者,我真的对神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爱和关心有了强烈的体会。 我对世界救援会的逐渐了解,促使我走出了之前在国会山所做的工作,接受任命在我们的卢旺达办事处进行为期两年的服事——只是筹款支持,甚至不是一个工作人员的职位。 通过这一服事,我看到我的生命是如何在看待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被塑造的。 这一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塑造性的,它使我致力于了解教会和社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了解教会参与的重要性,并满足邻里的需要。 这是一种神奇的旅程,看到神培养我、用新的技能装备我,帮助该机构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最脆弱的人提供服务,无论他们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

(CT)在你的长期事工生涯中,最有影响的经历是什么?

(格林)在我加入世界救援会时,我去到当时仍处于应对艾滋病毒流行高峰的卢旺达。 我们从PEPFAR获得了一笔非常大的拨款来做艾滋病工作,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预防和青年方面, 但也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的内容。 通过这些互动,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家里与妇女在一起,特别是有孩子的寡妇,而孩子们们可以亲眼看到她们的生命是怎样结束的。 看到她们在基督里的希望,以及教会可以帮助支持他们的方式——但也看到他们对孩子们未来的担忧——让我记忆深刻,并在情感上深深地触动了我。 它使我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是如此重要、如此有价值。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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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只字片言胜过千句抱怨

《圣经》翻译远不止技术上的准确性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7, 2021
Illustration by Keith Negley

图片:Keith Negley的插图

在找我的耳机。 不是那种白色的小东西,而是深藏在我包里的头戴式大耳机。 狭窄的咖啡馆里离我一桌远的地方,有两人正在用适合演讲厅的音量对话着。

我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我发现自己在偷听。 当我这么做时,我的恼怒化为了同情。

一个女人用力靠墙坐着,好像椅子本身不够支撑。 她说的是癌症和医疗破产——那种当身体和财务同时崩溃时的分崩离析的生活。 “有时我怀疑是否是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个赌,”她在讲述的末了如此感叹。

知道不该继续往下听,我戴上了耳机。 但她的那句,我怀疑是否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个赌,却耗尽了我的注意力。

在《约伯记》第一章,照我们现有的英文译本,撒旦走进了天庭。 上帝指出约伯的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 撒旦却说,这只是因为上帝赐予约伯如此多的财富和健康。 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拿走,撒旦说,他就会“当面诅咒你”。

“那么,很好,”上帝回应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5-6)。

历史上无数的读者读到这段话时都会挠头。 为何撒旦会被允许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并向他发起挑战? 如果撒旦能夺走约伯的一切,为什么他不能对我们做同样的事? 撒旦和上帝会打赌吗?

这是在说魔鬼吗?

当代的《约伯记》注释——包括保守的福音派注释——几乎都不赞成把《约伯记》中的这个角色翻译成“撒旦”, 《旧约希伯来文亚兰文词典》(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简称HALOT)也没有。

以色列邻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智者在君王的宫廷中建言献策的故事。 一个常见的角色也就出现了:“对手”、“控告者”,或者“挑战者”。 他不是跃过栅栏闯进来的,他当然也不是不请自来的客人。 他是受聘从君王收取报酬的谏言者——尽管他的职分与其他智者略有不同。

与今天一些战略家和顾问的角色不同,对手的工作是使君王的计划得以开展,找到其中的疏漏,并预见可能出现的失败。 重点是要在君王的宫廷中、在实战之前就发现错误。否走不仅君王会失去颜面,甚至会失去整场战斗。 如果以色列的所有邻邦都有这样的故事和角色,希伯来人会没有吗?

