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家路易·帕罗（Luis Palau）因肺癌去世，享年86岁。作为一位来自阿根廷、定居美国的移民，帕罗成为葛培理牧师最出名的继承人，在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分享福音。他的传道事工引导千百人决志追随耶稣。

帕罗向拉丁美洲的国家领导人传讲福音。随着苏联铁幕的终结，他的福音运动将包括新教徒、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的不同流派的基督徒集聚在一起。年轻时候他为葛培理作翻译，后来在他1978年正式启动自己的福音机构时，葛培理又为它提供资助。

帕罗是在拉美福音运动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开始传福音的。在二十世纪初，灵恩运动开始传到该地区。到了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厄瓜多尔的雷内·帕迪拉（Rene Padilla）和秘鲁的塞缪尔·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开始强调“全面宣教”（misión integral），对于当时的福音主义提出挑战，因为他们觉得它过窄地强调个人得救而牺牲了更宽广的社会关怀。但帕罗并未追寻同样的轨迹。他用西班牙语写作、批评解放神学，他的宣教事工则注重归信。但是，他后来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寻求主动地与社区结合，特别是他居住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帕罗非常好地做到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传福音、将属灵重点放在基督里个人的得救上，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圣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达伦·多楚克（Darren Dochuk）这样说，“即使不是齐备的社会福音，他的信息也是充满了社会关怀。”

在1990年代，帕罗的全球事工开始特别注重美国。他的儿子们在这一事工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受他们的影响，摇滚音乐会和社区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地成为他的福音传播活动的标志。1999年，《纽约时报》征询谁可能成为葛培理的接班人。帕罗是列首位的候选人。

尽管成年后一直生活在美国，帕罗依然通过广播与拉丁美洲保持联系。而当年正是通过这同一媒体，少年的他第一次听说了葛培理，并因此激发了他传福音的热情。他经常为他的福音活动购买黄金时段的同步转播时间。在公开讲道以外，他也出现在本地的电视上，回答观众的问题，带领当地人归主。

帕罗生长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30英里的小镇Ingeniero Maschwitz。他出生于1934年，是一个双语家庭里七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民自西班牙，而母亲的家里则是苏格兰和法国后裔。在一位英国石油公司高管爱德华·罗杰斯（Edward Rogers）送给帕罗的母亲一本《圣经》后，帕罗的父母，老路易·帕罗（ Luis Palau Sr. ）和玛蒂尔达·鲍尔福·德·帕罗（Matilde Balfour de Palau），成为基督徒。罗杰斯在帕罗的孩童时代对他有着非常关键的属灵影响。在帕罗的父亲意外去世后，罗杰斯在经济上帮助这个家庭走出困境。

帕罗自己的归信经历发生在1947年的夏令营期间，是营地的一位辅导员带他信基督。

“关于你是怎样接受耶稣的，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只是必须是你自己的”，帕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有的会有那种大马士革路上，天上射下来光茫，将‘罪魁’带入耶稣怀抱的经历。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孩子，刚开始学习罪意味着什么，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看起来好像是在寒雨中照在《圣经》书页上的一道摇动的手电筒光柱。在我们的皈依中，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真实性。

帕罗从小就跟着双语的父母学习英语。他受的教育大部分也是用英语进行的，一开始是在英语寄宿学校，后来则是在一所与剑桥大学有关的学校。

在完成学业并在伦敦银行的一家分行找到工作后，还是一位阿根廷少年的帕罗第一次在广播中接触到了葛培理的声音。仅仅几年后，帕罗自己就请求当地的电台允许他讲道。原本想当律师，帕罗现在开始梦想以葛培理式福音大会特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福音布道。就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由来访的美国牧师、作家雷·斯泰德曼（Ray Stedman）主持的查经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泰德曼敦促阿根廷人前往美国接受传道事工培训。

