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7日，长期在中国宣教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伦敦他的家中去世，全球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哀悼他的离世。中西方的政治领袖和一般的信徒都为失去了 “一位基督教任何派别（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还是新教）差派到中国的最伟大的宣教士之ㄧ” 而深感悲伤。
李提摩太于1845年出生于威尔士农村的一个浸信会家庭，并在那个世纪中叶的一次基督教复兴中受浸。李提摩太有一次听到一篇撒母耳记上15：22的讲道，他领受了神对他的宣教使命呼召 – “听命胜于献祭”。 不久后，他入学哈弗福韦斯的浸信会学院 (Baptist College in Haverfordwest.)。
李提摩太很快就确认中国为他的工场。他确认中国 “作为最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日后必能把福音传播到其他 “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他原本申请加入戴德生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但在戴德生的鼓励下，他选择留在自己的宗派，加入英国浸信宣道差会，并在1870年抵达中国。
在接下来的 45 年里，李提摩太的宣教事业持续扩展，涵盖了许多方面在人无法想象的工作。在毁灭性的华北饥荒(1876-1878) 期间，李提摩太被要求带领宣教士饥荒救济工作，在山东和山西省拯救了十五万多人的生命。灾后李提摩太留在山西，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孤儿院，提供职业培训以支持当地的复原工作。
李提摩太的饥荒救济工作在山西培养了第一批新教信徒，使该省开放宣教事工 — 李提摩太把不同的宣教团体组织起来在全省分发圣经的部分书信。他决心要避免任何未来的饥荒，透过科学讲座和书刊来打开当地精英的眼睛。在他向精英们分享福音的过程中，他带领了当时常年吸食鸦片的学者席胜魔接受福音。
1892年，李提摩太开始担任中国基督教文学会理事。他通过学会的众多刊物向中国青年士大夫介绍了基督教、科学和现代世界，直接影响了世纪交接之际的中国现代化及政治改革的进程。
1900年夏天，饱受贫困、压迫和迷信困扰且心怀不满的中国青年在义和团事件中蹂躏了中国北方。义和团又称为“拳匪”，这是因为他们在仪式中使用武术，号称刀枪不入。这些来自农村的愤怒的年轻人团队以外国人及他们的外国宗教 — 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为目标，在短短几个月内，杀害了近200名外国宣教士和数千名中国基督徒。
在山西的状况尤为激烈。事后，地方官员请李提摩太出来帮忙与各个不同的宣教机构协商解决赔偿。他说服了那个夏天在山西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各个宣教团体，搁置赔偿要求，转而接受省政府的一笔钱。而李提摩太随后用这笔钱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后来的山西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李提摩太担任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他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消除那曾经促长如义和团那样的暴力的迷信，还可以防止该省未来发生饥荒、改善当地经济，并通过装备地方传道人来推动福音在山西的传播。
李提摩太因所有这些成就获得中国和西方所颁与的多项荣誉和奖项。当然，像所有宣教士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他的大胆和自信带有强烈的个性，导致他与浸信会宣教差会以及其他宣教机构的同工发生冲突。
因着李提摩太对中国精英传福音的关注、将福音本土化的努力、以及他缺乏在神学上使用精确语言的兴趣 (李提摩太在他的福音宣讲中总是热情大于精确) ，在他的事工后期遇到了麻烦。时至今日，许多学者将李提摩太对某些中国佛教和民间世俗信仰的独特解读理解为他晚年在中国转向宣扬普救论 (universalism) 的证据。
与众不同的宣教士
当读到李提摩太这位人道主义者、宗教学者、出版商、教育家和政治影响者时，很容易忘记他同时也是一位宣教士 — 而这才是他希望自己被认定的身份。虽然历史学家仍然对他在过去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角色感兴趣，但今天的教会需要聆听宣教士李提摩太的意见。在他从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方法中，有三个特点尤其值得铭记。
首先，李提摩太非常重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布道模式来适应中国文化。他深信上帝爱中国人是按中国人原本的样式来爱他们，要他们信耶稣，并不是要他们不再做中国人。 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中国新教宣教大会发表讲话，明确的阐述他的想法：在不牺牲基督教的真理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减少像个外国人的态度，而要有更多同理心。我们在家乡的弟兄们用适应西方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我们的任务则是用适应中国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