《旧约》中称呼这个和其他控告者的词是 hassatan “哈-撒旦”(ha,音译“哈”,希伯来语中的定冠词,类似英语中的“the”——译注)。 这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职分(office)。 就像“先知”、“勇士”皆非具体的人名,而是《圣经》中的角色,所以 哈-撒旦 是一个在不同的情境中由许多不同的人物扮演的角色。

有时恶者扮演对手。 有时义者担当此角色。 在《民数记》第22章中,耶和华的一位使者(angel,直译“天使”——译注)就为了上帝的荣耀,扮演 撒旦 的角色,与巴兰对着干。 那么在《约伯记》中,这个角色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魔鬼代言人”。 他对约伯没有特别的宿怨。 他的出现不是因为上帝可能会犯错,而是为了让上帝能回答为什么义人会赞美祂并且行善。

正如麦克马斯特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旧约教授奥古斯特·康克尔(August Konkel)告诉我的那样,“把 哈-撒旦 当作魔鬼,会给人一种二元论的感觉,即上帝和魔鬼同时争取一个人的生命主权。有时魔鬼甚至会赢。” 他说,在《约伯记》中,重要的是“圣洁和拥有独一主权的上帝掌控着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事件”。

然而,几千年来的翻译者(甚至是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拉比)都认为 哈-撒旦 这个词是指魔鬼。 所以其中的定冠词被删去,撒旦(Satan)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大写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早期的译者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古代近东法庭中常见的对手角色。 然而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今天在圣经注释中写道控告者“并非魔鬼”的约伯学者,也正是我们最流行的英文圣经译本翻译委员会中的约伯学者。 而在这些《圣经》中,控告者仍然以大写的 专有名词“ 撒旦”的方式出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关键原因,翻译委员会本质上是保守的。 《新国际版圣经》(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翻译委员会副主席马克·施特劳斯(Mark Strauss)说:“我们有一种深层的动机。 长期以来,教会一直是真理的库房。保持这种传统很重要。”

在处理上帝的话语时,我们不想轻率地推翻自耶柔米(Jerome)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以来整个世界已选择了的解释,即使当一些学者在一些乌加里特语手稿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词语。

所以需要翻译委员会的超级多数成员同意才足以改变以前版本的翻译。 即使委员会中的约伯学者同意,他们也必须说服精于其他书卷的学者投票支持他们的观点。 这意味着违背传统的变化并不经常发生。 而一旦发生,就可算是一件大事了。

《圣经》与喷枪

在《钦定版圣经》(KJV,King James Version,又译《詹姆斯王版圣经》)使用了三个半世纪以后,对1952年全新的英文译本的炒作是可想而知的。 许多人坚称《修订标准版圣经》(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将通过一个现代语言的《圣经》版本将说英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

但事实上,这个翻译却狠狠地激怒了许多基督徒。 这场争论的焦点关乎《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 童女(virgin)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相关词语以下皆以斜体字着重标记。)

这段写于耶稣之前许多世纪的经文,早早就预言了童女生子和道成肉身。

但在RSV版本中,这节经文是:“看哪,一个 年轻女子(young woman)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丑闻席卷了整个国家。 从各出版社飞出了各种传单、小册子甚至书籍形式的激烈争辩。 一位牧师拿着喷枪把一本RSV版《圣经》烧掉,把它的灰烬残骸邮寄给了高级译员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 RSV被贴上了“共产主义圣经”的标签,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对翻译委员会成员的共产主义关系进行了调查。 美国空军甚至在1960年的培训手册中警告不要使用RSV版本的《圣经》,因为它存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承诺。

但这处经文翻译成 年轻女子 并没有错。 从技术上讲,它和 童女 一样正确。 希伯来语 alma 代表一个发育成熟但未婚的女人——基于文化上的显然预期,她应该是个处女。 正如阿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Seminary)的约翰·N·奥斯华(John N. Oswalt)所说,英语中最接近的词可能是 maiden(“少女”之意)。 但是,欢迎设身处地考虑一下译者的困境:如果要使用当代表述,maiden 不会是一个你会选择的英语词汇。 所以你必须在两难中做一个选择: 年轻女子 还是 童女。 正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的约翰·D·W·沃茨(John D. W. Watts)所言,一种翻译会因过于宽泛而错,另一种则因过于狭隘而错。 耶稣由童女所生,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但以赛亚更直接应许给亚哈斯王的迹象是,一个女人会给一个孩子取名叫以马内利,而不是在公元前八世纪会有一个童女生子。