到达加州旧金山湾区后，帕罗与斯泰德曼住在一起，斯泰德曼同时也在指导年轻的查克·斯温多尔（Chuck Swindoll）。作为导师，斯蒂德曼不仅仅是指定书籍或做出建议。他带着帕罗参加会众的心理咨询班，拿他的律法主义背景开玩笑，以出人意料的坦率对待他，讲一些似乎犯禁忌的故事。斯蒂德曼鼓励帕罗去达拉斯神学院学习，但帕劳对四年的承诺感到畏惧，于是选择了穆特诺玛（Multnomah）圣经学院（现在的穆特诺玛大学）一年的课程。

在穆特诺玛，帕罗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帕特西亚（Patricia），她是俄勒冈人，有着自己的向全球传福音的梦想。婚后，夫妻俩先后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海外宣教（Overseas Crusades）的传教机构工作过，后来搬到了底特律。家庭规模不断增长，他们最终有了四个男孩，帕罗决定在俄勒冈抚养他们的孩子。帕罗继续出差旅行，而帕特则留在家里。他曾经计算过，在婚后57年的时间里，由于出差他们已经累计分开了15年。

帕劳后来写道：“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儿子们生命中珍视的许多最珍贵的时刻，都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降临、过去的。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但确实很伤感那留下的许多美好回忆里我并不在场。”

在葛培理访问阿根廷时，帕罗短暂地见过他。但在帕罗接近30岁时，他们的人生又有了交集。帕罗以葛培理为榜样，效仿他以城市为中心的策略，提命成功的商人进入他的事工委员会，在他的讲道中提到各种时事，挖掘著名的运动员在他的活动中作见证，除非是具多样性背景的教会联盟邀请他，他不会试图去办布道会。在服事开始之初，他曾为葛培理当翻译。在他们几十年的漫长服事过程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合作过。

帕罗的福音大会经常是承接当地教会和圣经协会几十年的事工。除了向参加的众人讲话外，帕罗和他的福音团队还寻求和地区领导人会面。CT在1974年报道说，“与危地马拉总统卞罗斯阿兰纳奥索里欧（Carlos Arana Osorio）原计划的二十分钟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接受了帕罗赠予的一本《圣经》，说他要研究它。”

也许帕罗的朋友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后来被判定犯下种族灭绝罪（判决后来又被推翻）的危地马拉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他和一些福音派领导人是朋友）。“有一位基督教总统作为典范是很好的”，在1983年帕罗这样告诉CT，“神的手似乎放在他身上。”

尽管他做的是国际传道事工，而20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又政治动荡，但帕罗因为很少评论政治而著称。

“那些蒙召进入政坛的人，应该把它当作主的事工。我不在乎他或她是左翼、右翼、无神论者或宗教领袖，我总是告诉政治家们，‘你的职位是神的授权，你是神的传道人’。”帕劳在1996年说道，“所以，我鼓励他们思念公义和正直，为穷人和有需要的人辩护。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作用。”

除了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帕罗还与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根廷人的豪尔赫·贝戈利奥（Jorge Bergoglio）长期交好。当这位朋友在2013年成为教皇方济各时，帕罗为这一任命欢呼。

“因为阿根廷，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对福音派基督徒的开放性，这都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在2013年告诉CT，“我有点激动，因为我了解他。”

这种普世合作的精神也是帕罗福音大会的标志，往往反映了与当地教会数月的实地合作，以及在原本长期疏远的基督徒之间建立信任。通常情况下，这些合作延伸至新教教会以外。在埃及和俄罗斯等国家，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不和，这些福音大会成为伙伴关系的催化剂。在中美洲，天主教徒和灵恩派人士参加了他的活动。

但这种友情不一定延伸到他所定居的国家。1976年，因五旬节派和非五旬节派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帕罗取消了在芝加哥计划的一次针对西裔基督徒的福音大会。

“有趣的是，在世界各国里，美国是各教派最难于合作的国家。帕劳在1996年对CT说：“美国大谈‘在上帝之下成为一国’这个主题，但这纯粹是理论而已。一个全城范围的福音大会的主要工作，不是去触及那些未皈依的人，而是把教会们聚集在一起，去接触那些未信主的人。”