李提摩太非常努力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将他的宣教方法从他年轻时在威尔士所用的模式和具有的成见转变为围绕中国文化经验的宣教实践。他选择深入本土文化，全为了让福音在中国人心中扎根。这股本土化的热情，在它对宣教士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的谴责中圆满。这在今天对于福音传播成功与否，就如同李提摩太的时代一样重要。
其次，当华北饥荒开始夺走李提摩太在山东偏远内地的朋友和邻居的生命时，他没有去询问宣教事工内容里是否应该包含人道主义工作。由于因绝望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在他周围激增，有天，他的中国同工敦促他逃到沿海城市的安全地带。他整夜祷告：
“这是我面临的危机。我应该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离开，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继续做我能做的事情？难道这些穷人中有许多人比我犯更多的罪，以至于他们会灭亡而我却能活下去吗？”那天晚上我曾起誓，在我离开之前，我会把我最后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而我若离开，也必是为要去寻求外面的帮助。上帝似乎听到了这个誓言。”
他的这个看见很快就成了他的一种信念: 上帝的国对他的今生及来世都重要，且有掌管他生命的权柄 — 当李提摩太看到他在人道主义上的努力能帮助传播福音时，他的信念得到了证实。华北各地饥肠辘辘的男女老少在吃饱饭的同时，不仅听到了福音，还亲身体验了耶稣在行动中的爱。这种实际的见证成为了山西基督新教的基础。愿我们的教会都充满像李提摩太一样的基督徒，不仅传福音，而且用他们的行动证明福音的价值。
最终，所有这些经历都加强了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邻舍的认同感，使他产生了发展中国本土教会的强大决心。当李提摩太离开拥有大量外国宣教士的山东沿海，在内省独自生活和工作时，他从一开始就决定鼓励新皈依者在自己的家中聚集敬拜，而不是去他牧养的中央教会。每个月对周围村庄的基督徒进行的家访使李提摩太能够识别出那些具有天生领导能力的人，然后他对他们进行门徒培训。
李提摩太大大地调整了他对教会、敬拜、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过程的理解，为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样式腾出空间。他对这些新加入的中国信徒的忠心回应感到惊讶：
“这些基督徒中的许多人热心、委身和奉献，不仅耐心地忍受迫害，而且奉献他们的时间和财产、离开他们的农场和商店。有时为了传福音所需要的钱而去卖掉他们的土地，简直令人震惊。”
给予当地基督徒寻找自己的基督教样式的自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热情和委身感，从而结出了更多的福音果实。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时代，西方基督徒最好效法李提摩太的榜样，认识到并非每个教会都得看起来跟我们的教会一样。
宣教士李提摩太应该被仍然在致力于大使命的西方教会铭记，也被世界各地致力于福音事工的教会所铭记，最重要的是，被正在追随李提摩太足蹟的新一代中国基督徒铭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李提摩太透过信心的眼光预见到中国将经历一个 “百万人皈依” 的时代，这个想法被多数人视为一个浪漫的梦想，或是除非基督教的教义被简化或严重世俗化后才有可能发生。
一百年之后，李提摩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个世界仍然在为中国教会惊奇增长的速度惊叹。在李提摩太去世之时就已存在的一百万个中国基督徒在上个世纪又急剧增加。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 6000 万基督徒。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总人口超过一亿 — 许多人期待这些人将成为自李提摩太所处的那个西方的黄金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全球宣教力量。
愿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效法李提摩太100年前的榜样，认真对待文化差异，展示基督的同理心，并致力于在上帝呼召他们的地方建立忠心的地方教会。
安德鲁·凯撒 (Andrew T. Kaiser) 著有《遇见中国：李提摩太宣教思想的演变(1870-1891)》和《上帝旨意的奔腾：1878年以来在山西的基督教宣教》。他和他的家人自1997年起就住在中国，提供专业服务和公益项目。
翻译: Yi-Ting Tsai 校对： T. N.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