对许多读者来说,省略这一个词就足以让人认为RSV是在否认超自然现象。 《圣经》出版商们却收获了另一种的经验。

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旧约教授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说,翻译委员会 是“在夹缝中找出路”。 “福音派的翻译致力于服从良好的学术研究,但他们也受到市场的挑战。 如果翻译过于明显地偏离传统,人们就会说它‘激进’或‘自由主义’而不买账,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的所有努力、金钱和好意都会白费。”

所以现在许多《圣经》翻译委员会不仅雇佣《圣经》学者,还聘请了市场终端的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的反应。

但并非所有的翻译委员会都这样做。 例如,《新国际版圣经》NIV的委员会就没有这样做。 “我们不和出版商同席而坐,” 惠顿学院教授、NIV圣经翻译委员会(CBT)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说:“他们无法影响我们把什么放在文本中。” 这使得译者能够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

但是,无论市场专业人士是否坐在翻译桌前,市场都有办法让人知道它的意见。

昨日的今日版本

为了按照现代英语表达性别的方式翻译《圣经》,CBT在2002年推出了《今日新国际版圣经》(TNIV,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希腊原文称呼基督教会为“弟兄们”的地方,他们翻译成“弟兄姐妹们”。 RSV中的“所以我们看定了,人(a man)(“man”现通常仅指向男性——译注)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TNIV却译成“所以我们看定了,人(a person)(“person”不含性别指向——译注)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3:28)。 这类变化可以更好地反映最初这些经文的听众和读者对这些表述的理解。

译者们却因此受到了抨击。 他们遭到了抵制。 他们被指控制造出一本性别中立的《圣经》。 NIV翻译委员会回应说“绝非如此”,这实则是一版“性别准确”的《圣经》翻译。

到了千年之交,南方浸信会的大多数教会都基本采用了NIV版《圣经》。 但也因着这个消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 南方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认为《霍尔曼基督教标准圣经》(HCSB,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将使南方浸信会“拥有一个我们可以控制的重要翻译版本”。

经过抵制和不良媒体的报道,TNIV的销售异常惨淡,终于停止出版。 市场的声音被听见了。

这并不是说TNIV没有问题。 例如,希伯来书12:7中的“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变成了 “焉有孩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这违背了上帝是一位、且上帝是父亲的形象。

2011年,NIV翻译委员会出版了一个修订版,更新了一些症结所在,如《希伯来书》中的那节经文(现在改成了“焉有孩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但保留了TNIV背后的许多决定。 这一次,骚动的声音小了很多。 一些批评家也已经被征服。 另一些已经投身到其他的论战或其他的翻译中。 但潮流也发生了变化。 性别准确的翻译正成为标准。 他们正在成为传统。

事实上,尽管南方浸信会HCSB版本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抗TNIV版翻译采用的主张,但其最新版本《基督教标准圣经》(CSB,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却做了许多与NIV的译者在2011年时所做一致的决定。 当教派内的反对者批评这些决定时,南方浸信会领导人回应称CSB“性别准确”而非“性别中立”,这听起来很熟悉。

神学与训诂学(exegesis)

翻译是复杂的。 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译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最接近的单词和短语。 当可能出现混淆时,他们有时会添加一个脚注。 当这些还不够时,圣经研修笔记可以对文本作进一步的澄清。 但这些方式都会带来各自的麻烦。

2009年,一本研修版《圣经》有史以来第一次赢得了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商协会(Evangelical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年度基督教图书奖。 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的《英语标准译本研修版圣经》(ESV Study Bible)卖得太快,库存都无法保证。