尽管他的阿根廷背景，但当他离开南美后，帕罗的神学训练、人际关系和事工结构意味着世界上许多人都把他视为美国人。

”他采用了葛培理的模式。他背后有这个了不起的组织，它提供了问责制、管理专业知识、筹款途径、合法性等。”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宗教学副教授丹尼尔·拉米雷斯（Daniel Ramirez）说，“这来自美国，而不是来自拉丁美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罗越来越注重在美国的活动，其模式也开始与他以往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所采取的有所区别。他的儿子们说服他，把crusade（crusade 原意为十字军，也被葛培理、帕罗用来称呼自己组织的福音大会——译者注）这个词换成 festival（即节日——译者注），尽管这个建议他一开始是反对的。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开始把活动场地从体育场馆换到市中心的城市公园。许多活动也开始包括社区服务项目。在一次春假期间，他通过卫星广播对几十个教会进行讲道，鼓励会众通过沙滩派对与当地乐队、演讲者和当地体育活动与大学生进行接触。

“他显然是正统的，但同时也不招人讨厌”，惠顿学院葛培理中心的执行主任埃德·斯泰泽（Ed Stetzer）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做到的，他做到了。”

几年后，他在波特兰地区的事工，与已公开其同性恋者身份的当时的市长建立意向性关系，与这个以世俗和进步的名声而自豪城市合作，这些都引起了关注。有时，帕罗担心事工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服务社区，可能会喧宾夺主地压过他被呼召去做的福音工作。

“我们有可能会转一圈又回到原地，就像自由派一样。”他在2008年对CT说，“我们不能因为与政客共进午餐而淡化福音。我致力于传扬耶稣的血和耶稣的十字架。”

通过他在美国举行的福音大会，他还寻求加强与拉丁裔社区的意向性关系。

“拉丁裔是最有条件将福音信息传到这个国家的，因为我们对家庭的高度承诺，也因为拉美裔对福音有一种狂热的感觉”，帕劳说，“我只要提到一段圣经，他们就会爆发出掌声！” 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体育馆的集会上，帕罗抛出了一段圣经经文的前半部分，观众们朗声回应剩下的部分。

帕罗还认为拉美人可以弥合两极分化的白人和黑人社区。他表示，“我们没有像白人那样将自己与城市的问题隔离开来，我们也没有像非裔美国人社区那样的历史伤痛。”

“拉丁裔涌入福音运动，也将改变福音派教会本身”，帕罗说，“主流福音派教会在当前文化中已经变得太舒服了。它已经失去了火气，失去了对是非的信念。”

尽管帕罗所到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都存在很大争议，但除了一些个例，他基本上避免了冒犯各方。1977年，帕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威尔士6万多人进行了演讲。但在2005年，卡迪夫市因帕罗的“极端福音派信仰”而取消了对他的接待。同年，帕罗敦促中国家庭教会正式注册，以“获得政府更大的自由和祝福”。他的言论引起了宗教自由倡导者的强烈批评。

即使他的事工在美国不断扩展，帕罗还是哀叹西方世界缺乏传福音的热情。

“然而，在北美和欧洲，我发现虽然有关传福音的讨论很多，但真正的传福音行动却很难察觉。”他在1998年告诉CT，“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乐于支付任何金额去听一场音乐会。

他们把文娱中心挤得满满当当，参加敬拜会，甚至是代祷属灵征战大会。但是当谈到面对面的争战，也就是善意而直接地与人谈论他们对基督的需要时，人数突然减少了。在太多的教会中，对于向他们的城市宣讲福音的挑战，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很昂贵’。”

15年后，帕罗对自己的信念愈发坚持。

“我们基督徒——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遍有这样一种观念，以为我们甚至在开始与别人交谈之前，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帕罗说，“圣灵说，他要证明世人在罪、在义、在审判的错误。你相信吗？我相信。”

帕罗身后健在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许多孙辈。

翻译：吴京宁