如果你翻到这本畅销《圣经》的《路加福音》,你会发现文本下面的研修笔记体现了世界级的学术研究。 但撰写了许多笔记的作者却未被列在《路加福音》的贡献者名录中。

罗伯特·斯坦因(Robert Stein)现年85岁,在担任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和南方神学院(Southern Seminary)新约圣经教授多年后退休。 他说,他的同事、负责ESV新约圣经研修笔记编辑的托马斯·史瑞纳(Thomas Schreiner)收下了他的《路加福音》笔记,并将它们转交给《ESV研修版圣经》 的总编辑韦恩·古德恩(Wayne Grudem)。 斯坦因后来惊讶地发现,以系统神学教科书闻名、但却并非符类福音学者的古德恩,对他的笔记做了一些重大的补充和编辑。 斯坦因告诉我,他对自己收到的东西感到“不安”。 经过编辑和补充的笔记仍以斯坦因署名,但他说他觉得这些注释“不符合圣经”。

斯坦因,也是古德恩在伯特利神学院的前上司,就这些修改写了一封八页的信。 有些修改是次要的,或只关乎风格,但有些是破坏性的。 “这不能成立… … 这根本不是事实,”他说。 “你改变了意思,它不再忠实于文本了。”

长期以来,系统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在整个神学领域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但斯坦因参与过其他研修圣经和跨学科项目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推翻过。 他想做进一步讨论的努力被回绝了。 “我感觉[古德恩]的教条化神学统治了对《圣经》文本的理解,”他说。 “我致力于研究《圣经》,无论如何都要忠实于文本。”

古德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ESV研修版圣经》的研修笔记是“根据至少七位不同的编辑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和补充的结果。 十字路出版社的一般原则是,对某些具体的编辑决定不做公开讨论。”

斯坦因说,他写信给其他那些编辑说:“我不会让你们使用我的名字”。 他询问支票如何退回。 但他们让他留着支票,说他们希望留着他的研修笔记、编辑和所有内容。 他们会把他的名字从《路加福音》注释者名单中去掉,但在《新约》顾问的总名单中加入他的名字,并一直到今日。

斯坦因接受了这一妥协,因为他相信他的研修笔记,即使经过古德恩的编辑,依然好过他们能找到的绝大多数其他作者能提供的《路加福音》注解。

斯坦因的经历并不孤单。 奥古斯特·康克尔的《约伯记》注释特别指出,《约伯记》1章中控告者的角色“不是魔鬼”。 《ESV研修版圣经》的笔记则恰恰相反,尽管康克尔名列作者之一。

“为ESV做研修笔记的感受非常负面,”康克尔在一封信中告诉我。 “他们不仅完全改写了我的话,而且他们新加的内容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就根本站不住脚。” 尽管康克尔不同意这些修改,但他最终还是在这些笔记上署了名。

死者的声音

《圣经》出版商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对上帝话语的精心管理。 他们也知道这是一门大生意。 NIV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售出超过4亿册。 而且,若不是因为RSV的翻译用 年轻女子 代替了 童女,这个版本很可能永远不会诞生。 若不是因为这一个字,这4亿本《圣经》的销售中,许多可能会流向RSV。

《圣经》销售的大部分利润都回馈给《圣经》翻译、研究和宣教工作。 没有人翻译《圣经》是为了自己的腰包。 但市场仍然很重要。 而且译者不仅要考虑市场。 他们还必须考虑过去。

“任何无视传统的翻译都是愚蠢的,”比尔·孟恩思(Bill Mounce)说。他是一系列颇为流行的圣经希腊语教科书的作者。 翻译我们的《圣经》的学者们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他们不会轻易地打破传统。 正如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布鲁斯·沃尔特科(Bruce Waltke)告诉我的那样,“死者的声音必须被听见。”

但如果死者是错的呢? 以前的时代只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研究和资源的很小部分。 他们几乎无法破译任何希伯来民族邻国的语言。 他们往往依赖《圣经》翻译,而非原文。 他们很少或从未到过《圣经》中事件发生的所在地。 而我们现在所知的考古学只存在了大约200年。

我们想避免想当然地以为较新的理解总是更好的理解,但很难不这样想——如果过去的译者有机会获得我们所拥有的证据,他们会怎么说?

虔敬的对手

NIV圣经翻译委员会的道格拉斯·穆经常告诉人们:“有两件事没有人想知道:一是香肠是如何制作的,二是《圣经》是如何翻译的。”

尽管我们知道《圣经》通过翻译走近我们,但如果能认为我们拿着的这本书的每个方面都是直接从天赐下的,那就更好了。 想到这些编纂、分析和翻译文本的学者难免犯错,这会让人不舒服。 如果想到市场的力量、偏见和读者的反应所起的作用,这可能更令人不安,尽管我们记得如何挑选并购买了手中的这本书。 知晓这种分歧和内在矛盾是令人沮丧的,即使我们知道最好的翻译往往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的结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翻译我们《圣经》的学者们爱上帝,也爱《圣经》。 马克·施特劳斯在给我的信中如此写道:“每一位我认识的《圣经》译者,都是被对上帝话语的热爱以及想把它译得正确的渴望所驱使。”

我们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唯一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拥有太多的选择。

施特劳斯说:“就文本传播和翻译的准确性,古代世界的任何书籍都无法与《圣经》的可靠性相提并论。”

布鲁斯·沃尔特科向我保证,所有主要的基督教译本都是忠实的。 没有一个版本把教会引向异端,而是引向十字架。

当我们把《圣经》从书架上取下时,我们捧在手中的是两千多年来忠实和艰苦奋斗的《圣经》学者们共同的辉煌成就。 而且我们可以信赖它。 尽管这并不是说工作已经完成了。

Jordan K. Monson是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博士生。他曾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担任《圣经》翻译顾问。他也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首都教会(Capital City Church)的牧师。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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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西蒙娜·拜尔斯的人没有看到摧残身体这个更重要的的问题

有些人把这位奥运体操选手看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运动员。 但是,她退赛的做法,应是如何尊重、而不是蔑视我们的身体的榜样。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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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总是充满意外,东京奥运的第一周比赛也不例外。 周二,美国奥运女子体操队队长、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体操运动员西蒙娜·拜尔斯(Simone Biles)在跳马和自由体操上的不正常表现后退出了团体比赛。

到了周三,拜尔斯也退出了个人全能比赛,理由是需要关注她的心理健康。 在几乎绝对有机会主宰比赛的情况下,拜尔斯的选择体现了在竞技体育和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罕见的举动:说 “该适可而止了”的谦卑和勇气。

尽管许多人支持拜尔斯的决定,其他人认为她的选择是一个失败。 像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珍娜·埃利斯(Jenna Ellis)这样的保守派媒体声音,认为她是一个放弃者,把她对 “心理健康 ”的关注等同于软弱或缺乏情感上的刚毅。 他们甚至指责她辜负了她的团队、她的国家。 其他人回顾了凯丽·斯特拉格(Kerri Strug)在1996年跳马比赛中的顽强表现。在那次比赛中,斯特拉格强忍着明显的伤痛进行了第二次尝试,最终带领她的团队获得了金牌。

毕竟,竞技体育的全部意义不就是要把人体推向极限,或者超越我们认为的极限吗? 甚至使徒保罗也引用了使身体受到严格纪律约束的比喻,他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中写道:“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25–27节).

虽然我们被要求约束我们的身体(也包括属灵上),但将人体推到极限并不意味着极限不存在。 我们需要有尊重自己局限性的智慧和谦卑。

但如果你想从美国体操协会(USAG)的广义文化中找线索,你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 几十年来,美国体操协会一直故意否认这种限制,而是选择把运动员当作用完可弃的物件,让他们挨饿,把年轻的身体逼到极限,当在其对团队目标不再有用的时候把她们扔到一边。

事实上,正是在这样一种摧残性文化中,斯特拉格实现了她现在著名的第二次跳马。 正是在这种文化中,美国体操协会的教练贝拉(Bela)和玛塔·卡洛里伊(Marta Karolyi)经营着他们臭名昭著的 “牧场”——在受到虐待指控后已关闭的一所官方训练设施。正是这种文化将脆弱、受伤的体操运动员交给了队医和恋童癖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 正是这种文化掩盖了纳萨尔的性侵行为,让他继续性侵其他数百名年轻体操运动员,包括拜尔斯本人在内

尽管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拜尔斯对这种文化说不的意愿和能力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变化。 正如前奥运选手和斯特拉格的队友多米尼克·莫瑟努(Dominique Moceanu)在推特上所说:“拜尔斯的决定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奥运选手,我那时从不觉得自己有发言权。“

在为斯特拉格赢得历史地位的同一届奥运会上,14岁的莫西纳在平衡木上撞到了头,摔倒了。 她没有立即接受医生的评估,而是继续参加比赛。 与此同时,斯特鲁格自己在跳马上的受伤将结束她18岁的体操生涯。

这些故事与乌兹别克斯坦体操运动员奥克萨娜·丘索维蒂娜(Oksana Chusovitina)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周她因其职业生涯的长寿而受到赞誉。 在令人震惊地参加了八届奥运会后,丘索维蒂娜终于在46岁时退役。 她的体操生涯开始于于1992年,这是在拜尔斯出生前五年。 虽然评论员们可能会将她体育寿命之长归功于她对体操的热爱和承诺,但我想,答案是否更简单些。 如果体操运动员没有被摧残到不能再参加比赛的地步,也许他们会享受更长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这正是批评拜尔斯的人所忽略的。 在她退赛后不久,她的故事的现实变得更加清晰,而这个故事比她的诋毁者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在提到需要关注她的“心理健康”时,拜尔斯提到她正经历着 “一点扭曲(twisties)”,这意味着对执行复杂技巧至关重要的头脑-身体联系断线。 “扭曲(twisties)”,或称迷失空间方向,使运动员失去对自己在空中位置的感觉,并可能导致受重伤。 这一现象也可能由极端压力和创伤带来——拜尔斯本人就曾承受过这种压力。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萨利·詹金斯(Sally Jenkins)写道:“‘心理健康’这个短语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让你直接忽略发生在西蒙娜·拜尔斯身上的事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她身上正在发生什么。 “时至今日,美国奥运官员仍在继续背叛她。 他们否认他们有法律义务保护她和其他人免受强奸犯、恋童色情狂拉里·纳萨尔的伤害,他们继续借司法操作来逃避责任。 对她来,受摧残是一个发生在当前的事件。”

让我们直言不讳:西蒙娜·拜尔斯是一名在精神、情感、性和身体等多方面受到创伤,并在其综合影响下参赛的运动员。 她的身心联系会在这一时刻出现障碍,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但作为完美的运动员和成熟的女性,拜尔斯也明白头脑在空中迷失方向所带来的危险。 她没有勉强,而是有勇气拒绝不惜一切代价要赢的文化,并说:“不要了”。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把她的谦卑和勇气误认为是羞辱,是自私自利的,是对个人幸福的偶像崇拜。 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拜尔斯的动机。 我们甚至常常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情况。 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在一个经常摧残人的文化中,她是如何应对人类的限制的。 当我们面临类似的困境时——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事工还是人际关系中——我们也可以谦卑地拥抱我们自己的人性的脆弱,并有勇气如实地讲述它。

基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尊重我们经常蔑视的身体。 最终,正是他愿意接受人类肉体的限制——软弱、疾病、迷失方向——才使我们的救赎成为可能。 那么,对于拥抱自己的极限也会导致自由和生命,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

保罗在《腓立比书》4:13中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庆祝意志的胜利,但我们可以学习从另一个角度来读它。 因为就在下一节,保罗这样写道:“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如果说谦卑教会我们拥抱自己的极限,那么勇气则使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这些。 作为回报,我们能够打破璀璨的恶性循环,并得到我们需要的照顾。 周三晚上,在评论员们断言这是她最大的失败之后,拜尔斯在推特上说:“我所收到的涌流的爱和支持让我意识到,我比我的成就和体操更重要。我以前从未真正相信过这一点。”

愿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汉娜·安德森是(Hannah Anderson)《受造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谦卑的根:谦卑如何磨练和滋养你的灵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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